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期，全国粮食实行配给制，东北细粮很缺，所以我一个家在吉林的朋友探亲时就带了一袋二十五公斤装的面粉，还提了一个很大的旅行包。我和一个河南的战友身着便装送他去广州火车站。那天很热，公共汽车又很拥挤，所以带着、大包小包的我们一上车，就引起了车上众多人的反感。议论声是嘈杂而又愤怒的，但是我们听不懂广东话，知道他们愤怒也不好去理睬。广州人显然发现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话，于是就用广东话骂我们。我们毕竟在广州呆了好几年，能听懂广东人骂人的那几句很恶毒的语言，我就急了，西北人的性子促使我大吼一声：“你怎么骂人呢?!你敢再骂一句，我就打你!”但是那个河南朋友拉了拉我的衣服袖子：“我们说的普通话广东人能听懂，给他们讲清道理他们会理解的。”但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吉林的朋友从我们俩中间挤过去，挥起拳头，在我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照准那个骂我们的广州人的左脸，给了重重一举。
吵吵嚷嚷的公共汽车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本来很愤怒的广东人脸上突然写满了恐惧，就连那个被打的广东小伙子，也捂着左脸一声不吭。
我和河南的战友担心地朝四周看着，害怕车上的几十个广东人团结起来把我们三个收拾一顿。但一直到我们下车，车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吭气。那个挨打的广东小伙子也是在火车站下的公共汽车，但直到下车也没朝我们看一眼。
一个月后吉林的战友探亲回来了，我们三人相聚，不由又说起了那天的事。由那天的事又引发了关于不同地域人的不同性格的话题，而且得出结论，遇到矛盾，西北人先下战书然后战斗，东北人不宣而战，而河南人不下战书也不战，只讲理。结论下了以后，东北的战友就很得意，对河南战友说：“啥叫道理?拳头就是道理!那天你给他们讲理，他们能把你吃了!怎么样，一拳头解决问题。”
“不过……有些时候……”河南的战友虽然在辩解，但显然底气不足。
这次事件和这次谈话虽然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但我一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今年五一放假期间，因为非典疫情的缘故，不便于在市内活动，我就约了我省很博学的学者孙荪先生到黄河大堤去散步。刚刚下过小雨，地面很湿润，空气很湿润，连大堤两边飘飞的绿色柳丝也是湿润的。我们心情很好，谈话的范围就很随意也很广泛，自然就说起了多年前在广州公共汽车上的那件事情和我们之后所下的关于不同地域人不同性格的结论。
“你们的结论很对。”孙荪先生说，“特别是关于河南人的结论，讲理确实是河南人的特点，而且这个特点的形成，具有很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
“但是你们当时的感觉不对，似乎讲理是最没有用的，只有拳头能解决问题。”
我点了点头：“那时候我们都是二十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现在想想，其实这是一个理和力的问题。”我笑笑说：“如果那一天在公共汽车上，任何一个广东人打了报警电话，我们的豪气十足的吉林战友就将以伤害罪被拘，是否受到行政处罚暂且不说，起码要给被打者看病付医药费，火车肯定是要耽误了。”
“对，社会秩序以理为基础，一个报警电话就可以启动维护这个秩序的国家机器。打电话的人也许弱不禁风，但国家机器一旦运作起来，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壮汉照样束手就擒。”
关于这个话题我们议论了很久。
《说文》、《
汉书》、《易辞》等许多文献，都对理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管理、梳理、治理、研究、考察、制订和修订发展计划等，都属理的范畴。对自然、社会、人文现象进行研究、总结，其中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也属理的范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长治久安靠的是管理，而管理中的所有法规、政策、条例，国家机器的建立、运转等等，靠的都是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富强有赖于经济秩序的建立、完善，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靠的也是理。所以，社会的进步、发展、不断走向文明，都伴随着理的发展。
特别是我们脚下所踏的河南这块土地，由于“位居地中”，也就是国家的中心，加上物产丰饶，所以自夏商周开始，就常常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既是中心，各方面的人才就会汇聚中原，社会的进步、发展自然就强于别处。我国从氏族部落制社会形态发展到封建社会形态，实行中央集权制，就是以中原为中心开始的。比如周灭商后，特别是在东周时期，周王朝就以洛阳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周朝是一个重视理性研究和总结的朝代，被奉为四书五经之首的《易经》，就是周文王在被拘麦里时推：演出来的。而周易包含了天地人间的许多道理，当然也包括军事。所以，周武王能灭商，有强大的理论在指导着，当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建周之后，理的发展又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而社会的发展又推动了崇尚理的风气。
于是，就在这个时候，河南出了伟大的思想家老子，他的一部《
道德经》，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许多朝代的皇帝，大都“内尊黄老，外示儒术(表面上用儒家思想治国，实际上是以老子的思想治国兴邦)”。有些朝代，比如汉文帝、景帝时，干脆大力推行道教，用老子的思想治国安邦，创造了民富国强、长留青史的“文景之治。”
也是在周朝，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在大禹建都的阳城，也就是今登封县告成，修建了周公测影台。因为在周时，人们已经进入以农耕为主的时代，而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播种收获相差几天，对收成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周公先随父亲文王四处征战，扩大周地，南打到了湖南，东打到了河南沁阳，离当时商纣王所在的朝歌仅百里之遥。随后，他又随哥哥周武王，一举打下朝歌，灭商而建周。当时他们把首都建立在祖地镐京，但曾驰骋中原的周公眼见中原的富饶，并以其理性的眼光，看出中原所独具的发展前景，知道迁都中原是迟早的事，所以他才来到了阳城，修建测影台，测量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的变化规律，从而指导农业生产。
前年夏至上午，我专程。去了告成，拜谒周公测影台。现在的测影台已非当年周公所制，这个测影台为唐时所建，是唐玄宗开元十一年命太史监南宫说在周公测影台原地，仿周公测影台原尺寸，改土圭(土台)木表(木杆)为石圭(石台)石表(石杆)，并在石表上刻以“周公测影台”五个大宇。
虽然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但石圭石表依。然完好，看上去朴拙无华，但就是用比这个朴拙的建筑还要简陋的土圭木表，周公当年测出了一年二十四个节气，测出了春分和秋分两天昼夜时间相等，测出了夏至这一天自昼时间最长，冬至这一天白昼时间最短，并且把一年中日影最长的一天日中和来年日影最长的一天的日中记录下来，称为一个回归年。至今我们所用的二十四节气，还是周公当年所测定的。这对于农业生产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种小麦的时间，我小时候就听爷爷说过“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的农谚。所以看着测影台，我顿生敬意。一个伟人的理性研究和总结，给千百万老百姓带来了福音，给一个国家带来了五谷丰登的希望。
这时候日当正午，文物所的同志提醒我看看圭表的影子。其实我选择夏至这一天来这里就是想看看圭表的影子的，因为资料显示，在这一天的正午时分，圭表是没有影子的。所以我立即来到圭表的北面，却发现影子还是有的，只是影子与两三千年前的周公所计算出来的影子长度一致，为“尺有五寸”，也就是说，是周时尺子的1.5尺，而圭顶北沿恰恰与影同长，于是，在圭表北面地上，就不可能看到影子了。所以当地人称测影台为无影台，说的也就是这个时刻。
正当我为之感叹的时候，却看到在测影台北面，刻有一副对联：“道通天地有形外，石蕴阴阳无影中。”细细体会一番，觉得意蕴窄了一些，词面华丽了些，以此喻周公，远远不够。
还是在周朝，还是在这种尊崇理性的时代，洛阳轩里出了一个因说理而似乎显得有些传奇的人物：苏秦。
苏秦虽然家贫，却在少年时期就胸怀大志，随鬼谷子入山学游说术，学成后归家，请求母亲变卖家产，作为路费，让他游说列国。母亲、嫂嫂、妻子都竭力反对，认为他所谓的说理游说是耍嘴皮子，不可能求得富贵。无奈之下，苏秦只好就近求见在洛阳的周显王，向他说了自己的强国之法。但这时正是诸侯国争雄的战国时期，他的所有才学在名存实亡的周显王处不得发挥。于是他又回到家里，硬是卖掉了部分家产，去最为强大的秦国，以图施展自己的强国之策。但秦王根本不用他，他的钱也花光了，破败回家，自然遭到了母亲的痛骂。妻子正织布，看他回来，根本不予理睬。他饿极了，求嫂嫂给自己做饭，嫂嫂冷笑一声说：“没柴!”
苏秦并未因此而灰心，总结了自己出师不利的原因，然后又重新研习师傅所教课目，以及他下山时师傅送他的姜子牙的《阴符》。著名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说的就是苏秦在这一段刻苦研习的状态。一年后，苏秦对天下大势了然于心，再次出门，游说饱受强秦威胁的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并使六国互签盟约，构成合纵之势，患难相恤，共抵秦国。六国君王还合封苏秦为纵约长，兼佩六国相印，总辖六国臣民，给了苏秦大展鸿图的权力和荣耀。
此时苏秦路过洛阳，仪仗旌旗，前呼后拥达二十里长，威风超过君王。周显王听说苏秦路过，专门派人清扫了道路，设供帐迎于郊外。苏秦的老母在路旁扶杖观看，惊奇得长时间张口不闭。两个弟弟和妻子、嫂子都恭恭敬敬跪伏在郊外迎候，不敢仰视。
苏秦看着曾鄙视他的亲人，慨然叹日：“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实际上苏秦的合纵之术，全靠他的一张嘴说出让六国感动并信任的道理，六国国君才授之以大权，才使他成了纵横辩说的千古名人。
文王演易，周公测影，苏秦合纵，都是理的进行和发展，这岂是一只拳头能解决得了的?!
也正是理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进而又促进了理的发展，这样循环推进，使得中原文明为世人所瞩目，甚至向往。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的事，就很说明这个问题。
说来很有意思，我的那个用拳头解决问题的东北的战友，正是拓跋氏的同乡。拓跋氏为鲜卑族，该族生长在东北肥沃的原野，体形高大，善骑善射，能征能战。于是在东晋之后、列强争雄北方的时候，驰骋征战，很快统一了北方，使得众多生活在北方原野，把打仗作为生活和生命一部分的游牧民族俯首称臣。于是，拓跋氏就在山西的平城建立了他们的首都，方位在今大同以北，为历史上著名的北魏。但是拓跋氏深知，统一北方各族，兵将之勇之强是重要的条件，但更重要的条件是谋，勇谋兼备，才能所向披靡。所以拓跋氏是重理重谋重智的，从而得天下。而在得天下之后，治天下就更加需要理和智了。于是，到了拓跋宏为帝的时候，中原文明，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所向往的。他就毫不犹豫地学习、推行在中原早巳实行的一些法令，遏制了自认为建国有功的王公贵族的贪污腐败行为；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行政体制得以完善；以法律形式肯定了自耕农民对所耕土地的占有，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生产发展，并使国家纳税户口及租调收入大大增加。
但在推行的过程中，上上下下都遇到了重重阻力，这使孝文帝拓跋宏清醒地意识到，中原的文明不是仅仅浮在面上的一些法令政策，也不是单单靠几个智者支撑，如果是这样，将中原的智者请到平城朝廷，为君王出谋划策就可以了。而艰难的改革过程使拓跋宏深知，经过千余年的长久的文明熏陶，广大的中原民众，也都是重理的，并由理
而建立起了一个几近完整的社会秩序，由理而使得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所以中原的文明是金字塔式的，重理的中原人民是金字塔的塔基，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是金字塔的塔顶。光将塔顶移到平城显然是不行的，他就毅然决定，迁都洛阳。
迁都洛阳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但是迁都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骑惯了马的人是看不惯坐车的人的，游牧成习的人是不理解农耕生活的。所以关于孝文帝迁都的事，至今流传着三种版本。
一种是说孝文帝在上朝时，向大臣们说了自己欲迁都洛阳的想法，立即遭到了众多朝臣的反对。孝文帝知道向这些人说理是没有用的，于是就微笑着下令，让同意去洛阳建都的大臣站在庭堂左侧，让不同意在洛阳建都的大臣站在庭堂右侧。当意见相左的大臣左右站好后，孝文帝威严地说：“左边的臣子和我去洛阳，右边的臣子请自便吧。”
自便虽然是一个很轻松的词，但对于那些将要自便的人来说，却面临着失去官爵、地位、财富和荣耀。而在这一些朝臣中，不乏和孝文帝有亲情相连、甚至过从甚密者。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期发展，他毅然地砍下了这，一刀。
所以，他带到洛阳的大臣，都是崇理重理向往文明的，这就会使中原文明不断推进，并向游牧民族扩展。
第二种版本说孝文帝深知他所带领的大部分朝臣的习性和心理，根本不提迁都的事，而是带着满朝文武，以向南推进、扩大北魏领地为由，浩浩荡荡朝洛阳进发。到了洛阳后，却说自己身体不适，就在此扎营。扎营一段时间以后，看到大部分朝臣对中原文明习惯并欣赏后，他才宣布就地建都。
第三种版本说孝文帝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做法，他先向任城王元澄讲了迁都的理由：“国家兴自北土，建都平城，虽富有四海，但此间为用武之地，难以文治，移风易俗，甚难推行。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建都于此，不仅光宅中原，还可明耀北疆。”元澄回答：“伊洛据天下之中，正合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之雄才大略，苍生闻此，应当大庆。”
此番对话以后，元澄心领神会，积极地向各位朝臣做工作，渐浙统一了思想，然后一举南迁。
公元495年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即大胆进行改革，大步走恂文明，甚至禁胡服、断北语、改姓氏、定族姓。不但要求朝臣，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改姓氏拓跋为元。
正因为孝文帝如此崇尚文明，所以中原的文明在北魏孝文帝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甚至在孝文帝之后的整个北魏，重理之风愈来愈盛。
宋太祖赵匡胤生于洛阳，自然具有河南人的习性。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后，他完全可以在出生地洛阳建都，而且当时朝中就有不少人提议将都城建在洛阳，原因是洛阳具有天然屏障，在此建都，只用少量兵力就可以保首都安全。而开封一马平川，需要数倍于守洛阳的兵力才能保证开封安全。但赵匡胤还是毅然地将都城选在了开封。因为赵匡胤是行伍出身，在军中由低级军官一直做到高级将领，直到大权在握，以兵变形式、兵不血刃就轻而易举地夺得皇位。所以他不会考虑防守的问题。在他的眼里，没有能与他匹敌的军队。他只会考虑国家的发展问题。而从发展角度讲，开封远远强于洛阳。
一个政权建立伊始，首先要解决的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物资，而这些物资需要在都城的附近就能获得。那么，这个都城必须处于交通大动脉的中心或附近。一千多年前，交通大动脉就是水路运输。一马平川的开封恰恰有着极为优越的水利网络设施，开封周围，河湖密布，不但有人工开凿的运河鸿沟(汴河)，可与黄河、淮河沟通，还有蔡河、五丈河等诸多河流；开封处于这些河流的中枢，实为水上交通要冲。
事实证明赵匡胤的选择是正确的，正因为这种理性的选择，赵匡胤很快使大宋获得足够的给养，然后派兵南征北战，真正使中国获得统一，并且成就了一个强大的、历经九帝168年的北宋。
开封城在北宋时期的繁荣兴旺也达到顶峰：风光旖旎，人物荟萃，城郭恢弘，经济发达，人口逾百万，富丽甲天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史书曾以“八荒争凑，万国咸通”来描述当时对外关系的盛况。北宋时期著名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就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了东京汴梁繁荣昌盛的状况。正因为如此，赵匡胤也成了中国大有作为的皇帝之一。
皇帝既然如此理智，大宋朝必然因为重理而人才辈出。于是，就在赵匡胤的家乡洛阳，成长出中国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兄弟。
程颢程颐兄弟俩在洛阳讲学，故其学派叫“洛学”。洛学的最高范畴是“理”，即“天理”，二程认为：“万物皆是了个天理”，“君道”、“臣道”、“父道”、“子道”皆是天理的体现’。难能可贵的是，二程从自身的实际生活体验出发去寻觅人生的真谛。在教育上，兄弟俩性格却完全不同。程颢喜欢与弟子自由讨论，弟子们用“春风和气”四个字称赞他。而程颐为人严毅刚直，对学生要求严格。福建将东县有个叫杨时的进士，就学于程颐门下，有一天冒雪去向程颐请教学问，正赶上老师午休。杨时便静静地站在雪地里等候。直到程颐一觉醒来，才赫然发现门外站着一个雪人!这就是著名的典故“程门立雪”。程颐因此深受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杨时。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成。回到南方后，大力传播程氏理学，且形成独家学派，世称“龟山先生”。
说到这里，黄河大堤上刮起了风，河面上就起了波涛，虽然不大，却给黄河增添了豪气。河堤上的柳丝也随风飘飞起来，不断有柳丝拂在我和孙荪先生脸上，我们的谈话自然中止了，心里却很愉快。
很快，我们就适应了这柔和且湿润的风，适应了黄河的波涛声，适应了不断拂面而来的柳丝。我们的讨论自然又继续了，却一下子跳到了解放后。
历史真会和河南人开玩笑，当年的开封是交通要冲，因为那时的交通主要靠水路。但当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19世纪初在郑州交会以后，郑州取代开封，不但成了河南的交通枢纽，而且成了全国的交通枢纽。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讲，自元之后，开封为中原省省治(即省府)，民国时期为河南省省会，陇海铁路本就从开封经过了，京汉铁路只要往东拐70公里，两条大动脉就可以在开封交会，河南省的政治经济中心就可以稳定于开封。但经济建设更是要讲理性的，首先，京汉铁路走郑州而不走开封，会大大节省建设成本；其次，开封原来得利于水，得利于平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黄河从黄土高原上带下来大量泥沙，日复一日地将河床淤高。在郑州以西，由于河床落差大，泥沙尚难留存，但到了开封，由于开封北面过分平坦，为泥沙淤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开封北面的黄河，已经高高地悬于开封市之上。正因为如此，黄河在历史上几次淹没开封。而且，每次淹没，对开封都是灭顶之灾，淤泥都将整个开封城淤平。所以，在现在开封城城下3米至12米处，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其中包括辉煌的宋都等3座国都、两座省城及1座中原重镇，构成了“城摞城”的悲壮局面。就这，现在的黄河还高高地悬于开封城之北。
在这样的情况下，京汉铁路的设计者敢把开封作为中国大动脉的交会处吗?经济建设来不得半点柔情，不但要讲投入，而且要讲产出，效益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准则，使郑州这个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毫不起眼的地方，一下子取代开封，成了全国的交通枢纽。郑州北火车站，成了亚洲最大的货物编组站，郑州东火车站，成了中国最大的零担货物中转站。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依然将河南省省会设在开封。但1948年开封和郑州解放后，新中国的河南省省政府首先面临的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那么，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发展。而从发展的角度讲，郑州远远优于开封。
在理智的、理性的选择中，新中国的河南省领导人毅然下了决心，迁!将省会从开封迁往郑州!
“这就是河南人!”站在黄河大堤上，遥望着现代化的大都市郑州，我和孙荪先生不禁感叹：“与其说是河南人用双手建立了大郑州，不如说河南人用头脑建立了大郑州，因为从作出决定到迁移省会，需要的不单是劳动，更重要的是理智、智慧和坚韧。”
“河南人这个概念，蕴含是很复杂的。”漫步在黄河大堤上，看着黄河两岸的中原春色，孙荪先生这样说。沉吟片刻后，又补充道：“从夏开始，多少个朝代都将首都建在河南，于是，就有出生在全国各地的文武官员到河南就职，还有四面八方众多的有识之士到河南谋求发展，久而久之，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河南本土民众，而是全国众多种族和群体的集合体。”
从这个意义上讲，重理，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特色!
只不过我们议论这个话题的时候，人在河南，身在郑州，脚踏在黄河大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