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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京胡
作者:刘嘉陵

《十月》 2003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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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琴杆也就笛子长短,琴筒也就腕子粗细,两支弦轴再加一副马尾竹弓。东西不大,声音却响亮得不可思议,大老远就能把你拽住,像节肢动物中的“知了”。这就是京胡,褐色或黄色竹身,琴筒上蒙着条块清晰、黑白分明的蛇皮,蛇皮边缘裹着庄重的黑绸或蓝布。
       京胡是京剧乐队的领袖,“国戏”的第一号伴奏乐器,无可替代。在嘈杂如闹市的旧戏园子,没有扩音设备帮忙,却有一浪高过一浪的问候、聊天、喝彩、叫卖、甩手巾板前的吆喝、女眷们的一惊一乍、有头有脸的人物引起的躁动,不肯轻易消失的嗑瓜子声响。这样的环境造就了中国京剧的叫天大嗓,铿锵锣鼓,还有高亢尖锐、穿透力极强的京胡。却见那位穿长衫的琴师,跷着二郎腿,腿上垫着块布,将小小的京胡向左倾斜着,执琴弓的右手疾徐往返,清脆的琴音伴着檀板和蹦豆似的单皮鼓声,把最后一排衣食父母也给安顿住了。穿长衫、穿马褂、穿中山装、穿西服的琴师们往那儿一坐,几百年光景匆匆过去。
       小提琴和小号,都是同类乐器中体积最小的,声音也都最高。但小提琴和小号还可以向相对的低音区延伸,仅有两根弦的中国京胡就不成了,它的有效音域也就十度有余,再高点谁的耳膜都麻烦,再低点又低不下去,如恋爱术语所言:“高不成低不就。”这是个很大的局限。不过多少代京胡大师不肯善罢甘休,将一支小竹器蘸着智慧次第传下来,逐渐确立了高拉低唱、低拉高唱、繁简对应、烘云托月的独特伴奏风格。中国京剧的写意化表演(“把布景带在身上”)正是被局限逼出来的,却变被动为主动,创出一套独一无二的表演体系。京胡的威风也是这么逼出来的。
       京胡的身子骨几乎全是竹子,只有弦轴是木的。木在二胡等乐器中唱主角,在京胡中,它却是“龙套”了,做些从属性工作。京胡的尖锐正源自南国的修竹。这也奇了,同样是竹,做成笙管笛箫,便阴柔得多,做成京胡,却男性化了,阳气四射,像是位好斗的、雄辩的大律师,动不动即拍案而起。中国人喜欢以竹、兰、梅、菊喻君子之德,竹子的节那叫有气节,竹子的空心那叫虚怀若谷,济南趵突泉即有楹联赞誉竹子:“未曾出土便有节,及至凌云尚虚心。”竹子丢进火中,又可以炸响驱邪,火药发明前中国人过年过节放的是真正意义的“爆竹”。竹子为历代文人所青睐,魏晋时代,阮籍那哥儿七个喜欢在竹林里吃酒作乐,放诞任侠,人称“竹林七贤”。到了唐代,李白又伙同五个哥儿们,常去竹溪边上敞开肚子豪饮,高谈阔论,世人又称他们为“竹溪六逸”。再往后,到了清代,郑板桥心情好了或是不好了,也要画一画竹子。这位“郑进士板桥燮”借着笔下的竹子等,物晓谕天下,自己“怒不同人”,“不为俗屈”,“慷慨啸傲”,“磊落不羁”。京胡仿佛与这些爱竹者气韵相通,“卓卓然若野鹤之在鸡群”,多少把二胡、琵琶、三弦、大阮也压不住,它惊世骇俗的尖叫,让人们既敬且畏。诸先贤还可在同行中交下三五好友,京胡却有强烈的同性排斥力,两把京胡同时放歌比吵架还要可怕。
       上世纪二十年代,梅兰芳先生曾苦于京胡与旦角的尖薄对立,遂与琴师徐兰沅、王少卿尝试着以柔软些的乐器作为缓冲,四胡,大忽雷、小忽雷等都试过,最后选定了二胡,并逐渐使之演变为京二胡(嗡子)。有了京二胡包容的京胡如虎添翼,包的是它的短处,却令其长处更加彰显。好似一个火性后生,背后有一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长者帮衬着。然而传统京剧的拥戴者们永远是那么信守“祖宗家法”(旧式舞台的大幕即称“守旧”),责骂起梅先生微弱的改良,尽管这新型的配置仅仅用于旦角,其他唱腔中一仍其旧。
       “京胡”是现代的说法,二百多年前“四大徽班”进京,京剧的几大来源汉调、微调等,主要伴奏乐器一直叫胡琴;不过琴筒尚为木制,声音低暗。后来,这些剧种经过不断的改造、提升,统称为京剧了,‘乐器的琴筒也逐渐改为竹制,声音开始尖锐高亢,但依然叫胡琴。大约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才想到,戏既巳姓了“京”,胡琴也一道姓了“京”吧,“京胡”的叫法这才开始:。“样板戏”年代,我和许多人钟情于京胡时,还以为这尤物老家也是北京呢。后来发现,南方许多地方戏如湖北的汉剧、广西的桂剧等,都用’它来伴奏,还曾大惊小怪过。其实汉剧早就以京剧后来沿用下来的胡琴、月,琴、三弦、鼓板等乐器伴奏,它的唱腔和伴奏今天’听起来,像是怪怪的京剧’腔’。而四犬徽班进北京前,汉调传至广西等地,逐渐演变成挂剧,伴奏体制也都如出一辙。再后来我们又发现,甚至南方兄弟民族且歌且舞时,也有竹制的拉弦乐器和京剧的另一伴奏乐器月琴助兴。我辈便羞愧地明白,中国文化的任何一,种蓄积、发扬都不那么简单直白。被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丽江,那儿的“中华古乐活化石”——纳西古乐里,居然也有“京胡”,由耄耋老人沧桑地拉奏,《一封书》、《到夏来)、《山坡羊》、《清河老人》等曲目,无不有它锦上添花。所奏虽非西皮、二簧,却净是多少世纪前由中原原汤带来的正宗华夏古乐。
       京剧的初级阶段里,曾有过两种伴奏体系,一用胡琴,一用笛子。后者由于乐器本身的局限,拖累得唱腔过于徐缓庄重,前者却灵、动得多。但有一段时间,胡琴却“歇菜”了,只用笛子勉为其难地伴奏。这是皇帝老儿做下的霸道事。嘉庆年间,胡琴伴奏得好好儿的,大家都听得耳顺心遂,皇上的某根神经却动了一下,发现了问题。他其实也知道这两根弦的小东西不赖,清代多少皇上都是爱欢懂戏的,不过嘉庆帝凡事更计较名分。名不正言何以顺?京剧板腔体的一大主干叫“二簧”,“二簧”者,“二皇”也,那会儿正好就有太上皇(乾隆爷),爷俩不就对上号了吗?这都没有问题。胡琴历史上,琴弦是丝做的,里弦叫老弦,外弦叫子弦,会说话的又叫它们“老贤”和“子贤”。这也没问题,甚至越发地有趣了。但万岁爷什么事情都比我们更有洞察力,更有政抬头脑。他说,你那琴弦一旦断了,怎么办?哪一根断了都不吉利呀。于是该老儿像处理朝廷大事一样,正儿八经地下了特旨,废去胡琴,改用笛子伴奏。那以后又过了,几十年,到了同治年间,年幼的皇帝一如既往地喜欢京剧,高兴了也要唱上几口,但用笛子伴奏越来越不过瘾。那都19世纪中后期了,什么新鲜事没有呢?再说除了慈禧“老佛爷”也没有太上皇了,同治帝便又下令,还是改用胡琴伴奏吧。于是我们的小竹器像特赦的罪臣一样,又被重新启用。或许是嘉庆朝的禁令太有威慑力了,许多年里,艺人们居然不敢叫胡琴连同搭档月琴的本名,仍以“笛”相称,胡琴叫“上手笛”,月琴叫“下手笛”,合称“双手笛”。
       京剧这个“国粹”成就了多少表演大师,也成就了多少京胡演奏大师,如梅雨田、孙佐臣、陈彦衡、徐兰沅、王少卿、杨宝忠、王瑞芝、赵济羹、汪本贞、李慕良等等一批人。他们曾为谭鑫培、谭富英、梅兰芳、马连良、杨宝森、,余叔岩、言菊朋、奚啸伯、金少山、裘盛戎等名家操琴,不仅出色地烘托了艺术家们的表演,并对京剧音乐的发展、提升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许多人都曾学过戏,参与设计过优美的唱腔和音乐,且一专多能,兼擅中西各种乐器,有的人手指奇长,有的人甚至能“左右开弓”。大师们个个身怀绝技,终日习琴不辍,把一支小竹器直玩得穿石裂帛,入地钻天。在旧戏园子的多少光阴里,戏迷们将火辣辣的喝彩与掌声千万次地赠送给表演大师,也千万次地赠送给这些演奏大师。他们是绿叶,又何尝不是红花?
        梅雨田先生,梅兰芳伯父,乃一百多年前的琴师“四大名家”之一,长期为谭派宗师谭鑫培操琴。相传谭先生《骂曹》戏中以曲牌《夜深沉》伴击鼓,即始自梅公。徐珂《清稗类钞》言:“胡琴本无奇声,自梅弄之,凡喉所能至,弦亦能至。柔之令细则如蝇,放之令洪则如虎,连之令密则如雨,断之令散则如风;”梅公“体肥而肤润”,京胡素重“手音”,“人之指肉有厚薄,故音有高下”,梅公“手指上下,急如风轮,密如蛇足”,“唱调无穷,弦亦复无穷;每换句调,则易其法;每弄过门,则更其声,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梅公音乐知识广博,演奏经验串富,除了京胡,还善打鼓,吹笛,吹唢呐,场面上的乐器几乎无一不会,无一不精。他的门下曾有许多高徒,都名享一时。我见过梅雨田先生的照片,相貌干净富态,梳着辫子,身着锦缎马褂,一副压得住阵脚的雍容气派。
       李慕良先生,7岁开始学老生戏,9岁学胡琴,12岁登台,人称奇才。15岁拜马连良为师(他的名字我们也知道含义了),一面继续学老生,一面刻苦钻研琴艺,追求“心手相印”的艺术境界。22岁起专门为马连良操琴,其烘云托月、托腔保调的琴技深为·人们赞赏,两位“良”的完美合作被誉为“珠联璧合”。可惜先生高绝的琴技今天无法实地领略了,通过嘶嘶啦啦的变了味的老唱片硬去听,还不如想象一番的好。据说当年,李慕良先生有一奇事:他和马连良先生出国演出,京胡的琴弦当时还是易断裂的丝弦,戏演到较劲处,李先生正在出神入化地运弓,不料琴弦骤断,大厦将倾。然而李先生决不退缩,继续运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银瓶进裂,燕语呢喃,那仅余一弦的第一号伴奏乐器令外邦大为倾倒,掌声如雷……此事实在令人叫绝,不过依鄙人看来,传奇色彩过于浓烈了,是否以讹传讹所致?慕良先生断的是哪根弦?若是外弦,仅存的里弦如何继续保持音色的清亮和行进的流畅?若断的是里弦,仅存的外弦倒有可能像单弦的月琴一样,行进无妨;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小。京胡断的几乎总是纤细、的外弦,里弦粗如火柴,你若只用马尾不用刀,还真拿它没办法。再者,京胡的两根弦不是两个陌生人啊,它们唇亡齿寒,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共同构成了对于蛇皮琴蒙的压力。断了任何一方,原有的平衡即已打破,原有的音准及音色也不复存在。中国古代向以琴瑟喻夫妇,男方丧偶如弦断一根,再:娶则如“续弦”。这譬喻容易遭致今天的妇女同胞的抗议,因为历史上的“续弦”从来为男性专有。不过,这譬喻有它恰切之处,像是些精通乐器的封建大男子想出来的。
       京胡的丝弦上世纪中后期已被钢弦所取代。老式丝弦恰如产生它的传统手工业时代,感伤,脆弱,新型的钢弦却洋溢着大工业时代的上升气,刚健,明亮。李慕良先生断弦演奏的佳话,越来越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
       中国人的确喜爱京剧,但除了铁杆戏迷,多数人的耳鼓却承受不了“竹知了”的高分贝敲打。想当年我自修京胡技艺,每为邻人诟病,他们当着我和我父母的面夸我“不简单,还有这两下子”,背地里却称我的琴音“破瓷拉声”,“吱吱嘎嘎”,“跟杀鸡似的”。我现在一位同事的10岁的儿子,又在学习京胡,每日放学做完作业,都要在严母的督促下,拉一个多小时枯燥的练习曲。邻人便在楼梯里同仇敌忾,互问:“谁家又装修了?”
       上个世纪早些时间,群众文艺风起云涌,各种规模的文艺宣传队里,吹打弹拉的民族乐器应有尽有,却几乎不见竹制的京胡,许多人连它的名字都叫不出。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情况有了变化,“革命京剧样板戏”至高无上的政治光环,令京胡在民间大吃其香。人们再看这小小的“竹知了”时,眼神里便有了新内容,像是邻人在打量昔旧的淘气包、今天的国家干部。“样板戏”在民间大范围普及,万民皆唱,京胡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成千上万把“竹知了”在东西南北光荣地“吱吱嘎嘎”。城乡各地的百货店里都在出售京胡,十几块钱一把的紫竹琴最贵了,七八块钱一把的紫竹琴也很不错了;还有一种白竹琴两块伍一把,名字叫“大众普及型京胡”。
       那时我父亲已被“打倒”,工资大部分扣
       压了,我们家的日子甚是拮据。父母亲都在“五七干校”,家里由大姐操持。大姐早早便背熟了毛泽东那句名言:“节省每一个铜板,为了战争和革命事业。”她把母亲交给她的每一个铜板都攥出水来,然后掰成两瓣花。我就是那个时候,在沈阳市联营公司的乐器柜台,被那两元伍一把的白竹京胡牵动眼球的。柜台外面围了好多大人和孩子,都望着柜台里的竹筒、竹竿、蛇皮和马尾发疯。竹林和蛇都在遥远的南方,越南战争中;越共浸了毒汁的竹签扎死不少美国佬,蛇更不必说了,想想身上都发冷。但是现在,它们跑到北方来了,成了这副可人的模样。已经有人买走了几把白竹京胡,还有人在跃跃欲试。售货员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脸儿白得像曹操,绷着。他好像很懂得京剧,一会儿拿起一把京胡,吱吱嘎嘎对上弦,拉上一段“提篮小卖”,或是“我家表叔”。对买主说的净是行话,琴杆不说琴杆,说“担子”,弦轴不说弦轴,说“轸子”。还建议以琴身为主,竹料好是首要的,蛇‘皮成色差些,以后还可以再换嘛。我在那儿一呆就是小半天,售货员说的任何话我都竖着耳朵不肯放过。售货间隙,他还要同另一位男售货员聊演艺之事,如前几日某某团体演出现代京剧《沙家浜》,那个郭建光嗓子不错,就是唱得有点傻,不过那京胡拉得好。我万分羡慕这位白脸曹操,要是我也干了这个,就可以天天摆弄京胡了。
       我揣着竹林一样美丽的想法回到家,准备把它说给姐姐。我自觉于理有亏,说出话来吞吞吐吐。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大骂栾平:“吞吞吐吐定藏奸”,这话用在我身上正合适。大姐问:“你想说什么?”我吭哧瘪肚,声音越来越小。大姐一向是疼我这个“老弟弟”的,但她好不容易弄明白我的不良企图后,却勃然大怒,冲我嚷道:“你咋恁不懂事呢?咱是那样家庭吗?!”我的脸一下子烧红了。我想到了没落的八旗子弟,擎着鸟笼继续玩票,芝麻火烧吃完了,舍不得掉在桌上的芝麻,装模作样地蘸着口水在桌上写字,一点点受用沾在指尖的芝麻。吾姊有些语焉不详,我们到底是没落的八旗之家,还是连他们都不如?但结论我清楚了:“大众普及型京胡”没我的份儿。
       几年后,我成了我家插队那个公社的“李慕良”,嗅着青草、干草或火炕的气味,盯着公社社员、大队干部、知识青年、乡村学生的口型和动作,为他们一遍一遍伴奏现代京剧的流行唱段,左右手都磨出厚厚的茧子,远近闻名。十里八村的乡亲们一见到我,远远地即叫一声:“京胡!”我的身高已经一米八几,小小的京胡与我的身材一点都不般配,如“身长八尺,腰阔十围”的花和尚鲁智深操起短刀。我才不管呢。我须臾离不开这小竹东西了,决心与它白头偕老。夏夜我坐在草地上(已经湿起来)练琴,冬夜我坐在锅台上(已经凉下来)练琴,任风云变幻,斗转星移,都不为所动。今夜专拉二簧,明夜专拉西皮,慢弓,快弓,抖弓,颤弓,循环往复。我的老师是半导体收音机、乡村有线广播、几本现代京剧的“主旋律乐谱”和“总谱”。那时候生产大队和民办小学都有公家的京胡,除了它们,我自己也有了把还算不错的京胡。母亲用我的旧裤子为它缝了只琴袋,我每天习罢琴,都要小心为它穿好衣装。冬季外出演出,我要把它像婴儿一样揣入怀中,不然一冷一热,蒙琴的蛇皮就完了。
       蛇皮为京胡蒙琴总伴着一串麻烦,噪音大,过于尖利,气候变化它也跟着变化,且使用寿命较短。好像是蛇在生人的气:你们那么嫌恶我,却还好意思食我的肉,用我的胆,拿我的皮蒙乐器。我得给你们找点麻烦,不能让你们太舒坦了!其实人们对此早已有了远见,国家的自然资源越来越珍惜,优质蛇皮也的确越来越少。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人开始尝试用绢涂以液体塑料取代蛇皮,专家鉴定后认为可行,但当时的科技水平和京胡制作工艺限制了这个大胆的开创,新工艺没推广开。到了七十年代,有一位名叫黄金陆的琴师又开始了新的尝试。他采用尼龙料为京胡蒙皮,用环氧树脂胶粘合,经过多年、几百次的努力,终获成功。这种新的代用品使京胡发音圆润不噪,且不受气候影响,造价又仅为蛇皮的百分之一并坚固耐用,俗称“尼龙皮”,雅称“锦纶革”、“锦赛革”。有论者认为,早年间京胡的“炸音”适应了没有扩音设备且嘈杂如闹市的旧戏园子,而在拥有高科技音响的今天,则应提倡京胡的含蓄与隽永。
       蛇与竹联手的尖锐时代快要成为历史了吗?
       京胡好似草原上的野马,桀骜不驯,谁碰跟谁急,尤其喜欢和生手过不去。你就是勉强骑在它身上,它也不会服你的管,继续东一下西一下地乱蹦,变着法把你颠翻,甩掉,否则让一个俗人骑在身上,它心里不痛快。我有二十多年没动京胡了,前些日子为了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我再续前缘。当年虽有七年的功夫,可而今刚一上手,这匹野马便开始尥蹶子,杀鸡或电锯锯木头一样嘶叫着。直拉得我左手指肿胀,右手触弓处血肉模糊,耳膜强烈地报警。我用几贴创可贴缠好伤处,咬牙坚持了几日,这家伙方才认出我来,遂服了我管。
       今天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骑手,把京胡这匹野马调教得服服帖帖,百依百顺。讲究声学原理的现代化音乐厅内灯火辉煌,西服革履的观众屏住呼吸,新一代女京胡手严肃起来,柔中有刚地拉响了京剧曲牌《夜深沉》。此曲源自遥远年代的昆剧《思凡》,因“夜深沉独自卧”的唱句得名。漫长的岁月里,京剧舞台上霸王和虞姬沉痛诀别;祢衡击鼓怒斥曹操,七百里连营寨化为灰烬……这苍凉刚烈的曲牌都出现过。演奏莫扎特、贝多芬的大型交响乐队在女琴师身后围拢着,改良的旗袍,民族染织工艺,从旧戏园子雕梁画栋中款步而来的京胡,阮籍、嵇康、李白、郑板桥诸先贤喜爱的竹子凸显出来,缓若呜咽,疾若飞马,其清如水,其烈如火,万古长夜,天上人间。
       已经成为“世界华人音乐经典”的《夜深沉》在这个上空回旋了几百年,女琴师的眸子里有一种大蕴藏,似喜似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