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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土坡
       1971年秋天，有些人从北京探亲回来，开始谈起让人感到疑虑奇怪的消息，比如这年九月下旬的深夜，各学校忽然接到上级通知，第二天将在全市举行的庆祝国庆盛大游行的彩排暂停了。后来，又通知，国庆游行也停止了，改为去各大公园游园。还有，传说在九月下旬以后的几个月中，军队当中特别紧张，军人们的休假也取消了，处于某种紧急戒备状态。这些小道消息流传着，人们交头接耳，悄悄议论。
       一天清晨，吃早饭时，父亲满脸神秘的样子，压低嗓音对我说：“施亮呀，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有些事情也该让你知道啦，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大事情!你要保密!告诉你，林彪出事了……”
       “啊——是不是，林副主席身体情况……恶化?”我立即想起这两年不断祝愿他“永远健康”的仪式。
       “不是，不是。他和他的老婆叶群，还有一群人开飞机跑往苏联，在外蒙古摔死了!”
       “啊!啊——”我瞪大眼睛，张口结舌，半天说出一句傻话，“他——他干吗要跑到苏联去呀?”
       “我哪儿知道!”父亲瞅我一眼，又说，“肯定是中央内部又发生一次激烈斗争吧?这些内幕将来总会搞清楚的。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讲啊，这是很严重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连连点头说。可是，我仍然认为此事简直是不可思议，有五雷轰顶的感觉。
       那天上午，我坐在教室呆怔怔的，老师的讲课也没听进去，脑子里有无数疑问盘旋：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又怎么可能呢?我忽然发觉，自己原来坚信的那些玩意儿——政治口号呀，教条和理论呀，等等，像小孩子摆的积木，哗啦一下子坍塌了……
       我产生出苦恼，却又不仅仅是为自个儿的苦恼，那么，又是为谁呢?为那个交织着困惑与矛盾的人生吗?为这个充满迷惘和徘徊的世界吗?又想起有一个夜晚，我们这些孩子们，听说连里一个老头突然死了。在漆黑的夜色里，大伙静静抱膝坐在土埂上，谁也不说一句话，只倾听远处隐约发亮的水田里一片喧嚣鼓噪的蛙鸣，呆望更遥远处村落的点点灯火；夜空中闪烁颤抖的星星，孤独一轮清月，带有土腥青草味儿的风吹来，小伙伴们更紧地依偎一起。一瞬间，我们少年的心灵感受到了深刻的孤独与虚无，这也许是对生命认识的某种神秘感吧?它使我们稚嫩的心头萦绕了苦闷，也充满了沉重。
       过几日，我还是忍不住向少年朋友宓乃站倾吐了苦恼：“唉——我知道了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可是……我绝对不能跟你说!”
       宓乃站眯起细眼睛，也说：“我也知道的。那，咱们就都别说吧广
       我俩哈哈大笑。哈，你也知道啦?我知道啦。我心里有一个问题，他的话，他的文章是不是都是反动的，都应该批判呢?是呀，当然该批判!那么，为什么当初把他的名字写入党章呢?唉，我也搞不清楚，心里也有好些疑问呢……
       宓乃站又建议我读几本理论书籍，于是，我们从大人宿舍里借来了一些小册子看。那是六十年代初中苏论战的一些文章，有当年家喻户晓的“九评”，也有《列宁主义万岁》《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后来，又读《国家与革命》，读不太懂，又借了许多外国历史书看。商务印书馆的人们带来了很多书，一箱一箱放在外面，我们常常跑去偷书看。
       一天下午，宓乃站对我说：“我带你去个地儿，有一座红土坡，还有一大片湖水……”
       刚下过雨，经过那片小竹林时，一棵棵如碧玉制成的竹子散发出凉爽清气，清翠竹叶滚动着晶亮水珠。一串水珠不断滴落到我俩的脖子里。我们又绕过了王六嘴的小卖店，再穿过一片树林，见到了那座红胶泥土的土坡。湿漉漉的红泥散发出土腥味儿，杂乱的小树投下一道一道斜影，在落满腐叶的山坡上折成许多皱褶。
       山坡下，一片浩淼的白茫茫湖面，微微荡起涟漪，与淡灰色的天幕连接到了一起。我们捡起湖边的石块，一小片石灰质的石片，很薄，呈紫红色。宓乃站捡起一片，歪着脑袋向湖面抛去，石片连续在水面跳跃几下，才沉落到湖里。我也兴致勃勃跑去参加，却没有他打得好，石片只蹦了两下，就沉底了。宓乃站越扔越高兴，把一小块紫红色石片抛得远远的，像一条小银鱼接连在湖面跳跃。
       不远处，还有一棵红枫树。秋天时节，血红的枫叶犹如一簇一簇火焰，也更像一只硕大的火炬，通红通红地焰焰欲燃。
       后来，我又招来另一批小伙伴，有蒋峤、陈殿、王红、肖翔一群孩子，在红土坡用松球、泥块儿互相扔来扔去，有时候，在那儿流连徜徉直至天黑。
       还去附近的竹林里打蛇。我们穿上长筒胶靴，手拿棍子、铁锨，在林间悉悉宰宰走着，碰到高高的荒草丛，就在里面拨拉一阵。突然，会有一条蛇蹿出，有金环蛇，有银环蛇，也有眼镜蛇，大家一声吆喝，举起铁锨，照准它的头部铲去。这要眼疾手快，稍一发怔，那蛇昂着头，摇摇摆摆便溜走了。
       头一次见剥蛇皮，是萧桐捉到一条眼镜蛇，他用小刀子剖开蛇的腹部，将带有粗糙鳞片的蛇皮扯开，我竟发现蛇肉是雪白的!白得触目。又一回，小伙伴们捉到了蛇， 自已炖蛇汤喝，端来一碗叫我尝。我壮了胆子喝一口，只觉得滚烫的，舌尖麻酥酥的，只是跟着别人附和着：“鲜!鲜!真鲜!”其实心里还是存有恐惧，并没有分辨出滋味儿。
       跟刚到干校时不一样，我的兴趣又渐渐移到读书上，觉得整天疯玩也无甚意思。我啃那些理论书，是希望它们能解答幼小心灵中的许多疑问。
       干校人们的思想也是动荡不安，大家预料到“林彪事件”后，政治局面也许会发生变化。可是，又将是怎样的变化呢?谁心里也没底。以后，果然，北京军区的军代表们纷纷撤走了，又来了湖北省军区的军代表。连队里的政治气氛也不是那么浓厚了，抓“五一六”运动也无形中停顿了，起码不像以前那么起劲了。
       星期日，我家常聚集了一批人打桥牌，同事们一块儿玩玩聊聊，妈妈再来弄点儿吃的东西。记得有如今已经去了美国的高骏千叔叔等人，龙世辉叔叔也经常过来看看，一块儿闲扯。一天傍晚，大家都散去了，龙世辉叔叔却留下，坐在小板凳上神色凝重问父亲：“老施呀，你看，这个……局势会怎么样呢?可能有什么变化吗?”
       “当然会有变化。”父亲顿一下，又说，“这是谁也挡不住的。”
       “哦——会发生很大变化吗?我的意思是，巨大的……比较彻底的，变化。”
       “这，不太可能。”父亲沉吟片刻，双眉紧蹙，字斟句酌地说，“嗯，嗯，由于各种重要因素，我看不可能……就是说，还是不能摆脱它的惯性，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我明白!我也是这样估计的。”
       龙世辉叔叔是搞当代文学的编辑，建国后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如《林海雪原》《三家巷》《苦斗》等，都是经他手发稿的。他与父亲的关系很好，有时也议论局势，谈起基辛格访华等敏感话题。
       我当时却对父亲并不佩服，认为他受西方思想影响太深，世界观过于右倾，平时又胆小谨慎，自家且保自家身。我自以为与父亲是两代人，思想观点不一致的。不过，我也看腻了那些理论书，又从大人门前的柳条箱和纸箱里，偷出许多外国名著读，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有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复活》等等，又迷上了它们。
       我经常独自一人捧一本小说，到那红土坡的大红枫树下，津津有味地读一下午，直至灰色暮霭降临，书本的铅字也混沌一片了。我拿着书慢慢溜达回家，刚才书中的那些情景：草原的篝火，踽踽的夜行人，宫廷的舞会，伯爵和小姐们，战场的厮杀……这些犹如眼前那一幢幢茅舍的炊烟袅袅散去。稻草烟的气味，又使我触目于自身所置的图画：深红的土地，灰色的湖泊，黑乎乎的竹林，一片又一片闪亮的水田，牵了水牛下工的农民们。我突然感觉，这个世界是多么繁杂，多么斑斓，又是那么空漠，那么无限。
       我记忆中的那个红土坡，那一株红枫树，是鲜明的，也是永存的。宓乃站以后告诉我，那株大红枫树不知怎的被人砍倒了，牛汉叔叔还写了一首诗《悼念一棵枫树》。我却不相信就是那一株大红枫树。
       最后再提一笔，写此文的三月前，也就是今年(2001年)8月8日，少年时的朋友宓乃站不幸病逝。他只比我大一岁，也就是46岁，可谓英年早逝。
       鱼干风波
       林彪事件不久，那批飞扬跋扈的北京军区的军代表们撤走，调来的是一批湖北省军区的军官，属于地方部队，大都是军分区的兵役局长，或科长，或某县武装部长。我们觉得，这批军代表显得挺土气，连军装都裁缝得歪歪扭扭，又洗得发白破烂，而不及北京军区的野战军军官们军装笔挺。，他们来后，干校的局面却多少松动些了。也不再像对待集中营的犯人们那样由军代表训话，“不老实拉出去枪毙你们”云云。有一些老干部也陆续被解放出来，其中就有父亲的老领导，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孙绳武伯伯被调到大队当教导员，而韦君宜老人则在十四连任指导员。
       前些日子，我重读了韦君宜老人写的回忆录《思痛录》，内心极感动，由此我才真正得知了老一代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痛苦与牺牲，所付出的惨重代价!她在书中描写一个细节：“有一次，盖房子抹墙，三面高处都有人抹墙，我站在中间的踏板上，向三面供泥。下面给我供泥的是两个十三四岁的家属男孩子。他们也知道我是黑帮，就以耍我作为娱乐。这边一铲还来不及送上去，那边又喊：‘来呀!来呀!韦君宜来呀!’忙得我几乎从踏板上掉下来，他们却大笑。可见人是有一种自然虐待他人的恶作剧嗜好的，给别人以痛苦，自己并不介意。”
       所写的那时刻，我正在乌龙泉，也不知道是哪个小伙伴的恶作剧。不过，我想，倘若自己在场，会是怎样呢?大约也可能是站一旁看着哈哈笑。在文化部干校，文化人的这群子弟反而滋长了“反文化”心理，泯灭了善良的同情心，以捉弄人为乐趣，以粗野为荣耀，已经丝毫没有中国伦理道德的敬老观念。我刚到干校，一反原来的温驯懦弱的性格，变得爱打架，曾经抄起铁锨打人，急得父亲整夜失眠。
       这些调皮孩子们眼中，韦君宜是个奇怪的人。一些大人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造反派从牛棚将韦君宜拉出来审讯，却发现她真的被批倒批臭，甚至被批疯了。她穿的衣服整个一夏天也没有洗，发出酸臭味道，嘴里喃喃自语。造反派问她问题，她只是直怔怔的目光呆望着审讯者，吓得造反派也不敢接近她了。她到干校以后，监禁被解除，仍然显得很神经质，爱自言自语，一个人说笑。
       有一回，我和一个小伙伴回宿舍，看她远远挑了一担水过来，那个小伙伴推着我咬耳朵说：“你看，你看，韦君宜……你不要目光直对她，悄悄看着……她是不是在说话?”
       我们放慢了脚步，觑眼偷瞧着她。果然见她，边走边喃喃自语，突然，嘴角一抽搐，自个儿又笑了。看的时候，我们只觉得好奇，哪里知道她心中压了那么多的闷抑和痛楚!
       她被解放了，成了十四连的指导员。有一段时候，她头戴一顶蓝帽子，穿一套旧制服，腰间扎一根皮带，一副英姿飒爽的女“五七战士”的形象，又使我们感到古怪。后来听大人们说，那时她回北京探亲，下火车也还是干校打扮，戴一顶破草帽，穿了短裤，用扁担挑了行李物品，这么大摇大摆在北京街上走。以至于到了家门口，还被邻居认为“你们家来了农村亲戚!”
       她是异常真诚的，也是天．真的。将这儿也看成是南泥湾一样的垦荒战场，而自己则是走五七道路的五七战士。担任指导员后，她感到有些忧虑，连里的纪律松弛了，回北京超假的人多了，买零食的人也多了，大发牢骚的人也多了。她甚至也曾经想整顿一下纪律。
       湖北来的军代表却不是那么想。一个又高又瘦的修科长，又一位胖墩墩的尹局长，两人都是地方部队的干部，并不是住在大兵营里的野战军。他们在地方也是上班来下班走，有家眷的，大概很不习惯这里的准军事生活。尤其是尹局长，常常拍着隆起的胖肚皮，跑到厨房：“今天又做啥子吃呀?呀，呀!又是清水煮洋白菜啊!”他们实在吃不下清水煮洋白菜，清水煮萝卜，又不能命令厨房单给自个儿做小灶，这样不好，于是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家那时已经自己开伙了。妈妈生个小煤球炉子，又种了一小片菜地，时常悄悄向老乡们买点儿鸡蛋、鱼肉等等，生活是改善多了。父亲也经常请要好的几个同事来喝酒。
       一日上午，军代表修科长忽然将妈妈叫到大队部，张口就问：“唔——听说这儿的鱼挺便宜，是不是?”
       “好像——挺便宜。”妈妈不知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小心翼翼应付他。
       “我过一些日子要回家探亲，想买点儿鱼带回去。”他掏出五块钱，给妈妈，“麻烦你，帮我买吧!先买五块钱的!”
       妈妈想一想，说：“您的五块钱，可以买十几斤鱼，这么多鱼带回去，怕烂了，总要腌一下，晾一晾……”
       “那你就帮我腌一下，晾一晾吧，谢谢你啦。”
       “这倒不要紧。”妈妈犹豫地说，“不过——我怕影响不好。连里有纪律，不让向农民们买东西……”
       “这个，你不用管。”修科长神气地一摆手说，“你就只管往外晾吧!”
       妈妈晚上与父亲商量此事，那时军代表是干校主管，当然只能帮他们做事。不久，妈妈就买了一批鱼，将它们用盐酒腌泡，又晾在了所住的四合院里铁丝上。
       这事很快就有人汇报到了连部。韦君宜老人大概也认为这是公开破坏纪律，买那么多鱼而且晾出来，影响多不好!她就急忙跑到了大队部，向修科长汇报此事，认为这对连里整顿纪律是不利的，起了不好的影响等等。
       没想到，修科长却不耐烦地说：“家属嘛，既然可以自己开伙，去买点儿鱼，改善一下生活，有什么了不起的……”
       她辩白说，干校是有纪律的，不准向老乡们买东西。
       修科长却又说：“我正要跟你说，五七干校又不是军队，搞那么多严格的纪律干吗?你们这批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嘛，要注意他们的身体健康。现在食堂里天天是萝卜白菜，也应该改善改善嘛……”
       韦君宜老人倒没有在这桩事上对抗军代表。她刚被解放出来，也受尽了各种运动的折磨，也可能那时直觉地认识到，干校里的政治气氛还是松弛一些比紧张起来更好吧。于是，整顿纪律也就不了了之。不过，她对自己的要求却是很严格的。据说，她后来回北京探亲，确实因事耽误而超假了一两天，便反复在全连大会上做自我批评：“我刚当指导员，就没有以身作则，应该做检查。”
       这以后，干校的纪律也就松多了，可以买零食了，有许多人还用罐头盒自做了小煤油炉子，偶尔自个儿做一餐，开荤解馋。有的叔叔提起此事，冲妈妈翘起大拇指，说她“打开了一个缺口!”其实，湖北军代表的此举，也未必是由于开明或思想解放等原因。
       这个世界上，也并非见得都是有高尚思想动机的人，才一定做好事，反之亦如此。这正是生活的复杂之处。
       八十年代初，我们回北京后，父亲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韦君宜老人将随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她请父亲去她家谈一谈关于美国文学的情况。晚上，父母两人一起去她家拜访，韦君宜老人专门拿出个笔记本，极认真地做着记录。谈话中，她还时不时热情地转脸冲妈妈笑一笑。妈妈回家后说：“她笑得我实在尴尬，不知说什么好。”
       几年后，有一次，我与韦君宜老人在大街相遇，我热情地招呼她：“韦阿姨，您好!”
       “你，你是——”她怔忡一下，才记起我，“你是——杜什么的……儿子!”她最熟悉的应该是我父亲，仓促间却说出我母亲“杜什么”的名字。大约，“鱼干风波”仍然在她记忆里留下一些痕迹吧。
       我开始写作
       到了春天，共产主义学校的一大批小学毕业生回来了，向阳中学也扩大了，有了近百名学生。我们被交给了文联管理，新转学的那批学生们无处上课，在大队粮仓隔出一个角落当教室。而初二和初三年级的教室，也只是二十来平方米的两个房间，自然比不上大城市的教室，甚至比乌龙泉的农村学校教室还要紧巴一些。
       与我同一教室的两个同学陈殿和丁强，他俩异常聪颖，又非常调皮，常一唱一和地”上课捣乱。尤其是陈殿，他是著名诗人陈迩冬先生的儿子，从来模仿哪个人都是惟妙惟肖的。有一回上历史课，历史老师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丁羽先生，他在讲课，陈殿就搭下茬。气得丁羽老师脸红脖子粗，一拍桌子，将家乡方言也带出来：“你弗要格瞎胡闹哉!”陈殿也一伸脖子，模仿他的样子说：“你弗要格瞎胡闹哉!”逗得全班同学捧腹大笑，连丁羽老师自己也忍俊不禁地笑了。
       中华书局的翻译家陈羽纶先生的妻子俞士洪老师担任语文老师，那时她叫俞红。俞老师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造诣很深，记忆最深的是她讲解两篇鲁迅的散文，深入浅出给我们传授了许多文学知识。一天语文课上，有个同学跟她顶撞起来，那同学说了一句很过分的粗野话，这话严重伤害了俞老师的自尊心。俞老师愤怒盯住那同学，紧抿嘴唇，脸色苍白，突然，眼睛里噙满泪水。教室里鸦雀无声，甚至那同学也怯生生地低下头。沉默一会儿，俞老师沙哑地说：“嗯，咱们接着讲课吧……”她神情疲惫地继续讲解课文，那一节课变得特别安静，同学们也都默默无语了。后来，俞老师并不记恨那个同学，仍然对他亲切和蔼，而我们这批孩子也油然对她增长了尊敬之意。这个场景，至今在我记忆中不能磨灭·。有时，维护个人尊严，未必见得是狂吼大叫，甚至挥拳动武；维护个人的人格最好办法就是个人的品格，最软弱的或许却是最强硬的。
       那时，我开始比较偏爱文科，不很喜欢理科。一次，教数学课的杜贤铭老师对我说：“你不要以为理科和文科没有关系，世界上的许多事物都是有关联的。”我好奇地问：“数学和文学有什么关联呢?一个是数目字，一个是讲故事……”杜老师说：“以后你长大就会知道搞文学——特别是写文章，也用得着数学的逻辑推理等等的思维方式……”这一番话，也使我过于偏颇的思想得到新鲜的启迪。渐渐地，我对数学、物理也有了兴趣。以后回到北京，转学到二中，毕业时我的理科成绩还是不错的。不过，我初中毕业后被保送至东城师范，速成培养为中学语文教师，再也没有机会接触理科了。我的数理化基础知识很薄弱，这在新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也使自己的知识结构造成了畸形发展趋势，不能不说是一种憾事。最近，我重读《爱因斯坦传》，对书中一些最基础的物理名词都糊里糊涂，更深深感觉到这种缺憾了。
       向阳中学有一股好风气，教师与学生们平等相处，坦诚互待，大家共同讨论问题。那时文联的续邦先生是校长，宿舍里时常挤满学生们，大伙随意聊天，东拉西扯，不仅师生间的藩篱撤除了，大人与孩童间的藩篱也撤除了。我与一群小伙伴还经常到蒲振元老师的宿舍聊天，时常聊到深夜才散。这种开明作风颇能鼓励孩子们独立思考，形成自立人格，也算文化部干校的某种文化特色吧?
       一天黄昏，我独自坐在窗前，刚合上一本书，怔忡地痴望从窗外射进的夕阳，院里人们的说话声，远处模糊的工具撞击响，还有映在墙壁上几道淡黄的光影，好似魔方一样吸入周围的喧嚣与噪声。这时，我有一种心旷神怡的静谧感，轻飘飘的生命仿佛只余下灵魂，也随之融入魔方之中。其实，这只是心灵与大自然贴近后产生的奇妙幻想。蓦然，我的脑子又闪出了那个念头：或许，我也可以写一本书?
       连我都知道这念头是狂妄的，可笑的。但是，它又是那么难以抑制……早在两个月前，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躺在床上，倾听屋外嘀嘀嗒嗒的雨声，胡思乱想着，就冒出过这种念头，我应该写一部小说，而且是长篇小说。既然眼前有那么斑斓的生活，为何不把它描绘下来呢?这个可笑念头，如今越来越顽固地留在我脑子里。是呀，也没有试一试，怎么就知道自个儿不行呢?只要试一试，再不停地试下去，也许就成了呢!
       那一夜，我失眠了。
       翌日清晨，吃早饭时，我忽然对父亲说：“爸爸，我昨晚想了一夜……我打算写小说!”
       “你——写小说?”父亲一怔，反问：“写什么小说?”
       “写长篇小说!”
       父亲脸上是好笑的神情。他不再说什么，只是呼噜噜吃着泡饭。顿时，我觉得羞愧难当，自己也变得很可笑了。吃完饭，他转脸温和地对我说：“你知道吗?你现在还小，阅历、文学修养都不足。你应该多学习，我要你学外语，你为什么总是不肯学?学了外语，以后可以看更多的书啊……你却异想天开，突然要写小说!写作哪儿那么容易。唉，有的人写白了头发，也写不出一部书呢!”
       我的脸通红，摆弄着手中的筷子，喃喃地说：“我想要试一试……事情只要去做，一个劲儿做下去，说不定能做成呢。”
       父亲不做声了，深深看我一眼，又说：“那——让我考虑一下，行吗?”
       当天傍晚他下工回来，也并没有说什么。直到吃过晚饭后，才将我郑重地叫到他跟前，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想了整整一天。我同意你写小说!你写吧……我还带了不少稿纸，够你用的。一会儿，我给你拿出来，只管写吧!”
       我却忐忑不安起来，捏着衣角说：“我……我行吗?我也不知道呢，心里没有底儿呢……”
       “今天早晨你跟我讲的一句话，我可是记住了!你说，事情只要去做，一劲儿往下做，就能做成!”父亲笑了，拍一拍我的肩膀，“告诉你，这句话我要记一辈子!事情做没做成，我不管。我只管你是不是一个劲儿往下做，看你有没有毅力!”
       从此，我开始写作了。问父亲要了一叠旧稿纸后，每天下午的业余时间，我就将自己床上的铺盖卷起，迫不及待趴在光溜溜的床板上写呀写。但在我脑子里，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主题什么都没有，甚至搞不清楚自个儿将要写什么。我将这部小说定名为《五七战歌》，充满了那个时代的思想和语言，简直拙劣稚嫩的连作文也不如。这是我摇摇晃晃伸腿迈向文学道路的第一步吧。
       我将这桩事看成是很重要的，很秘密的，只是悄悄做着。可有一天，我却向诗人郭小川伯伯泄露了机密。刚到干校不久，我就通过五连的同学认识了他。双抢时节，还在大凉棚里听他讲诗歌，以后又常去他的宿舍玩，他也极随和与我们这些孩子相处。那天下午，他路过我们教室，看到了黑板报上我写的一首诗，大概是什么“红卫兵战歌”之类的吧。，
       他碰到我，笑嘻嘻地说：“哈，我刚才看到你写的那首诗了，你现在经常写诗吗?”
       “也就是偶尔才写诗，”我洋洋得意地说，“我真正的愿望爱好是写小说。我下定决心啦，一定要写出一部好看的小说。我爸爸说了，只要有毅力去做，就可能做成功!”
       郭小川伯伯脸上也是似笑非笑的模样，可能觉得我那大言夸口的神情很好玩。过一会儿，他的脸色又很严肃了，取出一根烟，深深吸一口，耷拉下厚重眼皮，点一点头说：“对，关键是毅力!只要去做，就能做成……施亮呀，我再告诉你一个具体方法吧，你现在每天写日记吗?别写成流水账。而是学着小说去描写生活中的一个场景，或是写一件事，或是刻画一个人物，或是干脆去写景物，这样每天写两千字，坚持不懈。你以后一定能写成小说。”
       “每天都写一段吗?”
       “天天都要写!”他喷出一口浓浓的烟雾，坚决地手一划，“没有毅力，一切免谈!不过，你要记住，描写那个场景时，不见得非有什么意义，你感觉有趣就行，写什么都可以。”
       “写一场打架，行吗?”
       “怎么不行!写打架也很有意思呀。你可以写双方破口大骂，两个人的神情，周围人的心理，直到最后动手……哈，洋洋洒洒，也可以写两千宇呢!”
       “这样，天天写，最后能写出小说呀?”
       “我给你打包票，肯定能写成!”郭小川伯伯一拍胸脯，极其认真地说，“你就这么练下去!五年不行，就练十年，保你能成功!我绝不骗你。哈哈!”
       这一次的谈话，我深深记在心里。郭小川伯伯教我的这个好办法，我也真的去做了。我在东城师范的住宿学校里，每日要写一两千字。照他说的，或是描摹某个场景，或是记录一场对话，甚至是写小酒馆里的一场冲突。这有点儿像美术学院的写生训练。我这么写了两年，师范毕业后才十九岁，在《北京日报》发表了处女作的短篇小说。这个短篇小说是很幼稚的，可是，总算发表作品啦，郭小川伯伯的“保票”应验了。
       至于我写的那个长篇小说《五七战歌》呢，已经写了三万余字。以后，我搬家的时候，从某个角落翻出来，瞥一眼觉得很可笑，便顺手扔掉了。如今，我又感到后悔，那一叠稿子不过是我在文学事业幼年时期的一张照片，一张小孩子光屁股的照片，留下来不也挺有意思吗?
       一个孩子眼中的诗人们
       郭小川伯伯也是干校里使人们感到钦服的一位诗人。在回忆向阳湖五七干校的文章中，除了怀念冯雪峰的文章最多，然后就数怀念郭小川的文章多了。在干校时，他的境遇也很艰难，由于他经常充满豪气地纵情放歌，写了不少诗，也就很容易让军宣队抓住政治辫子，也时不时被拎出来批斗一番。但是，他激情依旧。有人说，他是个i<老天真”。其实是纯真。他与冯雪峰老人有相同之处，那种真诚，那种献身精神，那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却并未因为苦难坎坷而磨灭，他们的心灵探索时刻也不会停止。这一代人在如今是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的。特别是郭小川伯伯，我甚至觉得，他的宿命就是火，他的胸中永远揣着一团火，生在了火中，最后也死于火中。
       难道他的心灵就没有痛苦、怀疑和困惑吗?自然有的。我在一篇文章里记述了一件事情：
       有一天，我到同学的宿舍里去玩，看见床上扔着一本薄薄的精装书，上面印着烫金的字《雪与山谷》，下面印着郭小川的名字。我翻开看看，里边有两首很长的叙事诗，《白雪的赞歌》和《深深的山谷》。“借我看看，”我举起书对同学说。“不行，”同学过来抢，“我还没有看呢!这是我刚从郭小川屋里偷出来的……”我笑着拿起这本书跑了。
       晚上，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翻开这本书看起来，看着看着，又不禁念出声来。这首美丽的诗，像一道甘洌清新的泉流，穿过一重又一重错综的山石，忽而撞起万点银珠，倏然如流星雨般消失；忽而又缓慢纡徐地流下去，静静地流淌着，它滋润了我的如荒漠一般的少年心灵。我激动起来了，想要下决心把这两首诗抄下来，不管费多少时间和精力也不吝惜。
       那个同学向我催要这本书，我一天一天拖延着。一天，在去王六嘴供销社的小路上，遇到了郭小川伯伯。他指着我的鼻子，笑着说：“我要找你呢，你是不是要私吞我的书啊!”我对他又是恳求，又是撒赖，希望他能再借我一段时间，好让我把这两首诗抄下来。“你要全抄下来?有这个必要吗?”他抬起有些浮肿的眼皮，脸上浮出愉快的笑容。“这首诗太好了，我可喜欢了。”我连声说。“好在哪儿?”他问我。“我也不知道好在哪儿，就是觉得好，说不出来的好!”我由衷地说。
       我却看见，郭小川伯伯的脸色又变得严肃起来，“不过，你要学会批判呀……”“我觉得挺好呀。”我惊愕地望着他，“干吗要批判呢?”“这首诗写得不算太好，里面有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是错误的……”一下子，他的脸色凝重起来，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你还是明天把这本书还给我吧!不要抄了，你不要受影响啊!”
       我看着郭小川伯伯，怔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我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话，更不理解他为什么批判自己的诗，因为我觉得这些诗是很美的，谁也抹不去那些五光十色的绚丽色彩……
       但是，看着郭小川伯伯的严肃面容，我不敢再向他要求了，只好答应第二天把那本书还给他。
       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就到我家来找我了，很严肃地向我立刻要回那本诗集，他还说：“昨晚我又失眠了，想来想去觉得这本书给你们看是不适当的，因为你们年纪小，没有批判能力，会受其中错误思想的影响……”我只好赶快把那本诗集还给他。
       后来，有些人听我讲到这件事时，都认为郭小川是心有余悸，怕自己受到批判。可我觉得并不是这样，他是真诚地批判自己，真诚地希望改正自己的“错误”，也真诚地希望我们这些少年人不要受他“错误”的影响……他却没有想到，他的“错误”影响使我们受益无穷，至今难忘。
       著名诗人绿原先生也在我们十四连里。今年(2001年)6月，我重回向阳湖参观，只见我们原来居住的土坯房门前挂了一块又一块木牌，其中有一间屋子前是：“著名诗人绿原先生故居。”陪同参观的农场场长问我，这是否确切是绿原先生所住呢?他说有的人提出异议，说绿原先生并不住这里。说实话，我离开向阳湖已经有三十年，记忆也是依稀淡薄了。真是记不清楚了。
       我记忆中的绿原先生那时是黑瘦的脸庞，戴一副眼镜，少言寡语，老实忠厚，谨慎持重，总是默默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别人不跟他讲话，他也绝不主动与人搭话。他的脸上绝少笑容，常是严肃又有些木讷的模样。我们这些孩子也知道他是“胡风分子”，胡风集团到底是怎么回事?据说他们曾经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所以，绿原先生(还有其他胡风分子)在我们心目中又有一层神秘色彩。那年月，在十四连里，有各式各样历史问题或现行问题的人几乎占了一半以上，又忙于着热热闹闹揪“山本五一六”，注意了新黑帮也就放过了老黑帮。比如，何启治叔叔所说，当时在连里让绿原先生来监督他，以夷制夷，就是很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一件事。
       一天晚上在家里，我仍然趴在光溜溜的床板上写小说。父亲看一眼，忍不住又说：“你现在写小说还不成熟呀，与其做这些无用功，倒真不如跟我学外语!”
       我对学外语没有兴趣，不耐烦地说：“怎么学呀!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能学好吗?”
       “只要你有毅力，当然能学好!”父亲兴奋起来，“告诉你吧，绿原的德文水平已经可以翻译作品了。你知道，他的德文是在哪儿学成的吗?是在监狱里。”父亲的语调里充满钦佩，“唉，你想一想，那是什么环境呀，他居然学成了一门外语!”
       出于少年式的逆反心理，我认为，父亲竟然佩服一个“有问题”的人，还要我学习他，真是丧失阶级立场。我嘟囔一句：“绿原不是胡风分子吗?而且是特务呀。”
       父亲一怔，怫然道：“我的意思是——要有毅力!大人们之间的事情是复杂的，你不要去管。有些事跟你说不清楚!”停一歇，他还是压低声音说，“绿原的事情……有些是被冤枉的，他根本不是什么中美合作所特务，公安部调查过的，已经做了结论，还在出版社宣布过。”
       “那是怎么回事儿呀?”
       “抗战时征调大学生到军队服务，下命令要绿原去中美合作所。有个同学告诉他，那里是特务机构，他没有去，就跑掉了。”
       我听了此事，感到无比好奇，心中又出现极大困惑，天真地说：“那——毛主席的批示是错的呀。我觉得，毛主席应该给他平反，不是说有错必纠吗?起码，说绿原是特务的那句话就应该取消呀!”
       父亲不禁失笑，“什么——让毛主席给他平反?唉，真是傻孩子，跟你越说越说不清楚了!”他又肃然道，“这些事情，你知道就行，可别出去乱说呀。”
       从那以后，我遇见绿原先生，总要悄悄觑一眼，内心有一种复杂的同情心理。啊，这人是被冤枉的。可是，他的冤枉又是难以洗清的，难怪他总是默默无言呢。
       大约十几年后，绿原先生发表了长篇文章《我和胡风》，叙述他自己那一段曲折坎坷的经历，怎样由热情的知识青年投身革命，却在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漩涡中沉浮，最后又陷入牢狱。这也是父亲专门推荐给我看的，使我在《新华文摘》读到了此文。读后，我心潮激荡起伏，久久难以平静。与读了韦君宜老人的《思痛录》一样，我感触到，翻开那一页页老一代人饱经患难的命运史，不应该只是惊骇、叹息和怜悯，我们这一代人更重要的是反思，要将老一代人对历史悲剧的思考继续下去。所以，我们这些后来者不能只是沉溺于灯红酒绿和纵情声色的享乐氛围中啊。
       著名诗人牛汉，干校时的名字叫牛汀。大伙都管他叫老牛。
       牛汉叔叔也曾经被打成胡风分子。或许挨整以后，他觉得自个儿不该自名为一“汉”，而应该自贬为一“丁”吧。即使自贬为一“丁”后，他依然为堂堂正正一大汉子，身材一米九○，像高大的篮球队员，几乎是全连最高的个子了。他戴一副眼镜，平时笑嘻嘻的，唇上一颗黑痣跳动着，待人行事谨慎而有分寸，虽然生性乐观，又常常沉默寡言，却也掩饰不住蕴藉的豪气。他算是连队里的重劳力，光着膀子，肩膀上搭一条毛巾，经常担负了最沉重的劳动。
       当时，我的同学蒋峤跟牛汉叔叔很要好，黄昏时分与他一起散步，随意闲扯聊天。有那么一回，我也跟他们一块儿溜达，正说着什么，牛汉叔叔眼睛一亮，指着草丛道：“看!花——蓝色的小花!”我傻呵呵问：“这花叫什么呀?”他仰头哈哈一笑，“我不知道!”我发现他对自然间景物特别喜爱，也特别敏感。
       又一回下湖劳动，午间人们聚集在大凉棚休息，正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忽然，牛汉叔叔站起，对一人勃然大怒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刹那间，凉棚里寂静下来，人们面面相觑。那个大人嘟囔一句：“开个玩笑嘛……你何必认真?”父亲也走到牛汉叔叔背后，拍拍他肩膀说：“老牛，算啦算啦。”牛汉叔叔转过脸，对父亲委屈地说：“老施，她是在讽刺我!”这个小插曲很快就过去了。一会儿，人们又闲聊起了别的。
       在家里吃晚饭时，我们又随意提起这事。父亲笑着说：“哈，老牛发起了牛脾气啦!”又说，“老牛是诗人，感情丰富，自尊心特别强……”
       我好奇地问：“爸爸，他还是诗人?什么时候写过诗呀?”
       “五十年代，他就写了不少诗。我以前读过呢，写得很有味道。他那时已经很有名气啦。”
       我才知道，牛汉叔叔是一个诗人。不过，并不感到惊讶。在幼小心灵里，我已经有所感觉了，他的性情就是诗人的性情，在他一米九零的魁梧身躯中，终究会有那么一次爆发的，就是诗的爆发。
       在我们那个小山坡上，还有许许多多著名诗人，例如臧克家、张光年、李季等人，要拉出一个名单来大概会很长的。这里是聚集了诗人的世界，却并不是诗的世界。虽说如此，在苦闷的生活压抑中，仍然产生了诗。
       慢慢走
       从十四连驻地到十五连驻地有一小段路程，有小山坡，然后便转上公路了。路边有几棵桂花树，花季时节，满树金灿灿的桂花，清香阵阵，随风飘来。树下，常见金黄桂花薄薄铺地一层，我跑去捡起一粒一粒的桂花装进玻璃瓶，妈妈再用糖沤上，就是自制的桂花糖了。
       时值初秋，驻足赏花。我不禁想起北京城，怀念那里的家，那里的一条条胡同和大街，那里的学校和同学们。此时的干校已有些人心浮动，人人暗自思忖出路问题，有极少干部从干校被分配至武汉市工作，也有些小伙伴已经回到北京。思来想去，内心有了一点点儿忧郁，又酿出了诗情，便写出一首小诗：“清郁桂花香，望花把京想，不知何时归，归时愿花香。”
       我将这首小诗抄在笔记本后面。一天上课时，不知怎的，却被陈殿看见，他和丁强一起开我的玩笑，甚至将此诗谱成曲子，两人像吆喝号子似的唱。我也无可奈何。他俩虽是开玩笑，但是，怀念北京，不知何时归的心情大概同我一样吧?其实在干校的人们，谁不想回北京呢!起初，军宣队为了防范这种活思想，郭小川伯伯写的诗有“身在咸宁，心在北京”之句，都被拎出来狠批一通，说是不安心改造。以后，随着政治气氛松弛，这种思想管制也松弛了。
       郭小川伯伯也知道了这首诗，他对我说：“你的这首诗写得不怎么样，也就是‘清郁’二宇还贴切。比如‘望花把京想’这样的句子是顺口溜式的。”
       我还在写着那部长篇小说，每到下午，趴在光溜溜的床板上写着。在那一行一行拙稚的文字里，我开始发现了自我，隐藏在歪歪扭扭字迹中的另一个自我。每天写完一小段后，内心深处有一种说不出的秘密愉悦感。
       我也感到了孤独，几个要好的同学陆续回北京了。宓乃站回去了，龙又晨也回去了。我呢，是否真的在这里呆一辈子呢?这时，回北京的欲望比以前更强烈了。我找到北京同学们的信一遍遍读着，又找来一个五分钱的钢铺儿，朝空中抛去，落地若有天安门的正面，预兆着可能回北京，倘是反面，我会心中恹恹地不高兴好一阵子。
       一天下午，我收拾起稿子，心里闷闷的，捧着下巴颏儿呆呆望着窗外，突然想起，自己已经是初三年级了，再有不到一年就要毕业了。那么，由哪儿来分配我呢?向阳中学是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学校，它将怎样分配我呢?灵机一动，觉得应该把这个想法跟父亲说一说，说不定借着这个缘由可以回北京上学了。
       吃晚饭时，我将这个想法跟父亲说了。父亲不耐烦地说：“你一个人回北京?你能照顾得了自己吗?”
       我辩白道：“宓乃站、龙又晨他们都回北京了，还不是自个儿过日子!你们要是不放心，我先寄住在亲戚家也可以。”又说，“我现在都初三了，眼看就要毕业了，不回北京，谁管我毕业分配呀?”
       父亲眼睛一亮，大概觉得这个道理站得住脚，沉吟一下才说：“我和你妈妈商量一下，这个事情挺重要，先别急忙忙做决定。”
       他和妈妈商量至深夜，第二天早晨他告诉我一个决定，就拿我毕业分配作为理由，请假回北京。妈妈也送我回京，也好安置我的生活。上午，妈妈去大队部探问一下军代表修科长，看情形再做决定。
       中午，我放学回家，妈妈立即上前笑吟吟告诉我，她向修科长请假回北京一趟，修科长却说：“嗨，你们是家属，又不是干部，需要上级的调令才能分配!还请什么假，干脆回去吧。”妈妈大喜过望，立即说：“我们要不要先打个报告给连里，再批一下?”
       “还打什么报告呀，你们是家属跟着过来的，手续也简单，我和连里的头头打个招呼就是了。”
       这样轻而易举将问题解决了。晚上，连部的头头就来通知我们，可以回北京了。父亲很兴奋，立即向领导请了两天假，开始收拾行李。在两个同事帮忙下，将所有家具拆开，裹上稻草，准备托运回北京。小屋子里飞扬着尘土与稻草屑，我们的心情却是无比欣喜的。
       妈妈又专门去了一趟五连，那里的司机张师傅与我家熟识，他说过两天正好有一辆卡车要进城，五连也有一人回京。我们可搭车一同去。
       临行前一天下午，我又各处去转一转。
       我到了红土坡，在那里徜徉多时，在湖滩上捡了一块鹅卵石留作纪念。
       我钻进竹林，采摘了两片竹叶，预备作为标本夹在书中。这两片竹叶书签，我保存了很久。
       我站在大堤上，朝着一望无际的向阳湖眺望，湖边又种了大片的油菜田，金灿灿的油菜花如黄色地毯；翻腾的稻海麦浪，直向天边拓展去。
       再见了!向阳湖。再见了!这里的绿野，红枫，碧竹，青松，野花，草丛。再见了!这里的土坯房四合院。
       说实话，那时候我对这片土地的依恋之情，远远不如急欲离开的心情更强烈，真可以说是归心似箭。我在这儿呆了两年，却并没有想到过整整三十年才能重游旧地；而且，又如何能想到今日又重游时，已经是风物依稀，人事全非，我自己也由一少年人变成了鬓有银丝的中年人。真正的向阳湖其实并不存在了，不过是一个旧梦而已。
       走的那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真是难得有这样的好天气。我和妈妈妹妹来到五连驻地，空场上那辆卡车停着，张师傅却在车下敲敲打打修理着什么。我们心里忐忑不安，互相对视一眼，惟恐卡车的哪个部件坏了，今天走不成。恰好，五连那个回京的中年人，提了不少行李，在一群人簇拥下也走过来。他匆匆问张师傅：“老张，今天能走吧?”张师傅并未立即答话。过好一会儿，他才从车下钻出来，用一块破布擦着手，说一声：“走吧，咱们马上就走!”五连回京的那中年人还在跟大家握手道别，张师傅又催促一声，他也急忙爬上车。
       汽车引擎发动了。我们摇晃一下，卡车缓缓开出去。下边一群送别的人们又频频挥手，有个中年妇女开玩笑地念起了一首诗：
       “慢慢走，慢慢走，向阳湖的山山水水向你招手……”
       这是郭小川伯伯的诗，我记得的。这群送别的人们又一起念这首诗。可是，卡车加快了速度。转眼间，他们的身影在飞扬的尘土中模糊了。那个中年人跟我们搭讪一句：“你们也是回北京的?听说，上午也有一班火车呢，不知赶得上吗?”
       其实，我们那时都只想快快走。
       责任编辑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