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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漫步杭州西湖之畔，这洁亮的湖水对着青山绿树和蓝天白云，荡漾着妩媚动人的秋波，使人深感温柔。然而，当我驻步西湖南岸三台山麓于谦墓碑之前时，却感觉到西湖另有一种比温柔更能震撼心灵的阳刚之美。
       西湖之滨多名人之墓，其中岳飞、于谦、张苍水、章太炎、秋瑾的墓祠，堪称西湖之骨，一下子把温柔的秀山丽水活脱脱地撑持起来。“骨争湖水洁，魂共暮云还”，李善兰《题张苍水先生画像》的诗句，写的就是这些英烈的骨气为西湖的大好湖山增色。
       “人总是要死的。”这话谁都可以说，并且谁都没有理由不相信。但把死亡作为自己个人的必然命运，作为一个铁定的事实接受下来，并且声调平静地对自己说“真的，我会死的”，不仅不容易，而且极为痛苦。倘能参破此关，堪称至人。
       西湖墓寻，解读这些英烈的生命密码，不也是一种精神炼化的过程吗?
       栖霞山下，岳飞的墓碑静默在夕阳里，坟头嫩绿鲜活的青草拂去历史的尘埃，带给他们一曲慷慨悲歌。
       岳飞是如何赴死的呢?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的一天夜晚，岳飞从庐山被钦命御前统制官杨沂中“请入”临安的途中，在一个巡检官家里歇脚。深夜，巡检官透过窗户窥见岳飞屋内烛光摇曳，其部属一个个挨次提醒他大将张宪和爱子岳云已经系狱，此去临安，必死无疑，陈请他改变主意。但见岳飞神色严肃地说：“只有前去!”是啊，死又何妨，贵在公私无亏。
       南屏山麓张苍水墓里的主人是这样赴死的：
       明末清初，他举明旗与清廷斗争了十九年后，见大势已去，遂解散旧部，隐居在浙江象山南田的一个岛岙里， 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就义时才四十五岁。“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这是他被俘押往杭州途中所作的诗。船到钱塘江南岸时，忽有一僧人向船舱投来包着石子的一张条子。他拣起一看，只见其上写着一诗，诗中有“此行莫作黄冠想，静听文山正气歌”两句，他笑道：“此王炎午之后身也。”深表赞许，神色自如地向两岸父老拱手告别。临刑前，他遥望远山近水，说了声：“大好河山!”并口占绝命诗：我年适五九，复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事已毕。然后端坐地上从容就义。
       张苍水墓不远处就是近代思想家、大学者章太炎之墓。章生前仰慕张苍水之为人，遗嘱死后埋骨于张墓之旁，故今其墓址如嘱，倚山面湖，四周松柏挺立。
       章太炎一生骨节铮铮，却曾被人称为“章疯子大发其疯”。他有名言：“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是想也不敢说。”“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前的时候，那神经病就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这显然已经超越孤芳自赏或放浪形骸之类单纯形态的名士气，有了高风亮节的厚重而积极的价值取向。因此，当袁世凯复辟，把他软禁在北京龙泉寺时，他敢以绝食方式抗争，甚至在墙上高悬七尺宣纸，上书“速死”两大篆字。
       至于埋骨西泠桥畔的鉴湖女侠秋瑾，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的英勇就义，更是壮歌长啸，犹如星夜之中铮然出鞘的三尺青锋，寒芒直冲斗牛。
       漫步于谦墓前，铭碑孤零零地静立在明光柔风之中。岁月之手抚去了它的忧思，庄重的建筑凸显了它的壮怀。我深深地感到，死的壮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的，一般地说，在对待死的问题上不能彻悟的人，其成大事也难。贪生怕死的人，其生命的质量是非常有限的。“怕死”虽然是人的本能，却非热爱生命，而是不忘现实存在的富贵或名位或欢乐。死毕竟是人生的另一维度，只要洞穿生命，生也落拓，死亦明达。岳飞、于谦、张苍水这“西湖三杰”和章太炎、秋瑾的人生，都递次经历了千锤万击、烈火焚烧、粉身碎骨的三种境界，最后升华为第四种境界——留下清白在人间，名传千古，彪炳史册。五位英烈之中，真正算杭州人的，惟有于谦。在今天杭州上城区清河坊祠堂巷42号，就有于谦故居。徜徉其间，谁都会为其“清白”二字引发共鸣：其品清介，清励忠介；其性清鲠，清素骨鲠；其官清廉，清正公廉；其人清白，清芬洁白。尽管于谦之死，犹如一颗明星从天庭中陨落，划破黑夜的长空，给人间带来光明，遗憾的是，从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先后“北海瑞南于谦”的大批判运动，不仅罢演绍剧《于谦》，而且在报刊上发表了在今天看来绝然荒唐可笑的文章《抬出于谦来干什么?》、《{明代民族英雄于谦)是又一株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革”期间，于谦祠、墓遭到严重破坏。面对这段惨痛的历史，我不由得想起当年于谦被害之时，“行路嗟叹，天下冤之”，“京郊妇孺，无不洒泣”。有一位名叫朵儿的锦衣卫指挥，提着酒浆纸钱，公开祭奠于谦，伏尸号啕大哭。朵儿本来是奸党曹吉祥的部下，曹闻讯大怒，立即派人将朵儿捉来重重鞭打一顿。可是到了第二天，朵儿照旧去刑场哭奠于谦。两相对照，我深深地为我的那些同代人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敛起思想的翅膀，我静默无声。“泼墨浓云布，漫空雨意悬。”这是于谦早年所写反映民情疾苦的一首诗歌的首联，竟然成了当时北京城天空景象的客观写照。
       这是一个空气里弥漫着血腥气味的年代——明朝正统十四年(1448)，土木堡一役，五十万明军将士惨然蹂之于蒙元的瓦剌也先部的铁蹄之下；八年后即景泰八年(1457)正月十六日夜的“夺门之变”，正统皇帝即英宗朱祁镇复辟，刀光剑影，哀鸣声声，多少人惨死在皇位倾轧的权杖之下。
       让我们记住这个日子——明景泰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公元1457年2月16日)。虽然是春之正月，但北京城外依然寒气
       恍惚间，于谦渐渐地清醒过来，他看见自己站在这刑场之上，正准备就刑。刽子手端上一碗水酒让他喝，这是惯例，一表示送别，二给死者壮胆。
       他惨然一笑，摇摇头：“我虽死，心神还在，喝什么送别酒?八年前，我在北京保卫战时，性命已押在阎罗王那里了，现在还喝什么壮胆酒?”
       北京保卫战!
       这对于他来说是何等的骄傲!这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何等光辉的篇章!这使他成为一朝英雄，一代英雄，一个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英雄。
       明朝正统年间，太监王振擅权，朝政黑暗，国防力量一落千丈。早年被朱元璋逐之北部大漠的蒙元瓦剌也先部落乘势崛起，其控制地域西迄阿尔泰山，东达鸭绿江边，成为全蒙古的大汗。也先极为骄横，屡次南侵，铁蹄所至，剽掠人畜，“草房焚烧，人迹萧疏，十室九空”。为了抵御他们的南下侵扰，明朝曾于北部筑有“九边”，即现今仍存于世的明长城。然而，真正的御敌长城在于民心和国势，而此时的明王朝，民背日众，国势已弱。
       尽管正统皇帝朱祁镇雄心勃发，和王振率五十万大军出北京，过居庸关，入大同城，威风八面，依然抗击不了瓦刺剽悍铁骑的进犯，惨败于土木堡，而且正统皇帝被俘，史称“土木之变”。当时的景象是“官军人等死伤者数十万”，败兵裸袒，争竞逃逸，“相蹈籍死，蔽野塞川”。
       这时，京城天空愁云密布，地上人心涣散，眼看明王朝就要重蹈南宋亡国的覆辙。时势造英雄，一向以“社稷安危为己任”的他，毅然告别刚丧的母亲之灵，急赴京城，力撑危局。
       当时，朝廷精骑劲旅尽丧土木，北京城里疲卒羸马不足十万，带甲能战者十不存一，所以人心惶惶，“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为”。翰林侍讲徐有贞急忙跳出来道：“臣夜观天象，稽考历数，北京天命已去，只有迁都南京，方可保无虞。”一时间，满朝文武守战信心动摇，皇太后及摄政郧王朱祁钰也似乎觉得只有南逃这一条路可走。在这个关键时刻，七十八岁的礼部尚书胡淡第一个站出来说：“当年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又将陵墓建在这里，是不想让子孙南迁的。”胡漤话音刚落，便听到一声狮吼：“主张南迁的应立刻斩首!”
       大家定睛一看，原来是以兵部左侍郎代理部事身分参加朝议的于谦出班大声抗言：“京师，乃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姓、币藏、仓储都集中在此。在这国家危难时刻，如果京师一动，人心即散，大势尽去。难道宋朝南渡的历史教训我们忘了吗?如果我们弃守北京，敌人长驱直入，很快山之东西，河之南北，就不再是我们大明所有了。”
       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徐有贞不敢争辩。皇太后命当殿太监金英把徐有贞叱出，下定抗战决心，并任于谦为兵部尚书，总领北京战守重任。
       从八月二十一日受命兵部尚书，到十月初瓦剌军队大举进犯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于谦和主战派官员一起，刷新内政，整顿军队，识拔文武官员，加强关隘防守，分遣诸将率兵二十二万阵于京城九门，自己则“率无士卒，躬擐甲胄”，“以示必死，泣以忠谕三军，人人感奋，勇气百倍”，把官员军民中的惊慌混乱改变成同仇敌忾、共赴危难的激昂。
       十月初，瓦剌也先的剽骑悍军再卷狂飙，蹄踩白羊口，刀击紫荆关，直破京卫之险，汹涌而至北京城外，列阵于西直门下。同时，把土木之俘正统皇帝朱祁镇放置在德胜门外的空房内，作为要挟明朝新君和大臣们的人质。刚刚被守臣拥立不久的景帝朱祁钰和部分廷臣一再动摇，意欲以重金与也先媾和，赎回朱祁镇，便派人征求于谦的意见。
       此刻，于谦正浑身披挂，身先士卒，在德胜门朝城外的朱祁镇涕泪誓师。他对来人说：“今日只知道有军旅，他非所敢闻”(《明通鉴》卷24)。他的坚定态度，使景帝放弃了幻想，君臣协调一致挫败了也先的讹诈阴谋。
       十月十三日，天寒，降雪，又大风，忽而雷电降雨，也先率兵发起总攻。于谦坐镇德胜门，先派骑兵佯败诱敌万余追击，继以神机营的火铳、火炮齐发，再使石亨所领的伏兵突起夹击。一时之间，德胜门外杀声震天，惨叫连连，也先骑兵被打得大败，素有“铁元帅”之称的瓦剌骁将、也先之弟孛罗和平章卯那孩亦中炮而死。此后，他又率军先后在西直门、彰义门与也先展开激战，使也先受到重创。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击败瓦剌军队，使得明王朝转危为安，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救时宰相”。对此，谈迁《国榷》第32卷有论：
       于公以一书生，砥砺狂澜，屹然不动，坐使社稷，危而复安，观其分守九门，移营城外，坚壁清野，以挫贼锋。而丧君有君，庙算无失，专意战守，罢诎和议，计擒喜宁，芟除祸本。故能返皇舆于绝漠，正帝座于黄屋。谋国之善，古未闻也。
       于谦把思绪拉回现实，眼光朝四周扫视过去。
       刑场太荒凉了，满眼的断垒残墙，荒草杂砾，乱纷纷地躺着、立着、耸着，凄凉可怖。到处无声无息，笼罩着一片神秘的寂静，行刑的官员和刽子手们也都无声地等待着那开斩的“午时三刻”。
       他禁不住朝天空大声喊叫：“你们都死了吗y”你们现在朝堂之上论功颁赏，还是在暖阁之中举杯相庆y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你们的对手在喊你们呢，你们沉默吗?但是，我不沉默。你们懂得我的心思吗?在五天之前“夺门之变”那夜的火光里，你们瞧不见我的心思。今天，在旷野之中，你们该瞧见我的心思了吧。你们别怕，因为悲剧已经铸定。然而，你们也不要太高兴了，因为事情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
       他再一次朝天空大喊：“你们都死了吗?”
       然而，万籁俱寂，没有回声，他的声音像被这片无边无际的旷野吞噬了。
       一阵长久的令人恐惧的死寂。
       他开始感到孤寂。尽管刚从牢里被押出时，那一同受刑的王文不堪冤愤，，激辩不止，他笑着劝导王文：“这本来就是石亨他们的意思，你抗辩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他现在这种孤寂的环境之中确实有些悲怆。他不怕死，但这样沉寂、荒凉的世界，他从未见过。他此前仕途曾有两次冤难：一是二十四岁赴京殿试时，因“策语伤时”，遭亲贵大臣所忌，他从会试第一名被压制为三甲九十二名，只放任都察院山西道监察御史，做一个正七品的监察官；二是四十九岁遭太监王振迫害，投入死牢，在山西、河南两省百姓一万人赴京上书和两省藩王(晋王和周王)上疏争救下，才降职处理。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产生过今天这样的孤寂心绪，虽然，十里之外的地方就是繁华的京城，但毕竟远在十里之外。而这里，没有阳光，太阳似乎羞愧于见这个英雄的冤死，只是发出灰蒙蒙的哀鸣——北风起兮乌云翻卷，他深深感到：
       这里没有生命。
       生命y这两个字使他震撼，他在一片静默之中，仿佛看到了远方布满军队，听得见号角嘹亮，战鼓激昂。刹那间，他似乎已经挣开枷锁，伸出双手，去拥抱这远方传来的号角声、战鼓声……这些声音穿过了时光的隧道，又来吞噬他的心，把他死死地往过去的时光拽去。他觉得那声音的发源处有无数的军士百姓在惨叫，在挣扎，在搏斗，继而在欢呼胜利……城墙上，郊野里，瓦剌军队的死尸如叠，京城军民的鲜血如注……他开始清醒地想起八年前那一段时间的事情。
       当瓦剌大军押着正统皇帝英宗朱祁镇作为人质要挟京城官员军民时，朝野人人都处在两难之中。奋起抗击吗?当今皇上在敌营，难免就死，则为不忠；俯首投降吗?明朝就要亡国，亦为不忠。老百姓则想得更加简单，皇上不能死，我们也不能当亡国奴。历史就这样把这道难题赋予于谦来解答。
       于谦出色地解答了这道千古难题：
       社稷为重君为轻
       他成功了。他的成功不在于理论的解答，因为孟子早就对民本君轻问题作过充分的阐述，他的成功就在于：身体力行了有史以来谁都没有真正实践过的这道答题，他的面前是一个坐了十四年江山的大明正统皇帝、英宗朱祁镇!正统皇帝又不像宋徽宗，毕竟是在率军抗敌的战场上被俘的，怎么能想到另立新君呢?自己的仕途不是深沐正统之恩吗?有谁知道，他在演绎这道答题时所经历过的心灵煎熬呢?他衷心祈盼正统皇帝归国为君，从君臣大义出发，他无意更君。但从现实出发，又必须更君。因为，有了皇帝，就可以稳定政局，就可以组织抵抗，对瓦刺来说，正统皇帝朱祁镇也就失去了要挟的价值。他清楚地知道，这样做，对于自己的今后将产生不可预测的后果。但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社稷为重，况且自己居心公正，光明磊落，即使他日正统皇帝复位，也会谅解自己的举措。为此，他曾在深夜躲在被窝里痛哭一场，向正在敌营中的正统皇帝默默地请求宽恕。
       于是，他和朝臣们在皇太后的支持下，推举正统皇帝之弟、郧王朱祁钰为帝。明王朝在“土木之变”后，失君得君，新皇已立，及时地填补了因正统皇帝被俘而造成的权力真空。他在外交上给也先以“明朝丧君有君”的强硬警告，在交战期间，严令诸将拒绝朱祁镇在也先控制下所发布的任何命令，在遣使赴瓦剌军营探望朱祁镇时，也故意不对朱祁镇以特别尊重和额外奉献，使朱祁镇不再成为也先讨价还价的砝码，相反成了烫手的山芋。也先感到沮丧，瓦刺军士气低落。明军则在新君的旗帜下，群臣奋力，将士用命，粉碎了瓦剌军的进攻。
       北京保卫战终于胜利了。
       次年九月，在于谦惕心谋虑之下，正统皇帝终于从漠北被迎回来尊为太上皇，养闲于南宫。从某种意义上解读，是否可以这样说，他让朱祁镇失掉了皇位，他还在战时拒绝迎回朱祁镇，而战后又确确实实是依靠他才使朱祁镇得以回京的呢?
       皇家兄弟团圆，各就各位，历史的大幕落下了。
       然而，欲壑难填，宦海叵测。
       当年朱祁镇被景帝极不情愿地迎回之后，虽然兄弟执手痛哭，但朱祁镇自居南宫以后，名似尊荣，实为软禁。闲庭革长，别院萤飞，即便岁时生诞，亦无大臣来贺。此情此景，朱祁镇焉得不恼?
       此时皇太子仍是朱祁镇之子朱见深，在“父传子，家天下”的封建社会里，景帝自己当了皇帝，却不能把皇位传给嫡子朱见济，岂非白忙活一场?于是，景帝于景泰三年(1452)五月初二诏告天下，废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朱见济为皇太子，而且采取一系列措施，贬低朱祁镇，抬高自己，以固己位。如此这般，朱祁镇岂能不恨？
       于是，明宫内又开始了一场新的阅墙血争——夺门之变。而在此前五十多年，就已经发生过燕王朱棣兵出北京，刀入南京，把侄子的皇位抢过去的血争!
       夺门之变的结果必然是于谦的惨死。
       他热爱生命，因而他追求人格上的至善至美。
       他为人孤忠大节，清风凛然，宁正而死，弗苟而生。因此，无论是他的《咏桑诗》，还是《咏煤炭》，抑或是《石灰吟》，都是从自然现象出发，塑造了一个“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劳出山林”的自我形象。
       他为官公正清廉，勤勉谨严。且不说他巡按江西，平反了数百件冤狱；也不说他巡抚山西、河南，施行了诸多除弊兴利的爱民措施，单单看他被以“莫须有”之罪抄家时，发现这个当了三十多年大官的人“自奉节约，乃居仅蔽风雨”、“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耳”的情景，就够时人与后人肃然起敬了。
       就说一段趣事吧。那时朝政浑浊，腐败成风，宦官专权，贿赂公行。百官大臣争着向正统帝的宠宦王振及其党羽献金求荣，每逢朝会进见王振者至少须献纳白银百两。地方官吏更竞相送呈厚礼。独独他每次进京奏事，从来不携带任何礼品。
       有人奉劝他：“你虽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该带些地方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之类，便中送点人情，以免得罪于人。”
       他听了笑着举起两袖说：“带去两袖清风就够了!”随即写了一道七绝以明志：乎帕蘑菇共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他追求人格的完美，给自己的人生道路画上了一个十分完美的圆圈。
       然而，他也许不知道，皎皎者易污，晓蛲者易折。他被自己所画的至美至善之圆所缚所囿。于是，他为浊世所不容，他为昏君所不容，他为官僚所不容，他为小人所不容。人生就是这样的背悖。
       他死于皇位争夺的漩涡。虽然，他衷心认为景帝即位和奉迎正统皇帝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是他“始终不主和议，虽上皇实以得还，不快也”(《明史·于谦传》)。这“不快也”就种下了他后来的死因。
       的确，“夺门之变”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争，密谋策划者之一徐有贞那天晚上告别家人是非常决绝的：“此一去，我若回来，是人；回不来，就是鬼!”
       也许，他可以在徐有贞、石亨发动政变之前将其阴谋粉碎，然而，这对于深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他来说，抉择是何等的痛苦!他当时的处境是一仆四主——正统皇帝朱祁镇及其太子朱见深和景泰皇帝朱祁钰及其太子朱见济，左右不是，前后为难。当年易主易储，已经不暇两全。而今朱祁镇是他的太上皇，朱祁钰则是他的皇上，二者你死我活，他该站在何方?
       没等他作出抉择，一夜之间，掌翻腕覆，天地易主，复辟已经成功，重登皇位的朱祁镇将病中的弟弟景帝朱祁钰活活勒死宫中，接着当然问斩于他了。
       那个当年因为他的推荐而立功京师的石亨，既不念举荐之情，亦不记当年共赴国难之谊，阴叛景帝而首谋“夺门之变”后，加毒手于他。“土木之变”，徐有贞首倡南迁遭他痛斥后，于景泰一朝官运不彰而见怨于他。还有曹吉祥等等，官宦内外勾结，操纵朝政，伺机陷害他。他作为正派人，惟以国家利益为重，根本不把其放在眼里。
       其实，当他被捕以“意欲二字成狱”以后，石亨请朱祁镇下旨以谋逆罪处死他，朱祁镇尚念他保国有功而有所犹豫之时，徐有贞即密告皇帝日：“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这一句牵涉到为复辟正名的锥心之语，促使朱祁镇马上下令杀死他。若干年后，当石亨获罪时，皇帝问大臣李贤“夺门”之事。李贤曾为之正名：“迎驾则可，‘夺门’岂可示后。天位乃陛下固有，夺即非顺”。皇帝立即领悟过来：“然!”由此可见，于谦无疑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中权臣擅政、宦官专权、吏治腐败的牺牲品。
       于谦性格耿介刚烈，对己对人要求十分严格，即便是勋臣宿将，稍有小错，必请旨切责。所以，在具体的处事中，常常受到牵制。遇到不顺心事，他为此拊膺长叹：“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结果呢，与同僚结怨颇多。在“土木之变”以后，他作为一个深得皇帝朱祁钰信任的股肱大臣，朝廷一切人事任免都由他定夺，但他每次都据实以对，不论私情，也不避嫌怨。这样，朝中没有任迁的怨恨他，任迁了但不如意的也不感激他。比如《明通鉴》卷27载，石亨总管十营兵马，兵权极大，但亦“为谦所制不得逞，亦衔之”。他没有参与景帝朱祁钰授意的更换太子的密谋，也不积极支持更换太子的诏命，因而连景帝朱祁钰也慢慢开始疏远他。可以这样说，即便没有“夺门之变”，他的前景也不乐观。“水至清则无鱼”。这些个性上的优点，在封建官场上必然成为他致命的短处，以致当正统皇帝朱祁·镇复辟后下旨捕杀他时，群臣多有附议。
       作为政治家，他对宦官可以轻视，但对宦官的作用不能估计不足；他对石亨、曹吉祥之流可以国事为重，出于公心加以任用，但对他们的阴谋活动不能掉以轻心；他对正统皇帝归来后可以奉为太上皇居住南宫，但对他原有的皇位影响和他周围的政治势力不能不加重视；尤其是京营的军事指挥权，竟让石、曹占据三分之二。这些政治上的疏忽，也是酿成他今日上刑场的原因哪! ， 他终于彻底清醒了，但为时已晚矣!
       他极目远眺，铅灰色的天空依然是那么的令人压抑，而他的两道目光刺透久久不散的重重云层，跃上了高空。
       他感到身上突然地躁热起来，看那如血的太阳已经西倾，红的更惨、更烈、更鲜，他全身都笼罩在这一片红光之中……
       午时三刻!
       他死了吗?他披着一身红光从高空朝大地看去，那里有幢幢楼房，行行翠柳，还有绿茵操场。啊，那是书声朗朗的学堂。突然，从那里传出了童声齐诵：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听到这充满生命气息的朗诵声，仿佛感到自己的生命在复苏，在延续，他笑了……
       2002年11月改定于浙江乐清民丰居
       责任编辑 陈东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