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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天很蓝，阳光和煦，一条清溪从山坡下流过。我飘飘忽忽走上坡来，靠着一块大石坐下，我不觉得凉，也不觉得硬，索性躺下。看着蓝得无比的天，这种天很少见了；听那溪水淙淙，这种声音也很久没有听到了。坡稍高处，有一片树林，一阵风过，树叶飒飒作响，好像在问溪水什么话。我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其实我已经休息了好几年了，总是在飘来飘去，是悠闲自得，还是无所事事?自己也不知道。
       “看呀，看那落叶……”一个清脆而又有些沙哑的声音在低叹。我忙睁眼，见一阵落叶随风飘下，一片接着一片，一片伴着一片，慢慢飞舞着，在空中便是一幅图案。“都落了，”另一个声音，“都落光了，才省事。”我坐起来看，见山坡石块上不知何时坐着两位女子，一位头上戴着一顶紫红色绒线小帽，一位颈上系着一块蓝围巾。戴绒线小帽的一位说：“我一个星期收到八份讣告。真就像这落叶一样，成群成阵地倒下了。”系围巾的一位冷笑道：“这是客观规律嘛!”那“嘛”字拖得很长，“有什么好感伤的。”
       “想要感伤都来不及。”紫红帽叹息。“喂，你们来晚了。”她向坡下扬声说。坡下又走来两位老人，或者勉强可以说是女老人。她们都戴着很大的墨镜，一位头上戴着棕绿两色薄呢帽，一位穿着一件肥大的灰色坎肩，两人都拿着拐杖，一步一步挨着。薄呢帽说：“我们总算走到了。”灰坎肩说：“我们在路上歇了好几回。”说着，走近来坐在石块上。我看清了，她们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好像需要洗一洗。薄呢帽取下墨镜，两只眼睛一只睁着一只闭着，看来是已眇一目。灰坎肩坐下时几乎摔倒，看来她的腿特别不利落。我忽然想这是哪里来的剑仙，也许一会要比武，可就大开眼界了。
       又是一阵风过，各种颜色的树叶飘落。好几片落在几位“剑仙”身上，紫红帽从肩上取下一片，放在手掌把玩，“据说，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大自然真是了不起。”
       “就像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可又惊人的相似。”薄呢帽说。
       “连石头也一样。青年壮年老年，生老病死，谁逃得过?”灰坎肩加了一句。
       我忽然觉得她们的声音很熟悉，虽是老人的声音，却有几分清脆，还留着昔日优雅的痕迹。我听过这些声音。是的，四个人的声音我都不是第一次听见。我从石后走出来，站在她们面前，没有一个人注意我，我从正面看到了紫红帽和蓝围巾，她们鸡皮鹤发，也不比那两位逊色，我不忍多看，移开了目光。她们相当大声地说话，大概是因为耳聋。“喂，你们好。”没有人注意我，紫红帽从包里拿出一本书，那是一本影集。别的人也都取出颜色不同的影册，放在面前草地上。
       “你们好，我好像认识你们，你们大概也认识我，想一想，好不好?”仍没有人理我，她们只管张罗那些照片。我失望地退后了几步，也许我不该打搅她们，我应该安静。可是在紫红帽打开影集的刹那，我忍不住大叫：“那是你们吗?那是你们吗?”
       二
       这一张照片使我回到了五十年前，照片中四位苗条的女学生一排儿站在那里，微笑。后面一簇簇盛开的花朵挤满了画面，不知是什么花。人我倒是渐渐清楚了，又一张照片在学校的图书馆前，四个人都斜抱着书，这是当时常有的姿势。是了，她们分明是我的同学。我转学到这个大学时，便听说学生中的一些人物，女生宿舍的自然特别引人注意。我的学长胡烁向我介绍，到我们学校什么都可以不学，有一组人物不可不见识。见我睁大了眼，胡烁说：“眼睛睁得还不够大，因为这组人物是四个人。那是我们的同级级友，她们四个人虽不同系却常常在一起，人们称她们为‘四公主’。”这绰号讨厌，我当时想，便说：“我不喜欢公主，还是灰姑娘的本色好。”胡烁道：“她们不是灰姑娘变的，她们本来就是公主。”
       我在胡烁的指引下，知道四公主的个人绰号，是“春夏秋冬”，这绰号很流行，连她们自己也彼此叫来叫去。春在建筑系，夏在地理系，秋在外文系，冬在历史系。她们凑巧同住一个房间，四人常同进出，便成为校园中的一个可以谈论的话题。
       影集又掀过了一页，现出一幅演出照片，三个人在唱歌，一个人在弹钢琴。哈，这可不是你们吗?我入学不久，参加过一次同乐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四公主”，也看到了她们的表演。胡烁指指点点地介绍，那弹琴的是冬，穿翠绿裙的是春，穿粉红裙的是夏，穿淡蓝裙的是秋。冬站起身鞠躬时，才看清她穿的是鹅黄裙。那时很少彩色照片，照片是黑白的，不过我心里还留着那颜色。我也仿佛还能听见那歌声，是黄自的《长恨歌》，头两句是：“香雾迷蒙，祥云掩拥。”歌声很温柔，琴声是冰冷的。后来我知道，由冬来弹琴是因为她很少说话，也不唱歌。其实她的琴艺不高，倒是后来有秋的独奏可以算一个钢琴学生。
       秋的父亲是校长，她们家住在校园内的一个小树林里。林中蜿蜒的小路，是散步的好去处，有时可以听到她们四人的笑语和美妙的琴声。后来我知道那是一架斯坦利钢琴，很名贵的。我和胡烁常在这里走走，还曾看见她们和民舞社的同学一起跳“阿拉木罕”。春和秋参加了腰鼓队，夏和冬跟着鼓点拍手，那节奏真欢快。那时进步同学在附近乡村办起了民众学校，义务教村民识字。她们也参加了。一次我和胡烁教课回来，见她们四人前前后后沿着铁路走来。还拿着两个苹果抛来抛去，笑声轻轻地沿着铁轨滚动着。不知她们是否记得。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春，她最活泼，眼睛一转，好像世界都是她的。我很快对春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好感，可是说来也惭愧，我又陆续对下面的季节也发生了好感，只除了冬，因为她太冷了。后来胡烁索性叫她作“冻死人”。
       “喂，看这张。”灰坎肩举着自己的相册，那里有几张都是单独的照片，这正是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我当时总这样赞叹，现在四个老妪中哪个是她?
       我很希望她们能看见我，我会告诉她们当初她们是多么美，可是还是没有人看我一眼。对了，我还要告诉她们，最好不要那“四公主”的绰号，我送你们一个“四季女儿”，怎么样?可是我马上感到，女儿的称呼对她们已经不合适了，准确地说应该是“四老妪”，等到我又听过她们的几段谈话，便知道她们可以明确地定名为“四个未亡人”。不对，应该是三个未亡人加一个未嫁人。
       她们都是一个人，可以想象从那“公主”的花团锦簇的热闹中走出来，越走花朵越少，越走树叶越少，花也少叶也少，只剩个自己和装满过去的影集。
       影集是丰富的，我记起有时在图书馆里遇见她们。如果胡烁在我旁边，总要挤眼说“来了来了”，引得许多人抬头看，你们破坏公共秩序，我心里说。却忍不住要看一看，看又看不清，只觉得一团光彩，那是青春的光彩，永不可再回复的宝贵的光彩，现在勉强在影集里存留。
       现在影集中出现的春的照片是在图书馆门前，她照这张照片时，我从那里过，拿着照相机的正好是胡烁，我们同系又同班，已经不是陌生人了。这时又走来一位同学，比我们高一班，是系里的才子，名叫扶苏。我始终不清楚扶苏两个字是他的名字还是绰号。于是我们谈论着图书馆的建筑风格，我和胡烁抢着炫耀自己的知识。春笑了，笑得很开心。扶苏并不多言，只看着春微笑。春就这样开心地笑着，参加了南下工作团。以后像参加革命的一些漂亮女学生那样，嫁了高官。谁是你?这里有你吗?
       “儿子来信了，”薄呢帽说，“这是两个月来第一次来信。”干枯的脸上漾过一丝微笑，那只张开的眼睛也亮了一下。我的心微颤了一下，是了，你是春，残留的春。
       
       春南下以后，我便把审美的眼光对准了夏。夏的漂亮带些豪爽，她唱女低音。“我家有菩提老树”，灰坎肩在翻阅相册时，哼出这个乐句，我认出了，你当然是夏。宽大的坎肩正适合她跋山涉水。我听说她后来参加了绘制地图的工作，也许是在地质队，好像还当了一回右派。却不知为什么。
       “女儿说，她们那里已经下雪了。她们把孩子放在雪地里冻，有这样的吗?”她似乎在为外孙抱不平。有女儿，有外孙，丈夫呢?是何人?
       “要是有雪橇就好了，最好用鹿来拉。”紫红帽说，这该是冬说的话，但她不像冬，她的冷气不够。她安详从容，两手放在膝上，目光看着远处。这种神情我见过，因为她有一张这样的照片登在报纸上。当然比现在要年轻很多。那么，她是秋了。她是位颇有名气的比较文学专家。这几年，这门学科很走运，经过多年的闭塞，人们觉得很需要学贯中西，什么都想比较一下。秋的出头很得天时之惠。其实我和秋最熟，因为我虽然学的是建筑，却对历史很有兴趣。听过辛校长的课，有时还到他家去。我过去对秋的好感没有对前两个季节那样深，不是因为她的美逊色，而是因为像她这样的人总是给人一种距离感。
       那沉默的自然是冬了，她给人的距离感长不可测。不过她也有一种冰冷的、不可亲近的美。胡烁说：“冻死人是个怪物。”四公主绰号的一部分原因是秋的父亲是校长，另一部分原因就属于冬。不知什么人发现她原是明朝宗室，至少也是个郡主一类。这话当然待考。其实那时对公主郡主什么的还没有现在兴趣大，有些人瞎起哄而已。
       我想她们自己也不喜欢这些称呼，还是灰姑娘好。人生就像是灰姑娘坐上南瓜变的马车，由小老鼠拉着，到处跑。到午夜十二点限期到时，就回到灰姑娘的本色。
       溪水仍在自得地流着，夏说：“这是一种矿泉水，现在流行到源头去打水，说是可以返老还童。”
       四个人都笑了，她们显然认为这是一种愚昧。灰姑娘没有第二次旅程。
       三
       她们起身回家。路上一面走一面约定来年春天再在这里相聚。我插嘴说：“常常来吧。大自然对你们有好处。”像是在回答我，她们都说出来一次很不容易，要四个人都到齐更不容易。
       草坡很缓，并不难走，冬走得最正常，秋也还好，只是身子往一边歪。春的拐杖很起作用。夏的拐杖却不那么听使唤。我不觉伸手去扶夏，她一点不觉得我的存在。“喂，我能帮助你们吗?”我说，仍旧无人搭理。我便飘飘忽忽地走下坡，又走回来，在她们身边转。从她们的谈话中，我知道夏的腿是在一次地质考察中跌伤过，最会走路的人变得最瘸，那最漂亮的眼睛呢?春一手扶着拐杖，一手用手帕擦拭眼睛。一只眼睛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也是昏花老眼，哪里还有美目盼兮的痕迹。
       走了一段路，冬忽然往回走，说我们还没有坐下说话呢。秋低声说，她又忘记刚才的事了。三人相顾叹息。大声劝她说：“已经聚会过了，现在该回家了。”冬似信非信，三人拥着她向前走。她磨蹭了几步，渐渐像是明白了。
       她们要分手了，一辆小车在溪边等着，春和夏上了车，秋和冬向另一条路走了。我决定跟着春，我纵身坐到车顶上，这对我是很容易的事。其实我即使坐到车里，也不会挤到她们。夏先到家，她下了车，消失在公寓窄而黑的门洞里。春的住处要舒适得多，当然对于遗孀是有照顾的。我不经邀请便随着主人进了门。墙上挂着一张大照片，是那位将军。照片前摆着一瓶花，这些我猜都是给别人看的。房间里很空，春在沙发上默坐，看来老友的聚会使她愉悦。我很恨自己不能和她谈话。这时她忽然自言自语：“她们三个人都老了。我想我老得最快。我这自言自语的习惯怎么得了?我跟谁说话?没有人跟我说话。就是在最热闹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人跟我说话。我笑别人自言自语，其实和自己说话是很自然的事。”她起身做着简单的家务事，不停地自言自语，也不停地擦拭眼睛。这是一个习惯动作。
       电话响了，她正在水池边洗什么，没有听见，我无法替她接，近来我觉得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松，像要散开来似的。最初几年还能做的事，现在完全不能做了，好像我也在老去。好在她总算关了水龙头，过来拿起电话。那边什么人问她的健康情况，她漫不经心地回答，看来这都是照例的事。她放下电话又坐在沙发上，仍旧喃喃自语，听不清说些什么。
       有人敲门，接着说：“你的信。”春站起身去接了，说了一声总是麻烦你，一定是一位好心的邻居。她接了信，正面反面看了半天，又在阳光里照了一下，显出惊异的神色。信封上写的是法文，她小心翼翼地拆开了，取出信纸，双手捧着呆了一会，又看了一会，好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念出声来：
       “这些年来，我时时都在想念你。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一天有24小时，若说时时是夸张了，不过你可以想见我的想念。你是不会想念我的，我也可以想见。我从报上得知你现在是一个人了，我们都快走到生命的尽头。我到海外已多年，走得太远了，不知道怎样能走近你。
       “我后来做了中学教师，政治上做了结论，没有任何问题。这句话很轻易，但是逝去的年华再不能回来了。谁来赔偿?我不想说这句话的，可我忍不住。我希望你过得好，也许我会回来看你。我多么想见你。
       扶苏
       “你曾说这怎么是秦始皇的太子的名字，太子是怎么死的?我不记得了。”
       扶苏的字迹有些歪斜，他一定也已老得不堪。想当初，他俩一同南下，满怀的雄心壮志，令众人称羡。那时都说她是受他影响才决定走的。胡烁把扶苏说得一钱不值，脸上却带着调皮而又无可奈何的微笑。我却很服气，只希望他们幸福。我随时都在祝别人幸福。以后的事，就很不合情理，在那时却并不少见。我们只听到些传闻。现在传闻就在我眼前。
       “你还在人世!”她大声对着信纸说，手上的纸抖个不停。“我对不起你，我从来没有把你真的当坏人，却没有勇气和你一起承担命运的残酷。”她一面说着，又从柜中一个带锁的抽屉里取出一个很大的封套，我好奇地站在她背后看，里面都是信，她取出最下面的一封，信纸已经发黄，字迹也很模糊。她取出信纸四面看了一下，低声读这封信，她好像什么都要说出声音。
       “我要走了，发配到甘肃某地，地图上有这个地方。你不要来看我，那会连累你。如果我死了，你也会好好过的，那是一定的。我不会直接得到你的消息，但是消息会转弯，你会哭吗?我希望你不会。扶苏”
       下面又有一行小字，写着：扶苏已经死了。
       大滴的眼泪滴落下来，打湿了信纸，那些字迹要更模糊了，我叹息。她把信纸提起来，轻轻吹了一会。然后才仔细叠好信纸，又坐在沙发上，低声哭泣。有人按铃，来的是小时工。她隔着门说今天没事，明天来吧。这时她不想见什么人，愿意一个人自言自语。
       “他没有死，扶苏没有死。要见面是不可能的。他会吓死。他怎么知道我的地址?是的，那很容易打听。在他发配一个星期以后，我结婚了。我是在完成一种革命任务。有人这样教导我，那时候我们都是很愿意听教导的。如果自己的想法与教导不相符，便总是觉得自己错，需要改造。”
       可不是!我对着春点头，我们的地位就是听教导，顺从教导。这就是思想改造。这个道理我是逐渐明白的。我很想告诉她，她仍在继续自语。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能这样。这是我自愿，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的丈夫是好人。”她抬头看看照片，问道：“你是吗?”照片中人很威武。如果他会回答，他会自豪地说：“我是的，我是好人。”“可是你伤害过那么多人，”春的声音很大，“当然，那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我们过去的年代是没有个人的。只有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她渐渐停止了哭泣，对着新信旧信发呆。封套里的许多封信一定都来自扶苏。她怎么能保存下来?我很想问一问。保存了又有什么用?她仔细地爱抚着，把它们收好。仍放在带锁的抽屉里。自己慢慢走到桌前，摆出简单的午餐。
       
       门铃又响了。她去开门，还是那小时工。小时工怯怯地说：“奶奶，你不要我来，垃圾都两天没有倒了。”春叹口气，让那女孩进来，自己坐下来吃一片面包，喝一碗只用汤料煮成的汤。那女孩轻手轻脚，春不再说话。
       春进卧房休息，我很守礼地坐在客厅，一个书柜里有几本建筑方面的书，那离我也很遥远了。一个精致的镜框装着一张设计草图，那是一座带走廊的楼房，有一段房屋好像在空中，这正是那扶苏的毕业设计。当时同学们都很羡慕扶苏能设计出这样的图样，我居然能认出来。她一直保留着，天天看着。这能给她安慰还是伤痛?她怎样对她的丈夫说?我想编一个故事，可是编不出来。
       我似乎也睡着了，如果我会睡觉的话。我们的处境本来就是长眠。我在睡梦中飘进了镜框，原来那座房屋在水上，经过一段石桥，我飘进门，这是一个厅，水从房顶流过，我知道这是扶苏的想象。一边有宽大的楼梯，两个人正走下来，他们都年轻，很漂亮，仔细看时正是扶苏和春，我走过去问你们是不是要去结婚，他们不理我，走到窗前，看着屋外的瀑布，在这水晶帘下，扶苏正处在无边的幸福中，他的事业和爱情就在身边。春也是一样，扶苏对她说：“这水是你安排的。”春浅笑。这时从扶梯上又走下两个人，他们是老人，互相搀扶着，小心翼翼地对付那些台阶，每下一阶都是一个胜利。那女老人是春，那男老人是谁?是扶苏呢?还是将军?这时年轻的人回头注视着年老的人，春忽然大声说：“这是假的，这是梦。”于是年老的和年轻的四个人都消失了。我想上楼去找，却无论如何上不去，好像有着看不见的阻力在推着我，把我一直推出屋外。屋外的水涨了，变得茫茫一片，找不到桥。我不用桥，飘飘忽忽从水上走过来，觉得自己正向四处飘散，我努力把自己聚在一起，还是一个躺在沙发上的我。
       春正在接电话：“哦，天很好，出来走走?你做了比萨饼?”
       春沉吟了一下，对方显然是夏。“你这两天干什么?”“翻破烂。”电话的声音很响，“几乎两天没正经吃饭，今天想吃点什么，你来不来?”“我来，就来。”看来已经过了两天了，春的悲伤消去了，精神看上去好一些，一低头，一抬眼，居然还有一点痕迹。什么痕迹?很难说。春很快收拾自己，临出门时在那幅设计前站了一会儿，这大概也是她的一个习惯。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是不是也看见了扶苏?
       春和夏的住处不远，若是横过马路，几分钟便到。但春不过马路，绕过很长的街，拐进楼群。她的棕绿两色薄呢帽受到一些人的注目礼。像四季女儿这样的老太太，看起来总是和旁人不大一样。春小心地走着，我循着注视她的目光看过去，看见一位佝偻的老人，勉强抬着头，目光随着春移动。我心中一动，这会是扶苏吗?不可能的。他的目光很快转向另一位过路人，也是一位老妪。他像是在寻找什么，寻找他那永不会回复的过去。扶苏也在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寻找，也许正在走来。但他是永远走不到的。
       我们走进夏在三层楼的居室，楼梯窄而陡，不知夏怎样走上来。室内很拥挤，中外文书籍，大幅地图，地球仪等都是占地盘的，再加上大大小小的石头，挤得人到处需要侧行，春对这里很熟悉了，侧着身子自如地在房间里穿来穿去，帮着在小阳台桌上摆茶具，很高兴的样子，又从微波炉里取出新烤得的比萨饼，香气弥漫开来。夏在房间里用单腿跳来跳去，熟练地扶扶桌子扶扶椅子就到了目的地。她们又谈起儿子和女儿，说孩子们小时候是多么可爱。春说小儿子是我们大院里最漂亮的男孩；夏也不示弱，说，我想我的女儿是地质系统最漂亮的女孩。两人轻轻笑起来，又同时解释道：“说的是小时候。”夏又去取餐刀，碰着一小堆石头。石头倒下来，春忙过来接过刀，问：“碰着哪里了?”夏微笑道：“不碍事的。”春皱眉道：“说真的，以后这些石头怎么办?”夏没有回答。
       春切比萨饼，夏斟茶，然后惬意地坐在阳台上。我坐在写字台前正好对着一些纸张，它们东一张西一张，这大概就是“破烂”了。我虽然不能翻阅，却看到许多个阶段，我很快看出来这是夏的日记，她大概在整理日记。日记的纸张很不统一，可以看出写作时不同的环境。有一张发黄的纸，上面写着：“这样昏暗的灯，使我很沮丧，我想念幼时的家，那么明亮，因为父亲常常要看地图，还有石头，也许我的血液里就有这类遗传因子。”
       我记起夏出身名门，是一位地质科学家的独生女，这位科学家过早谢世，不然也是会享大名的。历史学者可以从石头寻找出一段人的记忆，地质学者可以从石头寻找出大自然的记忆。夏似乎从石头得到了两方面的收获。
       春往杯中加了一勺糖，用小茶匙搅动着。夏道：“你总是在吃糖，你不怕胖?”
       “胖了怕什么，反正也没有人看。”春用纸巾擦拭着眼睛，“你在我们四人中是最成功的，你和石相爱又终成眷属。”
       “也许吧，”夏沉思地说，“我从山崖上滚落，摔伤了腿，躺在地下。看见石拼命推开灌木丛挤过来，那时我真觉得平安，什么也不怕，因为有他在身边。治疗后腿短了一截，我还不习惯。他背着我来来去去，我们就像一个人。后来又出了右派问题。可无论怎么苦，我总觉得有依靠。”
       春低着头，说：“我算是有依靠了，可是心里总是空空的，填不满。”
       夏说：“你一直是好孩子，很听话。”
       “那时只知听话，封建家庭还可以反抗反抗，革命是不能反抗的。如果有反抗的念头，也会被自己消灭，自己要自己服从。你虽然当了一回右派，是不是倒感觉了一些自由?”
       夏一笑：“在研究那块石头的时候，我是自由的。在送那杯水给他的时候，我是自由的。可是有些事你们都不知道。”夏的目光落在桌旁的石头上，沉默了。
       桌上正好有一张纸，清秀的字迹写下了这一段：“我认识石已经很久了。我们一起跋山涉水，很谈得来。今天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们研究一块石头，各自为它写出了报告，没想到队长拿着两份报告正颜厉色地问我们：‘你们是谁抄谁?’他和我一样惊异，果然，报告上两个人的看法和行文的方式几乎完全一样。这样的情况是很少有的。无怪乎队长要发问。我们确乎没有交换过意见，不知为什么，我很高兴，大声说谁也没抄，石似乎也很高兴，却没有说话。这块石头是个标本，是大自然的标本，是大自然赠给我们两个人的礼物。”
       我做出了一个小结：夏就这样寻着寻着，寻到了她的丈夫，石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科学家，他俩因为对一块石头的极为契合的看法，结为伉俪，也为国家寻找到一大片矿源。他们在成功的荣耀中走进了反右运动，两人先后都被打成右派，被夺走了最有创造力的年华，不然他们的成就会远远超过现在。我始终不明白，怎么会发明出右派这个词。制造出这么多“敌人”，究竟对谁有好处。现在流行的看法是右派是好人，是聪明人，石、夏两人当然是这一类。
       地下有一张纸，还是那笔记，写着：“组织上找我谈话，很郑重地通知我，石已被划为右派。要我和他划清界限。我已经从这几天机关里的气氛感觉到了。石对领导的意见太尖锐了，他本是个不多话的人，一下子说了那么多，我本是个爱说话的人，在正事上反而说不出什么话。可是我知道他的话是对的，领导要我表态，我含糊其词。我愿意划清界限，怎么划?灯太暗了。”
       这时阳台上传来夏的声音，夏正在讲述她的这一段经历。
       “你知道吗?你其实也知道一些。因为你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不过右派是另一回事，当时是很认真地被看作是坏人，连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坏人。而‘文革’中，‘坏人’太多了，大家都差不多。石成了右派以后，因为态度不好，连续升级，不停地批判，后来就隔离。隔离以后，一次开批判会，他左看右看，我知道他在找我，便倒了一杯水走上去递给他。当时全场大哗，底下有人叫：‘好大胆!’于是我以火箭速度也被定为右派。”
       
       春说：“你也真够大胆的。”
       “我只有一个想法，让他看见我。让他知道还有我在关心他。如果我要多想一下，也许就不这样做了，就只能老实地呆着，死人一样。打抱不平，还可以陪上一条命，何况他是我的丈夫。”
       我飘飘忽忽来到阳台上，看到春又在习惯地擦眼睛。夏捏着半片面包揉来揉去，我想这个话题她们已经说了不止一遍。
       “我们的历史，尤其是这一段，这些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运动留下的历史，比大自然留下的痕迹要复杂多了。以后的人永远没法子弄清。更何况还总有人在涂抹编造，使人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春叹息道：“这是最大的悲剧——其实也罢了。”夏微笑道：“我知道，你只希望一个人清楚，别人是无所谓的。”春用手遮住那只病眼，这半边脸忽然显出一种姣好，正是她年轻时透露出的那种春天的气息。我走近她，她站起身去厨房拿什么，当然不是躲避我。回来时又在擦拭眼睛。对夏说：“你太懒了。满桌满地的纸。”夏说：“我在翻看以前的日记，真奇怪，这些日记怎么能保存下来。我们的焚书坑儒是全民的。”
       夏揉碎了一片面包，又拿了一片揉着。她像下了决心，对春说：“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们都不知道的。”春说：“你还有我不知道的事?”夏说：“这是一件全不合逻辑的事。后来就像烟一样飘散了。”春说：“说吧，我喜欢听鬼故事。”
       “那不是鬼故事，是一件事实。运动中的苦难大家都听得多了。反右后的惩罚是石随着地质队到处漂泊，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后来就在云南南部的一个村庄里驻扎下来。我的右派的级6U是最轻的，派在资料室，其实这种惩罚变成休息，我那一阵子很逍遥。石难得回来。他仍然努力工作，我们很少写信，不敢写。有一年，有一天他回来了，这是我们的节日。可是，我们毫发无间的契合似乎有了隔膜。他问我：‘如果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你会怎么样对待我?’我很惊异，‘我没有负过别人，我相信你也不会的。’石说：‘我说的是对你，不是别人。’‘说明白些，’我说。他双手捧住头，不看我，说：‘说不明白。”’
       夏停住了，半晌不说话。春询问地望着她。夏把捏碎的面包倒在一个塑料袋里，一面说：“不说了，说了你也不明白。”春微叹，低声说：“可能有些事，就是不必说。”
       我又回到屋内，在散开的纸张中，随便端详着。在一堆书上，歪斜地躺着的那一张，告诉了我一段故事。他们走过一个又一个运动，来到了“文革”，比较起来他们受苦不很多。丈夫是自然死亡，不是被打死或者别的古怪方式。他走得相当平静，不平静出现在他去世后约两年。一个寒冷的黄昏，有人敲门。我不觉抬头看看房门。纸上的字句说：“走进来的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很瘦很脏，他愣愣地看着我。我也愣愣地看着他。‘找谁?”找你。’我站起来走近一步，‘你知道我是谁?”你是——’孩子仍愣愣地，忽然跪下来，放声大哭，抽噎着说‘我妈死了。”谁是你妈?’我吃惊地问，‘你妈是谁?’
       “‘你不认得她，可是你认得他’。他伸手指着墙上石的照片。‘他是我爸。”’
       我和纸上的“我”一起吃惊。阳台上的春不知为什么“啊”了一声，我抬起头，见她们两人挨得很近，一个在说一个在听，声音很低，我听不见，仍看纸上：“孩子交给我一个信封，白信封几乎成了黑色。但可以辨认出上面的字迹。那是我的名字和地址。还有三个字：‘拜托了。’那笔迹揉得粉碎我也是熟悉的。孩子呜咽着说：‘我爸说了，如果过不下去，就去找你。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我忽然明白了石说负我的意思。其实以前我也有些怀疑，但我不愿那样想。面对这个无辜的孩子，我当时最先想到我该怎么办，马上自己回答先把他洗干净。他就住下了。我接受了这个孩子，他是我女儿的弟弟。女儿欢迎这个弟弟。她说他的到来有点像大卫·科波菲尔投奔祖姨。我觉得自己完全理解石的行为，他太苦了。我们分别太久了，他的处境又那样艰难，需要照顾，需要温情。孩子生得很秀气，眉眼有些像石，不过我想他是更像他母亲。这孩子的母亲一定是很温柔，善良的。她只是不幸生在农村里，就本质来讲，农村女子绝不比城市女子逊色。那时人和人之间很少来往，我对负责资料室的刘大姐说以前在地质队时一个房东的孩子找了来，他很困难，我要收养他。刘大姐恰好生着一副菩萨心肠。在当时油炸火烧碾碎骨头找茬儿的情况下，剩下的菩萨心肠不多，却还是有的。她也可怜那孩子。孩子洗干净了，一副多愁善感的模样，很懂事，很快就学得很知礼。我们就叫他弟弟。他尽量不添麻烦，可是在那种时候，麻烦是躲不过的。
       “首先遇见一个问题，就是查户口，后人不会再懂得什么叫查户口，我们在解放前经历过，在‘文革’中也经历了，知道弟弟存在的人很少。那时每逢节日总要驱赶外地人以保障首都的安全，驱赶的一个方式就是半夜查户口。遇有外地人就带到一个地方集中几天，然后遣送回去。这也是很不可思议的事，但‘文革’时什么事做不出来?留一条命就是好的。来查户口的人气势汹汹，他们追问弟弟是哪里人，来做什么。我说他是孤儿，我要收养他，那些人说，你凭什么收养他，你配收养孩子吗?弟弟很勇敢地站在我面前，好像要保护我，问他，他只说父母都死了，来投奔我，不多说话。那些人把他带走了。第二天，刘大姐费了好些周折把他领回，他究竟是个孩子，经过一夜折腾他显得有些心不在焉，像在想什么。我知道前途困难重重，我希望那些剩余的菩萨心肠能连接起来给他铺出一条小路。
       “女儿从学校回来，总带些画书糖果。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很像一个家，虽然破碎，也还温暖。女儿笑着对弟弟说，你怎么不是个女孩子呀?你若是女孩，可以继承我的全部衣物。弟弟也笑了，神气真有点像女孩。我说男孩更好，男孩去找石头方便些。我会用白菜帮子炒出最可口的菜，你信不信?女儿赞不绝口，弟弟用眼光附和着。他的眼光一度慢慢明亮起来，可是终究逃不过风暴。
       “那是小孩子的风暴。你应该知道小孩子是多么残忍。弟弟平常很少出去，一次出去买酱油，正遇见附近一个中学放学，许多学生从校门里走出来，其中一个看见弟弟，可能觉得眼生，上来盘问。弟弟吓坏了，酱油瓶掉在地下，弄脏了那孩子的裤腿。几个孩子上来打弟弟，那时的孩子被训练成斗士，要高举斗争的旗帜，斗争性强当然也包括打人。我看弟弟许久未回，便出去找，看见弟弟躺在人行道上，满脸是血，副食店的人告诉我刚刚的一幕，他们出来劝，也挨了几下拳脚。
       “我抱他先去附近小医院包扎了，只说是自己跌伤了。医院的人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们，那时的逻辑是挨打的准是坏人，谁敢打好人呢?
       “伤并不重，弟弟的眼光却始终没有明亮起来。伤一天比一天好，他的精神却一天比一天衰弱，接着又是一次查户口，半夜里来的人更多，把我审了半天，倒是没有把弟弟带走。他们走后，我累坏了，躺在床上，弟弟忽然走过来叫了一声：‘娘。’这是他自己发明的称呼。我说我没事，要他好好睡，他答应了。那天女儿不在家，她是住校的，她若是在家，可能不会这样。”
       春睁大了那唯一的眼睛看着夏，等着下面的话。夏站起身跳了两步到窗前，拉了拉本来就很靠边的窗帘，看着窗外似乎是自言自语：“弟弟死了，跳楼自杀。”
       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曾经盛行自杀，为此还专门发过一个文件叫做“刹住自杀风”。自杀成风怎样解释?也许后人要研究一个为什么，就像研究老鼠为什么集体自杀一样。
       阳台上是一阵沉默，然后响起了啜泣声，是春在哭。她哭的不只是弟弟，也在哭自己，我知道。夏没有哭，她已经哭过了，她用刀切着比萨饼，把它们几乎切成碎末，刀子碰到铁盘发出尖锐的声音，又是一阵沉默。夏低声说：“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说也罢。告诉你一个消息，地质学院要编石的文集了，他曾踏在祖国大地上的脚印，无穷数，不知能排成多少铅字。”春呜咽道：“日子只会向好处走的，只是我们不能再活一回。”
       
       我离开了夏的家，在城里飘忽了一阵，春和夏的生活让我觉得十分沉重，好像头和胸膛里都塞满了铅。我到处撞来撞去，想把它们撞碎。那怎么能做到?不知过了几天，我的心情好了一些，渐渐轻松起来，在街上慢慢走，东看西看。
       四
       “辛文佳撰文论述我国小说传统及英国小说传统的异同，引起读者的兴趣。”
       我一下子站住了。辛文佳是秋的大名，这一行字杂在学人近况这篇文章中间，忽然跳到我眼前。我凑进去看，消息不多，只说她仍在努力工作，有很多年轻人关心她，她不寂寞。秋的生活这样好吗?文中还透露了她住处的大概方向。我向四处看，立刻找出了那个方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下起雨来，报栏上滴下水来，一滴一滴，很慢。秋的近况不久就会被打湿。我要去看她，面对面的。我走进秋住的小区，到居委会四处张望，希望墙上贴着地址，但是没有。如果我能问，一定会得到回答，可我不能问。这时有一个女青年替我问了，居委会很小心地给秋打电话，说有人来访，那女青年笑说她老人家会见我的，我们约好的，可是我把笔记本丢了，地址也丢了。她满不在乎，当然因为她年轻，她可以找。我跟着她，走过一幢幢有绿地间隔的楼房，来到秋家。那女青年很小心地在门外擦脚垫上擦过了脚，这些麻烦事我是用不着了。
       秋的房间很整洁，四壁图书，各种文稿一点不乱，我很佩服，她的风帆还没有收起。那架斯坦利钢琴靠在墙边，它仍然在，还是那么光亮。我想弹起来一定还是那么好听。她坐着，向来客微笑，示意那女孩坐下。那女孩恭敬地鞠躬，呈上一封信，我猜是介绍信，果然是地方上一位教授推荐这女孩来考秋的博士生。女孩说她醉心比较文学研究，如果能投在秋的门下，就此生别无他望了。秋很温和，说她还没有决定今后还招不招博士生，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如果她招的话，会有招生简章的。她安慰女孩说：“我已经对你有了印象。”女孩又谈了一些对文学的看法，说是要研究对鬼魂的描述，比如说哈姆雷特的鬼魂和聊斋的鬼魂。我听了不觉浑身一颤。
       秋专心地听着，后来微叹道：写鬼其实是一种向往，因为人总是要老的要死的。死意味着结束，可是很少人甘心结束，便有了鬼魂。那是很美丽的想象。不同民族对鬼魂的想象是不同的。西方男鬼多，中国女鬼多，你有没有注意?女孩用心听着，不时抬起眼睛看秋，不知为什么忽然满眼含泪，她站起身鞠躬告辞，泪水滴在地板上，连忙用纸去擦。秋温和地说不必了，又亲切地问有什么为难的事吗?女孩默默地从包里取出一份杂志，翻到一页，正是秋的照片，那大概是她五十岁左右的照片，盛鬋丰容，很有神采。那时她开始成名。秋立刻明白了，轻叹道：“现在是老而丑了，是吗?”女孩点点头，我想她可能想到自己也会变老变丑，这种为难是无人能解决的。她们两人对看了一会，女孩再鞠躬，告辞走了。
       秋站起身送她到房门口，又转身走到阳台上坐下，看着窗外。窗外有两棵白杨树，叶子在雨中很绿，很光滑。我发现她走路的姿势很特别，却想不出问题在哪里。阳台上很亮，她的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老年斑好像放大了，还有几处莫名其妙的红色，显然也是病或老所致。我不由得又心头一颤，怪不得那女孩要哭。我的审视一点没有打搅她，她安详地看着白杨树。我不再看她，而去端详墙壁，墙上挂着辛校长夫妇的照片，辛校长在‘文革’中猝死，夫人也一恸而绝，当时大家都很震动，现在照片中人还没有老。钢琴上摆着她和丈夫阿潘的照片，照片上俩人都还年轻，靠着一段栏杆，秋的一只脚稍稍抬起，登在栏杆上，很调皮的样子。他们离婚以后，阿潘调到我所在的小城，后来也没有复婚，秋倒还摆着两人的合照。阿潘是十多年前患病去世的，能够自然死亡，算是善终。旁边摆着的照片中是一位时髦女性，眉眼略有些像秋，当然是她的女儿蔚来了。我想她幸亏有女儿，不然这房间里除了她就是鬼魂了。
       一个中年妇女拿着电话走过来，看上去像是陪伴一类。一手掩住话筒一端问：“先生，接电话吗?”秋接过话筒，显然是工作上有来往的似熟而又不熟的那一类，邀她参加一个聚会。秋辞谢了。她交回话筒，想要站起身，可是右半身似乎动作困难，那陪伴忙放下话筒到右边搀扶她。可是秋用左手拉住陪伴的手，很费力地站起来。说：“好了。”我想她大概曾经中风，或是别的病痛，右侧神经有问题，走路的样子有些特别，也是因上肢引起。
       一只喜鹊在树上跳。“嘿，小心滑倒。”原来她在对鸟儿说话。她在窗前站了一会，仍走到书桌前，对陪伴说：“今天上午不接电话了。”她打开电脑，一行字很清楚地显现出来。我很快明白了，这是她的回忆录。现在盛行回忆录，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有价值，不应泯灭，要记下来。这也许是多多益善，怕的是不真实的编造，煞费苦心的涂抹。不知底细的人往往要上当受骗，历史也更难弄清。真的，不要说回忆录，连正式的历史著作也是错误百出。现在所谓的著作太多了，胡编乱造说梦话也算历史著作，还有所谓的“纪实”应该改为“记梦”。想象力倒是挺丰富的，可苦了后人，怎么分辨呢?秋亲历了一些历史事件，应该记下来，她是一个诚实的学者，会记下真相。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盯着荧屏，谢天谢地，这文字在电脑上慢慢流动，不需要翻阅。
       真奇怪，荧屏上显出一个卡通娃娃，围着红肚兜，脚下踩着两个轮子。我略一思忖，悟出那是哪吒，他踩的是风火二轮。只见两轮飞速转动，长长的火焰像一面面旗帜在飘扬。秋聚精会神地看着荧屏，我想不出她和哪吒有什么关系。
       哪吒在奔跑，我转过脸去看钢琴上的照片。照片上的阿潘眼睛似乎动了动，他看见我了。这时秋忽然大声说：“你要看吗?你看得懂吗?你先不用看，这是个草稿。”原来一只猫儿跳到荧屏旁。她是在和猫说话。哪吒已经不见了。
       荧屏上显出“铸心”两个大字，下面是题解：“这一段历史我题为铸心。人们被要求扔掉自己旧日的心，铸造一个新的心，这就是思想改造。”
       “据《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载，1951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指示》，要求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两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学习运动，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该运动要求知识分子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认清阶级立场，批判个人主义，并组织‘忠诚老实交代清历史’运动。
       “思想改造运动开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像烈火一样烧向那些大家认为不符合新时代的思想。每一个人按个人的身份，都要经过小组会、中组会、大组会的讨论，交代各种问题，人人好像都成了罪犯，到‘文化大革命’时就很明白地说是认罪了。50年代初，这些人其实已经是在罪人的地位，处在被改造的地位，这种改造不是一两年而是28年，直到1979年大家才除去头上的紧箍儿。
       “我从父亲和他的同辈人身上看到这改造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将他们变为木乃伊。我也看到自己这一代人怎样把血肉的心变成石头的心，装进自己的身体里，那很沉重。
       “荧屏上又出现了哪吒，他正在剔肉还母，剔骨还父。这本是个血淋淋的场面，显示出来的却是一个舞蹈，动作似乎很艰难，仿佛有无形的镣铐压着他，锁着他。他痛苦地挣扎，撕裂着自己，大滴的眼泪随着身体的舞动撒开去，出现了一个泪池，他浸在水中，扬头向天，似乎在大声呼喊。
       “还了父精母血，原来的哪吒，那屠龙的哪吒，顽劣不驯的哪吒，已经死了。水上出现了一朵朵莲花，它们慢慢地聚在哪吒周围。莲花向上生长，托起了他的头。一片片花瓣缀成了他的身躯。莲花受如来佛的派遣而来，带着佛法，这就是脱胎换骨。
       
       “哪吒可以投奔佛祖，可怜我们——
       “1952年X月X日晚上，父亲告诉我第二天轮到他检查，他的检查稿有厚厚一摞，我笑道有那么多可检查的吗?父亲说：‘我把想得出来的都写上，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从来就是想办好一个大学，写一部好的历史理论书。以后我还是要这样做。’父亲已经出版好几部历史著作了，这一部是有关历史理论的。已经写了好几年，可是没有写完。
       “那正是春天，小溪边的草绿得发亮。远处传来雷声，我怎么会记得那雷声?
       “1952年X月X日，我下课回家，晚饭时父亲还没有回来。母亲到门口去看了几次，七点多钟，父亲回来了，知道我们等急了，开口便说：‘今天不是我，本来是要我第一个检查。现在移到最后一个。’母亲问：‘为什么?”谁知道呢?今天是田康永。他的检查我看很全面了，可是大家提了不少意见。有的简直难以想象。’母亲热了饭来，父亲默默地进餐。对母亲说：‘事情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人家对我们的看法和我们自己的看法距离很大。’母亲说：‘先别想了。’
       “我真想不出田康永是怎么检查的，他是爸爸的老朋友，也是我们全家的老朋友。他平常说的话几乎每句都可以选人幽默集。就这样检查吗?想不出。
       “这只是一个比较轻松的开始。雷声自远而近。第二天，另一位先生受到的批评就更严重。他一次检查没有通过，又进行第二次检查。我们发现检查的安排是先易后难，越到后来越难通过。这些显然都是安排好的。父亲那一摞检查稿已经换了好几页，显然是受到别人检查的启发。终于轮到父亲作检查了，这一天母亲和我都悬着心，我们以为他会更晚回来，不料他倒是准时坐在饭桌前。父母的脸色都很阴沉，我关心地问：‘意见多吗?’父亲抬头看我一眼，喃喃地说：‘枪林弹雨。’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文章在荧屏上缓缓移动，我也被带回那一段历史。我记得当时曾有几篇文章介绍辛校长的检查，他的检查逐渐深入、提高。作为一个代表人物，他的检查分两方面，一个是大学校长，一个是历史学。他说他的历史观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他当了许多年大学校长是为国民党政权且盼的。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他说他没有认识到他的历史学著作给青年极大的毒害，现在认识到了。办大学教育，起的作用也是不利于工农阶级的。在辛校长以为这是无情地解剖了。可是检查所要求的还不止于此。当时我读了很有些遗憾，因为觉得他的旧历史观很有意思，甚至有些美感。他把历史比作一棵树，不断生长，不断落叶，再生长再落叶。我在遗憾之余，又庆幸有这样一场思想改造，让他检讨了，免得我被迷惑，走入歧途。
       作为校长，辛先生的批判会规模很大，我也参加了。主持会的是市里教育方面的负责人。他要大家帮助辛校长，绝不要碍于师生情分，知而不言，言而不尽。他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个常用句换了两个字，显得有创造性。每个人都很激动，都觉得自己在为真理而斗争，悄悄地给自己打气。几个人发言后，会场气氛并不热烈。忽然一个女低音响起来，声音显得平静，那是冬。我惊讶得几乎从椅子上跳起来。她说辛校长最大的罪恶就是毒害青年，她自己就是受害者，发言时竟痛哭失声。好几个人盯着她看，脸上露出不解的神情，大家不懂寡言的冬怎么能这样慷慨陈词，作为辛校长入室弟子的冬，怎么能这样上纲上线。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便有两三个人学样，发言激动而夸张，我想他们是不知而言。冬发言以后，沉默了一阵，会近结束时又站起来，说她还要继续揭发。我相信冬是真诚的，以为自己很革命，冬进步了，我当时想。
       现在我对这些批判有四字批语：鬼迷心窍。这对我们这一类有些不公平。但就一般的了解，可以暂时借用。
       荧屏上的字又吸引了我的注意。
       父亲原以为，在忠诚老实方面没有问题，他本是个坦率的人，以诚为立身之本，可是竟发生一些想不到的事。他和教务长黄先生同时加入国民党，都是当时的一位显赫人物介绍的。因为他们负责学校的领导工作，他们必须加入。黄先生说他当时并不愿意，可是为了顾全大局，只好加入。当时就有人问：“是辛慎钧动员你的吗?”黄张口结舌想了一会说：“没有。”有人说不可能，他又想了一会，说我们一起商量过。在父亲交代自己的问题时，便有人提出他发展别人的问题。父亲想不起来他们是怎么样商量的，是否自己起了动员作用。“也可能吧，”父亲认真地说。因为那是不得不做的事。而且那时他并不觉得特别不好，国共合作期间许多重要的共产党员也加入了国民党。如果是当汉奸之类，那是杀头也不能做的。帮助他的人马上又找到了新题目，说他在检查思想时还标榜自己不当汉奸。
       1952年X月X日，父亲明显地瘦了。这几天批判会开得更勤，火力更猛。系里找母亲谈话，要她帮助父亲。母亲说骨髓都榨出来了，还要怎么样。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我只有劝慰她凡事想开些。其实我自己也很想不通，却要装出通的样子。
       我也遇到了麻烦。虽然研究单位比学校的运动规模小，人员也必须检查思想。我检查了两次，没有通过。原因是对家庭的认识不够，思想上划不清界限。我努力想达到要求，做了大篇文章，不料还是得了一个批语：“避重就轻。”有人大声吼叫：“你要揭发。”这吼叫让我吃惊，我的检查不是接受吼叫的规格。我不说话，组长倒是和气地说：“思想要理顺是要时间的，慢慢来。”这组长就是阿潘，往事不堪回首!他找我谈话，我说辛慎钧的事，你问他自己好了，他的检讨一大堆。阿潘说：“他归他，你归你，他检查是他检查，你揭发是你揭发，事情可以是一个呀。”我明白这是一种暗示。“我想想。”我说。
       这天晚上，我回家很晚，路上遇见田康永，他留学英国，解放以后回国，现在仍是西装革履，有那么一种绅士派头。他住在校园另一端的几间平房里，据说原来是花园的门房。他说正要上我家去。又叹息说日子不好过，“人家追问我为什么回国，有人竟说我是不是负有特殊使命，简直怀疑我是特务。我有时想我怎么没有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要真是特务，也就有可以交代的了。”我瞪着眼睛看他，“田伯伯，你说什么呀?”他也瘦多了，好像整个人都小了一圈。他忽然停住脚步：“组织上说，”他把这几个字连说了几遍，然后接着说，“组织上叫我来和你父亲谈谈，让我们互相帮助，交代问题，不然我也不敢来。”
       我不知说什么好。进门后，他一径进了书房。我去端了茶来，走到门前，听见他们在说话。我不愿打搅，便放下茶杯立在门外。田康永说：“我从门房走过来，听见几个人谈论，说夜里不锁门也睡得很安心。也许真能实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可是对我们这样逼迫有什么好处?”
       父亲说：“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弄清每个人的历史是必要的，尤其在社会剧烈变化的时候，龙蛇混杂、泥沙俱下，你说的社会秩序的好转也说明这一点。我愿意配合，就是认识跟不上。”
       他们谈到开批判会时的情景，对于他们那样的人，实在是很难堪的。好像人本来衣冠整齐，满怀信心地要在新社会工作，现在先把大家都剥光。剥光了还要再榨出什么来。只听父亲呜咽道：“真希望当初多做点错事，也好有交代的材料。”我想起田伯伯在路上的话，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不想打搅，走了开去。过了一会，又到书房，听见有哭声，我忙走进门去，父亲和田伯伯正在抱头痛哭，哭声把两个斑白的头缠绕在一起。我愣住了，定了定神，转身去绞了两个热手巾来。田伯伯接过手巾，掩住脸。父亲泪流满面，勉强忍住抽噎，说：“只要对国家有好处，我们算不了什么。”我也哭了，我替他们哭。我哭比他们哭要合理得多。他们把手巾递还我，手巾上沾着他们的热泪。
       
       我也要替他们哭。可惜我现在没有哭的能力。如果我们还会哭，早把世界淹没了。我飘到辛先生像前，他的神情有些呆板。我无法和他对话。作为魂灵的他，也已消散许多年了。
       秋离开座位，也走到像前，我连忙让开。我觉得相片中的目光改变了，变得慈祥而关切。辛师母也在亲热地望着女儿。秋用左手遮住脸，又回到电脑前。
       “母亲从厨房走过来，低声问：‘有客人吗?问问爸爸要不要留饭。’我拉着母亲到后院，我们都觉得最好不去打搅他们。田伯伯停留的时间不很长，我们却觉得很久。后来他走了，父亲到厨房来，已经很平静，三个人把简单的饭菜望了半天，没有举箸。
       “夜深了，春天的气息从窗中透进来。那是青草和丁香花叶的气息。我还要对付明天的小组会，我写了好几篇纸，批判家庭影响。这影响最显著的是要保持精神贵族的地位。然后又揭发父亲曾转述一个老朋友的话，那老朋友说他必须要走，因为国民党统治下没有说话的自由，而共产党统治下不但没有说话的自由，更没有不说话的自由。这话父亲交代过。我打点好了草稿，想着明天要先给阿潘看一看。
       “第二天在离研究所不远的小树林前，遇见了阿潘。他劈头就问：‘检查写好了吗?’他的关心是显然的，我们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我默默地把检查递给他。他一目十行翻完。‘这样的揭发实质不是揭发，不过也可以。最好再想一点什么，加重一些分析、批判。’我还是说：‘我想想。’直到下午开会时也没有想出来。我发言以后，阿潘先讲了几句，定了调子，就稀里糊涂通过了。”
       1952年X月X日。过了些时，形势似乎缓和一些，可能领导方面也觉得已把人逼到尽头了。又开了两次会，对父亲的批判有收的趋势。久挂在一边的田伯伯经过几次帮助，一位负责同志和他握手说欢迎你回到革命队伍中。我想这话不大对，他们怎么能说“回到”呢?我当时想，应该说：“革命队伍欢迎你。欢迎你来到革命队伍中。”我问田伯伯当时怎样想，他沉吟道：“不管是回到还是来到，我们实际上是漂在水面上的浮萍。”我微笑说：“那就好好改造吧。”
       1952年X月X日，这是一个可纪念的日子。父亲也回到革命队伍中了。这是市里的那位负责人宣布的。会后，他和父亲一起到家里来，又说了些勉励的话。我们以为父亲从此可以算作一个正常的人，我们是太天真了。晚饭时，大家还是难以下咽。好像肠胃也像思想一样给打得七零八落，也需要整顿。
       夏天很长，空气像是一团糨糊，时常有雷阵雨。我和母亲都怕打雷，父亲居然没有忘记那句他说过多次的话“狐狸才怕打雷呢”。我们到松堂去，母亲提议约阿潘一起去，在松堂吃饭时来了雷阵雨，雷雨过后，山更青，树更绿，遍体生凉，父亲随口说：“殷勤昨夜三更雨，赢得浮生一日凉。”阿潘也接口道：“这话可以来形容思想改造。”
       新的学期要开始了，一天早餐桌上，父母亲仿佛都很高兴。母亲轻声说：“知道吗?爸爸又要上课了。”我也觉得心上一松。凡事都得有个头。“教师最大的愿望除了授课也还是授课。”父亲郑重地说，“总支书记说了，虽然可以讲课了，也还要注意思想改造。”我说：“那总不一样了。”思想改造运动以后，父亲仍在校长职位，但那是名义上的。他和系里关系更密切。对于他们这些人，只要能教书能读书，别无他求。困难的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头，如果大家都甘心只用一个统一的头，事情就好办了。
       这天我没有去上班，有人敲门，是冬。她对我点点头，眼光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像是观察一个陌生人。我也冷冷地打量她。她们三人本来都是我家的常客，尤其是冬，母亲把她当女儿一样看待，因为她没有什么亲人，是在教会学·校周济下长大的。若说阶级成分，她可以追踪为宗室，也可以就地算作城市平民。我过去没有注意这些，对于我，她是同学，是朋友。她是怎样变成一个陌生人的?我想问她，可是我没有说话。她一直走到书房，大声说：“系里派我来做你的助手。”“很好，”父亲说，“我很需要。”“以后你的讲课提纲先交给我。”冬用一种命令的口气说。“很好，希望你提意见。”冬并没有答话，我觉得房间里弥漫着寒气。冬停留不到五分钟，说了不超过十句话，可是这寒气久久不能散去。以后冬隔几天来一次，对父亲说话的态度俨如上级。我们明白了，老教师上课，是树立批判的靶子。好让同学们操练枪法有的放矢。而冬就是帮助操练枪法的人。我有一次听见她和父亲谈话，口气非常傲慢，几乎是在训斥：“你的思想是隐藏不了的。昨天课后，同学们有一大堆意见。有些我替你解释了。大部分还得你自己多交代。”父亲说：“我们讲历史就要讲古人的历史，讲那最靠近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我们解释的。我们的解释是另外一部书。”冬说：“不对。讲历史要有观点。你连这点还没弄清楚。”她接着讲了一通道理，我发现她变得能言善辩，这还是寡言的冬吗?而我的话越来越少，我无话可说。她从书房出来，看见我，仍冷冷地点点头。我想起“冻死人”这个说法，她的谈论也散发着一股冷气。她的心正在逐渐地冻死，变冷变硬，在“铸心”的过程中，她是先进分子。
       1952年X月X日，那天黄昏时下大雨。水从雨衣上流过，鞋袜都湿透了。回到家看到父亲站在院中。母亲在门内叫他，他不动。我走过去拉他，他还是不动。我要把雨衣脱下来披在他身上，他叹了一口气跟着我走进房里。母亲帮他换衣服，他说：“我是想清醒清醒，每次上完课都有一个小型批判会。同学们看来准备得很充分。什么道理?”母亲不假思索地说：“那是冬，是冬在作怪。”是的，冬作为助手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父亲改造思想。她当然是受命而为，不过她也太积极了。
       父亲渐渐习惯了检讨，检讨自己的历史观，他认真地，心平气和地和同学们配合，日子有了暂时的虚假的平静。
       不知从什么时候，人和人不再来往，只在开会的时候见面。只有田康永偶尔还到我家来，来和母亲说说话。父亲和田康永都变了，他们不只外表上瘦了，小了一圈，精神上也瘦了，萎缩了，好像有一圈看不见的篱笆，荆棘编成的，把他们的头脑圈住了，那是金紧禁三种箍儿以外的一种。它应该有个名字，这名字要由过来人—起讨论。
       我大声叹息：“第四种箍儿是看不见的，可是最厉害。它不只会制造头痛，还会让痛者不觉其痛。”我大声宣布这一看法，在房间里来回急走，没有任何反应。阿潘从钢琴上望着我，他在想什么?
       转眼几年过去了，人们是健忘的，社会在变化，似乎是要进入社会主义了。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得这些读书人奔走相告，他们以为自己改造得差不多了，他们可以说、可以写了。紧接着一系列大会小会动员大家提意见，积极发言的人受到鼓励和表扬。父亲很想积极一下，帮助党整风。他写了发言提纲，对大学教育提出意见，认为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有头脑的人，而不是培养没有头脑的工具。他反对做党的驯服工具的主张。如果人都变成了驯服工具，整个民族还有什么前途?母亲劝他不要讲话，他固执地说这是战略问题，关系国家民族大事的。有话不说对不起人嘛。他的意思是对不起党，不过不习惯那样说。母亲那几天身体不好，常在半卧床状态，为父亲发言之事十分焦虑。我说：“不是常常开会吗，让说话平常是只能说一种话，现在让说多种话，也很好。”母亲费力地说：“我是不懂，我就是希望他别去。”我笑着说：“除非生病，我看爸爸是一定要去的。”
       夜里母亲来喊我，说父亲病了，急性腹泻。果然他躺在床上说已经泻了几次，很无力。真是莫名其妙。于是连夜找校医折腾了一阵。爸爸终究没能去开会。
       
       田康永去开会了。田康永又活过来了，积极发言，以他特有的风格，发言又深刻又风趣，不料这次会竟以某月某日的专有字样载人历史。田康永说：“我们生活的最大痛苦是对非党人员的不信任。”我当时想，这是当然的现象，不一样的人怎么能一样对待。他的浮萍观还没有改掉。
       以后的事谁也料不到，忽然间积极发言帮助党整风的人，都遇到了弥天大祸。那天下班后，阿潘在小树林等我，说形势变了，知道吗?我们沿着一条小路慢慢走，望着西边的火烧云。这样的晚霞现在已经没有了。阿潘说：“生活太复杂了。前些时，视为样板的发言，现在又成了批判对象，我必须检讨。好在我发言不多。”那时阿潘是一个研究室的副主任，各方面应付得很不错，我想他很累，每个人都很累。他拿着一片叶子在手里揉着，说：“我记得你从前是喜欢高谈阔论的，现在话少多了，倒也好。”我说：“我们生活的内容绝大部分就是说话，而且重复地说。我就要少说些。”他看着远天说：“和你在一起，觉得平安。”平安是人最起码的要求，在很长一段时期却成了奢侈品。
       反右运动开始了，许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和地、富、反、坏排列在一起。每个单位都有一定的名额，如果填不满，负责人自己就会被划为右派。刚刚恢复些元气的田康永进入右派的行列。父亲因时不时生病竟逃脱了。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三个人坐在一起，父亲对我说：“其实我的思想比田康永更右，应不应该去坦白?”母亲正在用小块碎布拼做书包，把手中活计向桌上重重一放，便双手掩面抽泣起来，父亲忙道：“说说而已，说说而已。”
       我们都没有上过战场，但在历次运动中，也是处在生死界上。父亲他们系里有一位女学生，被划为右派以后，总是为自己的思想辩护。因为检讨不合格有抗拒情绪，被枪毙了。
       秋停住了，分明是不忍再写下去。她起身坐在沙发上。
       我那时是有血有肉的活人。目睹了这次残杀，当时组织了几万人观看，很多人低着头不敢看。我看了，看见她那穿着白衣的、瘦弱的身影，她还讲话说她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毛主席。我几乎要跑下看台去，把她从枪口拉开，当然我没有，旁边有人小声说：要站稳立场。
       秋又回到荧屏前，荧屏上的字幕继续流动：
       要站稳立场，同情反动分子是万万不可的。许多人这样告诫自己。
       阿潘去看了，他以后的检讨声泪俱下。田康永去看了，本来观众中老教授极少，而他被点名前往。据说他嘿嘿冷笑了几声，有人说田康永要发疯。
       反右运动过去了，人们头上的紧箍儿又缩小了一圈。父亲原来便较谨慎，这时更是依靠党的领导，凡事唯书记之命是从。田康永的诙谐不知哪里去了，我为了让他开心，央求他说：“田伯伯你说个笑话吧。”他沉思地说：“让不会笑的人说笑话，是大笑话。”想了想又说：“真的，其实说笑话的人常常是不笑的。”我不懂他的意思，只觉得心酸。
       大运动暂时停息了，小运动却接连不断。我不止一次拿出鲁迅的《知识即罪恶》来读，母亲也读。文中的“油豆滑跌小地狱”让我们不止一次落下泪来。我仿佛看到许多人在那里跌。这不是“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那种跌倒，而是永远站不起来的，勉强站起就要跌的那种“倒”。伟大的鲁迅!怎么能未卜先知地看见人间有这种地狱。
       阿潘变得十分谨小慎微。写一篇文章要改很多遍，怕有不健康的思想流露，稍微有一点新鲜的意思，就要削去。我告诉他：曾看过一张漫画，一只鸡进入编辑部，出来时毛被拔得精光。你这倒好，自己先拔，省事。母亲说他不像是会出事的人，图个平安吧。
       我记得他们的婚礼，像那时一切婚礼一样简单，只是几样辛师母手制的点心，让人还感到一点遗风。冬出席了。春和夏都没有出席，她们陷在自己的灾难里。而我是碰上的。我那时要到南方去，因为在运动中表现不太好，有点小麻烦，我被派往基层。不知为什么，我想去看一看辛先生，在我是一种告别，告别我的学校生活，告别那逝去的年华，那时我们笼罩在理想的光辉里，连自己也在发着光。我把我的梦留在了这里。他们还住在老地方，房间里人不多，那是初冬，秋穿了一件绿地红点碎花小棉袄。阿潘在她身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我想这是很正常的安排。秋确实应该出嫁了。大家笑着说了几句话，辛校长说：“剑下面去锻炼，是好机会。听说大家都要轮流去的。以后要向你学习呢。”我认真地看老人的脸，想看出智慧的光彩，可是我感受不到，好像连脸都格式化了。有人提议唱歌，却想不出合适的歌。我忽然想到《当我们还年轻》那首歌。这太不合时宜了，难道我们老了吗?我吃了一块点心，向辛先生深深鞠了一躬，强忍住眼泪，我想再也看不到过去的那种灿烂和辉煌了。我离开时冬已经走了。
       秋跳过了这段记忆，荧屏上没有这一段。荧屏上一行行字向上飘去，停住时已是“文化大革命”了。
       那是中国人特有的。那些都是中国人特有的。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武器，叫做大字报。以后一定会有人研究这一段历史，不只是历史学家。他们可以研究出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可以研究出“文革”的灾害。可是他们永远不会体会到过来人的切身感受。他们义正词严地责备这责备那，他们不知道自己离真实有多远。
       反右运动以后，父亲就离开了校长职位，应该说是离开了形式上的校长职位，因为他早已经不能管理学校了。他的病始终断断续续，他只剩了一个愿望：写那本未完成的书。可是“文革”开始，他又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大字报铺天盖地，名字上打上红叉，好像即将绑赴法场。这时人们不再是在油豆上滑跌，而是戴着脚镣在烧热的铁板上舞蹈。许多年以前徽钦二帝在铁板上跳舞，那时的观赏者是战胜的异族。而这时在烧红的铁板上蹦跳的是读书人，他们的观赏者是谁?
       一个夏日的下午，我从研究所回家来，在荷塘前的空地上目睹了一次批斗会。斗争对象是生物系总支书记。他颈上挂着一块沉重的石板，写着姓名。石板坠得他向前弯着腰。“跪下!”有人在人群中喊，他索性跪下来，石板竖在地上。人群意识到这是便宜了他，马上又有人喊：“站起来!站起来!”有人上去拽他，一手撸去了他的手表。有人拿着痰盂，横眉立目地向他头上扣下来。人群中许多人低着头，我要离开，一转身正见田康永在我旁边。他脸色十分黯淡，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我低声说：“田伯伯，你不要站在这里。”便骑上车走了。“野兽!野兽!你们都是野兽!”我在心里喊，我的心几乎要涨破了，自己用力把这几个字咽下去。同时向四面观察，怕被别人发现这种想法。真奇怪，我现在还记得许多年前的这一点儿情绪。
       我惦记着父亲。不知他会有什么遭遇。到家门口，见母亲正在门内张望。我们不由得抱在一起。母亲是这样瘦弱，只剩了骨头。刚上小学的女儿从内室跑出来，挤在我们中间。母亲抚着她的头对我说：“爸爸去了劳改大院，今天上午去的。不知是不是要开批斗会。”我想说不会的，但我说不出。
       晚上，爸爸没有回来，我们有心理准备。我们还是三个人，母亲、我和女儿。她的名字叫蔚来。
       第二天，进校门就看见大字报：讨伐自绝于人民的田康永。我几乎从自行车上跌下来，走到墙边靠了一会儿，才勉强上了车，不自觉地向田康永住处骑去。快到了，我忽然一惊，我去干什么?只会给自己惹麻烦。田伯伯已经不需要人去看望他了。门前的柳树静静地立着。又过了几天，历史系找我去谈话，应该说是“训话”。讲了一番似通非通的口号以后，拿出一封信来。说：“你看吧!”打开看时，竟是田康永的遗书，写给我的。怎么是写给我的?我匆匆看了一遍，信上说：你是最后一个和我说话的人。我对生活已经无能为力了。所以决定结束生命。我很庆幸在活着的时候看到我们国家的强大，至少是从积贫积弱中站起来了。以后怎样不能知道。而我是无用了。
       
       我把信交回。系里的人说，这是要留做档案的。
       我向母亲讲述这信，我们都哭了。田伯伯到死不能忘记祖国的强大，这是父亲那一代人所能接受思想改造残酷摧残的主要原因。母亲正在叠衣服，忽然停下来，怔怔地望着我。我走近去，抱住她的肩，她低声说：“我告诉你，你不要惊慌。我们有过类似的念头，不过我们不会做的。”我说：“我知道你们不会做的。因为有我、有蔚来。你们不放心。”他们不放心还因为没有了阿潘，我们已经分手。母亲凄然一笑：“还有他未完成的书。”也许这是最主要的。总之这些因素造成一只小船，在惊涛骇浪里颠簸，暂时没有沉没。
       他们甚至想过具体的办法，一起沉湖，慢慢走到湖水的深处，那湖水已经揽进许多宁为玉碎的读书人。而我的父母亲走到湖中心也会往回走，因为有蔚来在牵扯他们。父亲还有事要做，父亲不会死。
       我把田康永的遗书用工楷默写出来，早晚拿出来看。一遍又一遍地想，他们这一代人太爱国了，为国家可以捐躯沙场，也就可以承受一切。死能解脱他们的痛苦吗?我们这一代人发育时就患着软骨病，我们永远不能像他们飞得那样高，可是跌得也许更重。
       又过了些时，一天中午，因为母亲这几天不舒服，我回家来看望，在校门口看见大字报，其中一张竟是冬的，批判的对象是母亲，母亲的名字上也打上红叉，她说母亲怎样拉拢她，腐蚀她，目的是配合辛慎钧把学校变成资产阶级王国。又说母亲手制的点心是毒药。我只觉得浑身冰冷，恨不得上去撕掉这张纸。这时我看见父亲一行人排着队来看大字报，父亲也看见了冬的。他对我看了一眼，微微摇了摇头，十分沉静地继续往下看。我回家不敢告诉母亲，其实她已经知道了。她躺在床上，只轻轻说了一句：“人心叵测。”
       我在所里也荣幸地得到几张大字报。“资产阶级文学吹鼓手，修正主义好苗子”，这些头衔老早就有了。现在的新材料是：我曾在一次讨论翻译的会上宣传《鲁拜集》中的腐朽思想，还背诵“一瓶酒，一块面包，还有你……便是天堂”。“简直是肮脏透顶!”倒是没有“助纣为虐，用笔杀人”这一类的字样。我想我跟着父母亲，就该有几张大字报。要打成什么分子就一起当吧!这样想着，觉得痛快。我很思念阿潘，不知他的情况怎么样。要是也打成什么什么就好了。不过他那样畏缩地活着，该放他一条生路吧。
       一个星期天，父亲获准回家来取衣、服。回来便和母亲一起在厕所的一个纸箱里翻找，居然找出那部父亲以前关于历史学的著作，这部书没有出版，竟也没有交代，藏在这里。母亲说：“我藏的地方好不好?”父亲应该在傍晚六时前回劳改大队，他一天都坐在书桌前，午饭也吃得很少。母亲低声说他要给它一个结尾。我说可以慢慢来，让蔚来去劝他休息，他竟喝了一声：“不要打搅!”我们屏息在门外听动静，过了很久听见他站起来，以为他就要走出房了。就在这时，一个沉重的声音吓得蔚来抓住我的手。我们冲进去，看见父亲倒在地上，就在书桌旁。他没有写遗书。他不必专门写遗书，他的思想就在他的著作里。万分遗憾的是，他没有写完。我不知道他最后要说的是什么。
       母亲没有惊叫，只大声说：“你——你——”随即扑在父亲身上。我也扑下去抱住他们，但我立刻定住神，要蔚来守在这里，自己跑步先到校医院找到医生，又给系里打了电话。等我回到家，蔚来正跪在爷爷奶奶身旁，大声哭叫。他们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辛先生的生命结束了，我从荧屏上的字里行间亲眼目睹了这一夫妇同归的情景。我的头和心都像要炸开了。我更关心他的书究竟是怎样结束的。人死了，书应该还活着。它能不能活，怎样活?我巡视四壁整齐的书籍，有几本辛慎钧的著作，却找不到那一本。我跺着脚在秋的耳边大叫：“你把它放在哪里?”秋不理。
       荧屏上出现了哪吒的画面，一瓣瓣饱满丰润的莲花渐渐发黄，变干，一片片落下来。哪吒有些惊恐，“怎样帮助你?”我向荧屏扑去，但我只是一团空气，我和哪吒都没有感觉。莲瓣几乎落尽了，哪吒用尽力气舞动着风火二轮。池塘中冒出了新的莲梗，一会便长高一截。含苞的花围绕着哪吒，这是他自己的花，不是佛祖派来的。
       哪吒略显镇定，我也镇定。哪吒消失了，荧屏上显出两行英文字：
       The Wine of Life keeps oozing drop by drop
       The Leaves of Life keep falling one by one．
       生命的酒酿不停地一滴一滴消失
       生命的树叶不断地一片一片飘落
       我译出了这两句诗，觉得心里是一片空白。荧屏上也是一片空白。不久，出现了下面的句子，这些都来自《鲁拜集》：
       A Book of Verses underneath the Bough，
       A Jug of Wine，a Loaf of Bread-and Thou
       Beside me Singing in the Wilderness
       Oh.Wilderness were Paradise enow!持一卷诗在树丛旁一瓶酒 一片面包还有你在我身边歌唱 在旷野上旷野便足已是天堂荧屏的字向上飘去。和你一起歌唱便是天堂。和你，你，你在哪里?
       我和阿潘的婚姻从开始就有些貌合神离。他太要强了，想做一番事业。在那时，便只能察言观色以图上进。他聪明勤奋，改造思想很积极。十天半个月就要向组织汇报思想，表示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决心。有时拿我的议论也去作有分寸的汇报，表功地说是帮助我改造思想。我也要求进步，但是受不了这样的进步。我们在分手的路上挣扎着。他毕竟是我女儿的父亲，我们怎能把他挖出去。而且我需要他，我知道一个人过日子的艰辛。但守着一个类似窃听器的东西会让人发疯。我们终于在“文革”前离了婚。后来一次所里有支边任务时，他被调往南方一个县城教中学。所里同事议论，说如果你们不离婚，不会把他调走。
       秋停下了，好像在思考这个微妙的问题。
       我在反右后到基层工作了一个时期以后，在江南一个县城工作。我很喜欢南方。那细雨迷蒙的景色，很适合我的心境。我在那里结婚生子。好像在一个偏僻的港湾里，风浪就要减弱。“文革”中也没有太大冲击。一天，我擎着伞在细雨飘拂的小巷中走，忽然听见有人叫我。我把伞举得高些，对面是阿潘。我颇为吃惊：“你怎么来了?”“我已经来了两年了。不常出门。没有遇见。”我陪他一直走到中学，才想起听得有人说北京来一位潘老师，教课极好。“原来是你。”他一个人住在学校里，以后便有时到我家来说说话。“文革”的风暴最狂劲的时期过去了，我要到北京去买建筑材料。阿潘知道，对我说：“你要去看秋吗?”我说：“可以去也可以不去。”“你去吧!”他用请求的口气说，我忽然发现他很瘦，不时用手捂着腰部，像忍着疼痛的样子。我说：“你病了?”他点点头，说：“你去吧，我要请她原谅我。”我想我必须要传递这一口信，因为“文革”中人们不敢写信。我又问：“你病了，怎么不早说?病了就要治。”他摆摆手：“治了没用。”
        我去见秋时，她已经失去了父母。研究所介绍了她的住址，但是说她现在不在北京，到外地讲课去了，要一周后才能回来。一周后，我在一间小屋里见到她，她先问我，你从那座小城来吗?我说是的，我已经是那里的土著了。“阿潘呢?”她故意放慢了口气。我迟疑地告诉她那口信，她忽地从椅上站起，说：“我去看他，你什么时候走?”“我下午走，已经买好车票。”她随手在桌上拿了一张纸，写了几个字，我从旁看见，写的是“亲爱的人，等着我。”她要我先带信去，她随后来。
       
       她送我到门口，又说：“我每年寄照片给他的，蔚来的照片。他没有收到吗?”
       “我不知道。他倒是常说起你们。”
       我回到县城，赶上了一个隆重的葬礼。竟是阿潘的。县城里的学生和学生的父母形成了长长的送葬队伍，他们用土葬，是几个家长安排的。我也赶上铲一锨土。棺不必厚，坟不必高，众人真切的悲痛让我感到阿潘的价值。我把秋的短简在新坟前焚化，那里已经种了一排小树。
       不久我也离开了那小城，我不知道秋什么时候来吊唁的，我相信她一定去过。以后我便成了阿潘的同类，而他已经消散了，我没有遇到他。
       “文革”过后，渐渐地人和人之间可以正常来往了。冬经常来看我。她从一个寡言的人，到张口就是批判词句，现在又很少说话。
       父亲百年冥寿，学校开了纪念会，来了很多人，也有不少人到家里来，在父亲像前鞠躬、默立。冬也来了，她站了很久，等人散尽了，忽然跪了下去，跪了很久，我去拉她起来，她走到门口又回来跪下，反复了几次。我说冬你不必这样，你只是太天真了。她看着我，似乎不大懂我的话。她走后，我才发觉她不记得自己刚刚做的事，所以跪了一次又一次，这是她明显发病的开始。
       陪伴又拿了电话来，秋接着，露出惊异的神色，说：“明天我来。”陪伴问已经是下午了，要不要吃点儿东西。这时有人敲门，来者正好是冬。秋关了电脑，对冬说：“春来电话说夏病了，发高烧，可能是感冒。不碍事的。”冬说：“夏病了?夏病了。”“我要明天去看她”，秋说，“你去吗?”冬想了一下，说：“我不能去，明天有个会，很重要的。”秋怀疑地望着她。
       她们说着各方面的事。从她们的谈话，我知道辛慎钧的书因为犯了不知什么禁忌，不能出版。秋平静地说：“禁忌总不能是永远。我们都经过了。”我想问那结尾呢?恰好秋说；“这书缺个结尾，但爸爸最后一天的劳动，显示出这书还是要照原来的样子成长。我仔细读了，其实书已长成了，杀不死的。”她们相视一笑。那么，虽然没有写完，也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冬拿着蔚来的照片端详了一会，长叹了一声。秋说：“她们会好的。蔚来要回来工作。”
       冬告辞，走到门边回首看那架琴，低声说：“多想再来一曲四手连弹。”秋微笑着看着自己的右臂。
       我随冬出门，等电梯时看见秋门上整齐的门牌号和辛宅两个宋体字，人似乎活得像个人了。可是书呢?能活吗?
       五
       冬在街上绕来绕去，我随着她。走了半天，不知她要到哪里去。在一个报亭前，她停住了，看着柜台上的电话。一个半大老太太走过来说：“你又找不到家了?”这人像是在居委会工作的。她指引冬进了一个旧四合院，进了一间厢房。房内很简陋，好像还在六七十年代。
       冬一坐下来就开始打电话，原来她的话都留着对电话说。不知道那边有没有人听。
       她说：“今天我忽然想起来有人问过我，为什么在各次运动中这样积极。问的人不知安的什么心。难道积极不好吗?”她停了一下，“从小很少人夸奖我，可我一心是要学好的。愿意学好，愿意听党的话，愿意改造，对还是不对?”
       冬又停顿了，然后再说话越说越快，却只是重复，没有新的意思。显然，她不记得刚说过的话。下面的话更奇怪：“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很漂亮，我的美和她们三人不同，就像她们三人唱歌我弹钢琴一样。那时喜欢我的人很多。我哪里把这些放在心上。我把他们都冻死。”她笑了起来，抚摸着电话筒。接下去的话有些莫名其妙，她说：“你知道吗?那些追求我的张三李四赵五王六里头，有一个扶苏。”我不觉“啊”了一声，好在她不能听见。
       “扶苏给我看他的毕业设计，那还是雏形。春还没有看过呢。还有那地质学家，从地质队寄来枕头大的一块石头，我相信夏也不知道。阿潘这胆小鬼，他不敢想什么，因为他要汇报，连想的都要汇报。还有那位学兼文理的通才，他每天送我一朵玫瑰花。”
       她说了那通才的名字，我惊得跳起来，飘向了天花板。说到别人时，我在想，莫不是真有这种事。直到说到自己，我才明白。冬患的这种病一方面遗忘，一方面编造，编造出没有的事，好去清扫已有的事。也许历史就多少患有这种病。我落定在一张破椅子上，她还在滔滔不绝地说。话题转了，她说：“我前天到埃及去了，再过几天要到印度。从埃及顺路到耶路撒冷，在死海里坐了一会儿。据说死海的泥能让人恢复青春，你信吗?”她又笑起来。
       这时居委会老太太推门进来，提醒冬不要打电话了：“电话费够高了。你的退休金又没有多少。”她环顾室内的简单家具，说：“就要拆迁了，你分到的房不错，明天我们去看看。”冬问：“是在海边吗?”来人不解地望着她，冬说了一个地图上没有的地名，接着说：“我喜欢那里。那里的景色千变万化。海边有一座大花园，扶苏在花园里造了一座房子，你信吗?”
       我忽然想起住了多年的那座小城，不在海边，没有花园，那里有我的妻儿。我要回去看看，趁我还能飘来飘去。我向冬挥手，她正严肃地看着那位老太太，我想冬的心里装满了春天。
       又是一年春天，我觉得身体越来越松散，却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再去看看四季女儿。我按时来到山坡上，和上次见到的景象大不一样了。山坡上开满了野花，一簇簇、一层层，不知是什么花，也许它们本来就没有名字。这里添了一张石桌，已有三个人坐在石桌前，她们是春、秋和冬，夏没有来。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半年不见，三人都更显苍老。我也坐在桌旁，正好听见春举着信封说：“我昨天收到一封信，你们一定猜不着是谁寄来的。”冬漠然，秋低声问是谁，她大概以为是扶苏。春说：“这人说他经过深思熟虑，比较了各种宗教，决定皈依佛门。世事缘聚而起，缘尽而散，他说若明白了这一条就没有苦恼。”说着把信递给秋。
       秋一面抽出信纸一面说：“是谁这么大彻大悟?”
       “是胡烁。”春说，“信是写给我们四个人的，你看吧，是个通知。”
       秋读着信，一面说：“已经看破红尘，何必通知?”我凑上去，见一张旧纸上写着小字，便匆匆读了一段：“我和你们本无深交，但你们是我记忆中的一段，图画似的，音乐似的，是年华的见证。告诉你们我的决定，是个交代。这决定只是一个想法，难道我真能出家?出不了的。”我好像看见胡烁式的笑容，几分调皮，几分听天由命。
       秋慢慢叠着信，沉思着说：“其实我也想出家。”
       “你?”春抬起眼睛，停了片刻，说：“真的看破谈何容易?——人生不过是过眼烟云，没有一点痕迹。只你还算留下几篇文字。”
       “什么都不留倒也干净。”秋喃喃地说，忽然大转弯：“我们虽然有很多痛苦，但毕竟也努力过，快乐过。”
       冬插话：“你们都有儿女。”春接着说儿子在外面生活怎么样不容易。说到儿子时，她的声音不觉提高了些。又说现在找工作很难，但他总算过得还好。最后谦虚地总结道：“儿子不如女儿，女儿对父母关心得多，不过我的媳妇很好。”
       秋说：“要说顶事，还是儿子。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他们是我们的延续。好像我们是父母的延续一样。他们应该比我们明白，比我们过得好。”“其实下一代的苦恼更多，糊涂人也更多。”冬忽然说出一句明白话。“我们就管不了许多了。”秋叹道。
       她们一起望着溪水，静听流水潺潺，像要捕捉远去的什么。在她们看来，这石桌空了一面。春和秋对望了一眼，春叹息道：“今天是夏的百日，现在不讲究这些了。”
       果然，夏是我的同类了。
       “那些石头怎样了?”秋问，“告别会上没有来得及问。”
       春说：“女儿留下三四块形状别致的，别的全都交还大自然了。”秋叹息：“连同它们的记忆。”春又说：“她曾想送给我们一人一块，到后来又想也是没处搁的。不如让它们回去。”
       她们讨论了半天石头，却没有讨论夏在哪里。我猜，她此时在云南的一个山花烂漫的小村里，不会错。
       秋默默地从手袋中取出一个纸折的小香炉和三支香，她们立起身把纸炉放在一丛野花上。放了土，插好香，点上了。香烟袅袅，在花丛中散开来，香灰落在纸炉上，纸炉也烧起来，火光一时很亮，但很快就暗下来。火熄了，香尽了，气味也融进花草的芳香里了，这是春天。
       她们低声唱起了那支歌，“当我们还年轻……”冬在空中按着手指。野花调皮地摇着头。我百感交集，觉得身体就要散开了。她们没有唱第二段，三人都不说话，把纸烬香灰用土埋好，仔细盖严。又站了一会，转过身来，春拄着拐杖，秋一手拉着冬，一同向山下走去。我随了几步，觉得有什么在拉扯我这虚无缥缈的身体，是天上的云，是山间的风，是溪水，还是花朵?也许都是。我坦然地向四面八方散开去。
       2003年秋—2004年秋断续写成
       2005年4月22日断续改定
       责任编辑　姬梦武
       题 字李纯博
       题 图 育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