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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南口居庸关内的云台，建于元顺帝至正二至五年（一三四二——一三四五），原为过街塔塔座，其上三座小型喇嘛塔毁于元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云台门洞顶端的拱券做法，其下部轮廓为直线三折的梯形，上部轮廓为大致半圆的弧形。从视觉角度着眼，在浓厚阴影的衬托下，下部梯形轮廓的效果显然比上部半圆轮廓强烈得多；从结构角度分析，上部半圆轮廓接近理想拱券的悬链线，受力显然比梯形合理。
       云台建造者为什么无视相当直观的结构理性，将一个本该上下轮廓皆呈弧形的拱券，设计成下梯上弧形？可以肯定，视觉上对梯形的执著追求是解答问题的关键。可是为什么追求？原因是否在于，元大都的石匠尚未熟练掌握弧形拱券的砌筑技能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建筑史的研究表明，尽管源流扑朔迷离，半圆弧形拱券在地下墓葬中的使用早在汉代就已大体成熟，割圆弧形拱券在地面桥梁上的使用于隋代登峰造极。弧形拱券在地面之上高等级建筑中的使用较晚，但据图像史料可以确认，至迟在南宋中期的静江府城（今广西桂林），石结构的半圆形拱券已在城门洞口顶部得以大量采用。南宋镌刻于桂林市北鹦鹉山白石崖上的静江府城图明示，主体城墙上共计十八处城门顶部都采用了弧形拱券做法，而外围阳马城的门洞顶部仍为梯形桁架或大额枋。虽然不是实物，但细部刻绘极详实，使其可信度很强。今人目验弧形拱券顶城门的实例有几处，其中之一是元大都和义门（明清北京西直门）瓮城箭楼，一九六九年在城墙城门整体拆除的过程中被发现，现有照片留存。《元史·顺帝纪》：“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和义门瓮城箭楼建于元顺帝至正十八年（一三五八），建造时间与居庸关云台相差无几，地理位置上不过一城一郊的距离而已。
       静江府城主城门与和义门瓮城箭楼城门的确实存在，完全证实了元代石匠在弧形拱券砌筑方面的技术能力。既然在形而下的技术层面找不到答案，我们只能转从形而上的文化角度着眼。一个专业常识是，建筑史上若干重要的纪念碑并不完全由那一时代的材料强度和工艺水准所决定。近年来，更有学者经过谨慎思考后悟出一个道理：人类建筑行为中往往存在一种主观上的故意，非不能，是不为也。笔者认为，先秦以来，中国传统建筑中很多貌似简陋的形象，皆非物质匮乏或技术落后使然，而是深思熟虑以后的选择。如建造者对土木材料的执著，如主事者对聚落选址的重视，如贤相对“卑宫室”观念的力陈。相对于砖石材料，土木易于降解或循环使用；相对于穷山恶水，明堂位减少了生息劳作的支出成本；相对于铺张奢华，卑宫室加强了政权的公信力。
       云台门洞设计意匠的间接来源，是我国传统建筑中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抬梁式大木构架；直接来源则是古代城门洞口顶端的承重木结构，即汉至宋代普遍采用、以排栅柱支撑的梯形木结构桁架。据张驭寰研究员对全国的考察，四川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中阙楼、河南陕州汉代画像砖中阙楼，以及河南洛阳汉代空心砖墓的门洞顶部皆呈梯形。后世遗留的相关图像史料更多，如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城门，苏州五代虎丘塔门窗以及北宋《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稍作比较，就能明了云台门洞顶部石结构做法正是对先前木结构城楼的刻意模仿。
       一百多年前，几乎纯粹为了满足法国人那不可遏止的虚荣心理，埃菲尔铁塔被建造起来。可是就这么一个拼命炫耀技术的新奇玩意儿，也不得不屈服于欧洲传统建筑的审美习惯。铁塔的底部平面呈正方形，四个石墩的两两相距均达一百米，以保证基座的稳定性。垂直结构的下部主要由两个逐渐收分的巨大桁架组合而成，上部则迅速弱化为尖锥形。在十九世纪末，这个全无功能全由铸铁构成的庞然大物肯定是异乎寻常的。巴黎政府及市民一度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起初担心城市古老的天际线可能会受到破坏，继而对铁塔结构的安全和稳定性疑虑重重。埃菲尔自己本来有着足够的信心，他是结构和造型的设计者，也是施工方案包括脚手架和特殊工具的设计者。然而他了解公众的疑虑源自何处，无论如何，一个不含弧形拱券母题的高大建筑物是令人难以接受的。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埃菲尔不得不在诚实结构与虚假装饰之间做出重大妥协。经修改付诸实施的铁塔基座中增加了四个巨大的半圆装饰性铁架，虽然它们与承重的结构体系之间并无关联。
       埃菲尔铁塔基座中附加的半圆装饰性铁架，是欧洲传统建筑文化中弧形拱券情结的鲜明反映。成熟于罗马帝国的石拱券建筑体系根深蒂固，欧洲建筑史大体上就是各种石结构弧形拱券轮番表演的历史。如果将半圆装饰性铁架剥去，埃菲尔铁塔基座中真实的形式会立即暴露，原来其承重结构的主体部分是折线梯形，与居庸关云台门洞拱券的下部轮廓即其装饰形式大致相同。只不过云台、铁塔两个案例的虚实位置相互颠倒，中国人将弧形掩藏起来，而使梯形展露无遗；欧洲人将梯形掩藏起来，而使弧形展露无遗。倘若接着往上看，更能发现铁塔被弧券掩饰的基座梯形之上其实还有一个梯形，虽然在构图上处于次要的过渡位置。铁塔通高三百米，下部将近五分之二的高度由这两个粗壮的梯形叠加而成，因而显得坚实挺拔。
       十八世纪，冶金技术的革新导致铸铁的廉价生产，进而促成了铸铁结构在各类建筑中的大量使用。欧洲现代建筑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铸铁和混凝土两种材料，铸铁的先锋作用尤其显著。可是铸铁在建筑领域的进展算不上一帆风顺，如同非木材料在中国历史上的遭遇那样，非石材料在欧洲起初也难以一步登上大雅之堂。首先向铸铁材料提供亮相场所的是桥梁，其外观则不可避免地附会传统，扮成半圆形拱桥的模样。十八世纪末，英国工程师将铁架从桥梁上转移开来，用之于工业厂房，以后又在其他建筑类型上大试身手，如亨利·拉布鲁斯特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设计建造的巴黎圣热维夫图书馆，又如西德尼·斯默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设计建造的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在这些铁梁桥梁或铁架建筑物上，弧形拱券的结构功能并未消失，只是材料与形式的内在关系不尽合理罢了。埃菲尔却将弧形拱券作为花边用之于铁塔基座，形式与功能完全分离，然而这毫不妨碍铁塔获得更为煊赫的声名，最终成为巴黎城市永久的标志。这是技术史的悖论，却是建筑史的妙处所在。
       居庸关云台门洞顶与埃菲尔铁塔底部这一对相互反转的结构造型，是中西文化两种截然相反性格的反映。它使我们认识到，无论在中国还是欧洲的传统建筑中，结构与形式两者之间的权衡取舍，尽管不可从根本上违背结构理性，但最终结果一定受制于文化的选择。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欧洲建筑曾经几度模仿中国样式结果不伦不类，中国建筑也有过同样痛苦的经历。不幸的是，前者的模仿早已停止，后者的痛苦却似乎愈演愈烈。关于“固有文化”或“民族文化”的讨论进行了将近一个世纪，对于“现代化”的追求进行了大约半个世纪，可是中国建筑似乎仍未找到明确方向，困惑渐渐演变成狂躁。在生态危机日益逼近的今天，任何终极性的价值判断都应准之以足够深广的时空尺度。文化上孰优孰劣的判断不可遽然落定，技术史上某些长期流行的结论也有反思的必要。一方面，欧洲舶来的科技和文化并非都那么先进，更不是都值得中国效仿；另一方面，中国的古代成就也未必全部当得起技术上的过高评价，也不值得过度自豪。
       科学技术与人文知识，可谓人类进步的“两条劲腿”。在科学技术领域，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创新意识与生俱来，学术水平一代超过一代，这些现象皆毋庸置疑。在人文领域，情形则大不相同，这里从来没有多少客观标准，可供我们判断某时期某地区状况的是非优劣。建筑介于人文领域与科学技术之间，今日所谓“交叉学科”，其学术地位颇为暧昧。更何况，建筑也被列入艺术门类，杰出建筑作品的魅力是永不磨灭的。因此，在建筑领域，单纯技术上的“先进与否”不能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
       萧默先生曾语重心长地说，治建筑史者不可对当下社会的建筑状况视若无睹，笔者深有同感。中国的首都建设是当前世界建筑师关心的焦点，近期飘散的建筑花絮更引起众说纷纭。在“欧陆风”吹得越加猛烈的时候，我们终于将京城中心的黄金宝地借予埃菲尔的门徒，充作法兰西建筑欢快表演的舞台。保罗·安德鲁这个法国人，执意要让我们这个刚刚步入小康的国家耗费几十亿巨资，以换取一个笼罩整体而全无功用的巨型圆顶，其初衷真是难以揣摩。此刻重提“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或许有点滑稽，但“建筑殖民主义”似乎不完全是笑话。撇开建筑师追求功利的本能不谈，任何人都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归属感，更不用说在现代世界上备受尊宠的欧美人。
       八十年前，友善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来到中国，接受不少重要的设计委托，包括燕京大学校舍。他的创作手法主要是正面朝西、三合院和中式大屋顶。三合院和中式大屋顶带有较浓形而上色彩，此处暂且按下不提。正面朝西的手法与使用功能关联密切，利弊易于辨明。大家都知道，中国建筑自古有“面南而王”之说，欧洲建筑却以西向为尊，如作为石头史书在各个城市里鹤立鸡群的教堂，立面及入口皆朝西。仅从立面及入口看，中西建筑的方向相差九十度。静心观察则不难发现，二者主体朝向即大面积窗户的朝向其实完全一致。中国面南是指建筑物的入口朝南，平面东西长、南北短；欧洲尊西是指建筑物的入口朝西，但平面同样是东西长、南北短。对于同处北回归线以北的中国和欧洲来说，即使有电灯和空调机可用，为了引入自然的采光和通风，建筑物的平面设计理当如此。然而墨菲不是这样，燕京大学的建筑平面多半是东西短、南北长。这样一来，大部分房间的窗户都朝东或朝西，采光和通风都不适宜。显而易见，这是欧洲传统建筑中入口西向观念在中国的误用。诚然，就坚固和美观而言，墨菲的建筑作品多半属于上乘，有些已被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对于四季使用这些房间的工作人员来说，虽有空调机降温，也难以发自内心地表示恭维。一个西方建筑师，要在中国设计出令人喜闻乐见而且舒适的作品，仅仅具有友善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