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九七年十月，我因公赴深圳。与朋友闲谈之中，得知宋少帝赵昺的陵墓就在深圳赤湾。宋帝昌(1272—1279)即赵昺，南宋度宗庶子。始封永国公，恭帝赵显立，封为信王。端宗赵罡立，改封卫王。南宋景炎三年(1278)四月，端宗死，陆秀夫、张世杰等立罱为帝。五月，改元祥兴。六月，迁居广东新会之崖山。次年(1279)二月，元将张弘范袭崖山，张世杰抵御失败，陆秀夫负赵罱投海而死，昺时年八岁。赵宋由此灭亡。正是出于对这个寿仅八岁且殒命于海的末代少帝的好奇，我曾专程前往赤湾观瞻少帝陵。
翠绿满山，风摇苍松。原赤湾宋少帝陵呈“品”字形，面向零丁洋，墓碑上刻有“宋祥兴少帝之陵”七个字。碑旁另有一副对联：“黄裔于今延宋祀，赤湾长此执皇陵。”今墓东新立两米多高的石墓碑，碑文为篆体阴文，风格古拙。碑的背面刻有“崖海潜龙，赤湾延帝”八个字。墓前祭坛及祭台两侧各立石座，上有石狮。墓的后半部绕黄色琉璃墙，墙内有十二个花岗岩礅柱。我远眺零丁洋海浪阵阵，近观少帝陵松风声声，仰天但见白云飘飘，俯首追昔浮想翩翩，一种历史的沧桑感油然而生，三百余年的大宋风云竟只留得这里坟茔一座，岂不令人喟然长叹!
严格地讲，宋朝的灭亡应该是南宋恭帝德祜二年(1276)三月，元军伯颜部从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北还，南宋恭帝、太后、福王、沂王及官属千余人随军北上，朝廷更名易帜，为元世祖忽必烈所统。此后，无论是益王赵呈为帝，还是继而赵昺为帝，都只能算作宋王朝的残余势力。然而，从宋朝赵氏一脉作为皇家族统来说，自恭帝北掳到帝禺投海，时间虽仅三年，其灭亡当然应算到帝昺样兴二年(1279)二月蹈海而死为止。因此，帝禺尽管在位时间首尾仅两年，实际不到一年，但毕竟算是宋朝最后一位皇帝。据说，他在崖山死后，尸首飘至赤湾，时有鸟群飞掩尸上，附近天后庙栋梁坠地。天示神意，此乃千古兴亡，天意灭宋，滩下童尸乃少帝遗骸。于是，人们以天后庙栋梁作棺木，葬少帝于南山。据介绍，此陵于民国辛亥年由赵氏三派后裔重修后，便无人间津。一九八二年当地修赤湾公路时发现此陵。
查地理，知陆秀夫负帝昺投海之处崖山与赤湾东西相隔两百余公里，中途珠江水系各入海口激流多处，沿海岛屿无数。帝禺尸骸经长时间漂流、腐烂，纵令躲过鱼鸟之腹，到达赤湾，也难以识别而收葬。又据《崖山新旧志》记载：
陆秀夫抱帝昺赴海死，元军求得帝
之尸，得“诏书之宝”。杨太后闻昺死，
亦赴海死。
可见，帝昺尸骸当时已为元军所得，且为南宋军民所共知。故赤湾帝陵所葬为罱一说极难置信。
另有一家之说，谓所葬为端宗赵罡。认为，比昺年长两岁的益王罡(谥号端宗)被陆秀夫等拥立为帝后，流亡海上遇飓风翻船，几乎溺死，遂惊悸成疾。景炎三年(1278)四月，罡病死硐州舟中，其地正是今之深圳蛇口、香港元朗、大屿山一带海湾之上。今九龙尚有“宋皇台”等遗迹，即当日帝罡君臣一路漂流的驻地。由此推断，当时迫于元兵追击，遗民奔走，只能是草葬少帝赵罡于赤湾海滨乱山之中。所惜年代久远，赵宋遗民后裔世代相传，虽知此为少帝之陵，却误指为帝昺葬地。
此说存疑。查地理可知，硐州之地并非今之深港一带海湾之上，而是今雷州湾口之硇洲岛，属广东湛江，与深圳赤湾有500公里之距。况且，当年帝罡病死舟中，陆秀夫等举赵昺为帝，自冈洲东迁崖山后全军覆灭，帝罡尚且尸首无归，帝昺更不能漂尸于此。除非赵呈刚死，即由陆秀夫等特遣送葬于此，但无确证。
无论如何，帝禺毕竟为宋朝的末代之君，从人们的主观上说，宁信赤湾帝陵所葬为禺。临一杯黄土，吊三百春秋，以寄思古之幽情，乃骚人墨客之常情，亦算古今一韵事。
二
南宋臣民的抗元斗争悲壮至极。当德祜二年(1276)临安朝廷灭手于元将伯颜之时，益、广二王在陆秀夫、苏刘义等人的护卫下来到温州，进驻江心屿。一百五十年前，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击时曾从海上仓皇亡命，驻跸于此。君臣们围住高宗当年的龙座无不失声痛哭。陆秀夫在掩面垂泪中想到一件事情：当年徽、钦二帝北狩，高宗南下的情景跟现在并无二致。高宗振臂死撑，硬是顶过了灭国之灾，成就了南宋一百五十年的半壁江山，今天又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呢?于是，他和张世杰等假托谢太后手诏，立益王赵罡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赵罱为副元帅，坚持抗元斗争。四月，他们由海道转移至福州，并于五月初一日在那里建立起流亡政权，拥立益王为帝，是为端宗，改元景炎。益王政权建立以后，惨淡经营，确实树立起了一面抗元的旗帜，给南方各地的抗元斗争带来了很大的鼓舞。其间出现了许许多多守城殉难的英雄将士，堪称壮烈。但令人扼腕的是，益王政权内部在抗元方略的取舍上并不一致。当年十一月，元军大举入侵福建时，虽然益王政权尚有士兵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淮军一万人，足以与元军决一死战。但是，军事主帅张世杰等慑于元军淫威，又将益王政权迁到海上。而且，举措失当，屡遭败北，使各地军民的抗元信心顿挫，出现不少叛臣降将，宋帜易元。到了翌年四月，飘浮海上的益王病死，年十岁，谥端宗。这时，随行官员都想散去，陆秀夫以为：“度宗皇帝还有一个儿子(指卫王昺)尚在，我们如何来安置他呢?古人尚有以一旅之师一举就完成了中兴大业的，我们现在百官和各个机构都齐全地存在，士卒还有数万人，老天如果不使宋朝绝代的话，这一切难道不成为我们为国尽忠的保证么?”于是，大家共立卫王赵昺为帝，时昺年方七岁，乃以陆秀夫为左丞相，张世杰为少傅、枢密副使，两人共同执政，欲挽复兴的危局。五月初一日，改元祥兴，是为祥兴元年(1278)。六月，卫王的流亡政权迁往广东新会南八十里的海上崖山。
三年前即德祐元年(1275)十二月，当元军伯颜部以破竹之势步步逼近临安城的时候，宋廷看到大势已去，派使前去议和，却被伯颜拒绝。南宋谢太后又命礼部侍郎陆秀夫前往元朝军营求和，愿意自称侄、称孙和交纳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但再次遭到伯颜的拒绝。伯颜要的并不是财物，而是“纳土”，要求普天之下皆成蒙元之上。在回朝的路上，陆秀夫感慨万千，想到当年宋太祖赵匡胤与南唐后主李煜的一段史实。
当太祖一统中原以后，挥师直指江南。在大兵压境之时，南唐后主李煜还想寄希望于宋朝的怜悯，派堂弟李从镒等献上二十万匹绢、二十万斤茶叶以及金银器物、王室用品等，乞求宋朝能够维持南唐的属国地位，让他继续做小国国君。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李从镒等被扣。宋军兵临南唐都城江宁(今江苏南京)城下时，李煜又派徐铉求见赵匡胤。徐铉说：“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就如儿子奉事父亲，未有过失，怎么还兴兵讨伐南唐呢?”赵匡胤的回答直截了当：“你说父子分成两家，可以吗?”一个月后，江宁城危在旦夕，徐铉再次出使，最后一次请求保全南唐。他不断争辩，赵匡胤大怒，按着宝剑说：“毋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邪!”这句名言，充分表达了赵匡胤统一天下的决心。开宝八年(975)冬，江宁城破，李煜只得出门投降，去写他感伤千古的“一江春水向东流”。
而在陆秀夫看来，虽然末想到元朝的统一之战与宋朝的亡国之势的关系，但他由此却感到天下既是那么的大，也是那么的小。三百年历史一个轮回，当年南唐徐铉竟变成了当今的陆秀夫，这不是在开玩笑么?由此，真正地开始有点绝望了。不过，当他从元军回到临安城，看到大宋的杏黄旗在城头虽然是无力地垂挂着，但毕竟还是那样的熟悉的时候，忽然为刚才内心的一闪黑暗而羞愧。
此刻，陆秀夫在驶向崖山的航程中。
他倚在船舷上，对往事的回忆继续如海水一般向自己漫卷过来。
他回首那天在元军营中与伯颜的那场无形的搏斗。双方的眼神交流着，犹如双剑交锋一般。当两个“不从”(伯颜对宋朝愿意称侄不从，称孙亦不从)的音响从对方的眼神下方吐出来时，他有过一种说不出的快意。他感到这才是事物的真相。当年太祖不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么?现在元军当然如此!也正因为此，更加坚定了他死忠大宋王朝的决心。
他站在阳光里，让阳光沐浴着自己的身体。这阳光是乘着海风的翅膀飞到这里来的，似乎搏动出一种很微妙、很生动的声音，在他的脸上、他的身上、他的眼睛里、他的生命里不停地走动，踩着他的感觉，小心翼翼地走着。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海燕的鸣叫。
天空，几只海燕在飞翔，它们在空中的舞蹈是那样富有韵律，多么生动，多么优美!
也许，这就是生命的极致，这也是对人生的昭示。他想。
三
俗话说：武死战，文死谏。武死战难，作为文人死事朝廷则更难。
靖康二年(1127)，宋都汴京被金兵攻陷。金兵强迫宋徽宗、钦宗易服北行，宋太学博士、吏部侍郎李若水抱着钦宗大哭，痛斥金兵为“狗辈”。金兵击打李若水，李气结仆地。金帅粘没喝令铁骑十余守视之，日：“必须使李侍郎无恙。”若水绝食。有人劝他：“事已至此，你也无可奈何，不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你今天顺从金朝，明天就有富贵了。”李若水叹道：“天无二日，我李若水有二主么!”其仆人也劝他：“你父母年龄大了，你如果现在委屈一下，还有希望回去看望父母。”李若水叱之：“国都没有了，我现在还顾得了家么!”他在金营十来天，粘没喝召问他立张邦昌(金朝当时议定的伪皇帝)的情状，他破口大骂。粘没喝命令把他推出去，他回过头来骂得更凶。金兵把他的嘴唇打破，他血唇而破口大骂，以至被金兵“以刃裂断舌而死”。
这是一个文人以家国为事，为了维护皇帝即宋朝的尊严不辞以身殉国的典型例子。
翻阅《
宋史》，南宋时期这样的人物确实很多，既有宗泽、赵鼎、胡铨、文天祥，也有辛弃疾、陆游，连李清照这样的女人家，也写出了“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千古绝唱，堪为文人之荣。然而，这种死事朝廷的思想，既是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们的悲哀之由。
文天祥在他的《集杜诗四首》之三序中的一段话表达了他们那一代文人死事朝廷的悲壮情怀：
自国难后，行府(指他自己)白手起兵，辗转患难，东南跋涉万余里，事不幸不济，然臣子尽心而已矣。成败天也，犹奈何哉!
对此，成书于元代的《
宋史》卷四十七中也有相同的评论：
宋之亡征(表象)，已非一日。历数有归，真主(指元帝)御世，而宋之遗臣，区区奉二王(指帝罡和帝禺)为海上之谋，可谓不知天命也已。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于斯，其亦可悲也夫!
其实，从近处讲，南宋的半壁江山能够苟延一百五十余年，而且其间经济文化堪称发达，朝臣们特别是这些文士们的“忠于所事”的执着追求不能不说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由。从远处讲，中国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同历代真正的知识分子“忠于所事”的理想追求也是不开的。有宋三百余年优礼士大夫，使士大夫对宋王朝的忠心随处可见。就拿南宋来说，以半壁江山与金、元对峙了一百五十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撑持最久的南方王朝。当蒙古铁骑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亚欧大陆时，欧洲人曾惊呼其为“上帝的鞭子”。这是汉、唐乃至后来明、清都没有遇到过的最强大的外族入侵，但只是在进攻南宋时，蒙古铁骑才遇到了其征战史上最持久激烈的对抗。从公元1235年元军第一次攻宋，到1279年崖山之战，战事持续了40多年，蒙哥大汗本人也在1259年战死于合州钓鱼城下。元军1267年冬围襄阳，直到1273年才攻陷。其间，书生投笔从戎，文人奋起仗剑，他们以寸土血战、身殉宋室的壮烈行动，为两宋的文官政治谱写了并不灰暗的篇章。
四
崖山由两座小山组成，“两山相对，势颇宽广，中有一港，其口如门，可以藏舟”，张世杰将千余条大船联结起来，筑成水砦，上建楼橹，望过去像城墙，又建行宫三十间，军屋三千间，“为死守计”。
这一天，元军在一个月以来完成对崖山的包围之势以后，决定发起总攻。元军分兵四路出击，从东、南、北三面进攻崖山，元军都元帅张弘范亲率一军在里许外的海面守候，下令以乐声奏起为总攻号令。为了麻痹宋军，由元将李恒所率领的一支元军，奉命从北面乘潮而进，与宋军稍一接触，便乘潮而退。待第二次涨潮时，张弘范命士兵奏乐，亲率南面元军发起猛攻，直逼宋军，其他三面元军同时展开进攻。起初宋军听到元军乐声响起，误以为元兵就食，防备稍懈，后来突然见到大批元军战船逼近，才仓促应战。然而，在元军的强攻下，宋军大败。张世杰想撤走帝昺座船，但座船庞大，又与其他战船连接在一起，所以动弹不得。此时已近傍晚，加上风雨交加，雾气蒙蒙，咫尺不辨，元军乘势进攻中军，并举火烧船，宋军更加乱成一团。张世杰与苏刘义急忙砍断维缆，率十余只战船夺港而去。
此时，陆秀夫才真的看到大势不可挽回，为使自己免受元军侮辱，也为使年仅八岁的宋少帝罱免受其哥哥恭帝赴元大都作降臣的耻辱，他仗剑逼其妻子赴海自尽，再奔至皇帝座船，背负起年幼的赵禺向大海纵身跳去……
这一蹈海，并非一般的生命终结，而是一代王朝悲壮的海葬。于是，我觉得陆秀夫那负帝蹈海纵身一跳的过程，仿佛当今电影里的慢动作镜头一般，既是那么的缓缓而下，又是那么的悲壮决绝，令人浮想联翩。
五
“唐乌龟，宋鼻涕”。这是后世一些历史学家对唐朝皇宫淫秽生活和宋朝军备萎弱不振的一种形象的讽喻。话虽尖刻，却实实在在地道出了宋朝三百二十年历史中武运国势的表象。
宋朝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中国，而先后与契丹政权辽(916--1125)、党项政权西夏(1038--1227)、女真政权金(1115--1234)以及后来的蒙元政权相峙鼎立；同时还有大理、吐蕃、西辽、高丽等政权先后存在。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典型时期。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叠合，勾画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民族，特别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和融合的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在这种历史的穹幕之下，宋太祖赵匡胤以一军将之身，横扫六合，掌定乾坤，一统大江南北，却始终没有从契丹辽手中夺回当年后晋石敬瑭出卖的燕云十六州，成为他终身的憾事。宋太宗曾为此御驾亲征，但亦身中辽箭，败绩而归。从此，历朝皇帝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在此后与金、西夏、蒙元的相峙并存过程中，总是挨打受气，乃至输帛贡银，确实让人感到抬不起头来。到最后，在元兵的铁骑下，先是称侄，再是称孙，最后干脆伏地称臣，抖抖索索跟着元兵到大都去当和尚和尼姑去了。记得小时候(“文革”时期)偷偷看《杨家将》、《岳传)和《水浒传》，掩卷垂泪，甚感结局悲惨。现在想来，宋朝在对外方面，确实只能以悲剧英雄来表现它的萎弱。因此，辽、夏常称宋为“南朝”，宋则称它们为“北朝”。后来元朝人在编写前代历史时，把《
宋史》、《
辽史》、《
金史》三部正史并列，这基本上反映出当时中国境内的实际情况。
不过，有宋一朝，实际上还有为其他朝代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两宋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
宋朝在农业上，耕地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耕作制度的改进和技术的提高，都见载于史。其手工业行业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水平较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其商业的发达，城市迅速发展，出现了百万居民的大都市，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则是众多史学专家的定论。
读了《
东京梦华录》，看了《清明上河图》，谁都会为北宋都城中邸店商行、作坊夜市、肉店米铺、酒楼瓦肆的繁荣景象而感叹。
即使是半壁江山的南宋，我们从《
武林旧事》等史籍中可以明显体会到临安的都市繁华。所谓“辇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藩，尤非昔比”之语，并非吴自牧《
梦粱录》的虚拟。当时，临安都市的繁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于世界前列的地位。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第一百五十一章中专门描述了宋都临安的富庶、繁荣和美丽，并由衷称赞其为当时“世界上最富丽名贵的天城”。
《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咸淳年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到124万之多，但这个数字是包括临安府所属九县的人口；即依附郭钱塘、仁和二县而言，人口为43万余，已占全府人口三分之一左右，可见临安城区及其附近人口众多而且比较集中。人口的集中，表明城市的发达，商业的繁荣。就拿市场来说，临安不仅日市兴盛，而且夜市、早市也极为热闹。据记载，夜市除皇宫大内前外，其他各处“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至于顶盘或担架卖饮食品的，直到三更还不停业。酒楼歌馆，直到四鼓后方才宁静下来。即使寒冬季节，虽大雨雪，也都有夜市盘卖。早市仅从供应的点心来说，花色繁多，四时品味又皆不同，烹调方法既多且精。《
梦粱录》卷十三、十六记载，单是早市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确乎兴隆异常。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北宋时期的词人柳永描写当时钱塘(即临安)繁华的《望海潮》一词的真实性：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谳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宋朝在科学技术方面，光是沈括的一部《
梦溪笔谈》和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这三大发明的创造及其应用，就把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推上了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
宋朝“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过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所不能及?，这是当代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的定论。我们且不谈其哲学、教育、书画等的成熟，仅举文学而言，不仅“宋词”彪炳史册，实际上文、诗、曲、小说的成就也是相当高的。唐宋八大家之中，除韩愈、柳宗元以外，其余六家均在宋朝。
宋朝经济上的繁荣和富庶，文化上的昌明和发达，的的确确是解读武运国势如此萎靡不振的皇朝何以能绵延三百二十年之久的密码之一。
对于以上种种，先后与宋并存的各个少数民族王朝，无论是契丹辽朝、女真金朝、党项西夏，还是鹿死其手的蒙古元朝怎么比得上呢?
然而，为什么宋王朝在如此兴旺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环境中会走上灭亡的道路，最终葬于大海呢?单用现代经济实力决定论未必解释得通。看来，宋朝自有其内在的秘密。
翻开《
宋史》，把开国时和亡国时作一对比，有一件事情颇为相似。
当年“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以后，大清早带着人马掉头回转京都，把后周的孤儿皇帝和寡妇太后扯下了龙座，赶出了皇宫。三百年后，赵家自己的孤儿皇帝(恭帝)和寡妇太后(全太后)也被元兵拉下了龙座，押出了皇宫，更惨的是还被押解北上过着软禁为僧尼的生活。
有人说，这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其实，老皇帝新下世，主幼国疑，这往往是改朝换代的良好时机，中国历史上多有其例，不值得大惊小怪。宋朝先是经过徽、钦二帝的胡折腾，丢掉了半壁江山，后来又经过理宗、度宗的瞎捣鼓，特别是南宋以来黄潜善、汪伯颜、秦桧、史弥远、贾似道这些当道奸佞几乎贯穿南宋始终的擅权专制，把宋太祖创下的家当搞得元气大亏，败得只剩下一具空壳。当度宗两眼一闭蹬腿归西后，剩下六岁的幼儿赵显和谢祖母及全太后这一班孤儿寡母的，面对所向披靡的元军铁蹄，岂有不灭之理!最后，陆秀夫、张世杰、文天祥这班忠节之臣虽然先后拥立两个都不到十岁的孤儿为帝，继续抗元，毕竟大势已去，“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谁也阻挡不了宋灭元手的命运。
宋朝的“鼻涕”，无非表现在两个方面：军事上的孱弱无力，在外族入侵面前屡战屡败，北宋、南宋均亡于异族之手，此其一。其二是政治上的因循守旧，“冗兵、冗官、冗费”，这个弊端恰恰把宋朝经济繁荣的优势给抵消得一塌糊涂。就拿冗官来说，作为赵宋皇家“御天下之妙术”，就是以官位为钓饵，笼络天下人归于一官道，使英雄豪杰少起异心，“觊觎一官，老死不止”，因此，宋朝官多。宋大祖晚年，有官员三五千，太宗时八九千，北宋中期一万七千多，哲宗时二万八千多。南渡后，疆土减少五分之二，官员还在增加，光宗时达到三万五千多，国库收入已不足以供吏禄之费，还谈什么富国强兵?对此，宋朝不乏忧国忧民的改革家，确实诊出了其中的病因，试图予以治疗，想在体制上来个翻江倒海，夺回汉唐盛气，这不但与皇家“御”术大相抵牾，而且要得罪那么多的官宦士人，其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言而誉载千秋的范仲淹搞“庆历新政”时，尚未触动“强干弱枝”亦即中央集权极端化这个统治危机的真正弊端，仅仅试图解决日益腐败的吏治，就谤议蜂起。在严防“朋党”的一片喧嚣声中，不到一年便告夭折。范本人被罢去相职，再次来到陕西戍边。所谓“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既是他戍边生活的写照，也是他对改革失败的无奈悲吟。
以“拗相公”闻名于史的王安石搞新法，因有年少气盛的神宗的坚决支持，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壮怀，大刀阔斧地改革弊政。时过十五年，宋神宗去世，不满十岁的哲宗继位，老寡妇高大后倚仗变法反对派，尽废“新法”，变法终告失败。
这两次改革的失败给后代的当政者一个误导：变法改革搞不得，不要搞那些别出心裁的东西，一切依着“天道”运行，照着祖宗家法，靠着人言之恤不是很好么!于是，宋王朝这驾老牛拖着的破车依旧沿着崎岖不平的夕阳古道上颠簸下去，越发地疲惫不堪。一旦遇到凶悍的女真、蒙元游牧民族，一马蹄子，就可以把这辆破车踩个粉碎。
这不仅是范仲淹、王安石这些改革家的悲哀，而且是宋王朝的悲哀。
六
其实，“宋鼻涕”从根本上讲，与宋初最高统治者的立国政策是分不开的。
唐宋之间，隔代虽仅五十多年时间，但割据之势久存，朝代变易频繁，大混乱了，故称“五代十国”。就拿赵匡胤黄袍加身而替的后周政权来说，它所承继的是五个短命王朝，皇位像轮流坐庄似的换了八个姓氏。这种情形，无不与手握重兵的地方藩镇即节度使的内部篡夺有关，宋太祖本人也是因此成为皇帝的。所以，宋太祖立国之初，在筹划南征北战的统一大业时，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消除以往那种恶性循环的政治局面，使赵宋一脉长治久安。
北宋建隆二年(961)七月的一天，太祖召集禁卫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人到宫中饮酒。酒酣之际，太祖屏去左右侍臣，实话对这些曾经参与陈桥兵变、拥立自己为帝的禁军首领们说：“如果没有你们出力，我不会登上皇位。然而做天子也有极大的难处，还不如做节度使安乐，我现在没有一天睡过好觉。”石守信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不难明白。我这个位子，谁不想坐?”石守信等人马上离席叩首，说：“陛下为何说出这话，现在天下已定，谁敢有异心!”太祖说：“卿等固然没有异心，但是你们的部下有人想图富贵，一旦也给你们披上黄袍，你们就是起初不想做皇帝，那时候可能吗?”石守信等人惶恐至极，流着眼泪不断叩头，求皇帝给他们指示一条生路。皇帝告诉他们，人生短暂，富贵至上，不如解除兵权，到地方上镇守，选择良田美宅，可以在每日的歌舞酣饮中，度过后半生；皇帝还将与他们联姻。以后君臣之间，两无猜忌，大家都过得安宁。石守信等感恩称谢。
次日，他们主动请求太祖罢免职务。皇帝给予他们厚赏，保留他们的节度使职务，但调换他们的节镇之地。紧接着，太祖收取各方镇节度使的财权，使之不能再以本地财政招买和蓄养为其效力的军队，方镇的官职渐派文臣接任。此后又取消了方镇一级地方政权，将原来由节度使统辖的地区，分散为州、县，各派知洲、知县上任管理。
还有一件事，《
宋人轶事汇编》卷一引北宋后期叶梦得《避暑漫抄》记载，太祖立国三年后，立了一块碑密锁在“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一来为警示自己，二来要继位的皇帝跪读，把治国的要领教给他的子孙。除皇帝外，其他任何人不能走近此碑，故“皆不知所誓何事”。直到靖康之变，汴京沦陷，一些人才得知碑文。徽宗被北掳以后，还曾带信密告高宗此事。其实，这块碑上写有三条戒律，是平常事，却是历史上君王很容易冒犯的：一、保全后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子孙不得有违此誓。说是戒律，其实很充满人情味。两宋各代皇帝基本上能够遵守此誓。在对待亡国之君方面，历史上还没有一个皇帝像宋太祖这样优厚。尽管有好几位后来死得不明不白，但身后无不被迫封厚葬，子孙安享荣华富贵，比如南唐李煜，吴越钱傲，南汉刘枨，北汉刘继元，还有后蜀孟昶以及柴氏子孙等等。至于第二条也是基本做到了。宋朝士大夫即使有抗上的，只要是忠心体国，基本上没有杀头的。即如胡铨这样明确提出“请斩秦桧”的抗疏，也只是贬逐荒地了事。
两个故事讲的是一个道理：宋太祖的立国家法是右文抑武。抑武亦即抑制武将，使之成为文官的从属，不掌军事实权。上至国家军事首脑机关枢密院，下及各次出兵的前敌指挥，都是以文官为职，武将既无实权，也无常兵。军队是兵无常帅，帅无常兵。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么?然而，在太祖眼里，“武”太重要了，以致带有一种恐惧。打不了胜仗不要紧，只要不对皇位构成威胁就好。后来，岳飞之死的根本奥妙就在于此。
右文即尚文，一是实行文官政治，二是推崇文化。前者在处理军政关系上确实做到了，但在本质上不然。皇帝采取种种办法，力度分散宰相及行政机关的执行权力，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结果出现名实分离、叠床架屋的庞大的官僚新体制，为中后期的朝政腐败种下了因由。后者确实起到了昌明文化的积极作用，成就极大。不要说丈人士大夫受到社会普遍的尊重和皇朝的礼遇，就是连狄青、岳飞这样的名将，也往往要折节读书，留意斯文。仁宗朝的田况在其所著《
儒林公议》中引尹洙语日：
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及矣。
当时，在世人的眼里，考中状元，竟比一位领兵几十万浴血沙场收复失地的大将，还要荣耀得多。狄青以卓著战功而成为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因非文人出身而受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挤，其名望和身份大大低于当时进士出身与他平起平坐的枢密使韩琦。狄青心里明白，对别人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
说到尚文，当我们漫步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时，就会发现，中国社会风习在唐宋之际变尚武为尚文。唐时人们，大多崇尚粗犷雄豪，无畏无惧，唐诗中随处可闻尚武的铿锵之声。杨炯表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王维感慨，“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李贺吟叹，“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杜甫长啸，“男儿应斗死，壮士耻为儒。”李白则更显一副好勇斗狠的气度。
到了宋朝，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巨大的变化，渴望建立军功的志向，变成了“惟有读书高”；“醉卧沙场君莫笑”的审美意境，变成了“将军白发征夫泪”；“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的壮烈心境变成了“浊酒一杯家万里”。再加之后来南宋的地理环境、区域文化等因素，诚如诗人们唱的：“东南妩媚，雌了男儿”，手握折扇，优哉游哉或“之乎者也”的白面书生开始成为中国男性的典型形象。
宋虽有豪放之词、铿锵之语，落地铮铮，可为须眉扬威，不过，与唐边塞诗之雄壮格调相比，壮则壮矣，未免衔悲，属于悲壮之美。原因在于宋代官场尚文抑武，疆土从未一统，故而从武一途虽豪情万丈，终不免怀有壮志难酬之悲。
一般来说，在国强且无边患的情况下，尚文无可非议。宋朝则不同。国家在强邻的虎视下，在抑武的前提下去“右文”、“尚文”，实际上在吞噬人们的忧患意识、争强意志、拼搏气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精于舞文弄墨、吟风唱月，拙于舞刀弄枪、运筹帷幄的文人。这些文人士大夫死忠朝廷的节操是没话可说的，但在抗敌的实战经验和战略武谋方面却远远不如狄青、岳飞、韩世忠等等，比如张浚、虞允文、张世杰。
从宗泽、岳飞二人在建炎年间的一番对话，就可以轩轾分明其战争精神的差别。他二人都矢志抗金，忠贞不贰。宗泽是进士出身的文人就武职，任东京留守使。岳飞是行伍出身，当时已历经百战，在宗泽手下任职。一天，宗泽拿着兵书阵图给岳飞，并说：“你的勇敢、机智、才能、武艺确实很好，自古良将也比不上你。不过，你在战斗中喜欢没有规矩的野战，这不好，应当学习这些作战阵图才是万全之计。”岳飞不以为然：“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泽深以为“是”。
可悲的是，国难当头的时代焦灼地呼唤军事雄才的出现，然而，在既尚文抑武又小人当道的社会里，军事雄才即使功名显赫，也难避免壮志难酬的悲剧。你看，岳飞的中原大战是何等的威武壮丽!风卷残云，所向披靡，挡我者死，降我者生。他把有宋以来的窝囊气一点不留地还给了金军将领。兀术哀叹：“我自海上起兵以来，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失败!”准备撤出汴梁北还。素以凶残闻名的金将乌陵思谋安抚其部下：“不要动，等岳家军一来我们就投降。”
“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就是当时敌我双方的一致评价。
然而，这样一个军事雄才不就是被“右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整治得命丧风波亭么?令人深省的是，岳飞刚死，和议即成，那个写得一手绝妙好字——瘦金体的宋徽宗的灵柩被金国运还了临安。在临安至绍兴的官道上，辘声依呀，灵柩摇摇，徽宗的骨骸被送去安葬。恰在此时，岳飞遗体被狱卒隗顺从临安大理狱偷偷背出埋在北山的野地里。也许，在岳飞的英灵看来，官道上的车队不正预示着赵宗王朝这辆破车正辘声依呀地走向末路么!确实，此后至宋亡的百余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倚天抽剑、叱咤风云的军事雄才了。
七
尚文的另一个结果就是皇家尚武雄风的荡然无存，遗传基因的日渐雌化。
拿宋钦宗赵桓来说，相传其在金国曾与辽国末帝耶律延禧同囚一庙。一天，金国将领比赛马球，海陵王完颜亮命这两位也去凑趣。六十一岁的赵桓文弱，骑术不好，竟从马上跌下，被马蹄踩死。八十一岁的耶律延禧体格强健，欲乘乱逃遁，结果被乱箭射死。就个体生命而言，讲文化素质，赵桓远高于辽帝，论生命强度则完全相反。在冷兵器时代，赵桓之死极为窝囊，耶律延禧之死堪称至勇。
赵桓的父亲徽宗赵佶诗画皆佳，书法尤绝，风流无匹，儒雅至极，连京师名妓李师师也向他投情献媚，即使在今天人们看来，其“瘦金体”书法、《芙蓉锦鸡》等画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亦难抹杀。史载，他对绘画对象的观察极为细微。某日，命画师对实物各画一幅孔雀欲升藤墩的图像，此时孔雀双腿立地，画师凭想象构图，均不称旨。徽宗说：“孔雀欲升高，必先举左腿。”经证实，皇帝的观察正确，画师无不叹服。
且慢，他是皇帝，此时金国正对他的王土虎视眈眈呢!比起北方游牧民族那种永不驯服的野性、倚天挥剑的气魄、蔑视一切的胆量来，赵佶这些能耐真是小菜一碟，显得那么懦弱无能。
早年看《杨家将》，总对萧太后不服气，杨家将武功盖世，竟被这老太婆大战几十年以致死伤累累，“满门忠烈”，深感大宋无能，男儿亦弱。读了《
辽史》，方知《杨家将》对杨家吹牛成分居多，其败于萧手亦属不冤。萧太后即萧绰在辽执政二十七年，正是宋朝立国初期，就军力而言，宋优辽弱。但宋、辽间为争夺燕云十六州而发生的四大战役，除“澶渊之役”打个平手，其余三役均系宋败。且不说萧太后军事才能如何杰出，即若尚武精神，亦强于宋。《
辽史》中“兴宗本纪”载，重熙十年(1042)九月，她——一个万金之体的老太太竟亲自射获熊；“道宗本纪”载，咸雍元年(1065)秋七月，她射获熊，冬十月，射获虎。
这，在宋王朝不可想象。
其实，就像中原社会几千年的宫廷权谋斗出了武则天、慈禧，书香文风熏出了蔡文姬、李清照，是历史环境使然，以契丹游牧生涯造就萧太后亦属不奇。事实上，在萧太后前后，辽国有好几位能征善战的皇后，正如《辽史·后妃传》说的，“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比如，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皇后述律平曾领导平定辽国的边裔部落室韦，“名震诸夷”。辽兴宗的皇后萧挞里，在皇太叔耶律重元和楚王耶律涅鲁古父子俩谋反时，临危不惧，领兵以少胜多平定叛乱，帮助辽道宗耶律洪基坐稳皇位。萧绰的长姊齐妃，也是一位打仗的好手，曾领兵西征，捍边有功。辽国如此，可见宋朝以后面临的女真金朝、蒙古元朝这些对手是何等模样。宋朝的降将郦琼在亲历了宋、金两边军队后说：我跟从大军(指金兵)南伐时，看到元帅、国王亲冒锋镝，身先士卒，这样三军将士谁敢贪生怕死。而江南(指宋朝)诸帅，每当出兵时，总是身居数百里外，称之为持重，指挥军队喜欢公文往来，偶尔亲临前线，撤退时定走在前，如此不覆亡才怪呢!此话虽有拍马之嫌，确也道出实情。
宋朝的灭亡，人们常常忽略一个重要因素，亦即对方的优势。历史上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冲突，固然不乏前者的拓边耀武引起的，更多的则是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侵入中原农耕文化圈所造成的。自然环境恶劣的逼迫，内地农耕社会巨大财富的吸引，落后社会制度所固有的掠夺性和野蛮性，驱使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不断南侵。这些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培养起来强健的体魄、征服的欲望、搏杀的野性，加之以快速、善变、奔袭、冲刺见长的骑兵纵横驰骋，使他们在冷兵器时代占尽了军事上的优势。在宋朝，同汉唐时期不同，与之对峙并立的少数民族政权都是全盛时期，而且都深受汉文明的影响，模仿汉制建立起完整的封建政权体制，还学会运用火器攻城，这就把其军事上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古代中国，巍巍长城不仅是军事防御线，也是一条自然与经济、民族的重要分界线。狼烟滚滚，刀枪碰撞。长城南北的带状地区，成为古代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主要交战地带。其中争夺最激烈的是河套平原、河西走廊、辽东地区，及华北地区的“燕云十六州”。这些战略要地一旦落入游牧民族之手，就会以万马奔腾之势破竹而来，直接威胁中原王朝的安全。有宋一朝，这些战略要地恰恰都不在宋朝的掌握之中。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的丧失，中原实际上已无险可守，这就给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南践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于是，青锋出鞘，铁蹄追风，他们以自己独具的野性和强悍，夹杂着汉文明的机智，一蹬脚就踩碎了中原大地的宁静，一伸手就把那满弦的巨弓久久地定格于江南柳丝婀娜、夕阳滴血的轮廓里。
八
当我们再次将视线拉回到崖海时，仿佛看到陆秀夫在纵跳之前仰天长叹：
大宋王朝啊，你也曾一度辉煌，龙威凛凛，向世界喊出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千古壮语；你也曾红袖飘香、风情万种，踏着宫娥的舞步，忘形于“瘦金体”的纤柔秀美；你也曾囚衣缁衫，铁窗望月，乘着梦中的航船沉吟于将栏杆拍遍的万千愁思；你也曾忠臣列队节士万千，他们以自己的忠肝义胆给你带来末世的真诚安慰。你有过任何朝代应该有过的一切，你也有过其他朝代所没有过的壮举。你该安息在青史丛中了。
而我，将把肉体献给大海，作为她向苍天的祭礼。
我的灵魂将在大海中涅槃，我愿与大海一起呼吸，一起啸吟，无边无际，无始无终。
2001年10月于浙江东清民丰居
责任编辑：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