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父亲是一位开国元勋，儿子是著名的气象专家。
       这中间有多少传奇?
       谭震林，共和国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二月逆流”的急先锋，“文革”后恢复工作，出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退居二线后任中顾委副主任。
       谭晓光，北京市气象局的计算机专家和学术带头人，他与别人合作开发的MI CAPS系统，在国内气象界影响巨大，已经成为国内天气预报员的标准工作平台。在气象界，提起他的名字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称得上是一个“得奖专业户”，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父亲就是谭震林。
       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充满惊讶——当他们意外得知这一特殊“身世”——那么随和那么专业那么学术的一位科技工作者，他的父亲会是开国元勋?既然这样，他为什么会选择自然科学的道路?为什么没有从政?为什么没有经商?以世俗人生的眼光来看，自然科学无疑是所有的道路中，最冷清的一条。
       一位著名的诗人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森林中的两条路，一条热闹，一条幽静；一条熙熙攘攘，一条人迹罕至。诗人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谭晓光的选择正是一个人的选择：我愿意挑选那条幽静而人迹罕至的小路。
       问谭晓光为什么选择了气象?
       他只是说因为喜欢。
       中南海那个爱看云的孩子
       前一段时间有一本畅销书《红墙里的孩子》，“红墙”指的就是“中南海”。书的作者幼年是在中南海里度过的，他在这本书中详详细细地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每一个细节。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能够住在中南海，能够生活在红墙里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幸运。
       谭晓光就是这么一个幸运的孩子，他的家就在中南海。但是和我们印象中的大多数“红墙里的孩子”给人的感觉不同，谭晓光是一个内向腼腆的少年——庭前花开花落，天上云卷云舒，童年的谭晓光常常独自一个人，喜欢安静，喜欢抬头看天——那个时候，他不像同龄的男孩子那样淘气，至少不像《红墙里的孩子》一书中的大多数“小主人公”那样，经常成群结队“聚啸山林”。
       如果要谭晓光回忆童年的岁月，回忆红墙里的生活，也许占据他回忆的大部分会是少年的天空和天上的浮云?
       谭晓光常常拿自己开玩笑说：“我在家里排行第五，上面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所以我是最舒服的。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是哥哥姐姐拿主意，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不拿主意的习惯。我这个性格不能当官。当领导要管人啊，还要对自己有严格的约束，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我不行。我大姐可以。我也不能经商，我从小就没有做买卖的天分，而且也不喜欢那些东西。所以我这样的人做科研最合适，我坐得住。一个人呆着对我根本不是事儿，好多人都说编程序枯燥、艰苦、磨人，我觉得那有什么啊?不就是电子游戏吗?其乐无穷啊!也有人说接一个科研项目，最头痛遇到难题，那种一时攻不下来的感觉让人心烦意乱，焦虑不安，绞尽脑汁，筋疲力尽，彻夜不眠。反正我从来没有那种糟糕的感觉，遇到暂时拿不下来的难题，我就先干别的去了，干着千着，忽然一下子，有一天，有那么一瞬间，一个念头一闪而过，顿时整个人豁然开朗。那种感觉特别好——嗨，原来就是这么回事啊!”
       谭晓光常常为自己感到庆幸——“我幸亏没有现在当小孩，现在的小孩多苦啊，家长督着，老师盯着，一天到晚全是课本作业分数，一点儿自己的时间都没有。说培养点儿兴趣，学个钢琴什么的，也是家长的兴趣。现在的孩子太苦了，我特同情他们。我对我的孩子可不是这样，我觉得他只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就可以了。”
       谭晓光回忆自己的童年，在他的记忆中，父母工作很忙，日理万机，根本没有时间像现在的家长那样，狠抓孩子的教育。如果说父母对他有什么“狠抓”的地方，让他一辈子铭刻在心的就是“不得搞特殊化”。他家住中南海，在和平门外的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上学，和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念书。
       几乎每个男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会有“打架”的人生经历，这似乎是“必修课”。但谭晓光经过这一“必修课”得出的经验是——不要跟人家打架，如果不可避免，还不如打输，因为打赢了，人家会说你“仗势欺人”。而仅仅一句“仗势欺人”，就让谭晓光感到不安——他不搞特殊化，但是他的父亲的确是谭震林，这是一个事实。仅仅因为这个事实，他打架从来都只能输不能赢，所以他宁肯不打架，而避免打架的最好方法是“独善其身”。
       幸好他爱科学，他从小就喜欢自己琢磨事情，这是一样完全不用“仗势”的兴趣。他喜好无线电，就每天每天地琢磨，组装出了矿石机、再生式收音机，但超外差收音机没搞出来，“因为零件太贵，咱没钱不是?”
       自己组装的收音机，格外爱不释手。谭晓光迷上了听收音机，接着迷上了收音机的“天气预报”。他的心中充满好奇——为什么今天能知道明天的天气?为什么?太神了!那个时候，气象预报员儿乎是谭晓光最崇拜的偶像。
       上到小学三年级，学校气象小组招收新成员，领导气象小组的老师叫王守礼，谭晓光特别喜欢听他的自然课。所以，一知道这个消息，谭晓光赶紧就去报名。那个时候，这个喜欢孤独的男孩子和现在的许多小学生一样，对自己会稍微有点不自信。谭晓光当时的学习成绩不是班上最顶尖的，他害怕人家不招收他，为此专门去问了班主任张老师，那是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少年谭晓光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毕恭毕敬地去问：“张老师，像我这样的学习成绩，能参加气象小组吗?”张老师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她说：“能啊，当然能，只要你感兴趣。”
       一个平凡的老师一句简单的鼓励，对于一个成长中的少年是多么重要啊!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少年谭晓光也许根本没有想过，他对气象的最初兴趣，他对一个气象预报员的偶像崇拜，会影响到他的一生。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喜欢抬头看云的孩子，而现在，他则探索着每块云彩的秘密，他和云彩打了大半生的交道，至今依然乐此不疲。他常说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因为他喜欢一样事物，竟然不知不觉地做了几十年，而且兴趣不减当年。有几个人的一辈子是这样单纯而丰富?一年以后，作为北京实验一小的气象小组成员谭晓光同学又得到“深造”的机会，他加人到北京少年科技馆的气象小组，常常出没于北海公园。在那里，他遇到了另一个对他人生有很大影响的人——刘金桂老师。像她的名字一样，刘老师那个时候是一个年轻富有热情的女教师，她热爱气象，也热爱教育。她是少年科技馆气象小组的辅导员，指导建立了108个气象小组，曾获得模范教师称号。很多年后，谭晓光步人气象科技领域，刘金桂老师还曾找到他——请她过去的学生今天的专家，来给她今天的学生讲述变化无常的气象中所蕴涵的种种奥秘。谭晓光欣然前往，他感觉给孩子们讲怎样看云，怎样看天，怎样识别刮风下雨，对于他来说，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享受。因为谭晓光知道，一个人小时候的兴趣，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成长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就在他的身边，当年和他一起在少年科技馆跟着刘老师学地面观测的一个同班学生，后来也走上了气象科研的道路，并且成为某一领域的带头人。
       少年的谭晓光熟悉飘过中南海的每一片云，他观测它们。他通过自己制作的“土仪器”预测天气，并且认真地搜集所有的资料。他的少年时光，如果没有那场浩劫，应该是一个最纯粹的科学少年的标准生活——他把所有的业余时间，课外时间都用来发展自己的兴趣。对于他来说，天空、变幻莫测的气候、飘忽不定的云，以及四季的更替，都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是一个喜欢往天上看的少年，他并没有注意到低气压已经盘旋在自己家的门口，随时有破门而入的可能。
       那个时候，他沉迷于自己的世界。家里孩子多，父母工作忙，没有人会打搅他的安静——一个少年的“独乐乐”，他自己的天地。谭晓光会因为一个空罐头瓶而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他可以亲自动手制作自已的气压表——谭晓光气压表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需要一个空罐头瓶，拿热水涮一下，使里面的空气跑出来一部分，再手疾眼快用气球皮一盖，扎上橡皮筋，就是一个空盒气压表，上面弄一根指针，气压低的时候，气球皮的表面就会鼓起来，弄一个标尺，就可以测气压了。以谭晓光那时所掌握的常识，他知道，如果是低气压控制，那么天气就不好，不是刮风就是下雨；如果是高气压控制，那么一般就是好天儿。
       在气象小组的时候，谭晓光还学到了制作一种“晴雨花”的方法。用吸收力强的纸做一朵小花，浸入氯化钴试剂：晴天——花就是蓝色的；雨天——花就是红色的。后来因为找不到氯化钴，谭晓光就自己去找扇子骨，泡透之后完全晾干，这就是他的观测仪器。少年谭晓光通过扇子骨的弯曲程度来判断空气中的湿度——干燥的时候弯曲程度大，潮湿的时候弯曲程度小。
       小小少年的心中，满是灿烂的阳光。他以为拥有了一个自制的气压表，就拥有了预测天气的小武器；他以为有了晴雨花，就可以知道什么时候天晴，什么时候下雨。而事实上，风云变幻恰如人生无常。所以，必须执着，必须无怨，必须永不停歇，这既是科学的精神，也是人生的精神。
       忘记是谁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童年时光在一生中占的比例永远是短暂的，正因为短暂，所以极其珍贵。年轻的共和国正经历着开国之初的黄金岁月，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们的天空将永远是晴空万里艳阳高照。而实际上，彼时彼刻，中南海上空的政治风云已经聚集翻卷，显出异常的征兆。但谭晓光这个爱看天的孩子，却一点儿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一家将很快受到这场政治风云的影响，他们将搬出中南海，从此天各一方。
       1967年2月，著名的“二月逆流”震惊全国。当年一批有正义感的老干部，对“四人帮”一伙祸国殃民的做法不同意，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民主生活会上，与“四人帮”一伙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作为国家副总理的谭震林，被点名是“二月逆流”的急先锋，因为是他率先向“四人帮”发难，会上疾言厉色，然后拂袖而去，很快就因此出名。
       谭震林受到排挤和不公正对待，谭晓光一家被迫迁出中南海。当年谭晓光十四五岁，事前，竞没有一点预感，没有任何人告诉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就离开了中南海。
       作为“黑帮”子女的青春天空
       谭震林一家被轰出中南海，住到中直招待所。对许多人来说这也许要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15岁的谭晓光一生对气象极其敏感，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个云图改变，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对自己少年时的这段“暴风骤雨”却懵懵懂懂。甚至于他还有一点小小的“窃喜”，他从来不觉得搬出中南海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他也从来不觉得住在那里面有什么特别好的。
       相反，以前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他没有可能带同学到家里来玩，一走到大门口，就被站岗的警卫拦住了。现在同学可以自由来往了。以前家里管得严，谭晓光兜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现在搬出来了，中央办公厅给每个孩子每月25元的生活费，当然这个钱都是从谭晓光挨整的父亲的工资里扣出来的。每个月拿到钱，谭晓光自己留5元，其余的20元全部交给家里。
       谭晓光只上了一年初中，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不知道是否应该感激“科学”，由于对“科学”的巨大热爱，谭晓光在那种动荡的岁月，居然安静地读了大量的书，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意思。那年那月，是许多知识分子往事不堪回首的岁月，而就是在那段时间，谭晓光沉醉在“天堂”一般的读书乐趣
       中。他兜里有5元钱，这是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财产，而且是一笔不小的财产。当时，许多老教授受到迫害，他们积蓄了一生的书籍都不得不变卖掉。媒体曾经报道过，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卖过一大车的书，累得满头大汗，只卖了5元钱。少年谭晓光每月自己保留的那5元钱，几乎可以使他成为一个“藏书家”。他如饥似渴地购买，尤其是气象方面的书，能看到的都买回家。
       说来好笑，谭晓光当时手头有一套中学教改教材，他花了几个月时问通读了一遍，觉得自己已经全部掌握，认为肚子里的知识挺多，开始有点得意。哪里想到，有一天他寻到一本美国气象学家佩特森的著作《天气学》，一打开，第一章就是基本方程，是一组偏微分方程，谭晓光当时汗就下来了!整个看不懂。
       在谭晓光的概念里，他以为方程就是中学课本里的那点儿代数——一元二次、一元一次，可是佩特森说的方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开始四处找书，他要弄明白，他不能连“气象学”的第一章都看不懂，那说明他这么多年的“气象兴趣”一直停留在“业余初段”水平。他要提高自己，至少要提高到能知道人家专业人士在说什么。
       这也是谭晓光生平头一次感觉“学无止境”，以为自己知道得挺多，其实还在门外边溜达呢!后来，谭晓光买到了樊映川主编的《高等数学》课本，开始自学微分方程，他需要全部学完微分方程，这才是理解佩特森的《天气学》的第一步，因为佩特森所讲的方程是偏微分方程，比微分方程还要难很多。就这么学着学着，不知不觉草长莺飞，谭晓光17岁了，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招工，但是，他是一个黑帮子女，走资派子弟，档案拿到哪儿去，人家一翻，根本不敢接。正好，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谭晓光虽然是一个性格内向热爱科学的青年，但毕竟也是一个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长大的。他背起行囊插队到吉林省白城地区，在自山黑水之间，做了三年“知青”。那是毛主席号召的，周总理亲自安排的，谭晓光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根本没有多加考虑，他觉得“当然应该去”，就是这样，说去就去了。
       那空旷的场院，那高高的玉米地，那曾经热闹非常的集体户，还能记得当年那个清瘦高挑的大男生吗?17岁的青春，寂寞的青春，躺在大通铺上的青春。一个开国元勋的孩子，一个热爱科学的少年，就在那里点上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枝烟，从此一生没有戒掉；喝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口烈酒，从此，他的性格不再沉默寡言，他开始像东北的天空一样，爽朗豪放。
       17岁的少年，有没有想家的时候?谭晓光从来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在他17岁，已经没有了“家”，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那个年月，像他这样的黑帮子女绝大多数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家破人亡骨肉离散，写好家书都不知道应该寄到哪里去。
       说起来，谭晓光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是插队到农村，而不是参加东北建设兵团。在白山黑水之间，老乡们对他是宽容的，所以他并没有像一些出身不好的兵团知青那样历经“蹉跎岁月”。他没有。他所受的苦，所有的知青都受了；他所流过的汗，所有的知青也都流淌过。谭晓光后来回忆说：“知青时候的友谊是最纯粹的友谊，那种情感比后来上大学时候同学之间建立的关系还要真挚，还要有分量，那是最无私的。患难之交啊!”
       有一种人，属于风雨之后，永远相信彩虹高悬的人。
       谭晓光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无论曾经遭遇多少风雨和坎坷，总是善于提取其中的积极因素，总是善于在不幸的命运中寻找幸运的曙光。
       谭晓光如今回忆从前那段知青岁月，他会说：“那段生活对我的锻炼非常大，我变得能吃苦了，心理承受力也增强了，这些都算是正面影响吧。当时我们都特羡慕去东北建设兵团的人，吃得好，每个月还有30块钱工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管得特严，还是我们好，插队到农村去，建个知青点，男生一间屋子女生一间屋子，全大通铺，晚上睡觉之前就讲故事。那些故事真好听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男生，他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按说也是出身不好，平常还有‘反动言论’，要在建设兵团估计早整得差不多了，可是在我们这儿，他就是一个‘故事大王’，自己编武侠故事，不比金庸的差。我们关系特别好，后来他跑到澳大利亚，听说在华人圈小有名气，可惜，年纪轻轻得白血病死了。他太有才华了。”
       在那几年的插队知青之中，谭晓光觉得自己受的苦算轻的，尤其是和“老三届”前两届比——
       “66届去陕北，听说都是最穷的地方，一年干到头，都吃不饱肚子。还有一届是去山西，一天的工分值9分钱。我们是去了东北，一天一块五，差的时候一块三，就是冷点儿，可比他们前两届强多了。”忆起往事他会说，“我是69年4月走的，有17岁。在我们那儿管‘知青点’叫‘集体户’，我算岁数小的，他们对我都挺照顾，所以没有让我太‘蹉跎’。那时候的朋友，有几个到现在还联系，关系亲，只有共同经历过患难的人才能体会我们的那种亲。”
       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文质彬彬的谭晓光往往会不自觉地露出“知青本色”——你能想象到一个穿着大棉袄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的谭晓光吗?一个吃着大贴饼子就咸菜的谭晓光吗?
       当你在气象科研所那带空调的办公室见到谭晓光时，你会觉得他就应该是，而且从来就是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的温厚学者，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学者、专家——他和那些从小成绩好，一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北大，硕博连读的海归一样，他应该是从来都不知道庄稼长什么样的，只知道数据、计算机、软件开发——你无法想象他有三年艰苦的知青生活，在那三年中，他每年夏天，天天拉肚子，每年冬天，天天睡觉前必吐一回，否则无法入睡。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刚插队的那一阵，因为拉痢疾，紧急送到县医院，可是痢疾是治好了，但拉肚子是怎么也治不好，后来也就不管它了，随它去。那个时候，人不像现在这么金贵，就那么夏天拉冬天吐，折腾了三年，但是一回到北京就自然好，再一去就又旧病复发。谭晓光笑言：“奇了怪了，大概是水土不服吧?要不怎么一离开就好了呢?”
       谭晓光的17岁，和现代人的17岁完全不同——现在的17岁被称为花季年龄，每一次微笑和泪水都是要装到水晶瓶里，预备着捧在手心里宝贝着的。而谭晓光的17岁不一样，那是广阔天地的17岁——如果不是因为热爱科学，如果不是因为心中还有一片琢磨不定的云，谭晓光的17岁将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知青命运一样，充满忧郁和茫然。
       谭晓光的下乡装备中最值钱的是一箱子书，那些书如果整整齐齐地摞起来，足有一立方米的体积。其中就有那本他还没有学完的《高等数学》和给他打开一个新世界的佩特森的《天气学》。他如饥似渴地学着书本上的那些知识，他并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些知识会使他有机会脱离土地，将给他腾飞的翅膀。他没有，他只是热爱，那是一种真正的热爱，发自肺腑，与生俱来的热爱，他喜欢，喜欢那些在旁人看来复杂的方程、枯燥的数学运算，他感到在那些数字和方程中，有一个神奇世界，吸引着他，召唤着他。
       谭晓光常常说：“艺术需要天分，而科学需要热爱。”
       他在知青年月，交往过许多有天分的朋友，他们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可惜他们都过早地陨落了。当谭晓光自己的儿子在很多年后，面临文理选择的时候，谭晓光主张儿子学理工科，因为他认为文科太需要灵感，一旦灵感丧失，则不可避免地遭遇“江郎才尽”的难堪。而理科似乎只要爱好、喜欢，就一定能学好，只要勤奋、肯钻研，就一定能出成绩。实际上，这往往是在理科方面有天分的人的偏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天分，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人不会无缘无故喜欢一样东西，谭晓光总是说自己“因为爱所以爱”，他从来不觉得气象工作枯燥，从来不认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观测同一个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乏味，这不仅是因为他深深地热爱气象工作，而且还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天分。
       一位气象界的后辈曾经感慨——我多么希望我能有谭老师那样的天分，爱一项事业，并且还能有能力为它做贡献，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说起知青岁月，谭晓光和所有的知青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不再是气质沉静的沉默少年，他抽烟喝酒睡大通铺扛着锄头下庄稼地。别的知青干“坏事”，他也不甘落后。比如一帮子原本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居然成为“偷菜游击队”，趁老乡不注意，一个闪电战，就把人家的菜偷到知青点。不过，东北老乡憨厚，大大咧咧，人家才不在乎知青的那点小偷小摸。
       再比如夏天锄草，一道垄往往长达三里多地，在地头上，谭晓光和知青战友们还一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勤样子，一锄到玉米地的深处，扛起锄头就跑，“那时候是大锅饭，千活尽瞎糊弄。”许多在东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类似的回忆——田野就是青纱帐，高高的玉米秆是最好的掩护，干活儿的人就这么一路狂奔，你追我赶一直到地的另一端。那一端接壤的是邻村的西瓜地，抱过瓜就吃——好爽啊!甜到心坎里，那是火热的青春中最冰爽的一个章节——仿佛锄草就是为了奔跑到另一片地里偷西瓜。这样的回忆，谭晓光也有，但是他更记得刚到“广阔天地”时的那种热情——他们曾经自己出钱，搞过小化肥的试验。
       那个时候，谭晓光和知青战友们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劲头，农村闹鸡瘟，比现在的禽流感还让人恐怖，鸡一只一只的死去，老乡不敢吃，全让谭晓光他们这批“革命小将”给吃了，大饱口福，而且居然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件。
       人生总是充满各种难解之谜。在谭晓光做知青的村子里，有一件怪事：每天晚上都能在村外草原上看到一堆火，距离有时远，有时近，颜色是黄的，也不像是磷火。村里胆大的青年曾经在晚上到大草原上找过，但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到跟前，最后害怕，也不敢再往草原深处走了。
       “不知道现在是否解开这个谜了。”只要回忆知青生活，谭晓光就会想起草原上那团莫名的火。那就像逝去的青春，忽远忽近，但永远走不到跟前。那是一团怎样的火啊?谁又能说得清楚?
       岁月如歌，往事消散如云烟。但对于气象专家来说，没有一片云烟是没有来由的。
       巴尔扎克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天才而言，苦难是一笔财富，是他人生的垫脚石；而对于平庸的人来说，苦难则是灭顶之灾。
       曾经听过一个演讲，一个知青讲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当年的插队生活，一些人无论白天干活多么辛苦，但晚上总是挤出时间来看书，这些人最后改变了自已的命运，属于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还有一些人就那么混着，后来虽然也回了城，做了工，但很快就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被淘汰下来，他们几乎是最早下岗的那批工人；另外一些人则更不幸，他们在广阔天地摔打得伤痕累累，留下一段不堪回首的孽缘，有的甚至使自己的一生都在为之痛悔不已。为什么同是知青，个人的命运会有那么大的不同?
       如果这个问题要问谭晓光，他会怎么回答?
       他的理解是，生活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哪种好哪种不好的区别，关键看自己怎么走。
       “对我来说，感觉在农村插队那几年对个人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坏处。至于好在哪儿，一时也说不清楚。”
       谭晓光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懵懂少年，对科学无比热爱——这种热爱使他无暇关注周围的人。他还是喜欢看天，喜欢琢磨天上的事。在看场院的那些夜晚，月亮在白莲花
       般的云朵中穿行，他的注意力却全部投入到他所掌握的气象学之中。如果还有闲暇，他就以播音员的语气、语速，诵读马列著作，无论懂还是不懂，他就那么读，一篇接一篇。“学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实在没事干，这算是一项娱乐活动，其娱乐指数估计类似今天电视台的各类“模仿秀”。
       说起那段日子，有一件事情，谭晓光不应该忘记——他们知青点集体户的一个女生和别的集体户的一个男生之间，发生了被知青文学中称之为“孽缘”的事情，那个女知青怀了孩子不幸流产出了意外，几个大龄知青抬着担架，风风火火地把那个女知青往县医院送。一路上，鲜血滴答滴答地流出来，谭晓光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他那个年龄什么都不懂，只觉得是自己知青点的战友，他也得出点儿力，就跟着跑……
       那个奔跑在担架边的知青兄弟，岁月匆匆，如今已经成为一名气象专家。这一切，当初有谁会知道?那个17岁的青年，那个爱看天爱看云的少年，那个在田埂上奔跑的气喘吁吁的身影，他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吗?
       预测人的命运，和预测哪朵云彩会下雨，到底哪一个更难呢?
       那些站在房顶上记录电闪雷鸣的日子
       
       “文革”后，谭震林恢复工作，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数年后，退居二线任中顾委副主任，1983年去世。父亲正直的一生，给谭晓光留下的最宅贵财富就是——第一，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高干子弟，搞任何特殊化；第二，如果说要比普通人特殊，那就是在学习和工作方面，要比别人更努力，做得更好更认真。
       插队三年以后，谭晓光回到久别的家——北京。他选择到北京气象台担任“观测员”，这一做就做了五年，每天和百叶箱、风向标、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打交道。一般人都忍受不了做“观测员”的辛苦，但谭晓光不觉得，他觉得有意思，好玩。
       一遇到大暴雨，观测员拔脚就得往外跑，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动雨量计比较脆弱，容易出故障，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没有记录下来可就损失大了。
       “所有的气象记录都很宝贵，因为这个记录不会重复，万一没有记下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谭晓光做观测员的那五年，没有一次下大暴雨不是往外冲的。如果是雷雨，他还得记下是几点几分开始打的雷，几点几分开始掉的点儿。如果是夏天，有的时候，天气发闷，要下雨不下雨的那种天，最考验观测员了，谭晓光往往提前就要站到屋外，随时伸出手去接接，看看有没有小雨滴下来。哪怕掉一个点下来也要马上记录在册。赶上下冰雹，不仅要记录，还得拿尺子去量冰雹的尺寸，直径有多大都要做记录。遇上刮风，虽然不用出屋，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谭晓光做观测员的时候，是七十年代初，那时候我们国家的观测设备比较落后，是用一根电线把测速仪联到房间里，所以观测员得盯着看，只要瞬时风速超过17米，就得立刻记下来几点到几点，超过17米，就是8级。瞬时风速达到8级或两分钟平均风速达到6级，气象台就要报大风。下雪也是一样，只要有积雪，别管多深多浅，赶紧拿尺子量去，不能耽搁，万一雪化了怎么办?
       谭晓光所工作的观测台地址在北京郊区，具体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南五环。不过那个时候，可没有如今这么便利的交通，在那种地方工作，就意味着孤独和寂寞。再加上观测员的工作本身需要室外作业，所以不是真正热爱这一行的还真没几个可以坚持下来的。
       谭晓光记得他们的观测室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平房”，就是那种屋顶是平的，可以顺着楼梯攀上去的平房。一到雷电交加的时刻，谭晓光就得火速冲到房顶上去——这是他的职业要求。在观测员的术语上，那种“光打雷不下雨”的现象叫“雷暴”而远处有闪电但近处没有雨的现象叫“远电”，这些全都是要做记录的。谭晓光回忆站在房顶记录那些电闪雷鸣的青春日子，他觉得特别有意思——他特别真诚地说：“真的不觉得辛苦，那会儿年轻，觉得好玩，尤其是站在屋顶看远处的‘雷暴’和‘远电’，有一种特别说不上来的享受，很难形容。”
       如果说做一个气象观测员的生活，你还不觉得单调乏味，那你这个人一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每天都要记录，每个月都要汇总成表，交到上级单位。如果胡乱填写，那么专业的气象人员一看就能看出来，因为物理上会有矛盾。这样的生活，一个普通的人，能做多久?谭晓光做了五年。
       整整五年，北京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每一滴雨落，每一阵风过，每一片雪花，甚至每一道闪电。如果要他说，他甚至能很详尽地告诉你每一粒冰雹的大小，每一阵风过的速度以及每一次雷声的准确时间。
       他慢慢地通过自己的观测，逐渐寻找一些规律性的认识。那是七十年代，我国的通讯技术极其落后，估计一秒钟75位左右，相当于9个字节，这是什么概念呢?谭晓光举了一个例子：“现在我们上互联网，最慢的电话拨号，一秒钟也要几百个字节。你能想象一秒钟9个字节是什么速度了吧?”因此，在当时通讯设备的制约下，我国盛行一种叫做“单站预报”的天气预报方法——即根据一个气象站的数据做预报。
       而“单站”预报的准确率是很难保证的，因为就全球而言，各国之间是存在气象协议的，根据协议，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各国之间都应该交换各自的气象资料，供全球使用。比如说，如果今天报北京明天的天气，那么主要看华北和东亚的资料，如果预报连续几天，就至少要看北半球的资料。但我们国家那时候之所以强调单站，除了通讯技术落后，无法和人家共享气象资料以外，还有一个小因素，就是“战略”考虑，蒙古和苏联都在我们国家的北面，那个时候，不是什么都怕人家卡我们脖子吗?我们虽然是和别人交换气象资料的，但是要防着别人不给我们资料，所以当时的发展重点是“单站”预报。
       谭晓光就在那个时候，悄悄地拾起童年的梦——他曾经梦想过当一个预报员，现在他可以利用在气象台工作的机会，向这个方向努力了。
       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一时间，所有的年轻人都兴奋起来，有的后悔自己早把课本丢了，担心现在捡，时间来不及；有的已经成家有孩子，为了家放弃了这一机会；还有的就是像谭晓光这样的，胸有成竹——他要学气象。
       人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没有“文革”，没有十年浩劫，也许谭晓光不会学气象，尽管气象一直是他的最爱。
       谭晓光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不一样，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小时候说个人的理想，那实际上不是真的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而是看国家建设需要什么。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我记得在‘文革’前，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我想学机械，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机械化水平低，落后，我就说我学机械吧，将来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后来赶上‘文革’，啥也没学。一场浩劫下来，再恢复高考，我想我还是学气象吧，因为我不仅喜欢气象，而且我还意识到气象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那批大学生岁数大，有一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这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艰苦朴素，无私奉献，毫不利已专门利人。”
       谭晓光原本是要报考北京大学，但那一年气象专业不招生，只招地震和空间物理这两个专业。“我一想，我天气还报不准呢，还去预报地震?算了吧。就这么着，我决定报考南京气象学院。”但实际上，谭晓光在南京只读了一年。因为他的夫人要生孩子，根据当时的政策，为了照顾77级学生的家庭困难，国家允许这一级的学生转到离家近的大学读书，就这样，他转到了北大78级。
       两所学校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给谭晓光非常深刻的印象。南京气象学院管得严，许多纯理工类院校都有这样风格，像半个军事院校。南京气象学院的传统是“两操一锻炼”，“两操”是指“早操”和“课间操”，这是大家必须参加的，早操的内容是跑步，课间操的主题是“广播体操”。那个时候，是为祖国锻炼身体，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可以忘我地学习和工作呢?所以，南京气象学院给了谭晓光一种全新的锻炼，一种井然有序的规律性的集体生活的训练。那是一种朝气蓬勃、只争朝夕的生活方式。
       接着第二年，谭晓光转学到了北大，第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就是他可以睡懒觉了。在北大，一切都是自由的，没有人要求你必须做什么，而且在这里，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几场讲座，思想非常活跃。谭晓光在这里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当时最先进的气象知识，而且受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感染，这些感染对于一个执迷于科学的年轻人来说，是有好处的。谭晓光记得当时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样，从他的环境中汲取着一切令他着迷的知识。他喜欢各类讲座，甚至听过电影学院的著名导演讲电影。那拨北大同学，除了出国的，好几个全是如今各大气象台的台长。开学术会议，大家坐到一起，和开班会似的。在八十年代，有一首著名的通俗歌曲，叫《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不知道谭晓光和他的同学相聚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感到这种“光荣”与“骄傲”?
       在北京大学的四年，谭晓光几乎没有感到学习压力，因为他在“文革”期间以至后来的观测员生活中，从来没有扔掉书本。他一直在学习各种气象课程，因此，大学上得很轻松，好多东西老师还没有讲，他就已经知道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自己感兴趣的数学上，而这在很多年后，当他主持“利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自动化系统”研制时，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基础作用。不知道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一生中至少应该做一件十年以后才用得上的事情。”这个人真是智慧啊!
       、
       谭晓光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性格上随波逐流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既没有什么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庆幸的。在大学时代，他曾当过地球物理系的学生会主席(气象专业属于地球物理系)。他自己解释说：“当时学生特别注重学习，没有人愿意做学生干部。我想我是共产党员，都不愿意干那我就来干吧!那不能证明我有什么领导才能，最多就证明我这个人人缘好。再说，我不是学习上也没有那么吃力吗?”
       其实，许多了解谭晓光的人都说：“谭晓光那才是真正的科研人员，他最关注的是他的专业领域，而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很少去注意。所谓名啊利啊，吃亏啊占便宜啊，他都不放在心上。性格随和，从来没有见过他发大脾气，不像有的专家，本事不大，脾气特大。你请教谭晓光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幼稚，或者耽误时间，就敷衍了事。他总是很仔细，很有耐心，只要是他的专业，他一定很认真地对待。”
       科研工作者就是白领工人
       北京的市民都记得有一年冬天，一场不期而至的雪造成了整个北京交通瘫痪。几乎是一夜之间，北京人知道了“气象服务”的重要性——而事实上，那一场雪的位置稍微偏一点，降到郊区，就一点事情都没有了，正好给冬季农作物盖上一层棉被。但是，偏偏落在城里!如果那天北京的地面温度再稍微高一点点，那么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偏偏就那么合适结冰。于是一场城市“白色恐怖”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袭来，人们在这个时候想起了气象部门——为什么没有预报出来?
       一位好开玩笑的网络写手说，全世界有两个职业是最痛苦的：一个是气象，一个是地震，一旦被人注意，准是出事儿了。你预报准确一万次一百万次一千万次，都没有人记
       得，但只要有一次明显的失误，马上成为众矢之的。
       谭晓光从事的正是这样一份职业，他是一个和天气打交道的人，他是一个想掌握风云变幻的奥秘的人。一些年轻人在了解他的工作以后，会说：“哎呀，一点儿都不浪漫。”他总是很坚持说：“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能预报准确，那种成就感挺让人满足的。”
       谭晓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气象台做过几年天气预报员。说起那段时光，仿佛就像是昨天。
       “我们做的是短期预报员，也就是今天报明天的天气。一般气象台把预报员分为主班预报员和副班预报员，这是轮流值班的，今天你主班，过两天你就是副班，每个预报员都有机会。但无论是主班预报员还是副班预报员，都要自己处理数据，自己计算，最后开个会，这叫会商，得出明天天气什么样的结论。有的时候主班预报员和副班预报员会发生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预报主班说了算，因为最后是他签字他负责，不能说让他听了你的，结果报错了让他负责，那不合适。有的大气象台还会有领班预报员，由经验丰富的预报员担任，是固定的，他来协调预报员之间的工作，有的时候，就由领班预报员做决定。如果预报员之间争论得特别厉害，或者遇到重大天气、重大灾害、重大政治活动，那么要领导签字，到底明天天气如何报，这个预报由领导决定，将来有问题，不再追究预报员的责任，最后要由签字的领导负责。”说起预报员的生活，谭晓光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也许从事这个职业的最大好处就在于——无论你是领导还是普通预报员，对你业务水平的衡量非常简单直接——看你是否能报得准，或者你的预报准确率有多高。因为预报员之间无论最后谁听谁的，但在会商的时候都会有登记，这个登记是按照个人的原始意见来登记，谁是什么样的意见，就是什么样的意见，然后，无论你头一天争执得多么厉害，只要过一个晚上，24小时之内，老天爷就公布了正确答案。老天爷并不唯利是图，天道酬勤，只有那些始终勤恳始终努力上进的人，才能被老天爷赏识——预报准确!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预报员来说，这就是最大奖赏。
       谭晓光在北京气象台做了三年预报员，那三年对于他来说，充满了各种乐趣——他一旦报了下雨，就开始盼着下雨。按道理，他连续值班24小时，下了班正是要休息睡觉的时候，可是他却无端地盼雨，盼啊盼啊。如果报的是夜间有雨，那么更有意思，往往是已经睡着了，但就因为一个很小很小的雨点，他一下子就能醒来——不管睡多熟，只要一下雨，马上就醒了。醒来以后高兴啊，那种高兴比猜中体彩号码还厉害。
       如果预报错了，明明说有雨，结果是一个大晴天，或者明明说转晴，偏偏下了一场大暴雨，那可是闲不住了。原本值一个24小时班，要休两天，但要是报错了，这两天就全泡汤了，或者至少是歇不踏实了一一头一天用来跟老天爷对答案，如果没对上，第二天一早就要跑到单位，头天的天气图就得拿出来琢磨。实际上，这种错，换一个事业心不强的预报员根本无所谓，谁也不能保证永远正确啊。再说，当时我们的气象手段是多么有限?主要是依据观测员提供的地面观测，另外一个手段是高空观测，主要是放气球，每天放两次，这样可以看高层的气象要素。不过，谭晓光从来不给自己任何借口，他一直在力求每一次的准确度。
       谭晓光大学毕业以后，主要搞的全是24小时至48小时的短期预报。但很快，他就为自己定了新的方向——三年以后，谭晓光调入气象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气象局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他把最初的重点设在“短时预报”上，即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准确的预报。
       按照国际上的定义，上午预报下午的天气，也就是12小时以内的气象预报，叫超短期预报；24小时至48小时之间的预报，叫短期预报；48小时至15天叫中期预报；再长就叫短期气候预测。一般来说，越短时问内的预报准确率越要求高，否则没有意义。在英文中，把2小时以内的天气预报称为“NOWCASTING”，主要靠实况监测来实现，和日常的天气预报“FORECASTING”形成鲜明对比。在我们国家把NOWCASTING翻译为临近预报。
       “所谓短时预报，是对超短期预报和临近预报的合称，在国际上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研究这一课题的，但我们国家进入这一课题研究至少比国际水平晚了十年左右。这是仅从时间概念上来谈，如果要谈研究手段和研究设备，那么落后的就不只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了。”谭晓光说。许多长期从事气象工作的科研人员，提到谭晓光，无不发自内心的对他感到钦佩——他不仅有极好的专业素养，而且几乎是一个天生的“科研材料”，他对科研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发自肺腑的热爱。对于别人来说，枯燥的科研工作，充满寂寞和孤独，但对于他来说，则是无穷无尽的乐趣。
       据北京气象学会介绍，1986年，谭晓光开始主持“利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自动化系统”的研制，攻克了当时在计算机上处理显示气象数据资料图形图表等一系列难关，在实际气象预报业务应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专家认定，认为该自动化系统的研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该成果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具有推广应用价值。谭晓光荣获了中国气象学会授予的“涂长望青年科技一等奖”、“中国科学首届‘中国科技协会青年科技奖’”，以及北京市气象局当年科技进步一等奖。紧接着，该项研究成果被推广到华北及许多省市，对我国短时天气预报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就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样——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没有做观测员的艰辛，没有做预报员的甘苦，谭晓光怎么能在短时预报上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谭晓光曾经非常诚恳地谈到他搞这个项目的初衷——为什么要搞自动处理常规数据的研究：“因为预报员每天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填图，画等值线，这些全都是手工操作，要花很长时问。为什么‘短时预报’困难?因为你从拿到数据，到处理数据，再画出图来做分析，至少要儿个小时，但由于城市的发展，我们要求气象服务的时间越来越提前，尤其是城市气象服务的要求，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体育赛事，都是要抢时效的，天气预报能早一个小时出来就早一个小时出来。这和‘短期预报’不一样，我们现在每天的常规天气预报就是短期预报，今天预报明天的，一般全都是有固定发布时间，比如北京的，每天都有四个固定时间发布。但短时预报不定点儿，只要有新的资料来，马上要修正原来的，这样，原来手工的处理方式就不行了。那时候PC机刚出来，我就想如果能够利用PC机做自动处理，自动画等值线，那样预报员只要看图就可以了，这将大大节约预报员的时间，减少他们的劳动量。”
       在谭晓光做预报员的时候，纯是“手工业时代”，所有的天气图完全要靠手画，气象部门传输数据只能使用电传机，设专门的“翻译人员”，一看电码就自动翻译为预报员所需要的气象数据，填在天气图上。在有些更落后的地方，连电传机都没有，只能人戴着耳机，听“滴答滴滴答滴答滴”，一边听一边转换成数字，那是高强度劳动。谭晓光了解在那样的条件下，要做好天气预报工作的难度，所以当他到了研究所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为他们开发一套系统。果然，自动化系统投入使用后最高兴的是填图员，他们可以解放了。
       在气象上，“天气系统空间尺度”在2500公里以上，叫大尺度；250公里到2500公里之间叫中AIPHA尺度，即我们平常的天气尺度；25公里到250公里叫中BETA尺度；2．5公里到25公里之间叫中GAMA尺度。研究短时预报，主要是中GAMA尺度和中BETA尺度。因为条件限制，1984年开始研究时，谭晓光把重点放在常规资料上，也就是日常业务已经应用的资料，像地面观测，参考部分雷达资料，当时还有低分辨率的卫星云图。谭晓光的主要工作是被人们称之为枯燥困难的技术开发工作，他的主要贡献是做了一个“计算机系统”——即使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计算机系统，这在国内属于非常领先的成果。
       谭晓光的这一成果，无论是气象界的专业人士，还是多年从事计算机的高科技人才，都感到极有创造性。预测气象是既寂寞又复杂的工作，比如对于一个预报员来说，是根据天气图来做气象预测，如果一个对流层里有10个标准层，按道理说，就需要把这10个层的天气图全都画出来，才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但因为预报员，即使是一个熟练的预报员，画一张图至少也要20分钟到40分钟，如果遇到复杂的图可能还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而考虑预报的时间只有两到三个小时，所以不可能把10个层全做出来，只能做一些主要的，然后凭经验做出预报。
       “但计算机做这10个层的图，不是快捷便当如小菜一碟吗?”谭晓光说。
       自动化处理，大大压缩了处理数据的时间。由于谭晓光的成果，现在的预报员再也不需要像他当年那样，辛苦地画图计算，而是全自动模式——所有需要的资料和计算都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获取资料比从前不但更丰富更详实，而且也更迅速便利。
       1988年，谭晓光与其他同志共同完成了“北京地区夏季灾害天气短时预报研究”这一课题，经华北区域气象部门鉴定，认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荣获中国气象局授予的科技进步二等奖。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当年谭晓光被破格评为气象高级工程师，并获得中国气象局授予的“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
       客观地说，谭晓光在气象台担任预报员期间，所处理过的每一组数据，画过的每一张图表，都为他从事日后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础。和那些从书本到书本的科研工作者相比，显然，谭晓光更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他一直把提高气象预测预报的准确率放在第一位，他开发和研制了许多急需的应用软件，这些软件以及由他承担的科研课题，都能够很快地应用于气象业务工作中——因为他那五年观测员，三年短期预报员的生活，使他明白气象业务的真正需要。
       1992年，40岁的谭晓光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成为当时全国气象部门享有这项荣誉中最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但是，谭晓光自己则认为，科学家一般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农民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普通的劳动者。他说：“要不，怎么科研人员算工人阶级?因为我们搞的都是很实际的工作，算白领工人。将来我们国家进入信息社会，也就是以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为主的社会，那个时候，劳动者的主体就变成这些人——搞基础理论的或搞技术实现的。所以，科研工作者不会成为文、体明星那样的人物，我们和其他劳动者一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平凡的事情。当然，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例外，有的科学家比较像艺术家，一生起伏跌宕，比较情绪化，但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就是普通劳动者，几十年默默钻研，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哪一朵云彩会下雨
       当初谭晓光只是一个爱看云的孩子，现在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孩子，却是个爱看动画片的孩子。
       尽管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搞理工科，像他一样，做一辈子科研工作，尽管儿子当年考大学的时候也是以达到重点大学的录取分数线进了大学校门学了理工科，但如今儿子从事的却是一个与自己的专业毫不搭界的工作，在一个私营的动漫杂志做编辑。
       儿子大学四年一直学的是饭店设备管理，对口工作应该是搞暖通，搞水电，可是现在他却一天到晚在单位看动画片，然后写评论，要让谭晓光说：“那叫什么工作呀?不就是哄小孩的吗?”
       
       儿子今年24岁，像如今这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自己的想法。老爸在气象部门一扎根就是一辈子，儿子却连跟用人单位签一个五年合同都不肯——要那么长?五年时间!不行，不签，不干!老爸问他要不要趁年轻考个研究生或者出国读两年书，儿子摇头——书读够了，不读!要留学倒是可以考虑，不过不去美国英国，要去就去日本，因为日本有卡通啊!
       看看孩子，就会知道新一代人长起来了，他们和自己的差距，就是时代和时代的距离。谭晓光很少回忆过去，对于他来说，他手里有忙不过来的课题，还不是停下来感慨往事如烟的时候。谭晓光能够理解年轻一辈，理解他们有更多的追求，对未来的生活有更多的设计，不像他们这一代，永远把事业放在第一位，永远谦虚谨慎，永远把荣誉理解为是党和国家给予的，是人民给予的，得到的荣誉越大，意味着自己的工作越要努力，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人民对得起祖国。
       许多了解谭晓光的人，都会为他惋惜——他如果不搞气象，如果下海经商，如果留在国外，他一定比现在有更大的名气，更多的财富。
       机会都被他错过了!替他心疼的人真不少。
       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替他百思不得其解的人更多。
       其中，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很多气象界的人都知道，也有许多人搞不懂谭晓光当时的选择。
       1988年国家派谭晓光赴美国环境研究实验室进修，学习气象数据处理，并进行“神经网络和计算机视觉”的研究。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完成了用于1小时中尺度气压场预报的神经网和中尺度天气系统自动识别系统等项目，所撰写的《一个用于中尺度预报的神经网络系统》论文，受到国际同行的好评，被美国气象部门的人工智能年会接纳。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出现了政治风波。当时美国国会宣布所有在美国的中国人，签证自动延长半年，没过多久，那些留在美国的中国人都获得了“绿卡”。而谭晓光就在这种时刻回来了。许多人都说他傻，多好的机会?有多少人为了一张“绿卡”，要忍辱负重多少年?而当时，年富力强的谭晓光，其学术方面的才华得到国际同行的普遍认可，只要他留下，工作和生活都会翻开新的一页。当然，现在看，许多当时留下的人，如今又以海归身份回来，不是照样受到热烈欢迎?身价暴涨?
       对于这个问题，谭晓光的看法很朴实，他说他之所以要回来，有很多原因，虽然在国外的生活条件各方面可能都不错，但是他当时更惦记他的课题——后面有一个亚运会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来呀。
       据北京气象协会介绍，1989年下半年，刚刚回国的谭晓光立刻投身于北京第11届亚运会的气象服务工作中，他仅用一年时间就完成了“短期预报工作站”的开发，针对气象预报资料处理时遇到的难点和亚运会气象服务的要求，谭晓光开发的系统解决了DOS系统下英文状态汉字显示等难题，设计和实现了快速数据检索的方式，大大提高了预报人员检索气象数据的进度，受到预报员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谭晓光在科研机构工作了二十多年，他深知其中的甘苦。他从来不对那些想方设法奔赴西方的科研人员说三道四，相反他还会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在国内，尤其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科研环境和国外简直没法比，人家为什么往外跑?尤其是搞科研的?不就是咱穷，没有好的科研条件?但现在，为什么人才回流?咱们环境好了，发展机会多了，所以又开始‘海归’。”
       谭晓光亲身领略了美国的科研环境和生活条件。所谓生活不必说，也许那种生活对于美国人已经司空见惯，但对于中国穷知识分子来说，则是有吸引力的。24小时热水、自动空气调节、恩格尔系数很低，也就是说花在吃饱肚子上的钱很少。当时虽然住的是美国穷人才住的房子，但要是放在国内，也相当于一个设施齐备的二星级宾馆了。再说科研条件，谭晓光进修的地点在科罗拉多州，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所在地，该研究中心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谭晓光在预报系统实验室做访问学者，当时的名字叫环境研究实验室。
       “科研条件好——数据很快拿到，编个程序很容易实现。我到那儿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有点儿像导师带研究生，他给你一个课题，一批文章，让你做项目，通过做项目你学习到一些东西。我从美国人那儿学了不少东西，美国人不保守，不像日本人，最保守了。美国人有点儿什么东西，他爱显摆，有那种‘美利坚自豪感’，所以显得特别开放。”谭晓光的访问学者生活是充实的，在国外中国人喜欢开PARTY，就是一大帮子人聚在一起聊天吃饭，彼此说说以后的发展。有很多人为了老婆而留在美国，因为老婆喜欢美国的生活啊；也有人是因为工作环境的缘故留在美国，因为担心回来没有机会啊。为此有人劝过谭晓光。
       谭晓光自己也发现在美国做科研比在国内轻松多了，在国内每天都忙，忙得有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可是在美国，工作效率特别高，没有那么多操心的事，就是一种很单纯的科研环境。但是谭晓光从来没有想过就不回来了——待在那个吃什么东西都有一股子奶油味儿的国家?待在那个说什么都得用英语的地方?没兴趣。何况和美国人比，怎么比怎么觉得没有公平待遇。说出来都是很小的事情，不值得提，但感觉不好。搞气象是没有国界的，全世界搞气象的都是一家人，大家关系都很好，你有学术上的成绩大家也很服气，但是你能说一点歧视也没有?比如实验室在一个大楼里，晚上加班需要磁卡，可是这个磁卡中国人就没有，人家就不给你。当然你可以不在乎，不给正好，晚上在家歇着看电视，可是—一“我为什么要呆在那个地方呢?”
       真正了解谭晓光的朋友，从来不会问他为什么北京要搞亚运会他就一定要回来，更不会问他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利用高干子弟的优势去下海?原因很简单，谭晓光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有一天，谭晓光下海，那也一定是为了搞事业。这种人生的价值观从小就深入到他的血脉之中，单纯的做买卖挣大钱，他不会感兴趣，单纯地为了一个生活条件的改善留在海外，也不能吸引他，他会觉得那样的人生没有意思，至少不如他一辈子和天气打交道有意思。
       是谁说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很多故事，即使一个一生平淡的人。而所谓平淡实际上是一种境界，比轰轰烈烈还要可遇不可求。谭晓光总是说自己的一生都很平淡，很简单，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我们家六个孩子，一个孩子一个样儿，我是最平淡的。这里可能有性格因素，我从小安静，从来不觉得一个人呆着孤独，我觉得孤独挺好。家里的事，过去是哥哥姐姐拿主意，结婚以后归老婆管，我当甩手掌柜。以前老头老太太在世的时候，看我没什么目标，非给我张罗了一门亲事，也是高干子女，算是门当户对，可不是一个路子的人，性格上合不来，后来离了，但我们关系一直到现在都还不错。我这个人就是脾气好，没别的。再后来，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广东人，就是我现在的老婆，特别爱干净，家里的活儿什么都不让我沾手，我也就不干了。省得干不好，还得挨一通说。经过她的考核，我现在也就擦桌子还能及格。不过，我老婆说我最大的好处就是性格随和，平常心，大大咧咧。我觉得这也好也不好，干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雄心大志，就适合做科研，做科研得坐得住，钻得下去。对于我来说，工作就是玩，一项课题完成了特有成就感，就是课题遇到暂时的停滞，我也不急，我就翻书查资料或者先放一放干点其他相关的事。我知道对于科研来说，你只要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那个时候，就没什么难题了，所谓一通百通势如破竹说的就是那个状态。我做科研项目还没有失败过呢!不过，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做的项目大部分业务性很强，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倒不是因为我牛。”
       常常有人把人生比喻为变幻莫测的风云，因为风云难测，所以世事难料。假如一个人能够预测出自己的一生哪朵云彩会下雨，那么他是否就一定能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谭晓光的一生都在与云雨打交道，他说自己是平淡的一生，简单的一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好庆幸的——
       竹杖芒鞋轻胜马，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