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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九九九年初冬，身居京都的我，忽接家乡五莲一文友寄来的邮件，内有一书为《金瓶梅作者丁惟手考》，书中夹有一函云：由中国金瓶梅学会与五莲县政府联袂举办的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日前在五莲召开，会上部分学者、专家经过大量举证，认定《金瓶梅》为《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之父丁惟宁所著。丁惟宁乃明嘉靖乙丑科进士，曾官至监察御史，后蒙冤罢职归乡赋闲。考证者认为，《金》书是丁惟宁在五莲九仙山下丁氏家族于明代石筑的别墅里写就的……
       读罢此信，我惊奇得口舌打结，头顶不啻响了个炸雷。
       二○○二年盛夏，我应山东临清市主要负责同志之邀，前去采风。刚至下榻处我印发现：放诸案头钓竟是一本《临清与金瓶梅》。前五莲赠书我阅后信疑难决，今临清书又以大半篇幅，考证出《金瓶梅)作者为谢榛。谢榛以诗名噪一时，是明代“后七子”的中坚人物。对《金》书作者的“谢棒说”，我早有耳闻，但读罢考证谢榛的多篇文章，亦难心悦诚服……
       我知道，关于《金》书的作者，历来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清康熙年间有人提出“王世贞—说”，二百余年无人驳倒；直至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吴含等否定了“王世贞说”后，五十年代中期则有人提出“艺人集体创作说”；改革开放以来，关于《金》书作者的推测，又相继冒出“李开先说，”“贾三近说”、“屠隆说”、“王稚登说”等等，绽《金》书作者竟达到五十余泣！
       这是一种极为奇特的文学现象。它既说明《金》书有着令人无法抵御的艺术魅力，又表明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当今，一股新的《金》书研究热，正在我国悄然兴起。
       真正的文学作品，是作家用心灵的雨露乃至血汁浇灌出的花朵。这花朵并不遵循台然界荣枯绽谢的规律。普希金曾充满自信地宣称：“我的灵魂在百音交响的竖琴中，将比我的遗骸活得更长久，能逃避腐朽与灭亡。”这位俄罗斯旷世文豪告知我们，时间对文学艺术的筛选是极为严酷无情的。时间会陵一些没有色彩，没有光影，鄙陋、傲慢乃至用虚假的充沛精力写出的平庸之作，朝开暮谢，零落成尘；时间也常将一些“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刘勰)”，“真文不媚时，甘受人弹戈(孔尚任)”的艺术奇葩，永不枯萎凋敞，散发着永恒的色彩与声响。
       被清人张竹坡称作“天下第一奇书”的《金瓶梅》，就是一部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时尚如何嬗变，都能给社会借镜，给世人以警示的不朽巨著。
       《金瓶梅》成书不久，有缘得之一睹的文人墨客，即对其臧否有异，月旦不一。明“公安派”文学代表人物袁宏道，在仅得到半部手抄本“伏枕略观”罢，印盛赞《金》书“云霞满纸”。袁氏读得全本后，又称《金》书与《水浒》同为“逸典”。同时得到手抄本的大书画家董其昌则认为，《金》书为淫书，“坏人心术”，“决当焚之”。在与袁、董迥然不同的观点之间，东吴弄珠客为《金》书所写的序言，倒算得上不偏不倚，激浊扬清。弄珠客首先判定《金》书为“秽书”之后，便宕开一笔，云：“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喜欢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
       一部《金瓶梅》，怎一个“淫”字了得!《金)书作者，那秉笔血淋淋社会现实的果敢，那直逼人性之恶的无畏，自然会被封建统治者所不容。在清代，《金》书一直被列为禁书之榜首。但仍有一些研究它的士予才人，在文字狱的屠刀下，做着险峻峻走钢丝般的游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张竹坡。他在《金瓶梅读法》中指出：“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全传，都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又说：“我看此书，纯是一都史公文字。”
       辛女革命，终使中国封建统治的漫漫长夜露出第一抹曙色；“五四”运动，又使古者的华夏文明与现代世界文明，在剧烈的冲撞中试图接轨换岗。扼杀、禁锢人性的中国封建礼教的索链沉重而久长，堪称世界之最。砸烂旧枷锁，开创新文化，便义不容辞地落到一批最先觉醒的博学多才之伦的肩头，他们自然也会把目光瞥向对封建文化大厦有着炸药包威力的《金瓶梅》上。对《金》书的研究，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鲁迅、胡适推毂于前’，吴哈、郑振铎、施蛰存、冯沅君、阿英等相继于后，他们既对《金》书钩稽源流、考刊作者、判定成书年代，又揭橥其离经叛道、标举灵性之内蕴。
       《金》书作者是霄着杀身之祸，笔耕砚田、缀字成文脚。他抛下一个“兰陵笑笑生”的化名，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难以破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兰陵笑笑生所以隐姓埋名，藏形匿影，玄机不露，无疑是因了一种策略性的自我保护。“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批中坚，尤其是建国前后的部分文史学家，他们摩挲古籍，沉潜史册，遐搜博采，无不对《金》书进行了锲而不舍的考究。他们对《金》书作者之谜虽未得出确切的破解，但凭着谨严笃实的学风，使《金》书的研究成果依然绚烂可观。吴晗、郑振铎等大学者对《金》书之成书年代及“以宋讥明”的考证，言之凿凿，至今无人能推翻。特别是鲁迅对《金》书之“同时说部，无以上之”的评介，更是深中肯綮。
       改革开放后，言路广开。世界文化史上最荒谬最错乱的“十年浩劫”，终于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这就为《金》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宽松而全新的环境。一大批《金》书研究者，从地域、方言到作者，从政治、经济、宗教到制度，从民俗、服饰、饮食到性学，进行了多渠道、多层次、多视角的考稽。他们或放谈时政，或针砭末俗，或玩味世态，或评点人生，可谓孳乳繁衍，百体纷呈，代有名家，形成了一股继“红学”之后，蔚然大观的“金学”热。
       近年来，报章披露了毛泽东对《金》书的评价：《金瓶梅》“写了明朝真正的历史。《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老人家这一宏论，更使得“金学”研究，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金瓶梅》是山东方言的“活化石”。其作者是明嘉靖、万历年问的齐鲁文士或久居山东之墨客，当是不争之论。
       有关《金》书故事发生的背景地，虽曾有“扬州考”、“淮安考”、“徐州考”等，但认为《金》书是大运河文化的产儿，却是异口同声，同功一体。过去与当今的不少“金学”家，把《金》书故事的发生地指认为山东临清，我深以为然。
       临清是一座明代文化的博物馆。一部朱明王朝的兴衰史，在临清浓缩。
       临清地处会通河(东平至临清山东段运河)与卫河的交汇处。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自明初会通河疏浚后，骤使临清成为“居神京之臂，扼九省之喉”的京杭大运河上的第一大码头。作为黄金水遭上的临清，是明代贯通东西南北的水路要冲。江南、山陕、辽东、齐鲁的丝绸锦缎、贡粮税银、青瓷碧茶、玉石珠宝，薪炭铜铁、竹木棉麻、兽裘羊毡、山珍草药、盐糖油醋、时令瓜果、百货器物，无不在临清集结转运。当时的临清运河里，北上的漕船，南下的货船，首尾相接，来往如梭；那官船私货，私货官船，樯帆为路，碧波为程。这就使得临清在明朝中叶，变成一个新兴的商业都会。
       在市井社会与农耕社会之间骤然形成的大反差中，在宋明理学与商业文化所产生的抵牾里，人的欲望之口在不停地张合，贪婪的手指在急剧地颤抖，这就使得繁华的临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纷扰和错乱。这一切都会为《金》书的作者，去描绘一幅封建社会的“末世放浪图”，提供了俯拾皆是的色彩与染料。
       历史是顽强的。它的车轮虽有时会穿过沼泽泥淖，有时会隐入山谷丛林，有时会驶进兵燹与战火，有时会辗过天灾与人祸，但它在行进中总能留下或多或少、永难抹去的履痕。《金》书中所描绘的一些民间习俗，至今仍在临清承传绵延。《金》书中多次实写的临清钞关、临清码头、临清闸、晏公庙、广济桥、土山、流沙河、箍桶巷等二十余处遗址故迹，虽经岁月的风剥雨蚀，但至今或犹存于世或留有残迹。今属河北邢台市管辖的清河县，距临清五十里，并不濒临运河。《金》书常写到的清河守备府、莲花庵、砖厂等地点，也只能在临清找到它们的遗存。凡此种种，无不佐证：《金》书明写清河，实写临清，笔描开封，实指北京。
       《金瓶梅》不是栽植在人类精神家园中的菩提树，而是在人性生态大恶化环境下，于商品经济的萌芽丛中，冒出的一株既斑斓夺目又含有毒汁的罂粟花。
       二
       不朽的文学巨著，常常是读者解读社会与人生弱视力的放大镜与望远镜。读者常能借助“放大镜”下形形色色人物形象的投影，观照出无奇不有的花花世界；也能凭借“望远镜”对视力的延伸，在历史与现实的经经纬纬里，窥得作品深藏的意蕴。《金》书问世四百余年来，某些能得之一阅的读者，仅是对充斥于书中的淫乱情节去欣赏、玩味。这种或食而不亿或邪魔入里的阅读，实则是没有从《金》书作者所构筑的迷窟里钻将出来。
       《金》书不仅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的大书，更是透过封建社会未世的市井人物风俗画，射向腐朽皇权的一支极具穿透力的嚆矢。
       宋时的山东段运河，早成废流；元代重凿后，因黄河泛滥成淤又成为干河。《金》书的研究者们，从书中多次提及的“朝廷运河初开”等字眼里，从明代始有的专为买军马而储银的“太仆寺”等称谓中，从大量烙有朱明王朝中晚期印记的情节和细节间，断定《金》书写的是嘉靖至万历年间的事体。
       由放牛娃、贫僧登上九五之尊的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他在“靖难之役”中夺得皇位的儿子朱棣，在历史上，都算得上是励精图治的有为之君。然而，封建皇权制度那任何金石药散都不能医治的痼疾，也未能使朱明王朝逃避开它所固有的兴衰周期率。在“朕即国家的”封建社会里，国家的头号敌人是暴君和昏君。所谓昏君和暴君，是指那些为了最大程度上满足自己无限膨胀的各种私欲，而将国家纲纪、法度当成稻草人一样随意践踏的帝王。
       明自正德帝朱厚照以降，上至朝廷庙堂之宇，下至五侯四贵之阁，到处都弥散着浓烈的膏腴锦绣、声色犬马、挥金如土、隋珠弹雀的奢靡之风，究诘其风源，首先来自作为国家头号人物的朱厚照。
       朱厚照在为东宫太子时，就在以刘瑾为首的史称“八党”、“八虎”大监们的教唆下，放鹰逐兔、走马斗蟀、宣召歌伎，狎昵媒亵，耽于逸乐。当他坐上龙墩，后宫虽有佳丽三千，但仍难满足他的淫欲。在“八虎”的陪同下，他完全不顾天子的颜面，时而出没于楚楼秦馆、时而走游于花街柳巷，醉眼矇咙里，还经常闯入民宅，奸淫良家女子。为掩饰其寡廉鲜耻的禽兽行为，他先是罢免接着又不设专事皇帝起居注的“尚寝诸所司事”这一官职。
       刘瑾生于陕西，自阉进宫前乃一目不识丁的青痞无赖。但因他极会溜须拍马、望风希旨，竟成为朱厚照难寓右左的“私爱”。正德二年八月，在刘瑾的摔掇下，朱厚照下令在西华门外，建起一片金碧辉煌、勾连栉比的殿宇。殿宇两厢设有琼宫仙阙般的密室，一厢置有虎豹狮熊之猛兽，一厢藏有雪肤玉貌之美女。人称斯殿为“豹房”。朱厚照自豹房建起后，便昼夜浸淫其中。他先从猛兽那里获得感官刺激，继而便在美女身上放浪形骸。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也是个摇尾乞怜、做小伏低的无耻之尤。为邀买帝心，他向来厚照进言称，西域女子，不仅体白肩圃，袅袅婷婷，且善解风情，胜似汉女百倍。朱厚照听罢大悦，速命于永前去寻觅。于永在京城奔波数日，终在达官贵人的府第内，觅来一群能歌善舞的西域丽姝。朱厚照一看，个个妖冶绝色，遂留之豹房，待如嫔妃，不分昼明夜暗地与之交欢媾合……
       一切有生之灵，都有着从异性那里获得快乐的本能。作为有意识的人来说，除非理智让他懂得什么叫“过度”，不然他永远不晓得什么是“满足”。朱厚照有玉皇金印握于掌中，有阉竖佞臣阿其所好，自会更加恣意妄为地放诞比虎豹还要百无禁忌的本能。于永献酉域美媛不久，朱厚照又敕令礼部穆文各布政司，精选全国各地通晓技艺约女子进京。一时间，日有百名优伶进京待召。豹房之内，整甘管弦丝竹，音动梁尘；红唇粉靥，莺声呖呖……
       除纵情声色外，朱厚照还大兴土木。他先后下令工部大修了太素殿、凝翠殿、昭和殿、光霁殿等等，凡皇家的御用场所也大都或扩建或修葺一新。如此的大肆挥霍，必然会导致国库空虚。朱厚照虽几次下令在全国增税加赋，但国家财政仍是左支右捂，捉襟见肘。面对“天字号”工程，工部大臣不敢停工，便奏请朱厚照采取卖官之策，来弥缝国库之缺漏。来厚照当即准奏，遂开了明朝公开标价卖官之先河。朱厚照将卖官之权柄交给刘瑾。刘瑾是个满身铜臭、见钱眼开之徒，谁给他的贿赂多，他就把乌纱帽扣在谁的头上。一个名叫刘宇的低级官员，贿刘瑾黄金万两，当即被封为兵部尚书。狐假虎威、手眼通天的刘瑾，借此机会，敲诈勒索，大发卖宫横财。各地布政使晋京朝觐，刘瑾是不可逾越的第一道关口。朝觐者至少要向刘交上献金两万两，否则不是官帽丢失。就是引来杀身之祸。布政使们只得向京师的豪富之家举借，复职后再取官库所贮加倍偿还。时人称此为“京债”。由于卖官鬻爵之风盛行，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文官目不识丁，武官不发一矢”的丑闻与荒唐。
       当罪恶戴上皇冠，当造孽披上龙袍时，国家任何纲纪的利剑、法度的长矛。都必会被一一折断；当声色贷利成为帝王支配全部生命力的动机时，他必会将人性之恶释放到极致。朱厚照是个恨不得将天下美女全部搜来，供他一人淫乐曲皇帝。朱厚照尤喜巡游，在出巡时，他不仅到处猎艳，还广搜异禽猛兽，珠宝珍玩。正德十二年，身为都指挥佥事的武将江彬，又投来厚照所好，在塞外宣府城内，建了一座与西华门外“豹房”毫无二致的镇国府，使朱厚照在观赏猛兽的同时，又尽享塞外女子之禁脔……朱厚照对进僦美女的官员，赏赐板厚。延缓总兵马昂犯罪被罢官，但他将色艺无双、已婚怀孕的妹妹从妹夫家中夺来进献给朱厚照后，马昂不仅官复原职，还意外得到朱厚照御赐的华宅和蟒衣。朱厚照巡游时，其宠臣江彬便带士兵到处抢掠美女，不管官家民家，已婚未婚，都兼收并蓄。正德十三年三月，朱厚照出巡昌平、密云时，沿途掠得良家女子数十车。更令人发指的是，朱厚照在正德十三年一月出驾塞外宣府时，竟将掠来的几百名妇女置于装饰豪华的车辆里，并掺进一些和尚，强令他们袒裼裸裎，打情骂俏，使皇家的斯文荡然无存……
       一个人的德行及生活方式，既取决于他所处时代的氛围与习气，也取决于他骨于里和血液中所承传的种种物质特征。嘉靖帝朱厚熄的所作所为，便深深印证了这样的道理。正穗帝朱厚照因巡视江南取乐时落水受惊，回京不久便死于豹房。因其过度淫乱，末留子嗣，其叔父兴献王的儿子来厚熄承袭皇位，登上大宝。这位在藩王府钟鸣鼎食、肉山脯林中长大的膏腥子弟，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色鬼。他登基不久，就因纵欲过度生过几场大病。嘉靖三年冬，他听说江西道士邵元节工于炼丹，脚有长生之术，便急召邵进京。在邵的授意下，朱厚熄先后在钦安殿、内皇坛、乾清官、坤宁宫、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等处建醮设坛，祈求神仙佑其长生。整个紫金城内经常是红烛高烧，香烟缭绕；老道士手执法剑，嘴里念念有词，小道士击鼓敲钟，咚咚有声。一片威严肃穆的皇家禁地，竟变成跳神弄鬼的大道观。仅皇宫内的祷祀活动，每年就耗用黄蜡二十余万斤，白蜡十多万斤，各种香料数十万斤……
       嘉靖十八年，邵元节病死前又向来厚熄推荐了一方士陶仲文，陶画符念咒、阿谀逢迎的本领，更胜邵元节一筹。陶教唆朱厚熄用童女初至的经血做原料，制作“元性纯红丹”，说服后可长生不老。于是，朱厚熄便传谕全国各地官员，挑选即将初潮的少女进京。三年之内，便有数千名民间淑女被召进宫内。这些女子，充当着采经血炼丹和供朱厚熄淫乐及做奴婢使用的三重身份。明“后七子”的领袖王世贞，曾写一《西城宫词》，记述了这些少女的悲惨遭遇：
       两角鸭青双结红，
       灵犀一点未曾通。
       只延身做延年药，
       憔悴春风雨露中。
       嘉靖二十一年初冬的一个深夜，这些奉旨进京的民间女子因不堪凌辱，便发动了史称的“壬寅宫变”。十几个宫女，乘朱厚熄淫—乱看酣睡之际，先用黄绫蒙其脸，又用长绳勒其颈。因宫女们慌乱中结绳时误栓为死扣，只得来—厚熄勒昏，并未勒死。朱厚熄被大监救活后，拳与宫变的宫女全部被处死。
       吏治腐败是封建皇权制度的最大腐败。官员任免，常是皇帝一人钦定。若是遇上明君，还尚能唯才是举，因能受任；要是碰上昏君，则断然会呼朋引类，任人唯亲。这必然会造成“用不才之士，才臣不来；赏无功之人，功臣不劝(唐王维)”的混乱政局。朱厚熄从称帝到死一直沉湎道教，始终与一批窃幸乘宠的道士沆瀣一气。他曾拜邵元节为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后又尊陶仲文为帝师，并接连加封陶为少保、少傅、少师。一个道士将“三孤”尊号集于一身，这在朱明一朝，是绝无仅有的奇闻。陶仲文的子孙、徒弟，也大都被封官加爵，白日飞升……
       卑躬屈膝、谄媚求荣从来不会出自正直、纯净的心灵。见朱厚蟪对遭士是那般尊崇，委官授职又是那样的昏聩，一些心地卑劣的无耻之辈，也纷纷赞玄卑道，不惜缩小和出卖自己的灵魂，削尖脑袋钻进皇权政治的核心。
       严嵩本乃弘治十八年进士，因在嘉靖初登基时发生的“大礼仪之争”中，不顾礼法，为朱厚熄辩护有功，被擢升为礼部侍郎，转南京礼部尚书。严嵩见嘉靖帝痴迷道教，便常献“青词”，以悦帝心。“青词”是祷祝神仙的文字，因写在青藤纸上，故称“青词”。青词要厨骈体文去写，读来须抑掳顿挫、辞采飞扬。进士出身的严嵩，便焚膏继晷，雕章镂句，使出浑身解数不断向朱厚熄献青词。这名为写给神仙的青词，实是唱给嘉靖帝的颂歌。颂歌盈盈，乐煞了“活神仙”朱厚熄。他便将严嵩调至京都，委以当朝首辅。严嵩独揽朝纲，竟哄得一心修道的嘉靖视他为攀土珍珠一般。奸相治国，使得官场丑闻百出，民不聊生；也使得边患北来，倭寇东侵，国将不国，朝将不朝……
       英国人哈伯特说：“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校长。”反言之，一个淫乱、骄纵、奢华而无教的皇帝，必然会濡染出暴殄天物、虎狠狼贪的不肖子孙。嘉靖帝因服丹中毒崩殂后，其子朱载重在位六载，也因荒淫无度而中年短折。十岁登基的万历帝朱翊钧，在亲敢后—便暴露出其从祖辈、父辈那里承传下来的贪多务得、荡检逾闲之本性。他日夜躲在后宫，美姬常拥，纵滔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太监、中官，常因此而毙命于杖下。万历还抽鸦片，玩花鸟，更醉心于珠宝珍玩。他二十二岁时，便开始为自己修建被后人称为“定陵”的墓地。定陵动用工匠三万，历时六载，耗银八百余万两，这相当于当时全国田赋两年收入的总和。万历对钱财的奇贪，可谓敲骨吸髓，前无古人。这位曾二十五年不临朝的皇帝，尽管极少过问军国大事，但对“赵公元帅”，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顶礼膜拜。他敕命赋官“税不止商”，连百姓走船行车、养鸡饲鸭、拦马圈牛、起房架屋，也必得交纳税银。税吏过处，“百用乏绝”，“十室九空”。万历这位无耻的皇帝，还全然不顾封建社会君臣之名分，竟然在宫中聚赌当庄家，赢臣下的银钱。更有甚者，他还暗示矿监们以探矿为名，到处开掘古墓，搜挖金银玉器等陪葬品，使富有四海的皇家，变成一群盗墓贼……
       明中晚期皇权政治的极端腐败，必然会熏染着王府贵宵，浸染着六部九卿，感染着胥吏隶役。在九十九个贪官及享乐者面前，那不贪不乐的第一百个，便必会被视为“异端”。于是，整个官场便你贪他贪我也贪，不贪白不贪；我乐他乐你也乐，不乐白不乐。
       封建王朝最看中的是一个“权”宇。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为防止藩王割据威胁皇权，在权力方面对诸藩王法禁彀严，使各藩王府几成一种政治摆设，而在俸禄方面又极优厚，朝廷还专门赐予诸藩王府乐曲、乐户，让藩王们在温柔乡中消磨掉政治野心。明中晚期，各藩王府无不过着“金钗象管，乐奏钧天”、“人乳蒸肉，牛心作炙”的靡丽生活。嘉靖帝好道，王公贵族们也大炼金丹。封国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炝，把大量金银财宝交付道士，以期炼出延年益寿的丹药。楚王府的前庭后院里，正殿偏宇旁，到处矗立着炼丹炉，整日烟熏火燎，使华美的藩王府俨似一座砖瓦窑……
       三公六卿在贪婪及享乐方面，严嵩及其于严世藩，当为无出其右者。作为采花大盗的严世藩，称得上一日三餐有美酒，一夜三度做新郎。他在一年之内竟作践蹂躏美女多达九百六十余人。更为下流、卑污的是，严世藩还将与其交媾女子的姓氏、籍贯、身条容色及淫乱过程，俱写在纸上，并藏之金匣。后人将这种“性交记录”，斥之为“淫筹”……
       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喝着儒家文化的乳汁长大的。儒学让人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们身上，不乏儒家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当君王昏庸时，他们当中也不乏以死进谏的耿介之士。在明代中晚期，当丑恶像一个巨大的枢纽，旋转于皇权的天门时，面对权势那沉重的铁墙，士大夫那“济世拯民”之心，只能柔软得像一只只绣花枕头。于是，历来愿意承担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便完成了一个由愤怒导致悲伤，由悲伤导致失望，由失望导致妒忌，由妒忌导致效仿的心路历程。袁宏遭公开喊出“打倒自家身心，安心与世俗人一样”的口号，表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彷徨、尴尬与无奈。当时的文入学子，大都与袁宏道的心境一样，致使享乐之风遍布士林。比袁宏道稍晚一些的明末著名文学家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坦陈他有十二好：“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花鸟，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这惊人的直率之言，与传统士子的精神追求大相径庭。这“十二好”，与当今某些人“以情人多为潇洒，以没情人为傻冒”的公开标榜，颇有点儿异曲同工之妙。
       当良知的火苗被皇权的魔爪掐灭，当心灵的珍珠被专制的磨盘碾成齑粉，当“文字狱”的铁钳紧紧钳住文入之口的时候，愤世嫉俗的兰陵笑笑生，只得借宋翰覆灭时留下的酒杯，以浇晚明时期社会黑暗的块垒。《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借古讽今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
       清朝开国之初，因写《续金瓶梅》而蹲过大狱的山东诸城文士丁耀亢，在其《续》书三十四回中曾援笔发问：“(朝廷)没有廉耻，又说甚么金、瓶、梅三个妇女?即知西门庆不过一个光棍，几个娼妇有何关风俗?”五十八回中，丁氏又将笔锋直指封建皇权：“世上风俗贞淫，众生苦乐，俱要说归到朝廷士大夫上去……”
       于耀亢的这两段诛心之论，当应是我们阅读《金瓶梅》时，打开兰陵笑笑生所设下的一个个迷窟的钥匙。
       三
       大运河是封建帝王享乐的产物。无心插柳柳威荫，隋炀帝抑威始料不及，他的这一“不仁之举”，却分后人开了“万世之利”。
       当明代直通京都的运河疏浚凿通后，临清便成了守护京都的军事要冲，也成了保障朝廷和京都市民及北部边关部队供给的商品集散地。《金瓶梅》中多次写到的临清钞关，向由朝廷直派官员署理，说明当时的临清遍地是黄
       金，简直可以用筢子去搂。《金》书中数度提及的砖厂，也是由皇宫直派宦官幸臣摄行。当时临清的运河两岸，有官窑近四百座，年产御砖千万余块，使北京成为是从临清运河上“漂来的城市”。其时，京城所需的绞罗绸缎且不说，仅北部边关的八十万军队，年需棉布就多达两千万匹，这又使临清“冠带衣履天下”。《金》书中还这样描写过临清码头：“……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据《临清州志》载，明代中叶，临清人口达百万，其中外来人口“十之有九”，可与当时的杭州比肩。万历年间，临清征收的税银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临清是何等的繁华：徽商浙贾，风从云集；晋客辽贩，趋之若鹜；酸子文臣，纷至沓来；三教九流，麜集鳞聚……当时临清的白昼里汹涌着生存竞争的激流；在夜间，巨宦富商、纨绔子弟所需的玩乐场所，临清也无不打点舒齐，又使得这座新兴商业城市的绿衣人踪，“夜夜此地飞千斛”……
       斯时的临清，既是冒险家、投机者的掘金之地，又是富贵者、有钱人的享乐之域。
       一个注定要发迹的人，当然不乏观察社会的机灵。他总能从急剧变化的世态世风里，像千眼神那样瞄准每一个随机应取的机会；也会像千手神那样，全面捕捉到大发横财的每个机遇。《金》书中的头号主人公西门庆，就是在封建皇权殿宇的腐木里，在资本主义萌芽丛中的缝隙中，骤然钻出的一株硕大的毒菇。
       西门庆之父西门达，乃是一本小利徽的生药铺小店主，并未给西门庆留下大宗遗产。西门庆其人文不通翰墨，武也仅是花拳绣腿。作为一个地痞青蛇，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优良品质的播种，除笃信“钱可通神”之外，再没有第二种教养。但他在结团伙、拉关系、跑官场、抱粗腿等方面，却是个无师自通的“天才”。在小本经营生药铺期间，他就通过巴结、贿赂县太爷，“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事过钱”，甚至还管些“挑贩人口”的勾当。这种小索小取；零打碎敲，只能积累些许钱财。但要完成从“饶有几贯家资”到跻身“大暴发户”的跨跃，却仍比牵牛下井还难。
       西门庆虽为一城狐社鼠，但“壮貌魁梧，性情潇洒”，且能口粲莲花，深得市井女子欢心。他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是从贩布商杨某的遗孀孟玉楼身上掘得的。这位“行过去花香细生，坐下时淹然百媚”的闺中旷妇，与西门庆见面交谈后，便不顾亲娘舅的百般劝阻，带着两个丫环，一个琴童，毅然决然地琵琶别抱。除相当可观的陪嫁品外，她还带给西门庆“现银上千两”，“好梭布三百筒”。西门庆用这飞来的横财，建起一个绸缎铺。
       像西门庆这样的人，对财与色的占有欲，总会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当他从孟玉楼那里财色兼得的同时，也将贪婪攫取的目光，瞄向了“结义十兄弟”中的花子虚之妻李瓶儿。李瓶儿不仅从她叔公公花大监那里继承了万贯家资，而且还是一个秀色可餐的美娘。对女人，西门庆不仅是个在舌尖上甜言蜜语，肯用功夫的家伙；且在性技巧上，会施展各种能博得淫妇心痒难挠的花样。对西门庆玩女人时的十八般“武艺”，李瓶儿早有耳闻，且跃跃欲试。当她“送货上门”将西门勾到手后，西门那降伏女人的“龙马精神”，使她在肉体上获得了板大的满足。于是，她与西门联手，先是气死了丈夫花子虚；继而，又蹬掉刚刚招赘的蒋竹山，不顷一切地嫁给西门为六房。李瓶儿给西门带来的财产，巨矣，多矣。其中有“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还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另有花家的房产及李瓶儿私藏的珠宝、农饰无算。这又使得西门庆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探囊取物般地挖得了沉甸甸的第二桶大金。西门仅用其中的少许银子，便新建起了当铺。
       运气来了，城墙都挡不住。这正如即便将一个幸运儿抛进大海，他也会口衔着一条大鱼被风浪推回沙滩一样。善于结交官府的西门庆，早就和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的亲戚陈洪结为儿女亲家。在李瓶儿的家资悉数流进西门家时，杨戬因受参劾使陈洪受到株连，酉门庆的女婿陈敬济来岳丈家避难，又给西门带来“许多箱笼床帐”，“另具银五百两”，这“第三桶金”，虽卑不可观，但毕竟也给西门的原始资本积累，增添了一些筹码。
       在腐朽皇权制度面前，暴发户常会向吸血的魔鬼拍打自己的钱袋，使他们于垂涎欲滴中乖牵就范；而且大量的金钱，也会使得权威瘫痪。虽然权威们有时会有着虎的傲慢，狮的威仪，驴的固执，狐的狡黠，但暴发户总能通过金钱的拉绳，使他们一步步地走近自己。
       西门庆在小本经营时，在交结县衙中的狼胥狗吏时，便尝到了靠官经商的甜头。当他有了雄厚的资本，当然更会膨胀起他那要成为巨富的勃勃野心。这“千神眼”似乎比谁都看得透彻，大商人只有依附于大高官，其利润获得才能收到以一得十，以十取百的乘法效果。
       正当他想入非非，做着更大的金银梦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惧，却将其魂魄惊到爪哇国里：斯时金兵犯边，掠过雄州地界，因兵部王尚书不发兵，累及提督杨戳，杨戬又株连到陈洪，已与陈洪结为儿女亲家的酉门庆，也被朝廷视为杨的死党，列入“威投之荒裔以御魍魉，或正之刑典，以正国法”的名单之中。
       有时候，最大的冒险倒能展示出最大的“智慧”。西门庆急派家人来保、来旺直接进京打点。两位家人，用银子开路，财物搭桥，几经周折，终见到奸相蔡京之于、祥合殿大学士兼礼都尚书蔡仗，送上“白米五百石”。蔡攸写了个条子，派管家安石带来保拜见了右相李邦彦，奉上“五百两金银”。辛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个名字”，便提笔把即将服刑的西门庆改为贾廉……
       一个发迹的痞子的智慧，只有在人间黑暗的地狱中，才能开花结果，没有官场的腐败，这种罪恶之花，是断然不能绽放的?性命已进地狱口，却被金钱，唤回来的酉门庆，通过这次化险为夷，进一步深得银子能推动官场旋转的奥义。不久，当西门庆又派来保进京见蔡京的大管家翟谦，为山东沧州王霁云等十二名羁押在监的盐商说情时，被西门庆用银子喂肥了的翟谦，不遮不盖地告诉来保，六月二十五日，是蔡太师寿诞，让西门庆备份厚礼，前来贺寿。行动要看时机，就像开船要看涨潮。对于这天赐的绝好良机，西门庆自会紧抓不放。他当即请金银名匠，在家中的卷棚内打造了“四座捧寿的银人，每一座高尺有余”，打造了“两把金寿宇壶”……李瓶几为成其丈夫好事，又将花大监私遗她的“织金边的五彩蟒衣”及一些罕世之物，倾箧献出。当蔡京寿诞时，西门庆派来保、吴典恩及时赶到蔡府。奸相蔡京看到这“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纻段，金碧交辉”的厚札，竟乐得唇似绽桃。他当即拿出几张皇帝钦屠的“空名告身劄付”(即空白官员委任书)，封西门庆为山东提刑副千户，将自称为西门庆小舅子的吴典恩封为清河县驿丞，封来保为山东郓王府少尉……
       来保、吴典恩离别蔡府时，狗仗人势的大管家翟谦，直接提出一个要求，让西门庆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子，为之传宗接代。一代色魔西门庆自会晓得，“色弹”的笼络与“银弹”的贿赂同等重要。于是，经过精心挑选，买来“粉黛盈腮，意态幽花秀丽、肌肤嫩玉生香”的十五岁的韩爱姐，赠与翟谦，并互以“亲家”相称。从此，翟谦便牢牢地掌握在西门庆手中，并死心塌地为西门卖力。
       蔡京再逢寿诞时，酉门庆备了二十余抬更重更厚的大礼，亲自送至蔡府。在翟谦的撮合下，西门庆拜了“除却万年天子贵，只有当朝宰相尊”的蔡京为义父。至此，西门庆成了在封建主权最商权力圈中，可以任意游走的官商。后来，由于蔡京的提携，酉门庆再度沐猴而冠，由山东提刑副千户升为正千户，同时又在翟谦斡旋下，西门庆还觐见了当朝天子……
       在独裁的封建皇权下，命运是一个瞎眼的、喜怒无常的施主，竟对西门庆这等市侩、豪猾、恶徒、无赖，毫不选择地去随意慷慨施恩!
       封建皇权的特征是家天下，族天下。每当改朝换代之初，诸多马上得天下的开国皇帝，为圆其龙腾云涌、万世一系之美梦，不得不借鉴前车之覆，制定出十分严苛的法律。朱明王朝伊始，也曾颁布了有着四百六十卷的《大明律》。那总章细则可谓洋洋洒洒，那天条戒律更是严丝合缝。其中，对犯有贪赃罪的官吏处置尺度，超过历朝历代。譬如，官吏贪污获赃白银六十两以上者，除砍下头颅，挂诸官衙左侧之土地庙的高竿上示众外，还要剥下其皮，充塞稻草，摆置衙门公堂一侧，以为后任者鉴。再如，官吏出行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时，携带私人物品的重量，亦有严格标准。乘牲口，携带私人物品超过十斤的，每五斤笞十下，每十斤罪加一等，最重的杖六十下；坐官船，私物遭三十斤者，每十斤笞一下，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的杖七十下……为加大法典的宣传力度，朱元璋还令人汇编案例一万余件，并亲作序言，户发一册，以谕百姓，以慑贪吏。“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朱元璋对执行《大明律》，率先垂范。马皇后亲生女儿的丈夫欧阳伦，因贩运私茶，被朱元璋得知，便当即下令将这当朝驸马处死。开国元勋汤和的姑父，固私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朱元璋也毫不留情地将其施以极刑……
       人的行为如同水，置于方中则方，置于圃中则圆。引申开来说，皇帝对法律实行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就会孳生出什么样的官吏。当有为之君以法律的方圆，去管束官吏们欲望血液的奔流时，社会便相对清明；而当皇帝带头被各种欲望搅得周身血液沸腾时，不仅会认奸为宠，销刚为柔，塞智为昏，染洁为污，也会使得法律的方圆，被皇权私欲的砂轮，磨得千孔百漏。于是，“狡吏不避刑，贪官不避赃”，使整个官场变为鬼蜮世界。
       曾为正德帝朱厚照修造“豹房”，而势倾朝野的大监刘瑾，在谋反企图暴霉后，不仅从其府第中搜出了伪玺、衮衣等觊觎神器的证据，更抄得“黄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七千八百两；抄得宝石两斗”；“黄金甲胄二副，金帐钩三千对，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条”；又抄得皇家御用物品无算……面对这琳琅满目，富可敌国的赃物，整日在豹房中淫乐的朱厚照也惊讶得瞠日结舌。继刘瑾之后，那个在塞外为朱厚照建“豹房”、到处抢抓美女的武将江彬，在朱厚照死后披嘉靖凌迟处死。从其华宅中，搜得“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他珍宝不可胜计”。嘉靖四十四年，那个曾在一年内与九百六十余女子有染，并写成“淫筹”匿于金匣中的严世藩，终于伏诛，从其甲第中搜得“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三百余万两，他珍宝服完所值又数百万”。当一个个、一窝窝的巨贪大蠹显形千世后，庙堂内外，无不哗然，朝野上下，无不震惊。巨贪的巧取豪夺、诛求无已，不仅使卷帙浩繁的《大明律》成为一大车废纸，也使得各级官衙正堂上高挂钓“明镜高悬”的自我标榜，成为跆笑黎庶的哈哈镜!
       封建皇权的最大弊端在于“官本位”。从孔老夫子的“学而优则仕”，到唱本中的“书中自有黄金屋”，无不训导莘莘学子，韦编三绝，唯官是做。中国古谚“升官发财”，更是一语道破个中玄机。其实升官与发财，是两个概念。中国历代王朝官俸不高，要想通过做官发财，只能靠一“贪”宇。在农耕社会，贪官食言而肥，也只能靠着对其所辖庶民的横征暴敛。明中晚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无疑会给贫官墨吏，带来一个敛钱聚财的薪契机。官商、商官就是在这段历史之树上结出的两大毒瘤。倘若说，升官与发财还可以强行将之扭成香酥的“麻花”，但官与商却实为风马牛不相及。商人靠
       资本获利，盈亏自负；官家论级取薪，旱涝译收。官与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所以能结成刀斩不断的“鸳鸯扣”，其实质是权钱交易。商人通过贿官、买官、买名，能获得巨额利润；官家只消批条子、给关照、赠官帽等举手之劳，即可获得高于俸禄十倍乃至百倍的“灰色收入”。所以官与商，商与官，才一拍即合、相见恨晚、称兄道弟、辅车相依。
       对商人来说，与官联姻，与权交媾，必能生出更大的金娃娃。西门庆十分懂得，把一块银子掰成十瓣花的人是蠢货，将一锭银子生成十锭的才是“好汉”。他凭着在商海中的“超前意识”及与生俱来的“前瞻性”，无时无刻不在孤心寡诣地打造自己的“金钱生物链”。他不是一个守财奴，为结成一个更密更大、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今日设华宴，明日摆豪场，“银弹”、“色弹”双发，白遭黑道齐行，将各路诸侯官吏，各方地蛇青皮，一一尽收关系网中。
       《金》书中，重笔浓彩地写了西门庆三次大摆华宴、款待高官显爵的场面。一是宴请由京回乡省亲的蔡状元和安进士；二是宴请已升为扬州御史的蔡状元和直管山东的宋御史；三是宴请钦差大臣黄大尉和山东的高级官员。第一次宴请，是因蔡状元乃奸相蔡京之义于，安进士已纳入储备官员的梯队中，前途不可限量(安后任工部主事)。西门庆为日后利用蔡、安，提前做好铺垫。第二次宴请是通过蔡御史，结交顶头上司宋御史。第三次宴请，更显出西门庆的兼权熟计，高下在心。参加这次宴会者达千人，堪称当时山东的“第一华宴”。山东的高官显贵，所以一呼皆至，完全是冲着钦差大臣而来，这使西门庆不仅赢得了最大的体面，还向各级官员及当地百姓传递出这样的信号：我西门某人手眼通天，谁要与我过意不去，这权势向来是不吃素的。三次大宴请，西门庆无不极尽殷勤、讨好、逢迎之能事。如在宴请蔡状元和安进士时，西门庆向这两个尚未“脱贫致富”的候补官员，分别厚赠金银，使蔡、安受宠若惊。在宴请蔡、宋两御史时，宋御史初来乍到，还假作正经，借有公务提前离席，酉门庆不仅将席面的山珍海味及金杯银盏，统统送至宋御史临时下榻的府衙，而且还将包括席面在内的二十抬礼物，一并奉上。而对席后留住在家中花园内的、蔡御史，西门庆让歌伎董娇儿、韩金钏相陪，并一再叮嘱蔡乃南方人士，让两歌伎施出浑身解数，务必要用“南风”将蔡御史服侍得遍体通泰……
       当质为商、表为官，商为第一岗位、官为第二职业的西门庆，穿上副提刑的行头，披上正千户的虎皮之后，这个钱与权交尾生出的怪胎，在商海之中，便更如夜得灯，如帆得风，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了。他真的成了刀过竹解，游刃有余，捞钱诈财的“千手神”了。他不仅在家中“放官吏债”，开着药铺、缎铺、解当铺、细绢铺、绒线铺等五个铺面，而且在外面“江湖又走标船，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他仅凭着自己写给临清钞关主事钱龙野的“青目一二”、“令烦青目”的几张纸条，便多次使自己从江浙运来的大宗货物，得以偷税逃税；他仅凭蔡御史的一纸批文，便获得“三万盐引”的买卖许可证，大获暴烈。他在当提刑副千户时，就与当时山东司法妁最高长官正千户夏提刑，朋比为奸，多次贪赃枉法，仅在具结谋财害主、本应处以凌这之罪的苗青一案中，便得到大笔赃银。在扶为正千户后，西门庆把处理每桩案件，都当作敲诈勒索的机会，原告被告统统吃。这时，他手中好像有一根魔杖，魔杖指处，鹿马易形，财源滚滚……
       《金》书中从西门庆登台亮相到纵淫暴死，总共不过六年时光。在这短短六年间，他靠着独有的心计、心数、心算，靠着歹人也难以企及的狠心、黑心、负心、贪心、野心、兽心，一跃成为富甲临清运河码头的大官商、大暴发户!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金》书中那些无权可靠、无势可依、钻营无术、投机乏力的商人，社会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公平发育、自由竞争的市场。命运的骰子只消向他们轻轻一掷，他们便从富商沦为贫民。盐商王四峰、揽头李智、黄四，原也跻身富商之列，但最终都身陷囹圄。从江南来临清的丝绵巨贾何官人，因没有黑恶势力作保护伞，不仅在谢家酒楼包占王六儿时，被坐地虎刘二打得鼻青脸肿，而且在经营上也大折其本，最后不得不回湖州老家，重操锄把子。西门庆淫死后，其婿陈敬济在沦为街头乞丐时，因遇到已成为盾守备夫人的庞春梅，又旧情重续，并成为其面首，才毫不费力地从骗过他钱财的杨光彦手中，一举夺得谢家大酒楼，日进牛金。坐地虎刘二，仅靠其表哥张胜是周守备的亲髓，便开起洒家店，聚妓卖笑，大赚花柳之钱。当张胜因杀死陈敬济被周守备打死后，刘二的洒家店当即便关门大吉，而他也被乱棍打死……
       《金》书以大量事实表明，在专制封建皇权制度下，没有依附权势的“商”，和不受商人金钱滋润的“官”，如同两个冰炭不投的妒妇，绝不可能同住一室；只有权与钱同衾共枕时，两者才能互为“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
       借宋之尸，还明之魂的《金瓶梅》，既是一幅百官受贿的官场“丑行图”，又是一部西门庆劣迹斑斑的官商发迹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四百多年前的西门庆，既是当今某些官商的“授业师”，又是眼下某些官倒的“祖师爷”!
       四
       曾被列为“禁书榜首”的《金瓶梅》，是一部不宜公开流播的书。改革开放后，全本《金》书虽有刊印，但那仅是供研究者、学者披涉；即使“洁本”，也不应提倡青少年阅读。抑或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金》书作者不吝笔墨，摛藻雕砌，叠床架屋，写尽了男女交媾合欢的淫姿。说它是一部明代性生活、性技巧、性虐待、性工具、性药品的十全备忘录，当不为过。这对缺乏抵御和辨识能力的读者来说，观看全本《金》书，无疑会起到败坏人心风俗的负面作用。
       人看问题，需要三百六十度才算全面。我们在阅读《金》书时，切不可从成堆的性交描写中，忽视、淡忘了它鞭笞和讥讪封建皇权的深刻意义。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某种立国的理论，某种治世的学说，总像黄金一样耀眼且沉重，但它们却常常被束之高阁而不被践行；相反，那些据此或被阉割或被歪曲的谬论，却像灰暗而轻微的牛粪，在现实生活的大地上到处飘浮。如果说《金》书对官商、商官的描写，是射向封建皇权吏治的光焰逼人、睥睨当世的投枪和匕首；那么，《金》书更以一群被淫欲奴役的市井人物形象当作集束“手榴弹”，彻底炸塌了用“宋明理学”作为思想支撑的明朝皇权大厦的根基。
       伟大的国家，常常是产生伟大哲人的国度。始出周代的《周易》，至今仍被世界级的大学者们视为东方神秘哲学的鼻祖，其深奥的内核至今仍难破译。《周易》将宇宙乾坤释为阳中有阴，明中有阳，白中有黑，黑中有白，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既循序渐进，又相互转化。这些阐释，至今仍是不刊之论。《周易》云：“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古人根据《周易》的道理，把人视作一个与宏观世界功能相似的微观世界，把男女的结合视为天地相互作用的小型复制品。天为阳，地为阴，男为阳，女为阴，天与地在雷电风雨中交媾，恰如男女行房阳阴云阴相撞时的“云雨”。
       一个哲学命题确立后，常常会被统治者断章取义地为其所用。周王朝把“王”视为天，王代表着最大的“德”。方使“王德”得到最大程度的弘扬，这就需要大量的“阴”去滋补。于是，王便有了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的特权。这些奇数是从古老巫术数字中推演出的。奇数代表自然界的正力，也代表男性及其潜力；偶数代表自然界负力，也代表女性及其潜力。三是一之后的第一个奇数，九是三的三倍，三与九、九与九相乘，便得出二十七和八十一的数字……这等荒唐的数字游戏，这等荒谬的“采阴补穗”说，便为“王”提供了偌大的淫乐空间。
       崇尚《周易》的孔老夫子，如今已被世界推举为“十大哲人之首”。当年他看到东周王朝礼崩乐坏，王“穗”不行，强调治国以“仁”为本，创立了儒家学说。细检儒家的经典，关于性的论述，并不偏激。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说“食、色，性也”，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也认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自汉以来，儒学便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国的理论基础。但历代统治者在利用儒学时，无不削足适履，扭直作曲，有的甚至抽筋拔骨，张大其词。到了宋代，程颧、程颐、朱熹创立的理学渐成气候。程、朱在注释儒家教义时，又捧揉进道家的炼丹术和佛家禁欲主义。这不仅给儒学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也更助长了封建皇权固有的独裁与专制。特别是程、朱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说后，在男女关系方面，理学更是强调女性的低下和严格的两性隔离，主张禁绝一切婚床之外的异性之爱。明代仍像宋代一样，将程朱理学当作官方唯一认可的教义。这时，被扭曲了的儒家学说，渗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女人的贞洁，变成了十足的道德崇拜。有关法典规定，女子凡有“无子、淫泆、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等“七出”之一者，丈夫即可单方面休妻。深藏闺阁、严守贞节、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正色端操、无好戏笑等等清规戒律，迫使女子以“弱”为自身之美，以“柔”为阳刚所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妄图泯灭掉本是与男性共撑人类生命之轴的女子的各种欲望。女人的灵魂，只能在礼教的桎梏中呻吟；妇女的欲望，只能在戒律的箝制下潜伏。
       对男子的施性行为，有关法典亦有极为严苛的条文。诸如广置姬妾、爱妾弃嫡、看传奇小说、听淫曲俚词、纵妇女艳装，擅入他家-内室、结交嫖赌朋友、议论女子妍媸、遇美色浇连顾盼等等，都有明细的处罚规定。甚至男子做了淫梦，也要算为“一过”。
       压抑人性的法典，是一种最大的暴政。如果这种法典仅施于芸芸众生，而对皇室贵胃及达官曼爵毫无约束，那就不仅彻底暴露出封建皇权的虚情矫饰和极端脆弱的文化心态，而且也会因上行下效而造成世风的淫靡。历代帝王早巳不遵循商周从巫术中推演出的嫔妃数量；其后官佳丽少者三千，多者逾万。明代这种让平民百姓“弱水三千、只取一瓢”，而让统治者“爱河尽饮”的遭学，循的是哪家“天理”?灭的是哪个阶层的“人欲”?这种对狼讲自由，对羊谈驯服的道学，实在是不折不扣、彻里彻外的假道学!
       自亚当和夏娃偷吃分别善恶之树的禁果被逐出伊何园后，性爱便成为有了智慧的人类感情生活的第一需要。它在适应人的动物性本能的同时，也在为人类去寻求自身的永存之遭。性冲动是人心理感受中最为敏感的神经元，它比蜗牛的触角还要微妙灵敏。人在这种个体感受中获得的欢乐是最大的欢乐，获得的享受也是最大的享受。然而，人类若不主动地去改善和协调这单纯享乐的肉体之欲，也只能等同于其他动物。伪道学用板为过分的禁锢，试图去泯灭人的性本能，只能会像往空气袋里不断注入不通畅空气。当这死寂的空气越汇越浓时，只消外部投采一根细针，这空气袋便会于瞬间发生爆炸。明中晚期，当上流社会那淫乱的黑幕被层层揭开，当手工业的发展形成了市民阶层，当商品流通使人的欲望空前扩张时，市井中那被压抑关闭了的红男绿女的情潮。像洪水决堤一样倾泻而出，也就不难理喻了。
       从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的名字中各取一字定为书名的《金瓶梅》，是明朝末叶上流社会的淫乱在市井人物身上的折射和缩影。《金》书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生活、市井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它从“入欲始”，以“破欲终”。书中的金、瓶两女性，是由性压抑者变为性疯狂者的；庞春梅喇受淫乱的西门家族传染后，而加入到“性疯狂”病患者的行列。
       潘金莲原系裁坊之女，自幼丧父，疼爱她的母亲，曾送她读过三年女学。她九岁被卖到王宣招府乐班，习品竹弹丝，十五岁时王宣招死，她又被转卖给张大户作婢女。张大户的主家婆是个凶狠的妒妇。潘金莲十八岁被“软如鼻涕”、年过六旬的张大户偷偷收用后，遭主家婆百般殴打凌辱。大户无奈，只得将潜金莲赠与武大。宣招府的浮华生活，使潘情窦早开；六旬老叟张大户为之破身，又使她初尝了人间禁果；“三寸丁”武大郎的性无能，使“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的她，不能不产生柴门闭挽、空心网挂、与怨同眠的性抑郁。一心渴望得到性爱的她，在勾引武松未遂后，欲火更烧得她肺焦肝枯。这正如煤炉上加盖反增加内火，情欲念是受到遏制，潘金莲那颗性饥渴的心，就愈发炽热地燃烧。当王婆牵线，她与情场高手西门庆相遇后，使如同一梭一梭织成的布匹那样，把两颗淫心紧紧地织在一起。
       李瓶儿初嫁大名府梁中书为妾，粱乃奸相蔡京的女婿。梁的夫人是有名的河东狮吼，曾将府中不少饶有姿色的婢妾打死，埋入府内后花园中。李瓶儿平日住在梁的书房内，仅是一只供梁观赏却很少碰触的“花瓶”。李逵大闹大名府时，梁中书与夫人各自仓皇选逸。牵瓶儿死里逃生时，带上“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的一对雅青宝石”，奔东京投亲后，嫁给花大监之侄花子虚为正室。花老大监虽是个阉人，但花心不死，一直霸占着李瓶儿不放。他不仅上任广甫时，将车瓶儿带在身边，甲使赋闲回清河，仍让李瓶儿住在他卧室的外间。李瓶儿虽为花子虚的妻子，但实则是花太监排遣性苦闷的工具。加之花子虚是个眠花醉柳之徒，在花太监死后，亦很少给李瓶儿以性爱。李瓶儿虽从花太监那里继承了万贯家产，成为大富婆，但穿金戴银、山馐海错的生活，却填补不了这“怀色不遇”的一代丽人百无聊赖的空虚心灵。由于花大监的性挑逗、性摧残以及花子虚的性疏远，遂使得李瓶儿的性苦闷，更甚于潘金莲。在极度性饥渴的女子身上，会产生强烈的“性磁场”，这是一种常人难以抗拒的力量，它能让欲望战胜理智。当花子虚于家中宴请西门庆、应伯爵等几个结义兄弟时，久幕酉门庆床笫功夫的李瓶儿，那女性应有的自我防护系统，竟完全崩溃。她趁西门庆离席解手让丫环密约西门，让西门数度翻墙入室，偷期迎奸。当花子虚让西门庆设圈套气死，欲娶李瓶儿为妾的西门庆因朝中杨戬事事发受到株连，便未能将李瓶儿及时娶进家门。巳被西门庆掀起性欲狂焰的李瓶儿，孝服未满便饥不择食地招赘了蒋竹山。蒋是个“蜡枪头，死王八”的性无能者，丝毫不能满足她的性需求。她救然休了蒋，又死乞百赖地央求西门庆收她为妾，并把全部家资悉数运至西门庆家中，甘当西门的性俘虏……
       庞春梅原系西门庆的正—房吴月娘的丫头，潘金莲嫁西门庆为五房时，成为潘的婢女。潘为独占西门，很快就与姿色出众的庞春梅结为同盟，主动让西门庆收用了她。从此，她的淫情如蜗牛升壁，涎液不干不止……
       环境常常是造成人的命运悲剧的重要因素。金、瓶、梅三女性，由性压抑走向性疯狂，首先是上流社会教猱升木的结果。金、瓶二人，都曾分别在王宣招府、张大户宅、梁中书衙和花大监的官邸生活过，都目睹过其主人纸醉金迷、伤风败俗的糜烂生活。将他们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二律相悖行径，尽收眼底。金、瓶二人，早就看透了上流社会那粉饰外表、糟透其里的庐山真面。明代末期，在龙楼风阁、朱门甲第中，流传着《胜蓬莱》、《风流绝畅》、《鸳鸯秘谱》、《繁华丽锦》等一批“春宫围”。这些图册，以写实笔法，描尽了男女裸体，画尽了各种性交场景。《金》书中几次提及的春官图，便是由花大监从宫中盗出，交给李瓶儿，李又传西门庆，西门又传潘金莲，潘又独霸起来，交庞春梅保管。从春宫图的传递路线中，我们不难发现淫风的源头来自朝廷。作为倡导礼教的天于和大臣，首先背叛了礼教，这无疑是给“类人猿”穿上了龙袍蟒服，更能显示出他们十足的兽相。
       皇权蹂躏道德，市井必会藐视道德。这种从中枢里传导出的道德损害，会使某些人的良知完全泯灭，也会使人性之恶在万物里处处作案。《金》书中的潘金莲，就是一个欲火燃烧起来而不可遏制的超级荡妇。这个“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的天生尤物，既不为男子生存也不为任何人生存。她嫁西门庆不久，便私通仆人琴童，使土母居中，变成了权乐世界；陈敬济到西门庆家不久，她便与之先调情后成奸，使丈母娘曲闺榻，化作同女婿颠鸾倒风的淫床。为满足淫欲，她以各种鄙俗不堪、低贱下流的手段，百般迎合西门庆：夏日里，她寸丝不挂，让西门庆用绞带将其双足吊在葡萄架上，任西门百般摧残蹂躏；冬夜里，为怕西门庆受冻着凉，她主动启樱口当尿壶，让西门撒溺……当一个人变成淫兽时，其行为往往比兽更凶狠。为卑嫁西门庆，她用砒霜药死了武大郎；为争得专宠，她驯狮猫吓死了李瓶儿的幼子官哥儿；为泄私愤，她用长舌作利剑，逼得西门庆的姘头宋惠莲悬梁自缢；后来她又以三丸胡僧药，使西门庆与之行房时精干髓竭，即使西门庆几度昏死，她仍强行与其性交，使三十三岁的西门庆，匆匆登上“淫鬼录”……
       皇权制度下的社会，是一个男权话语的世界。封建大家庭的一家之主，俨然就是一个“小国王”。这“小国王”在家中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妻妾奴婢，都需无条件地服从他。作为新贵、官商的西门庆，不仅在家是个任意淫乱的”小天子”，在外边也是个为所欲为的“大孽主”。家中虽有六房妻妾，但仍不能满足他的肉欲。伙计及仆人的妻室，诸如宋惠莲，王六儿，贲四嫂，来爵儿媳妇等，都成了他任意奸淫的“性器具”：家中的丫环乃至奶妈，也大都成了他的“拔脓膏药”。这个在家中处处有暖肌香肤、玉体酥脚的色魔，仍不餍足地经常到外边寻欢作乐。他不仅梳笼了歌伎李桂姐，奸了牵桂姐的姐姐辛桂卿，还包占了妓女吴银儿、郑月儿。西门庆还是个典型的性虐待狂：他曾先后在性伙伴王六儿、如意儿、林大大等人的身体敏感部位，焚烧酒浸的“香马”，恣意取乐。他：在首次服用胡僧药，在王六儿身上放荡了大半日后，仍不满足，回家又与刚来例假的李瓶儿强行房事，导致李瓶儿患血崩症不治而亡……西门庆是春宫图的“身体力行者”，为满足兽性，什么下三溢的花样，他都悉数一一试遍。在短短的几年里，他不仅与十九个女子有染，还鸡奸过两个男童……
       腐朽的封建大家庭的结构，是没落的封建王朝制度的小小“复制品”。这大王朝的皇帝与小王国的“天子”，实为一丘之貉，一路货色。从这个意义上讲，西门庆虽是个色狂淫魔，但比之建“豹房”的正德，比之乘数千少女的经血炼丹求长生并与之淫乱的嘉靖，比之年有“淫筹”九百余的严世藩，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上流社会妁腐化必会导致市井的堕落。朝廷点起一堆“淫火”，市井便必会亮起万盏“欲灯”。在《金》书中所着力描述的西门这个封建家庭中，男的淫，女的淫，仆人淫，丫环淫，除吴月娘外，几乎无人不与“淫”宇沾边。
       庞春梅为潘金莲第二。在德西门家，她与潘一起与陈敬济姘识奸合，嫁给周守备后，她于金屋中仍与陈敬济淫乱，最后患了“色痨”，淫死在周府老仆人之子周义身上。
       陈敬济为西门庆第二。在西门家时，他与丫环元宵淫猥，又与小丈母娘潘金莲于花园的卷棚下成奸。他与潘曾隔窗棂咂舌、品箫，不分时间、地点的淫亵。被吴月娘逐出家门后，他又包妓女，奸丫头，恋道士。恶始必有恶终。这风流孽障，最后在周府与春梅淫乱时，因共谋欲杀周守备的亲随张胜被张窥听到，便死在张的鬼头刀下。
       在西门的深宅大院里，到处淫欲横流。贲四嫂与玳安、孙雪娥与来旺、吴二舅与李娇儿、玉箫与书童等等，一个个不分主与仆，仆与仆，都是“左右皮靴没反正”的淫乱。即使专为西门庆写礼帖、做贺章的温秀才，也全然不顾知书识礼的儒者身份，成为有名的“温屁股”，不断与书童搞同性恋……
       明代中晚期，在堕落与淫乱日益侵蚀着市井社会人心的时候，美与丑，善与恶，都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不平衡之中。这时，人的动物性一面，最容易毫无遣盖地显露出来。《金》书中所描写的整个市井社会里，也同样是淫气弥散的“混沌世界”。与西门庆结盟的另外九个小兄弟，无不流连于烟花之寨，睡醉于勾栏柳巷。管砖厂的大监薛内相，竟也举止狎昵，把歌伎牵挂姐“掐拧的魂也没了”；经常出没西门庆寒的薛姑子，也愉情养汉；临清码头晏公庙里的道士金宗明，不仅在酒楼里包乐妇，而且还与其师弟鸡奸。有个叫陶扒灰的老头，在《金》书中只露面’次，在他当众评判王六儿与小叔子韩二通奸应施以坟罪时，旁观者当即揭发这陶老头，说他儿子连娶的三个媳妇，全让他扒灰了。这对赋喊抓贼者的致命揭短，臊得陶扒灰无地自容，巴不得有个地缝也钻了进去……
       画外有画，方是好画；词外有词，方为好词。我们在披涉《金》书时，应把“宣招府西门庆初调林太大”时的一段场景描写，视为《金》书中的一个文眼。林太大在宣招府中与西门庆首次见面的后堂大厅里，正面墙上，挂有王家祖爷大原节度颁阳郡王王景崇的身影图；迎门的朱红匾上，写着“节义堂”三宇；两壁还挂有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林太太与西门庆就是在这堂厅的内屋里，进行了连野兽都自愧弗如的性放浪。将“节义堂”变为风月场，旧礼教压抑人性，逼人作伪的“精义”，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刻肌刻骨!
       “龟”宇，在明代以前，曾是一个神圣的字眼，麟凤龟龙，被古人并称为“四灵”。在殷商时，龟壳被用于占卜，龟教视为元气所在。后来，古人还将龟作为墓碑的趺座，印章上也常雕有龟纽。“龟龄遐寿”一词，也常常作为晚辈对长辈的祝福。到了明代，龟的隐喻意义，竟成了人们的忌讳。从《金》书中媒婆几次提到西门庆“养得好大龟”的话语中，我们得知，“龟”此时已成了男性阳具的同义词，龟有俗名日“王八”。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一论龟的文章中，诠释了“王八”一词的来由：王八即忘八，即“忘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八字也”。晚明以来，“缩头乌龟”“戴绿帽子”“王八蛋”便成了骂人最损的话。
       明代学者吕坤在《呻吟语·治道》中云：“变民风易，变土风难；变土风易，变仕风难；仕风变，天下治矣。”《金》书的作者，虽揭示出官风之于民风的极端重要，但面对江河日下的世风，却显得惊慌失措，无可奈何。书中虽让西门庆、陈敬济、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都遭到因淫而死的报应，但除了让人们皈依佛教的老调重弹外，并没提供一点儿治疗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那毫无节制的性描写，不仅冲淡了《金》书的批判意义，也限制了该书的流播。《金》书在性解放方面，只有摧陷性，而没有廓清性。文学在直逼人性时，不能放弃对人类精神的关照。建设新的人类精神长城，仍需要新的道德作为基石。在这方面，《金》书似未建寸尺之功……
       五
       中国烹饪艺术的精美入化，在世界首屈一指。故有人借题发挥日：“中国文化是吃的文化。”近些年，有饮食文化专家，从《金瓶梅》一书中查找并胪列出，书中写到的面食多达五十五种，酒类多达二十三种，干鲜水果多达三十二种，茶叶及饮料也有二十二种之多。《金》书提及的各种食、喝、饮及调味品，林林总总，竟多达三百余样。《红楼梦》比《金》书问世晚了一个世纪，但《金》书比《红》书所写的食类品种，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家特一级烹饪师、食文化专家李志刚，不仅有《金瓶梅饮食考》一书行
       世，而且还经十余载的探究研磨，推出了金瓶梅全宴。“金宴”在一九八八年国际首届华人烹饪大赛中，获一金四银五块奖牌。继而，“金宴”又参加了一九九九年台北中华美食节，连展五天，竟有十二万人前来亲恭其盛，可谓观者如织，食者云从，一时间，成为港澳台地区及东南亚诸国媒体关注的热点。
       吃与穿常常能作为一种多元的综合，映现出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的光影，人生的色调。《金》书的前七十九回，几乎章章都不厌其烦地写了各种宴会或宴席。透过那些或嚼得两腮鼓胀或喝得双目猩红的大席小宴，我们可以清晰地窥到，在刚刚形成的商品经济的市井社会里，人的生存观念和价值取向，是怎样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嬗变的。
       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农耕社会。农耕社会的特质是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历代皇权为其统治需要，向把逆来顺受的“农”，当作“本”；而将放浪江湖的“商”，视为“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平民百姓老驴拉磨式的生活重复；瓜田李下话桑麻，是芸芸众生的精神寄托，“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一般农家的最高生活目标。在连接京都的大运河未开凿前，临清左近一带，仍处于纯自然经济状态。据有关地方志载，斯时这里“其民朴厚，好稼穑，务蚕织”，“士习诗书，节俭之风自古而存”。当大运河疏浚后，临清这古寂的小城，却一下子变得兴旺、繁华、喧腾、嘈杂起来。
       追求新颖、感受奇妙、渴求舒适、企盼富贵，是人类通有的情愫。那些生活清清苦苦、平平淡淡，岁月重叠如同一日的农耕男女，一旦接触到官宦、商贾的奢华生活时，焉能不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样看得冒瞪口呆。当江浙那溢彩流霞的绸缎，将他们的粗布土衣映衬得暗淡无光时；当水陆杂陈的美食佳馔的诱人香味，隔庭飘进他们那因终年啜食粗米糙饭而嗅觉也显得迟钝的鼻孔时；当西湖龙井、黄山云雾、武夷山茶、老君眉的口感，远远胜过他们粗黑碗里的大碗茶时；当用扬州的胭脂扑粉、杭州的金钗银簪装扮起来的贵妇及歌伎，将当地的少女娇娃比得惭光羞艳时，他们不能不发出枉活于世的喟叹。新的生活方式已悠悠生出，旧的生活困境却迟迟不散，那些难以抵御奢华生活诱惑的稼穑男女，便毅然冲破篱笆墙，纷纷汇入市井中，迅速完成了由农到商的角色转换。据《临清州志》载，当时“逐末者十室而九”。学人也不再“安贫乐遭”，官宦也不再“乐治桑麻”，不断向被视为“末”的商贾传秋波，递媚眼。《临清州志》还记载了当时的世风：“……仆也绮罗，婢皆翡翠，陈歌设舞，不必缙绅，婚丧之仪越礼制而不顾，骄奢相效，巧成伪风……”
       鲜衣美食、驷马高车、豪宅华舍、顾盼自得、招摇于市，常常是新贵与暴发户所刻意追求的一种“境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是“人上之人”。作为新贵和暴发户两顶帽子同时戴在头上的西门庆，就是这“一富先摆阔”人物中的“杰出”代表。他在刚刚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便扩宅修园，大兴土木。《金》书中详细描绘了他所建花园的铺张扬厉：园内建有燕春堂，春光中桃李争妍；筑有临溪馆，夏日里荷莲斗彩；矗有叠翠楼，秋风中黄菊舒金；立有藏春阁，雪地里白梅横玉。园中还修有月窗雪洞，水阁风亭，到处是松墙竹径，曲水方池；既植有南方之蕉棕，又栽有北方之葵榴，“四时有不谢之花，八节有长春之景”……蔡状元下榻这花园时曾艳羡不已；宋御史多次来这花园做客，还被楼阁内那琳琅满目的书画文物，惊讶得全身怔住。特别是那座“八仙捧寿的流金鼎”，更令其垂涎欲滴，一再暗示西门庆送他一尊……
       攀比，首先来自人与人之间占有财富的强烈不均衡。攀比者那雪亮的眼睛无所不察，而眼睛传给心灵的每次颤动都很难平息。蔡状元、宋御史对西门庆这暴发户的富有，产生了心理不平衡；而西门庆赴京给干爹蔡京上寿时的所闻所见，也当会造成他心理的不平衡。蔡京的官邸如同“宝殿仙官”对西门的刺激自不待说，仅早膳、午餐、夜宴，均有二十四个绝色女子在旁奏乐、侍膳这一点，就会把西门这个尤爱长头发的淫棍，活活羡煞，翟管家请西门用早餐，美味竟也多达“三十来样”……如果把蔡京、翟管家比作地主和中农，这富甲清河的西门庆，充其量也不过是扛活的长工而已。在一个以夸富、比富为荣的浮华社会里，朝廷的大臣会与皇上攀比，各地官员会与身边的富商攀比，大宅门内的仆人会与主人攀比，市井中的穷家会向富户攀比，一级比一级，一层比一层，就构成了晚明社会浓烈的世风奢侈。相互攀比好似一个套结，将各色人等的良知越勒越紧，勒得上上下下都被金钱迷住了心窍。
       金钱是市井社会运转的唯一的启动器和润滑剂。《金》书就是以西门庆为圆心，以金钱为半径，画出了一个使大官小吏、小商大贾、男奴女婢、帮闲蔑片、媒婆鸨母、尼姑僧道各色人等都难以跳出的罪恶田田儿。在商品经济萌芽期，在官商勾结的社会形态下，腐败是必然的。腐败中最活跃的中介之一就是女色。于是，“权”、“钱”、“色”，便成了三位一体的连体婴儿。
       年轻和漂亮是装在女性左右衣兜里的宝贵财富，一些市井女子，为改变生活困境，只有把“色”当作商品出售。她们为了能和周围人在生活上一比高下，不惜羞辱与降格，把自己的年轻与漂亮，当作一把热烙铁，去灼烧自己道德与心灵上的最敏感部位。西门庆先后与十余个下层女子交媾，令人唏嘘的是，她们中竟没有一人反抗和拒绝，全都是一拍即合，一见倾心，一面如旧，声气相投。西门庆与女仆人、来旺媳妇宋惠莲成奸时，西门仅是让丫头玉箫送去一匹缎子，宋便在大白天急不可待地赶至西门家的花园内，伫候西门前来播洒雨露。在经常得到西门庆赏赐的碎银、衣物，特别是用八两银子做成的一件头饰后，宋惠莲为了丈夫来旺也有个好出路，她竟只穿裙子不着内裤，随时供酉门奸淫。李瓶儿与其幼子宫哥儿死后，奶妈如意儿为常留西门家中，在西门庆为李瓶儿守灵时，仅把她一搂，她便黏鳔住酉门不放。为获得更多的赏赉，她听西门说潘金莲在冬夜曾为他吮过尿水，便急忙张口仿而效之……刚进酉门家门钩女仆贲四嫂，被西门相中，也是百般顺从，干尽了低级下流之事。即使出身簪缨之族的林太太，听皮条客文嫂传信说西门庆要来会会她，为能傍上西门这个新权贵、大财神，竟也提前将冬日的闺阁，收拾得“麝兰香霭，气暖如春”……
       在商品经济萌芽期，人的一切肮脏行为，都是因金钱而引起的。潘金莲敢于害夫嫁西门庆，长期的性压抑固然占有很大比重，但西门家的“钱过北斗，米烂成仓”，也是一个很诱人的因素。她每每在西门庆淫荡达到高潮时，总是赴着酉门的兴头儿，讨要贵重首饰，华美衣裙。潘金莲还是个视钱如命、根毛不拔的“铁母鸡”。当含辛茹苦将她拉扯大的亲生母亲带上礼品，到西门家为她过生日时，她竟连六分银子的轿钱都不付，甚至还破口大骂并羞辱其母：“没有轿钱就别来……”这认“钱”不认母的骚货，可谓天良丧尽!
       身为西门庆二房的李娇儿，听说丈夫要去梳笼她的侄女李桂姐，她对姑侄同侍一夫，不仅不感到羞耻，反而乐得满面春风。为讨得西门欢心，让侄女从西门的钱袋里多抠出些银两，李娇儿忙托仆人玳安，速给家中送去一锭银子，让李桂姐洁樽以候，扫榻以待……
       在金钱的诱惑下，邪恶常常穿行于道德沦丧者的血肉与骨髓。他们从不接受良知的拷问。在《金》书中，以色谍财者，最无耻最卑鄙的莫过于韩道国、王六儿夫妇了。这对狗男女将如花似玉的十五岁独生女韩爱姐，通过西门庆卖给蔡京的大管家翟谦为妾，已够下三滥了。当西门庆看上了王六儿，让引线人冯妈去撮合时，王六儿受宠若惊。见面后，立马便做了一场露水夫妻。当王六儿主动向丈夫说破她与西门的奸情时，戴上绿帽子的韩道国，不仅没有恼羞成怒，反而再三叮嘱王六几，千万不要怠慢了西门这个从天而降的财神爷。从此，韩道国就心甘情愿地当起“活王八”，王六儿更是不断花样翻新地刺激西门庆的性欲。为牢牢拴住西门庆的淫心，她还用自己的头发和五色绒线缠就了一个同心结样的淫具，送与西门庆。披阅《金》书的张竹坡，言“金莲不是人”，骂“如意儿是顶缺之人”、痛斥王六儿是“不得叫做人的人”。女色虽不是金钱的同义语，但女色常常可以化为财富。王六儿就是靠着出卖色相，才过上了小康生活的。西门庆给王六儿买了丫头，让其弟王经进门当了伙计，又花一百二十两银子为其夫妇买了一座宅院，并将丝绸店交付韩遭国经营，还给了他一部分股份。这真是一人售色，鸡犬升天!
       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金钱如同浸油的木柴，会不断点燃和喷射人的欲望的火舌。“色中饿鬼兽中狨”的西门庆，正是靠着大把大把的银子，才使其占尽花街上风，菩欲得以完全释放的。当他有了官哥儿，向永福寺捐了五百两银子，吴月娘劝他收住花心，多积攒些阴功时，这位看着《百家姓》，烧包得不知姓啥好的淫棍却说：“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冢私广为善事，就是强奸了姬娥(却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减不了我泼天富贵。”这得意志形的一段表白，就把西门庆这个金钱拜物教徒的嘴脸，勾勒得颊上三毛!
       色与钱与权联姻，大都需要中介。《金》书中写了十三个媒婆，她们一个粜风卖雨，架谎凿空，凭着一张说起话来像黄莺打啼的嘴巴，借着把一束稻草说成一根金条的舌头，使一对对淫男浪女，霎时间鲛帐同奸，使一双双孀妇鳏男，眨眼间绣床同淫。她们急匆匆地穿行于市井的大街小巷，仍是被金钱的魔杖所驱使。西门庆死后，撮合山薛嫂在将春梅卖给周守备时，通过卖家压价，买家提价，一下子就赚得了三十七两五钱银子。冰下人陶妈与薛嫂，为撺掇成知县之子李衙内与孟玉楼的婚事，竟与算命先生串通一气，在婚帖上将孟玉楼的年龄属相，改得与李衙内的生辰八字成为最佳配对。哄得李衙内赠了她俩丰厚的银钱与绸缎。在皮条客中，最贪婪最狠毒的莫过于王婆子了。杀害武大她是主谋，潘金莲被吴月娘扫地出门、寄住她家中后，她将潘金莲这个允物，囤积居奇，待价而沽，一面再、再而三地提高潘的卖价，最后竟高于卖主吴月娘定价的五倍。她不惜作奸犯科，冒着杀身之祸，将潘出售给昔年的仇人武松。在王婆子的皮条客生涯中，不知她赚了多少黑心金、昧心银，汉从潘嫁西门又售武松的两次人肉生意中，王婆除首饰、财物外，净赚白银多达一百一十两……
       在金钱至上的商品社会里，所谓“友情”、“知已”、“朋友”，仅是一种贪婪、薄情的交易，一种欲望、利益的交涉，也是一种相互之间心照不宣的契约，根本不存在忠诚、牢固与持久。《金》书中写了一批为蹭吃蹭喝蹭色蹭钱而像藤萝一样，依附权势、拥抱金钱的帮闲人物。与西门庆结义兄弟的应伯爵、吴典恩等九个狐朋狗党，一个个都是“弹簧脖子轴承腰，头上插着风向标”的势利眼儿。结义兄弟，本应以年龄排齿序，应伯爵年龄最大，当排为长，而他却置“长幼有序”于不顾，说：“如今年时，只好叙些财势，那里好叙齿?”在他的一再推举下，有钱有势的西门庆，遂“义不容辞”地当上了这十兄弟的黑老大。最能表现这帮既以酒聚，又以利合帮闲人物之嘴脸的，莫过于《金》书十二回中所描写的这样一个情节了：当酉门庆与他的几个结义兄弟，在妓女李桂姐处喝花酒喝得昏天黑地后，临出门时，孙寡嘴赴机把李家的镀金铜佛掖进了裤腰；应伯爵借与李桂姐亲嘴之际，将她头上的金琢针顺手拔了下来；谢希大就手将西门庆的川扇儿藏进袖中，祝实念则乘机偷走了李家的一面水银镜子，常峙节则趁着
       西门庆酩酊大醉，将借西门庆的钱，提笔写在了西门的嫖账上。
       在西门庆生前，这伙帮闲人物，巴不得给其主子舔痈吮痔，即使西门庆放个臭屁，他们也会捧在手中闻香。这帮乌合之众，所以完全撤去人的理性的岗哨，如蝇逐臭，如蚁附膻，全是为了一个“钱”字。应伯爵靠着为西门庆拉生意，买庄园，打官司，从中揩得银钱多多。其家中不仅酒肉不断，且呼奴唤婢。缺米少炊、无立锥之地的常峙节，也因巴结上西门庆，不仅买得一座院落，还开起店铺，当上“小老板”。一介青皮吴典恩，因有西门这棵大树的荫鹿，竟也当上了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清河巡检……
       《金》书在第一回中，便开宗明义地写遭：“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书中以众多的市井人物形象，阐释了以钱谋色者，钱尽而情绝，以财交友者，财去而谊断的世态之炎凉。西门庆淫死当天，他的二房李娇儿，便趁吴月娘临盆生子在即、忽然昏迷时，从月娘箱中偷走了五锭大元宝，又重返花街，再张艳帜；韩道国与来保，在从扬州贩货返回临清码头时，途中得知西门庆已死的消息，韩当即将部分布匹卖掉，换银千两，携带他的老婆、西门庆的头号姘头王六儿，一起匆匆远遁东京；来保也趁机藏了八百两银子的货物，叛主而去。
       最卓鄙、最背信弃义的当属应伯爵和吴典恩。遥想当初，西门庆对应、吴这两个猪狗不如的盟兄弟，是何等的信任和放纵：当吴典恩进京为蔡京上寿时，吴冒充西门庆的小舅子而得官，酉门庆不仅未嗔怪，反而赠银百两让其上任时摆摆酒场。应伯爵在西门庆与干女儿李桂姐淫乱时，乘机吃李的“嫩豆腐”，西门庆不仅不愠怒，反而抿嘴而笑；当西门庆邀其女友、歌伎韩金剑同游郊外内相花园，应伯爵赴韩溺尿、从背后用树枝挑韩的花心时，酉门庆不仅末加责怪，反而乐得前仰后合……这一切无不表明，西门、应、吴三人之间的关系，从不设任何篱笆，曾是何等的亲密!可当西门庆淫死后，应伯爵在西门的尸骨未寒就改换门庭，投靠了新上任的副提刑千户张二官，就像往前伺候酉门庆一样，百般讨好新主子。他甚至立即将西门庆的三房李娇儿引荐给张二官，让张先奸后娶……吴典恩更是一点儿恩典都无有。当西门家的小伙计平安儿从西门家当铺中，偷得一匣金头饰去宿娼，被吴的巡捕捉到后，吴不但不将缴获的赃物还给西门家，还对平安儿施以重刑，逼其诬陷吴月娘与玳安有奸，妄图敲诈吴月娘的银两……
       小人崇拜小人，小人共同崇拜的是“赵公元帅”。金钱虽能收购权势，收购美色，收购朋友，收购体面，但当这些用金钱焊铆起来的人际关系的链环，一旦被外力斩断，顷刻间烟消云散且不说，有的甚至会反目成仇、火中取栗。
       在商品经济的萌芽期，社会上的一切都成了金钱的奴隶。在人格市场和商品市场上，人格与商品的估价原则，与骡马的交易、猪羊的出卖，似乎没有什么两样。《金》书的作者，将市井社会中上上下下、形形色色的各式人物，当作一堆堆炸药包，去炸向晚明皇权大厦赖以支撑的“札义廉耻孝悌忠信”八根理论支柱。《金》书以蔡京、杨戬等一群权奸，否定了“忠”；以众多赃官、贪官否定了“糜”；以孟玉楼、辛瓶儿的三嫁及林太太的偷情，否定了“节”；以陈敬济春与迟暮，将永远大写在中华民族那厚重的史册里。
       饱蘸着大运河之水写就的《金瓶梅》，是一部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作为明代的经济名城、《金》书主要故事发生地的临清，今天虽已失缺了它往昔名声的响亮，但临清钞关、水闸、挖码头时堆起来的长长的土汕等遗迹，以及晏公庙遗址上的苍勘的古槐，却仍像一个个历史老人一样，在向人们讲述着《金瓶梅》里所曾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能够让我们穿过时空的隧道，用理智的目光，刺透历史的浓雾，去品评昨天，断想今天。
       站在这古老的运河之滨，我想起恩格斯的一段名言：“人是从动物发展出来的，这点就已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脱离动物所有的特性，所以问题只是在于这些特性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成人性的程度不同。”一代哲人的话告诉我们，禁欲和纵欲，都会将人类世界扭曲。横沈物欲的一尺尺进逼，会使人类精神一寸寸退缩。而物欲的节制有度，常会使人进发出美德的火花。《金》书中的蔡京、西门庆、潘金莲们的尸体，虽早巳化作累累白骨，但他们物欲的丑恶，淫欲的肮脏，随时都能死而复活，睡而苏醒。面对当今某些人的利令智昏和花魔酒病，如不给以唾弃和鞭笞，如不用健全有效的法治去替代人治必然会使更多的人，被极度膨胀的欲望的魔爪，死死地拽住衣角，一步步拖进罪恶的深渊……
       岁月的黄沙，无法湮没《金瓶梅》那“象外生义”的厚重生命；历史的尘土，也不能掩盖《金瓶梅》那“神警骨峭”的批判力量。
       《金瓶梅》既是一株媚中含毒永难凋谢的罂粟花，也是一朵伴随着人类走向永恒的“警世之蕾”……
       拙丈中所引的故事、人物、情节及人物对话，皆以齐鲁书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新剥绣像批评金瓶梅》全本为据。引文中的谐音字、借字、俗写字，笔者未敢改正，敬请读者谅之。
       来厚熄作为兴献王朱祜祝的儿子，因其堂兄正德帝朱厚照无子嗣，才“检漏”当上皇帝的。丰厚熄称帝后，为归入“正系”，欲将已故的兴献王，追尊为“皇考”，迎进太庙，而将当过皇帝的朱厚照之父朱祜樘称“皇伯考”。一些大臣纷纷上疏反对，也有一些像严嵩一样拍皇帝马屁的官员，上疏为来厚熄辩护。刚登基不久的朱厚熄下令，逮捕了反对他的官员二百二十人，四品以上夺俸，五品以下受杖。有一百八十余人被施以杖刑，中有十七人被打死。后人称此为“大礼仪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