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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八十年代”都不再是新鲜的概念，当读者的兴趣在一惊一乍的炒作刺激下渐趋麻木，那些七十年代中被膨胀的媒体泡沫淹没踪影的作家，才开始显露他们在平静中积蓄的力量。同样是七十年代，同样关注女性，杨怡芬的写作并不依靠有限分泌的个人肉体经验——并非那样就不好，至少不应成为小说家认识自己和世界的唯一途径，否则，容易暴露易衰的面孔和想像力。必须像口技者，在一个人的胸腔里汇聚众多他者的声音，小说家才能真正完成他的尘世观察和表达。
       《金地》中的香秧在弄堂里躲躲藏藏地贩虾为生，为了让儿子在金子铺地的城市里谋得一角安身立命之处，她含辛茹苦，奔波辗转。当“懂事”的儿子终于自食其力，用的却是香秧无法设想的方式，比去偷去抢更严重地伤害了香秧。《珠片》描写的是似乎闲适的都市女性，平稳的感情状态和生活节奏……作者以经过克制的冷静叙述口吻与之对称。当最重要的幕后内容曝光，生活的釉彩突然剥落，露出粗糙而灰暗的基面。
       一个是母亲，为了儿子终日劳苦，实实在在地出卖体力；一个是妻子，为了丈夫平步青云而剑走偏锋，出卖智力操纵下的身体，进行性贿赂。为了至亲至爱的男人，女人做出倾力而又习以为常的牺牲——惯于牺牲的人能够得到暗中期许的福报吗?中国女性大都怀有这种让自己也无能为力的母性与柔情。自己的痛苦和自己所爱的人的痛苦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显然后者更难于忍耐。杨怡芬的小说呈现了她们被耗损的过程。
       每当谈及这类女性，悲悯之外，我们似乎想暗示她们其实可以有着另外的选择，不必始终深怀谦卑的希望，把自己作为肥料将所爱的人供养。我不想说她们无私，也许并非简单的谋利关系，但她们所供养着的人，的确决定着她们自己的幸福可能。即使完全不舍功用目的，我也不觉得需要歌颂，因为爱，使奉献和牺牲都是谈不到的，不过自愿，或者无奈而已。即使这么说，我还是得承认，从杨怡芬的对日常乃至家常的细节深入中，我看到女性暖人的温情、坚忍的承受力，以及，她们尚未逃脱宿命的持久的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