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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在《十月》发表，之后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报刊转载，并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西班牙文版单行本在马德里教育出版社出版。由此篇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获1985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及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1985年在北京新侨饭店的一次文艺界聚会上，我碰巧与自己一向敬重的夏衍先生坐在一起。当我略感拘谨的时候，他突然对我说：“铁凝，我想告诉你一句话，我很喜欢《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这个小说。”近20年之后重又想起夏衍先生对我这突然的告诉，只因为我相信，他欣赏的是小说里流露出的作家面对生活的真挚情义，但愿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能够守住它们。写此作时我尚是一名业余作者，在一家地区级的杂志社当小说编辑。但《十月》的编辑老师并没有漠视一个年轻的业余作者，他们将《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以头条位置发表。
       1991年我的短篇小说《砸骨头》在《十月》发表，获第四届“十月文学奖”。至今这是我偏爱的自己的短篇小说之一。
       1999年，我的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在《十月》发表，该中篇除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外，亦获得“首届老舍文学奖”，北京市文学创作奖，《中华文学选刊》优秀作品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十月文学奖”，并于两年后改编为18集电视连续剧。
       我在《永远有多远》的创作谈中说
       在我心中，不管风云怎样变幻，不管天地怎样翻覆，北京一直是一座精神的城市，《永远有多远》的主人公白大省就生长在这个城市里。
       白大省可能是一个过时的北京女人，她的仁义、和善，她的吃亏让人，她的热情与痴心，她的拙笨的小计谋……或许都还带着四合院老房子里那常年被雨水洇黄的顶棚的气息、樟木或羊皮箱子的气息，槐花、青枣和雪里蕻的气息。作为社会角色，她是众口一词被人说成理想的楷模，逢到个人生活，她则老是处于劣势。亲友、家人、同学、同事，谁都可以为了自己免遭伤害、获得利益而把麻烦拽给白大省。她所挚爱的男人也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选择了她。她承接了这一切，且心甘情愿，浑然不觉。这种承接能力仿佛不是后天的训练，而是天然生成，无法更改的。这就使得白大省几乎不像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一个北京人了，她更像北京的一个死角，死角里一团温暖而略显悲凉的物质，一缕硕果仅存的精神。
       我们可能会祈祷白大省不变、唯有她不变，才能使人类更像人类，生活更像生活，城市的肌理更加清明，城市的情态更加平安。
       问题是白大省已然成为的这种人却原来根本就不是她想成为的那种人。而她梦想成为的那种人又是如此的渺小，那只不过是从前胡同里一个被人所不齿的风骚女人“西单小六”。白大省的这种秘密梦想就不免叫人又急又怕。当她期待地追问永远还有多远时，我们也就毫不客气地带着惋惜之情唯恐永远没有多远了。
       “永远”一词在世纪末多种声音的喧哗中显得既嘹亮又微弱，既结实又无力。再也没有比“永远”的内涵更不确定的内涵了，再也没有什么词比“永远”显得更加滑头和善变。
       面对白大省这个“死角”，我们有理由期待“永远”能够天长地久，这和白大省内心的秘密渴望形成了对立。我们这一方的期待虽说是留住美妙事物的通常心态，但因有种与己无关的空洞，反过来又露出了几分冷漠和残忍。
       白大省还在北京，我们在哪里？
       以上的叙述，让读者有理由认为是吉祥的《十月》为我的写作带来了好运。而这样结论，又使我显得有那么点自鸣得意的“轻浮”。但我真正要说的是，《十月》的朴实宽厚与《十月》的鲜活敏感是并存的，正是这样的气质25年来吸引着、鼓励着、推出着一大批文学青年或不再年轻的作家和作者。为此我内心充满感激。
       借此机会，祝《十月》的名字长久地响亮；祝健康的文学长久地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