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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年前，一位从国外回来的友人找我，说要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箭杆胡同看看。那一天下着小雨，我和友人骑着自行车在街里穿来穿去。起初打听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我的心不禁有点哀凉起来。那时便记起一句古话：“是非已过无人问”，是的的确确的。天快黑的时候，我们无奈又转到了北大红楼旧址，却又无法进去。光线暗暗的，四周寂静得很。陈独秀当年办公的那间房子在哪里已不甚了然，几乎没有什么可凭吊的，于是只待了一会儿，就离开那儿了。
关于这位已去的前辈，世人已说过许多。研究他的著作也是汗牛充栋了。对我这样后来的人而言，每每记起他，总是想起一群人，仿佛有巨大的队伍在支撑着他。幼时看过一幅画，印象是红楼内外人流滚滚，可是细细查阅史料，却只有几个响亮的人物，这个时候才知道那时的思想者其实是孤独的，搅动了中国的其实是《新青年》的几个同人。
那一段历史可书写的很多，远不只陈独秀一人。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来到北大。他是幸运的，一到古都就结识了一批友人，这些人后来有许多加入了《新青年》的行列，成了终生难忘的同人。和他走得最近的是胡适、李大钊、钱玄同，而周氏兄弟则不即不离，但精神大多是同步的，并未唱出异样的反调。还有几位作者和陈氏保持着较密的关系，沈尹默、蔡元培、刘半农、高一涵、傅斯年、罗家伦等，他们都在《新青年》上写了不少的文章。一时间撼动了读书人的空间。
那时候的鲁迅成为其中一员后，对这一营垒的人的斗士气是欣赏的。许多年后，当他已与钱玄同、刘半农疏远的时候，还能心平气和地指出诸位当年的某些锐气的可嘉。并未因为结怨而否定他们精神中的亮点。《新青年》同人们的蜜月时间很短，在历史上不过短短的一瞬，不到几年就解体了。不过那几年的生活确可大书特书，无论对鲁迅还是陈独秀，都是值得回味的。在向着中国传统进行批判的时候，那一些人彼此颇为融洽，并无大的分歧，这构成了一条阵线。晚清之后，对着旧文明进行着彻底的清算，从未像那一群人那么激烈、迅猛，其遗绪至今还留于世间。
陈独秀和他的友人们以狂傲立世，但彼此新旧参半，并非像一些文章那么现代。胡适张口杜威，闭口詹姆斯，可却在道德上让步于传统，倒仿佛有点儒生气了。沈尹默看似是个新诗人，看他日常的爱好，内心还牵挂着古代的诗文、字画，身上难免不带点士大夫气。范文澜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谈过对诸人的印象。比如钱玄同是最激烈、最清醒的人，见了其长兄却要行跪拜之礼。《新青年》同人提倡白话文却用文言文写作。这种分裂好像是那一代人共有的现象。陈独秀、鲁迅、刘半农等人的身上，多少有一点旧文人的习性。所谓新，也不过附在旧体上的新芽，大家多少还是吃了旧躯体上的乳汁的。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冲突，他们攻击愚猛烈的东西，恰恰是占据自己内心最为久远的存在。在对别人宣战的时候，也同时食着自己的肉，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说的“抉心自食”吧?
读那个时期彼此的通信，可以想见思想的话跃。像钱玄同与陈独秀的交流，就有趣得很，偏执与矛盾，都流露其间。钱玄同谈天时滔滔不绝，目光炯炯，并不在意别人的反应，有时不免也有一点夸张。但却让人觉出性情的可爱。这个特点也流入他的文字里，比如谈到旧文学的问题，钱氏将传统的诸多经典，大多否定掉了，1917年2月25日致陈独秀的信云：“弟以为古代文学，最为朴实真挚。始坏于东汉，以其浮词多而真意少也。弊盛于齐梁，以其渐多用典也。唐宋四六，除用典外，别无他事，实为文学《燕山外史》中之最下劣者。至于近世《
聊斋志异》、《
淞隐漫录》诸书，直可谓全篇不通……元人杂曲，及《西厢记》、《长生殿》、《牡丹亭》、《燕子笺》之类，词句虽或可观，然以无‘高尚思想’、‘真挚情感’之故，终觉无甚意味。”陈独秀看了那信，对钱氏的快言快语是感动的，他是不是在这位新朋的身上，也看到了经自己的知音?六天以后，陈独秀回信云：
崇论宏议，钦佩莫名。仆对于吾国近代文学，本不满足，然方之前世，觉其内容与社会实际生活日渐接近，斯为可贵耳。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绝无进步之可言。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
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字之大本领乎?庄周、司马迁之书，以文评之，当无加于善写人情也。八家、七予以来，为文者皆尚主观的无病而呻，能知客观的刻画人情者盖少，况夫善写者乎。质之足下，以为如何?
同人们谈论的话题十分广泛，哲学、政治、文艺、文字、伦理、国体。但丈多是宣言体的，并未说深说透。唯文学方面，颇为深入，自成道理。所以后来人们谈《新青年》，记得的大多是文学革命与伦理造反，别的则很少影响文人了。《新青年》的几位主将，都是有诗人气质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称为文学家。陈独秀、沈尹默的旧诗，鲁迅、胡适、周作人的随笔，钱玄同、判半农的札记，都写得有滋有味。李大钊的短章，理论色彩严密，又含有深情，流动着高贵的气韵。文学界革命的旗能举起来，且不久便见出成就，大概还是借，了文学界以外的力量。比如从伦理学上、进化论中汲取思想的因子，从实用主义、无政府思潮获得思考的空间。有趣的是，诸位很少是哲学家、社会学家，除了李大钊和胡适受过一点理论的训练外，其余的多属于杂家，都有扎实的旧学根底，但他们却把哲学的、社会学的、成就引入文学领域，于是产生了很大的波动。陈独秀谈域外思潮、国内文化，感人之处多多，是高屋建瓴的妙语，但因为过于空泛，便显得有些皮毛，一旦切入实际，比如文学界领域，则问题迭起，意象纷出，让人有了切肤的痛快。中国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孙中山那代人已谈得很多、很广了，唯思想革命、文学界革命，尚无人深入梳理、研究。《新青年》同人要做的，大概是后者。你看蔡元培之谈美育，周作人的介绍个人主义文学，鲁迅的关于白话文的辩护等等，都倾向于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的。或者说，他们借助了艺术，描述着人本的问题。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背后，还是人生问题。那时候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尚无人有过。只是这个团体分裂后，才发生了变化。
和陈独秀往来较多的李大钊，在史学和社会学上有相当的造诣，其兴趣还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引介上，但也受身边的人影响，写了大量的诗歌，呼应着新的空气。李大钊是那个圈子里最温文尔雅的人，鲁迅曾描述过他的形象，全身弥散着敦厚之气。许多人都喜欢他，赞佩其学术的眼光和文字的练达。他那时不仅喜欢马克思，也研究罗素，认同陈独秀，也欣赏周氏兄弟。看他们的文章，有许多交叉的地方，彼此是互感的。《新青年》像一个磁石吸引着不同的人们，传染着同一种情调。现在读这些远去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那些灵魂的跳动。
独往独来，笑对江湖，骇世惊俗，摧枯拉朽……这便是那一群人特有的风貌。和章太炎、孙中山那一代人比，他们的迅急、猛烈、热情并不逊色，有时甚至走得更远。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实际的情形是，他们使中国人的书写历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而且，后来近百年文化史的悲喜剧，几乎都于此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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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量历史是一件困难的事。现代以来的中国，大凡以纯粹的精神切入现实，大多落得失败的结局。倒是那些自以为恶的存在留下了自己的根基。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激进主义，便是这种恶环境下的产物，后来的学者对这一思潮的不同臧否，说明了其复杂性。学院派的公平说与诗人式的乌托邦之梦，在中国历史面前都显得有些无力。
陈独秀与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都不是激进思潮的鼻祖，而应被看成这一思潮的产儿。他们的身上几乎都有点狂人的意味。以最为中正、平和出名的周作人为例，那时看重和喜欢的，竟是很有奇气的人物。比如一生迷恋的辩士路古阿诺斯，其横扫千军万马的精神伟力，当不下于他身后一千余年才出现的尼采。
周作人留洋的时候就喜欢上了这个人物。待到《新青年》红火的时候，他在许多文章中，也提起过这位激进的狂人。如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就写道：
Lukianos本异国人，故抨击希腊宗教甚烈，或谓有基督教影响，亦未必然。Luki-anos著Philopseudes(《爱说诳的人》)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惘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
1918年至1922年间，周作人的思想异常激烈、活跃，所写文章亦令世人刮目。如《人的文学》、《祖先崇拜》、《思想革命》，锐气绝不亚于鲁迅。尤其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上的《人的文学》，境界与学识，都在陈独秀、胡适之上。《人的文学》在根本态度上，是支持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论的，所不同的，乃是不把其口号化、排他化，而是学理化、人道化。在诸人的合唱里，别立一宗，《新青年》因为有了这类文章，而变得沉甸甸了。
周作人的性格内向，周身儒雅，毫无斗士气。虽是鲁迅弟弟，却无其兄的峻拔，不过由于久浸书海，渐渐地也染有反骨，他的文章，让人看到了那一代人启蒙的准备有很长的时间，学理上与欧洲的反基督教传统渊源深厚。他不仅在古希腊的辩士文化中看出怀疑主义的重要，而且又从文艺复兴以及十八、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汲取了人文的力量。有趣的是，周氏并不以为过去的遗产均无价值，他承认那些文化的产生乃顺时代要求之故，只不过不适应现实人的生活罢了。《人的文学》说：
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
陈独秀看了这文章，遂致信周氏，以为“做得极好”。那是补充了他和胡适的不足的。陈独秀自己知道，仅仅有斗士、狂人的态度的确不够，周作人式的注重常识或许会增加这支队伍的精神含量。其实那时的同人们确有很大的差异，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乃实用主义的移植，蔡元培则搬来了德国教育的理念。鲁迅是有点尼采和安德烈夫式的阴冷的、怀疑的东西占据了许多空间。鲁迅的思想在那时和周作人有诸多交叉的地方，周作人的一些文章，有的是经鲁迅的修改才得以发表的。比如周作人的译文、讲义和随感，不妨说，二人在杂志上讲述的是相近的话题。当胡适大谈语言上的进化，描述文学改良的时候，周氏兄弟却强调了“思想改革”的重要。因为无论新形式还是旧形式，都有可能是荒谬意识的寄生场。而解决的途径，便是彻底地、无情地清理旧物。周作人不止一次提到，崇拜祖先和崇拜传统的可恶。1919年2月在《每周评论》上，曾以《祖先崇拜》为题，抨击了国粹家们的迷梦。那文章还引用了尼采的话，我猜想，是鲁迅提供的吧。文章的结尾道：
我们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孙常拜我们。
尼采说：“你们不要爱祖先的国，应该爱你们子孙的国。……你们应该将你们的子孙，来补救你们自己为祖先的子孙的不幸。你们应该这样救济一切的过去。”所以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从路吉阿诺斯到尼采，这两个狂士的语录鼓舞了周氏兄弟的写作。他们的文章不自觉地染有这些激进的、怀疑主义的色调。看《新青年》上周氏兄弟的文章，那般叛逆的气息是内在的，无论在学理的层面，还是性情的层面上看，路吉阿诺斯与尼采的不以圣贤是非为是非的野性力量，都影响了他们。尼采的冲荡之气使鲁迅颇为受益，而周作人则学会了路吉阿诺斯在学识的层面质疑祖先的方式。中国古代有许多高傲的、放荡不羁的人物，王充、李贽就大气磅礴，不为旧俗所限，目光与气魄都是超人的。不过到了周氏兄弟这里，又多了一些超迈的哲思。特别是鲁迅，比周作人走得要远，他冷然地行进在荒野里，发出了狼一般的吼声。那声音绝不是书本讲义与学术宣言里可以找到了。它是摩罗诗人式的，是尼采与路吉阿诺斯式的。我们何时在中国文人的文本，能听到这类声音呢?在一个古老僵死的国度里，如果没有，它的出现，那我们则真的成了万劫不复的可怜之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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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队伍里，还有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胡适。胡适是个新的明星，名气在那时仅次于陈独秀。《新青年》起先刊登了他在美国寄来的一些日记、译文。后来开始与陈独秀讨论起文学改良的问题。胡适与陈独秀是老乡，在美国学过农业、哲学等学科。但内心却很平和，也有士大夫的某些。嗜好。这个青年在美国时，就注意到了文学改良的问题，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自由的观念，抵抗保守的暗潮。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文章，行文不像陈独秀那么激昂冲动，但却平实深厚。他和陈氏的文章，因为带有纲领性的气韵，在当时影响深远，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好像还在他与陈氏的影子里。就思想的明确性与新鲜性而言，胡适带来的旋风，四处流动。新文化运动初期，他与陈独秀一样，也像一把火，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闪光。
《新青年》同人中，他是唯一新从国外回来的人，受了七年的美式教育，对中国的未来可说雄心勃勃。据北大人的回忆录，他是个英俊的青年，谈吐里有诱人的语调。他的课堂效果很好，人的魅力与学术的魅力集于一身。因为所学的专业理论较新，又力主白话文运动，他给人的印象是初升的朝阳，似乎比陈独秀还带有新意。又因为新归国时心理反差之大，对故国的旧习、陋俗较为敏感，所以发表的言论便一语中的，鼓动性绝不亚于他人。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有些穿透力，《易卜生主义》、《文学界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不朽——我的宗教》，都带有较浓的美国学人气味。胡适不像陈独秀与钱玄同、鲁迅那么嫉恶如仇，谈天说地时本乎理性，文字的背后是缕缕的暖意。他虽支持陈独秀、钱玄同的某些激进的观点，可不同意一蹴而就的莽撞，以为一切须顺应一种秩序。在进化的途中，是不能绕过一种环节的。《新青年》四卷四号上，有他一篇与陈、钱讨论文字改革的通信《中国今后文字问题》，看法就不同于二位。作者说：
独秀先生主张“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我极赞成。凡事有个进行次序。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另是一个问题，我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
既大胆，又谨慎，既果敢，又平和，这是胡适给人的初步印象。他的文章对旧学颠覆很强，可你阅读的时候却不感到武断、霸气，隐隐地闪着热热的光，让人感受到一种亲和之力。胡君爱谈“改良”、“尝试”、“建设”、“求证”一类的话，这些比陈独秀的“革命”“血色”“不许”一类的言辞要和蔼得多，真真是彬彬君子。在对反对派的攻击、咒骂面前，他还能语气平静，并不把对方压下，而是靠学理的力量交锋。《新青年》五卷一号上，他致汪懋祖的信说：
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学，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势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客人以讨论”。
他的这一精神，很快吸引了北大的师生，在红楼内外，获得了诸多钦佩的目光。“出辞荒谬狂悖绝伦”在那个时代是需要勇气的事，而洗耳倾听反对派的声音，则是难得的雅量。胡适于二者均有所得，激进与平稳兼备于身，所以他既可以和陈独秀、钱玄同为伍，又能与周氏兄弟保持友谊，我们说他是《新青年》的主将之一，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胡适眼里，陈独秀是个老革命党人，说话时不免有些武断。文学界改良最早提出时，陈氏还有点怀疑，待到看到胡适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时，陈氏的态度大变，且为之一振。他认为改良还有点温吞，不妨以“革命”口号出之。于是新文学界运动便借助这个武断的老革命党人之力，在国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后人每每言及五四新文化，讥其激进云云，岂不知那时的改革，倘不是激进主义做后盾，新文学还不知要推迟几年呢。像鲁迅的出山，就并不是自愿的。先有理论后有行动，这是专制国度下国民进化的途径。理论在那时的重要，确是超过写作实践的。
比之于陈独秀、鲁迅、周作人的知识背景，胡适的理论来源有点摩登的意味。他后来介绍的易卜生等思想，比周氏兄弟译介的武者小路实笃、爱罗先珂诸作品，都显得大气。他推崇的杜威思想，在当时红极一时，因为是杜威的弟子，又请其来中国讲演，便在那时造了很大的，势头。实用主义是杜威精神的本色，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与科学实验诸活动密不可分。而《新青年》同人们是推崇科学的，以科学为依托的杜威的实用主义，能不跻于文坛而诱世?陈独秀、钱玄同那么看重他的学识，其实隐含着一种期待。大家知道，新文化运动如没有科学理念的强大支撑，终究是薄弱的。
初期的时候，周氏兄弟与胡适较为要好，连钱玄同、刘半农也走进了他的周围，成了谈天的友人。鲁迅碰到旧书的版本问题时，多次与之交谈，各自都欣赏对方的某些观点。鲁迅并不了解胡适推崇的杜威理论，胡适也未必深解鲁迅的那些精神意想。不过彼此均知道在中国该做些什么，相互间是有些暗示的。不同心而要协力，在他们是不言而喻的事。胡适倡导新诗，周氏兄弟便也写新诗，鲁迅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胡适也颇为共鸣，说了些赞美的话。《新青年》杂志真是人才济济，天才者众。相互间的互补产生了巨大的威力，振动是长久的。”他们之后的一百年，中国文坛再未有过如此灿烂的群星，想到这里，不禁为后人而黯然神伤。历史是不能重复的。在人类的衍生史中，美丽有时就这么短暂。
关于胡适有许多传说，在今天已成为一些人的偶像了。不过我在佩服他的同时，也隐隐地觉出他的浅，理论几乎是西洋人的，并无多少真正自己的东西。无论是文本还是思想，和周氏兄弟比都有一些距离。他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但似乎缺少鲁迅那种峻急和迅猛之力，以及灵魂的深广。我偶尔看到鲁迅后来挖苦他的文字，也在想，他们后来分手，固然有价值观上的不同，另外一个因素是，鲁迅在根本点上，就看不上他，那也是一个原因吧?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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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在鲁迅博物馆翻看着钱玄同留下的那批旧杂志，就怦然心跳。《新青年》：里的文章，情思漫漫，今人似乎也难有那些作者的气度了。读他们的文字，便想象着那个时代的人与事，觉得谜一样的话题是那样多，几乎每个话题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他们每个人，人心都充盈着一团火。后世一些无知学人讥讽他们狂傲偏执，不懂建设，唯有破坏。其实认真读那里的文字，关于教育改革，关于文字改革，关于文学的现代化，不仅议论多多，方案与实践是时常可见的。那一代人并非一群虚无主义之徒，内心还多有一些改良的方略，且有着精神的寄托。而那寄托里，就有传统文化遗产的因子。比如鲁迅对汉画仪的青睐，钱玄同的喜写篆字，刘半农爱写散文，胡适的考据癖，这些与明清文人，不能说没有交叉。有的甚至是从传统的非正宗的流脉里过来。他们即便是破坏偶像，喊打倒孔家店，也是因了胸有法国、美国革命的参照，精神深处，有着路标的。刘半农关于文字学的思考，就参照了洋文语法，并不是书斋里的胡闹。钱玄同议论文字学，就有章太炎的某种风范，在迅猛里又添有沉稳，功底之深非别人可以比肩。钱氏的《论注音字母》、《新文学与今韵问题》，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我之文学改良观》、《复王敬轩书》等，都有着很深的学养。我们看钱、刘二君关于新文化的那出“双簧戏”，演得何其之妙。钱氏化名王敬轩大肆攻击新文学运动，而刘半农撰文力驳之，文章气韵生动，一时并世无两。鲁迅后来以赞佩的口吻回忆过那时的刘半农：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她”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现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约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单是剪下辫子就会坐牢或杀头的了。然而这曾经是事实。
在《新青年》编辑中，刘半农的学识是较弱的，后来虽去了欧洲得了博士学位，但都不及胡适、周氏兄弟深厚，尽管这样，他的一些思想和学问，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特色，并非一无是处。他对文学与文字，音韵与语法，四声实验等，研究很深，心得特别。所以他谈新文学界的建设，非空中楼阁，而是有着较深的根基。读其文章，是立着的，非躺在地上的时文。比如《复王敬轩书》，谈及翻译问题，就颇有见地，与鲁迅、周作人的观点很近：
当知译书与著书不同，著书以本身为主体，译书应以原本为主体；所以译书的文笔，只能把本国文字去凑就外国文，决不能把外国文字的意义神韵硬改了来凑就本国文。即如我国古代译学史上最有名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后秦鸠摩罗什大师的《金刚经》，一部是唐玄奘大师的《心经》。这两人，本身生在古代，若要在译文中用些晋唐文笔，眼前风光，俯拾即是，岂不比林先生仿造二千年以前的古董，容易得许多。然而他们只是实事求是，用极曲折、极缜密的笔墨，把原文精义达出，既没有自己增损原义一字，也始终没有把冬烘先生的臭调子打到《经》里去；所以直到现在，凡读这两部《经》的，心目中总觉这种文章是西域来的文章，决不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的晋文，也决不是“龙嘘气成云”的唐文。此种输入外国文学使中国文学界中别辟一个新境界的能力，岂一般“没世穷年，不免为陋儒”的人所能梦见!
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又夹带深厚的见识，大几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激进青年，都能从文中得过启发吧!钱玄同认为，刘半农“决不是纯任情感的人，他有很细致的科学头脑”。
这一句话可说是对《新青年》同人的概括。因为相信科学的伟力，于是对一切非科学的存在，大加鞭笞，而梦想的，却是一个新的世界。说那一群人只懂破坏，而不谙建设，是不得要领的。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周氏兄弟、钱玄同、刘半农那时的文章，观点互相影响，好像出自一人之手。那定然是彼此切磋的缘故。胡适有一篇《易卜生主义》，语气和鲁迅的那篇《论睁了眼看》十分相近，或说鲁迅从胡适的思想受到启发，也有可能的。刘半农自己就承认，从陈独秀、胡适的关于文学界革命的文章中，受到鼓舞，他的许多思路，不过是沿着主将观点延伸而已。在面临同一个文化难题的时候，思想者的精神有时会出现惊人的一致。气质或许不同，知识背景可能有别，而目标却大致不差，都向着顽固的遗存挺进，搬走那座精神的山头。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一群读书人，无情地向着自己的祖坟刨去。他们冒着辱骂，受难的危险，开始了前无古人的征程。中国的现代文明，就是踏着道道荆棘而悲壮地拉开了它的序幕。然而这一台大戏，至今尚未演完。每每思之，不禁为之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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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青年》内部，一开始就蕴含着差异的。陈独秀的排他主义，胡适就觉得不妥，以为不太公正。而钱玄同的急躁，后来也受到同人的批评。鲁迅在胡适身上，大概看到了一点表演的成分，在他们关系尚好的时候，还在小说中奚落几句，开开玩笑。分歧固然在，但那时的目标因为是与旧的营垒作对，彼此并不深议，不过深藏心里而已。高兴的时候，直面而谈，争论得面赤耳红，也是有的。所以翻检那时的旧文，看彼此间的信札手迹，倒让人生出羡慕。坦诚与激烈，博大与幽远，都可以感到。那是后来的学人自叹弗如的。
钱玄同在那个圈子里，一直是个活跃人物。他口无遮拦，信马由缰。文章一泻千里，酣畅雄放。他因了章太炎的影响，走的是偏执之路，凡事要纯粹处理，尤对学术不会温吞之态。他在《新青年》发表的许多观点，在那时被视为怪论，林琴南后来就撰文，对其大加贬损。钱氏的文章，篇篇有着火药之味，他写的《随感录》，对遗老遗少就不客气，大有吞灭之势。而言及学术，对旧式文人是蔑视的。陈独秀撰文虽有狂态，但并无蛮气。钱氏则不然，狂妄之语的背后，野性的东西多了，总觉得有些孟浪。比如谈及文字问题时，不仅改革，且废汉字，以拉丁化的方案代替象形字，真真是刨了自己的祖坟。他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说：
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子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
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这样一种态度，在学理上有些过分，比陈独秀还要偏颇。读他的系列文章，印象是意气的地方多，缺乏严密的逻辑。他和陈独秀一样，许多理论没有操作性。倒是胡适的尝试的态度，周氏兄弟创作中的摸索，让人感到切实。那是大地上的耕耘，非空中的楼阁。许多年过去，《新青年》的同人们的著述，唯胡适、周氏兄弟的一直畅销，那也说明了尝试比空谈更为重要。
鲁迅曾讥讽钱玄同是个好发空论的人物。不是没有道理。但他的空论，有时笑态可掬，也让人觉出其中的可爱。周作人就喜听钱氏的妙语，以为大有可借鉴的地方，并非一文不值。而在胡适看来，钱氏的失误是过急，缺少分寸，过犹不及，就是这个道理。有一次，胡适致钱氏的信中，说得语重心长：
中国文字问题，我本不配开口，但我仔细想来，总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的事，须有十二分的耐性，十二分的细心，方才可望稍稍找得出一个头绪来。若此时想“抄近路”，无论那条“近路”是世界语，还是英文，不但断断办不到，还恐怕挑起许多无谓之纷争……老兄千万不可疑心我又来“首鼠两端”了。我不怕人家攻击我们，只怕人家说我们不值得攻击。
对胡适的批评，钱氏有所保留的。他以为这位友人和旧的存在过分“周旋”，大有费时费力之态。对陈腐的存在，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刀两断，各自东西，从此开始新的生活。可是胡适却从渐进的、可操作的原则上，坚持温和主义的立场。他和钱氏的分歧，也可看出是与陈独秀诸人的摩擦吧?
不错，《新青年》诸君，并非个个是大度雅量的人，他们有时也略有圈子化，唯我主义的立场。像钱玄同、刘半农上演的“双簧”，不过内部的自编自导，对别人骂自己的文章，就并不都敢刊出。大概是1919年的七八月之间，胡适推荐了张谬子的文章，欲发于杂志上。钱氏因为他是个反对派，怒而拒之，且扬言要退出《新青年》。胡适便去信解释，委婉地批评了这位老兄：
至于老兄以为若我看得起张碍子，老兄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我以为这个人也受了多做日报文字和少年得意的流毒，故我颇想挽救他，使他转为吾辈所用。若他真不可救，我也只好听他，也决不痛骂他的。我请他做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老兄肯造王敬轩，却不许我找张豂子做文章，未免太不公了。
在这段的批评里，道出了同人中一部分思想上的障碍。江湖之气与党派之气一旦与学问结合，便会呈现出独断主义的学术。不过胡适太看重了学术良知，却忘记了顽固势力的残忍、庞大。他后来屡屡在文坛与政坛中受挫，大概是太宽恕对手，不诸世侩的手段吧?而在鲁迅看来，钱氏之弊在于空，胡适之短在于柔。大学里的教授，只有学术良知，却无与恶势力直面的手段，失败是必然的。鲁迅那时是主张决然的态度的。他以为对旧的势力一旦用柔弱的态度待之，自己就有可能被害于其中。鲁迅敢如此来说，非洋人的学理作怪，亦不是个人恩怨所致，而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张勋复辟，看来看去，于是得到一个结论：“假如一定要做，就得存学者的良心，有世侩的手段，但这类人才，怕教员中间是未必会有的。我想，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其实中国并没有(我国之所谓智识阶级，此事说起来话太长，姑且从众这样说——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说这句话时，《新青年》已经分裂，有的高升，有的隐去。鲁迅已把目光，放到别一世界中去了。
6
你能想象出那个时代的氛围吗?那一群人确有许多令人神往的地方。学术态度、思想境界且不用说，仅就彼此交往的方式，情感的走向，就让后人品味再三吧。《新青年》里的人并非个个正襟危坐，或只会道德说教，他们一些人的幽情，觉得其状不亚于六朝之人。那一群人中，鲁迅沉默寡言，但偶一谈吐，便语含谐意，趣味横生。钱玄同爱说笑话，刘半农态似顽童。李大钊与人相处有亲和之力，没有读书人的架子。周作人有点儒雅之气，但开起玩笑也颇为放松，不像他的文字那么宁静。曙天女士有一篇《访鲁迅先生》，记录了周氏兄弟的特点：
我开始知道鲁迅先生是爱说笑话了，我访过鲁迅先生的令弟启明先生，启明先生也是爱说笑话的。然而鲁迅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并不笑，启明先生说笑话时他自己也笑，这是他们哥儿俩说笑话的分别。
以说笑，调侃进行着自由思想的交流，正是新文人不同于旧儒的地方。周氏兄弟与友人们都挺“现代”，虽穿着长袍，写着毛笔字，玩玩古董，但也不过鉴赏的态度，对人生的看法，也有鉴赏家的眼光。远远地打量着，并不轻易走进对象世界。那时候在鲁迅的住所八道湾，是有一个定期聚会的，我们把它说成沙龙，也不错吧。沈尹默后来回忆说：
“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人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马二、马四、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农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备的食物——粢饼烤鱼之类，从清晨直到傍晚，边吃边谈，作竞日之乐。谈话涉及范围，极其广泛，有时也不免臧否当代人物，鲁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烦地判中了所谈对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阵。当时大家觉得最为畅快的，即在于此。
鲁迅、周作人和自己的友人在一起时，说话都挺放肆，彼此坦然得很，并不存有戒心。友人们对周氏兄弟，大概也是如此。你看钱玄同写给周氏兄弟的信，就毫无正经，常常通篇是胡闹，正经的话不多。他们彼此的信件，文字游戏的地方多，因为都通文字学，所以行文不免“卖弄”一点学问，引来一笑。做斗士的时候金刚怒目，而平民化的时候，就有些游戏之风，这一点，与明清愤世的士大夫，略有一点相近。五四文人的傲世、通脱、清峻，实在不亚于魏晋风度。你读那时的信札、日记，不是已感到了久已绝迹了的冲荡之气?
钱玄同有诸多致周氏兄弟的信，可见那时的情形，其中一封云：
今天(西历一千九百十九年，大日本帝国大正八年，大中华民国八年，元月卅一号。即戊午年十二月除夕。<按夕当作朝>)早晨寄出一封骈体信，此时或已达览。日将午，得庚言先生来片。现在 (二月一号上午一点多钟)又得仲由氏来信。对于胡先脯词中予言之人之大作，吾三人均有论列，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作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一作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矣。
鲁迅和周作人回信的时候，也喜用玩笑口吻，以诙谐的字句谈正经的话题。周作人写信时，爱称对方的绰号，说一些介于正经与不正经的事情。然而学识与眼光，确实高远。鲁迅那时就显示了怪异的地方，他很少出席《新青年》会议，但对其中的事务，还是认真待之的。他的文章固然以幽默闻世，但深邃与忧愤，亦隐藏其间，且看他1918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件：
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竞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杂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信写得随随便便，涉笔成趣，嬉笑怒骂皆有，态度却是朗然、分明的，读这一封信，就很易使人想起魏晋时代的阮籍和嵇康，那种“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气韵，并非一个“狂”字可以解得。五四那代人豪放之外，又多一种魔气，他们在谈笑风生里，常对祖先的文明发几声咒语。魏晋的文人只会装疯卖傻，放荡不羁，到了鲁迅、钱玄同这一代，则不仅志不拘检，口吐狂言，且又从魔瓶里放出毒素，熏染着这个世界。鲁迅诸人是深切地敏感着自己的生存与旧有遗存之间的冲突的，他们意识到，“文化的革命就是不断延迟的危机”。而知识群落的使命之一，就是直面着它，且以创造的精神构建自己的生活。有一种奇怪的论点曾说，鲁迅这些人以自怨自贱的方式对待世界，且败坏了自己的判断力。事实却恰恰相反，那一代人对自我和周围的世界看得何等清楚、透彻!一个不懂得痛感，且与旧我分离的人，至少可以说是麻木的。但那一代人却唤起了沉睡的民众，使麻木的人们懂得了站立的价值。他们以恶意的方式，建立了人间世善的园地，又不惜背着黑暗的重负和恶的名声，放人们到光明的地方去。今天的人们，觉得他们是如此的遥远，又如此的亲近，那是自然而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