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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5月23日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
        中国作家协会选择在这一天把我们送到抗击非典第一线去采访。这天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的60周年。
       4月下旬，突然被剧院告之要立即停止一切业务活动，其中包括演出、排练以至创作，各个处室除去必须留有值班的人员以外，所有的人员都要回到家里去休息，目的是减少流动，避免传染上SARS。
       正在这时，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和中国作家协会三家联合组织了中国作家抗击非典一线采访团，其中毕淑敏和我是代表北京市加盟的。在欢送大会上，中国作协不光给我们配备了笔记本、录音笔、大挎包，还配备了防护用的口罩、手套、提高抵抗力的胸腺肽口服液，而且集体上了抗击非典的人身保险。这些都是与过去深入生活的情况大不相同的。那时的北京，还有1700名SARS确诊患者；130名重症患者；30名上呼吸机的患者；180名疑似患者。可以说北京依然处于发病的高峰平台期，依然是全国疫情风暴的中心。
       为此，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交待：“要保证一个作家也不被传染。”北京市委副书记龙新民也提出：“首先要确实保证作家们的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有了点儿“勇敢者”的味道。
       二
       一定意义上说，面对突如其来的、历史上从未见过的SARS疫情，中国是无知和无奈的，全人类也是无知和无奈的。
       前一阶段，我们由衷地感动于大批医护人员在抢救SARS患者中的英勇牺牲精神。他们抛家舍命，无私奉献，义无反顾，心甘情愿，是非常的战士，确实是真正的英雄。然而，一定意义上说这似乎也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绝非长久之计。
       23日下午，我们刚刚采访过佑安医院又回到了市委。在一间明亮的会客室里，采访了市委副书记、北京防治非典联合工作小组“群防群控”小组组长杜德印。
       我问老杜：“从现在来看，在医药方面有大的突破性进展以前，在只能采取支持疗法的情况下，什么才是我们抗击非典取得胜利的关键环节呢?”
       老杜几乎没有犹豫地立即回答：“进行全社会体制的总动员，群防群控，迅速而有效地切断SARS传播途径，打一场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果断采取隔离的措施。”他停了一下继续说，“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是领导与群众、社会与公民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斗争，因此才能一下子就动员起来，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使得争取阶段性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
       26日上午，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圆桌会议室里，我们采访了市卫生局副局长、流行病学专家、北京抗击非典联合工作组信息组组长梁万年。
       我再一次请教老梁：“你是怎么看群防群控的巨大作用呢?”
       老梁更爽快地挥着手说：“在争取这场斗争的胜利当中，群防群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最近我们作了一项民意测验，对于隔离措施认为应该的人有87％；认为满意的人有90％。而WHO的官员也认为北京切断传染源能够如此迅速、一致、有效，是令人感到意外和吃惊的。”
       4月下旬以来，在北京城里，在千千万万老百姓当中，流传着一个过去还比较陌生现在却变成与大家息息相关的，因而被广为关注的热点词汇，那就是：“隔离”。隔离生活成为人们在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状态，是非常时期的一种理性选择。
       一位法律学教授说：“隔离非但与歧视无关，反而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也是一个公民在道义上应当承担的责任。”
       一位流行病学专家说：“如果将医院比喻为抗击非典的第一战场，那么群防群控就是当之无愧的第二战场。在第一战场取得胜利，有效控制并消灭传染源后，在发病高峰已经过去，疫情进人散发期后，群防群控这块阵地就显得更加重要，更加突出，为保障一线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战果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如果说，在医院里的医疗救治是产生SARS病人以后的重要手段，那么，在全社会的防范控制则是产生SARS病人以前的重要策略。所以通过采取隔离措施切断传染源与易感者的联系，尽量减少发病率，才是对老百姓的最大保护和关怀，也是对医护人员的最大保护和关怀。
       有一所大学根据非典疫情的流行趋势和控制策略，通过数学模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就全国而言，若不果断采取隔离措施，中国非典患者将达到60万人；若非典患者延迟隔离一天，就医人数将增加1000人左右，延迟隔离两天，就医人数约增加，2100人左右。”
       一位医学专家更直言不讳地说：“不采取隔离措施的发病率，是采取隔离措施后的发病率的100倍。”
       难怪近些天以来，在北京城老百姓当中津津乐道地传播着一些有趣的“美谈”——
       有一个小青年在家里给哥儿们打电话闲聊，恶作剧地说自己这两天高烧不退，有点儿大事不好。没有想到，被他的一位邻居老大妈从窗户前走过时听到了，于是马上报告了社区居委会。居委会主任非常重视，立即打电话向120报警。过了一会儿，等到小青年走出家门的时候，门口已经站着两位穿着“猴儿服”(防护服)的大汉正在等着他上急救车。小青年目瞪口呆地吓出一身冷汗来。
       一个被隔离的居民大院，里边住着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结婚刚刚没有几天，女士不幸得了SARS住进医院，男士被隔离在家里。男士天天跑到大门口的警界线后边，向看护社区的人员苦苦哀求，想去医院看看媳妇，哪怕就是一眼，自然都被对方婉言谢绝了。有一天早晨，他整夜未眠，一边哭着一边说：“如果我媳妇要有个三长两短，这病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就真的连最后一眼也看不见了!”看护人员听了也为之动容，但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让男士走出大门一步。
        一位中学女老师从广州出差坐飞机回来，飞机上发现了一位SARS的疑似患者，由于她与这个患者的座位相距比较远，不在患者的前三排和后三排范围之内，所以没有被机场的防控人员给隔离起来。然而，女老师回到家里以后，主动在一份报告上把自己此行都到过什么地方，接触过什么人，写得一清二楚交给了社区的流行病调查人员。然后，请家人帮助备足了14天的食品，自己把自己单独隔离在一间小房间里。
       一位活泼烂漫的12岁小女孩非常不幸，母亲得了SARS住进医院，父亲作为疑似患者也被隔离在医院，她孤身一人被隔离在宿舍楼里。离开父母一个人单独在家里呆上14天，这是她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连想都不敢想的事。虽然有居委会的叔叔、阿姨负责她的吃饭、喝水问题，但是不做功课的时候还是寂寞难耐。她只好趴在阳台上向下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明明看到小朋友们在院子里跳绳、踢毽子、追来追去、打打闹闹，自己也想和大家一起去玩，可就是意识到“身上可能带着传染病毒”而一直没有走出家门。
       一位已经有63岁高龄的退休党员，在非常的日子里，除去原来承担的清理9个公共汽车站牌上小广告任务以外，又主动为自己增加了一份更为繁重的工作，那就是他每天都要戴着厚厚的口罩，拿着收音机，来到大农贸市场，向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的商贩和顾客，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普及防治非典知识的广播，一点一滴地为北京“群防群控”的铜墙铁壁添砖加瓦。
       房山区有一个芦子水村，与近邻河北的清泉寺村是有名的“亲家村”。他们不只是互相之间来往多，走动多，而且是你村的小伙子娶了我村的大姑娘，我村的小伙子娶了你村的大姑娘，配对结亲的人也很多。有人说，这两个村是“一家人”。然而，当清泉寺村不幸发现了SARS患者以后，马上告诉了芦子水村的干部，并请求与其疏远。芦子水村村民立即断绝了与“亲家村”的一切接触。至今那里保持着无SARS患者的记录。
       还有一个传说，当温家宝总理来到山西省视察SARS疫情，走进一个偏僻小山村的时候，曾经亲切地和一位78岁的老大娘谈话。没想到老大娘并不知道国务院总理，但是她却知道要防非典。温总理很满意，因为这说明抗击非典已经深入人心。
       北京市代市长王岐山说，当他看见在大楼里电梯间前，上电梯的人都知道要先戴上口罩再乘电梯，心里也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人们有了自我保护的意识。
       难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艾伦·施努尔说：“这里整个社会都已被动员起来，所有的人都知道什么是非典以及它的症状和对它的预防方法。这种奇特的中国式的战略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非常鼓舞。”
       在全团集体采访结束以后的第二天，我马上来到了北京市惟一的、整个宿舍楼被隔离起来的北下关皂君东里29号楼。
       这是一栋中央财经大学的教职员工的家属宿舍楼。
        下面是一份独特的请示报告——
       十万火急，紧急要求封闭财大西塔楼的请示：海淀区委、区政府、区非典防治工作指挥中心：
       自4月8日我地区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人以来，截止到4月21日，共收治入院高疑、疑似病人99人，隔离297人。尤其是中央财经大学西塔楼(即皂君东里29号楼——引者)，是疫情集中地。辖区第一例非典病人曹XX即居住在此楼308房间，4月1日发病，4月9日死亡。受其传染，该楼目前已有15人被确定为高疑对象，已收治住院(包括一名电梯工)。
       西塔楼位于财大校外，周围居民楼密集，人员流动性大。该楼共有住户“5户，353人，其中财大教职工135人，其余均为外单位人员。目前财大对西塔楼不能进行统一管理，居住此楼的外单位人员也不服从管理，办事处也无力对此楼的几百人进行监控，致使该楼直到目前仍处于严重失控状态，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对此，我街道紧急建议：
       1．请示有关部门，立即批准对财大西塔楼进行彻底封闭隔离，斩断传染链，切断并控制传染源。
       2．请示区指挥中心，立即决定并组织对该楼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隔离，如行政强制手段和几百人的后勤供应。
       3．建议对北下关地区派遣工作组，直接指导地区的疫情控制工作。
       北下关街道办事处
       2003年4月21日
       那么，这份请示报告的背景情况又是什么呢?
        当时的29号楼在海淀区已经是远近闻名，老少皆知。在半个月之内，由于SARS病的传染，先后死亡了5个人，疑似患者多人，一下子就成了高危地区。于是，29号楼外——门前冷落车马稀，需要从此路过的行人也一律绕道而走，连经常来这里收买废品的小贩也离得远远的就停止了前进，惟恐被病毒染上；楼内——有条件的居民纷纷投亲靠友借房子住，急忙逃离这里；没条件的居民只好留守。于是抢购大量食品，以备应急之需。对此大约要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来形容是不过分的。有位电视台的记者当时采访了办事处主任张忠。记者问：“在
       老曹说：“大妈，咱们29号楼不是发生严重疫情了吗?为了对大家负责，也是对您自己负责，您就委屈14天吧。平常您要是在家里憋得慌，还可以到楼前这块小地儿散散步，活动活动。”
       老太太不断地摇头，意思是对这样的解决远远不能满意。
       就在吵吵闹闹不可开交的时候，两辆大面包车迅速开了过来，停在楼前。
       老曹马上站在台阶上，向着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下命令：“你们马上把所有的食品送到每一户居民的家门口去!动作要快。”
       工作人员立即行动起来了。
       突然，一位中年女士抢着问：“这些食品都要不要我们老百姓的钱啊?”
       老曹明确地回答：“不要。全都由我们办事处负担。这都是为了保证所有居民不出楼
       门，也不串门儿，呆在家里好好休息。共同渡过难关。”
       老曹说完以后，嘈杂的声音不知不觉地安静了下来，停顿了片刻，居民们纷纷表现出惊呆的样子，思索的样子，不知所措的样子，紧接着便悄悄地走进楼里去，走回到自己的家里。
       在一次采访后勤保障组组长、办事处李副主任的时候，我拿到了一份被隔离居民基本保障食品的清单——
       精大米10斤；
       白面10斤；
       食油10斤；
       猪肉(如果是回族居民则改为牛羊肉)10斤；
       鸡肉10斤；
       鸡蛋10斤；
       蔬菜21斤，有14个品种，每周发一次；
       调味品有酱油、米醋、食盐、味精；
       水果20斤，包括苹果、香蕉、鸭梨等等；
       盒装牛奶两箱。
       据说，每份食品价值就有320元之多。
       上面提到的还仅仅是生活必需品，下面才是更令人动容的非生活必需品，也就是专门解决特殊要求的必需晶。
       被隔离的居民崔大妈，不但年事已高，而且身患子宫内膜癌，需要坚持每天服药，眼看吃的药就要用完了，心里十分焦急。李副主任在电话里说：“崔大妈，您放心吧，这一两天我们就一定帮您买到药，绝误不了吃。”但是，谁也想不到，这是一种特殊的药品，要买到它必须有三等甲级医院开具的证明信。可是崔大妈看病的病历还存放在由于病情严重而被隔离封闭的人民医院里。李副主任四处奔波，终于在区长和区卫生局领导的协调和帮助下，使得崔大妈继续按时吃上了药。
       下面发生的事也许令人难以相信，但它们确实是不可改变的铁一样的历史事实。
       有的居民需要牙膏、牙刷，后勤保障组买来了，送到手里了；
       有的居民需要肥皂、洗衣粉，后勤保障组买来了，送到手里了；
       有的居民需要浴液、洗发水，后勤保障组买来了，送到手里了；
       有的居民需要手机充值卡，后勤保障组买来了，送到手里了；
       有的女士需要减肥茶，后勤保障组买来了，送到手里了；
       有的女士需要卫生巾，后勤保障组买来了，送到手里了。
       以至，为了满足夫妻生活需要，后勤保障组细心地把计划生育用品，也悄悄地放在大楼传达室窗台上，任凭居民们自由取用。
       在我就要结束对李副主任采访的时候，他又不经意地说出了一件更加让人不敢相信的事——楼里有一位正在搞生物试验的中学生，在家里养了100多只蚕，为了不让蚕宝宝断炊挨饿，他不得不提出了需要桑叶的分外请求。后勤保障组的工作人员听到以后，二话没说，就派人去辖区里寻找桑树，好不容易找到了，又每天派人登着梯子采摘到桑叶，送到小同学的手里。
       这真是如一位被隔离的居民所说：．“在后勤保障上，我们想到的政府都想到了；我们没想到的政府也想到了。”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大家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个词汇——“全心全意”，真不知道还有没有比后勤保障组的工作更加全心全意的。
       下面，我还想向读者介绍3位被隔离居民的代表。
       第一，说说上面提到过的花甲老人——杜教授。此人就是开始不理解、想不通，后来一步步转变为积极配合隔离工作的。其中一度他为了考验一下办事处工作人员的真心诚意，竟然通过热线电话提出自己想吃一种叫做“自来红”的月饼，后勤保障组又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想不到的是跑了许多超市和食品店都没有买到，有的年轻售货员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按道理这种情况就完全可以婉言回绝杜教授了，他们却不肯放弃地提出：“您能不能再给提供一些线索，我们继续去买。”在杜教授提供的线索引导下，后勤保障组终于在一个位置很偏僻的小食品店里买到了古老的、几乎绝迹的“自来红”月饼。当杜教授拿到月饼的时候，心里完全被感动了，他认为这是“政府花费大力、拿出大钱，给老百姓办健康。”从此，他彻底打消了不理解、不信任、不服气的消极态度。说来也巧，就在杜教授吃到“自来红”月饼的当天夜晚，他的一位亲戚从加拿大打来电话，说已经从网上看到杜教授所住的楼被隔离的消息，问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准备尽快从国外捎回来。杜教授坚定的回答是：“我很感谢。你们的情我心领了，但是真的什么也不需要。办事处想得很周到，关心得很好。一句话，政府是负责任的。你们完全可以放心了!”
       第二，说说中学的梁老师。此人被隔离以后惟一放心不下的是自己新买的小汽车。由于楼前的地方窄小拥挤，他就每天都把小汽车存放在附近的一家证券行门口；开始的时候，梁老师说什么也要到大街上的证券行前看看车。于是，在楼的大门口发生了这样一幕——
        梁老师：“同志，我要出去一下。”
       。
       保安员：“对不起，不可以。”
       梁老师：“今天你是可以我要出去，不可以我也要出去。”
        保安员：“这是隔离期间的严格规定，楼里的任何人也不能出去。”
       梁老师：“我出去看看汽车，马上就回来。”
       保安员：“那也不可以。”
       梁老师：“我有正当的理由，而且非常急迫。”
        保安员：“什么理由?” 梁老师：“我新买的小汽车放在胡同口的证券行，十几天不见不放心。”
       保安员：“那也不能出去。”
       梁老师：“我不出去，小汽车真丢了，你们负责不负责?”
       保安员：“我们当然不负责。”
       梁老师：“政府怎么能这样呢?”
       保安员：“我们不管。”
       梁老师：“为什么不管?”
       保安员：“那是你的车，我们没有这个职贡。”
       梁老师火了：“你说什么？再说一句!”
       保安员：“车是你的，我们管不着嘛。”
       梁老师：“你们管不着?你敢说你们管不着?”
       保安员：“就是管不着。”
       梁老师大声喊着：“告诉你，不错，车是我的，本来我可以去管，可是因为隔离，现在管不了了。谁让隔离的?你们。那你们就得负责替我管好汽车。如果车出了什么问题，我就要求你们赔偿。”
       保安员不吭声了。
       办事处的领导知道以后，赶快从梁老师手里拿了钥匙，派人把小汽车开到29号楼前，而且是停在主人可以从楼上窗子里看得到的地方。
       梁老师完全消了气，并且对自己说的过头话也做了检讨。
       再往后，梁老师主动接受电视台记者的委托，拿进楼里一部摄像机，把隔离楼里重要的、宝贵的新闻素材拍摄下来，在众多的栏目当中被采用。
       第三，说说已经80岁高龄的姜教授。自从SARS肆虐以来，特别是29号楼发现了严重疫情，他的儿女们都非常担心父母的生命安全，决定让两位老人暂时离开这里。我问姜教授当时是怎么考虑的，他想了想缓缓地说：“我思来想去还是不应该走。我想党是会考虑群众利益的，我们理应配合政府行动。”他停了一下，“同时，我手上有工作实在放不下，要指导研究生修改答辩论文，这是时间紧迫的事。”据说，在隔离之前的关键时刻，小女儿开着汽车来到马路对面向他们招手，等着他们马上搬走。姜教授却镇静、坦然地站在阳台上，也向小女儿招招手，让她赶快回去，不必有什么担心。只要天天通电话报个平安就可以了。
       姜教授真诚地说：“14天的隔离很解决问题，而且还增进了友情、亲情和党情，我能够参加进来是很有意义的事。每天夜晚，我站在阳台上，看到楼前有保安员24小时看护着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这时，我忽然想起在办事处会议室墙上，高高挂着的那面红色锦旗，上边有姜教授代表全体被隔离居民书写的致谢词——“战士风格，公仆典范”。
       在29号楼被隔离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被人们传为“美谈”的事，那就是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带头掏垃圾道的行动。
       刚刚隔离不久，被隔离的居民就纷纷打来热线电话，反映楼内的两个垃圾道都已经堵死，大量生活垃圾无处投放，搞不好会成为扩大的传染源。疫情就是敌情，办事处的领导班子在得到报告时，所有的成员一下子意识到这是隔离以后，对于作为公务员的自己一次最现实的、最紧迫的、最重要的挑战和考验，绕是绕不过去的，只有勇敢地面对。这件事，在平常的日子里并不难解决，请几位清洁工疏通一下就可以了。然而，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一些外地来做清洁工的人，早已经在4月中旬为了躲避SARS而跑光了；好不容易找到几个没有跑掉的清洁工，说什么也不肯接受这份有很大危险性的工作。有的人竟然说：“你就是给我10万块钱，我也不干!我有老婆、孩子，还是保命要紧。”的确，想想看，本来走进隔离楼就有可能被病毒传染，而要钻进垃圾道里长时间地疏通垃圾，岂不是危险中的危险吗?
       工委书记曹成恩中等身材，眉清目秀，动作利落，说话爽快，是一位有着近30年军龄和党龄的部队转业干部，经历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考验。他经过深思熟虑后，毫不犹豫地对办事处主任张忠说：“眼下，你的任务比我重，千万不能有个三长两短。不用争了，还是我带着人上吧。”张忠问：“你带谁去呢？”曹成恩斩钉截铁地答：“是火线就必须让领导干部带头冲上去。”
        在一个金色太阳刚刚升起的清晨，曹成恩在办公室里，没有多说一句话地叫上了7名科级干部，认真仔细地做好消毒防护工作以后，就像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于无声的命令和号角之中，一个跟着一个，走进了充满无法预知危险的隔离楼里去。
       当曹成恩等人钻进垃圾道里以后才发现，这里已经很长时间未曾清理过了，垃圾堆积到足有两层楼高，而且很结实很牢固，工作面又窄小，他们只能轮流上去一点一点地、费尽力气地用消毒水浇，用铁镐刨，用长杆捅。虽然他们每个人都戴着3个多层的口罩，却根本挡不住垃圾道里又腥、又酸、又苦的恶臭味，一直感觉到嗓子眼儿里咸咸的难以忍受，而脑袋则被熏得眩晕不已，仿佛两只脚都要站不住了。就是这样，经过足足3个小时汗流浃背又小心翼翼的艰苦奋战，塞得满满当当的、严严实实的垃圾道才被慢慢地打通了，挖出来的垃圾装满整整30个大垃圾袋。在走出隔离楼的时候，曹成恩的双腿已经麻木得几乎没有了感觉。
       这件事是在全体被隔离的居民眼皮子底下发生的，虽然大家表面没有说什么，但是心灵被震撼了，被征服了。近些年来，似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了许多，仿佛在交往当中只剩下等价交换的原则了，人情稀少了，人性淡薄了，人格模糊了，甚至连感情也粗糙起来。而今天，在灾难当前、生死抉择的今天，我们再一次亲眼看到了、亲手触摸到了人性的伟大光辉。也许，这正应了那句古话——“智者不乱，仁者无惧。”
       四
       今天是小菊社伍所有被隔离居民，解除隔离的日子，一个也不剩；真是可喜可贺，可圈可点。
        今年4月上旬以来，北新桥街道办事处的辖区成了东城区的重疫区。小菊社区又成了北新桥街道辖区的重疫区，10天之内就有5个院子8户居民中出现非典患者和疑似患者，并迅速夺去了4位老人的宝贵生命。相继有11户26位密切接触者和一座平房院——全北京惟一采取了隔离封闭措施的平房院。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通过艰苦努力而取得胜利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被解除隔离的密切接触者，脸上都呈现出“死里逃生”和“青春再现”的笑容。
       在社区一间宽大的房子里，举行了简短而又隆重的庆祝仪式。被隔离居民代表、居民代表、医院代表、片儿警、居委会主任和街道办事处领导欢聚一堂，是在度过一个自己重大的节日。一位被隔离的居民、汽车修理
       工人，在大家欢迎的掌声中走上台来。这个腼腆的中年汉子涨得满脸通红，头上冒出了热汗，停顿了好半天，无言又无语，最后只是向着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便下了台。我心头一阵发紧，眼泪几乎溢了出来。
       最让人产生激情的时刻是众人动手点燃起33支红色蜡烛，在桌子上摆成一个大大的“心”字——用以祝福全社区3300户居民康泰、祥和、幸福。
       法国《回声报》有这样的文字：“中国新领导人通过抗击非典，迅速赢得了民心。他们抗击非典的斗争向世人证明，中国可以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而不跌倒，仍然沉着地应对，这一点有助于消除非典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回想起来，我到这里采访已经近10天了，在有意无意当中发现许多闪光的事情都是直接、间接与北新桥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于艳华联系在一起的。
       老于是一位20世纪60年代末入党、当过兵、有研究生学历、年过半百的成熟女士。高高的个子，大大的块头，听口音已经发现不了多少辽宁省的家乡话，然而，通过她脸上那副白色的、文静的眼镜，更使人感觉到这是个性格内向、勤于思考又多谋善断的人。在采访中，不少人都反映在非典疫情迅速蔓延的时刻，办事处机关的院子成了老于的“大办公室”，一个个棘手的问题都是在这里协调和处理的，许多决策都是在这里拍板定盘子的；有人说，自从4月9日晚，辖区出现第一个居民SARS患者以后，老于连夜召集会议制定监控措施，并成立了21个应急小组，筹措近80万元资金，用于购置防非典药物和防护用品；也有人说，老于及时组织下发了《关于在预防非典战役中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致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和《严明纪律确保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的顺利进行的紧急通知》等等文件，组织党员迅速参加到生与死的斗争中来；还有人说，东四十四条15号院被隔离以后，老于了解到疑似患者(后成为确诊患者)小王生活有困难交不起住院押金，当即决定补助2000元，并要求立刻把钱送到对方手里；更有人说，老于得知居委会给隔离院的居民每天购买食品和生活必需品没有小三轮车，自行车又带不了，马上批准添置一辆新三轮车；甚至有人说，在筹备5月12日隔离院解除仪式的时候，老于特意安排片儿警小景一定要勇敢地和被隔离的居民小鄢拥抱在一起，进行合影，从而产生了很好的心理影响。为此，我更想找到这位被誉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全国最低层的领导人”好好谈一谈，认真了解一下她那平凡又不平凡的内心世界。
        记得，一位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中年医生说过：“我不是共产党员，也还没有申请人党，但是在这非常的日子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共产党员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老于，大约就是这位医生看到的并且为之折服的那种样子吧。
       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些生动的画面
       夜晚，繁星满天，东四十四条15号院刚刚被整体隔离，本来胡同里就已经没有多少行人，现在几乎见不到一个行人的身影。居委会办公桌上刺耳的电话铃声不断。
       “公共厕所还让不让使用?15号院门前还能不能走人?”
       “这儿有个街坊刚才穿上一件羽绒服，准是发烧了，你们赶快打120给拉走吧!”
       “我们楼下的小孩儿夜里直哭，小脸儿通红，我向居委会紧急报警，这得赶快处理。”
       就是在这样一个人们由于遇到了生命的危险，而又无知和无奈，所产生恐惧、焦急、烦躁心理的节骨眼儿上，老于沉着地穿上了防护用的蓝布大褂，戴上了口罩，如同“膛着地雷”(一位居民的话——引者)走进了重疫区的大街小巷，给每家每户居民发放消毒液和垃圾袋，宣传“群防群控”的道理，稳定住人们的情绪。一些躲在家里的居民们被感动了，他们悄悄地把自己的家门拉开一条缝儿，然后不放心地向门外大声嘱咐着：“你们怎么还出来呀y别光顾我们，你们也千万小心点儿，说什么也不能招上(病)啊!”
       负责辖区保洁工作的57名外地来的保洁员，由于恐慌已经有5名返乡了，其他人也不想继续干下去。老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首先，如果没有了保洁员，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清运，那就意味着有传染源扩散的可能性，特别是隔离户的生活垃圾不清运会有着更大的危险性，这无疑是给恐慌的居民心里雪上加霜；其次，无论如何也不能让SARS从北京传到全国去。老于一连几天在几十条胡同里一个个地和保洁员谈心，了解情况，劝说他们留下来。她说：“我们希望你们不走，正是对你们和你们家人的安全负责。如果你们在这种危机时期和我们共渡难关，将来北新桥街道就没有理由不使用大家。”为此，老于还建议领导班子采取了以下的措施——给每名保洁员注射3支增强免疫力的胸腺肽针剂；给每名保洁员配备防护用的工作服、手套、护目镜以及消毒液；给每名保洁员的月工资从800元提高到1500元；为了给每名保洁员增加营养，又怕发了钱他们舍不得买，于是发放烧鸡、肉肠、水果、牛奶等食品；并且郑重地向每名保洁员承诺，如果有人生了病办事处将负担所有的医疗开支。这样做的结果是相当理想的，不仅是稳住了全局，而且真正保证了保洁员“一个不走，一个不倒”目标的实现。这既是对保洁员家乡的负责，也是对他们本人的负责。看来，在抗击非典之初，老于就提出了“在突发灾难危险的时刻，要做到组织到位、党员靠前”，保洁员问题的妥善处理正是这一思想具体、生动的体现。
       今天整整采访了老于一个下午，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她这样一段发自肺腑的告白。
       老于的心里有些不平静，但仍然慢条斯理地缓缓说：“看到北京被SARS投下了一缕阴影，我的心里着实不安。然而，最让我牵挂和痛心的是自己所负责的一方土地上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疫情。”她停了一下，“让社区的非典患者人数降至最低限度、让社区居民平安健康地度过非典时期、让我们的社区重现昔日的风采，这一切成了我和身边同事的共同期望。”
       我认真地点点头。
       她继续说下去：“自4月上旬以后，我们辖区有30多人相继被确诊为非典患者或疑似患者，他们多数是在医院里求医问药的时候被感染的，接着他们的家人也都接二连三地被感染了。大杂院里普普通通的一家人，前一天还围坐在一起吃团圆饭，第二天几口人就被无情地宣布为SARS患者。而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有几位老人与疾病经过几天的较量最终还是没有能敌过无形的杀手，在绿树白花掩映的医院里永远地告别了美好的春天。”她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我的脸上，“我在北新桥街道工作了16个年头，我见过很多天生残疾、一生卧病在床的重症病人，也见过很多生活窘迫、家徒四壁的困难人员，每当看到他们，，我的心里总会感到难过。但是那种难过和如今的难过不同，因为通过我们的努力，那些残疾人和困难人员会在生活上得到一些帮助，生活状态会有所改善。今天，面对社区SARS的患者，听到他们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我却除了沉默再也无能为力。我不是医生，我无法挽回他们的生命。这让我感到一种真真切切的痛苦。”她低下头来，慢慢地喝了一口茶水，“我已经马上就要到55岁了，很可能这是我最后的一班岗，如果真的倒下了许多居民，我怎么向北新桥的父老兄弟姐妹们交待呢?就是倒下一个人也是我的失职。而且，现实生活是一个人倒下就是一家人倒下，就是一片人被波及到。古人说过——守土有责，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责任重如山啊!”
       老于最后的一句话是提高了声音说出来的。我意识到这句被强调的话，正是给她所有的言行做了最好的注脚。
       此刻，我凝视着老于——“世界上最有组织的社会”(法新社记者语)的基层管理者，也是北新桥街道老百姓的“主心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在北京人心中，在共产党员心中，2003年的春天是惊险的、残忍的、成熟的、完美的，也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作为SARS病人的小王，明天就要出院了，心里真是有一种“从死亡边缘上回来”的奇特感觉。这位30多岁的青年女士坐在病床上，看着自己在这里使用过的所有衣物，如同向可怕的过去告别一样，决定什么都不再要了，请医院的护士帮助付之一炬。而她舍不得，并且要永久保存下来留作纪念的惟一东西，却是一封自己收到的慰问信。信里是这样写的——
       王X X：
       你好!
       昨天小西(小王的丈夫，当时被隔离在居民院子里。——引者)给居委会来电话要东西。其中提到要500元钱、卫生纸、黄瓜、西红柿和小水萝卜。小西还让给你带两件汗衫，我们知道你个子高，所以就从居委会主任家中拿了两件汗衫，凑合着穿吧。因为自从你住院以后，15号院就全部封了，现在外边有保安、片儿警、办事处干部和居委会主任轮流看护。你们的大门口放了一个流动性厕所。每天主任们给院里的居民买菜，买日用品。院里一共有6户、9口人被隔离，一直要到5月11号为止。所以，居委会主任们工作任务也很重，但我们为居民服务是很高兴的。另外，看到你们身体渐渐好起来，我们就更高兴了，让我们大家一起渡过这一难关吧。现在送去500元，因为不能从小西手里拿钱，所以暂从居委会主任个人手里拿钱送去。你们院里的人都很好，小西也很好，放心吧。你一定要配合医生把病治好。家里就不用管了，大家每天生活得很好，每天晚上居委会还给每家送去一份《北京晚报》。所以，你一定要放宽心，直到最后完全把病养好，回家团圆。我们大家就盼着这一天。
       祝：身体好，精神好!
       居委会全体主任，
       5月1日
       为什么小王会如此看中这封信，珍惜这封信呢?这后面确实还有着一个感人的故事。
       4月底，小西在家里接到了小王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她极度虚弱而又极度渴望地说：“我现在就想吃口儿西红柿和黄瓜，你能送来吗？”小西一边连声应着，一边心里真是犯了愁，自己被隔离在院子里出不去，又有谁能代替跑一趟医院呢?那时，不要说去靠近有传染源的医院，就是必须路过医院的行人也都从老远就绕着走，一定程度上说医院就是SARS的代名词。还有的小青年戏称：“医院就是SARS的短训班!”人们见到或谈到医院，心里就好像是压住一块千斤重的大石头，又有谁能去冒这个险呢?于是，他给自己的姐姐打了电话，对方听完以后停顿了一下，回答说考虑考虑；他再给小王的弟弟打了电话，对方听完以后干脆就没有答应。小西虽然完全理解和谅解他们的恐惧心情，但是他前额上的眉头却锁得更紧了，简直是陷入束手无策的境界。瞬间，他想到了“亲人”(许多居民的称谓。——引者)居委会。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打通了居委会的电话，接电话的刘主任，二话没说，立即痛快地答应了下来。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居委会主任放下电话就很快把东西送到了协和医院，又马上打来电话把完满的结果告诉小西，让小西用不着再担心。小西这个耿直、内向又一向不愿意求人的硬汉子，这个从来也很少哭泣的硬汉子流下了眼泪，哭出了声音。他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面前的电话机，心里这样想着——连亲人都不愿意做的事，居委会主任硬是做到了。他们当然知道上医院有很大的危险，那他们就不怕死吗?他们可又是图的什么呢？
       这里；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件更加想不到的事——
       在隔离被解除以后，居委会的干部们从《工作日志》上发现，小西在14天隔离当中，几乎每天都是在吃素食的炸酱面，他所要的一律都是“切面”、“黄酱”、“菜籽油”等等简
       单、便宜的食品，甚至要蔬菜时也只要“一根芹菜”当面码儿吃。在采访的时候，我特别问到了这个问题，小西低着头喃喃地说：“我也知道每天吃饭都不要我们的一分钱，可是我想自己已经给国家添了不少的麻烦，就再也不能多增加负担了!”就是这样一句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回答，没想到竟然说得我满眼都是泪水。
       谁都知道，东四十四条15号院早在4月中旬，有一位70岁的老先生因为患有中风病，由老伴儿陪同着到附近的一家大医院去输液，结果老太太不幸先被感染上了SARS病，紧接着又传染给了老先生，不但两位老人家前后故去，而且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以极快的速度继续传染给了他们的亲属和同院来看望的街坊们，多人成为SARS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导致了整个院子的隔离封闭。
       15号院解除隔离以后，有一位记者向被隔离的居民们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恨不恨最早把SARS带到这个院子里来的人？”
       院子里的“主心骨”、党员宋大妈忍不住流下眼泪来声音颤抖地说：“你们也太不了解我们院子里的人是什么心情了……”
       就在宋大妈激动得说不下去的时候，中年汉子老张一他的妻子就是由于去看望老太太而传染上了SARS的，赶快把话接了过来：“这是天灾，谁也不愿意得这种病。怎么能谈得上恨呢?我们心疼这两位老人还心疼不过来呢!院子里的老街坊们都和这两位老人关系挺好的，他们得病，后来的去世，大家心里都很不是个滋味儿。”他停了一下继续说，“我和两位老人在一起做街坊已经40多年了，从小就是他们看着长大的。我小时候常到他们家去吃饭。他们做点儿新鲜样儿的东西就叫我过去；有时候我们家来人了住不下，就上他们那儿去借住。我们家老人去世得早，老太太就像我的干妈一个样，在这个院子里照顾我也照顾得最多。我们两口子上班的时候，孩子也是两位老人给照看着。在院子被隔离以后，我经常晚上睡不着觉，要说担心住院的爱人，不假，可是她的病情一直比较轻，烧退得很快，我的心也就慢慢踏实下来了。反倒是一想起两位老人，这心里就特别的难受!”
       据我了解这个院子里有个几十年形成的老习惯，各家各户凡是出远门以至就是去上班，也都会把自己家屋门锁的钥匙交给街坊们照看。小西和小王至今仍然经常打开已经去世的老先生和老太太家屋门，透透空气，以寄托哀思与怀念之情，如同老人们还活着一样。
       我的心灵也受到了震撼。当SARS如同暴风骤雨突然袭来的时候，生活在最基层的老百姓却表现出了惊人的正直、善良和友爱，以及那坚忍不拔的、持久不变的凝聚力。我们怎么能不说，这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血液、心灵和力量呢!
       有人说：“大难出大善，大难出大爱，大难出大德。”这话一点也不假，凡是经历过这段非常时期的人们，大约没有一个人没有看到、没有听到、没有亲自感受到人情和人性在猛烈提升的可喜变化。
       五
       6月24日的下午3点，中国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北京从即刻起解除旅游警告，也即刻起从疫区的名单上除名。那是万众舒心畅怀的一刻。
       作家余秋雨先生曾经为抗击非典斗争写过这样一首歌词——
       谁也不想预约灾祸
       如果它不期而至
       我们却也懂得
       人类的互助，大半来自危急
       人类的高贵，大半来自灾难
       当一切很快过去
       回过头来发现
       我们跨过了多么大的一步
       智者不乱
       仁者无惧
       这，大约正是我此时此刻的所思所想吧。
       现在，面前案头上有一封信，引起了我采访以后的一些思考。15号院的居民们：你们好!
       今天咱们15号院的隔离解除了。当黄色隔离线撤去以后，留给我们的是绿色的通道。我们终于一起平安地度过了14个漫长的日日夜夜，我们的心情和你们一样激动，我们还要代表街工委、办事处、派出所的领导同志和社区的居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击倒了健康的身躯，给一些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是党和政府的关怀抚平了我们心中的惶恐和不安，是党和政府的关心，使我们，15号院的居民顺利地走出了危险难关。如今，我们的孩子又可以尽情地嬉戏，年轻人又将重返工作岗位，老人们可以尽享天伦之乐和幸福时光。在医院治疗的几位姐妹也已在日益康复，不久的将来，当她们回家的时候，千万别忘了送上我们的一份祝福。
       面对这场天灾，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我们勇敢地和街工委、办事处、派出所一起，为了保证大家的生活，做了一些工作，也许我们的工作还有想不到、做不到的地方，但我们在这非常时期的确是尽心尽力了，我们的心始终和院内的居民们连在一起。你们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配合，这“患难之交”将使我们永生难忘!
       希望你们更加保重身体，注意保持清洁卫生，更多参加社区建设。让我们一起努力，调整好心态，安排好生活，坚信夺取抗击非典的胜利定会早日到来。
       小菊社区党总支、居委会
       
       2003、5、12
       重读这封信以后，我集中地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说，隔离是抗击非典保卫战取得胜利的关键一环呢y
       世人都知道，北京从发病高峰到疫情遏制仅仅用了22天的时间，而创造这样一个奇迹的根本保障又是什么呢y就是隔离。为此作出最大贡献的是什么人呢?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首先，实施隔离措施是有着法律依据的。政府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第25条、第35条，以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将非典型肺炎列入该法的防治范围，这就保证隔离措施是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是有着高度权威性的。
        其次，再来看看采取隔离措施产生的实际效果。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教授是这样认定的——
       “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说，隔离是一种对付烈性传染病十分古老又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SARS是新世纪出现的第一种极具传染性的疾病，而且人类目前对这种全新传染病的认识还并不完全，所以才会出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受SARS影响的世界各国及地区重新采用‘隔离’这种古老办法来对付SARS的局面。应该说，隔离是限制，更是一种保护。”
        根据曾光教授的介绍，隔离措施是依据流行病学调查进行的，对与SARS患者或疑似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分散隔离或集中隔离，实施隔离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切断病源与易感者之间的联系，切断病毒传播途径，控制疫情的扩散。
       在——份可靠的资料上表明了这样的事实—一在SARS疫情发病高峰期间，北京每1万个普通居民当中，大约有2人感染了病毒；而在每1万个被隔离的普通居民当中，则有160人成为确诊患者。问题很明显，只有及时果断地采取了隔离措施，才会出现北京SARS患者确诊人数的迅速下降，从而使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隔离措施的实施，无疑是为保障1300万北京普通居民的身体健康，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火墙’。”同时，严酷的现实也使我们领悟到，在全球化的时代，为了高速发展经济，我们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冲破各种界限，大力加强交流，加强接触、加强往来，而这时——特别是SARS突然发起袭击的期间——无情的、惨烈的现实告诉人们，个人的生命安全是要靠周围的群体来保证的。因此，只有大家互相关怀，互相守望，互相照顾，互相支撑，才能有效地抵御住已经发生的和就要发生的灾难之袭击。今后的世界上，以社区和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将会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重视和选择。
        也许上述的一切还只是从医疗科学的层面上来看。要是从精神灵魂的层面来看呢?同样，这里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全市有3万多人参加的、前所未有的隔离措施，也是前所未有的拉近距离。在灾难危机当中，人与人、心与心不是疏远了，而是更紧密地、亲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凝聚力、亲和力、团结力令人意想不到地出现了，并且大幅度地提升了。正如一位教授所指出的——“从最宽泛的层面说，非典疫情的发生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医疗隔离的实施，都使得人们在更加珍视生命的同时，褪去了张扬的欲望，开始懂得珍惜身边凡俗的幸福。而且，更加值得庆幸的是，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民间层面，人们对生命的尊重和爱的本能，都在变得愈发自觉起来。”
       我曾经听到一位记者讲述过一个生动的故事——
       早在1878年，美国孟菲斯城里曾经发生过一次黄热病的大流行。在无情的黄热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以前，千百个市民不幸地被传染并且很快死去了。于是，城里的市民恐慌不安，开始生死大逃亡。在逃亡的过程中，一再被其他城市所拒绝收留，有很多市民没有办法便漂流在海上，无家可归，情况悲惨。城里只剩下1万人，其中包括孟菲斯城电报局的所有职员，共有33名。这些人认为自己必须留在城里，当务之急是保持住与外界的联系，及时地、准确地把城里的信息发送出去，再把外界的医疗力量和救援力量吸引进来，最终战胜这场瘟疫。10个月以后，这场瘟疫过去了，人们用自己的力量在抗击黄热病中取得了胜利。后来，逃亡出去的市民也陆续回到家乡来了，城里的生活一切都恢复了正常。在感恩节那天，市长召集全城市民召开庆祝大会，会上连续敲响教堂里的钟声，纪念在灾难日子里悲惨离去的人们，感谢曾经支援过孟菲斯城的人们，特别是感谢电报局里那些充满自信心的勇敢、可爱的职员。也许，这个故事不但告诉我们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灾难也是可以战胜的，更告诉我们，灾难，是使人类能够不断前进的好老师。在未来的新的灾难袭击面前，我们将会具有更成熟的思想，更坚韧的感情，和更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托尔斯泰说过：“人以灵魂为生，而不是以肉体为生。如果人知道这一点，并且不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肉体上，而是寄托在灵魂上，那么无论出现什么样的不幸、苦难和病痛，他的生活都不可能成为其他样子，而只能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幸福。”
       灾难是老师，人生不可少。
       在就要结束这篇报告文学的时候，我再次想起了“凤凰涅架”的故事。尽人皆知，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一种羽毛美丽、姿态文雅、品质高贵、性格动人的鸟中之王，涅架则是佛教梵文里的专用语，但是其中包含的“超脱生死”也好，“死而复生”也罢，我都是非常喜欢的。总之，我坚信，这次SABS灾难对于我们同样是一次不可多得的挑战和不可多得的机遇。经历过灾难的火与血的悲壮洗礼，我们的祖国会有崭新的发展、繁荣和昌盛；我们的人民也会有一个更加聪明、更加成熟、更加文明、更加健康的长足进步。
       最后，让我们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作结：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
       2003年不太热的夏日
       写于安华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