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3月28日，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费孝通教育基金成立大会正在隆重举行。93岁高龄的费老穿着一身深蓝色的西装，精神矍铄，侃侃而谈。望着台下一双双充满激情的眼睛和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费孝通记忆的车轮在倒转着，倒转着……
早在五年前，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费孝通先生在出席“北京中国高校校友海外联谊会”成立1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面对海内外众多学有所成的校友，既感慨于他们当初求学和发展之艰难，又为他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而感到欣慰。欣喜之余，他倡导建立一项教育基金，用以资助和鼓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勤学上进，争做国家的栋梁。他率先捐献出自己两万元的稿酬作为启动资金，以鼓励那些莘莘学子。
费孝通这种支持祖国教育事业的倡议像一块石子，在社会知名人士和海内外高校校友中掀起了阵阵涟漪。雷洁琼、程思远、卢嘉锡、朱光亚、王光美等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知名人士也分别捐款以示支持，海内外校友得知后更是慷慨解囊。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教育是立国之本，科技是强国之源。如此数年，这项基金最终聚沙成塔，积少成多。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使当代的莘莘学子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和学习到世界先进的科技与文化，在费孝通先生的亲切关怀和亲自过问之下，在广大海内外校友的大力支持之下，“费孝通教育基金”终于在新世纪之初成立了。
费孝通教育基金的宗旨是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鼓励青年学子们勤学上进，争做国家的有用之材；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为科教兴国做出贡献。这项基金将设立“费孝通奖学金”，用以鼓励杰出的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并为符合条件的青年学子进一步求学和深造提供力所能及的资助；同时资助学有所成的海外学人进行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
费孝通头上有很多耀眼的光环，他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现任民盟中央名誉主席、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也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毕生献身于中国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可是在我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子易近人的长者，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他之所以在晚年要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奔走呼号，和他的家学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教育世家里的小公子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一个教育世家。父亲费璞安曾经到日本留学，攻读教育专业；母亲杨纫兰是上海务本女学的高才生，后来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杨纫兰生了五个孩子，依次排列为费振东、费达生、费青、费霍和费孝通。费家孩子的名字没有按照家谱排列，费孝通名字里的孝宇是因为著名实业家张謇是费璞安的世交，张謇的孩子是“孝”字辈，于是就随了“孝”字；通是因为费璞安曾经在南通教过书；于是；家里的小公子就取名为费孝通。在这个名字里，既有父辈对世交的情意，也有父亲对教育的缅怀。
教育世家培养了孩子们尊重知识、崇尚学问的好品质，费家的五个孩子在教育上得天独厚，在学问上出类拔萃。大哥费振东考取了上海南洋大学；二哥费青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到德国留学，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三哥费霍就读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姐姐费达生毕业于苏州女子蚕业学校，后来又到日本留学学习缫丝技术；费孝通从燕京大学和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又来到英国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
费孝通童年时非常顽皮，因为出生在农历十月初一，是个鬼节，他便戏称自己是个“小鬼”。这个“小鬼”可真是淘得没边没沿，上课时经常做小动作，下课后又当“逃犯”在院子里奔跑，一头撞进老师的怀里。由于体弱多病，母亲把他送进了女子学校。
费孝通的母亲是一个注重教育知书达礼的女人；她在家庭理财时首先留出来的就是孩子的教育费用。她去世前曾经说：“家里的五个孩子，除了最小的一个外，我对子女的教育是尽了力的，结果也能使我放心。”
杨纫兰是个思想解放的新女性，整天忙着办蒙养院、写文章，没有足够的精力去管小儿子。可她万万没有想到，她自认为没有尽力的小公子淘气归淘气，可脑袋瓜却特别灵。男孩子淘气本身就是聪明的体现，等孝通开窍后，他的学习成绩就把那些死读书的孩子远远地甩在了后头。费孝通始终觉得在教育上自己比哥哥姐姐们要幸运，因为自己受到了从蒙养院、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的完整系统的教育。
看不见的红丝线
费孝通最初的理想是报考协和医学院，当一个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可当他看到当时社会千疮百孔民不聊生的局面，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在他的心中复活了。他觉得学医只能解决人们在肉体上的病痛，而学习社会学才能医治社会的弊病。因此他下定决心不去学医为人去治病，而是学习社会科学去治疗社会的疾病。
当他迈进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门槛时，就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他就是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他积极提倡“社会学中国化”，带领学生到社会上去做调查。
1932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派克教授到燕京大学讲学，他不但亲自向学生讲授了社会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还亲自带领费孝通和他的同学们到北平的监狱和八大胡同做社会调查。
费孝通读到三年级时，系里新来了一个叫做王同惠的女生。王同惠长得眉清目秀，圆润的脸上总是带着恬静的微笑。她的眼睛明亮而深邃，仿佛是两颗小星星。她是河北肥乡县人，父亲当过河北省议员和县长。童年丧母的经历使得她少女早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教授。虽然王同惠比费孝通小两岁。又相差两届，但相同的专业和相同的老师却把他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在当时的燕园，男女同学交往已很寻常。费孝通早就认识王同惠，但起初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彼此谁也没有往深里想。
1933年圣诞节前夕，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搞联欢。莘莘学子，风华正茂，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颇有一番抱负在心头。费孝通慷慨陈词，发表了一通关于人口问题的高论，令同学们刮目相看。正当众人拍案叫绝时，半路上杀出一个程咬金，不显山不露水的低年级女生王同惠却和费孝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时间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俩人争论得面红耳赤。费孝通觉得自己的观点无懈可击，而王同惠不过是个低年级的新同学，便使出浑身解数说服王同惠。而王同惠却特立独行，敢于直言，从不唯唯诺诺，人云亦云。
王同惠的执拗刺激了费孝通的自尊心，也引起了他对于这位低年级女生的关注。当时，燕园的大学生习惯在节日期间互相赠送礼物，费孝通就选择了一本关于人口学的书作为节日，礼物赠送给王同惠。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本不起眼的小书打动了王同惠的芳心，她被费孝通崇尚知识严谨治学的精神征服了，便经常向这位高年级的老大哥请教一些问题。
王同惠出身书香门第，长得端庄典雅，是很多男同学向往的青春偶像。她不仅思想超前，学习勤奋，而且肯于动脑，在语言上很有天赋。费孝通很喜欢这个知书达礼的小妹妹。那时候的费孝通才华横溢，他刚刚翻译完英文社会学著作《社会变迁》，很想好好地校对一下。他热情地对王同惠说：“同惠，你到图书馆去借一本原版的《社会变迁》，一边看一边帮我校对，将来这本书算是咱俩的合译本出版。”
王同惠深知费孝通的心思，人家辛辛苦苦地翻译了半天，你帮人家校对一遍就算是俩人的合译本，这本身就表达了费孝通对自己的一片情意。她满口答应，却又提出了一个对等的条件：“孝通，我正在翻译法文版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你帮着我校对一下，将来也算咱俩的合译本出版。”
好聪明的女孩儿，费孝通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心有灵犀一点通，彼此的感情在交往中已经心照不宣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费孝通考上了清华研究院，搬到了风景秀丽的清华园。当他向王同惠告别时，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袭上了王同惠的心头。她这时才发现，自己那颗高傲的心，已经离不开才华横溢的老大哥了。
在清华研究院，费孝通师从俄籍教授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史禄国对费孝通要求非常严格，不仅教他解剖各种动物，熟悉动物骨骼，而且还亲自安排他到清河的军营和北平的监狱去测量士兵和犯人的体质，研究人的类型。
距离产生美，虽然燕园和清华园近在咫尺，可毕竟不在一所校园。费孝通和王同惠正是从这一箭之遥的距离中发现了情之所系。他们从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到穿梭往来朝思暮想，情感的温度直线上升。每逢周末，费孝通就骑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向西驶去。在未名湖畔姊妹楼南的女生宿舍红色大门前，经常徘徊着费孝通的身影。即使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他也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地等候着心中的女神，真可谓“痴情郎红门立雪，俏佳人含苞待放”。
而稍有闲暇，王同惠就背上书包向东走去。在清华园的西河旁边，有一栋绿瓦红墙的生物楼。这栋楼共有四层，研究室和储藏室大多在三四层，而实验室和教室大多在二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是费孝通做学问的天地，里面摆满了骷髅、动物骨骼等标本。假日整个实验室空空荡荡，分外幽静，一个人呆在里面还有些疹人。王同惠的到来使得空旷的实验室里充满了欢笑。窗外芳草茵茵流水潺潺，室内书声朗朗温情脉脉。兴之所至，俩人或是结伴到一墙之隔的圆明园废墟散步，或是骑着自行车到颐和园漫游。
一天，俩人正在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王同惠突然问道：“孝通，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
听了这话，费孝通深深地震撼了。他突然发现和这个文雅端庄的小妹之间不仅旨趣相投，而且在思想上有着强烈的共鸣。就在这一刹那，他下了决心，将来一定要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社会学著作!
燕园和清华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红丝线，这根红丝线就是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事业!大瑶山是他们蜜月旅行的洞房
爱情使得费孝通如虎添翼，1935年，他出色地完成了学业，获得了清华研究院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并取得了赴欧洲留学的奖学金。
史禄国非常赏识费孝通这个弟子，建议他在出国留学之前先到广西的大瑶山做一次社会调查，为出国深造更多地积累资料。当时，广西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的课题，吴文藻教授亲自与广西当局联系，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批示同意。当费孝通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同惠时，王同惠高兴地跳了起来。她觉得实现梦想的时刻到了，坚决要求和费孝通一同前往。
看到女友这样坚决，费孝通心里乐开了花。两人同行一来可以减少思念之苦，二来对社会调查有利。女人天生有语言天赋，善于与人打交道，在社会调查中往往能够挖掘到很多男人挖掘不到的东西。
当他们把想法向老师和盘托出时，吴文藻和史禄国犯了难，按照当时中国的国情，两个未婚男女一同上路是要遭人非议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尽快结婚，以夫妻的名义同行。
王同惠当时正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大三，吴文藻同意她保留学籍，先下去做社会调查，待调查结束后再回来念大四。
1935年8月，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25岁的费孝通和23岁的王同惠举行了婚礼。临湖轩是当时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住所，院子里种上了翠竹和玉兰，颇为雅致。一向疼爱弟弟的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闻讯亲自从家乡赶到北平，参与主持弟弟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雷登校长。
望着一对新人恩恩爱爱的样子，吴文藻的心里涌出了几多感慨。多么熟悉的场景啊，多么熟悉的季节!六年前，自己和妻子谢冰心的婚礼也是在临
湖轩举行的。那也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也有这么多社会学同仁。临湖轩的名字是自己的作家妻子起的，临湖轩匾额上的字迹还是胡适先生的墨宝呢!多么可爱的司徒雷登老头，他经常把住宅借给教职员工举行婚礼。自己和冰心是一对恩爱夫妻，如今孝通和同惠小两口也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由志同道合的同学，结为相濡以沫的伴侣。他们的婚姻是最理想最美满的，但愿他们能白头到老，比翼齐飞。
婚礼刚刚结束，费孝通和王同惠就要上路了。临行前吴文藻找小两口谈了．很多次话，这对新人的脸上闪耀着兴奋的光泽。他们的情绪非常热烈兴奋。吴文藻教授谆谆地教导着心爱的弟子：“要充分了解中国，就必须研究中国的全部，包括许多非汉民族在内。如果能够从非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上先下手研究，再回到汉族本部时，就会有比较客观的观点。这种国内不同的社区类型的比较，对于了解民族文化有极大的用处。”
吴文藻对心爱的学生悉心叮咛，史禄国对得意的门生更是依依不舍。这个俄籍老头一声不响地为弟子准备着行装。从全套的人体测量仪器，到进口的德国高级照相机；从远行必带的生活必需品，到亲自定制的高筒皮靴，他事无巨细考虑得非常周到。
一个朋友听说费孝通要到大瑶山，担心地问：“孝通这次去能有结果吗?”
另一个朋友说：“不怕，有同惠。她能说，也能做!”
从北平到广西的大瑶山路途遥远，依照姐姐费达生的安排，费孝通和王同惠先是坐火车到无锡度蜜月。在太湖的鼋头渚，小两口不舍得耽误时间，见缝插针地整理完了王同惠翻译的那本法文版的《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叫做许让的神父。费孝通为这本书写了序：“如果政府的政策不是压迫边境少数民族，了解他们是很必要的。”
蜜月还没有度完，他们就来到上海，又从上海坐轮船到了香港，再从香港乘火车经广东到广西。整整走了一个半月。他们辗转来到了南宁，会见了教育厅的政府官员。1935年10月的一天，他们从柳州东面的象县出发，用了三天的时间进入大瑶山的腹地。他们在东南乡，也就是今天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住了下来。那时候的大瑶山是蛮荒之地，周围不但不通电，没有电话，连最近的邮局也要跑300多里地。
从舒适的大都市北平来到荒凉的大瑶山，费孝通和妻子真正懂得了什么叫做天壤之别。山路弯弯，他们拼命地向上爬着。万籁俱寂，只有叮咚的泉水在耳畔回响。山越来越险，周围方圆百里没有人烟，脚下是万丈深渊，他们进退两难，只好坐在石头上歇息一会儿。稍事休息，他们又互相搀扶着向深山爬去。
最要命的是下山的时候，翠竹满山，古树参天，仿佛一把遮阳伞遮住了山路。脚下的石块上长满了青苔，踩在上面滑溜溜的。一不留神就是一个跟头，小两口浑身上下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走了几个小时的山路，腿肚子累得直打颤，稍不留意就是一个趔趄。生性开朗的费孝通竟然幽默地数起摔跟头的次数来。48个，49个，50个跟头。哎，上妙峰山还愿，一步一拜也不过如此嘛!
到了夜里，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土坯房，房子没有窗户，里面蚊子、臭虫横行霸道无法五天，搅得他们不得安宁。他们只好睡在自己带去的帆布床上。夜深人静，费孝通被蚊虫叮咬得辗转反侧，王同惠摇着扇子为丈夫驱赶蚊虫。费孝通发出了香甜的鼾声，王同惠却久久不能人睡。亲爱的孝通啊，你太累了，好好地睡一觉，明天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不知过了多久，劳累了一天的王同惠也睡着了，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把扇子。
第二天一大早，费孝通和王同惠就早早地爬起来，来到瑶族兄弟家里。开始，乡亲们见到他们一个劲儿地往后躲，费孝通想起了史禄国教授的话：“做人种调查的必须会喝酒。”
他们把自己带来的香肠腊肉煮熟端到乡亲们面前，入乡随俗，与乡亲们一块抽烟，一同喝酒，一起吃肉。他的真诚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在当地做人体测量时，他们对瑶族乡亲说：“你们不要害怕，我们是在给你们看病。”
在民族地区做调查，语言是个大难关。费孝通既不会说理族话，也不会说粤语，甚至连广西官话也说不好。到了大瑶山，他说的话山民一句也听不懂。多亏了王同惠，她很快就学会了山里的普通话，以自己出色的语言天赋和一个头人的妻子交上了朋友，从她那里得到了很多第一手的材料。
瑶族有很多支系，花篮瑶、长发瑶、白裤瑶、茶山瑶、山子瑶、坳瑶、盘瑶等等，据说，花篮瑶的祖先在贵州榕江，400多年前，他们乘船沿着柳江背井离乡向广西进发，有一半的人在途中丧命。经过艰难的民族大迁徙，终于走进大瑶山腹地。费孝通和王同惠重点调查了花篮瑶的社区、风俗、婚姻、丧葬、宗教、耕种、渔猎和通商情况。
费孝通要到附近的村子测量人体，山高坡陡，他担心同惠体力不支，就让妻子一个人呆在六巷乡。可每当他从偏僻山寨回来时，妻子总是眉飞色舞地向他报喜：“了不得，我都弄清楚了!”
他笑着问：“快说说，你都弄清什么了?”
于是，妻子便兴奋地向他讲述自己挖掘到的材料。这时候，费孝通惊讶地发现爱妻在社会调查中居然有这么强的能力。每次搞调查，她都是弹无虚发。她搜集来的材料十分有用，在坳瑶区域的古陈村居住时，费孝通和妻子就把这些材料汇总到一起，整理得井井有条；他们憧憬着回到北平后把这些素材写成书出版。
一天晚上，费孝通和妻子围坐在炭火边烤火。王同惠问道：“孝通，什么时候我们那部《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能够出版呢?那时候，我们相对抽一会儿烟是多么有意思。”
费孝通兴奋地说：“别急，再等20年总有一些把握了。”
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夫妇在古陈村完成了花篮瑶的调查，准备向罗运村进发研究长发瑶。向导一马当先走在前面，费孝通夫妇紧紧地跟在后面。毕竟是来搞调研的，他们边走边观察周围的风土人情，不知不觉就和向导失去了联络。前面是一个岔路口，究竟该往哪里走呢?他们走错了路。天越来越黑，路越来越险，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进。突然，眼前出现一片竹篱笆，他们以为有了人烟，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费孝通刚想推门而入，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硕大的石头雨点般向他袭来，他掉进了陷阱里。右脚脱了臼，骨头也断了，他被石头结结实实地压在底下。王同惠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地搬掉丈夫身上的石头。可费孝通的腿、脚和腰都受了重伤，根本无法行走。夜越来越深，天越来越冷，费孝通躺在冰凉刺骨的地上冻得瑟瑟发抖。坐以待毙等于死亡，王同惠决定下山求救。
临行前她对丈夫说：“孝通，你使我不放心，我们是生死夫妻，上帝保佑着你!”
望着妻子远去的背影，一丝不祥的预感袭上了费孝通的心头。他这时候才感到后悔，千不该万不该把妻子带到这个穷山沟。在穷乡僻壤搞社会调查太苦了，应该是男人这些泥做的骨肉来做这些事。而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本不该让她们来参与。同惠是那样冰清玉洁，她应该在未名湖畔秉烛夜读，而不是在人烟稀少的大瑶山艰难攀登。唉，等天亮了找到了同惠，说啥也要劝她早点回去。她说她要坚持到明年二月份，不行，这里太艰苦，还是让我这个男子汉独自承受吧!
风摇动着树叶，在凄清的夜晚发出沙沙的响声。费孝通躺在地上仰望夜空，数着天上的星星。他不敢睡觉，惟恐被野兽吃掉；他不敢挪动，惟恐妻子回来扑空。他就那样睁着眼睛度过了难忘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妻子还没有回来。费孝通只好爬着行走。很多次，他几乎都要绝望了，但一想到他肩负的使命，他就咬紧了牙关。他爬啊爬啊，直到下午才看到一头牛。他想有牛就会有人，便耐心地在牛的身旁等待。功夫不负苦心人，他终于等来了牛的主人。瑶族乡亲发现了奄奄一息的费孝通，立刻用牛把他驮回古陈村。古陈村和罗运村的头人闻讯赶来了，费孝通急切地向他们打听妻子的消息。得知王同惠失踪后，头人下令古陈村16岁以上的男人要集体出动，下山寻找王同惠。
一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费孝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费孝通的心掉进了冰窟窿；三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费孝通的心仿佛在油锅里煎熬。他知道凶多吉少，同惠一定是遭难了。
第七天，人们在古陈村与罗运村交界处的一个山涧里，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瑶族乡亲把王同惠的遗体抬到古陈村，噩耗传来，天悲地恸，乡亲们背着浑身是伤的费孝通来和爱妻的遗体告别。他们用15丈长的土白布包裹了她的遗体。按照瑶族的风俗，为王同惠举行了悼念仪式。费孝通几天不思饮食，甚至打定主意和妻子一同埋葬在大瑶山。同惠啊同惠，是我对不起你，我不该把你拽到大瑶山来。作为一个男人，理应保护妻子，可你却为我而死，而我又不能尽保护之职，理当殉节。你牺牲的那天刚巧是咱俩结婚第108天。108是个双日子，咱俩来时是成双成对，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抛下孤身回去呢?大瑶山的冬天太寒冷了，这里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你睡在这里太孤寂了，还是让我来陪伴你吧!
费孝通是个重感情的人，他觉得妻子的死责任全在自己，作为一个忠实于爱情的男人应该以死殉情。费孝通是个钟情的人，他果真为了爱妻向自己25岁的年轻生命发难。也许是上苍冥冥中的一种安排，他屡次求死却未能如愿，他突然觉得这是同惠的在天之灵在保佑他，要留他的躯体尽未了之责。他决心以身许国，让同惠之名永垂不朽!。
开弦弓村射出了举世震惊的一箭
爱妻的去世使费孝通痛不欲生，费达生深深地理解弟弟悲痛欲绝的心情，热情地邀请他来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养伤。
费达生是个女中豪杰，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初开始，她就和苏州女子蚕校的师生们一道，在苏州一带的农村推广改良蚕种和养蚕的新技术。1929年，她和同事一道帮助开弦弓村的农民创办了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在村里建起了缫丝厂。她们收购农民的蚕茧，把在日本学来的缫丝技术无偿地教给农民，缫丝卖钱后再把利润分给农民。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农民办的工业，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射出了中国农民办工业的开弦之箭。
农民们非常喜欢费达生，爱屋及乌，对他的小弟弟也十分热情，尊敬地称他为“小先生”。在开弦弓村，戴着眼镜身穿长衫的费孝通经常拄着拐杖走村串户，亲眼看到了农民办的合作社，看到了农民在机器上缫丝的劳动场面，看到了现代工业进入传统农村的现实和前景，看到了开弦弓村蚕丝业的改革。浓郁的乡土气息激发了他的研究欲望，他一边养伤一边把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田野调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如果说吴文藻、派克和史禄国给了费孝通扎实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知识的话，那么他的姐姐费达生就给他提供了宽阔的实践场所。他在开弦弓村不仅养好了伤，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素材。在这里，他把广西之行搜集到的素材写出了学术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
在这本书的“编后记”里，费孝通饱含深情地写道：“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
贫穷的大瑶山明明夺去了爱妻的生命，又给费孝通的脚骨带来了终生不愈的痛苦，可费孝通非但不憎恨大瑶山，反而说大瑶山是友爱的桃源。在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国家命运之间，费孝通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和民族，他以热血荐轩辕，只是为了使中国文化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
1936年9月，费孝通带着《花篮瑶社会组织》
一书的初稿和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远渡重洋奔赴英国留学。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英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泰斗马林诺斯基。
马林诺斯基是个60多岁的瘦削的老头，秃顶、高度近视，却有着鹰样的敏锐。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学者，觉得作为一个国际人类学者，必须首先离开对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他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头，经常和费孝通彻夜长谈。他从来不指定书目要费孝通读，也从来不盘问他书本上的知识，但是当他迫问费孝通在社会调查时所观察到的事：实时，却像一个严格的法官滴水不漏。费孝通兴致勃勃地向他讲述了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他兴奋地说：“密斯特费，你的这些调查材料太珍贵了，你就用这些资料来撰写博土论文吧!”
费孝通被导师点燃了激情，他每写完一章论文，就迫不及待地给导师念。马林诺斯基躺在床上，用白布把眼睛蒙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人静。费孝通站在床边，恭恭敬敬地念着论文。有时候他以为导师睡着了，刚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谁知导师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对他说你哪段写得不够好，应该如何修改。他虽然话语不多，却句句都说到点子上。导师渊博的学识、聪颖的头脑、敏捷的反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费孝通，他学会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迅速分析材料，提炼主题、阐述思想。
1938年春天，他在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把自己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撰写成一篇博士论文。也许是觉得开弦弓村的名字太拗口，他把开弦弓村改成了江村。为了导师能够看得懂这篇论文，他通篇都是用英文写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学术著作《
江村经济》。
马林诺斯基对这篇博士论文非常赏识，觉得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著作。他称赞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
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作者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回到她的身边
在导师的帮助下，1939年，英文版的《
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费孝通在卷首用英文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书籍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认为这本书把人类学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从这本书开始，走上了一条本地人调查研究本地情况，本民族人调查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而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一个有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
费孝通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人类学、社会学同行的认可，奠定了他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学术地位。
掌声如雷，花团锦簇，可费孝通的心却感到一阵阵的惶惑。他住在泰晤士河畔的下栖区，每当黄昏时分，他常常一个人到河边散步。隔着沉沉的暮霭，望着人声鼎沸的伦敦桥，苍老的棱角疲乏地射人异乡客的心头。大都市仿佛是一个沉重的铁锤，紧紧地压着为一日三餐疲于奔命的市民。热闹中的寂寞是最大的寂寞，人群中的孤独是最深的孤独。人似乎是水中的浮萍，漫无目的地漂浮。这是一种文化的孤独还是生活的孤独?费孝通那颗火热的心盼望着野性的呼唤。
。 ：当费孝通在大洋彼岸戴上博士帽的辉煌时刻，他的祖国正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之下。马林诺斯基热情地挽留他在英国继续钻研学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祖国正在经受着战争的创伤，我的同胞正在遭难，我是中国人，我必须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回到她的身边去!”
他毅然告别了德高望重的马林诺斯基教授，登上了开往祖国的轮船。由于战乱，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搬迁到云南昆明，吴文藻教授在云南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系，学成归来的费孝通不远万里投奔恩师来了。
当时的昆明群英荟萃人才济济：冯友兰、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钱穆、吴晗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汇集于此。
费孝通乘船从越南的西贡登陆，辗转来到了大后方昆明。到昆明后，他在由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室主持工作，并且担任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的助理教授。当年老师教的田野工作法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他非常注重实地调查，刚刚到昆明半个月，他就跑到离昆明100公里的禄丰县深入生活。他来自于农村，熟悉农村，对农民的命运非常关注，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凭着对中国农民深厚的感情和扎实的社会学、人类学知识，他一口气又写出了很多文章。当时，他所在的村子名字很拗口，他给这个村子起名为禄村，把自己的研究文章取名为《禄村农田》。
费孝通是多血质的性格，他热情奔放，容易激动，他有一颗创造性的头脑，他像一块磁石把大家紧紧地吸引在自己周围。战乱时期，中国大地满目疮痍，连文房四宝都紧缺，哪里有地方印书啊?为了让这些写给农民看的文章早日问世，费孝通和他的学生们自己动手刻蜡版，用油印机印。很多文章都是费孝通亲自刻蜡版，亲自印出来的。他的学术著作总是带着泥土的芳香，他写的每一段话都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人们称他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爱情之花遇到第二个春天
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他的出众才华赢得了很多女同学的青睐。但他从来没有动过心，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已经赐给了他最完美的女人王同惠。今生今世，他再也不可能遇到像同惠这样的红颜知己。
上帝似乎格外偏爱费孝通，正当他把全部精力放到教学和调研上时，一位身材苗条温文尔雅的女性来到了他的身边。她有—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孟吟。
说来也巧，盂吟是江苏常熟人，在苏州师专念书时和一个叫做孙留云的女同学最要好。孟吟的父亲是清朝的武状元。父亲有一个姓黄的老朋友，俩人做主给各自的孩子订了娃娃亲，让孟吟嫁给黄家的儿郎。
师专毕业后，家人逼她成婚，倔犟的孟吟只身离家出走，逃婚逃到了印度尼西亚。开始当小学老师，后来当上了小学校长。费孝通的大哥费振东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了左派的政治活动，为躲避白色恐怖，他逃到了海外。从1927年开始，他一直在东南亚生活了21年。
在印度尼西亚，费振东是著名的记者兼教育家，他的妻子就是毕业于苏州师专的孙留云。在海外，华人们经常聚到一个圈子里。孟吟因为和孙留云是同窗好友，也结识了费振东。
抗战期间，华侨们越发思念祖国。孟吟一寻思：祖国被日寇的铁蹄践踏得千疮百孔，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回到她的身边去。于是，孟吟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她在家乡呆了一段儿，然后来到云南，想在云南养蚕缫丝，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到了云南，她才晓得当地不适宜养蚕，便想着为教育事业做点事情。
孙留云是费家的大儿媳妇，孟吟通过她早就认识了费家长子费振东、长女费达生，费家人对她印象很好。在云南，孟吟很自然地结识了费家的小儿子费孝通。有缘千里来相会，费孝通被孟吟善良质朴的个性打动了，俩人从相识到相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39年，在恩师吴文藻和冰心昆明的家中，费孝通和盂吟喜结百年之好。主婚人是来自苏州的牧师。费孝通觉得孟吟像一朵来自山间的百合，单纯热情，有着乡土气息。她的身上有着淑女的端庄和村姑的朴实，也有着很多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她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高谈阔论，却总是在屋里屋外劳动，殷勤好客，是个闲不住的人。
就这样，孙留云和孟吟这对苏州师专的高才生成了费家的妯娌。婚后不久，孟吟就怀孕了。他们在昆明小住了一段，日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孟吟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肚子里的孩子有个闪失。
1940年10月，日寇的飞机再一次狂轰滥炸，怀孕八个月的孟吟和丈夫一道沿着小路撤退到附近的大山里。飞机走了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住处，发现房子已经被炸弹炸毁了。无家可归，费孝通领着妻子来到附近的农民家借宿。
他们很快又搬到了新家，那是一个简陋的农户，家徒四壁，费孝通觉得很对不起妻子。可孟吟却乐呵呵地整天操持着家务。隆冬季节，她很快就要生孩子了，可丈夫却没钱送她去医院。他们本来打算请个接生婆在家里生：，可固执的房东说啥也不让她在家里分娩。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生孩子有血光之灾。费孝通只好在镇子上找了一个广东人，好说歹说租了他的一间小房作为产房。
1940年12月12日，随着一阵嘹亮的哭声，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费孝通征得妻子的同意后，为女儿起名为费宗惠。宗是宗仰的意思，惠就是王同惠的惠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推崇、景仰、纪念王同惠。
费孝通虽然身为大学教授，可微薄的工资却养不活一家人。费孝通发现庄稼汉比他这个大学教授赚钱赚得多，不胜感慨。他连奶粉都买不起，女儿经常饿得哇哇大哭。费孝通是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丈夫，看到工资入不敷出，他真是忧心如焚，只好拼命写文章赚稿费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云南大学门口的茶馆里摆摊卖文章。
看到丈夫白天在敌机的轰炸间隙拼命做学问，晚上还要为生计发愁，善良贤惠的孟吟的心像利刀绞割般地疼痛。她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有爱家之心就足够了，家庭的重担应当由女主人来承担。于是她一会儿采来野菜，掺和着玉米面蒸成菜团子；一会儿用仅有的一点猪肉做成腊肠，再采来鱼腥草等植物，炒成一盘香喷喷的菜聊补无米之炊。家里穷得叮当响，盂吟从来没有埋怨过丈夫。她用柔弱的肩头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由于营养不良，小宗惠经常生病，费孝通没钱买药，只好向同事们借钱给女儿买药。
女人是家庭的轴心，一个好女人可以把一间寒舍营造成充满温馨的暖巢。孟吟正是这样一个好女人，她心灵手巧，经常给丈夫和女儿裁布做衣服。家里有了一点好吃的，她首先想到的是丈夫和女儿。
女儿刚刚出生时，费孝通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后来提拔为教授和系主任。当时，吴文藻教授在昆明创办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为莘莘学子们提供了一个实地学习的场所。1940年，吴文藻教授到了重庆，这个工作站就由吴先生的得意门生费孝通担任站长；
由于经常遭受敌机的骚扰，1940年10月，这个工作站从昆明迁到了呈贡镇西边的老城墙村，找了一栋三层楼，并命名为“魁星阁”。孟吟也抱着襁褓中的小宗惠住到了这里。
老城墙村已经廉颇老矣，村口的围墙上布满了枪眼弹孔。狭窄的石子路坎坷不平，一间间店铺阴暗潮湿，农妇们在店铺前摆满了蔬菜摊。
虽然老城墙村风雨飘摇，可魁星阁里却群星荟萃。当时，有六个研究人员和费孝通一家住在这里。战争使老城墙村满目疮痍，他们经费奇缺’，没有钱买照相机和胶卷等器材。为了出版论文，费孝通就亲自动手刻蜡版、，用手摇油印机印刷。《易村手工业》这篇论文，就是费孝通亲自刻制亲自印刷的；
在艰难的抗战岁月，孟吟像一根蜡烛，燃烧着自己，照亮着丈夫，全力以赴地支持着丈夫的学术研究。在妻子的支持下，贫穷的生活不但没有束缚费孝通的创造力，反而更加激励起他愈挫愈奋的勇气。他熟悉乡村、热爱乡村，每写一篇论文，他总喜欢用做社会调查的这个村子的村名做题目，《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五村农业和商业》等脍
炙人口的文章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1943年，费孝通应邀访问美国。临行前，宗惠扑进爸爸的怀里，紧紧地拽着爸爸的衣襟，好像生怕爸爸被别人抢走似的。费孝通看着两岁的女儿和爱妻，心里一阵酸楚，颇有些恋恋不舍。孟吟笑吟吟地抱过了女儿，对丈夫说：“孝通，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
费孝通带着对妻子和女儿的无限思念来到了大洋彼岸，在美国的一年时间里，他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三篇文章翻译成英文，编写成一本叫做《被土地束缚的中国》的书，这本书的中文版名字叫做《云南三村》。
他像一块海绵，到了哪里都拼命吮吸知识的乳浆；他像一只勤劳的蜜蜂，到了哪里都勤奋地写作。他用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认真地观察美国社会，写了一系列的介绍美国的文章，最后把这些文章汇总成一本书，书名叫做《初访美国》。
一年之后，费孝通从美国回到了昆明，继续搞农村调查。抗战胜利后，费孝通高兴得心花怒放，他满以为老百姓终于可以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了。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政府又发动了内战，费孝通毅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拥护民主，反对内战，是当时西南联大最有血性最敢讲话的民主教授之一，因此也上了蒋介石的暗杀黑名单。
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讲会。这次演讲会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会场。轮到费孝通发言时，突然全场停电枪声大作，费孝通毫不畏惧，在黑暗中大声喊道：“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
虽然会场一片黑暗，可人们却情绪激昂，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声如雷贯耳。回到家里，女儿费宗惠一头扑进他的怀里。他抚摸着宗惠的头发，心中万分感慨。女儿还不满五岁，正是天真烂漫，时，她多么需要和平与安宁啊!
第二天，宗惠和邻居家一个叫做邱小妹的女孩儿在门口玩耍，小宗惠的手里还拿着一个布老虎。多么恬静的一幅女儿图啊!身穿长衫的费孝通左手扶着女儿费宗惠的肩膀，右手拉着邱小妹的手，请人给他们拍了张合影。照片洗出来后，费孝通在照片背后写道："1945年11月，云南大学教员宿舍，民主运动高潮时节。”
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1946年7月的一天，宗惠扁桃腺发炎发起了高烧，孟吟领着女儿来到云南大学校医院，发现偌大的医院里一个人都没有。五岁的宗惠有气无力地靠在妈妈怀里，孟吟急得火烧火燎。她们正准备外出找医生，突然看到两辆黄包车停在了校医院门口。宗惠一看，每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个人，身上裹着被子，鲜血把被子和车都染红了。她吓得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不敢看那两个血人。后来，她才晓得这两个人就是闻一多先生和他的儿子闻立鹤。闻一多先生牺牲了，他的儿子闻立鹤被救了过来。这一幕虽然已经过去了57年，可那两个血人却深深地烙在了宗惠的记忆里。
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相继遭到暗杀，费孝通因为敢说真话早就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特务们跑到费孝通家里寻衅滋事，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孟吟每天都在为丈夫的安全担心。一天，费孝通又去参加会议，孟吟的心像揣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正在这时，一个叫做刘尧汉的学生满头大汗地来到孟吟面前，焦急使他说话有点口吃：“师母，费，费……”
孟吟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她急切地说：“你别着急，你就说孝通现在是好还是不好?”
刘尧汉说：“好。”
孟吟的心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那时候，国民党特务成天戴着鸭舌帽和墨镜围着费孝通一家住的平房转悠，昼夜对他进行盯梢。为了保证费孝通等人的安全，在有关方面的关怀下，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被送到了美国驻云南领事馆避难。
正在这危急时刻，国外的朋友向费孝通发出邀请，请他到英国做学术交流。多亏了外国友人的邀请，才使性格耿直的费孝通虎口脱险；
费孝通出国后，孟吟带着女儿来到了苏州。她对女儿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必须写毛笔字，写好后才能出去玩。与此同时，费孝通在英国发表了《重访英伦》的文章。他身在异邦，心系祖国，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被《大公报》评为16位中国名作家之一。国外媒体称赞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分析家”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
1947年2月，费孝通从英国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教书。孟吟也带着女儿来到了北平，住在清华园的胜因院宿舍。在费宗惠的记忆里，父亲每天晚上总是坐在桌子前写作，有时小宗惠都睡醒一觉了，还能看到爸爸在书桌前奋笔疾书的背影。费孝通思维活跃，精力充沛，学术功底扎实，笔头子又很快，每个星期都要发表五至八篇文章。他饱含深情地说：“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的《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
费孝通担任清华大学的副教务长，主管文科。费宗惠上了北京市成志小学，这个学校就是清华附小的前身，校长是大名鼎鼎的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成志小学的教学质量很高，老师们都很尽职尽责。学地理课时，老师就让孩子边学边玩，小宗惠觉得这种教育方法太带劲了。她在这里受到了教育的启蒙，各门功课都很优秀。费孝通很关心女儿的学习，让她读《
红楼梦》等文学名著。这段日子是小宗惠最开心的日子，清华园附近有圆明园、颐和园，一箭之遥的西苑还有一个宽阔的扇子河。她经常和同学们一道到河里摸鱼捉虾，或者爬到圆明园的树上摘桑葚吃。
童年是那样无忧无虑，宗惠念完了小学，考取了北京五一女子中学，就是后来的女12中。宗惠贪玩淘气喜欢运动的个性仍然没有改掉。初一的一天，她放学后和同学一道来到北海公园，学起了滑冰。她迷上了滑冰，越是摔跟头就越是想学，她玩疯了，不知不觉天就黑了。她急忙背着书包急匆匆向家里赶去。回到家里，她蹑手蹑脚地走进屋，刚想找点东西吃，谁知一向和蔼的父亲却严厉地问道：“你干什么去了?”
她战战兢兢地说：“我……我到北海滑冰去了。”
父亲吼道：“滑冰，为什么不跟家里打声招呼，你知道你回来晚了家里有多担心吗?”
宗惠从来没见过父亲发这么大的火，惭愧地低下了头。她知道父亲之所以发火，还不是因为心疼女儿吗?真人不露相，蔫人出豹子，不爱发火的人发一顿火那才叫吓人呢，费孝通的这顿火没有白发，从那儿以后，宗惠再也不敢不打招呼就晚回家了。直到现在，她无论到哪里，都要跟家里打声招呼。回来晚了，非得给家人打个电话通报一下不可。
这时，费孝通的家住在东四七条的一个四合院里，他在屋里摆满了书。费宗惠特别喜欢在父亲的书房里看书。费孝通非常喜欢孩子，按照他的意愿，他希望妻子多生几个孩子。可是孟吟身体不好，为了妻子，他放弃了再要孩子的念头，把精力都放在培养女儿上。他给女儿布置学习任务，由妻子负责检查。
俄罗斯文学埋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
费孝通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大会，又作为中央民族访问团的副团长率领队伍来到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1951年，费孝通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2年，我国高校实行改革，院系调整时，社会学被列为资产阶级学科被打人冷宫彻底取消。
新中国百废待兴，费孝通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了，可费孝通关心社会深入调查的作风没有变。他一方面经常深入乡村，做社会调查，写出了《重访江村》等文章；一方面秉笔直书，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万万没有想到这篇受到周总理赞扬的轰动全国的文章，竟然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与祖国和人民休戚与共的费孝通被打成右派。
从1952年开始，费孝通就和潘光旦老师住邻居。费宗惠经常跑到潘光旦教授家玩耍，和潘公公的女儿潘乃谷成了好朋友。潘乃谷报考的是农业机械化学院，回家经常向宗惠讲学农业的乐趣和北大荒的故事。那时候，苏联电影《女拖拉机手》刚刚放映，里面出现的集体农庄的场景和女拖拉机手的形象，对宗惠充满了诱惑。这部电影在宗惠的心田里埋下了理想主义的种子。
1958年宗惠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按照她的学习成绩是可以报考北大、清华的，可父亲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报考这样的名牌大学肯定要被刷掉。她突然想起了潘乃谷报考的大学，对，就报考农业机械化学院!
填写报考志愿时，她第一志愿就填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业机械化专业，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了。同学们开玩笑地说：“宗惠，你是个漏网分子，你爸爸是大右派你怎么能够上大学呢?”
她抿嘴一笑，一句话都没有说。正因为父亲是大右派，宗惠在大学期间一直夹着尾巴做人。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成绩在班里出类拔萃。酷爱运动的天性没有泯灭，她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打左前锋。大班里有一个叫做张荣华的男生，学习勤奋，待人热情，还是团支部组织委员。五年的大学生活朝夕相处，费宗惠和张荣华产生了爱情。张荣华家住上海，父亲是个工人。他和费宗惠同岁，都是1940年出生的，属龙，小名叫小龙。他们从18岁就在一个教室上课，低头不见抬头见，可谓知根知底。
费宗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向父母诉说了恋爱的经历，女儿是妈的贴身小棉袄，一向疼爱女儿的孟吟皱起了眉头：“宗惠啊，你爸爸是大学教授，而小张的爸爸是个工人，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婚姻最好是门当户对。”
费孝通一听急忙打断妻子的话：“宗惠，找对象关键是图人好，不仅要看他对你怎么样，还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在你的婚姻大事上，我们做父母的决不干涉，要尊重孩子的感情，大主意你自己拿!”
在父亲的关心下，费宗惠和张荣华互相帮助互相勉励，感情急剧升温。五年的大学生活一晃就过去了，毕业时，他们已经定了终身。费宗惠被分配到位于吉林省公主岭的吉林省农业机械化学校当老师。张荣华根红苗壮，出身好；既是学习尖子，又是团干部，分配个好单位本来不成问题，可他却坚决要求和费宗惠分配在一起。
有人惋惜地说：“小张啊，你好好掂量掂量，要是听组织的，你可以分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是非得和费宗惠分配到一起，那你只能到公主岭了。你是南方人，家在上海，生活多方便，东北那冰天雪地深山老林你受不了，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
张荣华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在乎苦不苦，只要能和宗惠在一起，我就知足了!”
1963年9月，费宗惠和张荣华最终被分配到吉林省公主岭。临行前，费宗惠问父亲：“爸，我是独生女，按照政策父母身边应该留一个孩子，要不要跟领导提一提要求留在北京?”
费孝通果断地说：“宗惠，你是学农业机械化的，应该到第一线去。东北有大片的黑土地，你应该到那里去为国家的农业机械化做出贡献!”
五十五载春秋相濡以沫
惟一的女儿去了东北，家里显得冷冷清清。多亏了孟吟，承揽了全部的家务活。孟吟姊妹四个，她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她从小就帮着妈妈料理家务，学会了很多家务活。她烹饪手艺极佳，用烤箱做的点心可以和西餐店媲美。费孝通喜欢吃肉，她就变着法研究红烧肉的做法，最后竟然把红烧肉烧得晶莹透亮。她做的苏州风味的菜肴是费孝通最喜欢吃的菜。她有着一双巧手，会织毛衣，刺绣，还会做皮衣。宗惠小时候的衣服都
是妈妈亲自缝制。孟吟用几块钱买块花布，一顿饭的功夫就做成了一条漂亮的连衣裙。同学们都很羡慕宗惠，追问她衣服是在哪个时装店买的。
对于丈夫，盂吟更是尽心尽力。费孝通所有的衣服，无论是西装还是长衫，无论是皮袄还是衬衣，都是妻子亲手制作的。她酷爱清洁，偏爱白颜色，家里的床罩、床单、被套、枕套都是白颜色，她用搓板把床上用品洗得干干净净，还要浆得平平整整。邻居们到了费孝通家里，看到屋里一尘不染，开玩笑地说：“你们家太干净了，我们都不敢坐。”
费孝通总是热情地说：“快坐快坐，没那么多客套。”
孟吟既善良又好客，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对周围的人十分慷慨。费孝通的司机老熊家里孩子多，她经常给老熊的孩子做衣服，做好吃的，还拿出家里的钱接济他。对于民族学院的职工和司机以及老邻居，孟吟经常慷慨解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处都在炮轰牛鬼蛇神。孟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属，也属于炮轰之列。费孝通整天挨批斗，孟吟被勒令回到原籍。她来到紫竹院派出所迁户口，民警们都认识这个尽做善事的老太太。她在单子上填上了“返乡”二宇。派出所的警察一看连忙说：“你不要填返乡，要填投靠。填了返乡户口迁走后就很难迁回来了，而且还要返到最基层的乡村。填投靠就可以不去乡村，你公公在苏州，你的户口就可以落在苏州，将来公公去世后还有迁回户口的可能。”
连平时不怎么打交道的派出所的民警都愿意帮助她，孟吟的善良由此可见一斑。
孟吟到了苏州，刚巧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被打成牛鬼蛇神整天挨斗，老先生咽不下这口气，一怒之下得了脑血栓。他身体偏瘫，生活不能自理。该着老先生有福气，儿媳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赶上他卧床不起时来。孟吟像伺候产妇坐月子似的精心伺候着瘫痪的公公，从梳头洗脸到穿衣戴帽；从喂水喂饭到端屎端尿，她毫无怨言。公公瘫痪了好几年，在儿媳的照料下居然没长褥疮。老先生逢人就说：“我的小儿子有福气，娶了个好媳妇，我可是得了儿媳妇的济了!”
那时候的费孝通正在挨整，他戴着破帽子，穿着破旧的中山装，衣服上都直往下掉丝丝。他没有在父亲临终时尽过孝，可他没有做到的妻子全都做到了。孟吟的“投靠”实际上是照顾了多年的瘫痪病人，她无怨无悔。她觉得公公是丈夫在这个世界上最牵挂的人，能够为丈夫分忧解难是自己最大的幸福。
1970年，费璞安带着微笑告别了人间，孟吟才结束了“投靠”的历史，回到了北京。夫妻刚刚团聚，费孝通又被发配到湖北潜江干校食堂当伙头军。孟吟又独自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
费孝通官复原职后，很多人都提出要帮助他把女儿调回北京，可他却说：“我女儿是学农的，学农就应该在第一线!”
他对自己的女儿不徇私情，可对别人的孩子却关怀备至。潘光旦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界的泰斗，他和费孝通在民族学院是邻居。“文化大革命”中潘先生蒙冤挨整，造反派勒令他拔草劳动。他的子女都到了外地，是费孝通照料他的生活，带他到医院看病。他去世时，子女都不在身边，只有费孝通坐在他的身边拉着他的手默默无语。费孝通非常敬重自己的老师潘先生，总是想着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改革开放之后，对外交流频繁。很多国家仰慕费孝通的学问，请他推荐一些学生前去留学。费孝通首先想到了潘光旦的小女儿潘乃谷，她当时在内蒙古农牧学院机械化系当书记。费孝通先把她调到北京，又推荐她到美国去留学。当时，有人问费孝通：“费老，潘乃谷和宗惠都是学农业机械化的，宗惠要是想出国，还不是您一句话的事?您为什么不帮自己的女儿出国，却偏偏要帮别人呢?”
费孝通回答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跟着我沾光，有机会应该让人家去。我的孩子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就是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
费孝通1985年在北京大学建议成立了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潘乃谷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学成归来后就来到这个研究所工作。1992年，费孝通把去土族地区调查的任务交给这个研究所，潘乃谷和高丙中两位学者先后来到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及民和回族自治县的土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有分量的调查报告。
1997年，费孝通把这两份报告作为《甘肃土人的婚姻》中译本的附录出版了，该书详尽地描写了20世纪初叶和末叶在同一地区甘肃土族的婚姻制度和相关的社会情况。
就这样，从1963年到1976年，费宗惠和张荣华整整在东北工作了13年。他们先后生了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女孩儿，叫做张勤；老二是个男孩儿，叫做张 。老大放在北京的姥姥家里，老二放在上海的奶奶家里。费孝通非常喜欢孩子，对外孙女格外疼爱，经常教育张勤要勤奋学习。盂吟思女心切，带着外孙女张勤到公主岭看望女儿和女婿。她是个勤快人，到了哪儿也闲不住，帮助女儿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
1976年，费宗惠和张荣华才回到了北京。他们惊讶地发现，妈妈的存折上只有200元钱。原来，妈妈把钱不是接济了亲戚，就是帮助了周围的人。宗惠曾经问过母亲：“妈，您怎么一点都不替自己考虑，您把钱都给别人，万一自己有个灾怎么办?”
母亲却笑呵呵地说：“钱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啊要乐善好施，不能总想着自己!”
激情的河水荡起一圈圈涟漪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将重建中国社会学的任务交给了费孝通。1980年，费孝通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得到纠正。这时，他已经整整70岁了。人活70古来稀，70岁的老人本应颐养天年好好在家享清福，可费孝通却有一种紧迫感。他想：从古稀之年到耄耋之年，自己还有10年的好时光。这10年的光阴就好比10块钱，没有随便浪费的资本了。青年人可以随便挥霍光阴，可自己这仅有的10块钱不能零星地买花生米吃，而应该集中起来买一件心爱的东西才是。这心爱的东西就是为中国、农民能够富起来做一点事情。
1981年，71岁高龄的费孝通踏上了三访开弦弓村的征程。走在乡间松软的泥土上，他的心觉得格外舒畅。他像串亲戚那样走进农民家里，一边喝着农家熏豆茶，一边和农民拉家常。他以开弦弓村为基地，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吴江和江苏省做社会调查。吴江县是他的家乡，也是他学术生命的起点。他欣喜地看到乡村里的社队工业正在兴起，而这种社队工业不正是自己40多年前提倡的“乡土工业”吗?他幽默地把这种农民办的工业叫做草根工业。
江浙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费孝通通过对一个村镇的实地调查，提出了“苏南模式”这个概念。接着；他又以社会学家睿智的头脑总结出“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民权模式”、“侨乡模式”等。这个草根工业就是今天乡镇企业的雏形。
费孝通对吴江10多个小城镇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他干事情非常投入，只要认准的事情，10头水牛也拉不回；他干事情特别专注，每天都要工作10多个小时，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在盛泽镇调查时，他发现20世纪50年代初，这个以丝绸产销为特色的小镇已经有2．2万人；但是在后来的20年中人口总数持续下降，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有所回升。1981年达到2．6万人。他认为2．2万人是一个基数，如果按照全国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盛泽镇30年后也应该有4万多人。所以这里面大有文章。他思维敏捷，一下子就抓住了研究小城镇发展的突破口，即小城镇如何聚集人口和发挥出应有的功能。
中国地少人多，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这是一支排山倒海的生力军，如果都让他们涌人城市，势必会增加城市的负担。如果让他们闲置在农村，这股人力资源就会浪费，势必会养一大批闲人，甚至滋生二流子。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如何把这股水流用好，那就是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
就是在这次调研中，费孝通提出了小城镇，大问题的观点。解决了小城镇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等理论问题。他把小城镇看成是农村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加快小城镇建设可以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加快城市化进程。小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他才思泉涌一鼓作气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小城镇，再探索》、《小城镇·苏北初探》、《小城镇·再开拓》等有关小城镇建设的文章。仿佛是一块石子投进了河里，激情的河水荡起一圈圈涟漪。费孝通的文章文笔犀利，内涵深刻，论点明晰，论据充分，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读到这些文章后做出了批示：“发展小城镇这件事，我们党内许多同志还没有接触过。我也是蜻蜓点水，因此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更不可能拿出一套正确的措施。但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 万水千山行重行，老来依然一书生
费孝通从研究中国东部的发展，开始转到了西部，他非常关注西部，觉得在全国的发展中，西部落后了。为了全国经济发展的平衡必须迎头赶上。自己要为西部出一把力，帮一帮它。他经常到西部考察，仅一个甘肃省，他就去了10次。他最关心的就是经济的发展，到了甘肃他不是先去白兰瓜飘香的兰州，也不是先选金张掖、银武威等富庶之地，他挑选的第二个地方就是农民生活最苦的定西县，西部的贫困深深地灼痛了他的心。
西汉时期，统治者打通了从长安横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不仅把丝绸文化从中国传向西域、吐蕃、东南亚、波斯和罗马等国，同时也将印度的佛教文化从丝绸之路引进。公元九世纪以前，牛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国的西部，西北经济曾经是中国经济的台柱子。唐朝灭亡后，战乱、动荡、分裂撕咬着西部健康的肌体，使西部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考察研究了西部的人文资源以后，费孝通晓得这里有多少家底了。他觉得甘肃的发展不能只限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面，还有很多丰富的人文资源未被发现出来。这些宝贵的资源需要我们去保护、开发和利用。
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旅人，穿越了祁连山的民族走廊，访问了土族、裕固族、撒拉族、保安族和东乡族等少数民族，发现这个民族走廊在经济上正是牧业和农业接触与过渡地带。甘肃的临夏和青海的海东在历史上正是明代以茶马贸易中心闻名遐迩的河州故地。他突发奇想，这个地方能不能恢复本来的面目，作为现代农牧贸易的基地。他当即约见了甘肃、青海两省的领导会商，取得了共识，最后由中央批准在临夏和海东建立了一个经济协作区。
他觉得做的这一切都是在为同惠圆梦，他和同惠的梦就是要实现中国西部的现代化。同惠过去翻译《甘肃土人的婚姻》是在关注西部，他希望中国的学者能够自己写出这样的书来。
费孝通的身上有着一种深刻的乡村情结，他生在乡村，长在乡村，熟悉乡村，热爱乡村，他就像了解自己的手心手背那样了解中国的乡村。尽管喝了那么多年的详墨水，他对中国的乡村还是一往情深，与中国的农民还是水乳交融。他和姐姐费达生一道来到开弦弓村，走在乡间小路上，他觉得泥土的味道是那样芬芳。他坐在农民的炕头上，和农民用家乡话聊天。看到当年自己在村里养伤时的缫丝女工现在还健在，他高兴得满脸放光。他对农民们说：“咱们农村地少人多，光靠种田不行，要搞农业机械化，要发展乡镇企业。”
有的后生对他说，他们家赚了多少多少钱。
他打量着后生家的房子笑着说：“不对，你要是真赚了这么多钱房子不应该盖成这样。”
农民们笑得前仰后合，后生说：“费爷爷，您怎么这么了解农村?”
他说：“我是在这儿长大的，我只要看看你们的房子和家具就晓得你们的收入。”
1983年11月2日，费孝通迎来了自己73岁寿辰。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也得去。”孟吟和宗惠都为他的健康担心，希望他好好在家享清福，可他却老当益壮，志在千里。他的心里时刻装着中国农村老百姓这盘棋。
1984年，白发苍苍的费孝通像一只开弦之箭从开弦弓村射出，他走出了熟悉的江苏省；分两路对中国的农村进行实地考察。他先是往南走，从江苏到了浙江，从浙江到了福建，从福建到了广东，又从广东到了广西，把沿海地区摸得了如指掌；接着又从北京杀到黑龙江，从黑龙江杀到内蒙古，从内蒙古杀到甘肃，从甘肃杀到宁夏，从宁夏杀到青海，从青海杀到四川，又从四川杀到云南，对边疆和西部地区做了认真的考察。10多年来，除了台湾和西藏，他几乎走遍了全国。他的目光紧紧追踪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和城市的变化。
东部和西部，沿海和戈壁滩，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撕扯着他的心。东部和西部的差距还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差距。他写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提出了建立攀西开发区，重建南方丝绸之路，开发大西南的设想。
他对长江三角洲做了深入考察后，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早在30年代，上海就已经是东亚地区仅次于东京的第二大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和邻居江浙两省的经济实力，与日俱增。从全国的经济格局来看，应该有一个大上海的观点。把上海建设成一个长江流域的贸易、金融、信息、科技、运输中心，使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和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他觉得上海是龙头，江浙是两翼，长江是脊梁，长江流域是腹地。根据这个设想，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
正当费孝通跃马扬鞭纵横驰骋之际，他的坚强后盾孟吟不幸患了老年痴呆症。当年那个在病榻前伺候瘫痪公公的麻利的儿媳妇，如今也瘫痪在病床上。当年那个一尘不染干净利索的女人现在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命运对孟吟实在太残酷了，宗惠和丈夫小龙一道无微不至地照料着年迈的母亲。妻子精神有病，有人建议送到医院去，费孝通坚决不让送。他觉得还是家人照料得精心，把老年痴呆症的人推到医院，没个人跟她说话，只能加速她的死亡。就这样，孟吟整整在病床上躺了七年。不管费孝通回家多晚，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妻子的房间去。
， 1994年初冬，费孝通应邀到温州访问。孟吟病危，外孙女张勤立刻把姥姥送进了北京市急救中心，又急忙给姥爷打电话。当费孝通搞完温州的调查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急救中心时，奄奄一息的孟吟已经不省人事，可她硬是等到丈夫回来后才闭上了眼睛。
1994年12月，1日，孟吟与世长辞了。费孝通一连几天坐在书房里，表情木然。窗外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又是寒冬，又逢岁尾，费孝通生命中的三个女人都跟12月有缘。王同惠是12月8日走的，孟吟是12月1日走的，而宗惠却是12月12日生的。上帝啊，你把费孝通最钟爱的三个女人的生和死都放在12月究竟是为了什么?
相伴55年的那个人走了，家里再也见不到那个忙忙碌碌把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的女主人了。再也没有人能像她那样为自己烧可口的红烧肉，做可体的服装了。爱是什么，爱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互相尊重、互相扶持、互相关爱。
妻子去世后，费孝通把她的骨灰撒在了太湖里。妻子是江苏人，她应该叶落归根回到家乡去。每年清明节，费孝通都要到太湖边凭吊妻子的亡灵，八年来从未间断。他站在太湖边，久久地凝视着湖水，表情凄然。女儿宗惠和女婿小龙分别站在他的身旁，宗惠的手里捧着一束黄色的康乃馨。
他有一颗充满激情的心
女婿小龙刚见到岳父时，觉得他很威严，有点害怕他。日子长了发现岳父是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岳父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他的健康长寿对国家有利。自己应该为岳父多做一点事情。1990年，小龙为岳父当秘书，他人聪明。点子多，组织能力强，每次岳父到外地搞调查研究，他都帮助找材料，对外联络，并为岳父策划出版了15部文集和画册。
过去，费孝通自己睡在一个房间，小龙夫妻睡在一个房间；有一次，费孝通半夜起夜不小心摔了一跤，小龙夫妻心疼得了不得。从此每天晚上，都是小龙陪着岳父睡觉。岳父半夜起夜，他连忙爬起来扶着老人去洗手间。岳父翻个身，小龙也会在睡梦中腾地一下坐起来。费孝通感动地说：“我这个女婿啊，比儿子都强。我女儿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找了一个好女婿。”
费孝通和王同惠当年在蜜月旅行中翻译完了《甘肃土人的婚姻》这本书，妻子去世后费孝通应姐姐之邀回到开弦弓村养伤，把书稿也带了去。爱妻的突然去世使费孝通的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临走时把一大堆手稿书籍落在了姐姐家，后来，他到处找这部译稿，却横竖找不到。
解放以后，姐姐到北京看望弟弟，把这堆旧东西捎给弟弟，费孝通顺手把它们放在民族学院办公室的书架上了。“文化大革命”后要搬家，人家把书架上的书送到了费孝通的家里。看到这堆书上面落满了灰尘，费孝通顺手又把它们放在了旮旯里。一天，宗惠在家里整理东西，突然发现了这部译稿。她急忙掸掉上面的灰尘，拿到爸爸面前：“爸，这是什么，有用吗？”
费孝通接过一看，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你从哪儿找到的，我找了它几十年了，它是我和你同惠妈妈一起翻译的书稿。你可真是立了大功了!”
宗惠亲昵地搂着父亲说：“爸；还是女儿好吧?这么重要的东西您随便乱丢，多亏我吧?”
费孝通用手指弹着女儿的头：“我啥时候都说女儿好，你的两个孩子我也是更疼外孙女!”
在姥爷的影响和父母的教育下，宗惠的两个孩子也事业有成。女儿张勤从南开大学毕业后，现在澳大利亚留学学习计算机信息管理。儿子张 从北京科技经营管理大学毕业后，又到日本留学，现在从事经济管理工作。
费孝通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每天都要看报纸和《新闻联播》、《国际要闻》，从国际大事看中国、看世界。“9·11”事件发生后，他一连三天没有睡好觉。他觉得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后文化还是多元的，人与人相处要建立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基础上。恐怖主义是要遭到世人声讨的，但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去打一场没有目标的战争也是值得思考的。
中国有56个民族，中国的小民族需要我们多多帮助。民族问题一定要解决好，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民族问题，南联盟的战争说到底也是因为民族问题，中东、印度的焦点还是民族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将会影响今后的发展。费孝通是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他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朋友，和黎王、苗王、瑶王们关系都很好。
费孝通一生尊敬老师，尊重妇女。他和吴文藻、冰心一家感情颇深。费孝通和杨庆塑都是吴文藻的学生，一天，杨庆 夫妇从海外回国探望恩师吴文藻，冰心高兴地设家宴款待杨庆 夫妇和费孝通一家。孟吟看到冰心在厨房里忙上忙下，便戴上围裙弹奏起锅碗瓢勺交响曲。孟吟的烹饪手艺极佳，不一会儿就帮着冰心做了一桌好菜。席间，孟吟剥了蟹黄夹到杨庆塑夫妇的碗里，宗惠和小龙也礼貌地给长辈敬酒。冰心得知杨庆 的儿子娶了个洋媳妇另立门户居住，而费孝通一家却儿女绕膝，颇有感慨。冰心的小说《空巢》里的主人公，就是以费孝通和杨庆 为原型写的。
吴文藻先生是1985年去世的，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遗留的藏书都要捐赠给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但是捐赠前我想留下一些书给我的学生费孝通作为纪念。至于留下哪些可由费孝通本人来挑选。”
当冰心把丈夫的这个决定告诉费孝通时，费孝通的心情很激动。他知道老师遗嘱的分量。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就是书吗?先生允许自己先去挑选书，正是他一生开风气，育人才的生动实例。费孝通在吴文藻众多的书中挑选了派克老师所著的两本书：一本是《引论》，一本是《论城市》。他之所以挑选这两本书，是因为吴文藻和派克这两位老师是他一生从事社会学的学术源头。他要把这两本书作为纪念，永志不忘。
在民族学院居住期间，他和冰心家住的很近。一天，他正和友人在院子里散步，突然看到冰心摇着轮椅走了过来。他立刻绕到了马路牙子上缓缓而行。当冰心经过他的身边时，他以恭敬的目光注视着冰心，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
费孝通很重感情，当年王同惠遇难后，费孝通把妻子的遗体埋葬在广西梧州西山公园的山冈上，还亲手撰写了碑文。抗战时期，一位叫做张文芬的女士在山冈上行走，由于劳累她坐在一块石头上睡着了。敌机前来轰炸，震耳欲聋的炮弹声把她惊醒，她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很大的弹坑，里面有尸骨，尸骨旁有一个倒了的石碑。她扒掉浮土，定睛细看，石碑上竟然刻着费孝通的名字。她被费孝通撰写的情真意切的碑文深深地感动了。她觉得是王同惠的亡灵在保佑自己，使自己能在敌机的轰炸面前虎口逃生。为了使尸骨和石碑免遭涂炭，她用云南的红土把尸骨和石碑掩埋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处都在挖防空洞，这块石碑被梧州的一个中学老师发现，他看到碑文后明白了原委，怀着激动的心情把石碑树立在金秀广场。后来，王同惠的尸骨被火化了，骨灰撒向了大地。费孝通在北京八宝山为王同惠建了一个墓。每次去凭吊同惠，他都觉得她没有死。她只不过是在这里寂寞冷落地睡着了。
如今，王同惠去世68年了，费孝通一直很怀念她。王同惠家没有男孩儿，把一个堂弟过继到家里。这个堂弟叫做王嘉儒，费孝通全家一直和他有来往。费宗惠至今仍然管王同惠叫做“同惠妈妈”。
一个男人能够这样深情地去爱自己早巳去世的妻子，并且整整爱了近70年，王同惠的在天之灵要是晓得，一定会感动得热泪盈眶。费孝通的一生遇到了两个好妻子，他和王同惠志同道合，是事业上的知音。王同惠像一个设计师，描绘并推动了他的社会学事业；而孟吟则像一个营造师，帮助丈夫实现了毕生的志向。如果没有这两个女人全力以赴的支持，费孝通的事业不会这么成功。
老骥伏枥，志在富民
费孝通毕生最大的目标就是富民。他在1938年写的《
江村经济》，最后的结论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穷，就是生产力太低。中国人要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提高自己的生产力。调查农村是他的学术起点，研究如何提高农民的生产力。后来，他提出了工业下乡，指出乡镇企业是一条解决农村贫穷的有效道路。乡镇企业发展以后，他又提出了小城镇的建设问题。当小城镇建设处在高潮，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已经初步解决后，他又提出了中国人富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说随着中国人正在逐步走出贫困，他的目光又瞄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以及安居乐业上来。
他的心时刻牵挂着中国的老百姓。几年前他过生日，我们到家里看望他。一进门，发现他坐在小板凳上，面前放着一张中国地图。他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拿着红蓝铅笔在地图上画圈。他说：“中国有592个贫困县，我画圈的地方就是我去过的地方，今后我要多走一些贫困地区。”
90年代初，费孝通在江浙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看到那里的农村富了，农民的口袋鼓了起来，小城镇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小城镇的繁荣又推动了乡镇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再也没有比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更令他开怀的事情了，他仿佛沉醉在陈年老酒里，别提有多惬意了。
那些日子，他如痴如醉地研究东南沿海地区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他好像是一只章鱼，触角敏锐，预感到大小城市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那里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城乡人口的流动会越来越频繁，人们的社会生活因而会出现一个大的变化。
1996年，他在浦东新区实地考察时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能光靠书本来获取，而是需要研究者亲自去接触沸腾的生活，体验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上海对社区发展研究得比较早，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不少可以借鉴的东西。
三年之后，他在上海大学成立了上海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想以研究上海的社会发展为主要对象培养出既掌握系统的理论知识，又能贴近社会实践的研究工作者。
1999年春节，我们到费孝通家里探望他。费老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我送给他一套自己刚刚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脊——中国扶贫行动》和一个日本生产的血压计，一边给他量血压一边跟他开玩笑：“费老，您特别爱吃肥肉，血脂、血压肯定高，您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呀!”
他风趣地对我说：人爱吃什么，一定是体内需要什么。我说您这个观点不对，要这么推理岂不是说酒鬼一定是体内需要大量的酒精，烟鬼体内需要大量的尼古丁了?
他笑得皱纹都舒展开来，和蔼地说按照中国人的老传统，全家人在一起吃顿年夜饭，过了春节，人就长了一岁。这样算来，过了节我就90岁了。老实说我心里有些害怕，毕竟年纪大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但是想做的事情还不少。20年前我曾经讲过10块钱的话，意思是说我希望还能再工作10年。现在一算已经过去了20年。而且从我的身体状况来看，头脑还清楚，估计再干五年不大成问题。从1957年到1980年，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没有机会做什么工作，白白损失了23年的时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恢复了工作。上帝还算公平，到今天，归还了我20年。这20年里我做了些事情，其中一件就是重建社会学。
他翻看着《山脊——中国扶贫行动》，高兴地说：“你这本书是写中国的贫困问题，你们年轻人，哪儿穷就往哪儿去，有志气。你是一个教中文的大学老师，为什么专门往贫困地区跑呢?”
我说是受您和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副会长，虽然身为部级干部却几乎走遍了中国的贫困地区，为西部大开发做了很多贡献。他当年也是北大的学生，他经常教育我要深入社会，关注西部，热爱百姓。父亲让我好好地读您的著作，我是怀揣着您的《
江村经济》上路的。现在很少有人能像您那样把中国的社会学事业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您身上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无私的献身精神。
他说农村是一个大课堂，我是从研究农民问题起步的，提出了工业下乡的问题。之后，又研究乡镇企业和与之相关的小城镇建设。现在则是在串糖葫芦。
我收起血压计，打断他的话：“费老，啥叫串糖葫芦?”他说就是沿着京九铁路线上的一系列中等城市，了解它们对周边农村的辐射作用。近一年来，又想研究研究大城市的一些问题。在这些研究过程中，我的脑子里产生了许多想法，甚至想到太空里去取物资的问题。
他的手挥舞着，仿佛真的要从太空中抓回点什么。我抚摸着他的手，给他点着长寿穴位；他的手很宽厚，很绵软，很温暖，正是这双手为国家和人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精神食粮。点穴的手法很讲究，轻了没有感觉，重了又会疼痛。我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恰到好处地打通他的经络，让这位智者永远健康长寿。
后来，我又应司法部之邀走访了全国10多所女子监狱。当我把自己的拙作《中国女子监狱调查手记》送到他的面前时，耄耋之年的费老在百忙中亲自为我作序。他说监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也是社会学工作者观察、了解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监狱中的这个特殊人群，已经被贴上特殊的标签，他们的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已经与常人不一样了。帮助他们回归社会、回归常人的生活，就需要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你做的调查采访工作的意义，不仅在于你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耐性和技巧，与那些女囚犯建立了一种心与心交流的氛围，从中获取了真实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在于你的调查采访活动成为这个特殊群体自我经历的再梳理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强化自身自新意识的极有意义的过程。从这个角度上说，你成功地完成了参与式的社会调查。你的调查采访活动可能对这些特殊人群的自新过程，也就是再社会化过程产生积极的作用。
费孝通不久前在广州碰到了林兰英，他们是老朋友，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林兰英早年在美国读书，是研究半导体的，搞的是通讯材料。她回国的时候从美国带回一些半导体材料，那时中国还没有半导体。这次老友相聚分外高兴。闲谈时费孝通说在21世纪里，人类大概可以实现到太空里去取回有用物资的可能。
林兰英肯定地说，这个事情不用50年，大概20年就可以做到了。当费孝通与林兰英在羊城讨论这个问题时，并不晓得林兰英已经利用人造卫星在太空里成功地制作了单晶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太空里完成这样的试验。证实了人类是能够做到从太空里拿回物资的。回到北京，他才晓得了林兰英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越发觉得这次羊城对话简直太绝妙了。
费孝通怎么会想到有关太空的问题呢?原来，他为了写一篇关于知识经济的文章，翻看了不少参考书。其中有一本书是他的印度朋友哈克萨写的。他说哥白尼揭示了地球围绕太阳旋转这个事实，使人类对自己在空间的地位有了一个新的看法，从而引起人类思想上很大的改变，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人类可以在太空里行走，已经跳出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学说了，这就使人类认识的空间更加扩大了。
看着看着，费孝通智慧的头颅进发出火花：在这里人口的区限没有了，地球空间限度也没有了，这真是一个大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些变化肯定会影响到人与人的关系。
社区是个筐，衣食住行都可往里装
社会学所研究的是人在集体中如何生活，社会文化人类学所研究的是人在集体生活中创造的文化。文化在哪里?就是生活在集体里的人的行为和意识中，文化是代代相传的，是有子孙的，它凭靠一个个的人在他们的社会当中去表现、改变和发展着。
费孝通一生中经过了三级跳，先是从乡土社会时代跳到工业化时代，接着又从工业化时代跳到信息时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求社会学者紧跟肘代的步伐。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的社会学要紧密地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 、
1998年春天，费孝通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辞去了所有的公职。女儿和女婿希望88岁的父亲能够好好放松一下，颐养天年。谁知费孝通的工作节奏不但没有减慢，反而更加紧张了。他把女儿叫到身边，对她说我要做几件大事，首先要把已经开始做，但还没有做完韵事情做完，好有个交待。比如继续完成1997年底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人在深圳讨论京九线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时，自己提出的要考察京九线上一系列大中城市的串糖葫芦的计划，还要写对太湖和洪泽湖水网地区的考察文章。已经答应参加的学术讨论会还要去参加，并且准备好论文。此外我还想把上学时读过的书找出来，重新读一读，补补课，然后写几篇长文章。如果时间允许再写一些回忆性的文章。
听了父亲排得满满的计划，‘费宗惠想今年的安排都是去年定下的，不好改动，今年就让父亲再紧张一年吧，明年说啥也要让老爷子好好休息休息。
两会刚一闭幕，宗惠和小龙就陪同父亲到苏南地区了解乡镇企业发展的状况。苏南不仅是费孝通的故乡，而且还是造就他成为社会学家的热土，是他一生梦魂缠绕的地方。他觉得今天的中国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工业到农村里去，成为乡镇企业；一个是农民跳出农门到工厂里去，成为城市工人。兴办乡镇企业是费孝通从年轻时就开出的使中国农民摆脱贫困的药方，所以苏南乡镇企业脉搏的跳动时刻牵动着他的心。
1998年，乡镇企业脱胎换骨的改制工作在苏南各乡镇全面铺开。这次回乡，费孝通访问了常州、昆山、吴江等市的好几个镇，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和当地的同志详细讨论分析改制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他提出了一个双层并进的思路，就是在基层还要保住和发展草根工业，使之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上层则要用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经济实力和经营管理经验，发展规模较大、科技含量高、集团化的乡镇企业，全力向国际进军，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
暮春四月，费孝通来到京九线出京后的第一大站衡水市，以——个社会学家的热情深入到工厂企业、农民家庭和集贸市场，与当地群众共商衡水的发展大计。在八天的考察中，他那颗智慧的头颅又进发出把衡水培育成糖葫芦上的一个中心城市的奇思妙想。
衡水的风尘还没有掸掉，他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对浙江、福建、上海、山东等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参加了浙江农业大学与加拿大贵而富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近年来，费孝通从对中国农村的研究转移到对城镇经济发展的关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职能转变后很多服务性的工作转向了社会，居委会、小区物业管理部门的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他觉得人是社会的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现在对居住环境的要求高了，社区建设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社区这个词最初还是费孝通等燕京大学的学生在研究社会人类学时，从派克先生那里引进的，它的意思是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结成了互助合作的群体，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互助合作的亲属群体。血缘群体最基本的是家庭，地缘群体最基本的是邻里。邻里在农业区发展为村和乡，在城市里则发展成胡同和弄堂等等，。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人类是聚众成群相互合作经营共同生活的，从一般群居发展成为一个共同相互合作的社会，人类在经营共同生活时需要一套关于个体间合作的行为规范。邻里是指比邻而居的互助合作的人群，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就是这个道理。 ，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人代替了社会人和社区人，个人的需求与所在的单位息息相关。现在，随着各项改革的逐步推进，单位人复位到社会人和社区人。农民涌入城里，下岗人员激增，流动人口不断膨胀，老龄化问题日益尖锐。
五月初夏，费孝通结束了福建的考察后，驱车抵达上海。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和因此而出现的农民问题，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浦东新区的开发速度快，力度强，当地农民早晨去田里干活，中午回家的时候，早晨走过的路已经被推土机推平了。浦东新区的快速发展使当地的农民一夜之间改变了生存条件，泥腿子变成了城里人，昔日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他们过去习惯的你到我家拿根大葱，我到你家挟块饼子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千百年来靠土地提供衣食的传统生活出了问题，他们要在急剧的变化中寻找新的出路，适应新的生活条件。农民转变为市民后碰到了很多社会问题，他们的孩子在哪里上学?他们应该如何就业?他们应当怎样处理邻里关系?政府应该怎样为他们提供帮助和服务?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的新问题。。
中国的社会学说到底就是要研究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费孝通为这一课题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做了深入的思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通过浦东新区的调查，费孝通又扩大了农民进城后的研究范围，对城市社区这—课题进行深入探讨。
五月底到六月初，费孝通又掉转头回到山东境内京九铁路沿线上的菏泽、聊城两地做调查。
七月流火，费孝通再次南下山东；对青岛、威海、烟台一带的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和小城镇建设做了重点考察。
九月初，夏日的余威还来散尽，费孝通又马不停蹄地来到洪泽湖水网地区和亚欧大陆桥东端桥头堡——连云港市考察，他调侃说长江为一竖，太湖和洪泽湖为两个小点，我这回是完成了写“小”字文章的的心愿。
金秋十月，费孝通来到西柏坡与各民主党派中央的新老领导人欢聚一堂，共祝半个世纪中的多党合作与统一战线事业结下的丰硕成果。多么熟悉的环境啊，多么熟悉的乡亲。北京解放前夕，费孝通应邀到西柏坡参加了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共商筹备召开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制定共同纲领的会议。当年，他乘坐卡车从清华园赶往石家庄，看到向前挺进的解放军队伍如滚滚洪流，一望无际的送粮队伍似滔滔巨浪。那时候的老百姓跟共产党多亲啊，正是从那时起，他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信念。即使是在风雨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他也丝毫没有动摇过对共产党的信任，坚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伟大的。共产党一定会越过艰难险阻，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
从西柏坡归来，他又回到家乡吴江和常熟、太仓访问，尔后又继续南巡，三访温州和丽水、金华。
初冬时节，他对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做了大范围的追踪调查，还两次奔赴香港讲学，阐述自己60年来跟踪中国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与心得。
过去住房是国家福利分房，现在改成了个人购买商品房，很多衣食住行问题就转移到社区。过去，我们很重视血缘关系，一个人生了病，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都会来照顾；现在，搞计划生育每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孩子长大了出国留学或者到外地上学工作，父母病了谁来照顾?这就要靠地缘关系。你所居住的社区来照顾你。社区服务从根本上说是我国深化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
过去，我们习惯了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习惯了一切柴米油盐工资劳保由单位解决。现在，从单位包干制到社区服务制的转移，包含了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转移。
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邀请费孝通来上海考察社区工作，费孝通走访了上海市所有的区，与当地社区干部开座谈会。现在的社区干部已经不是昔日居委会里的那些小脚老太太，他们有的是大专毕业生，有的是复转军人，有的是从工厂挑选来的骨干，是经过社会招聘严格考试录用的。年龄在30岁至50岁之间。费孝通对他们说你们的工作看似平凡但很伟大，关系到千家万户。
社区建设既是城市发展的继续，也是市民现代化的继续。在社区这个基层的层次上，使城市居民感到舒适、安全、便捷、宽容而又丰富，使城市在竞争中能保持多样性和创造性。城市基层的社区建设，对城市的总体发展起到保障和支持的作用。社区要自主、自理、自治，所谓自主就是经济上要有基础，老百姓的决定是真正民主的，草根民主也就是基层民主，大家做主；自理就是根据大家的要求，提出建设性的建议，互相协商，找到实施的办法。也就是说从过去的依靠别人代理来做，到现在自己建立一个委员会，一个组织，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自治就是居民自治，加强管理和巡逻，要把生面孔变成熟面孔，人人关心他人。不能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现在中年人最辛苦，他们上有老下有小，上着班还惦记着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儿。如果能够组织下岗女工做小孩儿饭桌和老年饭桌，就会解决很多人的后顾之忧。上海人文化素质高，要充分发挥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提倡有偿服务。比如一个钢琴教师身体欠佳，不能上街买菜做家务。我们可以组织小区互助，请下岗女工每天帮她打扫卫生，买菜做饭，她每周辅导一次小区的下岗女工的孩子弹钢琴，俩人的报酬就抵消了，各得其所。比如说小区的双职工多，上班时容易遭贼偷窃。如果把小区里的退休工人组织起来巡逻，发现有可疑的人就上前盘问，这样就加强了小区的安全。总之，要把教育、医疗、科普引进社区，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
费孝通以上海为基地来研究社区问题，社区是城市建设的载体，费孝通很关心一老一小，就是老人和孩子。上海市徐汇区有一所母子学校，给年轻的父母讲怎么教育孩子。他觉得这种方式很好，应该推广。尔后，他又把研究的目标向祖国的四面八方辐射。他先后走访了北京、上海、宁波、武汉、广州、深圳、沈阳、大连等城市，每到一个地方都要询问社区建设的情况。看到北京汽南社区办了老年饭桌，志愿者中午给老人做饭送饭，荤素搭配两菜一汤，他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北京新街口街道的社区工作者请他题词，从来不肯轻易题词的他却欣然命笔。
上海淞江有个老年康复中心，社区的医生定期给老人量血压、检查身体。上海的康复医院就是街道医院衍化而来，有力地保证了社区人的医疗保健。费孝通在上海市淞江镇考察时，刚巧碰上一个103岁的老太太过生日，他高兴地与老太太攀谈，和老太太比岁数。老太太一家四室同堂，社区对她照顾得很好。老太太送给费孝通景德镇生产的两个寿碗，两个寿勺和两双寿筷，寿碗上画着一个老寿星，写着寿比南山四个大字。
在深圳，他参观了一些托老所和敬老院，看到老人们有的俩人住一间房，有的仨人住一间房，吃饭有专人做，小病有保健医生管，大病就送到医院治疗。老人们在一起下棋、画画、拉二胡、打扑克，摆龙门阵，自得其乐。
在沈阳，他看到敬老院里在老人的床头拴上绳，有事可以拉红灯叫人。炊事员送饭菜上门，每顿饭三个菜随便点着吃。既有娱乐，也有关照，同龄人在一起有共同语言，特别是有些单身老人，白天儿女都上班了，自己猫在家里一天也说不上一句话，久而久之就呆傻了。到了敬老院每天有说不完的话，人一下子就变得年轻了，他们很喜欢敬老院。他和老人们无拘无束地拉着家常，老人们不晓得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就是大名鼎鼎的费孝通，还热情地说你想来就来吧，我们这里可热闹啦!
费孝通非常喜欢孩子，考察时见到孩子总要亲手抱一抱，跟孩子照张相。他觉得现在每家就生一个，双职工上班忙，孩子放学早没人接送是个大问题。要是能够把小区里的下岗女工动员起来，负责接送小孩，中午安排个小饭桌管孩子吃饭，就可以解决很多双职工的后顾之忧。为此，他一遍又一遍地奔走呼号，让社区服务尽快地走进家庭。
2003年阳春三月，我和武汉安居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的茅永红董事长、王波副总经理一道去看望费老。百步亭的当家人介绍说，武汉的百步亭社区位于江汉区后湖地区的南端，处于城乡结合部。90年代初，那里的湖田泽地一望无际，道路、水电、煤气、通信等市政设施一片空白。后来，武汉安居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的茅永红董事长带头对那里进行开发建设。短短几年过去了，昔日的荒野鱼塘变成了温馨的家园，绿色的社区，安全的港湾。是全国惟一的一个获得首届“中国人居范例奖”的社区，成为众人向往的现代化社区。
过去两口子打架迁户口服兵役都要找单位解决，现在百步亭社区管理委员会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更多的是对社区居民提供服务。通过社区管理委员会整合政府行为与居民自治，取代了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委员会向居民提供诸如户口、婚姻、兵役、汽车年检、工商事务、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优抚登记、支持居民诉讼、法律援助等相关服务，大大方便了社区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物业公司则全方位承担社区服务的主体。
对于小区里的下岗职工和困难户，首先安排他们到物业公司就业。现在小区里的家政服务员一个月最多可以赚1600元钱。小区里的铺面房，首先满足社区困难户的租房要求。一个武汉的刑满释放犯出狱后，找工作四处碰壁。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百步亭社区，茅永红董事长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低价租给他一个铺面房，鼓励他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致富，同时要求社区里的人一律不准歧视他。社区的温暖使这个原本打算自杀的人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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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步亭的社区工作者是居民的贴心人，他们坚持居民有突发事情必到，有不满情绪必到，有大的家庭纠纷必到；对困难家庭、生病住院、下岗失业、劳教释放、孤寡老人经常访问。把不能损害群众利益，不能失去群众的信任感，不能放纵社区违法乱纪行为作为座右铭，努力做到让群众满意和政府满意。他们有责任心、事业心、爱心和正义感。社区还提出了“不能有一个失学儿童”的口号，依靠各方力量出资筹集了100万元成立了武汉安居教育援助会，设立了教育奖励基金，小区里贫困家庭的每个孩子每年都能得到4000元钱的助学资金。
他们还另外筹集了，100万元建立了武汉安居慈善援助会，帮助小区的残疾人和孤寡老人等困难产。在这个三万人的社区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没有发生过一起偷盗事件，没有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没有丢失过一辆自行车，居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已经安装好防盗门的又把防盗门拆掉了。他们还在小区里开办了老年大学，设立了书法、绘画、时装、舞蹈、声乐、太极拳、保健等24门课程。由于课程设置的好，小区94岁高龄的学员还兴致勃勃地来上老年大学；
2003年春节，小区的居民一家做好一道菜，600户居民端出600盘亲手烹制的菜肴，在小区里举行盛大的聚餐会，邻里之间亲如一家，欢歌笑语不绝于耳。听了两位当家人的介绍；费孝通真诚地给他们出谋划策，并对百步亭社区的做法大加赞赏：“我想的东西，你们做出样子来了，是你们自己做出来的。”
社区是城市的眼睛，社区搞不好，城市建设就搞不好。人们喜欢这个小区，并不仅是喜欢小区的富裕，而是喜欢它的物业管理，喜欢它的居委会有一群负责的社区工作者。为什么人们很怀念北京的四合院?就是因为四合院里有浓厚的人情味儿。现在人们搬进了楼里，如果人们住在一栋楼里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就会得忧郁症。社会最害怕的是冷漠，老人最害怕的是孤独。良好的社区服务是医治孤独的良药。费孝通希望社区居民建设一个守望相助、尊老护幼、知礼立德的高尚精神文明，营造一个和睦成风、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美好生活环境。
费孝通的心时刻牵挂着中国的老百姓。过去，他每年要到外地搞130天的调查研究；现在，他给自己加了码，每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在外地奔波、调研。1999年他第10次去了兰州，尔后又辗转大江南北，着重了解社区建设。
盘点费孝通的工作日程表，我们看到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像陀螺一样在高速运转。难忘的1998年，他整整在外地调研了166天；
1999年儿女们本想让他好好在家休息，谁知元旦刚过，他就一口气说出了一长串的工作计划，并且在外地调研了180天，访问了11个省市以及香港特区；
2000年，他在外地调研了160天；
2001年，他在外地调研了182天，勤奋读书，笔耕不辍；
2002年，是费孝通发表《小城镇·大问题》的第19年，经历了漫长的19个年头，发展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了人们的共识。中国的小城镇建设如今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农民是怎么离开土地进了城?政府又是怎样来安置进城农民的生活和工作?一系列的问题萦绕在费孝通的脑海里。他说要在这一年花一些精力，再到当年调查过的小城镇跑一圈，亲眼看一看那里的变化，把看到的和想到的写出来，作为对《小城镇‘大问题》这一课题研究的小结。宗惠和小龙听到父亲的计划不由得大吃一惊，父亲已经92岁高龄了，再像20年前那样跑一圈身体吃不消，他们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以听为主以看为辅，请家乡的老领导、老朋友来谈这20
年小城镇建设的情况和体会，再到交通条件便利的城镇去走一走看一看。
2002年春天，费孝通因病住院。虽然刚刚做完眼科手术，可他却躺在病床上思考农民进城怎么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农民进城是在小城镇多还是在大城市多?农民进城了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在哪儿念书?西部大开发经济发展是首位，但是不能破坏文化遗产和人文景观。手术后医生不让他看书可把他憋苦了，他就让家人给他念书读报，他的心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做学问啊!
清明节，费孝通回乡访问了松陵和盛泽镇，走访了苏北的盐城、阜宁，浙江的宁波；台州、临安等地；考察这些地方近20年的小城镇建设的状况。这一年，他在外地调研了107天。
尾 声
费孝通虽然年事已高，可他的心时刻关注着天下大事。“9·11”事件爆发后，他好几宿都没有睡好觉。“9·1厂事件对他震动很大，他觉得这是对西方文化的又一个严重警告，而且事态的发展使他很失望。这种恐怖对恐怖的做法，让他看到西方文化的价值观里太轻视了文化精神的领域，不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处理文化关系，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因此也促使他想从理论上进一步搞清一些问题，如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文化的社会性和历史性问题等，以利推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入。
2003年春天，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发动了战争。费孝通忧心如焚。他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问家人：伊拉克怎么样了，战况有什么新进展吗?他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看很多书籍和《参考消息》等报纸。他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看到屏幕上出现受伤的伊拉克儿童在哭泣，他心如刀绞。他觉得平民的伤亡太残忍了，手无寸铁的平民是无辜的。他对我说面向21世纪，我们更要讲道德准则。
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在整个世界的主流中，“天人对立”论的影响越来越普遍。在今天世界上那些以暴易暴的做法，还是在起作用。备受具有征服世界野心的势力的青睐。在这样一个时代，社会学家反思说，在我形容为“世界性的战国时代”的20世纪，人被从狭小社区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逐步强大的现代国家，这是从一种制约进入另一种制约的过程。
地球上势力的不平衡，当然还是人类在未来漫长的时间里必须承受的负担。更值得关注的是，那种以“己”为中心来看待人，以“天人对立”论来看待世界的看法正在逐步全球化。在这样一个时代，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面对的广个新的挑战：怎样为确立文化关系的“礼的秩序”做出贡献?我相信社会科学要务实求新，我们要讲天人合一。
人类进入了21世纪，世界碰到了文化融合问题，不同的文化要碰头了。在文化的碰头会上，不同的文化如何保留自己的特点同时开拓与其他文化相处之道，这个问题需要引起更广泛的关注。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失去对自己文化的信心，并因此对时势做出与民族利益相矛盾的判断与选择，是必须引起我们关注的大问题。我相信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天人合一论有别于西方的天人对立论，有助于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多元化，有助于防止人类在文化冲撞中同归于尽。
费孝通的桌上摆着《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等书籍，他特别喜欢看钱穆、陈寅恪和冯友兰写的书，体会冯友兰讲的境界那样的精神世界。近年来一系列世界性的事件表明，自然科学如何服务于人类，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思考。那种曾经产生广泛影响的西方中心的“天人对立”论应该得到纠正。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更要讲究权力与公正。
2003年是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清明时分，他又来到了苏州，在吴江、太仓、昆山、常熟、张家港等地转了一圈。今天的苏南地区已经今非昔比，看到老百姓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他的心比吃了蜜还甜。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费孝通就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解放以来，他把全部精力放到中国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上；改革开放之后，他更像一匹骏马纵横驰骋，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足迹：
1979年他应聘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柯明斯讲座和加拿大圭尔大学客座教授；
1980年他荣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该年度马林诺斯基荣誉奖，并成为该会会员；
1981年他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赫胥黎奖章；
1982年他被授予澳门东亚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1987年他获得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奖；
1989年他被授予香港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1993年他获得日本福冈该年度亚洲文化大奖；
1994年他获得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
1998年他获得霍英东杰出奖。
费孝通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这诗句既是他发自肺腑的声音，也是他几十年风雨历程的真实写照。
社会学和人类学是研究人的，人是个最难研究的对象。因为人有灵，有慧。做学问贵在神游冥想，费孝通身上有着灵慧的涌动。他从田野走来，他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对乡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人类学调查方法被称为田野调查，就是说调查者一定要进入到实际现场并且至少在那儿呆半年以上，他开创了本土人研究本土人的先河。
他向田野走去，走在乡间小路上，稻谷飘香使他心旷神怡，桑梓之情使他如痴如醉。当年他戴着博士帽从泰晤士河畔回到祖国刚刚半个月，就迫不及待地一头扎进农村去做当时社会上没有人会叫好的社会调查，他的目的是用所学知识，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现在他是一位白发学者，仍然关注田野，心系百姓。他是90岁的年龄，80岁的体能，70岁的思维，60岁的心态。万水千山行重行，他像一阵清风，吹走了人世间的浮躁和虚荣，把扎实的足迹留在了广袤的田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