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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谁都想像不出，当我走进那栋装修高雅、环境幽静的科研所的宿舍大院，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像爬墙虎一样挂在对面的大铁门上，我的心情有多难过。
       就好像一个千躲万躲也躲不过的阴影，它总在我的担心中豁然出现。我的老哥又喝多了。
       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我的那位做了院长的老哥终于挂在了大铁门上。不用说，他又喝大了。用北京话说，他喝高了；用我老母亲的话说，他又喝“差潮”了。
       “差潮”，是我们山东海边人的土话。如果形容一个人喝多了，就会说：瞧这人，又“差潮”了。它的原意是海鱼是离不开海水的，一旦离开了海水，鱼的眼睛就会发红，就证明不是这一潮水打上来的。差了一个潮水，也就是不新鲜了的意思。说一个人喝“差潮”了，是指喝酒的人的眼睛就像“差潮”的鱼一样。
       这是我母亲经常说我父亲的话，现在，父亲是喝不动了，他已经自己把自己喝成了脑血栓，偏瘫在床上整整十年了。现在这话理所当然就落到了我的老哥身上。
       且说我见到老哥醉酒挂在门上后的结局。
       我当然知道了，酒喝到这种份儿上，你越上前去劝，他的眼睛就越红。你就是给他提一个酒字，他都有可能把它当成真的酒喝下去，更增加了他的醉意。
       当母亲把老哥当成十几岁的淘气孩子在院子里追打时，我老哥居然当院舞了起来。平时，他是典型的山东汉子，你要是对他提个跳舞的词儿，他会从鼻孔里发出一种轻蔑的声音。在他的眼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什么严重的事情到了他那里，就是一句话：“多大一点事。”他为人豪爽，仗义疏财。人家找他借钱，经常是肉包子打狗的结局。你不知道他借给了人多少钱，但他儿子读高中择校时，还是我的老母亲给他拿出了3万元钱。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但就是有一样，没有勇气对酒说一个“不”字。
       我走到楼下所见到的就是这样一种戏剧性场面，我的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像老鹰抓小鸡似的在那里抓我的当院长的哥哥，一帮子上小学的孩子们围在一起，笑嘻嘻地看着这滑稽的场面。我想这场面还是不要看了。
       我们家这样的场面已经看了几十年了。我的现在已经偏瘫在床的父亲也曾经这样被我母亲喊叫了十几年。
       回到家中，家里除了酒味就是酒味。我习惯性地数了数墙边上的酒瓶子，如果我不在酒桌上，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数数酒瓶子。
       墙角上的酒瓶子有十几个，这不算多。我们家正常的情况下喝的啤酒就要有这样多。但这一次情况不妙的是，酒瓶子中有五六个品种。这就意味着他们喝了五六个品种的酒。
       喝酒的人都懂，酒是千万不能掺和着喝的，这一掺和，一斤酒就能往上翻几倍。不用说，他们是喝了太多的掺和酒。
       茶几儿上还摆着几瓶没有喝完的酒，酒鬼，五粮液，茅台，XO马爹利，这是来了贵客，家里珍藏的好酒都搬出来做彻底的品尝。
       杯子里还有一半橘黄色的酒，我拿到嘴边一闻，应该承认，这洋酒的味道就是香。如果是在平时，我会与坐在轮椅上的父亲讨论一下关于洋酒和国酒的优劣。但今天这味道，使我的耐心彻底崩溃了，我抄起这杯马爹利就倒进了卫生间的马桶里。
       没有想到，就是这二杯酒，把我引向了一场暴风雨中，我成了家里的罪人。
       父亲一听我把酒都倒进了厕所，就很严肃地让保姆小香把他推到客厅，那是我们家的酒厅。只听他口齿很清楚地说，你敢倒我的酒，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
       他已经偏瘫了近十年，不说当初的偏瘫是与酒有很大的关系，就是这十年来，我和老哥对他的偏瘫所作的努力，不是他的女儿，是绝对做不出来的。我，们把美国的，香港的，西藏的，新疆的，凡是能治中风的药都买过了。我和老哥挣的钱，不管是正业的，还是副业的，大部分都用在为父亲买药上了。为了这个偏瘫的父亲，嫂子也一去美国不复返，使老哥的婚姻成了空头支票。
       但他为了一杯酒，竟可以不要我这个贴心为他好的女儿。
       我听了，也只有默然。父亲可以这样对我说，但我却不能对他说：如果你再喝酒，我就不认你这个父亲。人都说，人老了像小孩一样。怎么可能呢?小孩是不懂事情的，你可以跟他讲道理。而老人就不成了，有个性的老人更不成，他的道理就是歪理。我很难过，在父亲的眼里，我这个女儿，还不如他眼里的一杯酒，他能为一杯酒和我拼了，可想而知酒在他心中的分量。
       我说，我倒了，我可以给你买。
       父亲口齿清楚地说：我知道你有钱，你没钱，不会到韩国去旅游。
       我从话音里听出了父亲的仇富心理。
       我觉得又可气又可笑，面对女儿的富裕，做父亲的也有一种仇视的心态。这让我想起俗话说的，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实际上就是间接地说出了这个“仇富”心理的普遍性。
       好容易有一个假期，辛苦了几年，我与老公参加旅游团，到南韩旅游了3天，万万没有想到，偏瘫在家的父亲，竟然有这样大的意见。不用说，我想，其他人应该也有意见的。可是，我就是有钱邀请全家人同去，人家旅行团也不会答应带一个偏瘫病人出国旅游啊。
       我想，可能是不一样了，因为我开始走进城市的生活，而他们，还沉浸在那有些田园牧歌式的小城生活里。
       我的老哥早已躺在沙发上进人了他的酒乡，手里拿着一筒牙签儿不住地当酒往嘴里倒。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的家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这个肇事者还在那里敬酒呢，却让我在这里面对偏瘫而又固执的老父收拾残局。
       我悲哀地想，这大概就是遗传了。酒徒的遗传。
       其实，我老哥的喝酒，比起那位正用仇视的眼光盯着我的父亲来说，还是差多了。
       2
       我们家应该算是一个喝酒世家。的确是这样，好像除了喝酒，倒也没有什么可以传世的了。虽然父亲的一生追求，是要我们家成为一个革命化的家庭。就是像电影《革命家庭》那样的家庭，父亲为了革命献身，母亲为了革命献出自己的儿女，而儿女为了革命也献出自己的青春。父亲最喜欢这部于蓝主演的电影，小时候经常听到父亲在喝完酒后巡视着我们一家四口，用一种满足的声音说：瞧，我们家，不就是一个革命家庭吗?
       但是父亲绝对不会想，人家于蓝的革命家庭是不酗酒的。
       我老哥从小就有喝酒的良好底子。这底子也是父亲给打造出来的。
       那一年，在商业部门工作的父亲到酒厂去检查工作，大家都是善喝之辈，就干脆在勾兑车间喝起来。喝酒的人里面有我老哥，大概是老妈生病住院的原因，父亲出差便带上了刚刚四岁的老哥。等所有的人都喝醉了倒在桌上呼呼大睡时，那时才四岁的老哥居然还在那里一个人用茶缸子接酒喝，被酒厂的厂长惊为酒童。那时还没有做广告这一说，但后来酒厂的厂长与父亲的关系好了一辈子，就是因为我老哥的酒量。
       其实，生长在我们这个土八路的家庭，就是不会喝酒，一般也能培养出酒量来。我和哥哥从小就被训练了出来，每逢家里有点好菜，一定是和酒摆在一起的。寇哥当时能在酒厂坚持喝下去，实际上是因为酒厂的下酒菜是五香豆豉，那是他最爱吃的一道菜。他吃五香豆豉有一个著名的段子。父亲在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出去搞外调，回来的时候就要带我们到商场去转一转。有一次，父亲出差回来，就带着哥哥去商场买菜，仍旧买了下酒的五香豆豉。父亲在前面走，哥哥就乖乖地跟在后面，手里拿着用牛皮纸包裹着的一筒豆豉，等父亲买完菜，才发现，一斤豆豉都被哥哥送到了肚子里。那是用酱油和盐腌制的，吓得父亲一晚上陪着哥哥玩。我们家乡的老话是，小孩子吃了咸的东西，千万不能让他哭，一哭，就坏了，非把嗓子哭哑了。
       
       当然，我也有过光荣的历史。
       六十年代初，我们还小的时候，到公园玩时，我和哥哥就会不停地喊着：“爸爸请客，爸爸请客。”
       所谓的“请客”，就是要让爸爸去买啤酒，中山公园门口的小摊儿上就有，用罐头瓶子装着，5分钱一罐头瓶。那时父亲不经常在家，在农村搞社教运动，每次回家都要带我们去公园玩一次，或上沙锅居吃沙锅豆腐，父亲当然要满足我们这个不算过分的要求。只要父亲说，喝去吧，我们兄妹俩就会立马跑到小摊前，一人抱起一罐头瓶鲜啤酒，一仰脖，“咕嘟，咕嘟”地喝光，父亲就在旁边得意地笑。哥哥一口气喝两瓶，我一口气喝一瓶。这一罐头瓶啤酒大约是半斤，我们喝了连说解渴、解渴，把周围的人给看呆了，我们就得意地笑。
       这都是我们长大后，父亲喝酒时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的。父亲很为我们的酒量骄傲。
       父亲培养孩子惯用军队风格。因为父亲是行伍出身。他在部队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就是与酒写在一起的。
       那一年，是淮海战役的前夜。部队紧急集合，遇到了不可逾越的河，人员、枪支武器等都过不去。当时父亲是红小鬼出身，在班里排在队伍的最尾部，但这时他冲到前面，对班长说，有没有酒。班长刚好手中有一壶酒，父亲抢过便喝了几口，然后跳下还结着冰的河里。在他的带动下，全班人每人一口酒跳到水中，硬是搭起了人桥，将武器安全运到了对岸。但从那时起，父亲的腿就永久性地残废了。
       父亲用那条废腿换来的是三等残废军人的荣誉，每月都要享受国家的补助。那几块钱虽少，但对父亲来说却是一笔财富。那钱他积攒了近半个世纪，谁都不知道他积攒了多少，但父亲就是不拿出来，估计除了党费，也不会有更大的事情使用它们了。
       当然，这样的故事都是父亲在酒酣时说的。什么时候他喝到滔滔不绝讲他的光荣史了，那说明他的酒喝得够分量了，也就是他说的喝“愉作”了(山东方言：舒服的意思)。
       家谱里有一种说法，说我们于家是匈奴的后代，男的能喝酒，会吹牛，说是吹牛不用打草稿。女的能干，都是姑奶奶，挽起袖子能打人。女的如何能干在我这里是不行了，我一直就是我们家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动辄哭鼻子，最主要的是连专业都选择了吟诗赋词的中文，这一直让我父亲不满，他是希望我能当一个女工程师。但男的，则基本上与家谱的说法相一致。从我父亲身上，确实能看到匈奴后裔的基因。
       父亲的土八路故事，还有很多。父亲常讲的一段是，那次部队打了大胜仗，首长们还记得那个带头下水的小鬼。还专门请小鬼的客，把战利晶拿来给他们吃。结果他们吃出了许多笑话。他们几个小鬼吃香蕉不剥皮，还直皱眉头，偷着说这是什么东西，软软乎乎的，还涩舌头。吃松花蛋时笑话就更大了，父亲咬了一口就丢，首长问为什么不吃了，父亲就老老实实地告诉首长，这个蛋臭了，他们昨天已经倒掉了一整箱。首长大吃一惊，说，你们这些土八路，这是最好的下酒菜，老子走了半个中国才遇到这东西，给我找回来。
       哪里找得回来。首长气得把分到他们名下的一箱松花皮蛋没收交给后勤了。
       文革时，父亲常常喝醉，多少次母亲说要与父亲离婚，一直到父亲瘫痪在床，也没有离成。
       那一天，父亲在小铺里喝多了，一回来就开始骂那些“革委会”的人。
       父亲在单位是“铁杆保皇派”，因为市里那个最大的头，就是当年请他吃“臭蛋”的首长。因为小鬼的机灵，首长曾经把小鬼调到跟前当了几年通讯员，也就是勤务兵，首长解放后留在琴岛市当了市长，也把父亲带到琴岛。父亲转业到商业部门，成了老资格却又年轻的入城干部。虽说父亲与母亲结婚时首长也送了一块“欧米伽”手表，但后来也就把这个老部下给忘了。但父亲一直说，这是因为他没有文化，不能提拔。他经常要在酒酣时遗憾而又骄傲地说，如果我有了文化，早就不是现在这样子。但父亲是“忠于”到底的，在单位挨了造反派的斗后，就到小酒馆里喝酒。
       那时的小酒馆，和现在的酒吧简直就不能相提并论，实际上就是兼打水的“小铺”。现在这种“小铺”早就没有了。小时候，一听小铺的水箱发出哨声，大人们就会让小孩子拎着铁壶去小铺打水，一分钱一壶。这种小铺也兼卖酒，都是一些拉地排车的师傅歇脚时来这里喝一盅。
       小铺的老板娘将小勺伸进酒坛子，一勺就是一小两，盛在大白碗里，也就是刚刚盖底儿。大人们将酒喝得“啁啁”响。当然，没有任何菜肴，就是那样干喝。
       我常去那里打酒，不是因为腿勤快，而是为了赚那笔打酒钱的零头。两毛钱可以打二两酒，还剩六分钱，买三串橄榄还剩一分，还可以买十小粒糖豆。要不就用六分钱买五块花生糖。
       父亲去那里喝酒的时候不多。他毕竟还是个干部。但他的下级单位有一个仓库在那里，仓库里有很多他的酒友，碰上了，就叫到一起喝。那一天，就是在那里喝的。他到家时身上已经是尘土一片，一定是在路上就被摔过了。
       父亲喝多了是不用问的，只要他笑眯眯地走进家门，身上还带着刺鼻的酒味，两个眼睛像刚哭过一般红，就知道了。后来我们大了以后，就更有经验，了，我们住的是德国式房子，楼梯都是木地板的，只要晚上听到楼梯上的声音像一个木棍在那里捣着，那一定是父亲喝高了。
       通常情况下，父亲一喝多了，家里的气氛就凝固了，没有一个人会在这个时候自讨没趣。这个时候的一句话，就会像一根火柴一样，“刷”地一下点燃我母亲的肝火。
       这一次也是这样。
       哥哥不在家，他出去钓鱼去了。父亲为了不让哥哥去社会上参加什么运动，就给他买了全套的钓鱼家什，让他在海边钓鱼。
       我和母亲在家。
       谁都没有说话。
       我和母亲是一样的，我们都能喝酒，但我们都痛恨喝酒。如果喝酒就是为了出丑，就是让人看自己平时看不到的洋相，还不如不喝。
       父亲开始像鱼吐泡沫样地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越说越多，越说越不像话。
       我和母亲用被子盖住父亲的头，因为他在不断地嚷一些平时他绝不会说出来的心里话，你听听，这些话足可以打成现行反革命。
       “山东的小太阳不亮了，琴岛的小月亮不亮了。”
       我和母亲听到这话，也忍不住笑出了声。但母亲笑着笑着，就会哭起来。
       3
       父亲是自己把自己喝到病床上的。
       虽然他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这是他喝酒的缘故。
       可能别人患脑血栓是有各自的原因，但我父亲的脑血栓，绝对是喝酒喝出来的。如果你能了解我父亲喝酒的辉煌历史，就知道我的这个结论是多么的准确。
       三楼也有一个爱喝酒的老头，他整个就是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华子良的形象。楼上的人称这个老头叫老王头，他走路就是不喝酒的时候也是踉踉跄跄的。老王头在市委做勤杂工，有一个大字不识却很能操持的老女人，他们晚年得子，有一个可以做孙女的女儿。女儿虽然很小，名字叫樱花，但模样却像极了她的母亲。据说，王老头的资历很老，他也是残废军人，那两条不太利落的腿不是喝酒喝的，而是年轻的时候打仗留下来的后遗症。但因为他的身上什么时候都有酒味，久而久之，人们便以为他始终是在醉酒当中。尽管他晚上上楼梯的声音与我父亲差不多，但我们还是能分辨出哪个是父亲，哪个是老王头。轻一下又重一下的，是老王头的声音。始终很沉稳但步子很重的，是我父亲的声音。
       王老头与我父亲最大的区别就是他的脾气比我父亲的大。老王头发火的时候，整个楼里的小孩都怕他，他手上那根手拐可不是吃素的，只要他认为他有理，他就可以抄起家伙来，抡到谁谁倒霉。没有家长会去找他理论，因为他平时就在骂骂咧咧，谁都不敢和他搭腔，更何况在他认为自己有理的事情上。他是为了打江山把自己搞残废的，他觉得他永远都是国家的功臣。他是二等残废。
       
       相比较起来，我父亲就比老王头文明多了。这大约也与我的母亲有关。
       我的母亲是这样一种人，如果她不说话的时候，你会认为她是一个很有教养、学识渊博的人。她的头发不用烫就是微卷的，她的肤色也跟象牙一样的白，还有她的鼻子，很高，但很秀气。但即使是这样，她的美丽还不是容貌上的，仍旧是气质上的。虽然她本人与学识永远也沾不上边，她只上过初中。可惜在相貌上我还是随了有匈奴血统的父亲，也像匈奴人一样的黑黄。那时，每逢开家长会，我们都会请母亲参加。但都要加上一句，你就不要说什么。母亲听了也就是微微一笑，她自己也知道，她是不会说话的，尤其是说有水平的话。即使是这样，每次母亲开完家长会，就会有班主任问我，你的妈妈是不是演员，或者说，是不是教授。这两个职业相去甚远，但母亲却能将这两种职业特征完美地结合在自己身上。
       记得小的时候，我和哥哥常议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母亲怎么会看上父亲。父亲面对我们两个谈论此类的话题时，就只有得意地笑了。所以，父亲对母亲的脾气迁就一些还是说得过去的。不过，只要是父亲没有喝醉酒，母亲对父亲的态度，还是充满了崇拜的。我从小就看到父亲在家中给母亲上党课。有过一段时间，好像母亲在父亲的帮助下连申请表都填写了。可是因为母亲实在不愿意再干幼儿园的工作了，就从机关幼儿园下到了工厂。据说，就是因为这个，母亲最终也没有入党。这也是因为父亲上党课的次数超不过他醉酒的次数吧。
       和平年代，父亲的战斗对象，只剩下了他朝思暮想的“八加一”(酒)了。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在吃饭的时候，父亲最常见的动作，就是把正在喝的白酒倒一点到小饭桌上，划上一根火柴，“吱”的一声，饭桌上的白酒立刻就腾起青蓝色的火苗。父亲此时便不无得意地说：“看，这些酒，在我的肚子里就是这样储存着，只要给它一点火星子，它们就立刻燃烧起来。你们说，这样的烈性酒在我的胃里，什么样的病菌杀不死呀?我肯定不会得癌症的，我身上所有的癌细胞都会被这些酒烧死的。”
       爸爸身上的细菌是没有了，但他的血管里流淌的也全都是酒精。
       我们家的春节，不是给孩子们过节，而是给酒过节。每到春节的时候，就是我们家检阅酒的时候。那些积攒了一年，有的还是好几年都没有喝的老酒，都将在大年三十的这一天晚上启封、品尝、获得赞美。
       父亲刚进城的时候，给他分配的是带有大浴室的德国房子。父亲嫌这个德国房子的屋顶太高，房间太大，总是给他一种还在野地里露宿的感觉，就坚决要求换成小房子。但有了我以后，房子不够住了，也就是所有的职工房子都不够住的时候，母亲只得分配了同一栋楼房中的两间小阁楼。房间虽小，但构造奇特。我和哥哥最初都很喜欢这两间房子，因为母亲把房子斜坡的部分，又改造成了积木一样的小屋，我们经常带同学到这里来捉迷藏。
       就是这样的两间德国式小阁楼，母亲将它们收拾得家味十足。尤其是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母亲就像变戏法一样，把家里陈旧的床单都换上白净而樟脑球气息弥漫的床单，连桌布都是新买的有竹叶图案的塑料布，那种塑料味道闻起来有一种隐隐的甜味。平时让人觉得普通的家，在三十的晚上，它就像宫殿一样辉煌，让人新鲜，光亮，让人惊奇，让人兴奋得浑身发颤。
       在母亲忙着把一个最简单的住家变成一个王宫的时候，父亲总是穿着最得意的皮背心，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研究着他面前每一瓶白酒。眼镜让父亲平时看上去实在很不标准的面孔也有了工程师一样的书卷气。父亲负责把藏在酒柜里的酒统统拿出来，按照他心目中的价值摆放在桌子上，一个圆形桌子，基本上会被酒占据一半，最多的时候，好像有二十几种酒。
       茅台酒一定要有的，那是喝了好几年的。一般也就是在每年年三十的时候喝两小杯，然后就被精心地收藏好，等到来年再喝。剩下的就是平时他到外地出差时，一瓶一瓶背回来的。
       父亲的工作要经常出差，对于正在积攒糖纸的我来说，最希望的就是在父亲出差回来的时候，能够给我带回来外地的糖果。但父亲从来没有满足过我的愿望，每次我急不可奈地打开他的包时，就会看到一瓶他出差那个地方的名酒。这些酒积攒着。有时父亲的酒友或亲戚来也忘不了带酒，母亲就将它们收藏在食品橱里，只等年三十的这晚，隆重地摆出来。
       母亲请菜的习惯与父亲请酒的习惯是一样的，她一定要在年三十的晚上，把准备好的所有过年菜式一样一样盛在一个小碟里。哪怕一个松花蛋，她也要专门用一个小碟盛着。由母亲亲手做的海带卷、熏巴鱼、什锦菜、肉皮冻、杏仁咸菜、冻菜凉粉，盛在闪着金边的小碟子里，摆在我们面前，通常有二十几个菜。这样的场面在缺少物资的文革时期，真是很少见到，经常有邻居会在这一天的晚上到我家参观。母亲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极不欢迎。她有一种偏见，认为大年三十晚上是自己家里的节日，不许有外人的。这样琳琅满目的酒瓶，丰盛的大宴，我们自己都在夸赞着自己家的生活，就是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也没有我们吃得好啊。这一天晚上我们真的成了主人翁。
       然后，就是父亲的仪式了，他要先敬酒给母亲，说老伴一年辛苦了，这个革命家庭之所以能够胜利地过了一个年，就是因为家庭主妇的功劳。母亲这个时候也会很正经地点点头，把父亲给敬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父亲又“敬”我和哥哥，要我们好好读书，快快成长，不管社会上乱成什么样，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只管读自己的书就行。我听这话，很耳熟，跟我们正在批判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年三十晚上，我们一般是不跟父亲开玩笑的，因为他们把仪式搞得太隆重了。然后是我们敬父母，一般是我代替哥敬敬酒祝词，这些祝词都要现场编辑，根据这一年流行的东西来编。这是我的强项，我的应急状态始终很好，平时的学习一般，但一到考试就有精神，而且总是超常发挥，考试的结果有时我自己也不相信，这大概就是运气吧。因为我知道自己，真的不是那么聪明。
       过完年三十，就是我们孩子们最忙乱的日子，也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日子。想起来也真是奇怪得很，平时家里总是咸鱼饼子的，但到了过年的时候，最好的东西也吃不下，嘴巴一点味道都没有，连吃糖也不甜。
       春节放四天假，父亲的小酒桌就摆上四天。这四天里，他就像一个教父一样坐在酒桌的边上，不断地斟酒，看见有来拜年的人，就像是看见了救星，非逼着来客也与他干一杯。来客中大都能喝酒，就是不会喝酒的，见到老父的热忱，也不得不喝。如果不喝酒，他会指责来客瞧不起他。更何况，我们家的酒肴，实在是丰盛，很多父亲的酒友，完全是冲着我们家的酒肴来的。在过春节的这四天里，母亲基本是不管父亲的。她有一个讲究，就是在春节期间绝不发脾气，大人小孩都不发，所谓的和气生财吧。于是，到第四天的时候，父亲基本上就是酒醺的状态了。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很忙，忙着同学之间见面，忙着自己的事情，很少愿意和父亲坐下来喝点酒。母亲对此也显得格外宽厚，认为一年只有一个春节，这个时候是特殊的时间，就让这个酒鬼放肆地喝吧。
       可以说，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的主要生活目标就是喝酒。喝好酒，交好酒友。他对酒肴倒是不太挑剔。那时生活比较艰苦，没有什么好的酒肴，有的时候，父亲就用晒干了的红辣椒放在火上烤一烤，烤得辣椒有了香味，就可以做酒肴了。对父亲来说，最好的酒肴就是他钓的鳗鱼干。
       说来也怪，明明是父亲教哥哥钓鱼，但父亲的钓鱼技术却远远赶不上哥哥。哥哥只要有时间去钓鱼，就能钓到很好的黑寨、黄鱼，有时还能钓上一斤多重的红加吉鱼。这种鱼用来炖汤喝，会像牛奶一样白。父亲钓鱼，千篇一律，基本都是鳗鱼。这种鱼，长相愚蠢又狡猾，还有一个很不好的身世。据说，鳗鱼专爱钻死人的肚子。母亲小的时候就亲眼见过死人肚子里往外钻的鳗鱼。我母亲就说，宁可饿死，也绝不吃这种鱼。于是，鳗鱼在我们家受到的礼遇，就是往窗台上一放，让夏日的阳光暴晒，直到把鳗鱼油晒出来了才算完事。那橙黄色的油就像今天珍贵的色拉油一样清澈。这样的鳗鱼干就可以收藏起来，到冬天的时候，便放在火炉上烤着，鳗鱼油滴到火里，立刻会响起“嵫啦”的声响，还有一种奇异的香味。这样的酒肴，是父亲最喜欢的。但毕竟鳗鱼太少，而父亲是要天天喝酒的，酒多鱼少，所以，吃咸菜就烧酒的日子就多过吃鳗鱼的日子了。
       
       酒就是这样在父亲的体内日积月累地燃烧着。我相信，父亲的血液里流着的是酒精。
       父亲在单位有“小诸葛”的美称，主要是他个子太小，人又有主意。他的一生不能算顺，与他一起打莱阳的战友，目前基本都做了局级干部，只有他是在原单位做着党务工作。但他的性情很温和，也很固执，一直想要把我们家都变成《革命家庭》里的人物，常批评我像那个妹妹小莲一样娇气，是成不了大事的。我现在一点都娇气不起来，但也没有成就什么大事，对我来说，现在最大的事情，就是在父亲要求晒太阳的时候，能够顺利地把父亲背下楼。
       但我觉得，父亲的心中总是有些块垒，这也许是父亲一辈子都钟情于喝酒、迷醉于喝酒的一个内在原因吧。因为我发现，即使是情绪低落的时候，父亲只要是沾了酒，那，定是如皇帝一样的威风和盛气凌人。
       4
       当然，父亲也还是有他的理想和追求的。在他不喝酒的时候，他实在是一个很有趣的，很开通的，甚至很有些个性魅力的“土八路”。
       对于父亲来说，他对自己的家庭实际上有一个很高的标准，这就是他始终以电影《革命家庭》作为他的最高的家庭理想。他最欣赏的家庭模式，就是父亲母亲都是老革命，儿子女儿也都是小革命。他尤其欣赏于蓝演的那个角色，夫妻之间有一种革命者之间才有的幽默。于是，他也经常在家里给我们开玩笑，虽然他的个头不高，其貌不扬，但家里的疑难杂症基本还是要靠父亲来解决的。只要他汉有喝酒，或者说没有多喝酒，他应该是与电影《革命家庭》中的那个革命的父亲是差不多的。只是，这样的时候比较少。但所幸的是，在很少的几次出现疑难杂症的时候，他还都是清醒的。
       一次是哥哥读高中的时候。按照文革时期的政策，那个时候，哥哥属于可以就业的长子。那时谁都不愿意下乡，有就业机会绝不相让。我们楼上就有一个母亲，为了高中毕业的大女儿不去下乡而提前退休，好让女儿去顶替母亲的工作。但没有想到的是，户口本却让小女儿给偷走了。小女儿自己去顶替了母亲。但是，我的哥哥却不愿意就业，偏偏喜欢谁都不愿意上的高中。家里是希望他能够就业帮助养家的，而且就是眼皮子底下的事情，就等着给他买饭盒去上班了。但是哥哥却三天没有吃饭，对父亲要求读高中。
       父亲先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当然希望有人能帮助承担这个家庭的经济。但哥哥的愿望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母亲只是不断地说，这孩子，真是傻，为什么放弃上班去上课呢。她表示听父亲的。三天后，父亲这样对母亲说：他现在想上高中，可能只会后悔两年，毕业后他再工作也不迟。但你现在不让他上高中，他会后悔一辈子的，我们不能做让孩子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这个疑难杂症在父亲手里轻易就解决了。
       关于我的一次疑难杂症是在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可以进北京，也可以回琴岛。我自己就在犹豫不决当中，是父亲帮我下的这个决心。他用手给我比划着：你们的路，有这么长，他把胳膊无穷地一伸。又说，我们的路，还有这么短，他用手指做了一个八字。所以，他说，考虑未来的时候，不要考虑我们。要考虑你们自己的前程。你们只有兄妹俩，倒是都集中在一起，将来还可以互相照应着。
       父亲治家，基本是无为而治。他从来不管家务，但他对家的影响却很大。我家基本是一个“土八路”式的家庭，对待生活历来有一套自己固定的程式，这程式已经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影响着我们，使得我们的居家生活总是与周围的人家有着一些“格色”之处。
       比如，我们的家传是：“吃要一流的，住要二流的，穿要三流的。”这里的意思一目了然。这是我父亲的治家方略。而我父亲对此贯彻得不折不扣，非常到位。比如：在六十年代钱还很紧张的时候，父亲在外面搞社教什么的，他每周回家一次。而那一天，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小小的节日，我们全家就会去琴岛的一家老字号餐馆去吃砂锅。
       记忆中吃沙锅也并不是多隆重，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留在我的脑海里的就是一家四口，在一个垂着白色布帘的小房间里，一人一碗大米饭，一个冒着热气的砂锅摆在桌子中间，砂锅里的内容大部分都忘记了，只记得里面有粉条。在砂锅居的对面，就是一家电影院，每次吃完砂锅，还会去看一场电影。那时的电影不多，比较重复看的就是《革命家庭》和《列宁在十月》。平时父亲不在家，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两人，生活得很紧张。记得每天早晨我们两个人跟着母亲去上班，中间要走很长的一段石板楼梯，我看见这楼梯就头痛。为了赶快上完这楼梯，就赶紧快跑，结果虽然比母亲早上完楼梯，但力气也都消耗尽了，还得坐在马路边上等母亲。等母亲追上来时，又一起往前赶。我从小就知道了，你在路上作任何挣扎都是没有用的，早走完和晚走完，路程并没有就此而缩短。我们都盼望父亲回来的那天，我们会一整天都泡在外面，这给我的印象很深。以至于就是现在，我也有一放假就往外跑的习惯，认为到外面吃饭，全家在外面游玩，才是真正的过节。
       这样的治家风格使我们家的容貌就很对不起客人了。我们家长期以来家徒四壁，四个人有三张木板床，两间不大的房间，看上去就像是集体宿舍一样简单和整洁。但背包带却有四副，还是父亲的主意，他是土八路出身，一切靠部队供给惯了，也一切以战争为头等大事。他的意思是一旦打仗，就可以背起背包走天下。他告诉我们，只要发生战争，一定要去找组织，只要跟着组织，一定不会错。还教会我们在危机的时候首先要沉住气，什么都不管，这个他准备了大半生的“仗”一直没有打响。
       在吃的方面，父亲却一直舍得花钱。每次喝酒喝到好处时，父亲便又吹上了。屡次运动，人家给他提的意见和贴的大字报，内容都是一样的：“大吃大喝，钱从哪里来?”父亲是搞商业的，那个时候，在商业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贪污腐败。
       其实，那个时候，所谓的大吃大喝，也就是到小饭店吃个阳春面，吃碗馄饨。再奢侈一点，就是全家到一家叫“劈柴院”的小吃街去吃刚下市的琵琵虾。那种浑身有刺的东西一般人不吃，我的母亲吃这样东西却是绝活，她能几下子就将琵琵的肉整个脱下来。她还会把整个虾吃到嘴里，但吐出来的却是整个的虾壳。那感觉就像她生来就是吃海鲜的，那样娴熟，那样到位，充满了节奏和美感。
       小的时候，我的家乡琴岛栈桥一带，捞鲍鱼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如果你有亲戚在琴岛的海上飞机场里住，在海上机场的礁石堆里捞鲍鱼更是稀松的事情。稀松到鲍鱼肉可以挖下来喂鸡。小孩子们更看重的是鲍鱼皮，学名叫“石决明”的外壳，那是一种药材，药店里收购的。用鲍鱼皮换上几元钱，可以买很多的冰棍吃，奶油冰棍才5分钱一根。谁也不会想到时隔二十几年，鲍鱼会是海鲜中的大饕之菜。
       七十年代的肉是凭票供应的。一家买两角钱的肉就可以包一次水饺。可肉票到了我父亲手里，总能吃出深刻印象来。
       那一天，是星期天，母亲不休息。父亲说，咱们今天糊弄糊弄吧。我和哥哥听了都很兴奋，父亲只要说“糊弄”，那就是要大吃的意思。实际上就是父亲要用一斤肉做成萝卜汤。做法很简单，就是将肉切成大块丢到锅里煮，等到肉已经煮好的时候，便把一尺多长的青萝卜抱在怀里，用菜刀往锅里削。那架式有些像山西的刀削面，但气派却是棒极了。正好碰上哥哥的一帮同学来玩，都围在锅旁看我父亲抱着青萝卜往锅里削，大家都觉得好玩极了，谁也没有见过把饭做成这样有气魄的场面。眼见着萝卜越煮越绿，鲜美的味道弥漫了整个楼房。不用说，那天的萝卜炖肉，是我们记忆中最好吃的。肉是鲜的，还很嫩，而萝卜是面的，却很香。
       
       父亲有一朋友，我们叫他李爷爷，只老俩口，有点钱就琢磨着吃，爸爸常带我去李爷爷家喝酒。我吃过李奶奶包的小笼包，一口一个全是肉丸儿，好吃极了。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人家舍得那样吃肉的。李爷爷在肉类加工厂认识人，可以买到很便宜的兔子架子，兔子肉被整块地切下来出口换外汇了，兔子架就可以很便宜地卖给职工。李爷爷很胖，每次会提十斤兔子架走几站路到我家楼下。我们家在四楼，他实在走不动了，就在楼下喊我们。我和哥哥都喜欢吃兔子架，兔子架煮出来的味道很鲜，吃完兔子架还可以卖骨头。十斤兔子架的骨头可以卖两角钱。两角钱可办的事就太多了，可以买1角钱九粒的花生酥糖，还可以买1分钱一串的橄榄，有三枚……这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一种小吃。
       关于松花蛋，我父亲最有故事讲。一吃松花蛋他就给我们讲他打莱阳的时候把松花蛋当成臭蛋倒掉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都听了八百六十遍了，但父亲说起来还是津津有味。现在，松花蛋却成了好东西，春节的时候，一家才供应一斤松花蛋。有一次，春节的时候，我到外面玩，没有赶上吃饭，回来时正碰上父亲在厨房忙。父亲招招手把我叫进厨房，给了我一整个松花蛋。家里来人吃松花蛋都是和许多酒肴配到一起的，松花蛋是那一碟酒肴里面的四分之一。能有一整个松花蛋在手上，真是喜出望外。我二话没说，一把就把松花蛋送到嘴里，浓郁的香味糊住了我的舌头，整个味蕾都被那香味包围着，我觉得连喉头也被那香味糊住了，真是解馋。但等口腔全部干净后，我才发现，我的上牙床已被松花蛋上残余的石灰烧破了皮，那是记忆中吃得最悲壮的一次。
       贫乏的生活中也有浪漫的插曲。我们家最浪漫的吃是在公园里。星期天去公园，母亲会提前蒸好葱油饼，拌点儿小凉菜，再炸点儿花生米，用饭盒盛着，便是我们家游玩的野餐。
       到公园的门口，是我和哥哥要爸爸请客的好时候。爸爸请客很简单，就是要给我们每人买上一罐头瓶的散装啤酒喝。5分钱一罐头瓶。我和哥哥一人来上一罐头瓶，一仰脖就喝完了。
       这样才算拉开了野餐的序幕，中间的玩耍都不记得了，好像出去就是为了吃。等到把所有的野餐摆好后，父亲便掏出小刀，在小树林里挑那笔直的小树枝，折断，再用小刀将树皮刮去，露出萝卜青色来，做成筷子，夹菜的时候会有很清香的味道。
       5
       父亲的能喝终于把他送到了病床上，他一生都期待的战场终于让他自己给挪到了病床上，看着父亲在病床上艰难地与疾病作斗争的时候，就感到他真的就是一个被捆绑在战车上的堂吉诃德。
       就在父亲刚刚退休的第二年，他就第四次脑血栓中风躺倒了。
       前面三次，他有轻微的脑中风，还只是胳膊有点不能动。经过一个疗程的治疗，一般很快就好了。好了，父亲就照样喝酒，还沾沾自喜地宣称：我还是没有倒下，只要一天不倒下，我就要坚持一天喝下去。那态度就像是在战场上宣布；只要有我在，阵地就不会丢失。他手中的酒杯，就是他的战利口。
       父亲刚刚瘫倒的时候，医生不让他再喝酒抽烟。他面呈沮丧，声调悲哀地说：“连喝酒和抽烟酌乐趣都没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谁还听不出他的毛病是什么，在他的生活里，已经没有别的乐趣了，只是喝酒和抽烟。
       父亲病了。右脑大面积栓塞。左肢陷入瘫痪。嘴还歪着。这意味着他已失去自理能力，需要人不离身边地照顾他。但不论他是住在琴岛的疗养院里，还是转到北京的中日友好医院，他所到之处，总是会引起病房或治疗室的哄堂大笑。甚至在电梯里，他也能不失时机地表达他对生活的失望。这种失望他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的。常常是别人笑了，他却严肃着不笑，痛苦地坐在床上，使我们每一个笑过了的人，更觉出一种心疼。
       也许，在别人听来，父亲的话带有几分神经质，毕竟他是脑子出了问题的人，还拌有轻度的脑萎缩。他年近七十，不能以正常人的意识去认识他。但我们熟悉父亲，熟悉他平时爱开玩笑和看破红尘的态度，便对他在病床上的话能够理解。
       我当时正在广州出差，听到父亲瘫痪了，便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他买了香港进口的“真人大造丸”，告诉父亲它的药效是“立竿见影”，这是说明书上写的。他不信，坐在床上阴沉着脸，说：
       “你立个竿我看看，我看那影子在哪里，也只能是立爪见影吧。”
       护士小姐给他背上了一个24小时监听心脏的“豪特”，他又不满意，一面任凭护士给他系好，一面不住嘴地说：
       “你们的大夫老是怀疑我的心坏了。我的心要是坏了就好了，那就发大财了。”
       护士和医生全都乐坏了，他还没有忘记针砭时弊呢。
       除了医院的治疗，为了能让父亲早日康复，我无师自通地为父亲按摩、点穴，目的是让他失去知觉的胳膊、腿活动一番。在我的折腾下，他一边不情愿地让我按摩，一面大声嚷着：
       “救命，于教授，你饶了我吧。”
       我不解，我怎么成了教授了?父亲便白了我一眼，道：
       “你们都是叫我受罪啊，你们这些‘叫受’。”
       “那你以后还喝不喝酒了?”一个小护士不怀好意地问，据说此次犯病，就是因为在病中父亲又偷偷喝了很多的酒。
       “喝，不倒下就喝。”父亲干脆利落地说。那话接得如此痛快，就像在战场上经受拷打的战士。
       平时父亲是不太说话的，除了喝上酒。可自从他病了以后，他有很强的说话欲，把自己的思想及时又准确地表达出来：他形容自己是“偏口鱼”，因为他的嘴是歪的，又姓于。他的肩膀、胳膊及腿因为血脉不通，非常酸疼，我们大家都说疼好，疼说明有知觉，有希望，父亲却说：“谁说疼好就让谁去疼吧，我不想疼。”后来，从中日医院来了一个专家，也告诉他疼是好现象，他半信半疑地望着大夫，又说：“你们是合起伙来骗我。”
       每次护士来给他打吊瓶，他就直瞪着眼看人家护士小姐。护士们与他熟了，就问：“看什么?”
       “我现在跟我孙子一样，见了穿白大褂的就害怕。”
       护士仍旧逗他，说：“人家还哭，那你怎么不哭?”
       父亲是“土八路”出身，爱用一些军事用语。因为当初我们都不在父母身边，于是，单位便请了一个战士小张来护理他。他与小战士配合默契。他说：
       “小张，不好，有情况。”
       小张就马上反应他是要上厕所。如果他说“有紧急情况”，那就是要大解。也多亏了这位小张，在父亲犯病的最初时期，给予了细心的照料，那种细心是我们做子女的难以做到的。用父亲的话来说，那是只要病人的眼睛往哪里一看，他就能理解病人是想做什么。到底是当兵的。父亲说。
       可是有了战士小张做标准，父亲以后可就难护理了。为了更好地治疗并能尽上孝道，我们就把父亲转到了北京的中日医院。中日医院设备齐全，每个病床前都有可以直接与值班护士对话的传声器，一按电钮就可以通话。父亲对此很感兴趣，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按电钮。就是我们在身边，他也按，问他，也不会理我们，只肯与护士对话。
       刚住进医院，自然要做各种检查。他对医生的态度很敏感。医生例行公事时，他多半不说话：医生态度和蔼，他会主动地说话。康复科的女医生也姓张，态度很和气，询问病史也很耐心。于是，父亲就很配合。医生为检查他的反应能力，指着站在一旁的我问：
       “老于，你告诉我，这小姑娘是你的什么人?”
       父亲看看我，没有马上回答。因为天热，我打扮得很简单，显得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一些。可不见得年轻一些老爸就不认识我了，虽然他是大面积脑栓塞，但他的智力很正常。
       
       父亲很清楚地对张医生说：“那个小姑娘是我的女儿，那老姑娘是我老婆。”他又指了指我母亲。我们都乐了，并长舒了一口气，父亲的脑子是没有问题了。
       张医生让他抬左胳膊，为指导他，将一简易的测试器放在他的肩头。父亲看了看测试器，又看看医生，说：
       “大夫，你就是在我这里放上一个小金锭，说拿着就是你的，我也够不着了。”
       张医生笑笑，让他努力。他努力地动，左胳膊纹丝不动，父亲又说：
       “它真坏，一点也不听话，让它擦擦脸也不干。”
       医生说：“老于，你不要着急，会康复的。”
       父亲却说：“没有用，都一个模样：勾勾着手，拖拉着腿，扭扭着身子，歪歪着嘴。”父亲用山东话说这些他自己编的顺口溜，逗得我们哄堂大笑。我看到门外的病人都在往房间里看。大概他们都没有见过，在一个医院里，会有那么值得人们开怀的事情。
       父亲并非耍贫嘴，他的是非非常分明。他有时比较任性，不肯或者说不敢多走路，总怕摔倒。有时我忍不住，就要对他发脾气。我犯急时他就用眼瞪我，一字一句地说：
       “病人还没有不耐烦呢，护理病人的反倒不耐烦了，是你护理病人，还是病人护理你。”
       父亲的这番话让我自愧了几天，你不能不承认父亲的话是对的。实际上，我们着急的，也许并不是病人的病，而是因病人的病，而给健康的人所带来的一些麻烦而已。由于父亲不能自理，医院给父亲配给了白天和晚上两个护工。护工都是男孩子，常常对父亲发急。而病中的父亲总有办法来对付他们。白天的那位护工陪他去烤电，态度很急躁。父亲在他呵斥下进入烤电室后，便不紧不慢地对小护工说：
       “唐(护工的姓)，来来来来，我已经交了钱了，这里面很暖和，你来试试。”此时正是北京最热的天气，人在风扇下面还要出汗，何况进入烤电室，可见父亲的用意。
       晚上的护工较辛苦，要推父亲去几次厕所。小护工不乐意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睡好，睡好，不要老去厕所。”
       父亲就批评上了，说：
       “哪有你这样的护工，不给病人带来方便，反而要给病人带来不方便。”
       “护工也不是奴隶。”护工反驳地说。
       “对，护工不是奴隶，可也不能当老爷吧。”
       他们的这番对话，让同房间的病人笑得睡不着。当早上我们去时，同房间的病人就将他们的对话告诉我们，我和母亲也都忍不住笑了，这就是父亲的特点，哪怕是在他偏瘫的时候，大脑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他会自言自语地评判着事情，什么“友好医院不友好”，“康复就是不康复”等。其实医院对他真的是不错的，但他在病中的敏感，使他的眼光也变得特别挑剔了。
       我想起了一个传说，在日本的一动物园内，许多凶猛的动物展示过后，摆着一面镜子，上面写着：“最凶猛的动物”。这就是人。这是从一方面说的。但另一方面，人的确是凶猛的，身体瘫了，但精神不倒。父亲并不是一个偷生的人，他甚至多次抱怨，死是这样的艰难，过程又是这样的长。但他始终顽强地表现着他的意识，显现着他的精神。他是用他的病例，说明了一个真理，人的肉体是可以摧毁的，但精神却是不能摧毁的。世界上最坚硬的东西，不是水泥，不是钢铁，实在是一个人的生命意志。
       父亲的一生基本可以盖棺论定了。
       终其一生，以酒为友，因酒交友。就是现在，他就像一只“偏口鱼”一样地在床上生活着，他的最好的朋友也是酒，每逢过年过节的日子，家里总要汇集一帮在京的老乡朋友。那时，父亲就坐在轮椅上，仍旧是家中老太爷的地位，以他的敬酒作为晚宴的开始。他的开场白很有国宴的水平。国庆的时候，他会说；“女士们先生们，祖国万岁。”春节的时候他的祝词最讲究：“老少爷们，我们又赢了一年，过完了年关，就是胜利。”
       他的话里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似病人，更像智者。他三分之二的脑血管都栓塞了，没有糊涂已经是奇迹。他已经到了喝酒不说酒的程度，每次吃饭的时候，他都是对着家里的小阿姨说：“小芳，八加一。”开始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在饭桌上算算术。后来才反应过来，原来他用的是谐音，“九”就是“酒”。
       喝酒喝到这个境界，我和老哥一致认为，基本可以让父亲随心所欲了。他已经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就算是个健康的人，也已经很不容易了。还不如让他把每一天都过得快乐一些。
       父亲最欣赏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明天的痛苦提前到今天晚上”。这是我上中学的时候看的一个外国电影，在第二天就要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男主角很大气地说了这样一句玩笑的话，死亡在即，他还是大杯喝酒，尽兴跳舞。每次父亲要我对未来作设想的时候，我就用这句话来对付他：“不要把明天晚上的痛苦提前到今天晚上。”
       父亲没有痛苦，他天天与酒为伍，歌舞升平。到今天，他已经偏瘫了十周年，酒量没有减，病情没好但也没有加重，还不时地注意到国家领导人今天又出访到了哪一个国家，这使得我必须随时在地球仪上寻找国家领导人的脚步，因为父亲会不断地问我，去的那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离中国有多远。
       6
       其实，要说我们家的酒量，最有水准的应该是我的母亲。自我记事以来，看见我们家的男性公民喝酒喝醉了无数次，但却没有见过我母亲醉过一次酒。
       我的母亲再过一年就七十岁了。但见到她老人家的，就知道什么叫鹤发童颜。母亲家族的遗传基因里面都随了外公，个个都很上得了台面。我的两个舅舅中有一个酷似电影演员王心刚，有一个很像《奇袭白虎团》里的张勇手。两个姨妈，一个像秦怡，一个像秦怡的妹妹秦文。我母亲最大，是长女，受的苦也最多。虽然她不是姊妹中最漂亮的，但却是最有风度的。她一尘不染的气质，极像苏联教师，因为她的头发微卷，鼻子很高，皮肤细白，只要她不说话，她是可以扮演一个很有修养的老教授的，虽然她几乎没有上过什么学。
       这样漂亮的母亲跟了父亲，据说在当时是与家庭闹了分裂的结果。外公不承认我的个子矮小、长相一般的父亲，说要跟母亲决裂。外婆也只是在母亲结婚的时候借给了她一套餐具，请完客后又都还了回去。但母亲不知为什么就是铁了心要跟父亲。小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模样看上去很英俊的叔叔来家里玩，他跟父亲也很好，还在一起喝酒，后来，他们喝高了，我们才知道，当初这个叔叔也是在部队追求母亲的人，但最后母亲竟然选了父亲。
       应该说，除了喝酒，母亲与父亲还是相处得很好。父亲对待母亲有点像家长对待孩子一样，什么都听母亲的。后来，只是因为父亲的酒越喝越失控，母亲这才与父亲有了很深的矛盾。这个矛盾很单纯，如果父亲没有喝酒，母亲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听着父亲给她讲一些很政治化的生活常识。母亲原来是在市委幼儿园工作，受过正宗的苏联育儿教育。我们家住在市委宿舍里时，经常会有很尊敬的声音响起：“郭阿姨好。”
       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身上却充满了文化人的品位，套用现在的话就是，很有小资味道。她对金钱几乎没有概念，花起钱来很有魄力。比如，我和哥哥小时候都有肝炎，她听说吃猪肝对肝有好处，就经常买食品店的酱肝给我们吃，经常是我和哥哥一人手上拿着一大块猪肝，当馒头吃，让过路的行人纷纷回头看我们。我们喜欢吃的东西，一般她会让我们吃饱，吃足，吃够。发工资的日期，是我们家最快乐的日子。只要放学回家看到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零食，包括大白兔奶糖、钙奶饼干。还有刚刚下市的稀罕的水果，就知道一定是母亲发工资了。我们家的生活水准在整个市委宿舍不是最好的，但我们家讲究吃喝，却是在宿舍里最有名的。我和哥哥的生活，也是我们同学中最好的。每次出去活动带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母亲不仅为我们准备好了主食，有时你会意外地在饭盒里面发现零食。中山路上的三八食品店几乎是我们家的食品柜，那里有什么好吃的新鲜玩意儿，基本都能在我们家里出现。当然，这只是在月初。到月底的时候，问母亲要钱没有，我们都感到很为难，总不能连看电影的钱都交不起。这个时候，父亲的作用就出现了，他会像变戏法一样，给母亲变出五元钱。第二天我们家就会改善生活，吃肉馅的馄饨。
       
       母亲的喝酒一开始并不引人注意，因为父亲屡喝屡醉，让我们都对喝酒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但父亲病倒以后，就看出来母亲的酒量了。
       父亲最后一次病倒的时候，我和哥哥都已经来到北京工作。只剩下父亲和母亲住在一起。父亲倒下的时候，母亲怕耽误我和哥哥的工作，一个人背着父亲去做核磁共振。做这个检查需要到军队医院，当时又没有护工，只有母亲一个人背着父亲，每次我一想到这个场景就要掉眼泪，什么是夫妻，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夫妻。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不累，我每天回家喝两瓶啤酒，就解乏了。
       后来，我们各自从外地赶回琴岛的时候，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母亲身边也有了小战士帮忙。我问母亲，为什么不打电话叫我们。母亲说，叫你们回来，你爸爸也好不了，你们也背不动他，还是我自己干吧。反正，每天晚上我都到那个医院的售货亭去喝两瓶啤酒。我举着瓶子喝的时候，把周围的人都吓坏了，说，哎呀，这个大娘，真是好酒量！
       母亲喝酒有个特点，不上瘾。有的时候就是为了一个仪式，或者是因为有个好菜而已。自从老爸偏瘫以后，母亲喝酒就成了解乏的方式。经常是从外面买完东西回来，就是一罐琴岛啤酒，把啤酒当茶喝，或者是当成饮料。对我们来说，此时的母亲，已是家里的功臣，她想做什么，都大力支持。本来看到母亲这样喝酒，接受父亲的教训，是很想劝她一番的。但是想到她不仅是在体力上的付出，就是精神上，也是很紧张的，也就由她喝去了。
       后来哥哥在北京分了大房子，才把父母从琴岛接了过来。为了奖励母亲照顾父亲的辛苦，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陪母亲周游北京的旅游风景区。
       有一年春节，下着大雪，我带着母亲和小阿姨去颐和园的苏州街玩。母亲对那个街很有兴趣，一会儿要买小金锭，一会儿又买小食品，到了一个挂着“绍兴老酒”旗幡的小店，母亲的兴致来了，坐下来，要了两大海碗花雕酒，还要了一小碟茴香豆。绍兴酒要加热了喝，母亲喝得很来劲，对店老板说：“这个酒香，比我们的即墨老酒好哈(喝)。”接着，母亲又要了两碗，我知道这个酒的后劲挺大，便提醒母亲要小心。母亲说：“这才多大一点，我在家里和你爸爸喝老酒都是用大茶缸喝，一个人一晚上喝一茶缸。”
       我看到店老板很佩服的样子。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母亲的酒量，只是知道父亲说过，他喝不过母亲。
       生活渐渐好起来了。母亲在北京的日子也逐渐熟悉起来。她老人家精力旺盛，不怕辛苦，就怕寂寞。虽然父亲因为偏瘫使她不能离家半步，但她住在地坛附近，每天早晨要起来锻炼。所以，只要地坛有什么集会、促销什么的，她是最先知道的主顾。
       母亲对于吃的东西，尤其是对那些有地方特色的各种酒，最是感兴趣。她爱喝一种叫野山葡萄的红酒。那种酒用玻璃瓶盛着，一瓶就有五六斤。看上去，更像是一种家庭饮料。母亲爱喝那种葡萄酒，有点酸还有点甜的味道。于是，每次地坛有促销，她一定会搬回家几大瓶。再后来，人家公司的人知道老太太爱喝这种酒，就干脆打电话来家，如果需要，就直接送上门。一般来说，这样的红酒，母亲一周就可以喝两瓶。即使母亲这样的喝，也不能阻止生产这种野山葡萄酒厂倒闭的命运，因为不久就再也买不到这个牌子的酒了。一个工厂总不能只生产给一个客户喝吧，尽管我母亲是那样地推崇这种红酒。
       可是，就在这种酒断顿的几个月后，电视里就开始曝光了，说是在市场上有几种野牌子的酒，实际上是一些农民用些甜水再加上点白酒自己制造的，这种酒喝多了会中毒，严重的还可以导致脑痴呆。我们把这个消息带给母亲，母亲听了很不以为然。而后，她竟然也有了父亲的口气，说，连这点小酒都不能喝，我还有什么乐趣呢?
       的确，母亲来到北京后，她一直就闷闷不乐。
       不是经济问题。现在的经济已经比从前好多了，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几乎可以放在琴岛不动，老哥的工资卡就在母亲手上，我每个月都要给母亲交所谓的生活费，其实就是变相多给母亲点钱。我也有自己的打算，母亲比我会省钱，这钱与其放我这里，不如给母亲，还讨得她欢喜，还能存住钱。这样，母亲在经济上没有任何的困难，所以才能那样成批地买酒喝。
       母亲的郁闷，主要来自精神。
       记得父母刚到北京的那天，我们去机场接机。母亲首先从飞机上递下来的是一只小塑料桶，那里面是两只小乌龟。说这是他们的朋友，无论如何不能丢下他们。我知道他们是从心里不愿意离开家乡。
       居住条件是大大改善了。父亲有专门的小保姆管理，母亲只是指挥一下就行。我每天下班要路过哥哥家，就到家里呆上一个小时，听听这一天母亲都有什么活动。多半是母亲发牢骚，说在这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非常寂寞。
       渐渐地，母亲的牢骚开始升级，她把她的寂寞上升到对北京的不满。说北京人傲慢，不愿意理人。我想是她说浓重的山东话，人家听不懂罢了。后来，就连天气也不顺眼了。刮大风时，母亲就说，北京什么鬼天气，琴岛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风。正赶上这两年北京出奇的热，母亲又说了，这个北京有什么好的，热死人了，我们琴岛在这个时候还盖被子睡觉呢。碰上过节我们带她出去玩，她看见满街都是人就又有话了，这个北京，上哪里都有这么多的人，哪里能赶上琴岛。
       她不但嘴上这样说，行动上更是如此。琴岛的天气，琴岛的亲戚，琴岛的食品，是她每时每刻惦记在心的事情。很厉害的思乡病。最厉害的是她用长途与琴岛的亲戚聊天，还到处邀请琴岛的亲戚来玩。这些我们都无条件支持、只要她不想家。
       但是没有用。思乡病使母亲把一切的不快都归咎于来了北京。更厉害的是，她一到商场就去买回琴岛准备送人的东西。她精力旺盛，完全没有老年人的感觉，六十多岁的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等我老了的时候如何如何。我们也跟母亲开玩笑，那你现在是中年还是青年。但我们也担心，照这样下去母亲非得病不可。
       小的时候，母亲是琴岛市委机关幼儿园的保育员，会讲很多关于大海的传说。我就听了不少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有的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也没有看过别的版本。我突然灵机一动，应该转移一下母亲的注意力，给她找件事情做，这样她就不会总是惦记着她的琴岛了。
       我说服母亲，反正你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把你所知道的关于琴岛大海的故事都写下来，我给你修改修改，也许将来还能出版呢。
       母亲听了很有兴趣，一再问我，能行吗?我可不识字。
       我说，你写吧。
       母亲对我的写作是很骄傲的。我在经济上给予母亲很多支持也都是因为有稿费。记得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稿费是38元钱，那在八十年代初期也能办些事情。我给母亲买了一个大衣架，给我自己买了一个装订机，剩下的钱就都买了稿纸。后来，稿费提高了，我给母亲的钱也多了。有一年回家过年，我刚领来一份中篇的稿费，800多元，我连稿费单也给了母亲。这一个年，母亲逢人就说，女儿给了她800元稿费钱。那时的工资一月还不到100元钱。
       现在，她自己就可以写小说，大约这件事本身就很让她激动。她让我带她去家乐福超市，买了几袋子圆珠笔，一副要开写的架势。我为她拿来稿纸，配好词典，老人家便开始写作了。没有想到的是，母亲一发而不可收拾。
       她对写作上了瘾，简直就成了一个职业作家。我不断地听到保姆甚至小侄子的告状，说奶奶写作没有时间性，半夜还在写。小侄子更有意思，他开始与奶奶两个争词典，因为奶奶不会用汉语拼音，就自己发明了一套查字典的方法，把字典贴上了只有她自己才能看得懂的标签。这是好事情，我便大的小的词典各买两本。一人一套。
       
       老太太的写作是很辛苦的。她要先打草稿，再修改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了，再工工整整抄写一遍。这样算下来，她每写一篇故事，就要写三遍。我们的朋友知道了老太太写小说，都很惊奇，来看老太太时就让老人家拿出她的小说来看。老太太都是很高兴地拿出来给大家看，还很谦虚，总要解释地说：我也没有文化，不知道写得怎么样。大家就表扬一番。老太太听了就更努力了，写作呈正规化规模化发展，还自己编出顺序来：《大海的故事》(第一部)，现在已经写到了第六部。
       母亲写小说的事情终于在亲戚朋友中传为美谈，加上母亲的思想完全没有受到社会上名利思想的熏染，她很纯洁地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这件事情被哥哥在中央电视台工作的同学听到了，他马上派来了记者，给母亲拍了一个小记录片，那就是在全国收视率很高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栏目。我还被拉去作为一个“托”诱导母亲讲述她的写作体会。为了使母亲自然一些，我对母亲开了些玩笑。结果记者全部播出。节目播出后，很让母亲风光了一阵。
       夏天的时候，母亲要我们把播放的节目替她录制下来，她要带给她在琴岛的亲朋好友看。我又去找了好朋友，把录制下来的带子刻成光盘。
       现在，出书的事情母亲是不再提了。主要是我这个做女儿的总是没有时间替她修改已经写好了十二本的《大海的故事》，但母亲的写作已经上了轨道，或者说已经很职业化。每天上午，她和保姆一起收拾完家务，买完一天的菜，就会坐到书桌跟前，写上一段她想出来的故事。中午她会午休一个小时，下午也会写上一两个小时。到了晚上，如果没有她感兴趣的电视片，她又会坐在书桌前伏案苦写。她像所有的作家一样，也有文思枯竭的时候，这个时候，她会很虔诚地阅读世界名著，当然都是童话类的小说。阅读一点世界名著，她的思路就明显地畅通多了。有时我也会读读母亲的草稿，也经常发现比较熟悉的故事。但是，母亲是用她的方式在写自己的故事，我当然不能干预得太多。
       最有意思的是母亲做的读书笔记。她把她读过的小说里认为好的句子，会工工整整地抄写下来。她有她自己的鉴赏眼光。旅美作家严歌苓是我的好友，我对此友的文笔佩服到极点，经常要拿起来再三阅读。没有想到我母亲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对我谈起严歌苓，口气中很是赞赏她的小说语言，说是真生动，怎么人家写得那么“强”(像的意思，琴岛方言)。我大吃一惊，真是太有水平了，我们母女的审美眼光居然这样接近。
       我马上要来了母亲做的读书笔记，看后，不禁哑然失笑。不知母亲是什么标准，严歌苓的小说语言确有非常精彩的句子，透着一种智慧和灵性，其中的幽默和揶揄没有那种洞察人性的眼光是不能体察出的。但母亲抄写的严歌苓小说中的语言，却是一些大白话，比如：“两个酸臭的胳肢窝”、“他染过的头发长了，花得像芦花鸡”、“他两只小臂像毛蟹”等，越读越可笑。后来我向歌苓复述时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还在写着。尽管她对什么时候出版已经没有什么奢望，却已经习惯了这种写作生活。写作、读书使她的视野从狭小的家乡的海域打开来，伸向了更加博大的精神领域。没有写作，她就没有目标去读那么多的世界名著，她就不能去思考一些艺术形象的东西，这些精神的东西比起她以前念念不忘的具体的事情远了一些，但却深了许多，深到她体会到必须经过学习才能去理解，才能去获知。她变得沉静下来，尽管琴岛还是她念念不忘的地方，那是她的家乡，是心之所系的地方。母亲终于能够选择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度过她的晚年，这是我们做儿女的一件快事了。
       我们愿意做一切能让母亲高兴的事情。母亲从小没有上过学，写出的这些小说，是靠查字典写出来的。这种“高玉宝”式的写作已经坚持近两年了，两年来她几乎每天都在伏案写作。我下班回家经常看到的一个镜头就是：在台灯下，母亲像一个小学生一样，正在那里端坐着，一笔一画地写着她的《大海的故事》。
       母亲像一头低头耕耘，不问收获的老黄牛。有时，我回家看到她眼睛都红了，问是怎么了，小保姆就会不满地说：奶奶一天到晚写，写到半夜，劝她也不听。我哥哥有时也会对我急，说，就怪你，你看你叫妈写小说，她现在简直就是不要命了。我看你怎么收场。
       我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想当初，劝母亲写作，完全是不得已而想出的权宜之计。让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年妇女当作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想出这样一个主意来的。
       不过，这样的生活似乎平息了母亲心中的幽怨，她的生活基本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聚精会神地写作、看书、记笔记，一部分就是过平常的居家日子。
       许多朋友来看望母亲，他们知道母亲爱喝红酒后，下一次来看望母亲时一般就会带上几瓶红葡萄酒。这几年红葡萄酒的品种越来越多，而且好像三个比一个牌子正宗，母亲的葡萄酒都可以成立一个博物馆了。因为每人来孝敬母亲的葡萄酒的牌子都不一样。
       于是，在我们家的饭桌上，就出现了很怪的现象，父亲上桌，要“八加一”，是一种我们用各种中药材给他炮制的药酒；母亲则是一玻璃杯红酒。冬天的时候，母亲很奇怪地还要兑上一些热水，说是太凉了。而我的老哥，一般都是一罐啤酒。如果碰上我和老公回家，我们就会热上家里特意准备的花雕酒。因为老公是南方人，最爱喝的是花雕。
       这当中最有水平的是小阿姨，她能对每个人的要求都光顾到。所以，每当有外人来我们家碰上吃饭，都会表现出很惊奇的神态。
       7
       我是我们家的小资分子，不抽烟，不喝酒。在我们家，我因为从小身体不好，就成了全家的宠儿，有点像那个《革命家庭》里的妹妹水莲，娇骄二气都有。
       但我是我们家的秀才，从小就喜欢写点什么。上小学的时候，正好是文革时期，那时的功课就是写批判文章。我经常得意地把自己写的文章拿到家里来念，父亲母亲坐在一边听的笑眯眯的，还不断地夸奖说，写得真不错。我哥听了很不以为然，说，全是抄的。父亲就说，就是抄能抄顺了也很不容易。
       关于喝酒，我没有什么劣迹，也没有什么伟绩。真正是乏善可陈。
       值得一提的是上大学时，我和班上几个女诗友经常到孔府的后花园去喝酒。不会喝酒，也不热衷于喝酒，只是觉得在孔子的老家上学，还作诗，应该要喝点酒。喝的是红酒，没有味道，但喝下去的都是青春的兴奋和豪情。后来，一瓶酒没有喝完，从学校到孔府要走几十分钟的路，就干脆拿上剩下的酒，到学校后面的棉花地里去喝，喝了多少忘记了，但喝得每个人都咯咯地笑，记忆很深。我就是在那种状态中写下了“双手一背，模仿着古人，断送一生憔悴，只须几个黄昏”的诗句，在学校成为诗人。
       还可以一提的是，研究生毕业的那天晚上，有四个男生喝醉了，据说都是因为我。有一个没有喝醉酒的男生却牵着我的手，说：“叶子，你应该感到骄傲，他们都是为你而喝醉的。”那一天，我也喝了些，但却比不喝酒还要清醒。我冷静地对这位男生说：“这些都是虚的。”男生问，什么是实的?我说：“一纸婚约。”
       那四位为我而喝醉的男生谁也没有娶我，原因是，他们对我有一个评价，说我适合做朋友，而不适合做妻子。我听了这个评价后，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妈的我要喝酒。
       我还没有找到机会让自己喝点酒，就分配到了北京。
       刚到北京的时候，一切都很陌生。我一个人在长安街上走，看着身边灯火辉煌的长安街，更加使我觉得寂寞。
       我想起了毕业分手的那天，有一位同窗对我说过，北京不是你的，你看见的那些北京的辉煌都是别人的。我走在这些辉煌中，觉得这位同学说得真对，也真不对。北京当然不是某个人的，它是首都，它是全国人民的；谁也别想自己拥有它。它是中国人民心中神圣的灯塔。多少人想到北京来玩，都没有机会。而我，却有幸在这里工作，我是幸运中的一个。
       
       这样想的时候，心中就宽慰了许多。也并没有去找酒喝。
       还是有找不着北的感觉。单位上的人很陌生，陌生到他们看你的眼光都有一些狐疑，我是心中有病的人，经不住这样的打量，就在考虑，我是不是走错了门。
       这个时候，母亲从家乡来看我了。在我为所谓的前途、命运惆怅的时候，母亲只是因为她的女儿分配了工作而来北京替我安置一下。其实，那个时候生活很简单，我们都挤在哥哥的集体宿舍中，只想尽快上好班，进入正常的工作程序中。
       星期天的时候，我陪母亲到动物园去。不知为什么，到了一个新的单位，思想总是还停留在学校。看见窗外飞过去的鸽子，都很羡慕，它们倒用不着上班，去适应一切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在单位的窗户外面，就连一些唧唧喳喳的麻雀、也能引起我的羡慕。
       胸口总是有些堵，我便要了母亲的一枝烟，就在动物园里抽起来。学会抽烟是在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其实是找借口，大家一起抽着玩。真到无聊的时候，还是要抽烟。我看见了母亲惊诧的目光，但她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母亲一直是抽烟的。因为母亲的抽烟，我和哥哥都很反对，认为好的女人都是不抽烟的。还用《列宁在十月》中的那个刺杀列宁的女特务来证明抽烟的女人都不是好女人。现在，“女特务”的女儿想要抽烟，那是谁也奈何不得的。
       一个人的生活，简单却也随意。我借住在后圆恩祠胡同，向西走不远，就是地安门商业大街。那里有一家西餐馆，人少，干净，价格也不贵。心情好的时候，载就会—个人到西餐馆里，要上两碟凉菜，再要上一杯红酒，感觉生活还是很惬意的。这样的时候，思维就不由得驰骋起来，一个人想着未来，想着怎么经营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五年计划。一杯红酒喝完的时候，也是计划做完的时候。起身的时候，会顺便收来一束周围诧异的眼光。
       这个时候的酒对我来说，只是一种调剂，我不喜欢酒，更不渴望喝酒。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可以像我的父亲和老哥那样，把所有生活中的郁闷或者喜悦，都通过酒精燃烧出来。
       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
       但是，老爸的能喝酒至少在两个方面影响了我的生活。
       一个是玩命读书。
       想当初，老爸资格很老，能力也强，聪明机灵，过目不忘。但他就是不被提拔。与他一起打莱阳的战友们后来都当了局长部长的，但唯有老爸始终在他刚入城时的商业部门呆着，级别就没有动过。老爹喝酒多了，就会带着醉意提这件事，说，他吃亏就吃在没有文化。要不，市长都有的他当。这是他喝酒的主要酒肴。把酒自话，我知道这是酒的功能。
       我在潜意识中就知道，无论如何，有了知识，就有了学问，就有了前途。文革时，别人都向往去工厂，去部队，但我就是喜欢上学。
       文革结束后，我第一批考上了大学。年纪在班里是小的，对文艺理论吃不透，就干脆把讲义背完了，几大本讲义，现在想起来就头犯晕。这样一路读下来，偌大年纪的时候，还是在一门心思的读书，如果不是老爸瘫在床上，我现在还能读下去。一直读到不能读了为止。父亲对我爱学习很是赞赏，经常说，列宁有三千个单词。我看你有五千个。还说，只要你能够读下去，我就供你读下去，把所有的学位都给我扛回来。
       其实我知道，我是害怕踏入这个社会。
       影响我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择偶。
       看见老爸喝酒喝得无家无业的，看我老哥喝酒喝得无产无田，我发誓绝不找抽烟喝酒的男人。
       这个条件应该说不高，但实际找起来，就不是我想的那么容易了。大凡喝酒的人，都有一种爽气。喝酒以前爽不爽不太清楚，但到了酒桌上喝酒，你不甩开了喝，就不会轻饶你。
       这些我都见惯了。
       我以为男人都应是这样的。
       男人不喝酒，总会感到缺些什么。但男人若喝酒，又鲜有不醉的。这可真是一种两难了。
       于是，蹉跎至今，老大不小的时候，有了一个能喝花雕酒的老公，也算满足了些许的愿望。
       8
       有过一段时间，我十分痛恨喝酒。
       我想，如果一个人的心愿没有能够顺利实现，一定是有主观和客观的原因的。以我没有沾过酒精的大脑来思维，愁，喝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是了，他们是在酒的晕眩中寻找清醒时没有得到过的快感。
       是的，一定是这样的。
       当然，我之所以这样地痛恨喝酒也是因为有过惨痛的教训。
       那一次的教训，让我至今想起来还忍不住发笑。
       那还是在我的老哥家里，老哥召集了他的几个同僚商谈国内国际大事。他和另一个将要跟着领导到国外去的小兄弟密谈几句，就将其他的几个朋友交到我的手上，要求是：让他们喝好。
       这对我来说并非难事。反正也有天然的酒量。剩下的就是如何让他们喝了。我便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喝。大概潜意识中也有要尝试一下晕眩感觉的意识，便没有节制，和老哥的兄弟们狂喝起来。
       一刻钟后，老哥从里间出来，只见屋子里的三个人各自占了沙发的一角，全部酩酊大醉。再一看地下的酒瓶子，不论是红的，白的，啤的，凡是有酒的瓶子全都是空的。我们三个人，在一刻钟的时间里喝光了三种酒，共6瓶。
       接下来的戏当然很好看。
       平时最会应酬的办公室主任，像只死狗一样地趴在地下，彻底地放松了自己，一边躺着还一边笑：“我就不起来，我就不起来。”完全是一种无赖的模样，和他平时的彬彬有礼大相径庭。而另一位人事处长是最有涵养的人，却在那里挽着袖子用脚狠劲地踢着办公室主任，嘴里嚷着：“你起不起来，让你不起来。”
       第二天，办公室主任醒来后很纳闷，只问我老哥，院长，我昨晚在你家干什么了，怎么大腿上都是青淤啊。
       我醉眼蒙咙地看到了这些，想笑也没有劲，因为我已经把胃胆都吐出来了。喝醉这次酒的直接收获就是胃痛了半个月，体重陡然下降了五斤，比任何减肥药都管用。
       我终于明白了，有什么样的人生，就有什么样的醉酒形式。
       因为先天性的遗传基因，我能喝酒我知道，我能喝多少酒，我真的不知道。
       还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有一次，我陪一个就要去国外定居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在北京采购物品，走了一天，真是累到极点。当我们走到友谊商店的时候，都想坐下来歇一会儿。我们共同选择了喝啤酒，又能解乏又能解渴。我们每人买了3听啤酒，谁也不理谁打开来就喝。等到喝完手中的啤酒，我们满意地对笑一下，才发现，居然在我们身边站着几个外国人，正笑着看我们，还向我们伸出大拇指。
       我和女孩赶忙上下打量自己，发现衣着整齐，并无出众之处。再看手中的啤酒罐，才知道是我们的豪举吸引了这些友善的外国观光客。，我想，在友谊商店里，也大概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壮举出现，因为那个时候去友谊商店，必须有护照才能进去。所以在友谊商店里的中国人，都是一些文质彬彬的雅人，很难见到这样拿酒当饮料喝的女士。
       当我们无法再限制老父喝酒的时候，反而获得了一种精神上的解脱，你不是爱喝吗?反正你就是不喝也不可能站起来了，干脆就让你彻底幸福起来。从阻止父亲喝酒，到鼓励父亲喝酒，家里的饭桌气氛也宽松多了，有时，还能在一起讨论关于酒的香型。
       有一天，我突然也对酒有了兴趣，就是说，我也热爱喝酒了。这里面的热爱是形式大于内容，主要用在购买各种盛酒的器皿。我去赛特购物中心购买了喝花雕酒用的日本温酒的酒器，买了喝红酒用的捷克水晶玻璃杯，还买了喝白酒用的瑞典产的烫金小酒杯。
       剩下的，就是我要测量一下自己的酒量。
       
       经常听说，母亲没有喝醉过酒，不知道酒量是多少。而父亲没有病之前的酒量是一斤半，现在也就一杯半，大约是半两。老哥的酒量已经降到了一斤，但他喝啤酒是没有量的。上小学的时候，每到暑假，老爸喜欢和老哥在家门口的法国，梧桐树下下象棋。下象棋的时候，他们的饮料就是啤酒，我是跑腿的。我打来酒，父亲和哥哥边下棋边喝酒，一个星期天就这样过去了。发展到现在，他和一帮喝酒的朋友在一起喝啤酒的时候，不是比赛谁喝得多，而是比赛谁最先去厕所，就是谁输了。这样的酒宴被偏瘫在家的父亲听到了，就会批评不文明。
       剩下我这样一个乏善可陈的人，谈不上事业，也谈不上生活，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是我的追求，也是我的生活写照。剩下的，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乐子。
       于是，在一个春天的周末，我们几个朋友一起，去郊外的村子里度假。而此趟我的任务就是量酒。我要看看自己到底能喝多少酒。
       夏天的农村最适合的就是休闲。我们几个人还有老公聚在乡下的院子里，摆上了饭菜，当然还有酒，便喝将起来。这几个人都不是能喝酒的人，几个小姑娘刚刚参加完毕业答辩，是老公的学生。而老公是只能喝花雕不能喝白酒的南方人，对吃什么喝什么十分讲究，绝不会随着我的异想天开来行事。于是，整个饭桌上洋溢着团结祥和的气氛，尽管大家都知道我要试酒，也还是尽量劝说我不行的时候就停住。
       从开始到结束我就没有感觉到不行的时候。我们一边喝一边唱卡拉OK，农村的家里条件差，没有麦克风，就用手中的任何器皿假做麦克风，大家是碰到什么歌就唱什么歌，记得我也唱过，是用一个饭勺当成麦克风来唱的。玩得十分尽兴，喝得也十分尽兴。老公在一旁认真地给我们录像。幸亏这个录像，证明我的酒德和酒风还是一流的。
       白酒喝了两瓶，一瓶是低度的，一瓶是高度的。据事后分析，他们几个人合起来喝了有二两。那么，剩下的就应该是我的酒量了。问题是，那个时候我还能喝，还想喝，但是他们都不让喝了，说已经承认我的海量了，无须再浪费酒了。我骄傲而又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意见，便随着一起又拿起饭勺，大家继续玩着。
       后来发生的事情只能靠片段的回忆来组合了。
       半夜的时候，我到院子里坐了一会儿，有小风刮来，很舒服。再后来，好像是呕吐，好像两个女孩在为我忙碌。
       到了早晨，我觉得头很大，好像带着一个巨大的钢盔。我看见老公独自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用一种严肃的眼光看着我，这种眼光我很熟悉，一般是领导要拿你是问的眼光。他的头上，一溜挂着十几条枕巾。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枕巾出现。
       老公严肃地问我：“这些都是你的杰作?”
       这些都是我的杰作，我把整个家里所有的枕巾都搞脏了。后来，几个小女孩起床了，就笑，说我不停地告诫她们，千万不要进机关。
       我听了也忍不住笑，白天好像我没有这样的感觉，怎么酒后会有这样的箴言。
       回去的路上，我的脑子还是水泥石一块，整个感觉就是板板的。驾车行驶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知道自己一直都在马路的中间行驶。我立即把车停在路边上，叫车上的人都系好安全带，一副要让他们同归于尽的决绝勇气。
       这才把他们吓坏了，赶忙在路边找到一个小店，让大家都慢慢吃饭休息，我一个人在一边趴着睡觉醒酒。
       晚上，回到家中，我们把录像拿出来重新放一遍，看看到底是在哪个地方醉的酒。但放来放去，发现了一个令我惊喜的事实，这就是，即使我是拿着饭勺唱歌，风度仍是可嘉的。别说醉酒了，连失态都没有。
       问题可能就是在那一阵小风上了。酒后不能吹风，风是那把点燃酒精的火引子。
       那一次试酒，还是有成就的，终于试出了我的酒量。最兴奋的是我父亲，他在我回家后敬我一杯，说，好了，我们这个“土八路”的家庭终于后继有人了。我看到他手中的酒，就像看到了毒药一样，竟然浑身发抖，连连说着，再也不喝了。老父说，不要紧，醉酒就要用酒来透。透好了，下次喝得还多。
       从那以后，我不再恋酒，但也不拒绝酒。碰到高兴的时候，会把这个试酒的段子拿出来吹一下，酒桌上闹酒的人都也不敢嚣张。不高兴喝的时候，就说在吃药。时间长了，有说我能喝的，但见不到我喝。有说我不喝的，但在单位过节的时候，却能看到我自己拿着啤酒自斟自饮。
       我只是有一个结始终不明白，为什么酒醉的时候我能对女孩子说那样的话，我问自己，是不是真心的。
       不好说。
       9
       我们这个家，已经整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了。尽管家中的四口人已经变成了N口人，但按照几十年前父亲设计的方向发展，我们家还算是一个革命家庭。
       父亲是“土八路”，已经在革命的工作中退了下来。母亲还在继续为后代的革命操持家业。而家中的顶梁柱老哥虽然不再喝酒，但他为国家的事业整天地加班加点。我虽然还是原来的小资味道，但毕竟也在机关事务中日益成熟起来。套用《革命家庭》中水莲的经历，已经成为成熟的革命者啦。
       只是我们的下一代，只愿意喝可乐和乐百氏酸奶。有的时候，我还是很怀念那个物资短缺，但精神愉快的小时候的场景，当年我们叫嚷着“爸爸请客”，用五分钱买一罐头瓶啤酒的单纯快乐，现在是再也没有了。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跟我们一起试酒的女孩子们，全都考上了公务员，我的酒后箴言一点也没有影响她们。或许，她们觉得我的生活足以说明一切。不过，我相信她们会比我成熟得更早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