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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犯把外出打工的无辜青年骗到小煤窑下杀死，伪造事故现场，然后以青年亲人的名义向窑主诈钱，这是发生在煤矿的真实的恶性案件。已抓到的罪犯有40多人，他们一般是两人或三人结伙作案。近年来，这伙丧尽天良的罪犯流窜在陕西、河南、江苏、河北、辽宁等地小煤窑疯狂杀人，已查清的被他们杀死的青年打工者达48名，据说仍有70多名犯罪嫌疑人在公安机关的追捕中，不知道还有多少无名冤魂在地底深埋。
       报纸报道了这个案件后，我感到非常震惊，正像俗话说的肝儿都颤了。我意识到这是一种极端行为，其中有着深刻的不容回避的社会性和人性内涵。人说现在是物欲横流的物质时代，有的人一切向钱看，攫取金钱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以前我对这些说法并不怎么认同。出了这个以命换钱的杀戮大案，我才知道现在社会状况真是让人忧虑。试想想，罪犯把同类的命都敢毁掉换钱，他们还有什么不敢干的。我想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蚂虾，蚂虾吃泥巴这种由来已久的说法。在社会阶层上，那些罪犯充其量不过是一些蚂虾，他们吃不到别的什么，只好把那些年轻的打工者当成泥巴吃一吃。还有，小煤窑蜂起，大肆盗窃国家煤炭资源。而小窑主大都对打工者欺压和盘剥非常厉害。那些罪犯原来也是打工者，他们靠劳动在窑主那里挣不到钱，就采取杀人的办法，向窑主诈钱。贪婪的窑主不愿多出钱，往往采取私了的办法。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震惊之余，我就想以这个案件为素材写成小说。当然，我不想只把案件细化和拉长篇幅就完了，不能写成报道的翻版。如果那样的话，人们只看报道就够了，没必要再看小说。我必须从社会性和人性的结合上，对素材进行心灵化和艺术化处理。有一段时间，我听人说写小说要加大信息量。我一直不大赞成这个说法。传播信息是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体的事，小说不能靠传达信息取胜。要说利用信息的话，它是对信息的深加工，不是靠信息的量取胜，而是靠挖掘信息后面的东西加以艺术化。现在的许多小说重在捕捉信息，堆积信息，是不可取的。信息的价值在于它的时效性，错过一定时间，信息便失去价值。而小说是不大讲时效性的，它体现的是永久的艺术魅力。
       同时，我把这个素材打烂，重组，进行大胆的想象和大量的虚构。案件本身的事实是，直到东窗事发，罪犯才停止作案。我不能这样写，这样写显得人世间太可怕了，人心没一点希望了。我要给世界一点理想，给人心一点希望。于是，我有节制地写了人性的觉醒，良心的发现。我特意安排了一个高中生去打工和寻父，用高中生没受污染的纯真心灵，去反衬灵魂被荼毒者的卑下，并让纯真的心灵对污浊的灵魂有所感召。构思至此，我自己先激动起来，仿佛重新看到了人心的进步和世界的光明。我一直认为，文学创造的本质是劝善的，是改善人心的。我们揭露和鞭挞丑恶，正是出于善意和良好的愿望。说实在的，在工业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头脑高度发达的人类已无所不能，人类能上天，能入地，能制造机器人，还能克隆牛，克隆羊等，可以说人类在技术的层面是大大进步了，甚至每天都有发明创造，每天都有新的进步。可是人心呢?人的灵魂呢?前进一步都非常艰难。技术的进步有时不一定能改善人心。反而把人性的恶的潜能发挥出来，导致资源争夺不断，战事不断。这时作家的责任就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只满足于肉身的盛筵，还要意识到灵魂的存在，让灵魂得到一定的关照，不致使灵魂太堕落。
       我给小说起名《神木》，也是强调任何物质都有神性的一面，忽略了物质的神性，我们的生命是不健全的，生活就会陷入盲目状态。有了神性的指引，生命才会走出自然本能的泥淖，逐步得到升华。
       这篇6万余字的小说在2000年《十月》第3期发表并经《小说选刊》第6期转载后，据说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定反响。其中一位湖北的工人读者还给《中华文学选刊》寄了一块大幅的红绸子，上面写了字，除了要求转载这篇小说，还感谢作者关注下层劳动人民的生存状态，真正为劳动者写作。这样的反响让我心热。我自己就当过农民，当过矿工，至今仍和最基层的生活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拿我们村来说，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年外出打工。他们在外吃不好，穿不好，挣钱很难，有时还会遇到凶险。有两个与我同辈的弟弟惨死在工地，还有两个青年外出两三年了，至今生死不知，下落不明。我给母亲讲了煤矿上发生的打死人换钱的事，母亲马上想到我们村失踪的那两个青年，说那两个好孩子可能被人家害了。母亲的心情顿时很沉重。这些都促使我拿起笔来，反映他们的生活。劳动人民毕竟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不应忽视劳动人民的存在，而应和他们保持血肉的联系，关心他们的疾苦。一个作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得失，如果左顾右盼，私心杂念多了，所写的作品就没力量了。好的作品还是要讲真话，发真情，以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