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为，县城后面2里外的芝山，也应算是县城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为我们的生命在山上留下的痕迹，可能比在城里留下的更有意味。
许多年以来，我只注意到在芝山上出现得最多的第一种人——年轻得令人嫉妒所以有必要遮遮掩掩的恋人，他们不少是师范、卫校甚至几所中学的学生。他们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在芝山灰绿或墨绿的色块上极为显眼，如同一簇’簇的花，远望是一朵，近看成两朵。他们隐身在灌木丛里，或在山后通往采石场火葬场的红泥路上蹀躞着，初夏的风一吹，花香和爱情的味道使人微熏。在我还是少年时，他们是我羡慕的对象，18岁以后，他们是我模仿的对象，28岁以后，他们成了我怀念的对象。忽然就发现，那些在芝山恋爱的人，年龄居然会小到那个程度，脸蛋会红得那样含义复杂，他们有时简直不是在躲避，而是忘乎所以地炫耀，炫耀年轻以及和年轻有关的羞涩。
我习惯于拿芝山的恋人和城区的恋人作比较，一开始总以为是风格的差异，后来顿悟到了，山上的大多是非公开的初恋，所以那么神秘那么表情生动，城区的爱情只是它的延续，像河流的中下游，稳定，因此也缺少浪花。
那些叫做初恋的花，不分季节在山坡上开着，一茬一茬。我的视觉和心力开始疲劳后，另一拨人成为了注意力的中心。
其实在二十四五岁时，我就注意到芝山更多的时间是属于老人的，我指的还不是那些清晨在山麓的广场和露天舞厅锻炼身体的人。此后的许多年里，我每次去芝山都会碰到一些熟悉的面孔，他们和那些开在山坡上的花不同，花开花谢都是很短暂的周期，我们很少在不同的年份在山上碰到同一对恋人；老人的群落却相对固定着，每次去都能遇上那些人。不同的只是，脸上的年轮在加深；或者，恍惚觉得少了某张面孔，一打听，回答只是一阵悠长的感叹，这时就知道山后的公墓里又添了一块石碑。
在县城的报社工作时，曾采访过一位玩根雕的退休工人，住在芝山脚下，早晨和傍晚都在芝山的各个角落转悠，荷着锄，佝着背，专注于一些令人不解的发现和惊喜。他说，春天的晚上，听到雷声和暴雨，就会激动得睡不好觉，第二天起床，果然就能捡到一些被雨水冲出的老树蔸。他的屋子和院落摆满了他的作品，然而在我看来，最美的作品还是黄昏的山坳里一个沉醉一念的身影，这应当算是岁月在一个平凡人身上创作的作品了。我曾带着女朋友去拜访这个老人，我想一个老人的沉醉会在一对年轻人的爱情里添加许多接近永恒的东西。
两个守山老人几乎是每次去芝山都能遇见的，他们拄着杖在茅草丛里工作。对他们而言，围着一座山走路就是工作。累了就坐到山脚烈士塔最低的一级台阶上抽烟聊天。从他们的口中我记起了一个有着春天气息的名字——芝山公园。他们是芝山公园的留守者，虽然早在我记事起公园就名存实亡了，没有供观赏的动物，连园也没有了，职工却保留了两个，留在山上防火防盗。没落的身世使他们带有先天的心理不平衡。他们惯于用温和的埋怨口吻和陌生人攀谈，埋怨每个月工资只有150元连抽条好烟都不够，埋怨没有手机对讲机，因此常常报警不及烧了一两亩好树。甚至，连那些开在山坡上的花他们也埋怨。他们说，以前只有一些年轻人来芝山，动作也还看得过眼；现在中年人好像更多了，一看就不正经，动作跟黄色录像一模一样。他们说着说着就咳嗽起来，像两个偷吃了蜂蜜的大孩子。
守山老人的烦恼真是令人羡慕的烦恼，更令我羡慕的是他们诉说烦恼的神态，如同火剔除了燃烧，香烟不含尼古丁。我认为他们肯定比那些退休金超过1500元、有手机、坚持来芝山跑步、看上去没有烦恼的老人更健康长寿。
对我而言，芝山更恒久的主人是一个父亲和他患有精神病的儿子。我很小的时候就在山上见过他们，我相信县城里的每个人也都见过他们。只是，他们从不在我们的话语中出现，类似于潜意识的存在，一说起来每个人都会哦哦哦地点头。最初，儿子只有我那么高，父子之间的落差很大，后来这个距离一年年地减少。这期间我从初中生变成高中生、师专生，变成芝山上的一朵花，变成中学老师、县报记者、地区报社的记者和省城的记者，变成某个小姐的先生，最后又变成某个更小的小姐的爸爸。而我的这些变化在那个儿子身上没有发生，他除了身材变得和父亲一样高大之外，基本上和许多年前一样。永远被父亲牵着手，永远坐在芝山的石级上默默地晒太阳。细微的变化在于，很早以前他的双脚被铁镣约束着，因为他常袭击路人。现在脚镣没有了，他和父亲一样，安静地吸着烟安静地延续着生命
每次到芝山我都会遇见他们，这对父子，他们的家好像不在城区而在芝山上，他们已成为芝山的一部分。令我暗自诧异的是，这个父亲的行为并不会使人联想到传媒的惯用词汇——爱心。你如果要他对着镜头解释自己的行为肯定一点也不会煽情，甚至，他的粗俗会令你大跌眼镜。他一点也不符合我们对爱心的想象。然而他就是这样耗费自己的人生看护着无望的儿子，不令人感动，而且，也并不需要任何人感动。最近一次回县城在芝山看到他们时，发现那个父亲已两鬓花白了。我在心里想，当这位父亲像许多曾经在芝山晒太阳的老人那样最终消失了，这个一辈子只有儿子身份的人还能在芝山出现吗?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许多年后，当我这个每次回家都要去芝山走走的人，也彻底 在芝山的视界里消逝时，是否会有人记住和怀想这个如此钟情于芝山的身影?我答不出来，关于芝山，我并不是每个问题都答得出来。在芝山上，所有的人物和事情都是流动和有限的，只有芝山本身会无限存在，并记住所有过去和将来的事。
解放街的天
对不起，每次听人唱“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我的耳朵都会擅自把它改成“解放街的天”，接下来怎么唱，我的耳朵还没想好。接下来，我的眼睛只花了一秒钟就游回了1983年，接下来解放街的天出现了，它大部分时间应该是晴朗的，但总被万国旗般的被单、花花绿绿的外套、内衣等杂物遮挡着，我有些说不清它的颜色。
1984年以前，我住在鄱阳镇的士湖边，而我就读的波阳一中远在三四里外的东湖畔，连接这两片千年古水的是一条同样古老的解放街。解放街的年龄到底有多大我不怎么清楚，街道的格局和铅山河口镇的明清一条街可有一比，几步就是一栋雕花的青瓦带矮阁楼的木板房，歪着身子强打精神注视着石板路上模样古怪的现代人古怪地忙碌着。我就是使木板楼诧异的人之一。1983年和 1984年的大部分日子，我每天都要在解放街上走两个来回。我时而比老人还悠闲，时而像尾巴着了火的牛；目光时而像拖把在两侧店铺的墙壁上免费为人家清理灰尘，时而像电筒那样毫无意义地射向白昼的天空。总之，它不会降落在地面上。
走在解放街的天空下，我的眼睛、耳朵和鼻子被布店、收购站、打着老军医幌子的私人诊所、丁丁当当的打铁铺、幽暗的中药店等信息激活，思维比在课堂上要丰富100倍。那时我常因无话可说作文写不到300字，但我在解放街上的胡思乱想，如用文字记录下来，每天至少在1万字以上。这些文字的内容主要是对每天在学校发生的真实事件进行改写。例如，四只眼的数学老师抓我和另3名学生同时演板，结果只有我一人算不出来被扣留在黑板下示众，对此我会想象出经过一番苦读，下次演板只有我一人胜出其余三人被罚站的报复性场面；再比如，体育课考引体向上我才做到第3个便丑态百出僵在单杠下引得众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围观哂笑，这个灾难性事件到了解放街就有了新的版本：我晚上做梦受了轻功大师鼓上蚤时迁的真传，下次做引体向上一口气突破 300个被全体同学崇拜得亢奋过度缺氧头晕。这样的创作使我像阿Q一样身心愉快，走起路来从不感到单调疲倦，相反，有时创作还未完成就到了家门口，我会因此遗憾不已。
我成人以后很少坐公交车而爱好步行，一边散步一边在脑子里对真实的生活进行延伸和改写。我怀疑这是解放街留给我的礼物。
我这个臆想中的巨人很快遭到了现实严峻的挑战。有天放学和我初中时最好的朋友潘朝晖一起路过解放街，听见身边有人用跑调的鼻音哼唱一首当时听来挺下流的流行歌曲，我忍不住用同样的鼻音向潘朝晖表示我对这种声音感到好笑，接下来的事情完全超出了一个初一学生的理解能力。那个声音的制造者，一个理光头披绿军大衣的青年冲过来，什么也不说，抬腿就是一脚。接着，他想起了什么似的(可能是想起了《少林寺》)，跳起来凌空一个侧踹。他太追求动作的观赏效果，加上我本能的一躲，漂亮的一脚只踢痛了空气和他自己的虚荣，他火冒三丈准备再起脚，我在围观的一个好心人的提 醒下，调头就跑。我感到他和一个同伴在后面追，跑了十几米远，前面又冲出两个人拦截我。他执意完成了挽回面子的一脚，才在同伙的簇拥下扬长而去。
这件事对我身体的伤害是极小的，我的腰挨了并不准确的一踹，被踢伤的是我的心。当然还有潘朝晖的心，他为未能挺身而出而蔑视自己。我不敢把此事告诉父母，当即和潘朝晖商定，以后每天下午放学，先不回家，去河边练功夫。和解放街平行的昌江边上，常年堆满了从河里淘来的沙子。我们从解放街中段拐出来，照着当时热播的评书《
隋唐演义》和《武林》等杂志介绍的办法，在沙堆里练功。用食指和中指插沙地，用手掌剁砖头，从沙堆上跳下来练腿功。后来还在两人之间进行对抗性训练。我每次出手都把潘朝晖想象成了报仇的对象，因此力量很大；潘朝晖由于缺乏切肤之痛的仇恨，潜能挖不出来，占下风的机会就多些，有时鼻孔还出点血。挨的次数多了他的脸上就有些挂不住了，以致不止一次差点真打起来。
解放街上空的阴云仍在阳光下游弋，不时有低年级学生莫名其妙地被打。练了一段时间的功夫，我觉得拳头有些分量了，走路上底气足了不少。那伙围殴过我的罗汉，不时骑车到一中去转悠，披着军大衣在双杠附近伺机滋事。他们可能已忘记了我，而我一看到那个光头心就会怦怦狂跳起来。我真想上去给他迎面一拳，但我知道，凭我当时的实力，离报仇还有很远的一段路要走，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没人敢上前惹他们。万丈豪情到了关键时刻突然瓦解了，我不仅没有上前，还怕被他们认出来而故意绕道走得远远的。
但我的仇恨并没有因此消失，它潜伏在血管里使我的拳头极易激动。由于家教甚严，我从小是个很少打架的孩子。我初中打的惟一一场架就发生在那段日子。我的前桌课间休息时老用后腰挤我的课桌，我说他他不听，以为我开玩笑，然后我苦练了多时的武功从我的体内呼地窜了出来。我对着他胸前推了一掌，他也立即来揪我的衣领予以还击。几个回合之后，我懊丧极了，我发现真正打架时是无法按照平常练的招数去打的，头脑一热之后完全是一通没有章法的王八拳，两个人脸上都出现了淤紫的伤痕，我没有占明显的优势。也就是说我的武功白练了。
我不再和潘朝晖去河边练功了，只是在解放街和校园里小心地躲避那些罗汉。1984年全国“严打”，县城里横行数年的大小罗汉被杀的杀，关的关，学校也常组织我们去参加宣判会。在“五一”广场召开的大型宣判会上，我看到了我的复仇对象，并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名字。他是个流氓团伙的小头目，因聚众打群架被判了8年。我当时的心情很奇特，又高兴又失落。我当时正读初二，我算了算，等他放出来，我早巳考上大学离开了鄱阳。这意味着我不再有机会向这个踹了我一脚的人索要回尊严。
我在解放街上的行走又恢复到了从前的状态，继续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做着幻想中的巨人。有一天潘朝晖很沉重地对我说：我们不能再虚度光阴了，我妈说了，将来考不上大学，就只好去河边推大板车运沙了。他的表情和话语镇住了我。我们都怕以后去推大板车，不是怕苦，怕被同学看到不好意思。我在解放街的天空上漂浮的幻想变得具体起来：如何把英语考及格，如何把作文写到600字……一年后，我和潘朝晖双双以全班前3名的好成绩免试进入重点高中。
那是我学生时代最辉煌的顶点。
向上生长的糖
如果饿是60年代出生的孩子童年的关键词，我们这拨孩子的关键词则是糖，和我同龄的1970年出生的女作家棉棉赖以成名的长篇小说名字就叫《糖》。我没读过这本书，不知它和糖到底有多大关系。但我能感受到糖这个词对棉棉的诱惑，这是现在的小孩难以想象的。
在比我们大一轮的孩子从饿的阴影里挣扎出来后，糖开始在我们的仰望中闪烁其词。它们隐身在大人神秘的口袋、上了锁的抽屉的一角，因珍藏过久而变得潮湿黏滑，只在喜庆和大人出差归来时偶露峥嵘。那时糖的品种也少得可怜，除了水果糖和花生糖，就只有驱蛔虫用的宝塔糖(不过称它为药也许更准确)，剩下的是民间流行的冰糖、麦芽糖、产妇才能吃到的红砂糖。它们和我们的嘴巴总是隔着一行口水的距离。
我总是盼着跟大人去年轻阿姨的单人宿舍作客，因为她们最擅长的游戏便是从抽屉里的花手帕里变出两三颗水果糖，在到达我的嘴巴之前要在她的手掌里暂停片刻，直到我犹豫着喊出阿姨好。对糖的观察使我记住了轻握着它的手掌：光泽丰润并布满好看的红晕。这个印象影响到了许多年后我对女性的选择。挑着麦蚜糖换牙膏皮的小贩是我们又盼望又痛恨的人，他们用小锤敲打割刀的脆响魔法一般收走了我家里的旧雨靴、破脸盆和尚未挤尽的牙膏，而他们用吓唬蚊子般的力气敲割下的一丁点糖块似乎比黄金还贵，它非但没有缓解我对糖的饥饿感，反倒把饥饿养得又肥又壮。外婆是世上最疼我的人，这是在她将一块藏在餐橱里的冰糖偷偷塞到我嘴里时形成的判断。比我大5岁的表姐迄今仍对一个黑镜头耿耿于怀：我像海狮顶球一样含着一块快要超出口腔容量的冰糖从厨房表情诡秘地出来，又想留意地面又怕融化的糖汁从嘴角溢出，模样因此滑稽至极。
更多的时候，我们连糖的影子也看不到，不知道当时全国糖的产量有多少，反正我们获得糖不比现在有些人获得白粉容易多少，而上瘾的程度也许是接近的。由于有几年在乡下生活的经历，我有机会沿着植物的根茎寻找到糖的源头。
偷瓜、偷桃、偷枣、偷甘蔗一度成了儿童文学的流行元素。在我外婆的老家，还有两种能提供糖的植物。我对田埂的亲切感也许就源自一个暖洋洋的记忆：我们趴在秋日 (也许是冬天)铺满柔草的田埂上，像排雷兵那样匍匐前进，寻找一种根部小拇指大小、状如萝卜的植物(没有人知道它的学名)。它们有绿条纹的叶片摇曳在地表的微风中，我们即使隔着一米也能一眼把它们从别的植物中区分出来，然后掏出削笔刀小心地挖出根部，皮是黑褐色的，肉却饱满白嫩，咬起来又甜又脆。这是躲在地底的糖。天空中的糖也逃不过我们的舌头，它悬挂在冬日枞树细如针丝的发梢，状如露珠，色如松脂，不知道是枞枝的分泌物，还是蜜蜂或其他昆虫的粪便，扯下来放到唇边一抹，比糖还甜，只是有些枞枝的青涩味，麻舌头。
10岁左右时，我开始自己种植糖。一开始是西瓜，但瓜秧不容易伺候，由于裸露在平地上，还常被人连根拔掉。后来又改种桃，春季的雨天到人家桃树下的腐土中去找发了芽的桃核，呵护备至地移植到自家屋后，每天浇水，却不怎么见长。后来有人告诉我，要想吃到这棵树上长出的、桃，你起码得熬到小学毕业了。
我读小学三年级时终于找到了快速到达糖的路径——芦秫。芦秫可能是高梁在江 南的变种，形似甘蔗，食秆不食穗，含糖量比甘蔗略低，成长快，易于种植，一般种在菜园里作甘蔗的替代品，穗还可以扎成扫把。当时我跟我妈住在一所农村中学里。不知从哪儿弄到了一株芦秫苗，我把它栽在了学校南边的水塘边，准确地说，是栽在离水面不到 20厘米的塘坝上。我这样做是有科学的考虑的：一是浇水方便；二是塘坝比较陡，又是松软的黄泥质地，不会有人冒着落水的危险来破坏我这项秘密且甜蜜的事业。我的日子从那天开始有了奔头，从一茎小苗出发，从春天出发，向秋天和糖奔去。我每天要去塘边三次，斜着身子下到水边，用合拢的手掌作瓢为芦秫浇水。时间一长，塘坝上留下了一串歪斜的脚窝，像少林武僧在练功房和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留下的一样。
我的芦秫在五月的清风里迎风生长，叶片嫩绿肥大而轻盈，在阳光下焕发着所有新生事物特有的光彩。在它长到和我齐腰高时，它几乎占据了我的全部生活。我忽然有些无法面对它就要长成的局面——我真舍得把它吃掉吗?几个月的期待使期待比结果更显得重要了，我不知道如果不给它浇水了我今后还能干什么；我更担心的是别人发现我的秘密窃取丰收果实——它已经长大成漂亮姑娘了，想藏都藏不住了。我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塘边，浇水，或坐在塘对面看它在阳光下舞蹈。有时晚上也要过来看看，看不清没关系，我能闻到它有别于杂草的清新气息，这种气息能让我在一个个初夏的夜晚无比沉醉。
最后一次给芦秫浇水是一个星期天。我像往常一样斜身下到水边，右脚往下探，左脚蹲在上边稳定重心。塘坝的斜坡有1米多长，由于前一天下过雨，我过去踩出的那些脚窝变得很滑，当我俯身下去捧水时，右脚滑出了脚窝，而水边的松土根本承受不起我的体重，我猛然失去了重心。大脑空白了一秒钟后，我看到了头顶的一个漩涡，水涡的上方是蔚蓝的天，它旋转着急速地飞升而去。那时我不会水，只是本能地划动着双臂以延缓下沉的速度。我的双臂给救我的人赢得了时间，她们是几个在对面洗衣服的女中学生。对此件事的记忆到我妈出现为止，她又庆幸又气愤的样子使我的身子比刚从水里捞上来时抖得还厉害。此后的事我记不清了，反正我没吃到那根凝聚了我无数心血的芦秫。这是我和自己种的糖距离最近的一次，也是迄今和死亡距离最近的一次。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在这个过程中，糖也一天天多了起来：奶糖、巧克力和各种更好吃的糖都出现了，品种比我们的想像力还丰富。倒是用麦芽糖骗小孩的小贩很少见了，芦秫更是从我故乡的土地上绝迹了——它作为糖的载体的作用在这个时代实在是微不足道了。渐渐衰退的，还有我们对糖不屈不挠的欲望，相反，我们对糖尿病之类和糖有关的名词充满了恐惧。
现在的小孩童年的关键词肯定不是糖了。那么是肯德基?电玩?我说不出来。因为我的童年在零食和玩具匮乏的70年代，我只是一个在对糖的仰望中艰难长大的孩子。 解的，问题是是不是所有的紧张都绝对必要y其中有没有人为的成分?即便如此，同时作为市委副书记和常务副市长的他都必须百分之百地对两位主要领导直接负责，神经随时得像拉满了弓的弦，不能有一点疏忽，让任何一位觉得厚此薄彼。而最让人焦虑的是，心思费得最多的并不是怎样把事情做好，而是怎样让领导都满意。如果领导意见一致，那就谢天谢地；如果领导意见相左，那么一位领导的十分满意也就是另一位领导的十分不满意。这些苦楚，她为他想过没有?
陈火林重重地叹了口气，抓过刚才被腊梅掀翻的被角，盖住自己显得可笑的出乖露丑的身子。
后来，陈火林做了一个梦。那个梦异常清晰，连一点点细微末节都不模糊：
一个东西堆得乱七八糟的粉红色的房间。
一个女人细细的小白牙咬着鲜红的嘴唇，一步步地向他走近。 她是林下风。 他退到床边，她一下把他仰面掀倒，然后伏在他身上，一面疯吻，一面喘息：“你有什么好，什么好!”
然后她从他身上滚下去，仰面盯着天花板，脸涨得血红，嘟嘟嚷嚷：“我想……我还没有……那个……”
“你想什么?什么那个?”他问。
她坐起来，斜靠上床头的那一大堆没有收拾的枕头毛毯被子，脸忽然又变得惨白：“你不想看看我吗?” “想，很想。”他坦白。 “那你还等什么?”她目光闪闪地看定他。
他的身子像电影里的特技一样飘浮起来，然后悬在她的上面。；，他是第一次解一个妻子之外的女人的衣扣，他的动作很笨拙。
她扭动着恰到好处地配合着他。
手触到胸罩的时候，他有些不知所措。那是一个新款的胸罩，跟妻子用的不一样。
她嘲弄地撇了一下嘴，自己松开了它。
他的心一下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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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头像露水中的樱桃一样鲜艳的饱满的乳房令他迷醉。’
她却用她冰凉颤抖的手抓住了他的手，继续引导到自己的腰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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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皮带有着一个很酷的男性化铜扣＼o她哧哧笑着，听任他的急躁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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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一切好像忽然凝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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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些羞涩地把自己的两只小小的手掌覆盖住那个黑色三角区，却又挑逗着：“真好看，是吗?”
然后她的手忽然移开，摊在身体两边，闭上眼睛，吸了口气，说：“你欣赏吧!”
他觉得窒息，要晕过去。
陈火林挣扎着突然醒来。整个身子压在他身上的是龚腊梅。她在不知什么时候也脱光了自己，她显然作过努力。他不敢动弹，害怕弄醒了她。她又何尝不是心力交瘁的呢!她越来越多地给他打电话，白天问他回不回来吃饭，晚上问他能不能早一点回家，明明知道不可能像她希望的那样。她有权也有充分的理由不满足啊。
女人老起来真快。头一次发现龚腊梅的皮肤明显发暗，胸脯和臀部明显下垂，布满了妊娠瘢的小腹明显腆起，在被刻意地束得过紧的裤带勒出的深沟下面又肥腻又绵软很愚蠢地鼓凸着，陈火林很吃惊。他怜惜过却没有为她想得更多。常常发生在中年夫妇之间的淡漠并没有把他排除在外。他是常人，甚至不如常人。想起刚才的梦，他不由打了个冷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