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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有好些日子没人给我打电话了，这是个让人惴惴不安的现象。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怎么在意，甚至有些自得其乐；但越到后来，就越觉得生活中某个方面出了问题。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所以这个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并没有亲自接听这个电话，因为恰好那时我的房间里有个女人。骤然响起的铃声让她非常生气——她当然不知道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接听电话了，重新响起的电话铃声让我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她抄起电话，对着话筒大叫大嚷。有人告诉我说，她的声音听上去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走动的都是白痴，而她对此无可奈何。
       “我敢肯定你打错了。说说你找谁?”
       我清晰地听到电话里有个男人怯生生地报出了我的名字。
       “瞧，你果然打错了。你找的人不住这里。”
       她这样说并不是有意使坏。尽管我们相识的时间不长，但据我观察，她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她那样说是因为我告诉她我叫乔叶。乔叶是我的一个朋友的名字，我已经有差不多三年没见过他了。杭州对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城市，我在陌生的地方总爱使用我的那些朋友的名字，譬如在绍兴用的是姜鸿奇，在上海用的是李东文，在南京用的又是徐良。我冒用他们的名字并不是为了干什么坏事，恰恰相反，我在于坏事时只使用自己的名字。我用他们的名字到处晃悠到处招摇是因为当我听到别人冲我喊我的朋友的名字时，总能减少我的思乡之情。
       从这天开始，我的电话复活了。复活的过程相当缓慢，第二个电话过了大约一个礼拜才打来，而那时，我差不多已经适应没有电话铃声的生活了。所以当我接到一个警察打来的这通电话时，我其实是几个月来头一次接听电话。我一时哑口无言。警察居然知道我的真实姓名。正像 他们说的那样，警察是一种无所不知的生物。
       “乔叶是你的什么人?”那个警察在电话里问。
       虽然我将话筒夹在下巴和脖子之间，但仍能感到话筒里的警察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他的声音显示他正牢牢控制着局势。然后他向我宣布：
       “你的朋友乔叶死了。”
       我的第一感觉是我自己死了，毕竟那时我正在使用乔叶的名字。
       我听说人秋以来，整个城市都在谈论我的朋友乔叶。无论走到哪儿，你都能看到人们像沿街草那样一簇一簇地聚在一起，眉飞色舞地宣布着他们刚刚得到的关于失踪者乔叶的最新情况。那是因为乔叶居住的这个城市实在太小了，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邻居。我抵达这个城市时，乔叶看上去十分精神，只是闭着眼睛。他们想得很周到，在屋角安了一盏射灯。那种令人发晕的光线透过空气和玻璃，照在乔叶的脸上，使他精神焕发。脖子上缝过的痕迹完全被掩饰了。四周很静，我坐在他的旁边，所以能看到他们为他画了眉，还替他搽了口红。这让他看上去像是要上台表演。我知道他不愿这样，但又会有谁在乎你的意愿呢?他们总是这样自作主张的。我想乔叶也毫无办法，只能那样躺在水晶玻璃罩里边，等着第二天一早让人推着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他显得很安详，差不多让我羡慕了。我在打听去新建的殡仪馆的路时，许多人都饶有兴趣地向我讲述了他们道听途说的关于乔叶注定客死异乡的征兆，仿佛那才是乔叶之死的价值所在；也就是说，他的死，只是为了证明那些征兆是灵验的。但是，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察觉到乔叶将要离家出走，他老婆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对我说，那天是乔叶的生日，乔叶对生日没有任何特殊的要求，只想吃两个煮鸡蛋。“我拉开冰箱；发现里面没鸡蛋了。”他老婆在说这话时，忽然笑了笑。她一定觉得冰箱里没有鸡蛋是件挺有意思的事。“于是我就上菜市场买鸡蛋。”等她拎着一塑料袋鸡蛋回到家里，发现乔叶已经不在了。她以为他有事出去了，’也没放在心上。乔叶经常犯这样的毛病，招呼也不打一个冷不丁就没影儿了。可这一次，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他还没回来。煮鸡蛋凉了，他还没回来。于是她开始四处打电话找人。但是，那个星期天的下午根本没人接待过一向温文尔雅的乔叶，直到深夜。“但我还是不怎么在意，”他老婆说，“你想啊，一个大老爷们儿，总会有些突然想起或突然发生的事要处理的吧！”午夜过后，他老婆开始怒火中烧。她将留给乔叶的两个鸡蛋吃了。“其中一个还是双黄蛋!”我想我能理解乔叶在过生：B的时候只想吃两个鸡蛋的心情，因为他老婆压根做不出一碟好菜。当然，谁都不会否认乔叶的老婆是个勤快的主妇，关键是乔叶比她还勤快。我们都知道有一段时间乔叶疯狂地迷上了做裤子，于是买来一块一块的廉价布料，一下子给老婆做了半打裤子。老婆穿上后发觉每条裤子的裤筒都长短不一，便抱怨说你就不会把它们搞齐吗?他便小心翼翼地改，却怎么也改不齐，要么放长了，要么收短了。“你眼光有毛病。”她给他下了结论。后来他又给她织毛裤，照例每条毛裤都是深一脚浅一脚，气得老婆直嚷嚷：
       “你当我是瘸子啊!”
       好脾气的乔叶就将那些裤子统统改成男式，然后就穿着这样的裤子在街上闲逛，毫不在意。
       “简直没有办法。”乔叶单位的领导等乔叶的老婆转身去招呼前来祭奠的客人时，插话说。这位领导是个秃子。我从未见过脑袋那么光的秃子。他颅顶的那层红彤彤的油皮 很容易让人以为他刚从色拉油罐里浮上来。一提起乔叶，秃子便一个劲地摇他的光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毛病。”“什么毛病?”我问。“他的毛病就是，”光头领导为了加重语气，故意停顿了一下，“老爱不辞而别。”
       大约10年前，这位领导带着才华横溢的乔叶到20公里以外一个叫华堂的地方视察。“一开始还好好的，”领导完全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一缕甜蜜的微笑浮上他的嘴角，好像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不是乔叶而是领导本人。“乔叶工作很出色，不停地记着笔记。但到中午吃饭时，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他了。”光头领导说着摊开了双手，显出这完全不能怪他的神情来。等他们回到单位，却发现乔叶神不守舍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是怎么回来的。”领导的双眼睁得滚圆。他如此惊诧是因为10年前进出华堂极不方便，必须有车。“我问他是怎么出的华堂，他竟然拒绝回答。”看得出，尽管过去10年了，一提起这事领导还是怒气冲冲。我知道那时乔叶是走回单位的。“我只是突然腻歪他们了。”他对我说。10年前的乔叶嗓音圆润悦耳，“再跟他们一块吃中饭，我肯定会发疯的。”这个疯子抬腿就走了。走在回去的路上，“我的心情舒畅极了!”他眉飞色舞地说。四周分外安静，没有一丝喧嚣。“你知道那条路连班车都不通。”他看到白翅膀的鹰在谷地上空盘旋，山脊上采茶的妇女在劳作，所有的树木都在沉思，风掀动着水田里明晃晃的太阳的倒影。这一切都让他感到亲切和新鲜，却统统离他很远，他为此而陶醉，走起来便不知疲倦了。天黑下来了，他还在走。后来实在太困了，便在一棵大树下躺倒。他闭上眼睛，“四肢有惬意而又甜蜜的酸痛在涌动，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他每紧一下眼皮，都会有一阵闷雷从太阳穴那儿滚过。然后他沉沉睡去。他在睡梦中察觉到有人掀开了他盖在脸上的帽子，还听到一个人在问另一个人：“这人是死了还是睡着了?”他一骨碌爬起来，发现天已大亮。他没有理睬那两个被他吓了一大跳的路人，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回他的单位。“我没法跟他们说清楚。”他一脸无奈地望着我。10年以后，我瞧着他的老领导倒背着双手脾气很大的后影，脑海里便浮出青年乔叶的面容。能记得10年前的乔叶的模样的人寥寥无几了，我是其中之一。但参加遗体告别的人却很多。对他们来说，乔叶的存在只是这几年的事。
       我在参加遗体告别的人群中听到一个杭州口音。我从未听说过乔叶在杭州还有别的朋友。我循声望去，说话的是个穿制服的警察。这更让我惊讶。我怎可一直不知道乔叶跟钟楼认识啊?我问乔叶的老婆乔叶怎么会有当警察的朋友，而且还在杭州，她说她也不知道，只知道乔叶的尸体就是这个人帮忙弄回来的。乔叶的老婆说到这里，直直地看了我一眼。我隐隐从她的眼神中感到了一丝不满。乔叶死在杭州，我对他的死该不该负一些责任，这是个还有待于推敲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值得怀疑的，那就是乔叶到杭州后一直没有跟我联系，这至少说明我们之间的友谊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纯粹或亲密。对于这一点，我也在心里犯嘀咕。后来我在旅馆里又遇到了这个来自杭州的一直对我爱理不理的警官钟楼。他在这个古老而袖珍的城市里举目无亲，因此看上去形单影只。我清楚地知道他一直对我以及我这类人抱有很深的成见，但还是走过去主动邀他一起去这个城市里惟一的一家酒吧喝酒。我们居然很谈得来。说真的，尽管我们都来自杭州，并且早就认识，但我们缺少共同关心的话题，除了乔叶。
       在警察钟楼看来，乔叶到杭州纯粹是来找他的麻烦的，尽管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他 进来的时候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钟楼说他当时正用一把十分考究的指甲刀修他的指甲，“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个什么都不懂却又非常自以为是的家伙。这样的家伙通常脸色苍白，头发留得很长。”钟楼说着拿眼剜了我一眼。我立即为自己的长发羞愧不已。钟楼长着一双女人的锐利的眼睛。其实我也说不清女人的眼睛跟男人的眼睛有什么区别，但钟楼的眼睛让人一看就想到女人。他用这双眼睛瞟着乔叶。乔叶却还在东张西望。“天知道他在找什么，或者找什么人。”钟楼撇撇嘴说。乔叶的目光孤苦伶仃地在值勤室内溜达了一圈，怏怏地落在钟楼的脸上。他被这位警官的冷漠吓了一大跳，“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其实骨子里唯唯诺诺，”钟楼斩钉截铁地说，“那才是他这类人的本性!”
       “我来报案。”乔叶小声说。乔叶在这里显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先叫一声同志或别的什么称呼，而是直接就说出了他的来意。这让钟楼很不舒服。警察钟楼是那种十分需要别人尊重的人，报案对乔叶来说固然是一件十分迫切的事，但对于一个在派出所工作了差不多10年的老资格警察来说，“哼，天大的案子也休想让我掀一下眼皮!”钟楼一口喝干杯里的啤酒，对我说。
       和乔叶一起进派出所的还有出租车司机。事实上，乔叶几乎是被出租车司机扭送到派出所的，因为，“这小子欠我36元车费!”出租车司机从乔叶身后探出头来，愤愤不平地对值班民警钟楼说。这样一来，乔叶的受害者形象神不知鬼不觉地就被骗子的形象代替了。一向彬彬有礼的乔叶显然不习惯抢着跟人说话，便高傲地沉默了。这种沉默在钟楼看来，既是藐视，又是挑衅。“总之，他给我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几天以后钟楼对我说，我客气地点点头。多半是由于乔叶的沉默，使得钟楼更愿意多听听出租车司机的叙述。身高大约还不到158厘米的司机详细介绍了“案情”——他在使用这个词时，脸上显出了即将有严重的事情要发生的神色。
       乔叶从杭州火车站出来后，就上了车牌为浙D—E1503的枣红色桑塔纳出租车。他在副驾驶座上坐下后，一声不吭，只顾埋头将一个长方形的硬皮箱子放在两腿之间，还用两手小心地护着，生怕磕着碰着。司机终于忍不住了，开口问他要去哪儿。这呆子却只是挥了挥手，“你只管往前开，该拐弯的地方我会提前通知你的。”他说。司机倒也不怎么在意，“这样的呆子我见得多了。”他这样对钟楼说，因为他是个整天跟陌生人打交道的出租车司机。于是他就一直往前开。但事实上他们一直没有拐弯，好像这个长得跟五年级的孩子一样高的出租车司机知道乔叶要去哪儿似的。我想他们一直没有拐弯是因为出了火车站就是环城路的缘故。他们就这样沿着环城路—直向前奔驰，从环城东路到环城北路再到西路。司机和乘客好像在暗暗较劲。最后还是司机先败下阵来，“越往前开我心里越没底。”他对值班民警钟楼说。于是他就在一个弄口停了下来。“你到底要去哪儿啊?”他挺没面子地问金口难开的乔叶。一副知识分子模样的乔叶抬头打量了打量四周，说：“那行，就在这儿下吧。”说着将手伸向上衣口袋，“瞧那架势是要掏钱包，好像他多有钱似的。”出租车司机没好气地横了一眼乔叶。但是，那呆子什么也没摸出来。他转过脸来，真诚地望着司机，说：“对不起，我的钱包不见了。”那时候，司机刚从计价器上收回目光。计价器上显示乔叶该付给出租车司机36元人民币。
       已经没有人知道乔叶的钱包是怎么丢的了，并且，也没有人知道他身上到底带了多少钱。他的妻子在他消失后仔细盘点了家里的财政状况和物资存量，发现几乎没有失少什么。一直过了好几天，这个头脑简单的女人才搞清楚，乔叶除了身上穿的和随身物件外，只带走了他 的萨克斯，就装在那个长方形的硬皮箱子里。钟楼说那箱子“跟三个骨灰盒连起来一般划、”。
       
       “你们是不是嫌我们没事干?这么点破事也来派出所!”老资格的治安警钟楼处理起伪艺术家和出租车司机之间的纠纷来显得游刃有余，但他首制，斥了乔叶。“赶紧把钱付给人家。不管怎么说，你总不能白坐人家的车吧!”
       “我的钱包被人偷走了。”乔叶一脸无辜地望着钟楼，“我也不想来这种地方，可他硬要拉我来，我就顺便来报个案。”
       “听见没有?”钟楼对我说，“他还是顺便来报案的呢!”接着钟楼向我介绍了这桩纠纷的排解过程。出租车司机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从来没打算宽容那些不务正业的人。在他的眼里，乔叶就是那类人。“你看看他的头发就知道了。女人一样的头发!”他对钟楼说。看上去，36元钱成了这起纠纷的焦点。钟楼十分耐心也十分官僚地将这件事分成两桩案子来处理了。他按乔叶和出租车司机两人说话的先后，不厌其烦地做了两份笔录。第一份是乔叶的钱包失窃案，第二份是出租车司机的车费拒付案。然后他在第二份笔录上签署了办理意见。“那显然是一起经济纠纷，”他后来这样对我说，“已经超出了我的管辖范围。钱包失窃案才是我要管的案子呢。”出租车司机郑重其事地擎着那份笔录出了派出所。谁也不知道这个倒霉的家伙接下去要去找谁。“但是，最让我头疼的还是这位爷!”钟楼说着往他的杯子里加了几块冰。他让乔叶过几天再来听消息，警方将尽最大努力缉拿小偷归案。“只有天底下最傻的傻瓜才会把这话当真。”毫无疑问，乔叶就是这个傻瓜。第二天，他还真的又来到派出所。但他没找到钟楼，值班的警察告诉他钟警官休息，明天才上班呢。等钟楼再一次见到他时，被他的样子吓了一大跳。“我敢打赌，他准是在某个桥洞下或者露天长椅上过了两夜，而且至少 48小时粒米未进了。”尽管过去快半个月了，说到这里钟楼还是忍不住露出见了鬼一样的神情。看着乔叶那黯然无光的眼睛，钟楼的心中突然充满了很久不曾有过了的同情。他拉着乔叶来到一家饭馆，请他吃了一碗炒面。
       “你能不能再借我一个硬币?我想给我的朋友打个电话。”
       吃完那碗炒面后乔叶抹了抹油光光的嘴。钟楼说因为好几天没刮脸了，乔叶的嘴被乱蓬蓬的胡子围困着，显得特别小。“你在杭州还有朋友?”钟楼大吃一惊，“那你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乔叶说因为钱包被窃，他变得身无分文，连打个电话的钱都没有了。而他又不知道他的这个朋友住在哪儿，只记得—个电话号码。
       我想乔叶的这个朋友毫无疑问就是我。但我分明从未接到过他的电话。钟楼告诉我他等在人行道上，瞧着乔叶垂头丧气地从电话亭里出来。他对钟楼说，大概电话号码记错了，接电话的是个女人，那女人的声音极不耐烦，听上去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走动的都是白痴，而她对此无可奈何。
       钟楼是眼睁睁地看着乔叶死去的。乔叶临死前的那种慌张的神情一直令钟楼大惑不解。因此他怀着歉疚的心情找到了那家药店。矮个子经理把他介绍给了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女店员。这家店里几乎所有的店员都透过宽敞的大玻璃窗目睹了乔叶之死，而最后接待这位文质彬彬的顾客的营业员，就是她。
       “我差不多认识这个人。”女店员对钟楼说。那时他们已经坐在街对面的小酒馆里了。钟楼记得乔叶死前不到10分钟，还坐在女店员坐着的位置上，而此时，他已经长眠在另一个世界里了。“我忍不住悲从中来。”他对我说。
       女店员十分详细地向钟楼讲述了她所掌握的关于乔叶的情况。她显然把钟楼当成了调查凶杀案的警探了。“她长着一双西班牙人的眼 睛。”钟楼说。我不明白西班牙人的眼睛是什么样子的，他也没解释。长着西班牙眼睛的女店员啜了一口钟楼给她叫的可乐，轻声细语地说起她遇到乔叶的经过。她说大概有—个星期时间，她每天都能碰到乔叶，地点是从延安路口拐到解放路的地下过道里。那个星期她上中班，也就是每天上午10点上班，一直到下午5点下班。来回两次经过那个过街地道，两次都能见到乔叶。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看上去有些害羞，棒球帽的鸭舌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双眼。“他的生意很糟糕。”女店员满怀同情地对钟楼说，因为他脚前的那只盒子里连一个钢锄儿也没有。女店员认为那是他还未开始演奏的缘故。他只是站在那儿，金光闪闪的萨克斯挂在脖子上。“依我看，这姑娘／＼成是喜欢上那个倒霉蛋的头发了。”钟楼对我说。女店员不厌其烦地向钟楼描述了乔叶的长发。乔叶的长发的确十分迷人，许多女人就是因为他的头发跟他上床的。十几年前有一天，我表妹问我和我一起在大街上闲逛的那个长头发的男人是谁。我一听她的问法就知事情不妙，但—想到她的未婚夫，就又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老天在上，没人敢惹我表妹的未婚夫。于是就得意洋洋地告诉她那是我顶要好的朋友乔叶。“改天介绍我们认识认识吧。”我表妹厚颜无耻地央求道。我本能地想拒绝，但又想到了我那未婚表妹夫。那样的人有谁敢给他戴绿帽子呢?于是满口答应了。我在乔叶火化以盾回杭州以前去看望了我的表妹，她的两眼红红的。我的表妹夫不在家，她说他又去执行枪决任务了。我表妹夫是市法院的法警队长，有人管这—行叫职业舒会手，可以说，本市的死刑犯人大多由他送上黄泉路。人们都说我表妹夫是这一行里的顶尖好手。表妹看着我，就好像又见到了乔叶。她说任何跟乔叶有关的事都让她砌起那个冤家。乔叶死去没多长时间，思念就像潮水一样把我的表妹淹没了。她给我端上一杯茶后立即喋喋不休地说起了乔叶。她说自从我介绍他们认识后，他们一见如故。我表妹这个人，从小就冈骚，当然长得也漂亮。她的这两个与众不同的地方让我的姨妈也就是她的母亲一辈子都忧心忡忡，直到她嫁给了那个衣着光鲜的法警队长。她与乔叶认识时，还没与法警队长结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她甚至还没有决定是否嫁给这个以杀人为职业的大个子。与乔叶的来往终于使她在这两个男人中间左右为难。我姨妈将这个难题当作一桩荣耀的事到处张扬，搞得所有的亲戚都对我表妹和乔叶以及法警队长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我表妹最终还是选择了法警队长，但她又与乔叶上了床。据我那没头脑的姨妈说，他们之间的性生活其实从来也没有给乔叶带来过陕乐。那时乔叶还很年轻，他总在担心会不会把我表妹的肚子弄大，即使在第一次。也就是说，他头一次跟我表妹过夜后就开始满腹心事了，我表妹则跟没事人一样。几天后，我表妹见乔叶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便说：“行了，没事了。”“为什么?”乔叶问。“那玩意儿来了。”我表妹口里嚼着刚买来的糖炒栗子，津津有味地说。“什么来了?”乔叶又问。我表妹不太有把握地看了看乔叶，说：“你是装傻还是真傻?”乔叶瞪着眼睛不明所以。我表妹叹了口气，说：“我月经来了。”乔叶呆了半晌，问：“那又怎样?”我表妹皱起了眉头，仔细地审视着乔叶，觉得他是真不懂，便好脾气地告诉他：“月经来了，就说明我没怀孕。”乔叶又呆了半晌，终于长长地“噢”了一声，看得出有一阵狂喜涌上他的心头。“真的?”他问。我表妹没好气，哼哼道：“看你平时一副知识渊博的样子，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啊?”乔叶腼腆地笑了。关于这一点我倒可以证明，乔叶虽然看过许多书，包括那些世界名著，可碰巧他看的那些书里都没提到这个检测方法。除了我表妹夫，我的家族里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他们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一直维持到我表妹结婚以后。我想我的表妹最终放弃了乔叶而选择法警队长，多半是由于后者说起话来就像个 解剖学教授。他对人体各个部位的熟稔程度简直匪夷所思。当我表妹皱着眉头说这儿酸那儿疼时——我姨妈说我表妹一天里有25叶叫、时都在抱怨自己的身体——他只消漫不经心地瞥上一眼就能精确地说出那是个什么器官、什么骨头、周围有哪些组织，然后果断地告诉她该喝一杯白开水或是吃一片地塞米松。我想这肯定跟他所从事的专业有关。而乔叶则只是不知所措地望着我表妹，说—些诸如“我能做些什么”之类的废话，仿佛那个地方的疼痛是由他引起的。这让我表妹火冒三丈。久而久之，那种疼痛就真的是他一手炮制的了。他们的关系就此走到了尽头。乔叶有—次喝醉酒后对我说，他在最后一次与我表妹幽会时吓得不轻。那是个台风天气，我表妹夫到一个郊县去处死一名强悍的江洋大盗，我表妹—个人在家接待了来访的乔叶。乔叶说他看出来了这是他最后一次来她的家里，窗外的风雨声给他们平添了一种离愁别绪。他们的缠绵越来越浓。就在这时，乔叶闻到了一股血腥味，紧接着，他们听到了门外楼梯口传来我表妹夫那杀气腾腾的脚步声。按原来的时间表，他得到下午才能回来，但台风来了，他们取消了开公判大会这个程序，直接把那个强盗拉到刑场枪毙了。
       我表妹夫虽然是个杀人好手，但他还是在各种场合多次强调杀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想想看，你要杀死一个与你毫不相干的人，而这个人跟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他总是这样对我们说。所以每次枪毙人后回到家里，他总是需要很多的温存。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他迫不及待地推门进来，看见我表妹独自一人躺在床上。“你不用起来了。”他这样对他的妻子说，然后脱衣上床。他是个大块头，上床的时候棕绷大床发出吱吱的声响。乔叶沮丧地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臭名昭著的境地——躲在姘妇的床底下，吸着长年积攒下来的尘埃，聆听情人和她的丈夫虚与委蛇。
       乔叶听到法警队长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一边讲述杀人的经过。“他有这个癖好，并乐此不疲。”乔叶对我说这话时脸上挂着显而易见的不屑。法警队长对他的妻子说那个无法无天的匪徒脑后有一个醒目的伤疤，圆圆的，刚好用来作五四式手枪的靶心。子弹射在那个圆形的疤上，“穿过窦汇、脑膜、胼胝体、垂体、脑干、颞叶、室间孔，然后从眉间穿出。”法警队长用了许多乔叶闻所未闻的专用名词，如数家珍，抑扬顿挫，中间还夹杂着我表妹的真假难辨的呻吟。“你猜我当时有什么样的感觉?”乔叶痛苦地望着我说，“好像被枪决的不是别人，而是我啊!”
       许多人在回顾乔叶的历史时都提到了他的头发，因此当钟楼说最先吸引女店员的是他的头发时，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乔叶的头发在女店员的眼中比他脖子上结构复杂的乐器更漂亮。女店员很想听他吹一首，但那时他身旁有个瞎眼乞丐正在拉二胡。那是个没有腿的乞丐，坐在地上，一只肮脏的搪瓷碗就放在他的肚子前边，里面盛着小半碗毛票和硬币——看上去比乔叶的那三个连在一起的骨灰盒体面多了。二胡的声音在地下通道里听起来瓮声瓮气的。“我喜欢二胡，”她对钟楼说，“我更喜欢萨克斯，可他就是不吹。”他只是红着脸看着女店员从他面前走过，“天哪，我从未见过那么黑又那么亮又那么干净的眼睛!”女店员轻轻叹了 D气，对钟楼说。直到她快走出地下通道了，萨克斯响亮的乐曲才突然从背后传来。“那不是音乐，简直就是一道明亮的目光!”钟楼向我引用了女店员的这句评语。从那天开始，女店员每天两次从乔叶面前走过，乔叶每次看见她都要红一红脸。那个乞丐一直在乔叶的身边。“他们站得错落有致，”钟楼转述女店员的话，“关系显然一天比一天融洽。”有一次她甚至看到他们在合奏一曲《二 泉映月》。她还注意到乔叶和那个乞丐越来越像了，所不同的只是一个头发长，另一个则胡子长；一个用腿站着，另一个没有腿就坐着。解放路和延安路是杭州最热闹的街道，走地下人行道的人自然也就多了。“除了女店员，每个人的脸都带着同样的冷漠。”钟楼愤世嫉俗地说。乔叶就这样每天为那些从他面前匆匆走过的冷漠的人演奏。第七天上午，女店员上班再一次准时走过地下通道时，意外地没有见到乔叶。便问乞丐。乞丐回答说乔叶让一个警察叫走了。
       乐器和凶器是乔叶最喜欢的两件东西，这是认识他的人都知道的。作为他的好朋友，我知道他还有另外一个爱好，那就是漂亮女人。这是一句废话，男人都喜欢漂亮女人；但乔叶对漂亮女人的喜欢，还是与众不同的。那就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还有这个爱好。那时我还没去杭州定居。一种无法抑制的厌恶驱使我离开了这个地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同样的街道，同样的饮食，同样的腔调，让你无法逃避。还有更为糟糕的：同样的面孔。是的，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瞥见带着这个城市的烙印的熟悉的面孔。你就好像生活在一所巨大的监狱里，而犯人全都被判无期徒刑，永远也出不去。但这并不妨碍我怀念去杭州定居以前的生活，也就是单身汉的生活。那时候，我们总是一起喝酒。我指的是乔叶、徐良、姜鸿奇、李东文，还有我。每当我们中有人从外地回来，总要给另外几个人送些礼物；一般送给爱发脾气的徐良西洋参片，送给信奉佛教的姜鸿奇玉器，送给收藏家李东文的多半是泥塑或木雕，我最容易打发了，就送香烟，而送给乔叶的，则必定是刀子。我们当然也想送他件乐器，但我们都是穷光蛋，谁送得起乐器啊!手枪步枪之类的就更是想都不要想。后来他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了枝气枪。这样一来，每次我们聚在一起喝酒，就总能听到他告诉我们，今天又在阳台上射楼下的行人了，只是没有射中。他说他每次采取行动前，都要在屋子里转上半天，为的是找一个能迅速藏妥气枪的地方。那样的话，假如有人察觉到子弹是从他家的阳台上射下，追踪而来时，就找不到罪证了。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到他住的龙会新村3幢1单元502室跟他聊天。我敲了好长时间门才打开。来开门的是他的新婚妻子。新娘子脸色苍白，见了我，明显地长舒一口气。我进屋后，乔叶从里屋探出头来，脸上全是汗。原来他们以为是警察来了。然后乔叶不顾他老婆的阻止，拉着我就上了阳台。他老婆怒气冲冲地摔门而出。她摔门的声音大极了，以至于乔叶顿时没了兴致。他向我解释说他老婆发那么大的脾气并不是冲我来的，而是因为他不听她的劝告，又在阳台上开枪射击了。他老婆每次见到他摆弄气枪就提心吊胆。她愤怒地将刚织了一半的毛线裤扔到乔叶的背上。乔叶毫不理会，聚精会神地将准星对准了停在人行道上的一辆贼亮贼亮的豪华轿车。这个目标太大了，瞄准起来毫不费力。他一枪接一枪地打着，暗暗发誓要在那辆车上留下他的印记。他老婆吓得都透不过气来了。“咱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赔不起啊!”她低声咆哮道。这时敲门声响起，我把他们吓得够呛。
       
       一直以来我们都对乔叶的这个不良癖好不以为然。我们担心总有一天会出事的，好在他的准头极差，命中率为零。但谁知道呢，“也许那恰好说明他的枪法很好，怎么玩也出不了事。”我们的另一个在法院工作的朋友陈华艺分析道。他作出这个论断后不久，乔叶就出事了，他终于惨无人道地射中了一个目标。那天他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说他可能闯祸了。他在向我叙述他闯祸的经过时，眼里一直含着泪水。“我买了一个瞄准 镜，”他说，他没料到这个不起眼的光学仪器竟然那么管用。透过拇指粗细的取景孑L，楼下的人行道上的每块水泥方砖之间的接缝都一清二楚，一张张从坐标后面浮过的脸都是那么的栩栩如生。他还看到了一个彪形大汉的后脑勺上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圆圆的疤痕，十分适合做他的靶心。他果断地扣动了扳机，却没有击中。他忘了装铅弹了。等他手忙脚乱地装好子弹，那个圆圆的疤痕早已无影无踪了。他发誓他在哪儿见过那个疤痕，他还十分厌恶这块深陷在头发中间的光滑的皮肉。它是往昔被枪毙的岁月突然间借尸还魂了。他依稀看到那颗子弹击中这个疤痕，穿越万里关山层峦叠嶂最后从眉间激射而出。时隔多年的死亡气息陈旧而又破烂，在干燥的空气中飘来荡去。他还听到身体倒在泥泞地上的巨大的声响。他揉了揉眼睛，借助瞄准镜努力向下望去，一只气球进入他的视线。气球是黄色的，十分醒目。他再次扣动扳机，然后他就听到一阵骤然响起的孩子的哭声。他从瞄准镜前抬起眼睛，发现人行道上一个少妇正在哄她抱在怀里的孩子。那还是个婴儿。那只氢气球用一根线系在婴儿的小衣服上，完好无损。说到这里，乔叶的泪水流得更急了，他几乎哽咽着说：
       “我没打中气球，我打中了那个孩子!”
       钟楼再次遇见乔叶是在一个星期后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那时乔叶正在地下通道里卖力地吹着。这天的生意格外好，他的前边围了一大圈人，那个乞丐无所事事地坐在他的旁边，羡慕而又徒劳地仰望着他的现代化装备的同伙。那三个连在一起的骨灰盒里已经攒下不少钱了。钟楼从人群的缝隙间向里望去，看到乔叶面带微笑，摇头晃脑，仿佛已经适应了地下通道的环境并对周围的一切十分满意。嘹亮的乐声在地下通道里来回盘旋，效果几乎比在剧院里还好。过往行人从他们身边走过，有的停留下来，有的绕了过去。他们就像一高一低两块礁石懒懒散散地坐在水中，俨然地下通道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觉得他活得比我好多了。”钟楼突然冒出这样一句，然后意兴阑珊地向后一靠，环顾四周，脸上露出失望的表情，仿佛为这里不是地下通道仅仅是个酒吧而不满。我想钟楼发出这样的抱怨是正常的，因为他说那段时间里他正在跟老婆闹离婚。
       “他当时吹的好像就是这支曲子。”钟楼对我说。我回过头去，看见乐池那儿有几个扎着马尾巴的男人正在演奏爵士乐，一个络腮胡子吹奏的萨克斯曲子在其他乐器沉寂下去后缓缓地浮上来。那是一首我非常熟悉的曲子，但一时间却又想不起曲名了。近几年来，萨克斯风靡了这个城市，而乔叶则是其中的佼佼者。就在乔叶出殡那天，城里所有的萨克斯手都自发地来给他送行。他们组成一个庞大的方阵，沿着繁华的中心大道缓缓前行。中心大道是不准行丧的，所以警察出面干涉，但领头的矢口否认他们在行丧。方阵中没有骨灰盒，没有花圈，没有披着黑纱的遗像。警察也没有办法。他们吹着那首著名的《Co Hom》。沿途观看的人全都泪水涟涟。
       值勤警官钟楼整了下警容，上前驱赶观众。钟楼告诉我，其实他完全可以对乔叶的卖艺营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那个时期里，他总有一种找个人聊聊的欲望，哪怕对方是个像乔叶这样的人。但是，“我百分之百地撞了邪了!”他说，因为那些日子里他一个朋友也找不着，而在乔叶死去那天，他连一个电话也打不通，—不是占线的忙音，就是一个刻板的声音告诉他对方“因故停机”、“不在服务区”或者“已关机”。钟楼在大街上站着，感到无限的悲凉，还感到无端的恐惧。他不明白他 怎么忽然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在这里，在这个他生活了三十几年的了如指掌的城市里，竟然找不到一个熟人了。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他甚至怀疑一直贮存在大脑里的那三十几年生活经验的记忆，是不是错误的，或者只是拷贝了一个不相干的人的记忆。“那么，我自己的记忆到哪儿去了呢?”这个想法让他心惊肉跳。他掉头就走，三步并作两步地下了过街通道。在那条幽暗的长廊里，他见到了乔叶，“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啊!”他感慨地对我说，因为乔叶突然成了他准一的熟人。
       人群走散了，但乔叶的乐声并未因此而停顿，还一直吹着，只是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一边吹一边不解地望着威风凛凛地站在他面前的钟楼。最后一个音符从亮闪闪的喇叭口里出来远远地消失在人行过道两端尽头。乔叶松开叼着笛头的双唇，问钟楼：
       “我的钱包找到了?”
       钟楼一下子觉得非常泄气，找个人聊聊的欲望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掉头就往回走。“离就离吧!我这样对自己说。”他从椅背上收回身子，厌倦地将胳膊肘靠在桌子上。乔叶从脖子上摘下萨克斯，交给乞丐，匆忙追了上来。“你干吗把他们赶跑?”他在后面冲钟楼嚷嚷道。钟楼停下脚步，指了指墙上的一张告示。那上面写着几条禁令，用来维持地下通道的畅通。其中一条是禁止各种形式的卖艺活动。乔：叶哑口无言。钟楼叹了口气，说：“瞧你的样子，也是个体面人，怎么在这儿卖起唱来了?”
        “我身无分文，你总得让我填饱肚子吧?”乔叶没好气地说。“几天工夫，他已经变得有些油腔滑调了。”钟楼对我说。他看着乔叶那身倒霉的装束，心想这家伙简直没治了，不可救药了。但是，“你居然从这个人的脸上看不出一丝愁容。”治安警官钟楼每天要看许多人的脸，特别是像乔叶这类盲流‘的脸。他从那些脸上看到的多半是千篇一律的呆滞和阴郁。但乔叶的脸上却流动着阳光般的从容与平静。尽管这阳光是苍白的，但依然是阳光。他叹了口气，掉头走了。“你说，不可救药的到底是他妈的谁啊?”他问我。他出了地下通道。地面上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但钟楼还是看到了一个女人挽着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的胳膊，从路边的一家时装店里出来。“我的血一下子往头上涌。如果当时我手里有枪，我肯定会一枪崩了那两个人。”他对我说。他扔下乔叶，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扳过那女人的肩膀。然后他就呆住了。“她不是我老婆。但她们的背影真的太像了。”
       站在时装店外面直喘气的钟楼终于注意到身后有个人也站下不动了，好像陪着他喘气。他回过头去，见是乔叶。这个长发男人站在他身后盯着他，“他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只饿狼。”钟楼自嘲地笑着说。
       “你干吗老跟着我?”钟楼没好气地问。
       “我只是想请你吃顿饭。”乔叶说，“信不信由你，他的口气里还有一丝得意呢!”钟楼愤愤不平地说。
       “你是说，你请我吃饭?”
       “是的，我请你。”
       “你确定?是你请我?”
       乔叶笑了笑。“没错。来而不往非礼也，上次你请我吃的那碗面，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面，让我终生难忘。”
       “你有钱了?”
        “够请你吃一顿饭的，如果你不要求吃大餐的话。”
       延安路上人来人往。他们朝展览馆的方向走去。各种各样的车辆在他们身边急驰而过。“我猜，你遇上麻烦了，是不是?”乔叶问钟楼。钟楼横了他一眼。他看见乔叶的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那双黑色的眼睛闪耀出洞察—切的光芒。“有时候他非常狡猾。”钟楼无可奈何地笑笑，评价道。“男人的麻烦总是女人惹的。”乔叶冒冒失 失地断言，钟楼一下子笑了起来，他根本没有想到，死亡正在向他身边的这个人逼近。
       “我们进了一家小酒馆。乔叶说这次他想吃西餐。而我，只想喝酒。”他们各自点了想吃的东西。乔叶一边吃一边教导愁眉苦脸的钟楼如何摆脱生活中的烦恼，好像他眼下的生活比钟楼好得多似的，而令人沮丧的是这顿饭恰恰是他乔叶请钟楼。钟楼越听心里越冒火。
       “依我看，你还是先把你自己的麻烦事处理好吧。”他不客气地说。
       、
       “除了那个钱包还没找到，我基本上没有什么麻烦事。”乔叶说。钟楼以为这话是冲他来的，抬头看乔叶的脸色，挺平静的，没有讽刺谁的意思。
       他们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聊了起来。钟楼有些心不在焉，“我满脑子都是关于离婚的事。”他对我说，所以，一开始他差不多没听清乔叶都说了些什么，只是感觉到他的嘴一边飞快地嚼着一边不停地说着。“你到底到杭州来干什么?”钟楼突然问。乔叶停住嘴，皱起了眉头。我想，这是一直以来我们——我、我的那些朋友们、他老婆以及他的众多崇拜者想搞清的问题。但是，“他呆了半天，最后只是耸耸肩。接着又继续吃他的西餐。”钟楼说着不由自主地也耸了耸肩。“看得出，他仍然饿得厉害。”钟楼补充道。
       当钟楼快把一瓶啤酒喝完时，乔叶问他能不能帮忙替他找份差使。他说在地下通道卖艺当然是件好营生，但毕竟不怎么保险，随时都有被警察驱赶的可能，譬如今天上午。“我想再找／分JL兼职。”他这样大言不惭地对钟楼说。
       “我猜，这就是你请我吃饭的真正原因吧?’’
       “你误会了。你该相信我的诚意。”
       钟楼仔细地打量着乔叶的脸。那张脸上几乎没有半点杂质。
       “你就替我打工吧。”钟楼气哼哼地说。
       “可以啊，你需要我干什么活?我什么活都能干。”乔叶认真地说。
       “干什么都行?”
       “当然行。”
       “好吧，”钟楼漫不经心地抬头浏览窗外，看见了对面一家商店，“我突然产生了恶作剧的冲动。”他对我说，“你就替我，”他对乔叶说，“到对面那家商店买一打安全套。”
       “没问题……你说什么?买什么?”乔叶吃惊地抬头问。
       钟楼重复了一遍他的要求。
       “你付我多少钱?”乔叶迅速冷静下来，不动声色地问。
       “你想要多少?”钟楼有些愕然，他不相信乔叶真的会替他去干那事。
       “我想回家了，但我没路费。本来，这几天下来，我倒是攒下了不少钱；但我不能不请你吃饭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嘛。”、
       乔叶的话又让钟楼心里没底了。他抬眼看了看他，那脸上还是没有杂质。
       “呃，女蜾你给我80元，不，180元，我就去。反正我在这儿又没熟人。”乔叶自暴自弃地说。
       钟楼强忍着心中的惊讶跟他讨价还价。、他仍然不相信乔叶真的愿意替他干这件事。“你别误会，我没别的意思，那纯粹是个恶作剧。”他急急忙忙地冲我解释，“我都快离婚了，要那玩意有啥用!”但他决意试试这个流浪艺术家的生存能力。他对乔叶说除非疯子才会出那么高的价钱。乔叶说如果不是钟楼捣乱，他今天上午肯定能赚 100多块钱，那180元包括了他一个上午的误工补贴。钟楼说他没有以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他，已经很宽容了。最后钟楼说：“好吧，就给你120元，但我要最好的那种。”于是他们就成交了。“你能保证我不会在那儿碰到熟人吗?”临出发前乔叶不安地对钟楼说。“尸你在杭州有熟人吗?”钟楼不耐烦地反 问。乔叶想了想，说没有。
       “我看着他穿过马路，朝对面那家商店走去。现在想起来，他是送死去的。”钟楼像讲述一个梦境那样对我说。
       回到杭州后，我像破烂王翻腾垃圾箱那样找遍了杭州市内所有的公共场所，终于在六公园的一条长椅上找到了那个瞎眼乞丐。但他很有责任心，非要我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就是乔叶，才同意我带走他的萨克斯。“你弯下腰来。”他命令道。我顺从地在他身边蹲下，他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是你，”他点点头说，“只有你这样的男人才留那么长的头发。”说罢将那三个连在一起的骨灰盒交给了我。我回到解放路和延安路交接的人行地下通道，脖子上挂着乔叶的萨克斯，脚边放着那三个连在一起的骨灰盒。偶尔有路过的人往那盒子里扔个硬币。我不会吹这玩意儿，所以只好那样站着。我偶尔也会闭上眼睛，乔叶当时的心情便如疯长的青藤迅速爬遍我的全身。快11点时，那个女店员果然来了。她用诧异的目光瞧着我。我想，我让她想起乔叶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干。我冲她微笑着，她也冲我微笑了。当天晚上，我们在我的公寓里尽情地做爱。第二天，当黎明的微光从窗帘的缝隙间透过时，我发现了她的屁股上有一个小小的疤痕。“跟我说说这个伤疤的来历。”我对她说。她微微笑了起来。我闻到从她的口中散发出早晨特有的酸味。
       
       “那时候我还是个婴儿，”她说，“我母亲抱着我从街上走过。我突然哭了起来。我母亲一直不明白我为什么哭。过了好久才发现我的屁股在流血。到医院检查，发现我中了气枪子弹。”
       “我们一直不知道那是谁干的。”她最后补充道。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接口说，“不是我干的。”
       她咭咭咕咕地笑了走来，“乔叶你真逗，那时你才多大啊!”她说。我吓了一跳。这时铃声响了，她一把抄起电话。
       “我敢打赌你打错了。你找谁?”她再一次按她习惯的那样冲着话筒说。
       我听到电话里的人报我的名字。
       “瞧，我没说错吧，你找的人不在这儿。”
       她很不耐烦地朝话筒嚷嚷。她的声音听上去就好像这个世界上走动的都是白痴，而她对此无可奈何。
       “真奇怪，上回那个人打来电话，好像也是说找马炜。这个马炜是谁?”她嘀咕道。
       “谁知道?爱谁谁。”我说。然后，她便兴致勃勃地讲起了她最后一次见到我的朋友乔叶时的情形。她说当她听瞎眼乞丐说乔叶被一个警察叫走时，微微有些失望，另外还有些担心，毕竟乔叶看她的眼神里有许多令她感动的东西。让她意外的是，她刚来到她上班的那家药店不久，就看到乔叶推门进来了。开始她以为他是来找她的，但很快就发现并非如此。她看到乔叶有些紧张。、“他的头快低到肚子下面了。”他显然在找一些他需要的药品。他从柜台的那一头，一直找到她所在的这一头。“但他还是没有注意到我，因为我戴着大口罩。”她说。按店里的规章制度，她们是得把自己的嘴脸捂得严严的。他终于抬起了头。他的脸红得要命，“一双眼睛像个无助的孩子。”她心疼地说。他还是没有认出她来。事实上他几乎不敢正眼瞧她。“请给我拿一打……”他这样说，但还没说完就住嘴了，因为“我摘下了口罩，好让他认出我来”。
       乔叶的脸刷地—下白了。他的嘴张得大大的，“就像见了鬼一样!”“你想要什么?”她温柔地问。但乔叶只是那样大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他猛地转过身去，拔腿就跑，差 点把药店的玻璃门撞碎。“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他到底想买什么。”女店员泄气地说。，
       殡仪馆焚化室外的空地上聚集着来自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的萨克斯爱好者。他们自发地分成三个方阵，一个是高音方阵，一个是降E方阵，还有一个是降B方阵。那些金色的西洋乐器在早晨的阳光里跳跃着耀眼的光斑。当乔叶躺在担架车上，被几名仵作推过来时，那三个方阵开始奏起了曲子。还是那首 GoHome》。据说这是乔叶最拿手的节目。作为这个城市里的文化名人，他的萨克斯让所有15—50岁的公民为之倾倒。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不承认凯丽金，只知道乔叶。我的表妹中肯地分析说，男人喜欢他是因为他吹得棒，而女人喜欢他却多半因为他的头发。乔叶的头发是金色的，就像他的乐器。他们把他的金黄色长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摊在胸前。我和钟楼站在一起。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焚化炉发出荡气回肠的声响。钟楼说一般烧一个人得40分钟，但我们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等到他出来，当然那时他已经是一撮灰烬了，盛在一个木质骨灰盒里，由他老婆捧着。
       那时候，上午的太阳已经暖洋洋地照着了，钟楼在我身边叹了口气，他看上去非常疲倦。他凑在我耳边轻声说，自从目睹乔叶死亡的全过程后，他每晚都在做梦，那些梦内容全都一样，只是画面光线明暗有些许变化罢了。他在那些梦中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拉出去枪毙，有时用五四式手枪，有时用气枪。我吓了一大跳，不由得伸手摸了摸他的后脑勺，摸到的却是他的大檐帽。他抬手将大檐帽摘下了，仰望天空。一缕灰色的云烟悄然从人们头顶飘过，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乔叶的灵魂。“他就这样在我的眼皮底下死了!”钟楼说。他是看着乔叶从那家药店里跌跌撞撞地跑出来的，一头扎进延安路汹涌澎湃的车流中。那时候乔叶就像投进河中的一块石头，虽然藐小，却惊起阵阵波浪。各种各样的喇叭声以及刺耳的刹车声骤然响起。他斜刺里横穿来往6个车道的大街，慌不择路地朝钟楼奔去。在他身后，一辆高速行驶的小吨位的工具车死命刹车，车上装载着的玻璃向前甩了出去。这巨大的玻璃平展展地从乔叶身后追来，钟楼和许多人一起看到了那块索命的玻璃向乔叶追去时闪烁着的明晃晃的光芒。钟楼还看到了玻璃锋利的边缘被阳光映出血红的光边，仿佛乔叶的鲜血提前染红了那锋刃。然后乔叶的头就被砍下来了。乔叶直到倒在一家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脖子那儿还在喷血。
       “我们出动了几乎所有的警力搜寻乔叶的脑袋，但一无所获。”钟楼向我介绍。他说这件事还惊动了杭州市人民政府。他们不能将一个没头的身体火化了，尽管这基本上是一具尸体了。后来有消息说乔叶的头回家，了。确切说乔叶的头从天上掉下来后刚好落在一辆神龙富康的车顶行李架上。这辆富康车恰好就是来杭州办事的绍兴车。护送乔叶的身体回家这件事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钟楼身上。他坐在乔叶的身体旁边，经常陷入一种想起来让他后怕的恍惚中。车到绍兴，他从当地警方手中查收了乔叶的脑袋。尽管已经秋天了，人们还是担心皮肉腐烂，因此将乔叶的头盛放在一只大号的玻璃干燥缸内，底下铺着一层碧蓝的硅胶粒子。钟楼小心翼翼地捧着乔叶的脑袋上了车，将他安放在他的尸体旁。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派出所的同事打来的。他们告诉他，那个偷乔叶钱包的小偷终于找到了。钟楼百感交集，冲着手机大声说： “替我好好修理那个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