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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正在上课，外面传来了呼噜呼噜的喘气声，校长李家西的身影在门口出现了，他像棵高梁秸似的倚在门框上，晃着头，胸脯起伏着，对上课老师说：“集合学生……”
       上课老师停下讲课，扭头看着门口，说：“集合学生?”
       李家西校长有力地点了点头，说：“开批斗会。”
        班里一下子骚动起来，马上出现了板凳的响声，还有合上书本的啪啪声。葫芦头翻过当课桌的石台子，蹲在我的面前，他哈着腰，学着地主挨斗时的样子，我拎着他的后领子，穿过每一个石板桌，把板凳弄得哐哐响。每个同学都在周围嗷嗷叫，喊着：
       一二三四五
       开会斗地主
       地主光想吃、不想干
       滚他妈的蛋
       我们那个兴奋劲儿就别提了，像过年似的。那时我们的娱乐只有两个，除了斗地主就是看电影。地主都老实得不敢乱说乱动，又不逢年过节，没有斗争的理由；电影也有好长时间没演了，说是放电影的人病了。我们一边盼着放电影的人早点好，一边希望地主能快点“不老实”。电影没盼来，地主终于“不老实”了，我们能不兴奋吗?真是阶级敌人心不死啊。听说地主在二支书身后吐了一口痰，那口痰像五分钱的硬币似的在地上蹦了一下，发出了铁的声音。二支书到大队部里和大支书、工作组的王同志碰了碰头，三个人钢牙一咬，决定斗，斗他个地主。
       我拎着葫芦头的后领子在教室里转，一直转到教室外面。我这样拎着葫芦头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三叔是大队的民兵副连长(正连长由大支书兼任)、大队保卫组长，每次开批斗会都是我三叔负责绑地主，把地主押到主席台后面，只要听得大支书一声喊“把地主押上台来”，我三叔就拎着地主的后领子把他拎到批斗台上。
       教室外的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把葫芦头的头照得亮光光的。我正要准备把一个同学糊好的报纸给他戴上，李家西校长呼噜呼噜地跑过来，说把他放了把他放了。李家西校长看也没看我，过来把葫芦头领到一边，给他整了整衣领子，拍了拍他的后背，说：“快去把红旗打出来。”
       我傻眼了，脑子里像有面鼓敲着似的，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原来都是我打旗的；现在怎么让葫芦头去啦?他也配?他不但头长得像个葫芦，还有疤，背像面锣，两条腿打着弯弯，这样的熊货打旗会是个什么样子，不用我说你也能想得出来。我想李家西校长肯定夜里睡颠倒了，他肯定转了向，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要不他放着小洪常青不用，用小罗锅?
       更让我吃惊的还在后头呢。当大支书喊完“把地主坏分子押上台来”后，拎着地主后衣领子的不再是我三叔了，而是葫芦头的爹老葫芦头。老葫芦头也是个罗锅腰，他拎着弯腰撅腚的地主，就像是一个大罗锅领着一个小罗锅赶集似的，让人禁不住想笑。可我身边没有一个人发笑，他们都严肃地看着台上。
       台上地主和坏分子正从左向右走过来，地主后边是地主婆，地主婆后边是两个富农，两个富农后边是两个富农婆，两个富农婆后边是一个拉拢干部下水的破鞋，“破鞋”的后边是……我奶奶。天哪，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我张着嘴；两眼瞪着台上，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祖祖辈辈给地主打长工，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可我奶奶怎么也和地主一起跑到批斗台上了呢?我敢肯定奶奶不会拉拢干部“下水”，莫非是我三叔拿着民兵连的枪跑到台湾去了?我的肚子里正冒着二个二个的坏想法，头上落下了一颗石子，接着又是一颗，后来越来越多，很多同学看着我嘻嘻笑，队形乱了，直到李家西校长过来，敲了个别同学的头才又恢复了平静。
       等大支书喊“把他们押下台去”后，李家西校长开始整理队列，他跑到每个年级前去看队形，嘴里喊着张三的头李四的腚，动动，挪挪。我站在队列里，耷拉着头，咬着嘴唇，眼里都快流出泪来了。李家西校长走到我的旁边，说抬头挺胸，抬头挺胸。他的喉节又粗又大；在细脖子上晃动着，像只爬上高粱棵偷吃高粱头的老鼠。
        批斗会后，通常民兵都要把地主带到会场的出口，让他们一字排开蹲着，等着革命的群众走过往他们身上吐唾沫。一般的群众是不会吐的，只有民兵、共青团员和学生吐。尤其是我们这些小学生，不知道天高地厚，只觉着好玩，往往要清上半天嗓子，把清出来的痰用力吐到地主的身上。以往的时候我都是带头干这种事，但这一次我没有吐，看着奶奶紧挨着那个“破鞋”蹲着，灰白的头发挡在脸上，我的脸像着了火一样。站在前面的葫芦头得意地吐了一次又一次，他拄着旗杆，像个有痨病的老人，哼哼地咳着嗓子，把咳出的痰向坏分子们吐去。葫芦头见我不吐唾沫，想从他身边溜掉，就抱住我的腰，非让我吐不行，说这是阶级立场问题，其他同学也拖着我往坏分子那边推。我可气坏了，胸膛里像有只小公鸡似的咕咕地叫着，用力抽出胳膊，在葫芦头的脸上打了一皮锤，趁葫芦头去捂脸的空，我撒腿向学校跑去。
       我跑到教室里，坐在我的板凳上，两眼瞪着前面的墙，汗水像虫子样从额角上流下来。我正像个憨瓜似的想不出来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外面嘻嘻哈哈一阵吵闹，同学们进来了，他们每个人都走到我面前伸伸舌头，做着鬼脸。葫芦头一把抱住我的脖子，另两个同学拧着我的胳膊。葫芦头说：“你这个小汉奸，我带你去见见你爷爷。”
       我知道葫芦头他们是跟我闹着玩的，因为我爷爷在我没出生之前就死了。以往我们开完批斗会也是要这么闹一闹的，不同的是过去被押解的是葫芦头，而这一次变成了我。我自认倒霉地让他们押着走到学校宣传栏的前面。
       ”
       宣传栏的黑板上贴着一张纸，上面画着一个腰里别着东洋刀的日本鬼子。鬼子的后面哈腰站着一个人，长脸上挂满了铜钱大的麻子，他伸着舌头，正在舔鬼子的腚。画的一旁题着字《挖根》：挖根只是挖得深，才能挖出老坏根，请看马相元在东北时的汉奸相。
       我的脑子里“哐当”一声，那面锣停下了。我一腚坐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不管葫芦头他们怎么拉我，我就是不起来，哭得身子都，软了。嘿，你恐怕一辈子也没有这么哭过，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吗?因为我终于知道我奶奶为什么挨斗了。
        是因为我爷爷的一张相片。那张相片是我在老屋”的石墙缝里找到的，相片已经发黄了，包在一张牛皮纸里。那天我下地割草，为了撵一只兔子碰破了脚指头，我回家去找老年土按脚指头，这是我奶奶说的；我奶奶她是一个神婆妈妈；会给小孩子看受惊吓着什么的，还会叫魂。我敢说这不是什么迷信，只是我奶奶她不识字，没法把里边的道理讲清楚，为此有人就说这是迷信。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吧，葫芦头那年中风了，头摇得跟货郎鼓似的，吃不下饭，面黄肌瘦的，连赤脚压生也拿他没办法。老葫芦头就通过我三叔找到我奶奶，我奶奶在葫芦头耳朵后头扎了两针，葫芦头这狗日的就好了，要不他今天还能在我脸前蹦达吗?我照我奶奶的话从石缝里抠出老年土，把它弄成粉按在伤口上。抠着抠着我就抠出了牛皮纸，我把牛皮纸拽出来，打开，就看到了我上面提到的那张发黄的相片。相片的后面写着“一九四三年马相元和张二牛”。我虽然没见过我爷爷{可我知道他叫马相元，我还听奶奶说过他是个麻子。我奶奶说：“你想知道你爷爷什么样?你爷爷长得可俊着哩，一张牲口脸上挂着铜钱大的麻子。”得，这样我就认出我爷爷了，他手里拿着一杆长枪，脸嘟囊得像个烟袋包似的，好像他在找茬想跟人打架一样。我爷爷和张二牛都穿着制服，戴着大檐帽，还都有枪。我看着；鼻子眼里都喘不过气来了，怀里像揣着个小兔子。我把牛皮纸扔掉，把相片揣进兜里，到学校后我对葫芦头说：“我斗你你还不服气，我爷爷是警察你信不信？”不等葫芦头回话我就把相片拿出来了，大伙看得目瞪口呆，说这就是刚解放那时的警察，那时的警察就穿这样的衣裳。这会儿看过《挖根》我总算明白了，我爷爷穿的制服不是解放后的警察，而是解放前的伪军，我就为这个哭来着。
       葫芦头他们终于把我拉起来了，把我的胳膊拧到了后边。葫芦头把他那根拿布条编的腰带解下来，他穿的是大裤腰裤子，没有腰带在前边挽个疙瘩缅上也成。他们把我绑在杨树上，围着我转起了圈子，嘴里喊着：一二三四五，开会斗地主，地主不吐唾沫怎么办?
       葫芦头走到我面前，对着我挤鼻子弄眼，说：“你的，下次斗地主吐唾沫不?”
       我说：“不吐。”
       我一脚踢在葫芦头的，裤裆上，把他的缅腰踢开了，裤子像个小水桶似的落下来；葫芦头没穿裤头子，屁股在阳光下白亮亮的，四下里哗地发出了笑声，女同学都转过脸去跑了。葫芦头又气又恼，脸都气歪了，他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摸地上的石子，然后退到离我有两米远的地方，说：“打，打这个小汉奸。”石子顿时雨点般地落到我的身上，头上发出啪啪的响声，直到上课铃响起来，他们才跑回教室。
       葫芦头走后，我闭上眼睛，下巴一撅一撅地抽泣起来，嗓子眼里还哏哏地响着。不一会儿我听到了脚步声和呼吸声，呼吸声里带着一种鸣响，像是一种鸟叫，从嗓子的深处提上来，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粗糙的喘息。不用说我也知道是李家西校长来了，因为他有痨病，人家背后都叫他“风箱”。李家西校长把我从树身上解下来，说：“你为什么不吐唾沫?”
       我拿褂袖子擦了擦眼泪，看见李家西校长弯着腰，一只手扶在我的肩上，很认真地看着我。
       我抽泣着说：“里面有我奶奶。”
       李家西校长的腰直起来了，他的手在我的肩上使劲拍了一下，说：“正因为有你奶奶你才要吐，你吐了也就没人打你了。”，：我知道李家西校长的话是对的，我的上年级就有一个地主的儿子，每次开完批斗会他都往他爹的身上吐唾沫；他爹总是很高兴的样子看着他吐。他今天就在人群里，还向我扔了石子。
       “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奶奶抱着我的头，嘴里像吃了块热地瓜似的吸着气，手指头挑着我的头发，察看我头上的伤势。她让我母亲点上煤油灯，拿来一根针，她把针尖在灯头上烧热，挑我头上的泡；我奶奶每挑破一个泡，我都忍不住喊一声，我奶奶就抖着手上的针说着：“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我娘说：“要不给他爹发封信?”
        我爹在城里教书，不到放假不能回来。我奶奶沉了沉嗓子，说：“不发，又不是斗他，该来的时候他会来的。”
        我娘就不再说什么了，她拿毛巾在热水里洗洗，擦洗流到我脖子上的血水；我奶奶烧着针头，说：“你怎么不吐奶奶?”
       我娘哗啦哗啦地在热水里洗着毛巾，说：“你待他这么好他能忍心？”
       我说：“你是我奶奶。”
       我奶奶咕咕地笑了，针尖把灯头弄得一明一暗的，说：“我的孩子，奶奶也得吐。奶奶是老了，可奶奶还能经得起你那口唾沫。你不忍心吐奶奶，你这一头的泡，奶奶就忍心挑了?”
       我娘说：“你奶奶叫你吐，你就吐，反正也伤不着什么。”
        我瞪了我娘一眼，拧着脖子说：“我就不吐。”
        我奶奶说：“你怎么不吐？别人的唾沫奶奶受不了，奶奶能受了你的。”
       这时我妹妹站在了门口，她说：“娘，猪食烧开了。”她一脸的不高兴，鼻子上抹了灰，站在门口打量着我。我想对她挤挤眼睛，不料把头上的袍弄疼了，我咧着嘴吸着气。我妹妹却嘻嘻地笑了，她龇着小狗牙说：活该”，跑了出去。我知道她为什么生气，她刚洗了澡，对我娘让她烧猪食不满意，说为什么不让哥哥烧?我娘说哥哥头疼。我还头疼哩，你们觉得他是个男孩子就向着他，不知道我刚洗了澡？我妹妹 着鼻子说。
       
       那天我从学校一回到家，妹妹就跟在我后头说：“哥哥，我和奶奶洗澡了。奶奶开会回来，路过代销店买了块香胰子，她烧了一大锅热水，把我喊过去，让我给她搓背。她一边打着香胰子一边吐着唾沫，说这些大粪，脏死了脏死了。我想着可不是咱奶奶掉到粪坑里了吧?末了奶奶还给我洗了，你闻闻，香不?”妹妹说着就往我身上靠，让我闻闻她香：不香。
       我正头疼着，没好气地推开她，说：“香个屁。”
       我妹妹生着气出去了，告状说：“娘，哥哥说说‘香个屁’。” 我娘说：“他想‘香个屁’还没有哩，好孩子，去叫你奶奶，你哥哥的头让人打破了。”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上学，我去了奶奶的院子。奶奶单住，她不想和我三叔住一起，她嫌我三婶子屁多；她想住我家，又怕我三婶子有意见。过年的时候，我奶奶对全家人说：“我还是单住吧，这样清静，人一有年纪就想清静。”
       奶奶给我煮了三个鸡蛋让我补补，我头上包着毛巾，坐在皂角树下的马扎子上，一边看奶奶洗衣裳一边吃鸡蛋。我奶奶把上午挨斗时穿的衣裳都脱了，放在洋铁盆里泡着，她在里面撒了草木灰，等把草木灰淘净后她就把皂角砸碎摊在衣裳上。我奶奶坐在小板凳上，伸开两腿，两只小腿晃来晃去的，开始搓衣裳。她手上忙着嘴里也不闲着，念叨着跟我说话：“我的孩子，咱娘俩到了这步，你说怪谁?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怪你爷爷那个老东西，他成年累月不回家，走过南闯过北，火车路上尿过尿，临末了连块值钱的毛也没落着，倒给咱娘们落了一身不是。头两天大支书来了，脸绷得跟石角子似的，说马相元是汉奸。我说他是汉奸?我倒要问问，他是汉奸怎么也没见着鬼子给他的好处，回来还是离家时穿的棉袄，还是在半夜。我说你怎么到这会儿来啦，客店里不留你？他说是为了送苗拐子，苗拐子打锦州少了一条腿，他把他送回来的，他是汉奸苗拐子也是汉奸？”
        有两只鸡在我奶奶的身旁转悠，啄褂子上的皂角屑吃。我奶奶挥挥手，“去去”地把它们赶到一边。“大支书说苗拐子不是汉奸，他是革命伤残军人，马相元是汉奸，我这里有他当汉奸的相片。我一看，那张相片可有年头了，咱也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找到的。那年是喇叭把相片送家来的，他说相元的相片。我想相元的相片怎么跑到他那里了?开始还不相信，接过来一看里面还真有你爷爷的那张牲口脸。你爷爷说他怕俺娘们在家里受气，他认识一个当兵的就穿着人家的衣裳照了相。他寄给喇叭，一是喇叭识字，二是喇叭开代销店，那里招人，他想让喇叭宣扬宣扬他扛上枪杆子了，这样人家就不敢欺负咱了。相片先是别在年画上，你爷爷回家后就收起来了，打那咱就再也没见过。”
       我没敢对奶奶说是我找到的相片，我怙奶奶熊我。这时正好有一只鸡跑到我的肩膀上，我就借机“啊”地喊了一声。我奶奶停下搓衣裳的手，浑黄的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半天才醒过神来，咋呼着：“这是怎么说的，这是怎么说的，敢叨俺孙子，看我不打死你。”我奶奶扎煞着两手皂角沫，两只尖脚往怀里一收，从板凳上站起来，四下里看看，拿起一旁的扫帚，把两只鸡赶到了墙头上。赶跑了鸡，我奶奶一只手捂着后腰，一只手拄着扫帚把，她伸着腰，咧着老咸菜似的嘴，嗷地出一口气，说：“我的孩子，下回你要往奶奶身上吐了唾沫，奶奶就把那只小瘸腿杀了给你吃。它吃了我那么多粮食，一个蛋也没下，留着它干吗?”
       大门“哐当”一声，我三叔进来了，他背着床被子，手里拎着只茶缸子。到这会儿我好像才想起来好好看看他的脸，我一看他的脸就想起相片上的我爷爷了，只是他的脸上没有麻子。怪不得我三婶子一和他打架就骂“驴脸瓜达”，我三叔就揍得她嗷嗷地喊。
       我三叔拿着他‘的“驴脸”满院子看看，说：“娘，你又洗衣裳啦?我不是说了吗，送过去让她洗，您儿我孬好也是个……”
       这是我三叔的习惯说法，只要没有我三婶子在场，什么好听的话他都敢说，未了就是这句：“您兄弟我”或是“您哥哥我”孬好也是个大队干部。可这一回我三叔没有把话说完，他有些后气不足，脸都憋红了，最后舌头在嘴里转了两下，问我说：“你不上学，像个挖地雷的在这里干吗?”
       我奶奶还是拄着那把扫帚，说：“我的儿，你先别忙着伺他，我倒要问问你，你背着床盖体干吗，是不是人家让你去坐监?”
        我三叔回头看看身后的被子，说：“坐什么监？您老把心放在该放的地方，您儿我孬好也干了几年大队干部。”
       我奶奶说：“那你这是上哪儿去?”、
       我三叔说；“大支书叫我下：煤窑锻炼锻炼。锻炼锻炼就锻炼锻炼，我知道有人想害我，这是政治斗争，您老不懂。”
       我奶奶扔下扫帚，坐回板凳上，两只手在湿衣裳上拍了拍，说：“我的儿，我不懂?我懂得可多啦。我可知道下煤窑不是什么好事，你二哥不就是下煤窑死，的?那年他才十九岁，人可比你出息多了。”
       我三叔挥着胳膊，把茶缸子摇得丁当响，说：“行了娘，行了娘，别再提那些老黄历了，我是过来跟你说一声的，我走啦。”
       我头上的疤块还没有掉下来，大队里又开始斗地主了。这回是因为地主锄掉了一棵地瓜苗。
       这回我还是没有往奶奶的身上吐唾沫。当时我是想吐的，可我走到奶奶身边时，嘴里干干的、苦苦的、一点唾沫星子也没有。我就没有吐。
       我奶奶回家后果然杀了她的瘸腿鸡。她一脸的不高兴，两眼红红的都快让上眼皮盖死了。她坐在饭桌前，看着盆里热气腾腾的鸡，屋里充满了鸡的香味。等全，家坐好了，我奶奶撕下一只鸡腿放到了我妹妹碗里，说我妹妹大了，懂事了(不像有些白吃饭的东西)，背搓得好极了，她从来没洗过这么干净的澡；她又给我娘撕了一只翅膀，给自己撕了一只翅膀，就是不给我。我奶奶把沾了鸡汤的手在前襟上擦了擦，脸上的皮抖动着，两眼红红地看着我，说：“我的孩子，奶奶就那么让你嫌，你就不吐奶奶一口唾沫?”奶奶说着低下头，下巴抵在前襟上，抽抽咽咽地哭了。
        我娘把咬了一口的鸡翅膀放回碗里，站起来去拿毛巾，说：“看你这孩子多不听话，都把奶奶气哭了。”
        我奶奶把毛巾捂在脸上；吸了两口气，擤了擤鼻子，把毛巾放在怀里、又把手伸到鸡身上，把那只鸡腿撕下来，探着身子放到我碗里，埋怨地看着我，说：“下回吐了吧？奶奶的鸡腿换不了你一口唾沫？”
       我娘赶紧说：“换了换了，他那口唾沫是金的银的?他是再也不敢惹奶奶生气了，要不，等他爹回来看不打断他的狗腿。”
       我奶奶抽泣着说：“我不要他的狗腿，我只要他一口唾沫。”
       我娘看着我说：“你可想着下次给奶奶一口唾沫?”
       我拿筷子翻弄着奶奶给我的鸡腿，点了点头。
       于是，我们全家都盼着下一次斗地主。
       直到十月一的前一天，为纪念国庆，大队才决定开一次斗地主和坏分子的大会。这次上级也很重视，公社来了个副主任；这次我也终于往奶奶的身上吐了一口痰。得，这事说起来你也许不相信，那天直到大会结束了我的嘴里还是干的，我很着急，怕又要惹奶奶哭了，没想到等我走到奶奶的身边时，那口痰就涌了上来，我一张嘴，像有什么赶着似的，痰就冲了出去，啪的一声落到了奶奶的前大襟上。奶奶对我笑了。
       回到家奶奶还是笑眯眯的，好像我吐到她身上的不是一口痰，而是一块银元。她非把另一只下蛋的鸡也杀了不可，让我娘劝住了。我娘摸了摸鸡后腚，说：“还有个蛋呢，别杀了，你不想喂我喂。”
       上两回斗完地主，我奶奶回到家都是又洗澡又换衣裳的，可这回她再也不提洗澡换衣裳的事了，直到黑天她还是穿着那件开会时穿的褂子，我吐在上面的痰像片鱼鳞似的在灯影里亮闪闪的。后来我妹妹沉不住气了，说：“奶奶，我给你烧水洗澡吧?”
       灯影里我奶奶在想心事，她听到我妹妹问她，吓了一跳，好像洗澡是件不吉利的事，赶紧说：“不洗不洗，才洗了没几天，不脏。”
       第二天我正在上课，我娘把我叫出来，说奶奶出事了。回到家我才知道奶奶死了，她夜里上了吊。发送完我奶奶后，我爹就把我们全家带到了城里，从那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斗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