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清在浙江的知名度很高，高到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
“你去农科院？那里有个种油菜的可发了大财。”
“你是说陈锦清吗?”
“好像是这个名字，听说从国外回来，很不得了。”
“你知道他?”
“谁不知道?西湖边上卖茶叶蛋的都知道，他种的油莱可以当石油。”
“你们还挺关心科研发展?”
“谁不关心赚钱的事?报纸上说，他的一项什么成果转让费就有350万元！”
按道理说，在杭州这样一个城市，浙江省农科院的一位首席专家很难成为公众人物，但陈锦清是个例外。
他的头衔很多——比如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病毒学与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病毒学与生物技术农业部重点开放实验室副主任，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培养人员、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技人员、浙江省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浙江绿洲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等等。
不过，对于寻常百姓来说，这些头衔他们是记不住的，他们记住陈锦清是因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因为陈锦清的“油菜”，第二件事情还是因为他的“油菜”，前一个“油菜”为陈锦清个人创造了财富，当年他凭着它刷新了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让的最高记录——350万元，对于一个关心财富的地区来说，陈锦清一夜成名绝对在情理之中，人们虽然不是很清楚他的理论和科研，但人们知道他的身价；当然如果陈锦清的“油莱”只可能为他—个人带来财富，人们对他的关心热度估计也不会太长，关键在于浙江是我国油莱的种植大省，假如油莱真的可以做燃料，其经济效益将无法限量，作为一个浙江人，关心财富机遇几乎是一种完全不用培养的爱好，他们怎么可能不关心陈锦清的后一个“油菜”呢?前一个已经为他创造了财富，后一个该轮到谁了?陈锦清的“油菜”就像神话传说中的“神菜”，谁拥有它谁就能够掌握未来。
我要亲眼看到自己的成果转化为财富
陈锦清与人们印象中的科学家不大一样——他有着棕红色头发，微微卷曲；笔直的身材，保持得很好；不戴眼镜，穿休闲装。说话做事，言谈举止，完全不是埋头书斋的知识分子式做派。据说有人建议他去拍广告，就是那种成功的企业家形象——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有很强影响力的那一类型。
陈锦清已经是半百年纪，但是他精力充沛，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像只有四十岁左右，年富力强，为人达观，喜欢开玩笑。问他擅长什么，他说除了搞科研那就是玩了——爬山打球唱歌跳舞，样样拿手。跟着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比较潇洒的“老板”，生活情趣丰富，能在艰辛寂寞的科研工作中“享受人生”。
凡是搞农业研究的人都知道；“农科”和其他科研最大的不同，是要经常下大田，尤其是陈锦清的项目——他搞的是育种，科研论文可以在办公室里吹着空调写，但育种必须在地里育。许多学育种的大学生都因为受不了这份罪，纷纷改行——好容易上个大学，结果和当农民没什么两样——基本上从播种开始，就要自己跟着，刮风下雨烈日炎炎，都得受着。但是陈锦清从不把这些当作“苦”，他一身皮肤晒成巧克力色，逢人就说：“搞育种好啊，你看我原来自白净净，像个白面书生，现在面孔黑黑的，看上去多健康?美国人很羡慕的，他们要躺在迈阿密的棕榈沙滩土晒十年才能晒成这个样子!”
每年的春节和五一前后，陈锦清都要带着他的团队去“旅游”，他说：“你看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多好?接触自然!我们一面到地里看看油菜，一面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既搞了科研又享受了生活。”
很多人非常佩服陈锦清，称他为“科学帅才”——一个人沿着崎岖的山路不计名利默默攀登是困难的，但更困难的是带着一群人这样做。在过去的八年里，陈锦清做的就是这样一件更困难的事——那是整整八年时间啊!陈锦清及其课题组没有任何论文发表，也没有什么获奖成果，只发70％的工资，课题组人员甚至面临被解聘的危险。每年的职称评定，他们都纷纷“中箭落马”，他们没有成果没有论文拿什么评职称?再说，关于他们的课题，也不是没有人非议的——能源危机指着你们种油菜解决?别开玩笑了!
在成功到采之前，是漫长的耕耘。对于课题组的人来说，难道他们不但心这样耕耘一生一无所获?是什么使他们能在一个喧嚣的商业时代摒弃浮躁，甘于寂寞，默默地跟定了“阿清”?
一位在科研机构工作的人说：搞科研的人一般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能够忍受寂寞，这种品质对于他们来说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他们并不缺乏宽宏博大的胸怀和淡泊名利的性情，但是为什么他们很难出成果?除了科研本身的艰辛和出成果所需要的机遇以外，还因为单个的科研人员很难组成一个团队。而现代科研必须是一个课题组，单独个体很难有所建树，这和瓦特、爱迪生时代不同，他们可以一个人关在实验室里琢磨琢磨就鼓捣出一个蒸汽机呀电灯呀什么的，但是我们现在舶科研水平已经达到分子水平量子水平，必须是一群人团结在一起才可以做出成果。打一个比方，牛顿时代，相当于武侠时代，一个人凭一套降龙十八掌就可以创立一个门派。但现在哪国的国防是单靠一样独门暗器的?所以说，千金易得，一将难求。一个好的学科带头人，除了要有能够服人的专业知识，还必须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只有这样才能团结科研队伍中的精英，共同攻克科研难题。
那么陈锦清有什么样的人格魅力呢?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科研的确需要一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但我是要亲眼看到自己的成果转化为财富的，这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否则我当年不会从日本最顶端的生物工程研究所离开。中国读书人有个理想，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在日本那么多年，干得再好也就是独善其身，虽然有车子房子不用为科研经费担心，但是你无法率领一个团队，做你自己真正想做的课题，并且最终将这一成果转化为财富。许多知识分子埋头理论研究，不注重推广，或者等待别人给推广，甚至是自己死后由下一代人推广，我不是这样想的，我经常鼓励我的团队，我们一定可以成功，最多只是时间的问题。虽然科学的道路是没有止境的，认识未知世界也是无穷的，但我们是要活着、要亲眼看到自己成果的应用推广，这就需要我们不仅是一个优秀的人，而且必须是一个卓越的人。我们今天甘于寂寞，是为了明天迎接辉煌。
陈锦清出生于浙江温州瑞安，他的同学朋友都叫他“阿清”，他说可能是“温州特色”，作为温籍的科研人员，尽管在任何时候，他都把科研放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但是他从来就不缺乏经商的头脑，或者说化科研成果为财富的能力。他一改以往我国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立项——研究——论文——成果”的习惯做法，而是采用“查新——研究——专利——论文——成果与市场并举”的模式，据说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欧美等国生物技术产业的成功经验。他对自己对团队对农科院的领导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关于油菜的高油理论已经在我脑子里越来越清晰了，我感觉我的巅峰时刻就要来临了。
对于科学家来说，最大的痛苦也许不是从事科研本身的艰辛，而是自己的“科学假设”被世人所不理解。陈锦清首创了植物成分定向育种的“底物竞争”假说，他认为植物由纤维素、木质素、油脂等多种成分组成，生物合成各种成分的原材料(即底物)均来自叶片的光合产物和根系吸收的营养水分，通过基因工程调控光合产物的分配能决定各种成分的含量。因此，根据这个理论不仅应该能培养出含油量和产量更高、抗逆性更强的“超级”油菜，而且还能够提高大豆的出油率以及提高玫瑰等名贵植物的精油含量。
但这只是一个假说，要使假说得到证实，必须有—个过程，这个过程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并且中间会出现反复。对于陈锦清来说，这个过程是八年，而且首战告败——刚开始他们研究的是提高大豆的出油率，经过两年没有成功，后来才转而研究油菜出油率。
回忆过去，陈锦清不仅没有不堪回首的感觉，相反他还常常为自己感到庆幸——“农业利研周期长，有的人研究一辈子什么名堂都没有搞出来的也有。我算是幸运，幸亏有领导支持。”
凡是采访过陈锦清的人，都知道这是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问他为什么有今天的成绩，问他如何克服种种科研中的困难，问他为什么能凝聚一群人跟着他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坚持八年，他几乎是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幸亏有领导支持。”初一听，你以为他不过是说一些“场面”上的话，但他说得多了，你就了解到其中的真情。领导的确是陈锦清的贵人，每每遇到过不去的火焰山，领导就是那一朵不期而至的祥云。
陈锦清1994年离开日本，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工作条件和日本是没有办法比的，年收入不到两万元，没有实验室，连最基本的实验仪器也没有。但是陈锦清迹是选择了回来创业，因为他知道如果这次不下决心，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勇气回来了。
“我是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我要做我想做的事情。”他说服门已的爱人，但是爱人根本不同意，她能理解自己的丈夫，但是她无法像旧式的妇女那样“嫁鸡随鸡”，她做不到——在日本一家三口，儿子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口语：和日本孩子一起上学，完全看不出有什么两样；丈夫在世界上一流的研究所工作，体面稳定薪水高；住的是别墅，开的是洋车，为什么要放弃?她苦口婆心地劝，但是无济于事——她自己也知道，当一个男人有了一个更高的理想时，拦是拦不住的。
陈锦清直接带着儿子回来了，小孩子连一句中国话也说不完整。妻子留在日本，她对丈夫说实在不行，我在这里等你。
陈锦清没有多说什么，他想他的女人应该明白他的想法——他之所以回到农科院，是因为他喜欢那里的环境，那是一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你有想法你就可以做，只要有领导支持。尽管实验条件薪水待遇和日本没有办法比，但令人欣慰的是，他得到了一个知识分子所渴望的重视——国家有关部委、浙江省有关部门都给他提供了资金和政策上阳支持。他课题经费30万元是浙江省科技厅拨的，国家科委资助了10万元，浙江省基金办人事厅均慷慨解囊，农科院又配套了10万元的项目启动资金，其后又得到国家基金委、农业部、人事部等部委的资助。这种硬性条件和日本没有办法比，但陈锦清看重的是另外的事情——在日本，一流的研究所一流的工作条件，但是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你不可能领衔做你自己的课题，你只能在别人的旗帜下做别人想傲的事情——陈锦清回国那年是四十一岁，他在日本整整生活了七年半，人生还有几个七年半?
有一句话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陈锦清在自己的不惑之年，再无法满足于做一个“高级打工”——人家村钱给你干，知识产权都是人家的，人家的研究服务于人家的商业目的，至于你自己想做什么，那是另一回事-他心里不舒服——床前明月光，他开始想家了，想白己曾经供职过的农科院，他在下定决心回冈之前，根本没有跟任何人联系，也没有跟任何人打听，自己收拾好行李就回来了。朋友们都说，太冒险了，那面的工作辞掉，万一这面农科院没有谈妥怎么办?
陈锦清嘴上不说什么，他是一个思想“独立”但性格“随和”的人。他从来不和任何人顶着干，也不唱反调，但我行我素。他知道他一旦决定要回来，那就是迟早的事情，既然是迟早的事情，那么迟一点不如早一点。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万一”，总之是要回来，一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总要付出代价，这个道理对于四十岁的男人来说，他懂。在日本不是不好，从1986年到1994年，陈锦清获
得厂一个出国留学生梦寐以求的一切——1986年，赴日本东京农工大学做访问研究员：1987年，进入日本东京大学植物科学系植物分了遗传育种专业学习，获博士学位；之后又分别在东京大学及日本通产省AOTS财团做博士后研究各—年，从事稻米贮藏蛋白质的分子遗传学研究，博士后出站后，受聘三井公司植物生物工程研究所，从事调空植物木质素生物合成量的基因工程研究，应用反基因技术成功地调节了粳米直接淀粉含量、植物木质素生物合成量等，其研究成果获得日本专利。
像他这样，有学历有专业有经验的盛年科研人员，许多都转行到当时日本最热门的生命科学研究上，尤其作为日本最有影响力的三井财团，他们也急需研究生命科学的人才，对于陈锦清来说，他明白如果去搞纯粹的生命科学，不是不可以，而且能有更优厚的待遇，但是他舍不得大田——他理解对于日本来说，那么小一个国家，有什么农业？他们当然更加看重生物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比如在医学医药制品方面的应用，但那不是陈锦清真正想做的事情——他来自于一个农业大国，他希望把生物技术运用于和农业有关的领域中。
尽管有领导支持，但是困难依然是困难——最初的时候，连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都没有，陈锦清几乎就是—个光杆司令，手下有几个人，都是搞传统研究的，长于观察，但对于分子研究，蛋白质研究，那就属于用土锨挖石油了。
陈锦清经常说，石油在哪里?石油在科学家的头脑里。我们搞科研，和地质工作者找石油差不多，我们是从叶片的光合作用里找，从成千上百个酶中找“油”，我们首先要在脑子里形成高油的理论，然后再进行探索。用老观念老方法找“油”，就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不可能有石破天惊的成果。
八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的失败和挫折，但陈锦清总是充满希望——他觉得在他脑子里，一个高油的理论越来越清晰，他甚至在梦中都能看到一个“高油的模型”——植物的内部就像我们的地表，那些输送养分的管道就像地表的河流，如果把其他的支流堵住，那么所有的营养就只能走一条路。我们培养高油油菜，就是要把合成油脂的河道，弄深弄宽，像开运河一样……
”
在陈锦清的课题组，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都了解自己的研究成果一旦成功将有多大的应用前景，能够产生多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毕竟八年是不短的时间——所以曾经有人开玩笑说，他们是生活在“陈锦清的希望田野”上，陈锦清用“高油油菜”给他们画了一张“饼”，他们还就真信了。
那么陈锦清的这张“油菜饼”究竟有什么奇特的地方，能够让支持他的领导、追随他的部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相信他?
简单地说，陈锦清的科研项目就是——让植物生产“石油”，其理论依据是。“底物竞争”假设，陈锦清认为，超级油菜可以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下生长，不用与粮食争地。我国现在大约有冬闲田1．6亿亩，如果全部种上油菜，就可生产9％-10％的燃油。假设超级油莱研制成功，那将意味着巨大的财富——植物燃油。当然那也是一条艰辛而漫长舱科学操索之路。
终于，“油莱高油科研课题”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超油1号和超油2号两个油菜新品系问世了，前者含油量比常规油莱提高25％以上，后者则高达52．82％，是目前世界上含油量最高的甘蓝型油莱。那一刻，陈锦清没有忙着发表论文搞讲座四处开课——他是一个温籍科学家，他有不亚于任何一个成功商人的经济头脑，所以他以最快速度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并通过PCT途径申请了多国国际专利。接着，期待已久的财富和荣誉纷至沓来，陈锦清没有拒绝——为什么要拒绝呢?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
在众多找上门的企业中，陈锦清选定了一家，350万的转让费打破浙江农口的历史纪录，八年没有发过奖金，现在一次性补偿。接着，成立公司，陈锦清亲自出任公司副董事长，从那以后，经费不是问题，前程像一面展开的锦缎，在课题组每个人面前徐徐展开，就像—个童话故事，丑小鸭在经历了种种挣扎以后，终于在水中看到了自己美丽的影子。
我对贫困生活有一种恐惧
陈锦清脚上有两个疤，这是故意烫的，因为当地有一种说法，如果一个小孩不好养，就用烙铁给他打一个印，陈锦清的母亲为了保险，给他烙了两个，一只脚一个。
陈家兄弟姐妹六个，陈锦清捧行老三，他出生时不足月，只在娘肚子里呆了7个月，生下来才3斤重，从小病多得要命，看看要养不活的样子，当娘的狠狠心，依着老辈的风俗，在儿子脚底心烫了疤，结果命是保住了，但苦却没少吃。
在陈锦清的童年记忆中，对饥馈的印象最深。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难受——他记得在七八岁的时候，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没有粮食，只靠吃番薯藤充饥，原本就先天不足的阿清，饿得像非洲的灾民，细细的脖子顶着一个脑袋，好像随时给人一种顶不住的感觉。有—次，几乎没有任何感觉，他一下子就昏了过去，人事不省，送到医院才知道，是由于严重的营养不良。医生给他开的药方，阿清记了一辈子——二两半红糖。当场灌了一杯，马上就好了——母亲的眼睛里闪着泪花，她把剩下的红糖小心翼翼地拎回家。她问阿清，你饿得昏过去为什么不说呢?从此，她对这个儿子格外关照，在家里条件稍微好一点以后，做母亲的立刻宣布要给阿清搞“特殊化”——每天一个鸡蛋，烧开水的时候放在水壶里，水烧开了鸡蛋也熟了。
那是全家唯一的待遇——两个哥哥三个妹妹都没有。
从12岁开始，一直吃到16岁，阿清总算脱离了性命之忧，但是和他的哥哥比，他还是一根豆芽菜，浑身上下瘦得全是骨头。现在的陈锦清，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谁能想得到他早年间差一点就被饿死呢?他一米七二的个头，在南方人里不算矮了，但是和他的两个一米八○的哥哥比，差得就不是一点半点。他自己有的时候会有些遗憾地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有东西吃，耽误了。
陈锦清坦率地承认，他对贫困生活有一种恐惧，正是这种恐惧，使他区别于另一些人——“现实对我的驱动力很大，我不想重复周围人的生活，我要脱离这种贫困而艰辛的日子。不过那个时候，想脱离但没有办法脱离。所以我常说我是生在新社会，长在多灾多难时期，得益于改革开放。”
阿清长到16岁那年，家里人认为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所以“鸡蛋待遇”取消了——那是妇女生了儿子才可以吃的，阿清吃了好多年，已经是家里人对他的厚爱，现在该是他回报家庭，为父母作贡献的时候了——他去做了学徒，当车工。那是一个大队的企业，70来个人的工厂，生产车床，三班倒，一个班八小时。陈锦清回忆起来，他实际上就是—个童工，人站起来，脖子刚刚够到车床。这么费劲巴力踮着脚后跟干了一年，赶上插队，阿清就以一个高中生的身份去了一个离家有十几里地远的农场，不过这次他在田里只干了70天的农活儿，就被贫下中农推荐到了农场的综合厂，那是一个以修农机为主的厂子。
这是阿清第一次尝到“懂技术”的甜头——他之所以被推荐，并不是因为什么关系背景，而是因为一个偶然事件——那个时候，拖拉机是很宝贝的，开拖拉机的人被尊称为“拖拉机手”，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上的。有一天，农场的拖拉机开到半道儿不动了，围了一大群人，拖拉机手急得满头冒汗。阿清因为做过车工，所以对拖拉机多少也知道一点，他就上去说我给你修修看——一个很简单的技术故障，他上去拨弄一下就好了。
那是—个多么纯真的时代，贫下中农觉得这么“个能干的小伙子不能再上地里种庄稼了——那属于大材小用，他应该去大队的厂里，专门修理各种农机！
就是这么一个偶然的事件，使阿清爱上了“技术”——因为有“技术”，他得到了不同的待遇——从那以后，他开始自学高中的数学物理，慢慢地连微积分也学了，在工厂里，他虽然年纪小，但因为有技术，所以成了师傅，还给配备了学徒，城里来的知青要学修理农机，都要管那个瘦瘦弱弱的大男孩叫声“阿清”老师，语气既羡慕又恭敬。
于是，阿清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甚至他有甲—独的房子。因为他兼管大队的武器库，所以他要守着武器住。那时候，一般的知青都住在一起，睡大通铺，但阿清例外；平常的活儿有徒弟干，那个徒弟说是“学徒”，实际上和阿清同岁，不过，大家是凭本事吃饭，所以只有遇到徒弟解决不了的问题，阿清才出山。
阿清插队的农场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飞云江农场，在浙江温州瑞安县的海边，风景秀丽。那些和阿清一起插队的高中同学，有空就骑车回家——那是真正的十七岁单车，成群结队聚啸成林——因为农场的地理位置，季风每天晚上是从海上吹向城里，凌晨再倒过来，从城里吹向海上。因此，只要是黄昏时骑车回家，清晨再回到农场，两边都是顺风顺水，非常舒服。如果哪天逆风，那天就要下雨。但是，阿清不这样，第一他没有自行车，第二他那个时候喜欢上了另一件事情——读书。
住在武器库的套间，窗外就是农田，清明前后，彻夜蛙鸣。就在那一片蛙声中，阿清读完了青年自学丛书。他迷恋书中的世界，他甚至抄厂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并且开始对文学感兴趣。如今，陈锦清已经是知天命的年纪，回忆那段时光，他说：“其实，没有一种经历是浪费的，只要你用了心。”
他常常感慨现在的入学生，很多是满堂灌出来的，尤其是20世纪如年代的。他认为应试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人越学越死，知识面非常窄，这样学出来的人，最多只能在池塘里做，无法成为大家。
“比如说我们做生物工程，其实对形象思维的要求也是很高的，否则你虽然说知道这个基因表达那个基因表达，但是那些都是零碎的，无法形成轮廓，没有轮廓，哪里有科学模型?可是一个好的形象思维，能够帮助你把深奥的科学还原为一个很形象的东西，让你浮想联翩，触类旁通。”
陈锦清认为插队生涯对他的人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在那段岁月里，养成了一个人默默读书的习惯，而那个时候他的记性好得要命，完全是过目不忘——没有书读的时候，他就静静地回味书中的内容——那个时候，他有那么多的兴趣，甚至曾经迷恋过写作——据说出自他笔下的文章让广播站爱不释手，认为有鲁迅的风格。
除此之外，插队对陈锦清还有另一层意义——他更加恐惧贫困的生活——那是一种朴素的恐惧，带着朴素的厌恶。当然，在那个年月，他是不能表达这种厌恶和恐惧的。在寂寞枯燥的青春岁月中，陈锦清庆幸自己懂一点点技术，这使他能够比其他人生活得自由一些，虽然也艰辛，但比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要好得多了。
慢慢的，知青中有人谈了恋爱，插队的同学中也有人找了媳妇。阿清没有这么浪漫，因为他看到了那种“浪漫”的短命～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不要过那种日子——一个月拿27元工资，爱人是农村的，没有一天的生活不是要去想办法对付的。那个时候，在飞云江农场有很多上海来的知青，他们结婚生子以后，生活极度贫困，几乎要靠偷玉米捡柴火才能烧火做饭。阿清下决心绝不过这样的日子——所以他根本连浪漫的念头都没有。陈锦清说他自己年轻时候，很长时间对女人都有一种恐惧——也许是在飞云江农场，那些近在咫尺的苦难爱情，给他太深的刺激了吧?
陈锦清的脚底板上有一双烙印，烫的时候很痛，痛过就不再痛了，最多想起来的时候，觉得——能活下来是多么不容易。但是，假如一个人的心灵，什么时候被生活打上一个印记，尤其是在青春的时候，那么这一印记几乎是终生难忘的。不需要任何提醒，这个人自己就会知道——什么叫生活!
陈锦清开玩笑的时候会说：我之所以走上了艰苦
的求学之路，勇于攀登科学的高峰，是因为我好逸恶劳。假如我喜欢务农，我可能就留在飞云江农场了!
当然，离开飞云江农场，并不意味着一切就顺心如意。在以后的日子里，陈锦清吃过各种各样的苦，这使他在不惑之年终于下定决心自寻苦吃——当他终于拥有了多少人所期待的优厚生活时，他一把放弃。他的妻子苦苦挽留，问他难道你忘了刚来日本时的艰难，我们吃那么多苦，不就是为了过上舒心的好日子?
怎么可能忘呢?初到日本的时候，没有奖学金。一个星期要打三天的工，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那种刻骨铭心的窘困，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在陈锦清所干过的工种中，其中最辛苦的是在工地“指挥交通”。因为日本的大工程都是夜间施工，所以陈锦清白天上学，到了晚上还要去工地上夜班。最难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困得难受极了，特别想睡觉。他跟朋友开玩笑说，只有在那个时候，才特别深刻地理解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心爱的人蜜月旅行，一个月就像一分钟，飞驰而过；而辛苦了一整天晚上还要上乱哄哄的工地站着，一分钟就像一个月。这完全是两个世界的时间——前一个世界的时间有多快，后一个世界的时间就有多慢!陈锦清在那个时间几乎停滞的世界等待黎明，他觉得自己所等待的每一分钟都无比漫长，漫长得几乎绝望——在每一分钟里，他都要和睡眠的欲望残酷较量，每多坚持一分钟就像多坚持了一个月，但是没有成功的喜悦，而且只会使下一分钟的坚持更加困难，因为他更加困了!也只有在那些日子里，他才懂得为什么一个人想睡觉，在中国话里叫“困”——“困”意味着困苦、困难、困境、困乏、困顿、困扰，意味着陷于某种艰难痛苦之中而无法摆脱!
这样的“困”日子支撑了一年左右——在陈锦清童年的记忆里，他总是饿；而在那一年，他总是“困”；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让我睡上一觉!展平了，盖上被子，像人一样睡一个晚上!
一天清晨，熬了一个通宵的陈锦清，在回家的路上，被一辆卡车撞倒一肇事司机说那个人在马路中间飘，就像喝了酒一样，而且是喝了很多很多的酒!
那个日本司机怎么可能知道，人在极度疲倦极度缺觉的状态下，会变成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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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国他乡奋斗七年半，生活终于稳定安逸，而且越来越好，所有的方面都令人满意——儿子票子房子车子该有的都有了，为什么要全部放弃，重新开始呢?
曾经有人说过，当一个普通的人，把摆脱生活的艰难作为自己的理想时，他往往能因此而成为杰出的人；但一个杰出的人则往往因为自己的理想，而甘愿选择生活的艰难。
对于插队时的阿清来说，也许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和千千百百万首通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单纯地渴望自己的生活能好一些。那个时候，阿清并不明确自己今后的道路，但是他明确地知道自己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很多年后，在三井工作的陈锦清博士后，则成为另一种人，是谁说过，杰出的人和普通的人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后者只知道自己要避免什么丽前者则主动选择——和年轻时不同，陈锦清在自己的不惑之年，已经明确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并且愿意为此冒险——他刚回国的时候，月薪只有2000元，那是1994年，和他在日本根本不能比。
面对种种不理解，阿清选择了沉默，对于寻常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不寻常的人的做法，因为他们的选择总是和生活常识相背。我像一个会浮的东西按得深浮得快
人生在世，总会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陈锦清把自己形容为一个会浮的东西，每件事情的起点，似乎都比周围的人低。但是，按得越深浮得越快。
在插队的时候，赶上推荐工农兵学员。陈锦清那一拨一共推荐了四个，陈锦清因为“技术”好，所以得到了推荐，但很多人都认为他最多是个陪衬——因为其他三个人一个家里有背景，另外两个有体育特长，只有他最平常。可是一考，陈锦清的成绩最好，面试的时候还特意为他加了题。那一年是1974年，陈锦清21岁，他们四个人全部被录取，两个体育特长生上了杭州大学体育系，另外一个上了杭州大学化学系，陈锦清考得最好，但是去的地方却被别人认为是最差的—，一他被浙江农业大学农学系录取，就读于农学专业。
上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结果学来学去却学的是农学。陈锦清有情绪，正是二十出头的毛小子，他跑到教务处要求学校给他换到农机系，理由是学校给他安排的专业和他的个人经历不一样——“我在农场是修理农机的，农学和我的专业不对口。”
“当时农机是最热门的专业，学习修理拖拉机底盘什么的，而农学则相对冷门，所以根本没有人搭理我。我自己闹了一阵子，没什么结果，后来也就不闹了。结果没有想到，疙甲疙瘩地学，学着学着还学出味道来了——农学真是博大精深，看上去简单的东西，但实际上有很深的奥秘。”
很多人都说陈锦清运气好，当年许多学农机的学生，后来几经沉浮，不仅从热门转为冷门，而且就说农机制造厂，关停并转的有多少?再说，在那个时代，拖拉机是多么金贵的东西，有专人管理专人维修专人驾驶，假如你恰巧掌握了拖拉机的全部奥秘，那是多么值得尊敬的事情？但时过境迁，农机的地位和拖拉机一样，一落千丈。而陈锦清所学的农学则不然，正因为它是基础，所以有无限的发展空间——一株植物有多少个基因?上亿个!穷究起来，没完没了。
陈锦清认为他的人生充满偶然——最初他害怕像飞云江农场的老知青那样，扎根农村，生几个孩子，为温饱挣扎，他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所以他拼命想离开土地。但是当他在大学里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农学”以后，他开始由衷地热爱这闩学科——这种热爱使他每天不是扎在实验田里，就是钻到田书馆里，那是一种兴趣所至，异常痴迷。他把这种痴迷归结为对知识的强烈求知欲，这种求知欲构成了他人生的内在动力。
一种作物，农民也能种，农学家也能种，但是农学家却能讲出那么多“道道”来，而这个“道道”又是建立在一个有体系的知识上的，涉及到育种学、栽培学，还包括植物生理。二十一岁的陈锦清忽然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于——农学系要学作物栽培、育种、土壤肥料、气象等等，因为是浙江农大，所以和北方的农大在课程选择上略有偏重，南方学生一般都是以“水稻”为主，兼学学玉米大豆。不过，陈锦清对各种理论极其着迷——为什么这个会高产?机制在哪里？为什么这里只能种水稻’不同海拔不同日照对品种分化有没有关系?
这种着迷程度使他频繁地进出图书馆一一在他们那一代学生中，陈锦清的图书证使用效率是最高的。每次他去图书馆回来，都抱着一大摞书。为了能够看懂外国专家写的沦文，他开始自学日语和英语，随身带很多卡片，慢慢地居然可以看一些日语英语的专业书了。陈锦清认为他们那个时代的优秀人才，都不是“考试”考出来的，而是自己“学”出来的。如果没有上大学，他可能无法为日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但上大学对他真正的意义，在于掌握了自学的方法，这种方法使他—辈子受益——不管什么东西，拿来看看就行。
杭州的夏天是出名的热，陈锦清三年暑假只回家过一次，其余的时间都坐在宿舍看书。有的时候天气太热，宿舍里连个电扇都没有，陈锦清就直接坐在桌子上。学生宿舍狭窄拥挤，一般门对着窗户，剩下的两面墙左右各一组上下铺，中间夹着一张桌子。在闷热的夏季，坐在房间的任何，个地方都会感觉透不过气来，赊非是直接坐在桌子上，门窗洞开，才能有一点穿堂风。一整个暑假，寂静。炎热，留校的老师常常可以，看到一个打着“盘花坐”的学生，穿着运动短裤，端坐在宿舍的桌子上，右手边是一本摊开的书，左手边是一摞码得整整齐齐的书，一个暑假看下来，气质和普通的学生就有了区别。
陈锦清有的时候拿自己开玩笑，说现在自己看书少了，觉得气质又掉回去了。
不过，陈锦清并不是一个“书呆子”，他和其他的男生一样，热爱体育，至今他还是单位的“体育特长”，打球拿过冠军的!总体来说，他的小球打得都特别好，像乒乓球、羽毛球，球速快，反应灵敏，对于他来说，好像也没有受过什么人指点，就是自己拿起拍子打了打，就打得很不错了。他的同班同学说起“阿清”来，都说他是这样一个人——他要做的事情，他就做得很出色，他从来不是一个随大溜的人，大家都踊跃上前的事情，你反而看不到他的参与。
有一件事情，陈锦清记得很清楚，上到大学二年级，学校学生要搞串联，去北京，全班都要走，气氛热烈，形势激动，但是陈锦清的情绪一点都没有受到感染，他像往常—样，照例去图书馆看书。吱吱哑哑的老吊庸在空旷的图书馆天花板上孤单单地转着，可陈锦清并不觉得自己形单影只——那—次串联，学校里空了很长时间，陈锦清所有的同学都“停课闹革命”去了，只有陈锦清一个人留下。当时他才二十二岁，学校的一些老教授出来进去，只看到他一个读书的学生，心中暗自佩服他的定力。
一直到现在，当初的同学见到陈锦清还亲热地叫他“阿清”，在大家的印象中，阿清是随和的直爽的大度的并且有很好的酒量，不过，了解阿清同学的人都知道，阿清不反对的事情，不一定是他赞成的。他只撒他认准的事情，哪怕人家都不认准，他也要坚持；相反，他不认准的事情，即使每个人都说好，他也“我自岿然不动”。有人说陈锦清能够成功地通过反义PEP基因途径提高油菜含油量，和他这种“逆向思维”有关。
大学读完以后，陈锦清尽管成绩优异，但是命运又一次把他这个“会浮的东西”压到比别人低的位置。他被分配到瑞安县农业局塘下区农技站做技术员，而他的同学最普通的也都分到了农业局，按照当时的观念，陈锦清分配得最差——甚至比他不上大学还差——以前在绦合厂修理农机，好在还是“工人”，现在一个城里人被分到乡下去，说是技术员，其实不就是指导农民种庄稼?陈锦清自己也不满意，可是那个时候，服从国家分配是一个公民的天职，心里再不高兴也没有办法。
陈锦清到塘下的时候，正赶上“农业学大寨”，塘下区是早晚稻超千斤的先进，技术员的工作主要是搞“植保”，比如说什么时候喷药，怎样除虫。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过去了，白天下乡，晚上回来自己看书，除了双抢的时候，平常都很清闲。看不出这样的日子有什么机会，生活对人的磨炼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动声色——年轻的时候，谁没有一颗骄傲的心?但你能骄傲多久呢?
那个时候，人们对大学生有一种“盲目”的看法，大学生被誉为“天之骄子”，在普通人眼里，你上了大学，你就应该是个全才。阿清做技术员这一年，恰逢全县四级农科网的工作全面展开，全县晚稻丰收，成为典型。领导让他写一篇经验总结进行推广，阿清不是曾经爱好过文学吗?他洋洋洒洒言之有物，写的总结不仅在县里有影响力，而且还被省农业厅录用。省里的领导让他到省厅召开的会议上介绍介绍。哪里想到，就是这么一次普通的开会机会，却改变了他一生的道路一会议在杭州举办，阿清在会上碰到了农大的老师，那个老师对陈锦清有很深刻的印象——你不就是那个全校学生都走光了还留在校园读书的同学吗?老师告诉他，机会来了，国家已经决定次年四月恢复高考，并同时招收硕士研究生。
阿清听到这一消息，如同久旱甘霖，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当时已经是年底，正是农闲时节，何清一回到农技站，就没有白天黑夜地复习。那一年，全瑞安一共有8名考生考研，但只有陈锦清一人考上。这次他报的专业是四年前他不情愿学的农学，导师是一个50多岁年纪研究水稻栽培的教授，据说，那一年有100多名学生报考他的研究
生，但最后他选择了阿清，理由很简单，阿清的成绩是所有考生中最好的，连加试的外语都很好。
陈锦清在塘下只呆了一年，第二年四月，他就回到了自己刚刚离开的母校——浙江农业大学，不过这次他是攻读硕士学位。多少年后，他大学时代的同学曾经感慨——当年如果阿清被分配到市里，或许他就不会有那么大动力去考研丁吧?
对于阿清来说，有一件事情几乎是他一生的遗憾——机会来的时候，那么快，快得让人眼花缭乱心花怒放，但是一个闪失，它就走了，再后悔也没有用!
恢复高考的那一年，同时恢复选派留学生：陈锦清同时接到两个通知，第一个通知来自农大农学系的老师——陈锦清同学你考了头名状元；第二个通知还是来自农大，不过是农大人事处——学校推荐你出国留学，你准备一下考试。
阿清同学高兴啊，像是过年!他兴兴头头地去考试，主要是日语翻译，一大段专业论文，人家看都看不完，他一下子就交卷了——对于他来说，笔试不是问题，看日语论文，大学时代他就会了。因为他意识到在浙江有所作为，必须日语要过得硬，理由很简单，浙江农业以水稻为主，而日本有丰富的水稻栽培经验。阿清的日语基本上是自学，遇到看不懂的文章，段落，就记下来，然后跑到绍兴去请教一个朋友的父亲——那个朋友的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到中国的日本人，后来在中国落了户。
日语成绩出来了，阿清又是第一名。他开始准备各项留学事宜，哪里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忽然他得到通知，说学校要追加一个口试。阿清傻了——他是自学的日语，像那个年代大多数学外语的人一样，学的是“聋哑外语”——能看能写但是不能听说。他进到考场，老师说“哭哒哒飒以”，他木呆呆的，连“请坐”都听不懂。这是他一生最惨痛的一次考试经历，他说假如他那次能通过口试，那么他就会是第一批去日本的农学留学生，至少能节约自己六七年的时间。
很多人常常抱怨自己没有机会，但是陈锦清则认为——机会固然重要，但抓住机会的本领更重要，否则，机会再多再好，也没有用。
因为口试的失败，陈锦清跟睁睁地看着其他同学去了日本，那些同学在专业方面比他差很多，但是人家张得开口。仿佛像一场梦一样，梦醒了，一切按部就班。不过经过这么一场折腾，阿清同学不像其他的年轻学生那么浮躁那么不可一世了。
农大的校园非常美丽，有许多幽静的小道，有成片的试验田，还有一个植物园农场：陈锦清最喜欢校园内的池塘，说是一个池塘，实际上有内西湖那么大，可以划船，湖心还有小岛。阿清同学常常在吃过晚饭以后，看一个小时的书，之后就独自一个人沿着湖畔的小石板路散步，一边走一边想——他认为在大学时代，他是博览群书的时代，那三年，他把薄的书读厚；而硕士的三年，是他浓缩提纯的时代，他把厚的书读薄。这样走了三年想了三年，他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自己对专业问题的看法和见识。
他的硕士论文被打了全优，评委会的老师激动地说：“这是一篇我所看到的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论文。其他的论文都是观察筛选，而只有这篇是有思想的，有学术价值的。”
农学论文和其他论文的最大不同是必须来自土地。
“我种了一亩三分地，自己播种、施吧，每一株都不一样，要五点取样，分析哪颗开花，哪颗是空粒，哪颗是秕粒，做切片。我们同学的论文一半是在地里做出来的，光会分析不会种不行；光会种不会分析也不行。前者的论文没有数据支持，后者的论文原则上应该叫观察日记，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陈锦清选择的课题是当时的热门课题—一—同一株水稻，为什么稻穗的颗粒有饱满和不饱满之分？假设一个稻穗有100颗粒子，其中总有20％是不结实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稻花有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光合作用的营养首先被送到强势花，所以弱势花就吃不饱，因此弱势花结的粒子就不如强势花饱满，甚至有可能是空粒。那么为什么强势花能首先得到营养?当时的理论认为，植物的营养运输主要是以活性运输为主。被动运输为辅，强势花的细胞活力大，所以它能优先得到营养，这是生命现象。但是陈锦清通过实验，发现强势花和弱势花的维管素不同，强势花的维管索发达，而弱势花正好相反，维管素虽然不发达但细胞内涵比强势花稠密，这说明强势花是以被动运输为主，是物理的，营养通过维管素达到花朵；而弱势花是以主动运输为主，也就是以活性运输为主。因此强势从无论是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结实；但弱势花则条件差一点就空粒。而作为一种植物的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为了繁衍后代，那么在条件好的情况下，弱势花强势花都结实，而一旦遭遇不好的自然条件，那么就选择让强势花结实，因为强势花虽然先天的细胞活性逊色于弱势花，但其发达的维管素为生命的延续提供了保证。
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阿清同学常常想起自己的硕士课题，他对自己说——要做生命中的一棵强势花，要拓宽自己的维管素，无论什么条件，都要开花结实。所以他很少抱怨条件不好——比如说他初回国的时候，人家说你一个搞基因研究的，连分子实验室都没有，你还研究什么?但是陈锦清觉得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关键在于你要去想办法——强势花细胞活性差但却优先得到营养，在艰苦的条件下颗颗饱满，为什么?生命的道理有的时候是相同的。要做一个卓越的人而不是一个优秀的人
1981年，陈锦清服从分配到了浙江省农科院，他在这里干了六年，直到去日本留学。
有的时候，回忆过去，陈锦清会觉得命运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理想是有一天能离开庄稼，离开土地，离得远远的，但是到了二十七八岁，他却把庄稼土地当做自己一生的理想。
那个时候，他接受的是“一个品种教育”——一个人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就是了不起的。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他曾经想过要当一个文学家——像曹雪芹那样，一辈子就写一本《
红楼梦》，就可以死而无憾了；现在，十年过去了，另一个人生理想冒了出来——他要做一个育种家，用他的一生研究出一个品种!
陈锦清做的不是一般的育种，而是搞蛋白质育种。行内人都知道，农学中最辛苦的就是育种，因为育种基本是追着热量走。一个品种在培育过程中，要经过不断的杂交分离，一般要经过七代八代才能成为纯品种，比培养一个贵族需要的周期还长。为了加快代系节奏，搞育种的人必须要搞“异地加代繁育”，这样至少可以缩短一半的周期，快的话两三年就有成效，大大提高了出品种的速度。但搞育种的人可不能歇着，相当于歇地不歇人——那六年，朝气蓬勃的阿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全国各地种水稻。一般杭州是三月底播种，七月收割；八月就得马不停蹄地赶到福建播种，十一月收起来，然后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就得赶到海南，到海南的庄稼收起来，杭州的又该播下去了。而选种更是辛苦，一般早稻收割是7月20日左右，而晚稻8月初就要种下去，农民管这个时节叫“双抢”——抢种抢收，而选种就是在三伏天的大太阳地里选，一般都要提前半个月到田里，这样才能赶上在开花的时候做杂交。
爱人开玩笑说：你这比农民种稻子还辛苦，农民还有一个农闲，你倒好一年换三个地方种水稻。农民丰收了高兴，你还得琢磨品种的适应性，在这个地方丰收了，那个地方能不能丰收?今年丰收了明年行不行?
在那六年，陈锦清种过的水稻可能比一个稻农一辈子种得都多，他渴望培育出一个最好的品种来，但是显然六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品种来说，实在太短了。因为一个好的品种必须具备很好的适应性——用陈锦清的话来说，品种的适应性一般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年度适应性，年度适应性差的品种，很可能今年特别好，但明年颗粒无收；另一个方面是地域适应性，有的品种在杭州好，但推广到江苏就不行。对于育种家来说，最苦恼的还不是品种的地域适应性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容易——这个地方不适宜这种品种，那么就不在这个地方推广种植，换到适应的地域就可以解决子；但是品种的年度适应性却很让人头痛——有的品种非常优秀，高产的时候比其他的品种高出好几倍，可是低产的时候却是颗粒无收。陈锦清想解决这个问题——这是那个时代每个育种家都梦想解决的问题。
陈锦清设计了一个实验，在一块田里，设三个重复，不同的肥水条件，不同的秧龄，不同的品种，做适应性评价。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一种好的品种——好的品种的定义不是任何时候都高产，而是适应性广，怎么种产量都很稳定的品种。
“农民宁肯要好的时候不怎么太好，但差的时候不要太差的品种，也不愿意要那些好的时候特别好，差的时候特别差的。我后来虽然没有成为一个成功的育种家，没有培育出一个值得推广的品种，但是我通过那六年的育种，不仅懂得了育种的道理，而且也悟出了做人的道理——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我想一个优秀的人，可能就像我们育种的时候，遇到的有些品种，在这个地方种很好，比其他的都好，但换一个地方不行；或者在这个年度很好，丰收，但下一个年度不行。我以前总以为做人优秀就够了，但我现在认为如果要成为大家，仅做一个优秀的人是不够的，还必须是一个卓越的人。一个卓越的人可能在某些年度某些地域比优秀的人稍有逊色，但是总体上看，他是稳定的，因为稳定，所以值得信赖。”
陈锦清非常佩服农科院的一位老领导，那位老先生曾经把做人的成功总结为“三明”——高明、开明、精明。
“做人高明，才能做事高人一筹，否则就容易陷入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引发恶性竞争；待人开明是指一个人的开放程度，要善于接受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为人精明是指要明明白白算账，比如大家合伙做生意，你拿49％，让人家赚51％，大家都高高兴兴，这就符合高明开明精明的原则，但是如果你支支吾吾，不好意思，把这49％也让掉了，或者说你清高，该拿的不拿，那也是不行的。”
知识分子有一个众所周知的毛病，就是清高。许多企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既需要又头疼。需要是因为知识就是金钱，头疼是因为知识分子常常会因为手中掌握的知识而无端傲慢。陈锦清认为许多知识分子从个人品德上来说无可挑剔，搞起学术来也兢兢业业，但是做起人来总是不够大气，这样的知识分子就相当于在一个知识的池塘里做学问，做得再好，也难以成气候。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陈锦清常常对他的属下说，一个品种是否好要看它的适应性，一个人是否能做成大事，也要看他的适应性。不只满足于做一个优秀的人，应该尝试着去做一个卓越的人。不仅要增强我们的学术能力，我们还要增加人际交往的能力，承受失败和忍受委屈的能力。
“许多商人成功以后，都愿意去大学充电，学习各种专业知识，愿意被人家称为儒商，为什么很少有知识分子在有了一点建树以后，下海游泳，做一个商儒呢?”
如果让知识分子回答这一问题，他们一般会不屑；但如果让企业家回答，他们会认为这是因为经商比做学问更难，所以做过难的事情再做简单的就容易；而做了简单的再去做难的就痛苦。
对于陈锦清来说，经商和做课题哪一个更难呢?作为农科院的一名首席专家，他取得的成果被评为“2002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而作为一个企业的副董事长，公司尽管才成立两年，但发展迅速，已经完成上市公司辅导期，即将在香港上市。陈锦清是如何做到科研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陈锦清在接受采讪时谈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企业是对资本的运柞，而科研是对知本的运作，企业家追求的是利润，科研工作者追求的是真理。所以当二者不能协调的时候，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从某种角度上说，这不是谁求谁的问题，企业需要科研人员，否则企业很难有长远的发展，而科研人员也需要企业的支持，否则钻在自己的象牙塔里，蛋糕永远做不大。”
“有的科研人员比较书生气，和人家一合作，吃个饭喝个酒，核心技术和盘托出，过几天被人家踢走，酒也没了，态度也变了，于是就怨恨人家无情。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还算精明，从一开始就根据我们的技术含量，成立股份公司。但我们精明的同时，也开明，我们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替人家考虑，否则什么都斤斤计较，哪个企业愿意和你合作?我们帮助企业家理解我们课题的应用前景，让他们对我们有信心和耐心。争取一个双赢的局面——像我们企业化以后，课题经费就高枕无忧了；而企业通过和我们的合作也得到了几方面的好处，至少我们作为高科技企业，给公司的上市创造了条件。”
应该说陈锦清探索出的是—条农业科学技术和企业合作的新路，这条新路上有鲜花掌声，但也有难以言说的苦。陈锦清发现自己的性格在这两年中有很大改变——以前他只要做好科研就可以了，但是现在他却要花大量的时间在董事会上，他一会儿是谈判高手，一会儿又是决策领袖。有一阵，他发现自己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时间——连周末都要搭进去，这个客户要陪，那个股东要见，这个项目要做，那个经费要落实。
后来，静下心来，他开始反思自己：“非要如此不可吗?”
于是，他想到了强势花和弱势花，想到了年度适应性和地域适应性，想到了自己的理想，他有过许多理想，有的实现了，有的没有。他问自己：我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能满足于一辈子钻在实验室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吗?当然不能。既然这样，那我就要坚持下去。
对于陈锦清来说，虽然现在他潜心科研的时间少了，但是同时思路也开阔了，而且人生的境界也更高远了。他对自己说，仅仅做一个优秀的人，对于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要成为一个卓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