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作为中国人的脊梁，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弥漫在天地万物间，横贯在历史长河中，熔铸在人的人格性格里，呈现在人的信念操守上。当然，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内涵也深蕴在与人相伴终身的生肖上。作为一个凝视华夏悠久文明、探寻中华文化奥秘的文化人、艺术家，就不能不重视生肖这个精神的图腾，道德的载体，同时着力用充满新意和个性的艺术形式去引导人们走进各自的内心世界，去探究民族精神的底蕴，发掘民族自信心的源泉，进而展现中华魂灵的当代形态，弘扬今天中国人民走向21世纪不可或缺的民族气节和人格精神——生肖魂。
——摘自陈冠英、张维萍《关于生肖印的自白》
序篇 中国结连着中国印
今年是羊年。我的本命年。民间关于羊年的说法很多。在春节前最后一期我所编辑的报纸副刊上，我选用了一幅三羊开泰的剪纸做了刊头。我的心情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都期盼着来年有个好兆头。
或许是因为关于羊年有诸多的不吉祥，我母亲在春节前就叮嘱我买一根红色的腰带系在身上。我非常理解老人的心愿，她的母亲——我的姥姥就是属羊，她很年轻时就守了寡。姥姥的不幸，一直成为我母亲的心病。我的大脑里也并非完全没有这个阴影。如果不是有这个东西作怪，我可能在十八九岁就会同一个长得十分俊俏的女同学确定恋爱关系。现在，这个女同学已经离婚三次，日子过得异常艰苦。我常想，假如当初我冲破世俗和自己的阴影，真的把那个女同学娶了，也许她的命运就不会这样糟糕。
我很感谢报社的一位女同事，在迎接新年的聚会上，她没有送我一只白色的羔羊，而是给了我一个红彤彤的中国结。我说，我的笔名叫红孩，眼下又有了这个吉祥的中国结，我就不需要系红腰带了。
在美丽的白羊年份，我祈祷着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红色的希望。
然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继我国广东发生大范围的非典疫情后，很快在北京、山西、内蒙古等地蔓延。一时间，所有的国人都笼罩在白色的恐怖之中。
2003年，中国的羊年，难道你真的是人类的灾难之年?
我不相信!这不仅是一个诗人曾经说过的话，它更是亿万中国人民发出的誓言。很快，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不畏困难、战胜非典的信心。很快，无数的白衣天使投入了与非典病魔抗击的最前线，他们与病人同呼吸共命运。很快，无数的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界行动起来，向非典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民战争。很快，无数的中国结挂满了隔离医院、隔离学校、隔离宿舍以及长长的隔离屏障——人们坚信，无数善的愿望结合起来的中国结一定能战胜恶的魔杖。
于是，在五月的攻坚战中，非典被遏制，$ARS落荒而逃。
于是，在五月的北京，笑容开始多起来，健康的体魄开始舞起来。
于是，在无数的国人心里，中国结成了团结、希望和力量的象征。
同样是在三月，或许是因为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的召开，人们把目光全都关注在这里，尤其是关心新一届国家领导人由谁当选，从而，忽视了一个有关2008北京奥运会徽设计的消息。会徽设计的最终结果，就是2003年8月3日晚在北京天坛祈年殿揭晓的“中国印”。
电讯称：中国印——2008年北京举办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会徽。她似印非印，似“京”非“京”，潇洒飘逸，充满张力；在中国的文化词典和社会生活里，有中国字、中国画、中国结——而今，又一个称谓将在全球广为流传并永久载人奥林匹克史册，那就是：中国印!
关于这枚中国印的诞生，官方阐释的理念是“舞动的北京”，是“借中国书法之灵感，将北京的‘京’字演化为舞动的人体，在挥毫间体现新奥运的理念”；张开的双臂，是“中国在敞开胸怀，欢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加入奥林匹克这人类和平、友谊、进步的盛典”。
无疑，上面的解释足以令人信服、接受。但是，一件艺术品的诞生，如果要叫所有的人都说好，那是非常不现实的。就在第一个冠以“中国印”的奥运会徽闪亮登场的几个小时之后，有不少网民纷纷在网上发表不同的声音，其中有一条说：“第一感觉——难受；第二感觉——特难受；第三感觉——太难受。”甚至有一个网民还发出了“难道北京的形象代表就是甲骨文吗”的质问。
对此，央视和许多纸媒体对中国印的设计者之一、始创企划公司董事长张武进行面对面采访。关于中国印的设计构想，张武说：我们当时设计的时候是透过一个“京”字符号来原创的。如果通过一个简单的没有更多含义的“京”字，把中国五千年文化浓缩在这个图案里，我们想，中国的文化除了语言以外还有什么最能代表中国的初创文化呢?那就是文字。文字的最早起源就是陶文、甲骨文、简书，再往后就是行书、草书等等，这实际上是五千年文化的缩影。如何挖掘出深厚的文化含义，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和设计概念的中心思想。我们的设计从汉代的古“京”字而来，逐渐演变成一个人，演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提取了另一个汉字元素——“龙”字，然后融合了甲骨文，让“龙”的下半部和“京”的上半部相结合，结合成一个什么样的图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后来我们认为，就是要结合成一个人面蛇身的图形。什么是人面蛇身呢?人面蛇身在远古时被人们称为英雄。伏羲、盘古以及女娲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远古的人们最崇尚的是英雄，这就是我们追求的第二个含义。我们就借助这些古代传说中流传下来的图案，把其中的英雄形象进行转化。我们最初对这个似京非京、似印非印的图形叫做象形印，后来，几位篆刻专家提供了宝贵意见，认为它是一种图形，是印章的一种，准确点就叫肖形印。至此，我们的作品就有了正式的名字——中国印。
如果说中国印的诞生是中国奥运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就印章艺术本身来说，中国印的定位也将是一次里程碑式的新纪元。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书、画、印是并列连在一起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最早确立的只有中国诗词、中国书法。新中国建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才有中国画的概念。如今50余年过去了，传统中诗、书、画、印中的诗、书、画分别有了自己的全国性协会、学会，唯独没有篆刻家协会。
事实上，篆刻艺术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典型的是刻在陶器、瓷器、兽骨和石头上的甲骨文字以及生肖图形。现代汉语词典上对篆刻的解释为“刻印章”，因为印章多用篆字。而对篆书的解释则为：汉字字体，秦朝整理字体后规定的写法。由此可以推说，篆书在秦朝已经属于国书，既然统一汉字为篆书，那么以篆字为主的印章就可以视为国刻。尽管我在这里可以假说，但事实上，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篆刻从来也没给过同诗、书、画同等地位的待遇。在书画作品中，篆刻往往只起到点缀的作用，充其量是给人的名字留下的符号而已。至于在现代的报纸副刊上，篆刻大概就等同于补白了。所以，著名书法家启功、大康先生为十二生肖印题签时不约而同地称为刻石，由此想来是十分有道理的。
我不由想到过去曾结识的一对长期致力于生肖篆刻的艺术家夫妇。
1998年7月，我应中国佛教协会演觉法师之邀，到他原籍的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大像山水明寺参加三坛受戒仪式。对于佛教活动，我一知半解。演觉法师所以邀我到天水看看，无意教化我出家当和尚，不过是想借助我手中的笔为他的家乡写点宣传性的文章。我并不认为演觉法师不能免俗，更不觉得他是个实用主义者。相反，我却被他的这点仅有的家乡观念而感动。我清楚地记得，在受戒活动后，他曾抽出一个多小时，专门回家看望了年迈的高堂老母。至于他们母子见面后都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那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出家的人一直还惦念着家乡，思念着他的双亲。
以前，一提到天水，我的脑海里马上映现的是千里戈壁，黄沙弥漫。可是，当我真的到了天水，特别是参拜了人文始祖伏羲庙，领略了麦积山石窟的神秘后，我才真正体会到天水文化的魅力、，领略了天水风光的秀丽。就在临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演觉法师的天水老乡、时任天水市文联主席的陈冠英和天水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的张维萍夫妇到宾馆找到我。他们说知道我曾在中国文联的一家报纸工作过，看到过我写的一些文章。我说现在我已经调到文化部的《中国文化报》了。陈冠英说他很喜欢我们的报纸，1990年他在甘谷当文化局长时，我们报曾专门发表过他们文化局重视用名人乡贤启迪后代和抢救民间艺术方面的文章。这样，几分钟的闲聊便把我们的心贴近了。由于是初次见面，他们与我说的话不多，坐了有十几分钟，便匆匆告辞。我问他们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见状，陈冠英有些不好意思的从包里取出一叠材料，他告诉我，近十几年他和张维萍一直致力于生肖印的研究和创作，现已结集出版。说着，他打开一张内部出版的《甘肃书画报》给我看：在第二版和二、三版中缝上刊登了一篇长文《艺术宏构文化之光》——陈冠英、张维萍及其生肖篆刻；在第四版上则是《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十二生肖篆刻作品选登》，其中每种生肖各登两枚。我来不及看文字，只是在生肖图案上看了一会儿，觉得作品很有创造性，让人耳目一新，便对他们说，等回到北京，我一定仔细拜读。在我将资料正要装进纸袋时，陈冠英连忙说，在里边我还放了一张十二生肖篆刻图案，因为不知道您属什么的，就全给盖上了。我从纸袋里将那十二生肖图拿出来，举在眼前，果然鲜艳夺目。我对陈冠英说，我属羊，六月羊。陈冠英说，等方便时，我给你一本《百羊交泰》，上面有一百种各式各样的羊。
从天水回到北京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生肖篆刻艺术并没有引起我足够的重视。在我的心目中，似乎只有诗书画才可以称为大艺术，篆刻不过是书画家们的消遣之作，同时觉得凡是书画家都可以刻得一手好印的。这就如同诗人、小说家都可以写散文一样。再者，接触过一些大腕书画家，他们对一些所谓的双钩书法、反手书法、倒写书法以及一些前卫美术、雕刻作品等大都不屑一顾，认为是旁门左道。我当时对生肖没有任何感性和理性的认识，每有人谈生肖，我总爱把那些人同算命的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我从心里对陈冠英、张维萍夫妇所搞的生肖篆刻艺术产生不了更大的激情。这样，我与他们夫妇就几乎停止了往来。
不过，陈冠英夫妇送我的那张十二生肖篆刻图案一直被我珍藏着。不久，我的几个朋友发现了，分别把属于自己的那个生肖的给剪走了。如今，面对着残缺不全的生肖图，我仿佛有着一种向陈冠英夫妇的负疚感。我是不是太不尊重别人的劳动了?
此后，虽然与陈冠英夫妇没有什么往来，但每有朋友到天水去，他们回来见到我都会传来他们夫妇的问候。同时也能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情况。我想，我该很好的关注一下他们了。2003年春节前夕，我意外地收到陈冠英、张维萍夫妇从天水为我寄来的《百羊交泰》图，在两米见方的宣纸上，镶刻着整整齐齐的100枚有关肖羊的篆刻图案，当时的刹那间，我简直被这神奇的篆刻艺术给惊呆了。由此可以推断，他们制作的另外11种生肖篆刻也一定会充满神奇的。在兴奋之余，我有点责备起陈冠英夫妇来，当初在天水他们若是能让我亲眼目睹那1200枚《陈冠英、张维萍生肖篆刻艺术作品》，说不定就会改变我对他们的偏见，就会生发起我对生肖篆刻艺术的浓厚兴趣。
佛家讲究随缘。我对陈冠英夫妇的认识竟然等待了5年。
2003年7月，我给陈冠英夫妇打去电话，表示在8月21日天水伏羲文化节前后到天水造访。一
切都是天意，8月3日晚，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揭晓。当鲜红的中国印出现在电视镜头前的一瞬间，陈冠英霍地一下从靠椅上跳起来，他冲着一旁的张维萍说：“中国印!中国印!太好了!”
8月4日一早，当我还在沉睡时，陈冠英就给我打来电话，他一口一句“中国印太好了”。此时的我已经非常能理解他的心情。从1978年7月26日陈冠英生日那天开始，到1994年12月29日张维萍生日那天结束，他们夫妇历经16年，合力创作出前所未有的1200枚12种生肖篆刻印章。这其间该有多少欢乐与悲歌!到目前，尽管全国有500多位学界名人、文坛巨匠、民俗专家、军旅功臣、艺苑精英、国际友人对他们的作品厚爱有嘉，也有众多乡友认为他们的作品雅俗共赏，但在实质上他们始终没能完全走出天水，从而使生肖——这门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在民间艰难的生存着。
在这里，我不能作出北京2008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的设计者，在创作中国印的最初构想里参照过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生肖篆刻”的判断。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印的诞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篆刻艺术必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穷尽一生所追求的生肖篆刻艺术和与之配套的建立中国生肖学的梦想起到导向性的意义。
时间之神在催促我，赶快到天水，赶快去解读陈冠英、张维萍。
甲篇 动物之趣
在民间老百姓最爱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来预祝生活的美好前景。在以十二种动物名字命名的生肖中，包括了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六畜”——牛、马、羊、鸡、狗、猪。因为六畜联系着人们的基本生活，人们亲切地称六畜为“家畜”。
也许，因为人们对六畜过于熟悉，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人与自然》、《动物世界》等栏目中，几乎很少有专门介绍的。映人人们眼帘的更多的是北极熊、海豚、海豹、鳄鱼、企鹅、丹顶鹤、斑马、羚羊、长颈鹿——甚至是人们凭空想象出来的恐龙。过去，人们在评价某人的时候，大多爱用动物来形容，尤其爱用十二生肖中的某一种。比如形容人学习不好，便讥笑人的脑子为“猪脑子”；比如形容某人脾气拧，便说这个人“牛脾气”；再比如形容某人的消息灵通，便把人比喻成“狗鼻子”；再比如形容某人跑得快，便把其说成“比兔子跑得还快”，等等。至于生活中用十二生肖来做比喻的简直数不胜数，如“龙腾虎跃”、“胆小如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羊群里出骆驼”、“老马识途”、“狗咬吕洞宾”、“杀鸡给猴看”、“画蛇添足”、“龙凤呈样”等等。但是，现在的孩子几乎很少有用六畜来比喻人和物的。因为他们从一出生接触的就是十二生肖以外的动物，稍微长大一些后马上又学习英语。特别是采用阳历公元纪年后，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他们很难理解什么是阴历，阴历与十二生肖、十二地支有什么关系。
2003年在广东、北京等地流行的非典疫情，曾被一度怀疑为人吃了果子狸所致。后来，经专家论证，这种说法又被排除了。但这种说法的直接作用是国家有关部门很快制定了禁止狩猎和乱吃野生动物的法规。近些年来，随着全民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过去只是单一的强调人要有人性，而现在还必须强调人要有兽性，即要有生物性。我从来不怀疑，在远古时代，人是能听懂兽语，听得到花开的声音的。我甚至还相信，人还能同石头对话。据说石头一旦有了感情，它就会以自己的方式释放自己的喜怒哀乐。比如，人要是过分的伤心，连石头也会流泪的；过去人们总爱用“铁石心肠”来形容人的无情，其实那是对石头的污蔑。这世界上只有丧失人性的人，没有无情的铁石。否则，在人类的语言中就不会有感天地、泣鬼神那样的话了。
我非常羡慕那些能够把花鸟鱼虫描绘得惟妙惟肖的丹青妙手，我也很敬佩那些在崇山峻岭采撷动物标本和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人们，我还十分尊重那些整日奔波于乡村畜舍的畜牧兽医以及无以记数的畜牧饲养员，正是因为有这些人在不同的岗位辛勤地劳动着，才使得我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显得无比的丰富与充实。无论如何，劳动者都应该被尊重。
陈冠英、张维萍夫妇无疑是为人们创造精神生活的劳动者。他们是普通的，但他们的选择和追求又是不平凡的。他们钻研十二生肖篆刻艺术，并不是钻到书海史鉴当中做书虫子，而是把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把科学精神与生肖情趣结合起来，如此，他们的艺术追求正如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在信中所说，“实属金石艺术史上罕见”，他们的作品便充满了知识性、艺术性与趣味性相融合的乐趣。
说白了，生肖文化是一种俗文化。生肖是以十二种动物名称为符号的生辰象征，与人的生命现象关系密切，生肖的十二种元素——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与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对，同时与宇宙的时间意识联系得也十分紧密。由此，是不是可以说，世界上的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如生肖文化更具有广泛性、时间性、凝聚力和向心力呢?
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对此深信不疑。但他们也不乏自己的认识，他们认为，生肖文化虽然是一门古老的民俗文化，但对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民族来说，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精神作用。于是，他们以“弘扬生肖文化，重铸民族精神”为己任，本着“崇其性，爱其形，蕴其情，启其人”的思想原则，选择生肖篆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开始长达16年的探索之路。
我很赞同陈冠英、张维萍对“祟其性，爱其形，蕴其情，启其人”内涵的阐释。他们当然比我更看重他们把具体的解释简洁加以概括，印在其《陈冠英、张维萍生肖篆刻艺术》丛书的扉页上——
崇其性：民族的精神，人民的心声。和合凝聚以良知，熔铸肖魂。
爱其形：情人的眼睛，艺者的悟性。精雕细刻靠修养，为肖传神。
蕴其情：理念的寄托，善美的追寻。以心换心用真诚，体味人生。
启其人：传统的呼唤，时代的使命。自尊自信尽责任，弘扬文明。
关于生肖的奇文趣事，古往今来，不管是在文字的记载上，还是在民间的口头表达中，几乎可以用满目皆是来形容。作为在生肖篆刻上独树一帜的艺术家，陈冠英、张维萍夫妇自然在他们的记述中有着比一般人更多的故事，不过他们的故事已经不是道听途说的原始记录，更多的则是经过他们提炼、加工、考证、升华后的结晶。
仅以肖鼠为例。我这里绝没有按子鼠为先的意思。在采访当中，我曾问过陈冠英这个问题。他一听，笑了。他说，凡是跟他交往的人，几乎人人都向他问过这个问题：十二生肖中，鼠的体型最小，且又是人们最讨厌的动物，但它为什么却偏偏排在首位?这个话题千百年来一直令人费解。但人人又都想知道。
原中宣部副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先生即属鼠。关于肖鼠，他在致陈冠英、张维萍的一篇文章《鼠者曙也》中说：我对生肖文化素无研究，读陈冠英、张维萍伉俪《十二生肖篆刻图》并诸家论述获益匪浅。得知对生肖属相来源于古籍中多有涉及，民间自古更有多种神话传说。关于首鼠的传说之一，是说它在“洪荒时代，大胆咬破天体，天地一分为二，从此人间结束黑暗，有了光明”。我本人属相为鼠，因力微才疏，自知不伦，但却心仪此说。愿借此激励心志，助我常念勿负先辈开辟的人类曙光。
著名散文家艾煊亦属鼠，在他的眼里肖鼠是《慧鼠》：鼠年出生的孩子，一出世便命定要终生与鼠为伴，有一种奇特的、传统的、难分难解的缘。在凡人看来，鼠是吃粮食、咬衣服、啃书的害兽。但在术数家的眼里，力弱势微，善于趋吉避祸的鼠，聪慧、灵敏、狡猾、机警，被确认为人的十二属相之一。术数家们把十二种动物，配上十二地支，就构成了十二生肖。在科学发展水平如此之高的今天，流传了两千年之久的属相之说，仍以传统风俗的面貌，活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鼠的名声不好，作为小偷、捣蛋鬼，这个坏名声已流传久远矣，几千年?几万年?但从汉代以后，它又被术数家视为机灵的慧鼠。同样一只鼠，可以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事物的属性是多元的，只要调换一下视角，宇宙便显示出了无限的丰富性。变换视角，可以看出世界的多样性，丰富性。但万花筒，则是另一种观察事物的方式。一只长形的圆筒，筒里支撑着三块同样大小的长镜，再塞进一小撮彩色的碎纸屑。圆筒轻轻一转，筒内便展现出万紫千红、色彩斑斓、无穷无尽的丰富的变化，并非社会的能动变化，质的变化。但不得不承认，视角不变，千变万变的万花筒，也会使人不由得不眼花缭乱地跟着变。作家观察多元的世间事物，该用什么样的智者眼光?
“生肖第一，非鼠莫属。”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安排。陈冠英、张维萍夫妇能这样认同吗?陈冠英说，在艺术领域中很难用“好”和“坏”、“益虫”和“害虫”这种简单的概念来判断是非。肖鼠为十二生肖之首，其传说中的原因有60多种。
有一种说法，十二生肖的排列顺序，是按照十二种动物的足趾奇偶而参差排列的。据说牛是四趾，为偶。从牛至猪，一偶一奇，依次排列，只有鼠特殊，其前足四趾为偶，其后足五趾为奇，它奇偶占全，不便安插，故于首位。可是有人会问，它为什么不排在末位呢?这种过于较真的问法显然没有多大意义。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十二生肖排列顺序是按十二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及活动的时辰来安排的，此说法属人为的臆说断想，很难让人认同。
我也基本接受陈冠英如下的说法：十二生肖鼠、牛被排在前列，与早期人类的生殖崇拜有很大关系。原始社会，特别是在摄取经济时代，人类自身的生产对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个时代，劳动工具极为简陋，劳动生产率极低，而狩猎和渔猎生产又需要集体的力量。另外，与自然灾害做斗争，抵御外敌侵袭，也需要群体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因此，人类自身的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据研究表明，原始社会人口的死亡率高达50％；旧时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1．5％；新石器时代世界人口百年增长率不超过4％。与此相伴的是，原始人类的平均寿命很低，根据多种估计推测，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初民们的平均年龄在20—30岁之间。可以想见，原始人类只能以增加出生率来求得和扩大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因此，人口问题在原始社会生活中成了关系到人类社会能否延续的根本大事。这就导致原始人类产生了炽盛的生殖崇拜。从时间上说，生殖崇拜一般先于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生殖崇拜的直接发展，也是一种特殊表现，属于生殖崇拜的第二阶段。伏羲、女娲的传说，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中说：“女娲本为蛙，蛙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又发展为女性的象征，尔后再演为生殖女神。伏羲也许本为蜥，蜥及蜥蜴，原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又发展为男性的象征，尔后再演为男性生殖神。”古人之所以奉伏羲为“春皇”，原因即在于他是一位生殖繁育之神。由此，才称其为人类始祖。鼠可以说是最小的哺乳动物，但是其繁殖力却大得惊人，在十二生肖中名列第一。先民们为了祈求自身的繁衍，便把目光投向了鼠，以鼠为图腾，希冀为人口的繁殖带来好运。这点在《诗经·周南》的“螽斯”篇中也可得到证明。“螽斯”篇是一首祝颂妇人多子多孙的诗。螽斯即蝗虫。由于蝗虫的繁殖速度快，繁殖量大，所以诗中盛赞了蝗虫的这种繁殖力，对蝗虫大加崇拜。其诗言：“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鼠图腾在民族史料中并不少见。据陈宗祥考察，西康傈僳族鼠胞族衍
生了松鼠、花耗子、田鼠、臭耗子、长耗子、小眼睛鼠、粗毛鼠、钻土鼠、贼精灵鼠和好吃鼠等十二种鼠氏族，可见鼠的繁殖力之大。古代西城有鼠王国，南朝宋刘敬叔《艺苑》卷三：“西城有鼠王国，鼠之大者如狗，中者如兔——大鼠头悉已白，然带金环枷。商估有经过其国，不先祈祀者，则啮人衣裳也。”1990年，斯坦因在新疆丹丹乌里克的寺院遗址中，发现几块版画，画正中有一奇异的鼠头人身的神，大概即是古代鼠王国的图腾神。西非特拉人的猎人、栗鼠传说中这样描述：一猎人获一栗鼠，取之归家，其妻悬之于灶边。不久，猎人之妻忽逝，栗鼠变身为一妇人代猎人理爨事。事毕，复归栗鼠形。猎人返，栗鼠又忽变为妇人，被猎人发现。乃对之曰：“畜兽!汝取人形出现于我前，我已知之。唯我不欲汝再变兽类。我爱汝，从今起汝为我妻。”栗鼠曰：“但我有一条件，从此汝勿称我为兽，盖我已人类矣。若应允则可成夫妇。”于是猎人与栗鼠结婚。此即今栗鼠家族也。另据岑家梧在《图腾艺术史》中说，栗鼠为男根的象征物，原因有二：一是鼠类繁殖力最强，二是鼠类善于钻洞(洞为女阴之象征)。可见，把鼠排在十二生肖之首，实在与我们的先民对生殖崇拜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正是基于关于肖鼠的种种传说、论证，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在制作鼠印的构思上，充分考虑鼠的动物之趣，着重突出鼠咬天开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印石大多以宇宙大环境为背景，以天体流云相衬托，勾勒出了破混沌的气氛。此时的鼠不再是贼眉小眼，而是夸大了听觉和视觉器官，放大了头部与全身比例关系。同时，对其又长又丑的尾巴加以美化，或蜷曲，或上翘，或遮掩，或变形，渗进了不少松鼠的形态，夸大了其蓬松美丽的长尾，给人以美感。为了体现鼠的迅速、应变的能力，造型大多采用动势。在印章的边缘，剥蚀残破，以此体现自然，融情于形，寓意鼠咬天开之气象。
乙篇 艺术之境
在正式到天水采访陈冠英、张维萍夫妇之前，我曾经犹豫过，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你懂得生肖的奥妙吗?你对篆刻知道多少?你能将生肖和篆刻结合的这门创新的艺术写明白吗?注意，我用的是写明白，而不是写好。可以想见，在到天水前的一段日子里，我肯定要翻阅一下有关生肖和篆刻方面的书籍。多年的记者工作告诉我；采访前一定要多占有背景资料。即使如此，当我踏上西去的列车，时，心里还是感到没底。
我只能拿艺术就是感觉那样的话稳定自己。
陈冠英和张维萍夫妇执意要搞生肖篆刻艺术，决不是什么空中楼阁。陈冠英同张维萍是青梅竹马般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们都是1942年生人，属马。从小学到高中，他们一同在天水市甘谷县度过童年，读完中学。他们的父亲则是都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的大夫，母亲又都是知书达理的贤妻良母。小时候，陈冠英家住的院落里，有一位收藏家，家里有很多字画。只要有空，陈冠英就跑到那里去看字画。等到了初中，他便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女同学张维萍。他哪里知道，张维萍对书画艺术的喜爱一点不比他逊色。就这样，他们俩由一般的对书画爱好，逐渐演变成对书画艺术创作上的追求。等到中学快毕业时，他们在学校里的几位包括一位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老师的指导下，其所创作的作品竟有几分专业水平了。当时，他们俩抱定一个目标，一同考取甘肃师范大学美术系。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陈冠英接到录取通知书时，学校领导突然找到他，提出由于学校美术师资紧张，希望他放弃深造机会，留校任教。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陈冠英难住了。这时，他唯一可以商量去还是留的便是张维萍。
“去留你自己决定。如果你不去深造，我可以帮助你联系上函授，我也会把学到的知识毫无保留的传给你。”一向矜持的张维萍很明确的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时的她对陈冠英心里已经打了谱——非其不嫁。
就这样，陈冠英失去了上师大的机会，开始了他的自学之路。他先后在甘肃师大函授四年、在陕西美院进修二年，并拜著名画家阎松父等人为师。终于学有所成。在我和陈冠英的接触中，我能感觉到，陈冠英是个很聪明的人，当然他的聪明不是为蝇头小利，而是心存高远，具有远大志向的那种人。当了几年美术教师后，陈冠英调到县商业局任副局长，后又坐起县文化局长的位子。回忆起那段日子，陈冠英说：“当老师，使我有时间大量的钻研诗书画印；当商业局长，使我有机会利用采购的空隙到全国各地美术院校去欣赏名书名画、拜访名师大家；当文化局长，使我能协调、整合各方面的文化资源，坚持拯古老文化于濒危、弘扬地方文化之特色的宗旨，从民间文化这个宝库中去感悟生活，提炼艺术。”
陈冠英书法自成一家，其字体以汉碑为宗，糅进篆法魏意，遒丽清新；他的国画既有传统意蕴，又有现代风范；他的印刻立意高雅，古拙深沉；其工艺设计100多件在省级1)2 1-_出版，多件曾获全国大奖，特别是其学术论文多次在国内外学术会上发表，他被称为学者型的艺术家。张维萍在就读甘肃师范大学美术系期间，就赢得了“陇上才女”的美誉。她除系统学习中国画创作，打下扎实的专业基本功外，还师从著名篆刻家丁希农先生研究古文字学、金石学。其艺术功力深，涉足宽，造诣高，成果丰。早在1981年，甘肃省政府曾抽调她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进行美术创作。张维萍在艺术创作上涉猎广泛，善于从各门艺术中汲取营养，其工笔白描、写意花鸟、诗文篆刻、剪纸摄影、民间美术都有不俗的表现。她的作品多次参加省市及全国性的展出并获奖，多种报刊加以介绍，同时被日本、韩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收藏。1980年，由赵朴初先生题字的《大象山》出版。之后，由启功先生题字的《大象山白描花卉》出版，书画名家胡絮青、田世光、刘力上、俞致贞等分别给予高度评价。1990年，中央电视台《祖国各地》栏目专题播放了她主办的民间美术陈列馆，对其研究、弘扬民间艺术的精神高度赞赏。1994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陈冠英、张维萍书画艺术》，业内人士称他们“诗书画印，相得益彰”，赞其生肖篆刻作品“方方见功力，刀刀寓深意”。
这种资料性的一般介绍，在读者看来是乎淡的。但我如果不这样集中地加以介绍，读者或许就很难理解这两位伉俪艺术家为什么选择了生肖篆刻这门充满创新精神的艺术形式。陈冠英对我发自肺腑地说：“我和维萍选择生肖篆刻这一艺术形式，就是想把我们从艺多年的经验和体会进行尝试性的总结，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同时又想把它作为一种‘传统美德的载体，精神灵魂的象征’，来抒发感情，寄托情思，唤起更多的人共同为重建一种现代化的民族魂去呼吁，去努力。”
现实生活中，人选择一个目标很容易。但要完成这个目标，却是很难的。甚至在选择的一堆目标中，也未必能实现一两个。就说生肖篆刻，创作者必须具有很专业的综合艺术，既包括诗书画印，也要融入宗教、哲学、美学、几何、数学、历史、民俗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章法。章法，在印学中最吃功力，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制印章法并非机械排版布局，而是在其中充满了朱白、有无、疏密、聚散、纵横、往复、平奇、正侧、高低、俯仰、方圆、刚柔、开合、争让、松紧、强弱、虚实、动静等对立统一和相互生发的美学形式辩证法的巧妙运用。陈冠英、张维萍夫妇深谙其个中奥妙，在每一种、每一枚生肖篆刻上都匠心独运，如方鼠、圆龙、三角羊、半瓦当狗、菱形猪——从而使每一种生肖的构形都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著名作家萧乾说：“千二百方印足可见你们印外之印的功夫，说实在话，没有学者的积累和思维，光靠某一方面的艺术技巧和经验，要想完成这一工程是不可想象的。”
在制作《百龙飞升》时，其印方形状呈圆形，除取圆天之意，更主要是象征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团结。陈冠英、张维萍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龙已不再是皇权的象征，而是与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精神符号。龙在今天除了具备滋润万物的期盼之外，更应昂然腾飞，成为激发中华民族创造活力的精神象征。但是，要塑造大量生动可感的“龙”像，谈何容易，为此，他们俩除在一些古籍中约定俗成的程式图案里进行挖掘外，还不断地到民间进行走访，从龙灯、龙船、脊兽、剪纸等形象中去体悟龙神。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说：“龙者，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风而登天，秋风而潜渊。”民间则有“九似”之说：“头似马，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民间还有谚语：“龙脸愁地像，出现必升降，龙身遍体甲，其数便无量。”这则谚语既阐述了龙的形象，又道出了其飞升本性。在如此的飞升降雨的祝愿里，陈冠英、张维萍不着意刻画细节，而力求简约意长。比如飞龙的气势，团龙的凝练，生龙的蒸腾，游龙的雄强，卧龙的沉静，开口龙的勇猛，闭口龙的深沉——这些生动的态势，将肖龙高度艺术化、浪漫化和人性化，从而注入了人类无尽的情思。在印章边框的处理上，充分给龙一个飞升的空间，在开放与封闭之间，使龙尽情尽致。边沿的残断，既是显示古龙斑斑驳驳的时空岁月，又是显示龙的乐观处世和豁达畅通的开放胸襟。边线的凝重稳健与龙形线条的轻捷动势对比呼应。阳刻与阴刻各占一半，寓意天地和合。阳刻背景空旷，似白日腾龙；阴刻气韵朦胧，似雾中游龙，满红背景衬出盛世腾龙。多种传统刀法，灵活运用，针对肖龙的特殊造型，大多圆转如意，刚柔由之。通观整体肖龙，与其说陈张二人是在努力塑龙，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寻求一种象征语言，以表达那早已永恒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一种希冀。
在制作《百虎撼岳》时，陈冠英、张维萍紧紧扣住“撼”这个神韵，所刻百虎，力求威武雄浑，具有气吞山河之磅礴精神。关于虎的传说与习俗，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人们给虎设计了各式各样的形体：有长着翅膀的“飞虎”，有足踏五毒的“镇宅虎”，有表达生生不息的“虎穿莲”，有威而不怒、怒而不狞、稚憨喜人的“布老虎”，有傲视群雄的“下山猛虎”，有像家畜一样搔首蹭痒的“懒虎”，有满身挂满铜钱串的“喜虎”，有种类繁多的“泥虎”，有给孩子过端午节的“艾虎”。至于在各种文艺作品中，有关虎的描写多如牛毛。当然，最有名的莫过于武松打虎了。以我个人之见，施耐庵写老虎吃人是假，写武松制服老虎以烘托出武松是大英雄才是真。你想，假如武松打死的不是虎，而是狼、是狗，武松还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吗?唉，可怜老虎在此成了“托”。尽管如此，老虎并不因为有个武松出世就人气指数大大降低，相反，从古至今，人们始终充满了对虎的敬畏和对虎气的渴望。陈张二人在《百虎撼岳》的生肖印中，大多吸收汉画像砖的特点，体现恐怖中的雄浑，劲健中的奇特，威严中的凝重，神秘中的想象，造成一个猛虎撼岳的氛围，渲染虎的威风。有些虎形取自敦煌壁画，其蜿蜒抽象，理想色彩十分浓厚。有些还取自石刻、雕塑、瓦当，其形明显，笔墨简练、大势动人。在具体创作上，他们采取形方印刻，寓意四面八方，以现“百兽之王”。通观陈张所有十二生肖系列篆刻作品，虎是最为夸张、变形，最具抽象性的一组。陈张认为，威严的虎魄，绝非细线小点所能承载，而须在大体大势中展现。如汉印中的急就章一样，整斜错落，刀痕锐利明显，刀法粗犷无比，冲切结合，以切为主，线条浑厚大方，构成威武的筋骨。为体现虎之强力，对虎爪、虎尾着重加以刻画。四爪抓地，宏尾劲卷，力量四射。有的凝思静卧，有的鼓腹而立，有的虎尾横扫，势拔千钧，有的纵横跳扑，勇猛狂怒。特别是在表现“虎啸”之虎口上，或张口而气
势逼人，或半闭双眼而怒啸山冈，无不使人感到在方寸印石之内，气象万千。
写至此，我不由想起著名诗人李瑛在《刀石铸虎魂》一文中对陈冠英、张维萍篆刀之下生肖虎印的激扬文字：看着它们，不禁使人似进入峰峦峡谷，溪涧密林，仿佛听见他们高亢的啸声在群山回响，感到它们威武的虎步震动重峦，一时风声乍起，万木萧萧，一股逼人的寒气迎面袭来。此时，我忽然发现，激荡于寸石之中的这一个个跳动的生命，这风雷之魂，磅礴之气，不正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崇高精神的写照吗?不正是我们这个即将全国振兴的古老民族龙腾虎跃的英姿的写照吗?不正是作者融篆法、章法、刀法于一体的独具识见人格力量的写照吗?在这里，作者把性情、意趣和生命完全浑为一体了，用以寄志，用以寓情，以召人子，以醒尘世；在这里，篆刻家完成了一种崇高的。精神创造，这是一种无声的召唤，使我们面对这方方有生命的刀石笔墨，心头便熊熊燃起对生活的火炽激情，涌出对未来理想追求的巨大力量以及对壮丽人生的无限美好的遐想。
对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生肖篆刻艺术之境加以赞美的何止李瑛一人，在陈张二人的生肖资料库里，有大量他们与各界人士交往的书信，这些书信字里行间始终洋溢着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陈张二人的钦佩。美术大师徐悲鸿的夫人、著名书画家廖静文女士在《天水识君结奇缘》文中写道：悲鸿先生在抗战期间，在他的画马的作品中常常题杜甫秦州杂诗之五：“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闻说真龙种，仍残老辅骗。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万没想到，这次在天水，我找到了其出处，有心的冠英先生，不仅将它挖掘出来，而且放大刻制广为传颂，既弘扬了杜甫和悲鸿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有力地宣传了天水，丰富了文化内涵，真是奇缘啊!因我属猪，他俩又将其生肖百刻图之一的《百豚赐福》赠我，说“猪居无求安，土石其邻；食兼生熟，不计粗精；可委身而饲虎，每屈己以循人，资万众之一利，虽九死而如生”的品格好像和我的做人做事有些相似，他们也知道，我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弘扬着悲鸿先生不羡龟鹤遐龄、只系施惠苍生的人格精神。再仔细欣赏，在100个菱形的民间春帖的印石上，百头活泼憨厚的豚类与百个形式不同的福字，相互映照，极具艺术魅力和视觉冲击力。这种在雅俗文化的结合部上做文章的艺术探索的确是难得的，有成效的。
廖静文在文中所言徐悲鸿在画马时常常题画的“杜甫秦州杂诗之五”，是指杜甫在安史之乱爆发5年后的公元759年秋天，他辞去华州司功参军之职，携眷西行到成都，途经秦州——即今日的天水市时曾逗留三个多月，他来的主要目的是看在秦州为官的朋友。其间，他在天水的奇山异水间纵情游览，将个人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寄情于山水之间，共写诗117首。清朝初年，大诗人宋琬在秦州做官时，非常喜欢杜甫的秦州杂诗，于是集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等诸名家书法，请刻工摹刻杜诗嵌于壁上，因为诗妙、字妙，后人便以“二妙”命名。但多年以后，“二妙轩”诗碑石刻拓本真迹已了无踪迹，散失民间。1994年，陈冠英在天水市文联工作期间，市里把筹建诗圣碑林的任务以责任人的形式下达给了他和一位建设部门的负责人身上。于是他不顾腿疾，全方位投入，跑遍了天水的方方面面，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打听到在某县一个老教师家里，珍藏着“二妙轩拓本”，于是他几经周折，细心地做工作，在市有关领导的支持下，经霍松林先生指导，终于使“二妙轩拓本”重见世人。再经过以其为主的有关人员的修补、放大、研究、考释、策划、设计和建设部门的精心施工，如今，在天水市南郭寺北流泉前赫然新建起一座诗碑廊，这就是著名的“二妙轩”。碑廊总长35．6米，高4，36米，为钢筋混凝土仿古建筑。碑廊正中镶嵌着25块镌刻有60余首杜诗的蒙古青石碑，长30．2米，黑底白字，非常醒目。
或许，从历史年限上看，宋琬将二王与老杜硬性的结合起来，多少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味道。但就艺术本身，谁又能说它不是化境的创造呢?这使我不禁想到天水的艺术王牌——麦积山石窟。麦积山始凿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600多年，保存有194个洞窟，荟萃历代的泥塑、石雕造像7200余尊、壁画1000多平方米。同时，我还想到甘谷大像山的那尊高23．3米、腰阔10．4米的巨型佛像。这些，足以说明天水人自古以来就有着艺术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艺术之境，实乃人生之境。
艺术之旅，亦即人生之旅。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哲学。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说，十二生肖是中国人的专利，好多外国都没有，而且生肖使他们感到奇怪。其实，这是一种古老的聪明而方便的记忆方式，当产生抽象的数之前，还是十二进位。或许它的运用能证明生物进化和人类智慧积累的漫长。人和周边的动物共有一个地球，密切之至，有着原始的平等和互为依存的关系，这就是十二生肖告诉给我们的哲学。
丙篇 文化之光
天下奇人奇事有很多，几乎每天都会有新的创造，只是你不一定知道。毫无疑问，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倾其全部心力所追求的生肖篆刻艺术肯定算得上奇人奇事。每当望着那一枚枚充满灵性的生肖刻石时，我都有走进原始森林的感觉，抬头是满天的星斗，低头四周是一群会说话的动物。在此刻，我总要向自己发出疑问：我是谁2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中国民俗大师钟敬文说：生肖之说也是一种传统文化，值得予以探索。
著名作家汪曾祺说：生肖文化是中国所特有，与中华民族的心理感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谁都感兴趣，但谁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最近十几年，许多年轻的国人开始喜欢过洋节，如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像我国传统的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渐渐被人们看淡了。我为此思考了许多。当然，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改革开放后人们对国外的东西接触越来越多，除在经济、科技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外，在文化交流上也越来越频繁。有人把世界上国与国的未来关系用‘‘全球化”来表示，想来是有些道理的。尤其是在当今英语霸权的世界语境里，汉语和与之相应的汉语文化必然面临空前的挑战。诚然，枪炮可以在几天内占领甚至毁灭一个国家、民族，经济也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控制一个国家、民族，但是，在文化上要想改变一个国家、民族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尽管如此，一种强势的文化，或者处于一种潮流的文化要影响一个国家和民族，就不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很显然，“潮流”文化对今日之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就非常巨大。我从来不排斥他民族先进的东西，但我很为国家权力部门以及众多的国人轻视传统文化教育而担忧。我曾经作过调查，在北京的绝大部分中小学如今都不再开设书法课，像过去描红摹字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代之更多的是电脑、英语班。
这真的很无奈。因为，在当下的中国，对传统文化，人们已经自觉不自觉的进入到失语状态。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无意识。比如说，春节人们第一个反映是“今年的春节晚会如何”，中秋节的反应则是“吃月饼”，端午节的反应是“吃粽子”，至于为什么过这个节，几乎一无所知。
生肖的命运更不济。上些岁数的人大体上还可以像先人那样延续纪年，而年轻人只知道到了本命年系根红腰带，在农村还有讲究本命年不许结婚的习俗，除此之外，对生肖一概不知，是纯纯粹粹的集体“肖盲”。
相反，国外的血型论却悄悄在国人中升温。据说，有很多国家，他们在人事安排上是很讲究血型搭配的，有的国家甚至把血型的选择上升到竞选总统上。我相信其中的道理，但我反对教条的运用。这些东西跟我国的相面术、看手相大致相似，可以参考，但不可武断决策。生肖也是如此，人们每每谈此，总爱与算命联系在一起。仅从婚姻而言，不知有多少梦中鸳鸯，在现实生活中活脱脱因为属相不合，而断送了桩桩美好姻缘。民间对此说法很多，如“鸡猴不到头”、“白马犯青牛”、“龙虎斗”等等。
“十二生肖是一种古老的民俗文化现象，是一种内涵深广的文化符号。如果说人类对生肖的最初认识只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意识，是一种原始的简单的图腾崇拜，多少带有盲目性，潜意识，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对鼠、牛、虎、兔等生肖元素的崇拜意识进一步纯化和提高，并逐渐渗进了人们的科学和审美意识：从零散的状态开始过渡为比较固定的十二种元素；从单方面的崇拜变为人类和生肖元素的双项互动，从而使人类对生肖产生极大的兴趣，形成一种特殊的审美观照。”陈冠英、张维萍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生肖篆刻艺术和生肖文化研究中，他们始终把握着“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扬弃精神，并形成了自己一套成熟的生肖文化观，“生肖之说明确记载于汉代，王充在《
论衡》中具体提到生肖一词。在远古时代；生肖即被广泛地用于科学认识领域，并与由来已久的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相对应，与五行学说相联系，与八卦学说相呼应等等，可以说，生肖是中华文化史上最完善的标记时间、空间系统的体系源，也是中华文化史上最神奇的文化现象之一”。
我知道世界上有玄学。我也知道世界上有模糊理论。
我知道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我还知道世界是永远处于运动之中的。
因此，认识世界也应该是运动中的认识。那种对世界一成不变的认识，肯定具有局限性，在一定的时候就会出现谬误。
生肖学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同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交谈中，我始终以一种开放式的思维同他们进行交流，我说，我们的交流既是哲学上的，也是史地、宗教、艺术、社会学等诸方面的。陈冠英说他喜欢这样的交流。
陈冠英对我讲，关于生肖学；他不大赞成学院式的过分考证，因为你要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能认可的结论很难。同时，他更不太赞成把生肖学过分神秘化。当然，在充满科学精神的今天，人类也不应该回到生肖的图腾时代。但是，实践告诉我们，陈冠英、张维萍真诚交友、以心换心、巧妙汇集全国一流名家之智慧，通过他们对生肖及生肖学的重要认识和理论观点，去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创造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这确实不失为一条理想的通道。
猫头鹰不是中国十二生肖之一种。印象中，国外好像有对猫头鹰图腾崇拜的。1998年，我从天水甘谷大像山参加三坛受戒活动回京后，意外收到湖南省佛教协会居士学修委员会主办的《放生养生通讯》(1998年8月6日出版)。在该报第四版刊登一篇标题为《是报复还是嬉戏——望城三中一教师连续六次遭猫头鹰袭击》的文章。文中说，5月12日下午望城三中校园内，发生了一起罕见的飞鸟袭人事件。在长达6个多小时内，一只类似猫头鹰的飞禽，连续6次袭击同一个人，其原因令人迷惑不解。这天下午，学校放假，学生全部离校。一位老教师在校园内的小池塘边垂钓消遣，从下午一时到七时遭到同一飞鸟袭击。这只飞禽袭人的动作和技巧，显得非常机智和成熟，每次攻击，都是乘人不备，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手，从人的身后偷袭，令人防不胜防。得手之后，便在天空一个盘旋，然后落在附近的树上，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任人吆喝吓唬，兀自岿然不动。在6次袭击中，除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是从人的颈项边掠过外，其余4次，都一矢中的，击在人的头部。前三次，因垂钓的老师戴着草帽，不至伤人，虽然在第三次时，居然把草帽抓落在地，但也只是一袭而去，并无搏斗。到后来，因为下雨，老师取去草帽，撑起雨伞，尚未戴帽期间，那狡猾的飞禽瞅住机会，又一次发起攻
击，竟然在老师略微秃顶的头上击个正着，留下了构成正三角形顶点似的3个爪痕。据受袭击的老师讲，从鸟的形体、颜色，特别是尾翎的花纹来看，这是一种个头较小的猫头鹰。由于校园绿化初具规模，近几年来，一群体型不大的猫头鹰种群在这里繁衍生殖。每逢阴天，它们也好在白天飞来飞去活动一番，但袭击人的事却从未发生过。另外，校园附近还居住一种好群攻牲畜的鸟群，不识其名，但毛色却非灰色，因而可以肯定不是它们的恶作剧。猫头鹰何以要连续攻击同一个人呢?这一异常罕见的咄咄怪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人们推测，可能是出于报复，因为两年前，被攻击的老师因医治哮喘病而蒸吃了两只被人射杀的猫头鹰。但这位老师并没有亲手射杀，也没在射杀现场，并且事过两年，猫头鹰又何以能认准他是报复的对象呢?还有一种推测，就是飞禽的嬉戏行为，但从受击者头上的伤痕和时间的持久来看，这嬉戏的玩笑似乎开得有些过火。
不管是哪一种推测，它似乎都在提示人们，人只有和自然界友好地和谐相处，才不会上演人间的尴尬与悲剧。在这里，我有必要提到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天水老乡，一个是著名诗人牛汉，另一位是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
牛汉本不是天水人，原籍山西定襄人。1937年，抗日烽火逼近了定襄，牛汉跟随以教书为生的父亲几经周折来到天水。1943年他离开天水，后去延安未成，遂在西北大学从事学运，1946年被捕入狱。1948年，他来到华北解放区，1949年随华北大学进了北京。1953年调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历史性的又一次走进监狱的大门。多灾多难的经历，给了牛汉一副铮铮铁骨，同时也给了他一副热血心肠。1997年，他在致陈冠英、张维萍的信中说：为二位的刻石题词，半年以来，未敢动笔，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右眼患严重白内障，视力不足0．1，几近全盲——第二个原因是，我真不敢写这个为人类生存作出牺牲与贡献的豚的命题。六十年代初及“文革”后期，我在服劳役期间从事过屠宰的活儿，不下四五十头的豚惨死在我的刀下，而它们都是我以一勺勺的汤水喂养大的，我们相依为命，每一头豚都认识我，爱我，它们的机敏的眼神和灵巧的尾巴，给过我不少的欢悦。因此，我首先应当向豚类请罪，饶恕我这个命运多蹇的人。我如何能舞文弄墨地写这篇愧疚万分的文章呢?这第二个原因才是我无力提笔的主要的难点。这文章我今生今世也羞于下笔了。请予谅解。天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父亲和两个弟弟的遗骨都埋在陇山之巅了，而我第一首诗也是在李广故里的山上完成的，为此我更加惭愧。我感激天水那片古老而又神圣的土地。我深信，十二生肖刻石的这种意境只能产生于伏羲画卦的地方。
同样，雷达在“五七”干校期间的惊人一幕着实地触动了他这个肖羊之人，并引发了他的《尔羊来思》：那一年，“五七”干校过节宰羊，屠者无能，或太富“羊性”，杀了一半就胆怯了，结果脖子上带着刀的羊逃逸了，一路滴血而奔，目光中满含惊惶、哀怨、失神，听说它后来死在半途上，血尽而亡。当时我真有掩面而泣的冲动，为物竞天择的无情，为生命的短暂飘忽，也为弱者的无奈而泣。当然，这终不过是君子远庖厨也之类，一旦吃起羊肉来，我早忘了自己的悲悯，且凶狠无比。我想，人类爱羊，又不得不杀羊，心里其实是很矛盾的，面对生态与道德的悖论，贡献与牺牲的必然，便对羊深荷歉疚，于是才在无数建筑和器物上刻画着羊的庄严神圣的形象吧?因为属羊，我有时会冒出很怪的念头，比如暗忖自己哪些地方像羊，平生的性格运命与羊有没有干系之类。再看周围的熟人，比照他们的面貌神气与他们的属相，有时候还真能叫人会心一笑。现代都市人离狩猎文明、农耕文明愈来愈远了，但人们还能牢牢记住自己的属相，也真是一个奇迹。倘若只是远古风俗的残留，恐怕不会留得这么顽固。莫非在属相与生存、生肖与生命之间，真有什么割不断的深刻的文化血缘吗?印度有一首古歌唱道：“部分脱离整体只是梦幻，万物与汝共一灵魂”，似可给我们一点暗示，我们以为离了动物世界，现代得不能再现代了。其实，不管人类怎样智慧而尊贵，却无法摆脱宇宙生物圈中动物之一员的身份。意识到自己高等动物的优越是必要的，但时时记住自己终归还是动物也未必是坏事。人有时还真该到动物这面镜子里照照自己。
我在关于散文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曾说，在当下无数的人大喊散文需要创新、散文必须革命的口号声中，一个真正有胆识的作家，需要的往往不是创新，而是坚守再坚守，甚至是回归。实践证明，一切发展、裂变的新事物，并不一定代表着先进性和科学性。可以想见，当人的大脑可以制作出电脑时，为什么人得高血压、冠心病、精神病的积数却与日俱增呢?而相对于人的低级动物们却很少发生。相反，由于过分地砍伐树木植被，使江河湖海遭到很大程度的人为破坏、污染，从而影响了许多生物间的发展平衡。据有关资料表明，全世界每年都会有一定的生物物种被灭绝。
陈冠英告诉我说，经过他多年的了解，到目前世界上发行过生肖邮票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90个，这足以说明中国的生肖文化已然走向世界。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国家不是像中国用十二生肖纪年，而是按天文学中的十二星座，即魔羯、宝瓶、双鱼、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缅甸既不按年，也不按月，而是按周，以7种兽类轮序；印度则和中国大体相同，只是将虎变成了狮，鸡变成了金翅鸟，但次序一样，据说这些动物都是印度人崇拜的十二位神将的坐骑；越南也是十二生肖，但没有兔，以猫取代；日本和中国一样，似乎可以认定是中国东渡过去的。在这里，我不能轻易地就表明我们中国的十二生肖多么富于创造、富于神奇。对于人类来说，我们毕竟是其中的一分子。生肖是人类的选择，人类选择了生肖，必然会形成一种或多种形态的生肖文化。在古老的生肖文化面前，不论今天我们的人脑多么发达，但总感觉还很年轻，。但我们深信，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历史，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时代，生肖邮票风靡全球的现象，正是这种传播热潮的生动体现。
我非常赞同文艺理论家、著名篆刻家唐醉石之子唐达成先生对生肖文化的认识，可惜他如今已不在人世了。唐达成先生说，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四分之三以上的群众至今尚生活在农村，以耕植稻麦粟黍为生。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小农的耕作方式，水是赖以生存和庄稼丰歉的命脉所在，无论旱涝都与水有关，都要求对水的控制。但小农经济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仍“靠天吃饭”，尚无力控制自然。久远以来，人们就往往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呵护上，龙，正是与水密切相关的神灵之一。贵为天子的帝王是龙之子，明清之际，在开耕时，都要由天子亲自出面，在北京“先农坛”祭祀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以保丰年。即使是龙之子的祈求也往往是没什么保证的。尤其是国土辽阔，焉能处处风调雨顺。大旱之时，农民往往向龙王求雨，或将龙王抬出游行，甚至将龙王爷放在毒日下暴晒，以为龙王爷自己亲历了旱渴之苦，就能沛然而雨了。民谚有“虎从风，龙从雨”之说，大约也根由于此。而当喜庆丰收之时，便又将得水之利的丰收归功于龙王，载歌载舞，龙灯龙船龙舞由之而生。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一定的观念形态，时代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广大农村，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仍然还占着主导地位，对于水的依赖与对龙的眷恋，便代代相沿地流传下来了。既然我们至今仍然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仍占绝大部分，人们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不亦相宜乎。龙的天命的神秘面纱已被剥去，那么“龙”作为东方特有的，代表吉祥、尊贵、欢庆的吉祥物和民族象征保留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更何况，如今国势日盛，沉睡已久的东方巨龙，早该是“骑元气，游太空”，昂然腾飞的时候了。
唐达成属龙，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皆属马，“龙马精神”既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是生肖文化中不可或缺、非常灿烂的一部分。这也正是陈冠英们乐此不疲所追求弘扬的力量所在。T篇生肖之魂
世界上没有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的。每当向人提起家乡的那一片热土，人们都会讲述出许多动人的故事。这故事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千百年来，它总是如奔腾的小溪那样欢快地在人们心头流淌。
陈冠英、张维萍之所以能选择以生肖篆刻这种艺术形式来体现他们的人生追求，除了他们本人从小对诗、书、画等艺术的爱好，以及他们长大后专门从事这方面的专业创作外，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丰富而悠久的天水地方文化对他们的思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
天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古丝绸之路东段上的一个重镇。天水之名，因西汉“天河注水”的传说而得名，古称上邦、成纪、秦州。据《
水经注》记载：“上邦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风雨随之，故汉武帝改为天水郡。”天水古属雍州，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相传人类始祖伏羲就诞生在这里。伏羲作为“三皇”之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伏羲创立和倡导的古文明，特别是八卦学说，由当时的成纪(今天水)沿渭水渐至黄河流域，向东扩至关中，继而影响到中原及华北、东南，逐步形成了影响整个以炎黄部落为核心的华夏民族重要文化构成。同时，因伏羲“人身蛇首”而崇奉的蛇图腾，也由西北黄土高原蔓延神州大地，进而演变为龙图腾，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1992年8月13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天水视察时曾亲笔为天水题词——“羲皇故里”。
今天，但凡到天水旅游的人，除去闻名遐迩的我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外，恐怕就要去与伏羲传说有关的伏羲庙、卦台山和秦安大地湾遗址了。伏羲庙是一座元代始建、明代重修的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庙。卦台山在距市区17公里的三阳川，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所在地。据陈冠英说，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张中国的无字天书，后经破译，竟然是一幅《十二生肖过河图》，这张图如果以卦台山为圆心，以到敦煌为半径，其圆周正好把整个中国圈起来，其中由卦台山到敦煌的半径与卦台山到台湾的距离正好相等。这一切是巧合也好，是天意也罢，无可争辩的是它将成为人们研究伏羲文化的一个充满知识性、趣味性的一个亮点。大地湾遗址，是距今7800—4800年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古村落遗址。现已出土8000多件各类文物及中国最早的原始地画，还有最早的原始宫殿遗址和“水泥”地面大厅等。
在天水，人们常说的是五大文化，即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秦文化、石窟文化和三国文化。我觉得，对陈冠英、张维萍生肖篆刻艺术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伏羲文化和石窟文化。陈张二人表示认同，但他们在试图弘扬生肖文化以带动伏羲文化的同时，他们一直有个遗憾，那就是在创造麦积山、大象山石窟的艺术之乡，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大师级的美术家和雕塑家。
伏羲文化是属于天水的，更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我在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聊天时，我曾提出：“伏羲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人，他可能是一个部落，也可能是原始人的一种图腾。包括八卦的创造，也不一定是某个人的创造，可能是几个人，或者经过几代人、几十代人、上百代人不断发展、完善、创造出来的。”陈冠英听罢，说，你的观点我基本同意，我和维萍长期致力于搞生肖篆刻艺术，其目的并不是要考证出伏羲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其他什么，而是要通过生肖艺术，去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重铸民族精神做出自己的贡献。换句话说，现在如果单纯地去搞伏羲文化，其意义就
不是很大，那只能陷入玄学，走进死胡同。
生肖之魂是艺术之魂，更是文化之魂。只有把地域文化置于中华文明史的大范围去看待，去审视，才不失其全面；只有把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当代两个文明建设紧紧相连并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形成群体意识，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做到与时代同步，与人们同心，才不失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只有重视现代文明的建立和扩展，不能只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而忽视了与现代科学的接轨，尤其要注意探讨现代化的研究方式，才不失务实的科学精神；只有从自己从事的专业出发，探索掌握先进文化的闪光点，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不断地创造出具有创新意识、风格独特的艺术精品，才不失社会的理解、支持，人们的信任、尊重。
这段文字的表述不是我说的，它是陈冠英于2001年8月28日出席“全国第11届历史文化名城文联主席联谊会”发言时的一段表述。这次发言的题目为《继奇光之往 开异彩之来》。说起这个题目，陈冠英告诉我，这可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我国著名学者、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1997年在天水考察后为陈冠英、张维萍夫妇题的词。这十个字，恰到好处地对天水历史文化，对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艺术追求进行了概括的总结和对未来的追求目标指明了方向。陈冠英、张维萍一直把其视为自己从事生肖篆刻艺术的金玉良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他们所参悟的生肖之魂。
关于对文怀沙身份的表述，用著名学者、楚辞专家称谓，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而在我看来，即使称他为国学大师也不为过。因为这位九旬老人一生所涉猎的文化艺术门类太广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阴阳八卦、风土人情，甚至习武养生几乎无所不能。去年九十月间，文先生到我所供职单位所在地——北京沙滩一座大楼里找何首巫先生。他误走三楼，因不慎被一铜制的隔板绊了一个趔趄。当时我正从他旁边擦肩而过，见状赶忙搀扶，岂料他站起身来，拍打了几下袖口，竟然没有任何伤害。我当时心里说“这老头神了”。
文怀沙先生在1994年出席《钟灵、谢逢松、祖绍先书画联展》时，因他与三画家都属鸡，为助兴，曾口占一首打油诗：“今年偷鸡说鸡好，明年摸狗说狗妙。想必后年猪走运，看它眉目多俊俏。十二生肖竞风流，哭不出来只好笑。”这一年，距其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相识还有三年。如果他们早就此相识，我想一向爱风趣幽默的怀沙先生是不会写出此诗的。1997年，当文怀沙先生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结识后不久，他很快改变了过去对生肖的看法。他在为《陈冠英张维萍生肖篆刻艺术》一书所写的序文《十二生肖竞风流》中说：“十二生肖竟风流”，并非新创，实属旧构。我国年复一年新闻媒体趁辞旧迎新之际，大肆吹捧生肖，极尽谄媚之能事，真令人哭笑不得。有感于时风日趋鄙俗浅薄，我曾发表过一首讽刺诗，其中一句即为“十二生肖竞风流”，言外之意是说弄潮儿实在善于迎合，什么年就说什么好，狗也好，猪也好，还不如总体一句话——十二生肖一个比一个好。“竞风流”沦为反语，它所要表达的不过是我当时对于生肖之说，不愿苟同的态度。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重性的，我的激愤使我观察问题难免浮泛。1997年8月，我有幸到天水，结识冠英、维萍，并得以一睹他们竟16年之功，精心制作的1200方十二生肖印，惊叹之余，态度便不能不因之改变了。陈张二君治印有阴阳两类，其中阳印60，阴印40，阴阳之比恰合黄金分割之律。细思二君所为，窃以为有两点不容忽视。一是主动“出位”。印之制作，应有专业要求，常言所谓“规矩”是也。规矩乃专业创制的前提，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过，此仅为事理的一个侧面。我们必须看到，艺术死于拘束而诞生于自由，故古之良工作手，既重视规矩，又力倡出位，于超越变化中萌发生机。陈冠英、张维萍之成功，端赖他俩不违篆刻之规矩，又能大胆跳出，或文人雅趣与民间兴味结合；或反客为主，图重文轻。治印如画、如乐，现代意识与古旧传统融会，往往于创意中见慧心。二是深远的寄寓。制作肖印，对于冠英、维萍而言，显然并非纯技巧性的营求，而首先要传达出一种浓郁的文化意味，生肖观念形成较早，文化积淀也很深厚，它滥觞于先民的动物图腾崇拜。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极具特色的一种文化符号。这种符号又封存在隐秘的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它生动活泼地作用于我们民族的文化生活。冠英夫妇对于这种文化的理解和表现，着重体现在对生肖组合上的平等原则下的“和合”精神，以及对每一种生肖身上所附着的良性人格内涵的发扬光大上。
读罢文怀沙先生的序，我从其字里行间不仅能感受到老先生的谦逊和宽广的胸怀，而且透过他对生肖的理解以及对陈冠英夫妇生肖篆刻艺术的阐释，使我对生肖之魂的认识豁然开朗起来。
生肖文化，源远流长。
文化生肖，方兴未艾。
2001年，陈冠英夫妇的书画作品和部分生肖篆刻艺术精品参加在法国举行的中国文化年文化交流。在展览会上，他们的生肖篆刻作品曾一度引起轰动，特别是吸引了众多的海外华人。据说，他们仅有的两幅印有百方生肖印刻的作品有人以10000法郎收买。这种现象证明华人及海外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也印证了世人对生肖篆刻艺术的认同与尊重。
其实，早在1992年，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生肖篆刻作品和他们的国画就已走出国门，而且落户到韩国总统金泳三和前总理张泽相的女儿张炳惠家里。据我国驻韩国大使馆前参赞陈池先生著文《弘扬祖国传统文化 增进中韩友谊》文中所述：
中国与朝鲜半岛(二战后分裂为朝鲜、韩国两个国家)一衣带水，“朝发而夕至”，“鸡犬之声相闻”。古朝鲜在创造自己的文字以前，长期使用汉字，先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作为标记朝鲜语的标音文字，后来汉字不仅成为朝鲜的通用文字，而且作为官方文件的正式书写文字。公元1443年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主持创造了《训民正音》，1446年正式颁行，后几经修改发展成现代的朝鲜语。汉字传人朝鲜约在周武王伐纣灭商，箕子东奔朝鲜半岛之时(公元前1066年左右)。汉字的传人带动了汉文化的传播，使汉字、汉文化成为朝鲜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朝鲜人的姓名都有特定的汉字，语言中有许多汉字词和汉语成语，书报刊物和官方文件中仍有许多词语直接用汉字表达。随着汉字进入朝鲜，中国书法、绘画(含纸墨笔砚)和天文历法等也相应进入朝鲜。因此，在朝鲜半岛，历来有崇尚中国书画等艺术的传统。1992年，中韩建交后，使两国文化交流的机会日益增多。就在这一年，陈冠英夫妇通过韩国前总理张泽相的女儿张炳惠博士将一幅生肖百刻图赠送给金泳三总统。据张博士说，金泳三总统收到这幅图后，摊在桌上看得非常仔细，啧啧称奇，喜出望外，称其构思融合中国传统写意画与民间绘画的表现技法，造型简练质朴，情态生动，镌刻布局奇肆林茂，单刀直下，劲辣有力。另外，陈冠英夫妇还送了一幅《蛙荷图》给张炳惠博士。画是张维萍女士所作，词是陈冠英先生所题。凡到张博士家拜访的客人大都被这幅书画所吸引，总要站在画前欣赏很长时间。我去她家的次数不多，有时也会碰到客人称赞此书画的感人场面。有一次韩国大书画家李赫中先生看了《蛙荷图》说，画的笔墨秀润峭利，景物清隽生动，工笔写意俱佳，色彩鲜明热烈；书法用笔丰腴跌宕，雄健有力，学自名家，胜似名家。书画都有独创的风格，巧妙结合，称得起现代艺术的精品。
文章至此，按常规我该本能地对陈冠英、张维萍夫妇再拔高地渲染一番。可是，我的眼眶却湿润了，我想到了甘谷县城那条凸凹不平的巷子。巷子很长，足有五六十米，在尽头有一所破旧的居民小院。小院左侧的四间刀背形土坯房便是1992年陈冠英、张维萍离开甘谷前的住所，也是他们风雨人生16年致力于生肖篆刻艺术的工作室。这里，给陈冠英一家人留下的记忆太多了。采访陈冠英夫妇那天，我特意提出到他们甘谷老家去看一看。当汽车停在巷子口时，不知为什么，陈冠英对张维萍和他们的子女说，你们带着一起看吧，我就不去了。当时，面对上了锁的屋门，隔着不大的玻璃往里望，里边漆黑一片，给人的感觉是满目萧条。回过头来看，好在院里还生长着几棵茂密的石榴树。陈冠英的女儿说，这树是我们家种的，具体多少年，我也说不清了。我问这石榴是酸的还是甜的，陈冠英的女儿说，你等着，我摘下几个你尝尝不就知道了。说着，她用棍子使劲儿地给我去往下打。我连忙说，不必，不必，我只是说说。可是，在说话的瞬间，几枝石榴已然落地。瞅着尚挂在枝叶间的石榴，我对张维萍说，这石榴既是您和冠英老师收获的象征，也是历史的见证啊!这时，陈冠英的儿子走到门前的一块石头边说，那算不得什么，这石头才是见证呢!十几年前，我们兄妹三人没少在这块石头上给爸爸妈妈磨印石。每次锯石、磨石，都要留下数筐石粉。由于家里经济不宽余，每当有敬重爸爸的朋友请他吃饭时，他准会说，饭就不吃了，干脆将请我吃饭的钱省下来，给我买点石头，这对我是最大的人情了。
从陈家旧居出来，再见到陈冠英时，我似乎已经能读懂他为什么不进去的原因了。但我在此又不能用笨拙的语言去表述出来。我记得陈冠英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建起一座中国十二生肖博物馆。当然，还包括能在某所大学里，开设生肖学这门俗雅并重的中国文化课。这一切都需要钱，甚至还需要很多钱以外的东西。那么，钱以外的东西会是些什么呢?恕我无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