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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我对面的吴国光先生沉静、质朴，与我想象中的专注于学术和研究的科学家十分吻合。他曾任深圳市血液中心主任，现为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质量控制实验室主任。他是我国著名的输血医学和血型参比学专家，也是中国现代血型和输血医学参比学术以及组织配型质量控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在输血医学、免疫血液学、免疫遗传学和血型参比学等专业领域中有很深的造诣。1990年国家人事部授予他中国输血医学界首位“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吴国光长期从事输血医学和血型的研究及应用工作，是我国疑难血型抗原、抗体标本鉴定的专家，在输血医学领域的科研、医疗和教育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许多学术成就应用于临床，挽救了那些生命垂危的病人。
        2001年5月，深圳。市人民医院血液科有一位61岁的病人患少见的轻链型多发性骨髓瘤，疾病复发而住院，出现严重的贫血，血红蛋白低至每升30克左右，危及心脏功能，病人急需输血治疗。但病人一输血就有反应，极度难受，随后高烧，而且出现血红蛋白尿。求助的电话打到了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打到了吴国光的办公室。他和同事们连夜对病人的血液进行研究，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检测技术进行检测，终于发现病人的血型极为特殊和罕见，她具有在中国人群中首次发现的’Dieso(b)阴性的血型。这也是吴国光从事血液研究30多年第一次见到这种类型的中国人。更令他惊奇的是病人的血液中同时含有抗Dieso(b)抗体和抗Jk(a)抗体，造成了病人的急性溶血性输血反应。吴国光查遍各种文献，世界输血史上还没有相同发现的报告。病人只能输入与自己的ABO血型相同，并且必须是Dieso(b)阴性、Jk(a)阴性血型的。血液，才能避免出现溶血反应。而按理论推算，在中国人群中，6万至7万人才有可能找到一位与病人同样血型的人，要采集这样的血液在短时间内显然不可能做到。他检查了病人的子女和亲属，竟然也没有一个遗传相同的血型，输血治疗成了一个难题。
       吴国光想到了寻求国际合作。他将病人的血液送到他在美国工作过的国际著名的东南威士康星血液中心作进一步核对，美国的同行证实了他的发现，并协助他在美国寻找可供病人输入的血液。但美国人几乎百分之百是Diego(b)，阳性血型，整个美国稀有血型血库中没有找到合适此病人的血液，美国专家建议吴国光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网络在全球范围寻求援助。
       病人的家属万分心焦，她的两个女儿都从美国赶回了深圳，守候在母亲的病床边。她们得知鉴定结果后，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血液中心求助。吴国光通过血型人种分布分析，日本可能有此类血型的血液。患者的女儿马上通过网络和日本大阪红十字会血液中心联系，日本方面回复找到三袋可供病人输入的同血型的血液，并同意立即空运到香港，再转送到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
       这是一次国际间的援助和联手。日本大阪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的冷冻红细胞到达香港机场后，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派专人接机，并专程送到深圳输血医学研究所。
       可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由于日本大阪血液中心的冷冻红细胞技术与深圳市输血医学所采取的技术不完全相同，将日本运来的冷冻红细胞安全有效地复苏、处理后输入病人体内，成了另一个难题。吴国光带领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仔细分析了日本的冷冻红细胞技术后，采用了当前国际上最先进的全封闭冷冻红细胞自动洗涤处理技术，将其有效地复苏、去除保护剂、作病毒因子检测、配合性试验等检查，确认能安全输入后才将其输入到病人体内。情况，良好。病人的血红蛋白很快提升到每升60克以上，而且状况稳定。经过一段间隔之后，他们又将按同样方法处理过的冷冻红细胞输给了病人,患者的血红蛋白按预计目标提升到每升90克以上，终于转危为安。
       通过这个病例吴国光发现了这种罕见的血型，而且治疗也完全是对症的。在他从事血液研究的30多年里，他的每一项成果可以说都是为确诊和治疗带来了新的曙光。输血医学在我国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学科，许多学术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所以，积累经验，不断创新，对于这一学科显得尤为重要。几十年来，对此他可以说是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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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光创造性地开展现代输血医学科研工作，他是中国输血医学界获得科技奖励项次最多的专家。他曾先后负责和开展10多项输血医学研究课题，8次获国家级、卫生部级以及上海市等级的科技进步奖，并获2项国家专利。其中“固相血小板免疫血清学试验的研究和应用”课题，因解决了输血和血液学中血小板免疫检测技术的难题，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也是中国输血医学界获得的最高级别的科研成果奖励。“血液成分分离机和应用技术”课题，因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台血液成分自动分离机，以及应用该机成功开展血液成分单采及治疗性置换等现代输血治疗术，获卫生部甲级科技成果奖。他也是中国首位研究“血液成分自动分离机”并获奖的学者。
       他还是中国首位研究“自身输血技术”并获奖的学者，是中国输血医学界首位在国际输血医学界和免疫遗传界报告发现红细胞和白细胞抗原的新基因和分子生物学鉴定技术的学者，是中国输血医学界至今惟一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的学者。他还曾经是上海市的劳动模范，深圳市杰出专家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从80年代起，吴国光就多次赴国外学习和研究；他在世界著名的一家血液中心一美国东南威士康星血液中心担任访问科学家时，创建了该血液中心酌粒细胞免疫研究室，并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成功一系列检测粒细胞、血小板抗原和抗体的新技术，成功地对粒细胞、血小板的各类抗原以及它们的同种、自身租药物依赖性抗体的特性开展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研究；在诊断和治疗免疫性粒细胞减少等疾病以及探索疾病机理等方面，获得国际领先成果。
       近几年来，吴国光在国际上率先开发了Diego血型的基因分析技术，在中国找到Diego(b)阴性的人群；在国际上首次报道了中国人群的’Dombroek血型的Do基因序列；吴国光最新的成绩之一，是他带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使用血清学、遗传学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国际上率先在中国人群中检测出3个人类白细胞抗原(英文简称HLA)新等位基因，世界卫生组织HLA因子命名委员会认可并正式命名为HLA—A*0253N；HLA-A*1U4的HLA—B*5610。3个被发现新基因的中国人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为SZ-1、SZ-2、SZ-3(深圳-I、深圳一2和深圳-3)。同时他们还研制成功了相关细胞株，可大量保存和繁殖所发现的新基因等珍贵生物医学实验材料。还克隆了完整的这3个新发现的人类白细胞抗原，阐明了新基因的DNA序列资料，并且被国际基因库收集和给予了特定的编号AF416455、AYl34743‘和-AYl34744。此外，还在国际上率先开发出鉴定此3个等位基因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并用于骨髓和组织器官移植、供者和患者的HLA分型以及亲子鉴定、个体识别、人类学和遗传学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工作。在这场HLA研究领域中酌科技竞争中，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增添了光彩，他不懈的努力也终于实现了一个领先国际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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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促使吴国光投身于输血医学事业并为此而任劳任怨、尽心尽力?
       他对我说，有几件事对他决心终身从事输血医学工作有很大的影响。在七八十年代，他在上海市血液中心输血医学研究所工作时，经常为上海市各医院的输血反应问题而被请到医院会诊，协助诊治。上海的医院非常多，有时逢年过节，甚至大年三十，岂家正在吃团圆饭的时候，也会有医院请他去会诊。每次处理了输血反应回来后，心情都十分沉重，因为看到一些医院输血工作者因为技术水平差，或者人为的责任事故造成输血反应，伤害了患者，同时又自贵和害怕，他都感到特别地难过，记得有二次出席医疗事故鉴定会，一个刚从学校毕业1年多的年轻技术人员，因为技术差错事故而导致病人严重输血反应而死亡，结果受到了刑事处分。在回家的路上，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方面他认为输血治疗需要更加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也想到我们还缺乏更为先进、全面的输血知识和技术。
       在此后吴国光多次到国外进修和参加研究工作，他对国际先进水平十分关注。他告诉我，1980年他随卫生部代表团赴欧洲考察输血和血液制品，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在英国设有Blood Group Reference Laboratory，在回国后作汇报时，他将其翻译成“血型参比实验室”。他在深入学习后，了解到血型是人类血液的遗传秘密的表达，为了输血治疗的安全，必须使所输的血液与受血者的血液相合，彼此才能相安无事，才能达到治疗的效果。血型参比工作是输血安全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正确鉴定人类红细胞血型抗原和抗体，开展输血前的交叉配合试验，为受血者选择最配合的血液和血液成分，减少和避免各类输血反应，检测各种与血型相关的免疫性疾病，以确保输血治疗的安全。血型和血型参比工作同时也延伸到人类学、法医学等领域工作中，学术性十分强。他深深地爱上了这项专业并决心为之而奋斗终身。他在卫生部的委托下，在80年代首先在上海血液中心创建了血型参比实验室，然后很快地扩展到全国各地的血液中心，成为各血液中心的主要技术工作部门。血型参比(Blood Group Refer-ence)这一学术名词，可以说是他率先引进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热爱自己所从事专业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总能从工作中得到乐趣和快乐。吴国光正是这样一个人，他非常喜爱自己研究的领域。他说：“我对输血医学非常感兴趣，这是一个新兴的生命学科，以前也没有得到医学界的足够重视，以为它的技术含金量不高，因此发展也很缓慢。随着科学进步和新的医学观念的产生，以前旧的看法也已改变，为了探索血液奥秘的需要，这里面可研究的课题非常之多，要做好也并非那么容易。我心里一直希望我们中国能够做得更好一点，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每一次新的发现都让他感到高兴和振奋，每一次新的发现也意味着他事业在一点点地向前进步。犬的发现自然令人兴奋和鼓舞，而一些小的发现也具有极特殊的意义。在深圳的一次无偿献血时发现罕见的“类孟买血型”令吴国光记忆犹新，
       一位男青年在无偿献血时被发现血型是极其珍稀的“类孟买血型”，随后吴国光对他的全家人进行血型鉴定，他的父亲是B型，母亲是A型，而他的哥哥和弟弟也和他一样属于珍稀血型，但小分型(特异性)上又有所不同。这是深圳市民中首次发现的：‘类孟买血型”，而且，像这样几个人同是珍稀血型并特异性有所差异的家系，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
       最初血液中心在对这位男青年的血液进行鉴定时，确定为O型，后来，当他捐献的400毫升血被送到一家医院准备输给患者，医院在输血前的交叉配型却不成功，于是这400毫升血被送到了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的血型参比实验室，血型参比实验室再次对血液进行正定型和反定型，结果两次鉴定的结果确实不一样：正定型为O型，而反定型却是AB型。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引起吴国光的高度重视。于是，血型参比实验
       室的研究人员采用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方法从基因水平上进行检验，最终鉴定他的血型是“类孟买血型”，携带AB基因。进一步的检验也表明，这家的三兄弟虽然同是“类孟买血型”，但在小分型上又不一样，献血者和他的哥哥的血型都是“类孟买OAB血型”，而弟弟则是?类孟买OA血型”。
       吴国光解释说：小分型的不同，即表明血液中的各自携带的A或。D基因不完全相同。“类盂买血型”的鉴定，在急救输血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类孟买血型”的患者，只能接受同样是“类孟买血型”的血液或自身的血液，才能确保输血安全。从这三兄弟的血液小分型来看，万一其中有人要输血，老三的血输给两个哥哥，肯定没问题。但是，两个哥哥的血液输给弟弟就可能会有反应。
       至于父母都是普通的A型和B型，为什么孩子们却都是珍稀血型?吴国光认为，这就是人类遗传的奥秘了，是遗传过程中，基因发生了变化导致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但奇怪的是父母各启的人、B基因同时发生变化，即使在国际上也是相：当少见。目前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血型参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正在深入研究形成这样珍稀血型的机理和意义。
       吴国光介绍说，“孟买血型”是由印度人最早发现的，发现的地点在盂买，所以被命名为”孟买血型”。而后，我国也有人发现过类似的血型，经过血型鉴定，和“孟买血型”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在他们的唾液里能找到A或B抗原，所以称为“类孟买血型”。这次发现的这一家三兄弟的血型，也是一样和“孟买血型”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因此也属于“类孟买血型”。
       他解释说，人类的血型因种族的不同而各不相同，而且分型非常复杂，到目前，总共发现的人类血型大约有270多种。通常人们所知道的A型、B型、O型、AB型之类，是因为这些血型最常见，如果将血液的其他分型联系起来分析，如：ABO血型；ABO亚型、Rh阴性血型、MN血型、P血型以及血液中的不规则抗体等等，血型就是个大学问了。至于“类孟买血型”，在中国人当中非常稀少，究竟多少人当中有一个人是“类孟买血型”，至今还不清楚。正因为“类孟买血型”非常珍稀，其价值和意义也就尤显重大。从生命救助的角度，只有血型相同的人才能够输血救助，这一点，对珍稀血型的人来说，生命救助时往往就是难题。现在，这样的珍稀血型被发现了，首先，珍稀血型者自己一旦有需要时；就可以用自己的血液救助自己了。像这位男青年捐献的400毫升“类孟买血型”血液，现在依然保存在血液中心的低温冰库里，以现有的条件，这袋血液可以保存30年以上；珍稀血型的血液正因为稀少所以就可贵，一旦再有血型相同的人需要输血，就可以救助别人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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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到深圳之前，吴国光是上海输血研究所副所长。1943年他出生在上海，1965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生物物理化学系，大学毕业后即分配到上海市血液中心工作。从七八十年代起，他在输血医学的研究中有子突破；并发表了引起医学界重视的学术论文。1984年7月他作为访伺学者赴美国红十字会血液部进修“血型和输血”，随后又多次赴美；最长的一次有近3年时间。在美国的几年间；他做了多项的科研项目，那段时间成绩出得很快，时常有或大或小的成果出来，国内国际一比较，他有了一种使命感。国内90年代的输血治疗水平还很低，只相当于美国七八十年代的水平。一二十年以上的落，后，实在是一个不小的差距。吴国光急切要把自己搞出来的国际领先的成果带回去，运用到中国的输血医疗工作中，提高国内的输血医学水平。
       主意已定，他的心情更加踏实。他的妻子邵永乐也从上海来到了美国，在他的研究室里做实验。邵永乐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儿科系，和吴国光是小学和初中的同学，他们从小就住在一条街上，都是班上的高材生。邵永乐生长在一个文化家庭，祖父是《申报》的资深报人，父亲是沪上有名的中医师，家中8个兄弟姐妹个个都受过高等教育。她有一种闺秀式的端庄，既和善又智慧，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的人。邵永乐医生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贤妻良母，为了丈夫和他的事业，自己的一切都可以让道。在他们夫妇之间，有一份一望而知的默契。他们也都说平常他们不用多说什么，一个眼神彼此就能心领神会。他们说他们在生活里几乎没有争吵，什么事情都是一起商量。他们小学、中学都是同学，是初恋的对象，也是相濡以沫的伴侣。邵医生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大学毕业后她分配到了四川，当时不少恋人都因为分居两地而无奈分手了，而吴国光对这份感情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他们的恋爱和婚姻顺利而美满，婚后一家人住在吴国光的父母亲家里，住在一起的还有他哥哥、嫂子和妹妹。邵医生说他们之间从来就是和和气气的，没有通常大家庭里的磕磕碰碰。邵医生后来调回了上海，为了老人和孩子，她主动地承担起所有家务。她说：“与其两个人工作起来都不踏实，不如我多做一点，让他能安心地搞他的研究。”吴国光也说：“她的确是为我做了很多，为了我她耽误了自己的专业和晋升。”妻子不仅生活上不让他操心，还帮他做实验，帮他整理资料，在每一个环节上给予他细致而周到的帮助。为了他的工作，她放弃了自己深爱的专业，跟他去了美国，又跟他回到上海，后来又跟他来到了深圳。为了他的工作，她可以说是任劳任怨，三十几年如一日，每天晚上不管多晚，都会等吴国光下班回家，热汤热饭送到他面前‘她所做的呷切都是围绕着他的事业，她是他最有力的支持者和最得力的助手。吴国光对妻子的满意和感激也是溢于言表。
       邵医生到美国后，他们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瓦基(Millwakee)城，这里天空很蓝，树木很绿，她非常喜欢。她刚说了两句称赞的话，吴国光就对她说：“你不要说这里好，我是要回去的。”邵医生说他一心想着回国，在做研究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做了许多回国后开展工作的准备。他每天大量的时间都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他认真设想每÷个实验步骤，积累任何有利于他回国后开展工作的经验。MillwaLee的冬天刺骨般寒冷，研究所因为冬天冰天雪地气候寒冷，通常要求大家提早下班，但吴国光依旧是每天最晚二个离开。有时他工作到凌晨刚顶着大雪回家，就因为有了一个更好的实验方法，或者为了看一个实验的结果，他会踩着厚厚的积雪，赶回实验室。所里换过多位保安，每一位都认识他。他没有时间去享受美国的蓝天绿树，女儿在美国东海岸念大学；他一次也没去探望过她。连女儿的毕业典礼也抽不出时间参加。
       吴国光夫妇回国的行李中带了大量珍贵的学术资料。在回国之前，吴国光还花了3万多美元买了设备和试剂，准备回到国内马上就可以开展工作。邵医生说：“他想国内购买这些东西可能不很方便，另一方面他是有传统思想的人，总想自己，是公派的，花了公家的钱，所以也要给公家买点东西。”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回国的念头是那样的坚定，甚至都没有去想一想假如留下又会怎么样。当时吴国光除了妻子、女儿还有母亲、哥哥、妹妹也都在美国，别的不说，就从一家人团圆的角度，他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的，但他却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我问他当时是怎么想的，他笑起来，他说：“也没怎么想吧，就是觉得想做点事，当然最想、的还是把先进的输血技术带回国，也算是圆我的梦吧!”
       回到国内，作为这斗行当中的佼佼者，很多输血医学机构邀请他去工作，他心里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能让他很好地于事业，发挥所长。最让他感动的是深圳血液中心的杨春森主任，他5次到上海，上门邀请他到深圳工作。以前吴国光并不认识他，他是从美国回来后的一次全国性的输血学术报告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的。可是没有想到就在那次见面的几个月后，老杨专程来到上海邀请他到深圳去工作，和他一起创建深圳市的输血医学事业。杨春森是产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从吴国光的一位在广东省顺德血站当站长的学生那里了解到他的具体情况，认定他来一定能把深圳输血医学方面的工作搞上去，而且能打开崭新的局面。当时深圳还没有血液中心，只有一个血站，业务和学术水平都相当低，属于起步晚、基础薄的地方，不要说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比，就是与内地普通的某个城市相比，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作为血站站长的杨春森和深圳市卫生局领导，下决心彻底改变深圳市输血医学的落后面貌。吴国光后来才知道，当肘杨春森站长曾向市卫生局领导预言：吴国光到深圳后；保证深圳市的医学领域中第一个达到国家先进水平的是深圳市血站，而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实了他的预言。杨春森到上海邀请吴国光，对吴国光来说还是比较突然的，他心中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当时他在上海的工作单位和生活条件都相当好，特别是上海的学术环境、科研管理体系全国数一数二，他又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最主要的是他的老母亲也在上海，他和母亲的感情又特别深厚。父亲不在了，他更加放不下母亲。邵医生说吴国光是个孝子，对母亲十分体贴。母亲是广东人，喜欢听粤剧，在上海时只要有广东粤剧团来演出，她每场必看。如果每天上演的剧目不同；她就天天去看。吴国光总是早早地给她买好了票，能陪就去陪她。自己工作实在忙，就请广东籍的朋友去陪她看戏。他去广东甚至会带回大捆的西洋菜和很沉的槟榔芋头，给母亲煲汤和做菜，让母亲尝到家乡的东西。也许是因为到广东去工作，母亲又是非常开明，她支持他到深圳。
       远在美国的女儿也赞成父亲到深圳去尝试一下，她劝父亲说；不少美国人经常变动工作，他们常常为了一份新工作去一个新地方；只要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何不试试?在上海吴国光面临着承担越来越多的行政工作，他本来是为了专业而回来的；这与他的初衷显然不太一致；而去深圳几乎是白手起家，好处是他可以做自己喜欢也是擅长的课题研究，而且有老杨这样的领导支持，他相信一定能够很好地把工作开展起来。权衡之下，他选择了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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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吴国光到了深圳。面对的工作条件的确十分简陋，当时的深圳血液中心只在市人民医院内有40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再增加他一张办公桌似乎都找不到地方；杨春森主任信守在上海时对他的承诺，处处尽最大可能对他提供帮助。他劲头很大，忙前忙后，在现在的血液中心对面租借了—栋二层的临时搭建的铁皮房给他筹建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每当吴国光碰到难题，不管是工作上、生活上还是人事上的，杨主任总是帮他出主意想办法，并且在第一时间里帮助他解决。吴国光回忆起初到深圳创业，对杨主任充满了感激。他说：“他在各方面给予我力量和信心，他无畏无惧的工作作风，更是我的榜样。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的工作是不可能开展得这么顺利的。”由此起步，吴国光一步一步地建立并拓展着自己在深圳的事业，他建起了研究所，招集和培养了一批科研人才，购进了世界一流的设备，终于把深圳血液中心建成了国内外瞩目的输血医学研究的龙头单位。
       吴国光非常感激他来到深圳后受到市政府、卫生局等各级领导的支持，他还特别感激深圳市卫生局周俊安局长。吴国光说周局长是一位专家型干部，他除了是一位双肩挑的出色的好领导外，更是一位真正的医学专家，博通医学各领域的知识。他对知识分子也是特别的理解和体贴。吴国光对他的感觉是又敬佩又亲切。他来到深圳不久，周局长就找他谈话，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你放弃了各方面的优裕条件，来到深
       圳工作，不是为了名和利。你追求的是事业，是自己为之献身的专业，我全力支持你，只要我在位一天，就支持你一天，帮助你实现理想。”
       刚到深圳的时候，深圳市医学界对吴国光不是很了解，周俊安局长利用各种场合向大家介绍他，宣传他的学术成绩，让各方面支持和配合他的工作。在申报各类科研项目时，周俊安局长在评审时总是非常认真地评述，给予热情的推荐。吴国光举办的各类国内外的学术活动，他只要在深圳，不管是工作日或者是休息日，总是想方设法出席，并在会上作热情洋溢的发言。为了帮助血液中心引进一位年轻的技术骨干，他曾在大年初一亲自出马帮他去做说服的工作。吴国光说，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能在全国的学术竞争上取得如此领先的地位，并且成功地被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卫生部委任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国家质量控制实验室，与周局长在全国专家评审会上的努力分不开。而最最令吴国光感动的是，当他在工作上受到挫折时，尤其是遭到误解或被恶语中伤时，周局长总是挺身而出，代表卫生局党委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帮助他，并与他谈心，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渡过一个一个的难关，令他终身难忘。
       吴国光是到了深圳才知道条件这么差的，比如编制少，一方面研究人员紧缺，而另一方面有能力有想法能够独当一面的年轻人却进不来。他说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目前研究所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招聘的，给他们的工资及待遇都远远低于正式研究人员，这对稳定队伍相当不利。有一些人才就流失了，他们成了某一方面的专家，但他们去了条件和待遇相对更好的研究机构。吴国光自己也曾面临过很大的困难。首先就是住房。吴国光说，因为深圳血液中心的编制有限，他和妻子商量到深圳后她不进血液中心，所有关系还留在上海，这样可以省出一个编制进年轻人。可是这样的一个决定却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户口没有迁过来就不能参加福利分房，他们来深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们居住的单位宿舍离单位很远，上下班很不方便。吴国光的不少医生朋友都帮他反映，周俊安局长也帮他反映，他的问题得到了市领导的关心，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和市长李子彬亲自批示，给他解决了住房，总算让他在深圳有了一个安居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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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有2个重点学科，一个是输血医学学科，另一个是组织配型和免疫遗传学学科。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和造血于细胞质量控制实验室也在这里组建起来；同时这里还是司法部授权的血液系统亲子鉴定的司法鉴定机构。三四年的时间，2个重点学科，1个国家实验室，而且还带出了一批年轻人，实在是做出了相当可喜的成绩。吴国光的欣喜浮到了脸上，他说，国家实验室是要在全国竞标的，要和北京、上海有几十年历史、好几百人的专业研究队伍去比，而专家们还是把票投给了我们。
       但是一项事业的振兴，并不是有了掌握世界一流学术理论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几套先进的仪器设备就行的，它还需要一个大的环境。对此吴国光有着清醒和透彻的认识。尤其是像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部门，是以社会效益为主，很难直接计算经济效益，而所开展的科研及其技术应用，许多是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见到效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而每天需要去做的工作却是大量和繁复的，摆在面前的困难和问题也并不少。吴国光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他首先考虑清楚自己人手的事情，就像煮茧抽丝，先找到一个线头。多年的学习和研究生活培养和磨砺了他的思维和耐心，他知道只要有一个良好的开始，随后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一定是能够有所收获的。事实也证明了就是如此，几年的辛苦付出，他终于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绩。
       吴国光在深圳输血医学研究所启动了多项重大的科研课题，其中一项是建立“深圳冷冻血库”，解决稀有血型、血源和应付战争和大灾中的供血不足以及控制输血传染疾病的问题；另一项是建立了与国际先进技术接轨的“深圳市骨髓供者基因信息库和检验中心”，给众多急需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但又缺乏HLA配合供体的各类危急血液病人带来了获得新生的希望。
       据统计，白血病的发病率为10万分之3，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血液病，俗称“血癌”。我国每年新增加约4万名白血病患者，而且发病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下，自然病程通常只有三个月。对于大部分的白血病患者来说，骨髓移植是给予他们生命希望的最好的治疗方式。骨髓移植同时也是各种重度贫血症以及一些先天性免疫缺乏症和代谢性疾病救命的根本治疗方法。近年来世界上接受骨髓移植的患者在增加，显示骨髓移植已经成为对此类疾病的治疗趋势，而且因骨髓移植所带来的病人的存活率也大大地提高。如有适当的供髓者，骨髓移植已达到80％到90％的长期存活率。而骨髓移植的前提是患者与供者的人体白细胞组织相容性抗原(即HLA)分型必须完全吻合。但除了同卵双胞胎是一模一样的外，这种相合的概率在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中是4分之1，在非血缘关系的人群中相合的概率大约为400至1万分之1。而且HLA配对要受到，血缘、种族及地域等等的影响，一般黄种人也只有黄种人当中寻找配型。因此，要寻找到适合中国人的捐赠者，就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我们自己的骨髓供者基因资料库。
       但是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骨髓基因资料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捐赠，是无偿的，要让更多的人成为志愿者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非血缘骨髓移植供者资料检索库”，据报道，全美国的国家骨髓供者库中志愿捐髓者有500万人，可以使本国35％到40％的患者在3个月内找到合适的供者。中国的骨髓捐献事业可以说是与国际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几乎是同步开展的，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组织下，1992年左右由北京、上海等国内几个大城市开始筹建了中华骨髓库工作，但一直步履艰难，到2000年中，库中的资料只有3万多份，而且部分资料因为技术或组织管理的原因而可能有问题，起不到真正的骨髓供者资料库的作用。但是，在这时候，国际上已有近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骨髓供者资料库，全世界骨髓志愿捐献者已有700多万人。亚洲地区与我国大陆地区差不多同时起步的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和香港、台湾地区，都有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我国的台湾地区，人口2000余万，登记的骨髓捐献者超过20万人，占到了人口总数的1％。台湾自1993年成立骨髓库以来，已向，全世界捐赠骨髓250多例，捐献给大陆的就有近80例。
       1992年启动的中华骨髓库不成功的原因有多方面：有组织和宣传的原因，有技术的因素，更有经费的问题。用类似行政命令或即兴鼓动的方式动员参加骨髓捐献，事实证明会使骨髓库的供者产生较大的流失率，有的供者当被真正通知需要捐献骨髓时，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动摇当初捐献骨髓的承诺。宣传上的不够正确，也会使大众产生误解，认为要抽骨髓，有害怕心理而不愿意参加。另外，技术因素也是主要问题之一，组织配型的HLA分型技术落后，使骨髓库的部分数据有问题，既损失了供者资源，又浪费了金钱，同时也影响了骨髓库的信誉70当然要建成一个国际先进水平的骨髓库最大的问题是需要经费。中华骨髓库从一开始就因为经费的问题而难以操作。因此到2000年时，坚持工作的也只有上海市红十字会。
       有一件这样的事。曾经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儿子被查出患了白血病，正在孩子生命危在旦夕之际，中华骨髓库传来一个好消息，孩子的造血干细胞已经与一位志愿者配型成功。面临突然降临的生的希望，这对夫妇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可就在事情出现良好转机之时，志愿者的父母百般阻拦，因为他们认为抽取骨髓是一件危险性很大的事情，而且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结果得白血病的孩子失去了移植的机会，很快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还有过这样的一件事。一位白血病患者的HLA、恰好与9、己的弟弟配合，如果他弟弟抽取骨髓就可以救他的生命。可是因为他们身在农村，对骨髓移植缺乏了解，弟弟说什么也不肯献出自己的骨髓。同样缺乏知识的父母竟然还支持小儿子的做法，他们害怕手术有意外失去两个儿子，认为能保住一个总比让两个一起去冒险要好。
       曾经有过这样的笑话，有人给一家血液中心打电话，询问捐献骨髓是不是把骨髓从身上割下来，冷藏在“资料库”里等待移植者取用。还有一个人在电话里问工作人员：“骨髓卖给你们，多少钱一斤？”
       骨髓库的最主要的技术工作是，HLA的分型，供者和病人的，HLA-A、B和DR座位的基因配合程度直接影响移植的结果。HLA的不配合是造成病人产生移植物排斥反应和移植物抗宿主反应的主要因素。HLA的分型技术决定了HLA基因鉴定的准确性，早期HLA的分型是使用血清学方法，由于缺少高质量的HLA分型标准血清，以及血清学分型错误率高达20％以上等等原因，，在1996年第12届国际组织相容性讨论会后，HLA分型已逐渐被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基础的DNA分型方法所取代b国际上的各个骨髓供者资料库也已先后都转用DNA分型方法进行HLA基因鉴定，而1992年启动的中华骨髓库一直是采用血清学方法的HLA分型技术，HLA分型技术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华骨髓库的发展。
        所以，要建立一个骨髓库，必须要有资金上的保障。仅为每一位骨髓供者抽取5毫升验血，进行HLA基因分型这一项，就需要500多元。如果库容扩大1万人，就意味着需要500多万元的检验费。没有社会各方的支持；得不到资金，根本就不能建成一个有效的骨髓库。
       为了使成千上万的各类危急血液病人获得新生的希望，为了在骨髓库工作上赶超国际先进水平，吴国光在深圳市卫生局等政府部门、深圳市红十字会以及深圳市献血办公室、深圳市血液中心的全力支持下；向深圳市政府申报了“深圳市骨髓供者基因信息库和检验中心”的科研课题，并在1999年获得深圳市政府正式批准立项，课题工作由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负责，于2000年8月1日正式启动。
       深圳市的骨髓库从一开始就根据深圳市的特点，采用了深圳市的建库模式。概括说是4个导向：包括(1)舆论导向：以生命工程、精神文明建设工程对骨髓志愿捐献事业进行社会宣传。(2)操作导向：以“无偿献血”的背景为基础，从无偿献血员中募集骨髓志愿捐献者，口号是“献血的同时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3)技术导向：全面建立和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组织配型(HLA定型》、质量控制和电子数据管理先进技术。(4)组织导向：组织红十字无偿献血服务队，协助征募工作。
       事实证明深圳市骨髓库的建库模式是成功的；经过近3年酌努力，现在深圳市已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骨髓分库。建成了与国际接轨的“组织配型实验室”，建立和全面应用HLA的基因分型技术厂对捐献者作HLA-A、B和DRB的定型，用吴国光的话说，这个骨髓库的建立，弥补了以前骨髓库的不足，它的数据直接与国际接轨。为建立这个骨髓库他和他的同事们所付出的辛苦和心血是可想而知的。目前，这里贮存了近7000例供者的资料，已无偿地为国内外血液病患者700多入进行检索，为140多位国内外血液病患者找到了HLA全基因配合的造血于细胞供者；并成功地进行了18例非血缘关系供者的造血干细胞移
       植，患者分别来自广西、广东、江苏、湖北、上海、北京等地。
       深圳市骨髓库的建立又刚好遇到了重建中华骨髓库的大好形势，中央卫生部把重建中华骨髓库的任务正式委托给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到深圳考察，对深圳市骨髓资料库的工作进行了肯定，并将它作为试点单位，把深圳的经验向全国推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决定将重建的中华骨髓库命名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中华骨髓库)、，并成立了管理中心，负责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管理工作。在各个省红十字会则建立资料库分库，各分库的资料传送到总库，一旦有病人孺要检索配合的供者，则可以在总库中检索，同时也可以得到各分库的密切配合“同时深圳骨髓库也成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深圳分库。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筹建和运转中，吴国光倾注了自己巨大的心血和热情，从组织建设到技术规范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竭尽全力协助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工作，甚至在一次赴美国科研工作期间，白天十分紧张地与美方人员进行科研课题工作，而整个晚上却在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起草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有关技术章程，然后于当晚传回中国，几乎是昼夜不停地工作；有人开玩笑地说，吴国光白天在美国工作，夜里在中国工作。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建设，受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华人的热情拥护和响应，真正成为天时、地利、人和的项目，成立至今，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又委任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建立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质量控制实验室，负责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各分库组织配型实验室的质量监控，技术和专业人员的培训和学术交流等工作。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已逐步形成一个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国家骨髓库，成为造福中华民族的生命工程。
       参加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的每一个捐献者的故事都非常感人。吴国光告诉我，在深圳，目前捐献骨髓年龄最小的只有22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提出条件，有的没有配上还主动打电话过来询问，除了向患者捐献骨髓，他们当中还有人要为患者出医疗费。
       潘庆伟是一位私营企业主，他是学建筑的，开一家室内装潢设计公司，他是深圳骨髓基因库的第一个捐献者。他说他很高兴成为“第一个”，而且他的女友对他捐献骨髓也非常支持。在第一例移植成功之后，他又一次被配上了。但这一位患者因为没有钱要放弃移植，潘庆伟打来电话说自己可以在经济上资助他，如果医疗费实在不够，他愿意帮他筹款。后来这位患者对移植仍有顾虑，毕竟移植的成功率不是百分之百。他不想给社会和家庭造成更大的负担。
       陈锦花只有20多岁，她是宝安，区义工联的义工，而且是一位“五星级义工”。“五星级义工”都是为社会无偿服务达500小时以上的人。她在去年2月份填了表，成为骨髓捐献志愿者。隔了一年就配上了，并且移植成功。陈锦花经常去福利院照顾孩子，有一个孩子得了地中海贫血，需要定期到医院去输血，她不仅定期带他去，还常常为他垫钱。她有一个心愿，如果这个孩子能够配型成功，她会组织义工为他筹集医疗费。
       他们无私的精神也让作为骨髓基因库的创建者吴国光深为感动。他说有的患者与自己家里的亲人配上了，亲人却怎么也不肯捐献骨髓救患者，有的出几十万元也不答应，而这些志愿者的热情、无私、奉献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
       吴国光说，其实移植也是相当慎重的。并不是每一个得白血病的患者都可以做移植，首先需要医生提出建议，并且要在病情稳定期间才可以做。还需要HLA相配的骨髓供者签订同意书，这是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的，可以拒绝，但如果签订同意书了，就不能改变。骨髓供者需要进行全面的体格检查，健康情况合格后才能正式进入骨髓程序。目前供者捐献骨髓采用的是外周血干细胞收集的新技术，捐献前需要给供者注射粒细胞刺激因子，让造血干细胞进人到外周血液之中，然后用自动血液分离机收集造血于细胞，其他的血液成分输回给供者，一次需要4至5个小时。在采集期间通常希望供者住在医院里，一方面是为了对他(或她)进行保护，和。观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患者的安全。因为病人在骨髓移植之前已开始药物等处理，不仅杀死了肿瘤细胞，同时免疫细胞也全被杀死，如果不能及时地植入正常人的造血干细胞，随时都会发生生命危险。因此病人一旦进人无菌舱，供者一定不能出事故，不能感冒，也不能有车祸一类的意外，这些方面不可有丝毫的偏差。
       可能因为深圳是一个移居城市，居民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原因，深圳市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分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遗传的资源特别丰富，各地的病人在深圳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分库里找到配合供者的机率相当高。但是没有配上、找不到配合供者的比例还是很大。吴国光说，每当他看到配型不成功时，心里总是非常难过。假如我们有足够多的志愿者，这个成功的概率官然会高。他希望有更多的人成为骨髓捐献的志愿者，这样也就会有更多的血液病患者能够在命悬一线时得到救治。
       7
       有一件令吴国光特别高兴、也是他从事输血研究30多年来深感骄傲的事情，2002年12月，深圳市输血医学研究所率先在中国人群中检测出3个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新等位基因，并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和正式命名的科研成果通过了专家们的鉴定。几百个中外网址介绍了这一最新发现，美国的电视也在当日对此条新闻进行了滚动播出。
       这个发现意义何在?吴国光介绍说，人类白细胞抗原实际上是人类血型中的一种，只是它比我们通常所说的ABO血型要复杂得多。ABO在输血中的作用很大，如果血型不合，会引起输血反应。HLA又被称作组织相容性抗原，它与骨髓及组织器官移植有密切的关系。在HLA不配合的同种异体组织器官移植中，会引起排斥反应。因此在骨髓及组织器官移植中，通过HLA配型选择配合的供者，可以减少发生急性排斥的危险，提高移植存活率，以及减少病人对免疫抑制药物的依赖。在同种异体组织器官移植中，供者和受者的HLA—A，B，DR抗原配合程度越高，发生移植物抗宿主反应(GVHD)的机会越低，移植存活率也越高。
       HLA作为人类的一个遗传标记，它有2个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多样性，目前已检测出的HLA-A，B，DRB1座位上的等位基因数有1013个，它们组合成的各种可能的型有3万多种。另一特点是它表现出种族特性，比如；HLA-B46被认为是蒙古人种特有的基因，HLA-B41是白种人特有的基因，而HLA—B42，基因主要存在于黑人之中。一，为了提高HLA分型的准确性，避免漏检尚未被发现的HLA等位基因；发现和鉴定特定人群中的HLA等位基因，已经成为当前国际上HLA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和科技竞争的热点。事实上，由于、HLA等位基因绝大多数是国外发现的，其中大约有80％的新基因是美国人发现的，而中国人很少发现。因此冲国的组织配型工作中，也二直是按着国外的标准来进行，HLA分型存在的误差也就较大，尤其是遇到尚未发现的中国人类特有的基因，按常规的方法HLA分型将要出差错。因此随着我国骨髓和器官移植的增多，发现和检测我国人群中特有的HLA基因，以提高HLA分型的精确度，显得尤为重要，也是我们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个具体目标。
        在当前生物技术突飞猛进的形势之下，要发现一个新基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过五关斩六将”，还需要真正耐得住寂寞。吴国光带领研究所的科技人员用了2年时间，筛选了5000多例随机的供者标本，对每份标本要观测近100个结果，每份标本大约都要花上1天到2天，在总共近50万个结果中，发现了3例异常标本，通过进一步做基因序列分析表明，它们是尚未被发现的新基因，吴国光深有感触地说，这项工作繁复而具体，每一个步骤都不可以缺少和不能含糊，好几个月做下来；真是既有意思也十分艰苦。
       在通过大量的筛选工作发现可能的新基因后，要把新基因克隆，以取得具有单一结构的基因。然后把它们的DNA碱基序列提供给国际基因庠，以取得特定的注册编号。然后进一步做遗传学研究，进行家系调查，证明该基因符合遗传规律。还必须建立细胞株，以便有足够的基因材料供进一步证实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必须得到WHO的认可，在通过WHO鉴定认可之后，才能获得WHO的正式命名。
       这3个HLA新等位基因中2例是在正常健康人中发现的，另一例是在一名先天性丙球缺乏症患者中发现的。在这名患者家族中三代共21名成员中，还发现母亲、姐姐、外公以及母亲的堂哥和堂妹也带有该基卧，而这个基因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它属于HLA—A座位上的一个“不表达基因”，有基因存在而不表达抗原性，这类基因对研究HLA的生物功能等方面上有很高的价值，这也是中国的科研工作者首次在国际上报道发现“不表达基因”，WHO把它命名为HLA—A*0253N，被发现有这新基因的人被认可为SZ一1(深圳-1)。
       非常有意思的是吴国光去美国参加国际HLA学术会议，有一位澳大利亚的女同行主动找到吴国光，她在一位越南华裔身上也发现了这个基因，但在时间上比中国晚了大约半年，女同行为落后一步深感惋惜，而吴国光不能不为这个“抢先一步”再一次感到欣慰。
       吴国光反复地对我说，他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他是一个很敬业、很刻苦的人，他也的确热爱输血医学这个事业，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自己的专业上。他说以前在上海的时候也是一样，吴国光说：“我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工作。”每天他都要在实验室和办公室里呆得很久，回到家里还要继续看资料，通常每天都是一两点以后才睡觉。女儿小的时候几乎很少和他这个做父亲的打照面，她醒来的时候他已经上班去了，她睡着之后他才回家，带孩子、陪孩子玩这样的事情他做得极少，基本都是孩子的妈妈管的。为了节省时间用于工作，吴，国光常吃方便面，在单位里有“方便面大王”的称号。工作是他日常生活的常态，一年365天，只有春节的两三天是例外。除夕那一天他会提前一点儿下班，为了弥补平时无法和女儿在一起的内疚。他会带女儿去街上买东西，鞭炮、糖果还有新衣服，女儿要什么买什么，迄今成了女儿对青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大年初三是他母亲的生日，这一天他也一定会回家去陪母亲。他对父母充满感激和敬重，他继承了父亲坚忍不拔、严谨做事的态度和坦诚宽容的个性，他也从母亲那里学会了知恩图报、饮水思源。在和父母同住的日子里，再忙，每天早上上班前，他一定会去父母房间问好。父母对他的工作很支持，他常说，没有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就没有他的今天。父母过世后，他最内疚的事莫过于他没有在父母身边多尽些孝心。妻子说吴国光是一个重感情而且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比自己更重视过节和一些特殊的日子。比如在她的生日，尽管家里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他也一定会买一个蛋糕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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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光也是一个有许多兴趣爱好的人，他非常喜欢文学和音乐，这也是他们夫妇俩生活中偏爱的话题。邵医生告诉我，有一年春节联欢会他指挥血液中心的同事合唱，深得大家的好评，都说他具有专业水平。他对摄影也非常爱好，逢年过节，大家庭团聚时；都由他给家里人拍照。邵医生的兄弟姐妹至
       今非常感激他给他们的父母拍了许多照片，让他们时常可以重温一下他们的音容笑貌。他还对许多时尚的东西非常有兴趣，比如电脑、音响、照相机；摄像机等等，市场上刚出现他就去买回来。女儿知道他喜欢也给他买，但是他却很少有时间摆弄。他还喜欢种花养草，但也是因为太忙，很快都交给了妻子去管。邵医生说他永远是工作第一，这么多年来，他把许许多多的时间奉献给了他热爱的事业，他也失去了很多享受和生活中的乐趣。吴国光微笑着对我说：“在专业上我是有一点完美主义的，花的时间不少，一点点都不肯放松，这样做经常是害苦了自己，也可能害苦了别人，但是我们又是必须对工作负责，对自己和对别人负责；这样想想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吴国光相信“投入”和“累积”，他对自己从事的研究工作抱着一种求新却又是十分务实的态度，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走捷径，他也不相信在科学的道路上有那么多的“捷径”可走。可以说从事这个专业一开始起，他就非常重视做实验。例如为了找到粒细胞抗原的结合点，他连续几天几夜呆在实验室里。在做免疫印迹试验时，因为是荧光试验，白天黑夜都呆在黑黑的暗房里，照相，冲片子，修改实验方法，紧张得不吃不喝，而且一做就是通宵达旦。有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他还拉着妻子帮他一起做。他说那些实验真是太苦太累了，现在如果再重复去做，想一想都觉得很不容易。他对待实验的认真的态度让美国的同事十分佩服，在美国曾获得“杰出访问学者证书”。
       科研要靠时间、经验、努力、献身精神等等的积累才能取得成果，不能靠短期效应去获得名利，这是吴国光一贯的想法。他痛恨科学界的弄虚作假，，，也痛恨不正当竞争。他说在这方面有一些国家比我们做得更好一些。比如在美国，的时候，同行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但同肘又相互帮助，谁发现了什么，他会告诉你，也会教给你，还会把你研究的课题和方向、的相关信息告诉你，气氛比较友好。而且国外非常注重创新，不像国内有些人喜欢玩弄一些个人的策略，把别人的东西拿过去，重复一下，变成自己钓成果。但这终究是经不住考验的。吴国光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也同样要求研究所里的年轻人，希望他们脚踏实地；不浮躁，认认真真地做好手头的每一项工作。；要耐得住寂寞”是吴国光经常提到的一句话，他对他们说，在科研工作中，有广颗赤诚的热爱专业的心，要有坚持不懈的韧劲，力戒浮躁；潜心事业。搞科研绝不能追求短期效应，一个科研人员完全有可能长时间不出成果；只要自己是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就不等于失败或无能。一旦出成果，这成果就一定要经得起考验，决不允许有任何虚假成分，这也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回顾来到深圳的6个年头，高度的事业责任感和民族振兴感，使吴国光不敢有丝毫懈怠，不断地拼搏和创新，一直是他的目标。虽然他觉得自己很累，但深圳市输血医学事业取得的成绩，为我国输血医学和骨髓库事业成功发展做出的努力，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与欣慰。当然整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要做点事情总是会有阻力和曲折，而且还会有暗箭和陷阱，但是搞专业研究的科技工作者，不会在意许多枝节。吴国光的眼光永远是向前的，当看着深圳输血医学研究所不断有新的发展，在为我国赶超国际输血医学先进水平的历程中不断有新的贡献，觉得自己的梦想正在逐步实现，付出的那些辛苦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