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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为只有在好莱坞大片里才能见到这样的男人——无可挑剔的教育背景、高大俊朗的身体外形、既精通科研又善于运动，而且，相对于他的经历而言，他还那么年轻——青藏高原四年，北极两年，南极四年，他用十年时间达到了许多人梦想一生都无法达到的高度，之后他忽然一个转身~1997年他去做了一本杂志的主编，从接手时的两万多册，到如今30万册，这其中还不包括在台湾发行的繁体字版8万册和打进日本市场的日文版5万册。一个从来没有做过杂志的人，一个第一次写稿被编辑改得没有剩下几个字的人，却成功地做成了一本杂志——《中国国家地理》，从1998年1月改版伊始计算，第二年该刊就推出了日文版，接着是影视版和少年版相继问世，去年英文版发行，在传媒界这样的发展速度是一个奇迹——许多优秀刊物梦寐以求努力多年的目标——“走向世界”，就这样被他轻松实现——他的《中国国家地理》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打进国际市场的杂志一一但是，他说当他的杂志发行超过100万的时候，他就去开一个茶馆酒吧或者书店——他认为那是一个男人四十岁以后该做的事——看看书，聊聊天，和几个朋友在一起，不是挺好吗?
       他的儿子今年14岁，在很好的中学读收；他的妻子比他低一年级，一毕业就嫁给了他，这么多年，一直在大学里教书——他的生活既传奇又完美，如果一部电影以他为主角，那一定该是个《侠骨柔情》的故事——确实，初次见面的人很难想象，眼前这个男人，斯文优雅、风度翩翩、喜欢在上岛咖啡点卡普其诺的男人，曾经长年出没于荒无人烟的地方，而他所从事的科学考察既不浪漫又充满艰苦和危险——确实，他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范围——这个在都市中开着一尘不染的帕萨特的男人，怎么可能骑着山地车沿着崎岖的山路从山底一直骑到山顶，再从山顶一直骑到山底?这个能用中文英文同时写利，学论文的年轻学者怎么可能像个运动天才一样骑马打球溜冰跳远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从一个年轻男人的虚荣心讲起
       他，一米八○的个子，英俊挺拔，温文尔雅，年轻的父亲，成功的丈夫，主办一本有影响力的杂志，足迹遍布世界各地，相识满天下，似乎一切都完美无缺——如果说有什么与他的这一切不太匹配，那可能是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太普通了，甚至有点土——李栓科。
       “父母给起的，他们很普通，在西北做老师，一个教中学，一个教小学，那种老师和大城市的不一样，什么都教，语文数学音乐美术都教。看过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吗?有点像。我们家兄弟六个，我行四，父母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他们希望我拴住科学，所以就给我起名‘栓科’，结果被科学院拴住了。”他说话的语气非常平和，并不是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他没有都市新贵的“坏”毛病——他不傲慢，但是，谁都知道他是一个骄傲的男人，那种骄傲是骨子里的。
       “你小时候的生活一定很苦吧?在西北，黄土高原，而且家里孩子又多?”
       出乎意料，李栓科说没有觉得苦——“我一直很幸运很顺利，在家里，父母最宠我，在学校，老师最宠我，我一直在别人的鼓励声中长大，我的经历其实很简单——以年生人，16岁上了大学，我们那一代很多人都是16岁上大学，因为学制短，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我六岁上学，所以到我大学毕业，我才20岁，直接上了研究生，师从周廷儒，那真是一个学术大家，精通六七门外语，可以与国际专家直接进行学术探讨。我真的很顺，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父母从小疼爱我，好老师、好大学，毕业以后去了科学院地理所，接触了好的研究课题，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在别人还在为最基本的事情焦急的时候，我们已经达到最高点。”
       确实，翻翻李栓科的工作简历，你会发现出现最多的两个字是“破格”——1993年破格晋升副研究员，1994年获中国“第二届优秀青年科学奖”。1995年任首次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1996年破格晋升研究员。在科学院，研究员是职称序列里的最高级了，那年他32岁——许多人工作一辈子，到退休可能还只是一个副研究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李栓科确实幸运得要死要活；但是，这不等于一切都是天上掉的馅饼——换做其他的人，未必觉得这是幸运，甚至会认为这是自己拿青春和生命换来的——你愿意把新婚的妻子丢在家里，长年工作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吗?你愿意在孩子抱着你的腿央求你“爸爸别走”的哭声中，背起包离开文明世界长达一年半吗?你愿意十年的时间趴冰卧雪稍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吗?不是没有遇过险——太多了，在西藏与狼群对峙整整一月，那有多少狼晒?不知道!黑夜中野兽的眼睛像坟场的鬼火，远远近近阴森恐怖；在北极，一步踏进冰窟窿里，水温是零下二十几度，浮冰还在不停地移动着。如果不马上爬上来，冰缝很快就会合上，再无逃生机会，幸亏他手脚利索，如果基尼斯有脱光自己的比赛，估计那次遇险李栓科就破了纪录——他以最快速度扒光了身上所有衣物——防寒服灌进去水，已经成了沉重的负担——他就这么爬了出来；还有南极，那种寂寞是可以杀人的一许多人眨着羡慕的眼睛盯着李栓科以无比崇拜的口吻说：在南极能看到企鹅吧?太浪漫了。李栓科还真有过一次看企鹅的经历——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离科考站最近的企鹅繁殖地至少有30多公里，按照纪律根本不允许擅自走那么远——假如掉到冰缝里怎么办?但是李栓科去了，他悄悄地计算好行程，独自来回走了60多公里，用了13小时，只为了匆匆看一眼企鹅——他必须尽快赶回基地，不能让任何人发现他的“违章行为”。
       有一次，李栓科接受一个报社记者的采访，像这种采访，他接受过太多了——记者问他：南北极、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的三极，你是为梦想而去的吗?
       李栓科说：这就跟我们去一个地方旅行，看见农民种地蛮好玩，但是对于农民而言，那是一种无奈的依附。科学考察也是一样，当我们真正地从事它、深入进去之后，浪漫的色彩很快就会褪掉。
       那么浪漫色彩褪掉以后怎么样呢?有许多人，也从事类似的工作，最初也是充满激情和梦想，但是最多只经历一年两年，谁能长年累月呢?这个问题你要问李栓科，他只会简单地告诉你，一个长期从事野外考察的人，一定有过人的毅力和耐力。他似乎不善于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多高尚的年轻人——他原本可以那样描述的，但是他宁肯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告诉你——那是我的职业——“真正去了那些地方以后，你就会发现，那里非常实在，容不得你去做梦。你不仅每时每刻要跟生死打交道，跟自然去战斗，更重要的是要跟自己战斗。因为你真正呆在那里后，发现自己是要以此为生，它是我的饭碗，我以后无论升迁、晋职都和它有关，它是我的必由之路。而不是像我们普通旅行那样，我花了钱去，不愿意了，不喜欢了，就可以走。但我是去那里工作，陷进去后，是要一条路走下去的，所以已经没有那么多激情和梦幻的东西了。”
       所以，因为别无选择，你就坚持下去了?不在乎危险和艰苦了?难道你不能换个工作换个单位吗?
       这一次，依然没有得到预期的答案。
       这个举止得体目光深邃的男人真诚地告诉你：“我很喜欢辉煌的感觉，例如每次科考回来都有鲜花和美食，还有领导人的接待，那种感觉很辉煌。我想我愿意去艰苦的地方，愿意挑战自己，大概跟一个年轻男人的虚荣心有关系——我要在科学界崭露头角，做出成绩来，要得到提升，因为只有提升才可以满足我的虚荣心和人生设计，同时，可以得到加薪，住房会改善。这些很实际。在一个科学竞争的社会里面，如果你自己不努力，没有成绩，很难得到提升，甚至你的职位、你的生存都可能有问题，科学院每年都有下岗职工，这很简单。我的妻子是一个喜欢安逸生活的女人，我娶了她，就要给她幸福。我必须做到这一点，而且要尽快做到。我意识到，越有挑战的东西，你越容易成功。相对于同龄人、同样层次的人来讲，你做一个很大众化的东西，总是不如你做个分众化的东西容易成功。南北极因为它科研的前沿性，你的工作总是跟国际在同一起跑线上，你更容易接近成功，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青藏高原，我们去的地方是无人区，全是空白，也许我们的水平并不是很高，但是你的东西是唯一的，第一份的，所以我们更容易接近成功。这是很主要的因素。剩下的，并不是我们有多聪明，多么有创造性，而是我们很有毅力，能在那里坚持下来，能去做别人做不了或者坚持不了的事情。我的队友中有些人是半途丽废，去了一趟就再也不干了。我只是坚持下来了，而且坚持了10年，别人花前月下的时候，我们在趴冰卧雪呀。”
       
       原本他可以不告诉别人他的虚荣心——有什么必要呢?但是他却说了，也许作为一个长期与自然打交道的人，他确实变得简单了——但是，他告诉你，这是你在自然面前的必要态度，否则，你将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你必须单纯、真诚，这是你活下来的前提——“在所有极度危险的地方，真诚不只是一种道德要求，更是生存的基本，谁玩虚的，付出的可能就是生命的代价。”
       李栓科曾经说过，他生命中最兴奋的一段时间是在南极度过的。但是假如我们去翻阅南极“越冬”的资料，我们就会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环境——你必须真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你必须快乐，否则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根据记载，南极大陆98％是冰带，几乎全是冰，几千米的冰，它储存了全球淡水的72％，可供人类使用7500年。但是在南极，真正让人不能忍受的其实并不是寒冷，而是寂寞——所以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只有出奇地真诚简单，才能战胜寂寞。在南极，你说你有钱，有钱有什么用?什么也买不来。但是你有朋友，那就不一样了。
       “在南极越冬，真正考验人心理素质的是怎样对付寂寞，每个人都要为了别人而快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默默无语，这是最危险的。有人会产生一些心理变化，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队员之间也会有一些冲突发生。由于总吃不到蔬菜，队员们大多营养不良，这个时候抵抗力很差，很容易生病。于是我们每个人轮流讲故事，想到什么讲什么。一位60岁的老队员为了让年轻人高兴起来，甚至连他的初恋、第二次恋爱都讲了出来，即便是这样，6个月以后所有的人都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了。
       “最后寂寞实在排遣不了了，我们就摘恶作剧来发泄。跳雪，是我们独创的比赛。每次我们都要先找个地方，让身体最胖的人先跳下去，为防止危险要先扎好他的腿，如果他跳下去没有危险，比赛就正式开始了。有人先在房间里温好水，比赛时要脱光衣服跳，跳完后赶紧躲进房间，泡在温水里，比赛结束后根据跳雪姿势的优美程度评出最好的。还有一个恶作剧就是：大家脱光衣服赤裸着坐在石凳上，比谁坚持的时间长，有点自虐的味道。闹的方式很多，今天你想出这招儿，明天他又琢磨出另一个。不过，绰绰有余的业余时间还是折磨着我们。”
       这段经历是李栓科刚刚结束南极考察回来时讲的，要他现在重复，他肯定说：“记不清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不喜欢回忆，也不喜欢收藏——问他有什么特别值得收藏的东西，他会说；“有，但都送给别人了。”
       对于李栓科来说，他最值得纪念的东西——做北极考察队队长时候的服装，陪他从头走到尾，胸前绣着他的名字，被他一个好朋友拿走了；另外是一块表，当时只做了25块，每一块都有编号，因为李栓科是队长，所以他的手表是第一号——“我一个朋友专门收集手表，他跟我要，我虽然有点舍不得，还是给他了。拿去吧，我不太积攒东西。”
       追忆锦绣年华
       “我们十年时间在趴冰卧雪，需要过人的毅力，我们的过人之处就是忍耐，吃苦。”
       这是李栓科对自己职业生涯的总结。但是，假如你问他是从哪里学来的这种吃苦精神，他却很少会像很多寒门贵子那样，回忆曾经的苦难。对于李栓科来说，他认为生活对于他已经是非常好了——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苦，或者过后去想想，觉得也没什么。
       他，1964年生人，从小在黄土高坡上乱跑。和都市里的孩子比，生活水平是差一截子，但为什么要跟都市里的孩子比?和周围的孩子比，李栓科是多么幸福啊?还在初二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全省高中生数学竞赛的第三名。他一直是一个好学生，而老师最喜欢的学生不就是他那样的类型?长得干干净净，什么东西一教就会，眉目清秀，喜欢运动。
       说起来好笑，李栓科从小就喜欢户外，所以当初报考大学的时候，他就想一定要到北京去上，一定要是名牌，还一定要和户外有关系。
       有意思的是，李栓科高中是学理科的，但国家规定理科学生考大学是不考地理的，而大学的地理系又是按理科招生。所以一直到坐进大学课堂里，他连地图是什么都不知道——比例尺概念也是从上大学以后才知道的。
       大学四年对李栓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他的身材——入学的时候他在班上算是中偏高，到了毕业，已经是全班最高的了!人们都说青春是伤感。的，尤其当失去的时候，回头一望，总觉得青春有许多遗憾，李栓科有吗?
       似乎没有一他念书的时候总是最讨老师同学喜欢的，他虽然从来不是任何一个级别的干部(大学学生干部曾一度不是受人羡慕的职位)，但他几乎是所有体育文艺方面的积极分子。对于这个16岁上大学的半大少年来说，大学生活非常轻松——功课成绩从来很好，经常帮同学完成作业，对于他来说，他似乎天生和正确答案有缘。无论是什么，只要是要考试的，他的成绩从来是最好的——从专业课到选修科甚至就是跑步跳远，也不例外。
       他是一个比较招风的男生——尤其是在校园舞会上，但是对于毕业才20岁的李栓科来讲，跳舞不过是一个运动项目。他不太带那些女孩子玩的。曾经有人开玩笑，说过早读大学也不好，尤其是对于男生，因为你太小，情窦未开，白白辜负了大学时光——李栓科的同学大部分都比他大，他记得男生宿舍有给女同学评分的传统，结果有一次评到半截打了起来，当时李栓科完全不了解——就是评分标准有差异，也不用同室操戈呀?后来他才知道，原来被打得分数过低的某女生恰巧是某男、生的暗恋对象——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种事情，李栓科从来没有经历过——他属于那种知道自己很优秀所以格外珍重自己的男生，他不抽烟不喝酒但比较张扬，常常目空一切地在学校里走来走去，什么都不太在乎。虽然人缘很好，但是也不会和谁都成为朋友——总是有些自己看不起的人——李栓科看不起学习不好，不太受老师同学喜欢的人，他不会和他们来往。他只是一天一天长高，从体育会到舞会到考场，他均有不俗的业绩‘他从小就是一个有荣誉感的男人——他喜欢各种荣誉，从竞赛上的名次，到成绩单上的分数，他一个都不放过。他的想法非常简单——要读一个名师的研究生。果然如愿以偿。
       难道就没有“忧郁的青春”和“年少的我”?
       李栓科声称：“本人从来没有为女人掉过一滴眼泪。”
       他说完就哈哈大笑；好像这是很值得骄傲的一样事情。
       据说，他最见不得的事情就是当下流行的“残酷青春”，李栓科每次听说都大摇其头——“那叫什么残酷?那叫浪费青春和生命——青春对于每个人都非常宝贵，只有一次，失去了就再没有。有许多属于青春的快乐一比如打一场篮球，比如溜冰，在那个年纪，你是学东西最快的阶段，如果你悟性高，你可以掌握很多相关科目，触类旁通，那种感觉是非常幸福的。如果你荒废了，真到恋爱的时候，你连恋爱的技巧都没有掌握，你说你的青春残酷，你该怨谁呢?”
       “那么你的恋爱是一次成型啦?”
       “也不是，不过我只陷进去过一次，那是我最深的一次，之后她成为我的妻子，其他都是淡淡的，也没有留下伤痕。”
       “那后来就没有其他的了?你长年在外，难道科考队就没有吸引你的异性，日久生情的那种?”
       他再次笑了起来——他告诉你他的观点——“如果两个人所说的话题都一样，那样的夫妻是很无趣的；这和朋友不一样，我做的她全知道，她说什么，我全明白，日久天长就没有新鲜感了。两个人的世界和朋友的世界不一样。”
       李栓科到底述是没有逃过“姐弟恋”——她年级比李栓科低，但年龄却要长他一岁。这是李栓科陷入爱河之前所没有料到的，谁让他上大学那么早!当时李栓科已经上了研究生，那年月研究生多金贵啊，他有心理优势；她是北京女孩，地理系本科生，很漂亮，高高的个子，李栓科担任她们野外考察的辅导员——“反正最后大家都知道了，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就结了婚，然后就生了孩子。她在大学当老师，丈夫在外面捞世界；她守着家，有一个世外桃源的生活。看着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她很满足——我们生的是个男孩，学习成绩特别好，像我那时候一样。我对我儿子的期望值和我爹当年对我的一样——一切靠他自己，他做什么都行，只要他喜欢，但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什么事情让李栓科一说，就很简单平静、但任何人用脚后跟想一想，就应该清楚这对小夫妻一定该有许多伤心的别离吧?李栓科23岁到科学院，立刻受到领导器重，参加了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前后长达四年时间，每年在野外不低于三个月的时间，而且由于条件限制，跟家人所有的联系就是信件——没有电话，只能写信，而且所有的信要在一个月以后收到是快的——因为是在无人区考察，所以写了倌也寄不出去，只能等，过一段时间就会有采购车来，把考察队员的信带出去，再到留守处，拿一堆亲人信上来。
       你的夫人没有反对吗?
       “她同意我的选择，嫁鸡随鸡她认命了。再说，从个人角度看，在科学院这样的地方，很多地方你的付出是没有收获的，如果是空白性的工作，则有很高的显示度。对于我来说，这是时间成本上最节省的。有人比我的年岁大很多，但到今天连副研究员都没有，为什么?我认为女人期待男人天天守在身边，最后男人一事无成，那就会很窝火的。我们虽然分开很长时间，但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她不是在做牺牲，她是有所期待的。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不愿意我走啊，每次我走，他都会抱着我的腿哭啊哭啊，我几乎掉下泪来，但是现在他常常给他的同学讲他爹，满荣耀的。”
       “那么那时候她写给你的信你还留着吗?”
       “怎么可能!最多读两天，记下关键词就销毁了。”
       “为什么?”
       “怕被其他队友取乐。” 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年轻人，竟然怕被队友取乐！很多时候，李栓科确实很难让人理解——当然他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只要你按照他的逻辑去理解他——他珍惜每一个机会，他珍惜自己，他对自己对别人都非常减实，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渴望什么，并且他愿意为此付出。
       “我在纯科学研究领域整整十年。我很早就意识到，在利学院，你的头衔越高，你的平台就越宽，你该有的都会有，你如果在后面就很困难，相应于早比我工作的人，我之所以发展比他们快，在于我肯付出，所以我很快从合唱队员变成独唱演员，否则，有几个人知道你是谁?科学院就是这样，你有能力，表现好，就会比别人好。一言以蔽之，从普通的研究人员成为最高级研究人员；从一般的科研项目的参与者成为科研项目的领导者，这种身份地位的变化，人的状态肯定不一样的。这种追求很多人一生都追求不到，但我追求到了，所以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的妻子家人也认为我很值得。”
       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从最低层开始的李栓科——他最锦绣的年华，那是在青藏高原。因为设计采样的地点多是车开不进去的地方，所以每天要徒步走一两公里，不仅要克服高原反应，为了获取样本，还要学会使用手摇钻在泥巴里钻，那是极需要体力的一项工程。只有老专家才给配民夫，像李栓科这个级别的，一切都要靠自己。每天要背二三十公斤的样本，从四五千米高的海拔背下来，对于李栓科来说这是最普通的工作，就像上班族每天九点要上班一样。
       所有做过野外考察的都知道，最苦的莫过于野外采集样本——好几天吃不上一口热饭是常事，还要艰难地寻找水源，搭帐篷，如果赶上陷车或者大雪封山，那就更悲惨了。李栓科这一辈子第一讨厌巧克力，其次是鸡蛋牛奶，这类东西因为体积小重量轻，最便于携带，所以每次考察队都带好多，以备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充饥。结果，经常是一天吃一斤巧克力，吃得满嘴起泡，只要想起来就恶心。
       当时在藏区有一个有名的“金把头”——即有实力的淘金组织的头儿。在金把头看来，李栓科他们的行为和他手下挖金者的做法没什么区别——风尘仆仆，风餐露宿，挖土刨坑，如果不是在考察金子，他们这么做还有什么意义？金把头认定两队人马是为一个共同目标而汇集到无人区的。
       于是，李栓科他们在前边挖土、采样、考察，金把头庞大的挖金队伍跟在后面。科考队所有走过的地方，金把头都要派人重新刨一遍。这样的跟踪持续了三个月。可是，金把头一无所获。最后，思想单纯的金把头认定，他前面那拨人已经把他日思夜想的金子掏空了、卷走了。要想得到金子，只能另外想办法。金把头找到了考察队，像电视剧中的黑帮老大一样——他擒来一个密码箱，箱子打开，整整齐齐一水的50元面值的人民币。
       “我想买你们这次的考察地图。”金把头说。
       对于金把头来说，他想象不出来如果不是为了金子，这群人为什么要留在无人区?在他眼里，如果吃的苦不能换做金子，那为什么还要吃苦?但对于李栓科来说，他很早就明白，这个世界有比金子更贵的东西——那就是一个人的尊严和精神。这是他在师大跟随他的导师周廷儒所学到的。
       “老先生人很厚道，传统的有成就的文化大家，不是只懂科学的人，知识非常渊博，通晓五种语言——英德日法俄；不仅地理方面，而且文史哲、人物传记全都有很深的积累，他到了那种忘我的境界，生活中完全不在乎自己的打扮，他尽管是院士的身份，但非常平和，那种子和是发自内心的，骨子里出来的，如果用一个词形容，那只能说是‘慈祥’，对于我来说，他不仅是我的老师而且是长者、父辈——他在带学生的时候有自己的次序——他要求他的学生一定要懂得做事先做人的道理，所以他的次序是首先要学生懂得做人的规范，然后是做科学的规范，再然后是学会科研的道德、技巧、方法。老先生认为这个次序非常重要，他永远把科学道德摆在科学技术和方法之前。”
       李栓科平生只有很少的几次掉泪，但其中最热烈最不能自已的一次是在可可西里无人区——他当时正在野外考察，忽然知道老师去世，他哭了——一生没有为儿女情长掉过泪的男人这次掉泪了。因为是在无人区考察，根本没有办法赶回来，这件事只要想起来，李栓科就觉得难过；他感到老师留给他的东西，时间越久越珍贵。
       在李栓科的记忆中，导师经常要他们这些学生去自己家，并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上课，也没有什么具体事，而是给他们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他们不自觉地融人大师的生活。比如，他们到导师家里谈天说地，导师给他们推荐一篇文章，听他们对科学专著点评，这种交流的过程，不仅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也涉及他们的思考方法。那是一种很随和的师生关系，点点滴滴都渗透到一起的。有的时候，师生聊着聊着到了吃饭的时间，老先生就会招呼学生留下吃饭，李栓科他们也不拘谨，坐下来就吃，有什么吃什么。李栓科从来没有见过导师发火，“他的个人修炼已经到了一种至高的境界——那是我最崇敬的大家”，这种大家也许以后再也难产生了——在学术造诣，学术道德以及日常为人方面，均远远超越众人。
       老先生住在师大红楼，和启功先生门对门，经常可以在导师家见到启功先生。那时候，李栓科年轻，风华正茂，正是要谈情说爱的时候，导师跟他说：“得到一个女孩子不能靠欺骗的手段，不能伤害别人。”这些话原本是自己的长辈才会说的，但周廷儒导师就是李栓科的长辈——老先生为他营造了一个家庭式的贴身跟随般的学习环境——“他家里人口很多，女儿女婿，都在他那里住，他有意让他的弟子融入他家的生活，这个过程教会你做人。”
       但是老先生有一条原则却很分明一他让弟子融入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从来不会以自己的私事麻烦弟子，尽管在许多导师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但周老先生分得非常清楚。有一件事情，给李栓科很深的印象——有一年冬天，周廷儒先生的孙子被人拐骗，一家上下急得不得了，到处去找，但就是那样，老先生也没有通知自己的弟子，他怙耽误他们的学业。而他们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还是听系里的老师说起，他们这才知道导师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压力——那件事情对导师的打击非常大，他的孙子最后在张家口找到，找到的时候已经被冻死了。
       
       很多年以后，李栓科意识到他的导师所拥有的那种伟大的品格——作为一个曾经很骄傲，很目中无人的年轻人，他一生很少真心地佩服什么人，但是他真心地崇敬自己的导师，他意识到周围人对自己导师的那种拥戴也是和他一样发自肺腑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感受到了那样一种人格魅力——在导师身边的三年，使他懂得一个做人的道理，钱是能数出来的，但别人对你的拥戴是钱买不来的。
       当年许多人对他说，你幸福啊，跟了这么一个导师。那个时候他也觉得自己幸福。很多年以后，回想起来，他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不知觉被他的导师所指引——他导师的那种风骨和精神，经年累月潜移默化，于是有一天，他拥有了那样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并且及时破茧而出，在科学界建立了自己的声誉——那是多么令人羡慕的年轻的声誉啊!
       犯错的代价也许是你永远没有犯错的机会
       一个人经历得生死多了，就会成为传奇。在李栓科的故事中，传奇随处可见。
       1995年5月，他第一次踏上了北极。此前无数次的科考，唯有这次，李栓科感到不寻常——因为他是队长，他已经立下军令状，绝对把他的队员全部从北极带回来，一个不差。
       北极科考队一共26人，但只有6人有机会最终踏上北极点。限于当时的条件，这6个人必须徒步从冰上走了13天才到达北极点。徒步的出发点是加拿大的北极群岛一阿尔斯麦尔岛。因为是徒步，所有吃的、用的全靠队员背，所以行进的速度相当慢，一天大约30公里左右。
       5月26日——当这6个人发现手里使用的全球定位仪器统统找不着北时，李栓科知道，北极点到了!李栓科朝天放了一枪。在民间的报道中，这一枪被渲染得极富传奇色彩——因为这是中国人组织的科考队首次到达北极。但实际上，这六个人在那一声信号枪之后，却出奇的平静，没有任何的欢呼雀跃击掌拥抱，甚至连一点兴奋的感觉都没有。李栓科当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完全是一片空白，而且居然靠着冰冷的雪当场睡着了！其他的队友，包括陪伴了他们13天的爱斯基摩犬也都累得筋疲力尽。
       从北纬88度到北纬90度，200多公里的路程，步行13天，最后可以感到也许真的只有疲惫了。
       但是危险突如其来——就像电影中的那些恐怖场景，远处瞬间冒出白烟，白烟迅速升腾到空中，天空霎时黑暗—一在一个开阔水面，水面温度高于空气温度，这个时候就会形成科学术语上所说的“冷蒸发”。在书本上，这三个字不会夺取你的生命，但是身临其境，则是另一回事。说时迟那时快，白烟到空中迅速成为乌云，然后涛走云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向冰面，与此同时，整个冰面在颤抖，打雷爆炸一样的声音从脚底下传来，仿佛着了火一样——不用说，所有人都意识到这是“冰裂”一一情急之中，不知谁喊了一声，“往东北方向跑”——“我们运气好，跑对了方向。那种感觉真是恐怖啊，每踩上一块冰，那冰都在迅速裂开。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不想死。”
       实际上，在去北极之前，他们特意挑选了一个比较好的时间，5月，正是北极的极昼，一天24小时有太阳，但准能想到，他们还是遇上了曾让许多考察队探险队全军覆没的冰裂。后来他还曾掉进过冰洞，大家以为他回不来了，第二天国内甚至有一家报纸还发了李栓科遇险的消息，妻子、朋友闻讯悲痛不已。没想到他竟能奇迹生还。他说：“在极端条件下，信念和求生技巧是一样重要的，都能决定生死。”他说得很平静，也是因为这次传奇，他的夫人知道自己长期以来被剥夺的权利——按照组织要求，参加类似北极南极这样的科学考察，必须要签署“死亡契约”，这个契约是经过公证的——最核心有两条，一是受伤残的时候，按国家规定的赔付标准赔付，家属不能有其他要求；还有一条就是遇到不测，尸体就地掩埋，不能运回国内。这个死亡契约是要家属签字的，怕人死后有纠纷，但李栓科却从来没有让自己的妻子签这个契约——每次都是他自己代签，签多少回他自己也忘记了，至少十次以上吧?
       他的妻子从报纸上知道了有“生死契约”这回事，见到他就问：“为什么其他的家属都签了那个生死协定书，我怎么没有?”
       李栓科只是简单地说：“我想我不可能出事。”其实，他真实的想法是不想给妻子任何心理负担——他知道如果把“生死协定书”交到妻子手里，她一定会签，但很可能会“搞得哭哭啼啼”，所以自己签了比较简单。他一向是个喜欢以最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的人。
       与李栓科交往的人很多，但让他们找几个词来描绘这位“青年杰出科学家”，他们想来想去，却总是觉得说不准确。的确，在李栓科身上，似乎夹杂着很多气质，这些气质原本应该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在他身上却让人觉得它们原本就是一体的，就像一颗钻石，原本就应该有不同的侧面，每一侧面就应该有不同的光彩——李栓科从来不喜欢冒险，他是谨慎的，但是他永远出没于最危险的地方，他又是勇敢的；他可以长时间反复做同一件事情，他是有耐性的，但是当危险发生的时候，他却能不假思索地采取行动，他又是果断的。他是那么开朗、随和、喜欢和人交往，但是当他在南极越冬，长达一年半的时间，脱离文明世界，他也没有落下什么性情大变的毛病；他有情趣，但并不害怕枯燥，他热爱自然能在冰天雪地坚持十年，但是回到都市，他一样驾轻就熟就像回到家一样——也许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当你经历了死的威胁，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对生命的那种留恋，你就会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所以你就不会为生活中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而不愉快。
       李栓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做研究运气特别好，从来没有失败过——当然对于他来说，他确实不能失败，一来失败就不容易再申请到科研经费了；二来由于他研究的项目的特殊性，所以有的时候，一个差错就意味着生命危险——失败的代价就是你永远没有失败的机会，因为你的生命已经结束了。
       李栓科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探险家”，如果你不小心这样称呼了他，他一定会给你更正——“我不是探险家，从来都不是。我是属于职业化的，如果不是为职业，那种地方我去一次，我就不去了——我满职业的，肯定不做无谓的冒险。每次所有路线都是严密调查，论证出来，各种可能性危险降到最低。”但即使这样，还是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他不能否认他从事的是危险的职业。
       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是哪一次?李栓科自己无法比较，但所有参加过南极考察第7次队的人都会说是那一次——他们几乎没有生还的机会。茫茫的南大洋，李栓科刚过30岁，生活对于他似乎才刚刚开始，他第一次从内心感受到——我不想死，我还没活够啊!
       当时，李栓科他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的科考项目，返程是最令人兴奋的事——很快就要见到家人了，对于李栓科更是这样，他刚刚做了父亲，他期待着见到他的儿子——那个他出门时抱着他的腿哭得小脸蛋上全是泪花的儿子。
       台风像一只悄悄走近的野兽——当他们发现的时候，情况危急到必须做“弃船部署”——他们乘坐的船是一艘14000吨的巨轮，但是在巨浪滔天之中，就像一叶舢板。每个浪有50米高，砸到甲板上，就好像一个巨大的重锤从天而降，船一下子被砸进万丈深渊，然后浮上来，又是一个巨浪，砸进更深的海底——甲板以上三层几乎全部被摧毁，海在咆哮；厚厚的钢制门被彻底砸烂，长在甲板上的直径肋多米的钢制锚被轻松铲掉——他们遇到了台风，如果钻到台风眼里，一切就万劫不复。因为台风眼里相当于真空，一切压力为零，所有的东西，万吨巨轮，如果在台风眼里，眨眼之间就不存在了，比鳄鱼吞一只青蛙还容易。他们在台风的边缘挣扎——人已经不可能站住了，只能在狭窄的走廊里，扶着墙壁跌跌撞撞地忙着做弃船的惟备——每个人都知道，所谓的弃船，实际上就是延缓生命。说得更残酷一点，就是不让你马上死。
       
       每个人都很沉重，甚至有些人忍不住压力，小声哭泣。很多人开始给家里人写留言，遗嘱，但李栓科没有写。船已经晃成30度，大家都贴着墙，不能站立。人们都在等着弃船的信号——一旦决定弃船，沉没的船只将自动升起求救信号，每个队员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离开船，每个人从哪个逃生门冲出去，上哪个救生艇都不能有一丝差错，更不能有—毫耽搁。因为一旦弃船，水将迅速冲进来，所以人的动作稍微慢一点，就跑不出去了。另外由于救生艇的空间有限，所以每个人规定能带什么不能带什么都要布置妥当。
       总之，一切都准备好了——那个椭圆形的救生艇，像个漂流瓶，一个艇十个人，他们进去以后就像呆在一个密封舱里，虽然不会沉，但是他们会获救吗?南大洋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最近的船离他们至少有十天的行程，况且海上巨浪滔天，就是真要营救又如何营救?
       那一夜是煎熬的一夜，最后船长决定还是掉头回到南极去——在梅上，一个有经验的船长往往懂得见风使舵，如果迎头上，一切就结束了，幸运的是，他们躲过了。第二天早上，当他们发现海面上风平浪静，天空蓝得几乎让人出现幻觉，他们几乎不敢相信——奇迹发生了，他们跑出了台风的势力范围，他们活下来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李栓科他们的举动——也有人质疑他们一只要不怕死，只要运气好，谁做不到?
       当然，人们总会有这样和那样的质疑，就如同哥伦布航海回来，有一次在一个宫廷宴会上，一位贵妇人坐在他身边，口气略含轻蔑地说：“航海有什么了不起的，只要不怕死，船足够坚固，运气好，谁都可以做到，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成为英雄!”
       席间许多人纷纷附和，哥伦布什么都没有说，他拿起一枚熟鸡蛋，问在座的人：“有什么人可以把这枚鸡蛋竖起来?”
       众人纷纷尝试，但无人能使鸡蛋站立在桌面上。哥伦布若无其事地把鸡蛋取过来，轻轻在桌子上一磕，鸡蛋立住了。
       “这没什么难的，只要在有人做了以后。”
       不过，李栓科不会像哥伦布那样，他从来不执著于此——对于一个屡屡处在生死边缘的人，怎么可能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和人斗嘴?何况对于野外工作者来说，遇到危险是正常的，当李栓科作为一名最普通的科研人员参加青藏高原科学考察的时候，他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他们去的是世界上环境最险恶的地方，在此之前，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过人的足迹——而作为他们的交通工具——北京吉普、大卡车、牦牛、骆驼，就是这些，他们没有更好的了。在高原，在荒无人烟的无人区，在野狼出没的地方，生命的脆弱和崇高，他早就体会到了，那年他只有23岁。他有什么必要向世人解释——什么叫英雄?什么。叫无畏吗?他才不呢，相反他老老实实地说：“不错，我去南极去北极的确有功利的思想在里面，我渴望受到重视，渴望提升自己，渴望为我的妻子和儿子带去更好的生活条件。”他才不会为这些事情而感到痛苦呢!随便你们这么理解我的行为和动机——一个长年在冰天雪地里生活的人，他的世界往往也会变得像冰雪山样简单干净。
       李栓科说自，已属于那种拥有“选择记忆法”的人——只记得好的，辉煌的事情，什么不好的事情，不愉快的经历，过后就忘了，别人提可能也会再想起来；但再想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是呀，一个不写日记，连老婆给自己写的情书都不留的人，你还指望他什么?他才不会把一些鸡零狗碎小肚子鸡肠的东西放在心上。
       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底线——你说他有功利心，他不否认；你说他想出人头地，他也不和你生气；但是假如你质疑他去北极和南极的意义，那么他会严肃地告诉你——这绝不是为千己的私利。
       当李栓科从南极和北极科考成功，载誉归采的时候，时不时的就有人会说，“那些地方用得着你去?多少科学家都去过了?这是无谓的冒险，浪费有限的资源。再说南极和北极离我们这么遥远，花巨资考察这两个地方的意义何在呢?”
       李栓科从来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含糊——因为北极、南极地区，对地球上的温度起着加速器的作用，而且。南极、北极地区也是全球的预警嚣，它们的微小变化都是对全球变化的一个预告。我们对南极、北极进行科学考察，一方面是要判断出极地地区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贡献，对人类的影响。另外，像北极这样的地方，因为离中国很近，国外总有人说，北极的酸雨啊、环境污染啊都和我们东北有关，认为中国是破坏北极地区环境的罪魁祸首。我们只有通过自己更专业的考察，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否则，我们只能听由境外这样或那样说。你没有数据，你有什么发育权?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是不能容忍科学空白区的，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在北极南极这样的地方没有话语权，不可想象。再说，科学追求是无止境的，不分先来后到，前面有其他国家的人去过那里考察了，不代表着他们就已经穷尽了这个领域的所有的研究。
       确实，通过李栓科他们的首次北极考察，中国加入了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只有12个国家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它决定捕鲸的数量、北极的航道、北极资源的可开采的数量——但加入这个组织，必须首先让这个组织认可你的国家是对北极科学考察研究有实质贡献的。李栓科的贡献就在于他们的首次科学考察成功了——被认定为对北极有贡献，由于这一贡献，他为他的祖国争取到了话语权。
       “我做的课题是北极环境调查——我们通过取样分析破坏北极环境的物质来源——最后我们发现北极冰面污染最厉害的是重金属污染。”
       这一结论和西方国家不尽相同——造成重金属污染的罪魁祸首是西方国家的冶金厂，我们东北的十个普通工业也赶不上一个发达国家的冶金厂的污染，所不同的是，他们的环保概念是环保他们家门口的，他们把废气直接排到高空，这样重金属颗粒就会漂浮到大气上，最后大气循环通过降水掉到冰面上。所以他们虽然环保了自己，但污染了别人。
       为科学争夺话语权
       1964年11月4日出生。
       1980年9月人北京师范大学，1984年6月毕业，同年9月入硕士研究生，师从周廷儒院士，1987年获硕士学位，6月人中科院地理所。
       1989年晋升为助理研究员。
       1993年破格晋升刷研究员。
       1994年获中国“第二届优秀青年科学奖”。
       1995年任首次中国北极科学考察队队长。
       1996年破格晋升研究员。
       2002年获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奖
       2004年获中国第八届优秀青年奖
       1997年任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社长，2000年10月兼任总编至今。
       这是李栓科的简历——他没有耽误一点工夫，就走到了科学院研究序列的最高点，前途像一片彩霞一样，铺陈在他的天空，绚烂多姿，但是他就在这个最高点上做了一个转弯——他要去做一本杂志。这一举动不是没有风险的，他自己也意识到，离开容易，但再回来就难了——自己的离开就意味着原来的研究位置被人家替代，你没有回头路了!即使想回头，但科学发展的速度有多快，几年时间不做研究，没有迎头追上的可能。积累十年，一朝放弃，不是不可惜。但是，李栓科主意拿定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想得很清楚——自己才三十四岁，摔倒了还能再爬起来，如果到了四十三岁，再去做，恐怕连自己都没有信心了。
       像许多商业的机缘一样，李栓科和李勇的投缘是从一顿饭开始的。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顿饭，1997年秋天，燕莎附近的凯宾斯基啤酒坊，李栓科喝得豪情满怀——李勇，50多岁年纪，头发略白，戴着眼镜，知识分子的模样，非常平和的一个人，喝一点酒，很休闲的打扮。他英文很好，平常喜欢阅读英文刊物，像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所以他非常感兴趣李栓科的想法——这个年轻人想办——本中国国家地理!李勇当然清楚这种类型杂志，他看准了李栓科，当时他担任天津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李栓科那个时候急于找人投资，他已经组建了团队，但缺乏资金——反正李栓利朋友多，朋友帮他介绍了李勇，两人一见都有点“恨晚”的意思。
       
       很快，天气转冷，冬天到了，下着雷，在一个涮火锅的地方，最后决定下来了——李勇出资100万，李栓科做。最初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不久合作出现了问题———虽然直到今天，他们二人还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毕竟他们都是真心想做这个事情的人，虽然直到今天，李栓科还非常感念李勇——要是没有那宝贵的100万!对于一个商业来说，资金周转是多么宝贵多么重要啊!但是，当初的合作只维持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李栓科意识到这种失败并不是个人的原因，而是经营团队的理念差异——“我们是一直花。国家财政，忽然转向市场化，我们是有欠缺的；而他们是成熟的商业团队，所以我们两个的合作，就如同一个商业上的成年人和孩子，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我们的理念对，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想法做杂志；但他们是做生意，对媒体成长过程没有足够准备，他们认为要很快收回投资。所以我们后来把他们的投资全部还给了他们，几年以后，我们的杂志就成长起来了，完全可以自负盈亏。”
       与许多长期从事纯科学研究的人不同，李栓科一进入到商业领域，不但不觉得繁杂，相反他觉得异常兴奋，而且有如鱼得水的感觉。 、据说，他第一次冒出做杂志的念头，是他发现许多采访他的媒体记者对科学的一无所知——在科学界根本不算是新闻的事，对于新闻记者听起来却很新鲜；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科学家在日常生活的缺席，所以导致科学在公众生活中完全丧失话语权——那种丧失有的时候让李栓科觉得忍无可忍——媒体有什么权利告诉公众一个错误的科学概念?比如说“沙尘暴”——“大家知道所有的媒体讲沙尘暴是有害的，把家园搞脏，环境难以忍受。这是被很多媒体妖魔化的，沙尘暴其实对我们还有好处，比如它给海洋系统带来营养物质，否则小鱼小虾就会失去赖以生存的食物。如果没有沙尘暴，全球变暖将更厉害。当然沙尘暴也带来害处。不过，就整个地球对人类社会来讲，沙尘暴带来的好处远远大于坏处。我并不是说沙尘暴不需要治理，当然需要治理，问题出在怎么治理。媒体告诉我们一个错误的概念——植树造林种草可防止沙虫暴，但有些地方就是因为植树造林才造成沙尘暴。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在地球上，有些地方该是沙漠的必定是沙漠，不可能把沙漠改造成绿洲。比如，我们现在正在谈话的这张桌子这么大一块地方，如果只有一杯水，那么是可能慢慢滋养桌子周围的一块绿地的，有了这么一片面积的草，这块地就不会起沙，就不会变成沙漠，不会有沙尘。但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种了一棵树，这一杯水养一棵树就变得很困难。结果，由于这棵树的种植，不仅仅使桌子这么大范围的草死掉，而且周围的草可能也要遭殃，最后地面起沙，不仅地面完了，这棵树也会死掉。自然规律对于人类而言就是自然规律，有些地方不能种树，你种了，最后结果可能更糟。比如说全世界范围内，江河的中下游地区，全世界都是沙漠地带，为什么只有中国长江中下游给我们一块绿地，因为青藏高原抬起来了，它把西风气流分割，因此长江中下游地区没有形成沙漠，而是鱼米之乡。也正是因为有青藏高原，所以我们新疆才有大沙漠。自然规律是我们人类要去研究顺从的，但是绝不可以破坏自然规律，该种树的地方一定要种树，该是沙漠的地方它就是沙漠，这是启然的公平之处，我们一定要懂得尊重自然。”
       当李栓科发现如果要让媒体知道这一点，除了自己办一份媒体以外，再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于是他把目光投注到《地理知识》上——那是科学院的一份科普刊物，发行量2万份。李栓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为这份杂志写稿子，他兴奋呀，写呀改呀，但是等文章刊登出来，发现已经被删改得估计只有标点符号是他的了!长期写科研论文和考察报告的李栓科，根本不知道如何写一篇让普通读者读得明白的文章!
       虽然《地理知识》有很长的历史，而且一些老人兢兢业业做了几十年，并且直到李栓科接手还有一些忠实的“地理迷”做读者，但李栓科决定改革——他有一支全新的团队，他认为现有的《地理知识》从概念选题都落后，是“科普”的概念——什么叫科普?那就是说我比你知道得多，我要普及给你，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样的制作标准不可能得到商业认同——他提出改名一要叫《中国国家地理》，要突出“地理”这两个字。“这涉及怎样认识地理。地理并不是按照数理逻辑建立起来，而是按照思辨建立起来，属于自然科学领域古老又非常有生命力的科学。一般来说，认识地理有三个层次，一是最朴素的地理概念，二是上升到地理的实践方面，三就是版图、地理理念和地理哲学。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对于我们这些出行者来讲，出行的理由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出行?一定是你要去的那个地方有独有的自然的魅力和人文的精髓的东西吸引了你，这样你才去。因此，中国国家地理主要是以地理思辨、地理哲学为媒体的立体命脉，‘推开自然之门，昭示人文精华’，对于自然和人文的描述和展示，不仅是美，更重要的是思辨。”
       可以想见李栓科改革的难度——这是必然的。但李栓科居然做到了——让那些老人们高高兴兴地退出。当然科学院对他的强烈扶持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确实是一个公道的人。
       李栓科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这样总结自己：“大学四年教会的是一个学习的方法，研究生三年教会的是学什么，而我热爱的地理科学，则教给我一种多解性的思维方式。地理和生物、物理、化学不同，地理里有山川湖泊还有动物植物，不仅有风雨雷电还有火山地震。所以对于地理来说，这个学科体系本身非常庞杂——你必须学会把握问题的核心。比如地震，每场地震导致的后果都不一样，地震穿过城市和穿过无人区，那是完全不同的评价，所以深入到这种科学中，你需要综合思辨的能力，你需要感知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一学科的特征就是原因多解结果多解。比如我们在北极，忽然看见眼前冒白烟，是冰裂，如果你要找到所有冒白烟的可能性，恐怕你自己都掉到北冰洋里，你之所以立刻判断出来并且撒腿就跑对了方向，那是你从众多原因里积累出来的，这里面有运气的因素，但也有你的科学积累。”
       也许正是这种“多解性”的学科训练，使李栓科转到商业上以后，并没有太大的不适应。他甚至发现科学研究和商业活动的相似处——对于科学家来说我们只知道杨振宁，谁知道他的实验室里有多少同样优秀的科学家?海尔也是一样道理，我们知道张瑞敏，谁记得住那些出色的员工?一个成功的科学实验需要挑选样本，设计程序，每个过程讲道理，理论要一环扣一环；而一个商业活动的成功，也是如此，要很严密，每一步都要经过推敲。他们从这个层面上讲是一样的。
       所以，当李栓科成功转型为一个商业领袖以后，几乎不用任何人告诉，他就懂得——所谓管理团队，一定不是靠“管”出来的，团队是要靠凝聚和激励的。你要给团队一个看得见的商业目标，每一步的成功，都要紧跟着下一步的激励。像一个孩子一样。
       当然商业和科研有很大的不同。“从大的层面上讲，商业是自上而下的过程，每一级贯彻的是上—-级的理念，商业领袖自己的人格魅力、眼光对商业成功很重要；而科研是自下而上的，真正说话是少数人，一定是上一级集纳了下一级的研究，从无数个样本和实验中，发现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一个科研领袖必须要有敏锐的眼光，必须善于挑选，善于综合，从中发现科学亮点，这就是科学发现；而商业领袖则不同，商业领袖是他一个人的理念要靠成千上万的员工实现。”
       过去，李栓科为做一个科研领袖而努力，如今，他非常享受做一个商业领袖的愉悦感——过去沉浸在科学领域，打交道的总不过是科学家，虽然在科学考察的时候，比如像参加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那次队伍里有好几百人，其中有向导有民夫，但毕竟大部分时间是在做科研，但现在不同了——做一个商业领袖，他每天要见的人完全不同类型——有投资商、有银行家、也有在某个学术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每天都感觉到许多新的事情——每天都很忙碌，这种忙碌是一个成功媒体人才有资格拥有的。
       李栓科是一个从来不会掩藏自己对成功的喜悦的人——他坦率地承认，的确有很多人羡慕他，这一点只要从他们望向他的眼神就可以知道。
       “我喜欢接触人。每见一个不熟悉的人，就能看到很多东西。以前完全不明白的投资，都是这样学会的。如果你现在问我，我最大的享受是什么，过去我可能会说南极北极，回来的时候那些光荣啊，但现在我可能首先会想到是《中国国家地理》——把一个纯科学的理论变成社会的话题谈资，这是对我十年趴冰卧雪的最大回报。我现在追求的就是把一个地理概念变成流行时尚。对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社会存在一定影响力的人，我想我的杂志应该是他们一个喜欢的读物。”
       当你接触了李栓科以后，你会对脑海里那种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科研人员形象有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那些人应该是戴着眼镜，身体羸弱，在荣誉面前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但李栓科恰恰相反——估计他只会在户外烈日下戴某个牌子的太阳镜，他阳光健康，身材挺拔，在荣誉面前除了兴奋没有任何不自然。他穿着讲究，有专业知识，懂情趣会享受，说话做事充满自信，他敏锐但不敏感，他有尊严但不过分自尊，你在他面前根本不用担心你会激怒他，他就是那么温和、斯文、有耐心，他才没有知识分子的迂腐、愤世嫉俗以及清高。他就像高原的风，爽朗，清澈，不含一丝杂质。朋友们常常说，如果中国科学界需要一个形象代盲人，估计李栓科是第一候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