围绕着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朱元璋画像，据说，曾经死过不少人。朱元璋这副尊容，曾经被当时的人们称颂为“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按照今天的眼光看去，朱元璋的长相如果不能说是丑陋，至少应该算是相当怪异了。历史记载说，为了给朱元璋画标准像，一些画家被召到宫廷，他们兢兢业业，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专业水准、一丝不苟地照着皇帝本人的相貌画出，结果，这样的画家都被皇帝砍掉了脑袋。
后来，一位聪明人悟出了其中道理，于是，对朱元璋的脸型加以较大规模的修饰，着力于眉目传神，侧重于理想表达，便有了这幅据称是不怒自威的皇帝像。据说，朱元璋见了这幅与自己本来面目没有太大关系的画像后，十分欢喜，认为其“谀而不佞”，就是马屁拍得恰到好处的意思。于是，这位经过呕心沥血、苦心加工，几乎凭空创作出来的慈眉善目的富贵老人，就成了朱元璋的标准像。而那位善解人意的聪明人也受到了奖赏与表彰。
不过，今天的人们从史料中可以知道，这幅画画的基本不是事实。
有一种说法，说是刘伯温第一次见到朱元璋时，曾在心中大吃一惊，深深为朱元璋那怪异的相貌所震撼：高额细眼，凹鼻阔唇，耳虽小廓却厚，颊虽突而颏硕；身长而背弓，腿长而膝弓，腰粗而肩窄，手阔而指细；行动如虾在水，声音则鹰鸣而猿啼。据说，刘伯温一见之下，便据相术得出结论：此人之相，兼具大贤之厚朴与大奸之残暴。结果，后来的朱元璋，果然以自己的行为，准确地证明了刘伯温之所言不虚。对这段说辞，我们不必追究其真假。事实上，它是后人附会发挥的可能性很大。不过，它至少在刻画朱元璋其人的容貌与作为上，相当传神。这里对相貌的描述，显然更接近未经艺术加工的那幅标准像。
史家一般倾向于认为：由朱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帝国，将中国的帝制文化传统推到了极致，是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集大成者；对于帝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中华民族集体性格的塑造，影响既深且巨。如果我们同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如果我们同意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的话，那么，对于今日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那一部分，很有可能就来自朱元璋的大明帝国，而不是后来离今天更近的大清王朝。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对朱元璋与大明帝国了解的渐次加深，我们会发现：围绕朱元璋两幅画像所发生的故事，相当意味深长。
朱元璋祖籍沛县，与一千七百年前的汉高祖刘邦勉强可以攀上同乡。他们还有一样相同的地方：在中国所有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平民出身，其他人则基本上是以豪门世族起家。这可能是刘邦对朱元璋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
与刘邦比较起来，朱元璋的出身更加卑微。
刘邦起兵前，还有一个亭长的头衔。亭长是始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官名。当时，在国与国之间的邻接地区设亭，置亭长，以备边事。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十里为亭，设置亭长，负责管理乡村间十里方圆的治安警卫、过往人等，并治理民事，属于帝国最低一级的小吏。其管辖范围，可能略小于我们今天的乡镇长。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常常能够影响普通百姓们的祸福荣辱；因此，至少在百姓面前，他们可以神气十足。
比较起来，朱元璋则恰好是受帝国这些最基层干部管制的平头百姓。
按照今天的概念，朱元璋的家庭成分应该是雇农，属于乡村赤贫阶级。他的祖先，几经逃荒流浪，到他父亲一代，方才定居在濠州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靠租佃耕种别人的土地为生。这个濠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县。公元1328年，即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这里。
朱元璋父族一系世代务农，值得表彰的事迹不多；他的母族一系，特别是他的外祖父却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朱元璋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加了南宋与元朝铁骑的最后殊死一战——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是次大战，以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令自己的妻子儿女跳下大海，随后，背负六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告终。就此宣告南宋帝国的正式覆灭。激战之际，朱元璋的外祖父，这位陈氏老先生在血肉横飞中，被打落海中，在一团混乱下居然传奇般地被人救上岸，并历尽千辛万苦逃，回了老家。此后，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并且一口气活到九十九岁方才谢世。至今，我国各地时常可以见到此类民间人士，他们蜗居一地，常常是当地声名远播的知名人士。
按照时间推算，朱元璋出生时，距离那场大战过去了五十年；朱元璋童年甚至少年时，这位老人应该依然健在。我们可以想见，这么一位经多识广的老兵，对于少年朱元璋的心智影响想必不会小。
朱元璋的母亲是陈家二姑娘，据说，此女自幼开朗大方，深得乃父喜爱。于是，饱经沧桑的老先生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历史掌故和各地风土人情。有一种说法认为，长大后，陈二娘能歌善舞，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常常大受欢迎。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下朱元璋后，尽管家境千难万难，父母还是勒着省着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大约一年多将近两年的书。随后，为割草放牛、补贴家用而辍学。在母亲的教导下，朱元璋继续学完《
百家姓》、《千字文》等发蒙读物，为他打下了文字根底。并且，可能正是这样的一位母亲，打开了他的眼界与心胸。
公元1344年，即元顺帝至正四年，淮河流域遭遇大旱、蝗灾与瘟疫，半月之间，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大哥与大哥的儿子先后死去。一个虽然贫穷但不无温馨的家庭，霎时变成人间地狱。
当时的情形至为悲惨：朱元璋与活下来的二哥身无分文，没有棺木，没有寿衣，没有墓地，兄弟二人用门板抬了草席裹着的亲人，走到村外的一个山坡下时，下起霹雳暴雨，抬着门板的绳子断了，二人躲雨并找人借绳子。结果，回来后大吃一惊地发现，山土崩塌，已经将亲人埋在一个新的山包之下。当时，为了得到一块立锥之地以便埋葬亲人，他们兄弟二人曾经苦苦哀求一个大户，遭到拒绝；此时，幸亏这块山坡地属于一个积德行善的人家，他们才就此千恩万谢地葬下亲人。
这段往事，对于朱元璋创巨痛深。以至于数十年后，他已经当了皇帝，然而每每触及此事，仍然嚎啕痛哭，不能自已。并且多年不许臣民为自己庆贺生日，原因是会令他想起父母死时的惨状。
这一年，朱元璋十六岁。
不久，十里八乡之内，连树皮革根都被吃光，朱元璋走投无路，出家做了和尚。在此后的八年佛门生活中，至少有三年以上，他是在云游四方、托钵化缘中度过的。这种与沿街乞讨差不多可以等量齐观的生存方式，可能是在中国观察人间冷暖、体会世态炎凉、领略人类各色嘴脸的最好方式。很久以后，朱元璋在回忆这段生活时，曾经万分感慨地形容自己：“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具体遭遇，然其饥寒交迫、身心备受煎熬的情形却可见一斑。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青春成长期的经历，于人一生的影响至深且巨。对古人似乎亦可作如是观。我们找不到更多资料证实朱元璋在此期间究竟遭遇到了什么。当时的史料过于简略，朱元璋自己的回忆，则以形容居多，具体事例太少；后世的传记作品涉及此处时，或一笔带过，或多为想象。好在从古至今同类的事例堪称触目皆是。从这些事例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倘不是身陷绝境，一般人不会走上这条道路；
其次，走上这条道路之后，将人逼上新的绝境的概率大大增加。
经历过这种残酷生存方式打磨的人，比较起来，更容易出现两种极端的情形：那些为了讨回自己的工钱甚至不惜自戕的民工，大约是他们之中最为良善的一端；而那些于绝望之中铤而走险，充斥于当今各类传媒的犯罪报道，则告诉了我们另外一端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好死不如赖活着”之类犬儒主义算计和“胆小不得将军做”之类亡命徒哲学，便自然而然地分别成为上述两个极端的追求。
“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宁作太平犬，不作乱离人”，是中国人千百年前就曾发出过的感叹。然而，有一个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那就是：每次“乱离”之后，中国人总会以越来越高的热情，重复那些被事实无数次证实无效的庄严说教；然后，在一次次梦呓性的迷狂中走向新一轮同样惨痛的轮回。用今天人们喜欢的说法叫做：我不会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以此证明自己不是傻瓜。而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则在同一块石头已经至少绊倒了十数次，甚至几十次；且至今不悔，且自我感觉极佳。这恐怕已经给了人们足够多的理由，怀疑我们这个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政治品性。不管我们在数千年中发展出了多少足够机灵的政治计谋与花样。
由上述种种推回到来元璋身上，我们有理由相信：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肯定在他心理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形成了一个深藏于他的潜意识当中、终其一生都无法解开的心结。这是一个不能碰的死结。它不停地释放着巨大而可怕的能量；至高无上的皇权与帝国政治制度，则使这种能量变得根本无法阻挡，一路横扫过去，邪恶而且畅通无阻，令一切触及者必遭塌天大祸。
这可能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诸多行为的背景与心理基础之一。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一再有机会看到，大多的帝国施政与此相关，太多的人为此稀里糊涂地丢掉了性命。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是为公元1352年。这一年，天下已然大乱。朱元璋二十四岁，投奔造反的郭子兴部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四年后，即公元1356年，已经成为这支部队副元帅的朱元璋，率兵攻下集庆，更名应天府，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根据地。又过了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创建大明帝国，建年号为洪武元年，将应天府改名为南京。此后六百多年一直叫到今天。这一年，朱元璋四十岁，是为洪武皇帝，史称明太祖。在位三十一年。
据说，有一种理论认为，评价政治与历史人物时，不能用善恶的标准，而必须用历史的标准。所谓历史的标准，就是说只看此人是否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其他均可不论；或顶多是次要因素。这种理论显然为政治人物为非作歹不择手段，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和心理支持。幸亏此种理论不是出现在中国古代，否则，中国人所遭遇的苦难，大约会远远不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些。
不过，即便以此种理论衡量，我们还是无法截然判定：这位朱皇帝对中国历史究竟是推进了，还是促退了。原因仍然是：此人的作为实在过于复杂，且不论依照上述理论能否做出判断和做出的判断是否有意义。
事实上，不管这位皇帝如何复杂，如果我们不是从理论和概念层面出发，而是将他作为一个人来打量、从人的层面来开始工作的话，或许我们的讨论反倒会更加接近事实；或者换句话说，这样做的结果，至少不会更加远离事实。
我国东北农村有一个形容人幸福状态的说法，叫做“舒服不如倒着，好吃不如饺子”，意思是说，若能经常躺着不干活儿并且时不时地吃顿饺子，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回望600年前的中国农民，我们可以肯定和意图说明的一点是：农民心中的愿望或者理想，必定与他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状态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朱元璋是农民出身，有过多年在社会最底层游走流浪的痛苦经历，通过十六年时间，他在血肉横飞之中，踏着无数人的尸骨，登上了皇帝至高无上的龙椅。这样的经历与位势落差，必定会投射到他的内心世界包括潜意识之中，这应该是我们理解这位大明帝国开国皇帝的行为、帝国各种制度建设和施政举措的重要参照。
“从史料里我们知道，朱元璋在争夺天下时，有一个相当突出的特点：从很早的时候开始，他就能够像一块特大号海绵，源源不断地从周围将有益的东西吸附到自己这里来。从李善长、刘伯温、宋濂、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到那位来去飘忽的老儒朱升、名士叶兑、徽州硕儒唐仲实等，无一不是当时具有一流见识的人物。在中国历史的任何时代，此种人物均属珍稀资源；朱元璋成功地占有了这些资源。——他们无不在日常事务或者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贡献着自己的学识和智慧，从而营养了朱元璋。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学习过程。
到大明帝国建立起来以后，在各种记载中出现的洪武皇帝，已经相当娴熟自如地引经据典，探讨历朝历代治乱、得失之道了。而且到后来，他所撰写的一些诗词辞赋居然也算得上中规中矩有模有样，可以炫耀于人了。
显然，这位只读过两年私塾的放牛娃，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相当成功地同时完成了自己从草莽英雄到帝国君主的转变。当我们意识到这种转变是伴随着争夺天下的残酷厮杀一道完成的时候，理解朱元璋此后的所有表现，就应该不是特别困难了。
当了皇帝后的朱元璋，大体算是“自奉甚俭”，或许可以列入中国历史上最为克勤克俭的那一类帝王之中。
陈友谅垮台后，有人将他用过的一个饰满金宝珠玉的镂金床送到朱元璋面前。和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打碎后蜀国君孟昶那七宝尿壶一样，明太祖朱元璋也当即将这镂金床打碎。有一个侍臣在边上拍马屁，说：“陈友谅未富而骄，未贵而侈，乃其败亡之因。”朱元璋大不以为然，曰：“难道富贵了就可以骄侈吗?若有此心，富贵也保不住。戒慎戒惧地抑止骄奢淫逸，还怕做不好呢；何况放纵自己。”
据说，修建皇宫时，朱元璋下令将所有雕琢奇丽之设计全部取消，取庄重简朴，少施彩绘。妃嫔住处的墙壁与屏风，全部画上耕织图；太子东宫画朱元璋生平事迹图；朱元璋自己起居办公之殿堂内，则工笔大书历代治平之典章格言。
宫廷内部的空地上，不建亭台楼阁，不治山水花木，大多辟为园圃，栽种应时蔬菜。朱元璋自己时常流连于此，看人们浇水施肥，锄草捉虫。有记载说，朱元璋的餐桌上多用蔬菜，饭菜种类不多，甚少饮酒。与他后世子孙一年一个人的伙食费，便相当于今日百万元以上人民币的情形颇多不同。
登基称帝前不久，朱元璋曾带太子朱标来到南京郊外农民家中的茅草棚屋，让这个未来的接班人观察体会他们的生活，并告诫曰：“农民四季劳苦，粗衣恶食，国家之钱粮全靠他们供给。你要记住君主的责任，不可陷他们于饥寒。否则，于心何忍?”
朱元璋的勤于政务在中国帝王中应属罕见。他高度热爱那些枯燥繁琐的行政事务，日复一日，乐此不疲，且三十多年如一日，且不舍昼夜，从不觉乏味无聊。单是这股子劲头本身，就实在可以成为当代许多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资料显示，在三十一年时间里，这位皇帝除非生病，基本坚持每天两次上朝办公。早朝的时间冬夏不同，但大体上是在早晨四点钟前后就开始了。长年累月，寒冬酷暑，在没有空调暖气的古代，其辛苦可以想见。
《明太祖实录》和几种明人笔记中记载说，朱元璋时常沉浸在帝国事务之中，不论吃饭还是睡觉，但凡想起一件事，立即便要拿笔纸记录下来。若逢吃饭时，他通常将这些纸条别在衣服上。故而，他的衣服上常常会别着许多纸条，心情好时，他会戏称此衣为鹑衣，即破烂衣之意。
朱元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大体是：“务俾农尽力畎亩，士笃于仁义，商贾以通有无，工技专于艺业。”翻译成今天的语言就是：务必要让农民尽心尽力地耕种土地；文人士大夫全心全意地奉行仁义道德；商人好好做买卖流通货物；工匠专心致志地提高自己的技艺。
粗粗看去，这种将国民划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令他们“各安其生”的理念毫无新鲜之处，在中国至少已经通行了两千年。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当朱元璋将自己对此的理解与理想灌注其中，再用战争年代形成的自信、威望与如今帝王的权势予以强力推行时，事情立即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其影响所及，令此后六百年间的中国具有了大不同于以往世代的特色。
我们知道，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治国之道；今天人们不停谈到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则早就是我国历朝历代国家治理中的重中之重；至于“无农不稳”、“有粮不慌”之类当代治国智慧，根本就是普通的生活常识。朱元璋在上述问题上均曾经做出过极其富有创意的发挥。这些发挥，许多都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其别出心裁之处，着实令人耳目一新。
大量证据显示，朱元璋对于农民给予了相当深切的同情与关爱，对于解决当时的“三农”问题倾注了大量心血。从帝国建立之初的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五年，免征各地农民赋税的文告与诏令称得上连篇累牍。与此相关联，在各种场合的谈话、文告、诏令和对子孙教育中，朱元璋也曾无数次地表现了缓解农民疾苦的努力。由此判断，很难得出此人在这个问题上不真诚的结论。
此外，朱元璋制定的徭役制度相当先进，其核心，大体上是根据家财田产的多寡确定承担劳役的多少——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甚至不出，颇有些当代税收累进制的味道。致使今天还有学者盛赞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公平世道。
如果说帝国之初实行的计丁授田、移民屯垦、奖励生产、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之类在其他朝代也曾经实行过的话，朱元璋则把自己指导下的乡村建设推到了极致，在某种时刻，会令人油然想起那遥远世代的梦想，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诗般优美的理想画卷。
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肯定相当透彻地了解：对于农民来说，官吏们的欺压鱼肉有多么可怕、多么如狼似虎。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民朱元璋曾经亲身领受过各级官吏的厉害的话，那么如今作为拥有四海的天子，他当然应该更加透彻地知道：只有农村安静，整个国家才会祥和；任何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都可以看作是与他——朱家天子和朱家天下过不去。
可能就是基于此种认识，朱元璋才制定了那个著名的严禁官吏下乡、允许捉拿扰民官吏的政策。有证据表明，这条世界历史上都很罕见的政策，确曾在当时得到过相当坚决的贯彻执行。
史书记载说：北平布政司(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所属的乐亭县)农民赵罕辰，曾经率领三四十个农民将一帮县里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了首都。事情的起因是，乐亭县的主簿汪铎与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一起，设计了一个“佥派徭役”的把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找由头，策划一个项目，然后把该项目与全县的发展进步、前途命运、人民幸福与否联系起来，于是，老百姓自然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实，就是巧立名目摊派敛钱的意思。他们规定，县民中凡想逃避此徭役者，必须每人交纳五匹绢的费用。在当时，这五匹绢可不是一个小数目。结果，民怨沸腾之下，便发生了农民将八个县机关负责人捆绑起来押送京师的事件。
走到离县城四十里地的时候；这位县委办公室主任——县主簿汪铎央求赵罕辰：“我从十四岁开始寒窗苦读，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饶了我这一次，休坏我前程。”(朱元璋《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十七”)
结果，他没有被饶过，还是被送到京师。朱元璋下令将其砍掉了脑袋。
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还向全国通报表彰了“如诰擒恶受赏”的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江苏省常熟县的这位农民，率领自己的弟弟与外甥三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到首都告御状。结果，受到皇帝大张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奖他能干，赏了他银票二十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一千多元人民币，三个人各赏两件衣服，免除他“杂泛差役三年”，并通报全国予以嘉奖。
在这篇旷世罕见的奇文中，朱元璋严厉警告说：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嗣后，陈寿六若有过失，只有皇帝朱元璋本人有权力审他。
最后，朱元璋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其陈寿六其不伟哉。”——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
有一次，山西和浙江两个州县的学政、教谕进京朝见。朱元璋问他们民间情形怎样?庄稼收成如何?这两个人是教育官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州县教委主任，在皇帝面前不敢信口开河，于是老老实实回答说：于民事所知不多。谁知，朱元璋拍案大怒，曰：哪有久居民间而不知民情世务的道理?立即下令将这两个倒霉蛋儿撤职，流放到了边疆。
关于农民问题，朱元璋典型的谈话方式大体如下：
“昔日，在民间看到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心里常常会产生一种厌世的心情，恨不得能够马上替他们死了。战乱年代，见到这种情形时，也是同样心生恻然。如今，我代天治民，若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人，那就不但有悖于自己拯救百姓的愿望，也没有尽到代天的责任。你们务必要体会我的心情，好好安置那些贫苦无告的人，不可使天下还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明太祖实录》卷九六)
倘若不是了解这位皇帝青少年时代曾经遭遇过的苦难，让人很难相信这位杀人如麻的皇帝还会有这样的情怀。类似或不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或许的确是出自真心地在关心、保护着自己心爱的农民，他可能由衷地希望自己治下的农民能够过上安静富足的生活。
为此，他充满理想地精心设计了帝国最基层的乡村生活样式：
一切生活在帝国农村中的人们，都应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劳动，通过男耕女织的诚实劳动，缴纳皇粮——完成向帝国财政贡献的赋税并获取生活的来源，成为帝国忠实的良民。
那些游手好闲和无事生非者，则必须受到惩罚。
为此，帝国每一个乡村都要建设“旌善亭”与“申明亭”各一座。其功能是：旌善亭用来表彰上述良民及其令人称道的善行义举，他们的名字和好人好事将被严肃认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激励人心之向善；申明亭则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举凡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骂人、斗殴、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都要在此由年高望重者予以仲裁。审理仲裁中，老人可以酌情使用竹篦荆条等抽打案犯，但不许设置牢狱监禁；白天审问，晚上必须放回，第二天接着再审；那些行为不检者的名字及其坏人坏事，也将被一丝不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警醒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教民榜》，《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
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之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名日“乡饮”。届时，全体村民必须在进餐之前，聆听年高望重者发表训词报告和宣读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文件，所有行为不轨者将在此受到批评教育；其中屡教不改及态度恶劣的人，将被宣布为“顽民”，扭送到县政府去，他甚至包括他的家属，都将衫：发配或者充军到边远地区。假如被推举出来主；持这些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上述职责，那么他们也可能受到惩罚，严重者将会被发配或者充军边疆。
皇帝规定：上述惩恶扬善及乡村自治的过程，均不许政府官员干预；不论惩恶，还是扬善，官员的职责就是如实向皇帝报告。若地方政府官员敢于干预，则乡村主持者有权直接报告皇帝。那时，这个官员将会被一同治罪。这种双轨报告的机制，可能会使帝国各级官员们相对地收敛一些。
皇帝要求，全国每个村庄都要置鼓一面。凡到农忙时节，需指定专门人员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这个工作，一般由老人负责。其懒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责；若老人没有尽职，导致懒汉生活困窘，从而铤而走险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则老人有罪，将受惩罚。
皇帝还要求每个乡村都要选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于暮霭四合时分，炊烟袅袅之际，在乡村街道上，摇着铜铃，大声朗诵宣讲皇帝亲自制定的六谕：
——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长，要友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乐业，不要为非作歹!
为了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对他们的生产与生活做了相当细致入微的考虑与安排：
——“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粮和当差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麻烦。因此，你们务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丰衣足食。每户务必要按照国家号令，依法栽种桑树、枣树、柿子树和棉花。这样，每年养蚕生产的丝绵，可以丰衣；枣、柿子可以卖钱，遇到歉收年景可以当粮食。此事对你们老百姓有好处，乡村里甲老人务必要经常监督检查。若胆敢违背，家迁化外——流放到边疆去。”
这是朱元璋的一个极其有名诏令的部分内容。
当时，帝国政府作出了详细规定：每家农户必须按照一定数量与比例栽种桑、枣、柿和棉花。其中，枣、柿是如何解决了农民的零花钱问题并在灾年帮助他们渡过饥荒的，我们不得而知。从常识判断，想必还是能够发生作用的。而另外两项——桑与棉，则对我国经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作出上述规定可能是出自下列三个原因：
其一，朱元璋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对变幻莫测的汪洋大海心怀疑虑，基本或完全找不到感觉；
其二，与军事和政治领域不同，此人可能缺少经济上的洞察力与战略眼光，因此只能信守无商不奸之观念，坚持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
其三，割据浙江、福建一带的方国珍、陈友定残部逃入大海，并与日本浪人联手出没在东南沿海一线。
因此，朱元璋在宋、元时期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上大踏步后退。他多次下达严厉的禁海令，其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叫做“寸板不许下海”。其令人畏惧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在上文中动不动就看到的“家迁化外”——全家流放边疆和“族诛”——杀其全家等之中感受出来。结果，导致曾经给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高度繁荣、生机、活力与利益的国际贸易急遽萎缩，蜕变成了无论以今天的眼光，还是以当日的眼光，看来看去，怎么看都是高度扯淡的所谓“朝贡”贸易。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迁之化外”——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
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丁知业”。就是说，凡成年男子，各人从事何种职业，每人现在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奸人——就是坏分子论处报官。
农民则被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就是说，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早出晚归；何时睡觉?何时起床?必须互相知道。(以上均见《大诰续编》之“松江逸民为害第二，再明游食第六，互知丁业第三”)
此处透露出的信息，味道很糟；它是如此地乖戾不祥，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气息!
于是，我们知道，事情开始变得不好玩儿了。
这个国家已经和牧歌、田园诗之类不沾边儿了。它根本就使整个国家底部演变成了一个大型集中营，活泼泼的社会变成了弹性甚少、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被分割成无数个独立单元，相互间本来就少的联系，又被强力掺进互相监视的关系因素，于是基本沦为生产与生殖机器。期待着其间还会有多少生机、活力与创造力，实为奢望。
诚如我们所知，此种情形中的一部分在后来持续了六百年，就这样，朱元璋在大体完成对帝国社会底部形态理想化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他自己从放牛娃——农民——游方和尚流浪汉——争夺天下之豪杰——帝国皇帝这样一个心理人格的塑造。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会一再有机会看到：他的这种帝王人格塑造，还将在他对帝国社会中部与上部形态进行理想化塑造的过程中，惊心动魄地展开。与他已经做过的上述事情一样，其过程、结果和对后世中华民族的影响，至深且巨，创巨痛深。
这里所谓的帝国底部，显然如上所述，指的是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匠即手工业者和商贩而言。诚如朱元璋曾经做过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每当社会动荡之际，这一部分人便自然成为动荡的载体。将他们牢牢钉死在土地、职业与有限的活动半径内，是帝国安详、宁静的前提与保障，也是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前提与保障。这肯定是皇家最高利益之所在，也肯定是朱元璋的最高理想、出发点与目的地。
朱元璋对帝国底部形态的塑造，在其思想最深处，显然包含了对皇家利益最大化——帝国长治久安，皇家万世一统的深切追求。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为了实现这一理想，朱元璋所作的努力称得上是不遗余力。
首先，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问题并不仅仅出在农民身上。还有比他们更重要得多的社会力量需要关注。这更重要的社会力量，由帝国的另外两个阶层构成。只有像搞定农民一样搞定了这两个阶层，高高在上的皇帝才能够将自己的阳光雨露洒向人间的芸芸众生。从而真正实现皇家利益的最大化。
相对于生活在社会底部的农民，我们姑且把这两个阶层称呼为帝国的中部社会与上部社会。
所谓帝国的中部社会，指的是传统上所说的士绅阶级，包括了城乡豪门富户、地主和享有一定帝国特权的读书人。而所谓帝国的上部社会，则指的是占有了国家权力、社会公器的贵族及各级政府文武官员。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社会结构是一个标准的金字塔状结构：广大的底部是农民，向上逐层缩小，依次为士绅、官僚；金字塔的顶部是皇亲国戚，塔尖上坐着半是神格半是人格的皇帝。在这个结构里，至少在人们有效地改变了自己的身份之前，各个阶层之间一级压一级的等级就像我们一眼看上去那样分明而森严。
显然，这里的每个阶层都有他们各自需要追求最大化的利益，这是导致帝国内部充满冲突与搏杀的根源。
在帝国的政治博弈中，百姓虽然人数众多，却恰如中国象棋里那些没有过河的卒子，数量最多，基本处于时常被忽略不计的地位上。他们真正发挥作用，只有在接近残局的时刻。届时，这些拱过了河的卒子，没有任何退路地横冲直撞，虽然锋芒所向，甚至可以把老将逼宫至死，但其最大的功能，时常是为别人扫清道路，制造条件，譬如丢卒保车之类。他们自己则绝少机会，能够如朱元璋那般取而代之。
从过河卒子，到坐进深宫宝座，朱元璋深知世事如棋。他太了解卒子们的功能、品性、追求和利益所在了。他会满足他们。同时，也要将他们钉死在那里，永远不给他们拱过河去的机会。
如上所述，朱元璋对这个阶层的所为大抵如斯。
从上述事例中，或许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朱元璋搞定这个阶层的理想与努力大致上应该算是成功地实现了。
另外两个阶层的事情就远没有如此简单。
南北朝时期，一个出身门阀世族、夺了别人皇位的家伙曾经讲：我当上皇帝，纯粹是天命人愿，关天下士大夫屁事?表明当时门阀世族是政治舞台上决定性的力量。经过隋唐和五代十国，世俗地主及其读书人作为士大夫，逐步成为国家生活中的中坚力量，白衣卿相走上前台。到了宋代，则已经有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说法。以天下为己任，位卑未敢忘忧国成为文人士子们的普遍抱负或说辞。我们已经永远无法知道这种说法会如何演变了。原因是，它被来自两个方面的力量所强力打断：一个内在的方面，来自朱熹之流“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尽管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说法就是出自宋儒之口；另一个外在的方面，则来自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蒙古铁骑。
就这样，经过元朝的短暂插曲之后，到了朱元璋的时代，他所面对的就是由世俗地主、豪门富户、读书人、帝国各级官吏所组成的这样一支重要社会力量。这支力量，时常被人们笼统地称之为官僚士绅阶层——士大夫。
朱元璋对这些人的心理感受很有可能是极度复杂的。他们与农民不同。应该说，朱元璋对农民的所有作为中，有感情的成分存在。这种感情，或者来自他自己的农民出身与经历，或者是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那样，朱元璋深知：推动帝国庞大国家机器转动的能源来自农民的血汗；侵害他们就是侵害帝国——皇家的利益。而在朱元璋搞定豪门富户与帝国官吏的过程中，我们则完全找不到感情的因素。或者，如果说有感情的话，那也是一种深刻的戒备、憎恶与轻蔑。假如我们说，朱元璋将农民钉死在土地上，使他们变成了生产与生殖机器的话，其间毕竟还能看到若干温情与保护。而对官吏士绅们，则只能看到冷酷的利用与驱使，全如对待工具与奴仆；但凡感到不顺手、不如意，或者感觉他们有可能成为分庭抗礼、威胁皇家利益的潜在力量时，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无情的诛杀。推论起来，这种心态形成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总体上，应该不外乎如下因素：
其一，朱元璋的早期经历，譬如为埋葬父母亲人苦苦乞求豪门富户，应该足以在他心灵深处，对为富不仁者埋下仇恨的种子。
其二，元帝国官吏的污浊腐烂，纲纪堕落，其糟蹋百姓从而导致天下大乱、社稷倾覆的泛滥成灾，给朱元璋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足够引起他对帝国官吏们的深刻防范、蔑视和以刚猛手段对付之。
其三，作游方和尚时，对人情世态冷暖炎凉——“心滚滚乎沸汤”的体验，争夺天下时的你死我活、血肉横飞、背叛、杀戮、别人对他与他对别人的种种阴谋，足以使他心如铁石，并对人性深处时时可能被外界诱惑激活的丑恶与黑暗，不再抱任何幻想。
其四，对任何可能形成分庭抗礼，从而对皇家利益朱家天下形成威胁或潜在威胁的高度敏感与警觉。
其五，经过扫荡群雄拿下江山、极度庄严亦真亦幻的登基大典、无数文人武将士大夫三叩九拜热烈赞颂、传统文化一代代坚定而不容置疑的反复论证，足以使他和他的臣民们坚信：他就是上天选定的真命天子，他就是在“代天治民”。因此，维护皇家利益就是维护上天和国家的利益，执行自己的意志就是执行上天和国家的意志。从而，在视臣民如草芥包括茶毒那些开国功臣时，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与歉疚。
事实上，士绅与官吏这两个阶层的确与农民不同，他们不是一盘散沙，也不是被装进麻袋里的土豆。他们之间左右交错上下勾连，其利益之最大化常常需要在这种相互关系之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四两拨千斤——将帝国国家公器的力量转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就成为帝国官场常用常新的手段，从而，使他们变得能量极大，花样百出。那些官官相护、官绅相护之类的形容，显然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后来许多年的徐阶。这位享有广泛正面名声的帝国重臣，并非出身于大户人家。但是，当他担任了十数年相当于帝国副首相、首相的官职之后，其远离帝国首都的家族，已经成为当地拥有六万亩——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应该是数十万亩——土地并横行乡里的豪门大户。由此导致了他与那位比他名声还大的清官海瑞之间影响巨大的直接冲突。除了道德教化之外，帝国政治文化缺少更有效的基因性机制，用来防止这种情形的出现，防止士绅变成土豪劣绅、官吏变成贪官污吏。于是，这种情形自然形成了一个无法医治的周期性顽疾，成为帝国那些具有政治善意的政治家们心头永久的痛与挥之不去的梦魇。
这一切，可能是除了上述心理因素之外大明帝国开国皇帝采用铁腕治理这个国家的根本原因。这是一场真正旷日持久的战争，贯穿在朱元璋当皇帝的三十一年之中。当它与其他因素交织在一起时，便深刻影响了当时与后代社会。
在这场战争中，朱元璋的杀伐决断、无所不用其极，称得上骇人听闻；而豪强富户和帝国官吏，则在这场古已有之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中，充分体现了前仆后继的精神；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力，着实令人叹为观止。于是，多种因素绞合作用，于波诡云谲血雨腥风之中，注定了大明帝国诡异乖戾的命运。
朱元璋扫荡豪门大户的工作，早在大明帝国建立之前，已经开始。
当年，刘邦定都长安之后，曾经把十万天下大户强制迁离本土，填实关中，是谓“强本弱末”之术。朱元璋效法之，于公元1367年，消灭张士诚政权后，立即将一大批苏州富民迁徙到他的老家凤阳；八年后，即洪武七年，朱元璋再次下令将十四万江南富户强制迁到凤阳，以填实帝国中都。
据说，正是这两次大规模迁徙，造就了凤阳的乞丐大军。
与此同时，帝国实行了一项“粮长”制度。规定：每一万石税粮为一个纳税区，由当地富户担任粮长，负责税粮的催征输解。这是“许拿下乡官吏”，割断政府官员假借税粮鱼肉百姓的一个替代方案。朱元璋为此项发明相当得意，说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高招，并且给予这些粮长们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优惠待遇，直至从中直接选拔帝国官员，甚至高级官员。以至于很多年后，大学者顾炎武还在他那本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说：“当时，父兄们经常教导子弟，做粮长比参加科举考试还好。”
谁知，一些有财有势的粮长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希望更快捷迅速地得到更大的财与势。他们想出的主意相当富有中国特色，比如将自己及其亲友们应当缴纳的税粮，分摊到纳税区的众人头上；比如除了该缴纳的正粮之外，再加上各种附加费；这些附加费的名目可以达到十八种之多，通常是正粮的数倍以上；比如将收缴上来的税粮当作高利贷放出去，再对上申请延期缴纳，等等。同时，辅之以“临门吊打”、拆屋揭瓦、逼卖家产等手段。表现出极高的智商水平和非道德勇气。
朱元璋对此类人物一般采取的措施就是杀之，并抄其家。在他的《大诰三编》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一次杀头抄家一百六十个粮长的记录。有一个号称浙江金华首富的杨姓粮长，放出狂话，说是皇帝征粮万石，不及他一个田庄的收入。结果，解粮进京时，朱元璋召见，问他：“粮食何在?”他回答说：“霎时便到。”朱元璋“哼”一声：“杀时便到吗?”立命拉出去砍头。消息传出，其家人四散而逃，家产被当地人抢掠一空。据说，有一次朱元璋梦见一百个无头之人跪在阶下。十天后，有一百个粮长解粮到京，恰好全部没有足额按期缴纳。朱元璋下令格杀勿论。(《九朝谈纂》卷一引《冶城客论》)。
在朱元璋当政的三十一年中，曾经至少发起过六次大规模整肃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的运动。有学者认为，在这六次大清洗中，大约有十万到十五万帝国官吏与豪门富户被杀死。因此，有国内外学者将其称之为“有计划的屠杀”。
这六次屠杀的情形不尽相同。其动机与目标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的目标针对着贪官污吏，如洪武四年的甄别天下官吏，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洪武十九年的“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大约可以归入这一类。朱元璋习惯上将此类获罪者称之为“不肖无福之徒”。
另一类则主要针对可能威胁他的皇位，或者可能威胁到他的继承人皇位的那些开国功臣们。这一类基本上属于政治谋杀。包括从洪武十三年一直绵延到洪武二十六年的“胡蓝档案”和洪武二十三年的“罪妄言者”。朱元璋将此类人称之为“奸党”。
在针对第一类目标的战场上，朱元璋的胜利短暂而暧昧。
在打击这些所谓“不肖无福之徒”时、朱元璋显得随心所欲，但却有一个相当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尽可能地扩大打击面，最好将那些豪门富户们攀扯进来，同时，不惜采用最为严酷的手段。
“空印案”，几乎是当时人人皆知的冤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其缘起，用今天的语言描述相当简单。大意可以表述为：户部，即帝国最高财政机关，在每年审核各地例行财政报表时，要求严格，精确到了小数点以后的多少位数字，稍有不合，立即作废重报。于是，各地进京申报报表的财务人员为了少跑冤枉路，就在进京时，携带了盖好本地公章的空白报表，以便与中央机关核对过数字后，或者在遭受到刁难时，就地重填。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当时没有电话等，且最远的省份来回一趟需要几个月时间，时间、精力、花费等等，个中情形，相当苦恼。按理说，用这种东西是造不出有价证券来的，人们也很难靠这里的数字营私舞弊。因此，此种做法已经普遍应用，为各方所默认接受。谁知，朱元璋偶然知道了这个情形后，认定自己发现了一个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惊天大案。于是，这位缺少财务知识的皇帝立即发雷霆之怒，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即一把手全部处死，副手以下官员打一百棍，充军边疆。当时，全国有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省；141个府，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192个州，相当于今天的1013个县。这一千三百多个官员，不论良莠好坏，全部被杀掉。
“郭桓案”则号称是洪武朝最大的贪污案，发生在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这位郭桓时任户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全国最高财政部门二把手。据说，在这个官员勾结舞弊的大贪污案件中，被贪污了的财物总计可以折合精米二千四百多万石。差不多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税粮收入。朱元璋要求对此案一追到底。就是说，要从中央部门开始，一级级地追查出所有犯罪终端。
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中央六个部和全国各地、各级的大部分官员被牵连进去。朱元璋自己说：此案“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
明史》的《刑法志》记载说：“自六部左右侍郎，即从中央六部每个部两位副部长开始的以下官员全部处死；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处死者数万人。”由于“寄赃遍天下”，所以，“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就是说，朱元璋毕其功于一役，将天下的贪官污吏和豪门大户一网打尽了。其中有多少冤魂怨鬼无从查考。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如此大面积打击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就又有一百多人犯了贪赃害民之罪，闹得我们的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是一头雾水。他连连感叹说：“唉，唉!杀的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亲眼所见。怎么前边的尸体还没有挪开，后人就脚跟着脚地开始为非作歹了呢?人们难道都不拿法律当回事儿吗，如此前仆后继地贪赃枉法?吁!可谓之难教者欤，难禁者欤!”(《大诰续编》“朝臣蹈恶之五十”)意思是真称得上是难教育、难禁止呀!按照帝国法律的正式规定，对于刑事犯罪者包括一切贪官污吏的惩罚，只能使用五种刑法：笞——鞭打，杖——棍打，徒——监禁，流——流放，死——处死。朱元璋大约是杀得手滑兴起、恶向胆边生的缘故，他索性完全踢开了这些规定，把我国历史上那些极富创意的杀人手段大多搬了出来。这是一些真正富有想象力和高度技术含量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大约会列入独一无二或绝无仅有之属。它们包括但不限于：刷洗，其含义是：将不断沸腾着的开水浇在人体上，然后用铁刷子刷，直到剩下一具骨骼；秤杆，其含义是用铁钩将人心窝钩住后吊起示众，直到风干；抽肠，其含义是于肛门处将人的肠子抽出，直到掏空内脏；锡蛇游，其含义是将熔化的锡水灌进人口，直到灌满腹腔。此外，为朱元璋最广泛推广使用的，则是剥皮实草。就是把人皮剥下来，将里面塞满草，然后放置在官衙门的办公桌旁。据说，当时，差不多在每一个地方的官衙门前，都有一个剥皮场和一个挑贪官人头的长竿，其核心理念是：震慑那些心存贪渎之念的官吏。
在手段应用上，朱元璋算是达到了千古罕见的极致；他与帝国官吏阶层、豪门富户阶层的殊死搏斗，也真正达到了数千年来前无古人的程度。对此，朱元璋并不满意。他相当感慨，说：“我效法古人任用官吏，岂料，刚刚提拔起他们时，每一个人都忠诚且有原则，时间一长，一个个全都又奸又贪。我只能严明法纪，予以惩处。结果，能够善始善终的没有多少，家破人亡的很多。”(《
明朝小史》卷二)由此，表明他对这场战争的结果相当困惑。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帮家伙到底犯了什么毛病?怎么连怀里揣着的官印都还没捂热，就急急忙忙地去贪赃枉法?前任官的人皮就在他们眼前的桌子边上，怎么就偏得到了刑场上才知道后悔?
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消失了，一批批不热悉的面孔也前仆后继地不见了。总得有人给皇帝办事呀。于是，在帝国官场上，出现了一道罕见的奇异风景：坐在台子后面审案的御史脚上，戴着镣铐，他本人已经被判了死刑；而另外衙门里面的大堂上，那位面无人色的堂皇大员，不久前，刚刚挨了皇帝的八十大棍。茹太素是明初相当有名的一位大臣，以忠厚正直为时人所敬重，官位最高时为正二品户部尚书，相当于今天中央最高财政经济部门首长。此人就曾经被判罪后戴着镣铐上班办公，后来终于被朱元璋杀死。在《大诰三编》中，我们知道，这种为朱元璋所发明的崭新工作方式，叫做“戴罪办事”。戴，是已经被判刑的意思。当时，在各级政府机关里，这种戴罪办事的人，按照朱元璋的记录，有328人。不必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都可以想见其景象多么壮观。
此后，从明代开始直到今天，我们在诸多历史学家的堂皇著作中，能够读到许多对于朱元璋澄清吏治的赞美。事实上，这些颂扬之词，除了表达出人们对贪官污吏的切齿痛恨之外，基本上可以被视为扯淡。
原因在于下列两点：
其一，在任何一种政治文化里，吏治的状况都是该政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与我国以往时代的吏治比较起来，作为人格化的帝王，朱元璋所做的一切，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仅仅是将传统思想与手段推到了极端处使用而已。这种情况唯一可以证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所蕴含的政治智慧、政治空间、政治伦理资源已经萎缩枯竭，其山穷水尽之际，只剩下苟延残喘和回光返照。
其二，朱元璋死后，在他所开创的朝代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泛滥成灾的程度，不亚于任何时代最糟时的情形。由此，印证了上述结论。
假如一定要从朱元璋个人功过是非的角度进行判断的话，毋宁说此人的作为，相当有效地展示了一点：在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下，帝王个人的心理、性格与能力可以使他做些什么和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揆诸史籍，其情形大抵如此。
而在针对另一类人的另外一个战场上，朱元璋则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
由于对象和目标的不同，朱元璋在打击那些可能威胁自己或者自己继承人皇位的人们时，表现得高度理性而审慎，层次分明又有条不紊，使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具有了政治谋杀的特点。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爆发“胡惟庸奸党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1390年牵连杀死李善长等，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即公元1393年的“蓝玉奸党案”，朱元璋的政治谋杀缠绵持续了十多年，被卷进去杀死的文武功臣各色人等，大约有五万人。到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全部九个公爵，除病死者外，只有一个信国公汤和硕果仅存，得以善终。原因是，此人第一个交出兵权，且久患中风，除了不停地淌口水，已经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清楚了。他所封的全部五十四个侯爵，在朱元璋死前，只有人们普遍认为最平庸、最没有威胁的两个还活在世上。
在上述一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朱元璋在解决我国农民问题、士绅阶级即豪门富户问题、官吏问题、文臣武将问题和宰相制度问题时，所采用的所有方式，全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极端。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不断看到——
朱元璋针对读书人所制定的、与以往具有极大差别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将“经义取士”推向了极端。
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在把军队与农民和农业生产相结合后，则将军队与国防建设推到了极端。
朱元璋所建立的锦衣卫，开大规模公开使用秘密警察之先河，将我国古代的特务制度推向了极端。
细细品味起来，这些极端化的做法与制度建设，其间确实充满了高度的理想化色彩。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朱元璋想为自己的子孙们，建立一个完美的朱家天下的真实努力。天下臣民和世间所有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理想。
朱元璋，至矣尽矣。
该做的，不该做的，朱元璋算是全部做尽做绝了。
从此，他所做的这一切，与他所订立的祖宗家法——《
皇明祖训》一道，成为帝国传统，有如遗传基因，深植其子孙的每一个细胞，并宿命般地笼罩在大明帝国的上空。它们扭搅在一起，伴随着朱元璋很少考虑到的人性因素，在时间与空间中长久地膨胀，发酵，扭曲，演变。最后，在许多方面，走到了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方向。从而，相当彻底地改变了帝国政治和生活在这个帝国里的人民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