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春，上海圣马利亚女校的毕业年刊登出调查表，该校女生张爱玲在“最恨”一栏中信笔填写了这样的话：“一个有天才的女孩忽然结了婚。”
父亲张廷重与母亲黄逸梵的婚姻早已成为一堆玻璃碎片，难以收拾，一个被颠覆的亲情世界日月无光，人心的冷漠、自私和残酷，张爱玲比同龄人领教得更多更多。婚姻剥离人性胜过屠夫子上沥血的刀，这是她对婚姻至为悲观的看法。
孽缘也是缘，噩梦也是梦。尽管张爱玲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孩忽然结了婚”，但她还是会坠入恋爱的漩涡，还是会嫁人，而且与动了情的平凡女子毫无二致，一样的盲目，一样的痴心，爱过之后，嫁过之后，最终收获的也只是“不堪’’与“不值’’的痛苦。尽管她不肯承认婚姻的失败，尽管她说过“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
一位孤僻的天才，她离群索居，对政治的溷秽气息缺乏必要的嗅觉。在沦陷区上海，她只是埋头写写小说，抬头看看天空，小说的基调是悲观的，天空也总是一成不变的死灰煞白。二十一岁的张爱玲越是精心茧结自己的情感空间，越是持久封闭自己的精神世界，就越不能说明她已心如枯井，她比常人更渴望爱情，渴望浪漫，她想像某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男子捧着大簇鲜艳欲滴的玫瑰花，神情欢悦，从门前的碎石甬道上兴冲冲地疾走过来……
果然，不知是谁揿响了门铃，丁冬丁冬，在静安寺赫德路192号这幢旧公寓楼里，过于清脆的响声显得十分怪异，仿佛鬼魂有意要捉弄人。
她将戒备的目光透过门上的猫眼望去，来客真是一位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穿一袭中式长袍，态度和蔼，满脸书卷气，这副外表正是张爱玲所喜欢的，不过，他手中没有捧着玫瑰花，二月的上海，玫瑰只能在想像中开放。他眼睛里射出磁性十足的亮光，使周遭的暗影为之遁去。无形的征服比有形的征服更易于开始，闪电般突袭，纵然有十道马其诺防线也形同虚设。张爱玲的心顿时像一口铜钟，猛地被一根粗粗的木杵撞着，发出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的几声沉宏的巨响。可她还是很快稳住了受震的心，没让它失控地摆荡。张爱玲按照老规矩，拒不见客，这位陌生男子未能一睹芳容。来访者将一张写好地址和电话号码的字条塞进门洞，然后怅然离去。她以零度的表情拈起那张纸条，睃了一眼，然后背靠着门，轻拍前胸，美美地舒足一口长气。
她快步走到窗前，撩开布帘的一角，看着自尊心受伤的男人无限惆怅地踏上归途，影子被阳光拉成一根瘦细的竹竿。
她清楚，这是自己躲了十辈子，也等了十辈子的那个男人，终于找上门来。数百年前欠下的那份情债，今生今世她务必要连本带息地偿还给他。
他就是胡兰成，官居《中华日报》主编、汪精卫伪政府宣传部次长，他在自传《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中不打自招：“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运的糊涂。”你骂他是汉奸，没错；你称他是才子，也对；你夸他是情圣，更好，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冠名。
胡兰成一觉醒来，昨天被拒之门外的不快烟消云散，已忘记上海还有一位孤傲之极的才女张爱玲，张爱玲却主动打来电话，说要登门回访他。没过太久，她就身着靓装，眉目如春地出现在胡兰成面前，昨日的矜持，昨日的冷淡，都一扫而光。这一局长谈足有五六个小时之久吧，凭什么与一个陌生男子这样倾盖如故，意气相投?这可是先前从未有过的经历。她问他：“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水晶心肝玻璃人儿的张爱玲很高兴自己能与胡兰成演一回对手戏。
“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肆的。”
她以为如此，便该是如此了。张爱玲与胡兰成晤言一室之间，谈些什么?他们谈音乐、戏剧、美术，当然少不了文学，两人仿佛达成了默契，政治的话题丝毫也不涉及，他不说，她也不问。胡兰成很快就看清张爱玲于文学艺术之外的弱智，这正是他莫名欢喜的，经验告诉他，这样的女人一旦爱上谁——用她的话说，即“心居落成”——谁就铁定是她的主人。她的傻更胜过普通女子的傻，她的痴更胜过普通女子的痴。
“你的人是真的吗，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吗?”
晤言一室之间，她会反反复复这样问胡兰成，为同一个答案问上一千遍，不厌其烦，这才是恋爱中的女子，这才是醺醺然的爱情的浓醉。他要一张玉照，她就用心去拍来，在相片的背面她用谦卑之极的语气写道：
“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惟高傲者能如此谦卑才是神奇，她崇拜他，“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她乐得谦卑，使这个男人百倍地高大，高大到云霄里去，放出金灿灿的光辉。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三千年前某位痴情人留下的痴情语，流传太广，直传到孔圣人的耳朵里去，老夫子尊重人性，可不像他的徒子徒孙们那样假正经，他觉得这痴情语再诚挚不过，立刻将它收进了《
诗经》。这四句古诗张爱玲可是在心里默诵过无数遍的，现在该与另一个人合念了。上海的沦陷必定要毁灭一些人，也要成全一些人，炸断了许多故事的尾巴，也必然续合许多故事的头颈。倾城之恋，危城之恋，才好呢，她认定自己一生有托，托给这个叫胡兰成的男人，正如她的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将终身托付给浪子范柳原，从此清偿积欠了十辈子的情债，“生及相亲，死得无恨”，“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啊！
1944年8月，二十三岁的张爱玲嫁给了三十八岁的胡兰成，怀着新娘子所有的美梦，她想飞，直飞往伊甸园的东篱。胡兰成刚刚解脱了旧婚姻的羁绊，就马不停蹄，争分夺秒地迎娶上海顶尖才女张爱玲，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未有过的满足，他向来自命风流，这是最得意的一次。他神魂颠倒，欲死欲仙，也没忘记对自己的如花美眷恭维有加：“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调弦正柱!”这样的谎言脱口，世间尽有痴情女子爱听。
张爱玲拿起笔来，铺开一张白纸，仿佛铺开了整整一生，比任何时候都更笔欢墨舞地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夕3。”多么平实的一句话，换了谁也不可能写得比这更平实，幸福原是不必多加华彩描绘金边的。她把笔递给胡兰成，仿佛递过一支袖珍的接力棒，他略一沉吟，“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的句子就跳下笔端，他很得意，张爱玲也觉得这十个宇浑然天成，仿佛得于神意。行了，就用这样一篇短短的婚书，作成一生一世的契约，彼此能始终信守不渝吗?炎樱，这位张爱玲一生的知己，此时此刻作为证婚人，也在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不愿满城去跑，不想多方交际，两人只是那么痴痴傻傻地守着，一个是欢郎，一个是梦姑，留在屋子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居然别成一个净土生花的欢乐世界。张爱玲文思极畅，比山间的飞瀑还畅，一篇篇散文、小说像一尾尾活泼泼的鱼儿直游到上海的各大报刊上去。“桃红的颜色里闻得见香气”，香气氤氲，只可惜不能绵绵持久。自古多情伤离别，当胡兰成回返南京本部时，她便在窗前苦苦地守望黄昏，“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这样的情绪大抵也是有的。
“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这样深情的话，原是张爱玲在胡兰成前途日趋黯淡时说的，却被他当作了耳边风，他的一只手伸给了张爱玲，另一只手则偷偷地伸向更广大的空间。
好一位胡情圣，不过是一晌贪欢的浪子，世事离奇，偏偏浪子最惹人爱。婚后不到半年，胡兰成的馋病又骤然发作，汉阳医院里那位十七岁的漂亮护士周训德正是他盘中的珍馐美味，“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他哪里肯爱肯怜呢?只是狂蜂浪蝶似的戏弄一番，只是解渴，他总是很渴，只是解馋，他总是很馋。他拿捏得准，连这样的风流过错张爱玲也会原谅他，不过他还是吃了一惊，她在信中如此大度地说：
“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
他如逢特赦，从此更加恣意放纵。日本人投降了，胡兰成的青云之路猝然中断，作为被通缉的汉奸，他只能躲到温州，靠张爱玲的接济为生。见面时，张爱玲看到这位负情汉又与一位斯家小妾范秀美打得火热，也该寒心了吧，她却依然固执地要胡兰成在她与周训德之间作出选择，她真是绝望，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去争一回命运的眼色，又把自己看得很强很强，去挽狂澜于既倒。胡兰成一味地耍滑，支吾其词，不肯在两人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择：
“我待你，天上地下，无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
“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着‘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
张爱玲还在据理力争，内心深处希望的沙塔却已崩塌了。她再怎么伤心，也挽不回旧日情怀，这才叫去矢莫挽，覆水难收。张爱玲哽咽良久，惟有叹息，“你是到底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遇人不淑，萎谢是必然的结局，多少痴情女子遭逢此厄，天才如张爱玲，也未能例外。但她还是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相当一笔钱来周济胡兰成这位宿世怨家，直到1947年6月10日，胡兰成已解除通缉，成为自由身，她才将绝交书寄去，同时赠给他“安家费”三十万元，可谓仁至义尽。这封“特函”只有寥寥数语：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
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
昔日抽刀断水水更流，今日挥剑斩情丝，一根烦恼也不剩，这才叫你是你，我是我的决绝，没有任何藕断丝连的余地。
许多年泥丸走阪，风流云散，六十年代初，张爱玲从美国给身居台岛的胡兰成寄去短函，索要一本胡兰成的自传《今生今世》，想看看那章“民国女子”中自己是何言语面目。胡兰成寄去了书，还附上一封情辞婉转的信，希望重温那一局昔年的鸳梦，但终成入海泥牛，再无消息。
人生长途中充满了有形和无形的圈套，你稍不留神就会中招。张爱玲小时候曾领教了这圈套的厉害，她家的女佣张干对这位大小姐总怀有莫名其妙的嫌隙，见她抓筷子抓得近，便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张爱玲赶紧移动抓筷子的位置，然后好奇地问：“筷子抓得远呢?”张干回答道：“抓得远，自然嫁得远啦。”这话直把张爱玲噎得半天回不过神来。
张爱玲命中注定，不只有胡兰成这样一个风流浪子捣乱那么短短三年，还会有另一个男人成为她：的“债主”。那么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倒也是对的。她第二次婚姻中的男主角是美国剧作家费迪南德·赖雅(Ferdinand Reyher)。三十六岁的少妇嫁给了六十六岁的老头，胡兰成比她大十五岁，赖雅则比她大三十岁，年龄的差数又翻了足足一倍，这一回，她真是下定决心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了。
“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
上面的这句话是张爱玲《造人》一文的劈头语。在她看来，女人应该天真一点，男人应该有经验一点。她何尝不想寻求到一份曾经失落的父爱，可到头来，大十五岁又如何，大三十岁又如何，都是男人依赖她，在感情上，在经济上依赖她。赖雅为人热情浪漫，不拘形迹，仗义疏财，幽默风趣，是人间少有的好好先生，但在金钱上是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虫，这也是张爱玲嫁给他之后最感觉辛苦的地方。
1965年春，张爱玲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麦克道威尔文艺营与赖雅相识。赖雅曾是一位有名的剧作家，给好莱坞创作电影剧本，尽管不少作品流于低俗，但确实非常卖座。他与德国大剧作家布莱希特一度是亲密的朋友，受布氏的影响，他也信奉共产主义，并且是一位激进而天真的左派分子，最“可爱”处就在，他至死也不相信苏联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确有其事，坚决认为这是国际反共联盟的恶意造谣与中伤。所幸张爱玲对政治重度色盲，从不留意政治的冷热脏净，她才不管自己喜欢的人是黑是红，是汉奸还是左派，她只要对方是聪明的，两人心有灵犀。“爱情使人盲目”这道题，张爱玲一生都在演算它。我每每想到她这样子两眼抓瞎更符合人性，旁人自以为高明的“龙配龙，凤配凤”的理智就反而有点像是化学配方一样呆板可笑了。
赖雅的热情的态度和诙谐的谈吐总能感染周围的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那位心灵孤寂而漂泊无依的东方女子——生性矜持，轻易不肯授人辞色的张爱玲。她对一团火似的左派老头赖雅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经常一谈就是几小时，在英文写作方面，赖雅的确教会了她许多实用的技巧。两人相识还不足三个月，赖雅便在1965年5月12日的日记中不无得意地写道：“Went to the shack andshackedup．”(去房中而有同房之好)张爱玲还怀上了赖雅的孩子。赖雅穷虽穷，倒也不逃避自己的责任，他愿意娶她，却用十分厌恶的口气称张爱玲腹中的孩子为“thething”(东西)，敦促她到医院去把孩子拿掉了。
这样两个人，最东方化和最西方化的两个人，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性天悬地远，共同之处比葫芦与西红柿的共同之处还要少得多，却因为学识和人格的基本对应结合在一起。赖雅深爱着张爱玲，黄昏恋通常都是生命的回光返照，张爱玲的孤注却早已在当年一掷而尽了，现在还怎么可能拿得出那种伤肝伤肺的激情?平和地喜欢，亲睦地相处，也是好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话说给胡兰成听是白费口舌，说给赖雅听，却能获得共鸣。她受过那么多苦，如今所求不多，只要疲倦的漂泊之身有个异域的归宿，灵魂有个安枕的地方。她是船，赖雅是她的锚，这回总算靠岸了吧。可他们还要不断地迁徙，像候乌一样迁徙，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华盛顿——波士顿，换了许多地方，直到1967年10月，已瘫痪两年的赖雅在波士顿逝世，张爱玲重又孑然一身，此后，她还有二十八年的孤独光景要去苦撑苦挨，所幸一生的两桩情债业已连本带息地清偿了。美得虚幻不真的古诗——“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从此不必再在内心反复默诵。真够悲凉的，她拼尽一生情愫，像蛾子在蛛网里挣扎过一回又一回，也只能憬悟出一句话来，这样凄恻的一句：
“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张爱玲的笔下从未有过完满的爱情故事，在《倾城之恋》中，世故精刮的浪子范柳原娶了白流苏，那也只能算是断壁残垣中的灵机一动，毕竟算不得完满。倒是有个现成的故事，她为何不写呢?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清朝末期，张佩纶是名进士，也是清流中顶能讲直话，顶敢讲真话的一位铁嘴御史，只可惜嘴皮上的功夫不敷实用，牛皮吹得响当当，在福建海防却被法国人揍得屁滚尿流，昔日的冤家对头可就乐了，抓住这个题材大做文章，将他流放东北，使之声名扫地。几年后，张佩纶骑驴回京，昔日的盛气被折损一尽，棱角也被挫平。哪曾想到，否极泰来，他入了李鸿章的相府作西席(塾师)，重获晋身之阶，更有一宗艳福从天而降，要掉在他的怀里。新赋悼亡的张佩纶，四十余岁，萧然一身，竟被李鸿章的掌上明珠、最小的女儿李菊耦青眼相中。李鸿章可不糊涂，拣择幕僚，挑选女婿，向来惟才是举，这一回，自然乐得玉成美事。奇就奇在这桩美事一成，李鸿章就成了张爱玲的曾外公，张佩纶就成了张爱玲的亲祖父。如此现成的好题材，她却晾到一旁，莫非有什么顾虑?
在国人心目中，光荣家世原是一件重要资本，张爱玲从未有过任何炫耀，只因善帮倒忙的胡兰成急于表现自己的慧心慧眼，写了一篇《论张爱玲》，文中将爱妻的作品形容为“横看成岭侧成峰”，意犹未尽，又把张爱玲的“贵族血液”神乎其神地赞美了一番，这就惹得潘柳黛那样的女中豪杰不高兴了，遂以极尽揶揄之能事的笔墨撰就一篇《论胡兰成<论张爱玲>》。她将胡、张二人牢牢地捆在一起，大加调侃和戏弄，先是一脸坏笑点穴似的问胡兰成对张爱玲“横看成岭侧成峰”，是何时横看，何时侧看的?继而挖苦张爱玲的“贵族血液”，说她即便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这点亲缘关系又算得了什么?太平洋里淹死了一只鸡，上海人喝黄浦江的自来水，偏要说自己“喝鸡汤”，这纯属鬼扯腿的瞎掰嘛，以此证明贵族身份，实在差得太远。一看可知，潘柳黛的话诙谐固然诙谐，却多半是意气之谈和诛心之论，并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张爱玲的贵族血统。可由于潘氏这样一闹腾，眼前摆着现成的好题材，张爱玲也只得忍痛割爱，敛手罢休了。
张爱玲笔下的父亲形象几乎没有好的，总归是浑蛋与坏蛋一流的角色，空虚，伪善，无情，无耻，《茉莉香片》中的聂介臣，即是典型，这典型的形象多多少少便是张爱玲从自己的父亲张廷重身上直接套色给套下来的。张佩纶晚年得子，该是一喜吧，纵然小儿不成材，也只好自认晦气，但凡大户人家里总有这样的宝贝，吃喝嫖赌抽样样精通，惟独缺乏真情和责任心，别说创业的本事，就是守成的能力也缺乏得紧。
张爱玲生长在一个不缺钱单缺爱的家庭，父母是天生的冤家，难得和睦一时，所幸她的母亲黄逸梵是成色十足的新女性，对绘画和音乐都有相当深厚的造诣，因而给了童年、少年时期的张爱玲以特殊的影响。
大家闺秀，名门淑女，张爱玲的文学启蒙居然要感谢鸳鸯蝴蝶派的小说，起点似乎不高，那份艺术滋养却相当有益。《
歇浦潮》、《啼笑因缘》和《海上花列传》是她喜欢的读本，张恨水是她喜欢的作家。妙就妙在，她是“先看言情小说才知道得有爱的”，这又是感情的初步启蒙。你简直无法想像，一位十三四岁的女中学生竟写出了六回《摩登红楼梦》，支遣着曹雪芹笔头嘘活的那些才子佳人陀螺似的团团直转，在现代社会里再演一幕离合悲欢，宝、黛决裂，怡红公子单身出洋，更使这一对璧人儿额外地遭受了许多现世人生的忧烦痛苦。总因为精神上太落寞，家庭如枯井一般生趣索然，张爱玲才多幻想，多郁闷，要一一诉诸笔端。母亲是家中的过客，父亲则是昏君和暴君，她没法讨好姨娘(父亲的小妾)，父母仳离后，她更无法取悦那位性情酷虐的继母，她被禁闭于一室，尝到的仿佛是铁窗滋味。当飞机飞过天顶，她不禁恨恨地祈求，赶紧丢一颗炸弹下来吧，好与这个无情的家同归于尽!她终于设法脱身，逃到大门外，仍依着往昔的性子，念念不忘省钱，与车夫拉锯似的讲价，竟花去一阵工夫，到了母亲那儿，她背脊上冒出冷汗，才感到几分后怕。张爱玲的母亲曾留学法国，受过顶好的西方教育，现在女儿挣脱樊笼，前来投靠，没有不收留的道理，但她的积蓄多半已被狡猾的丈夫榨干，手头正觉艰窘，便只好向女儿摊牌：你如果想早点嫁人，我给你置装，想继续读书，我给你学费，二者只能选一。张爱玲选择了读大学。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就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
在香港大学，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开始显山露水，一篇《天才梦》被上海《西风》杂志初定为征文的第一名，卒章所言“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这种沧桑尽阅，世味遍尝的感慨可不像是一位十八岁的少女所能发抒于怀的。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战火延烧的面积愈广，她也就愈发肯定自己的认识无差。她以竞走的流星疾步抢到了队伍的前面去。她要成名，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很多很多钱，要有一大柜子漂亮衣服。姑姑张茂渊常常笑话她是财迷，“不知你从哪儿来的一身俗骨”，而张爱玲也乐于承认自己“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这样的人注定了俗是真俗，雅是大雅。香港沦陷后，她回到上海定居，与独身的姑姑相依为命。《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就是在这时候点燃的，当它们摆放到鸳鸯蝴蝶派的首领周瘦鹃的案头时，张爱玲这样年轻(二十三岁)的女子是很容易让人怀疑她的创作能力的。好在周先生目光如炬，立刻看出这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老来犹能识此才，自然欢喜得嘴都合不拢。这两篇小说相继在《紫罗兰》杂志上刊登，张爱玲一炮走红。上海沦陷了，一时间变成真空地带，左翼文学已失去市场，右翼文学招人厌弃，张爱玲适时地避开了黑烟缭绕的政治炉鼎，惟以“剥出血淋淋的人性”的作品应世。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什么油漆刷子之类的工具，她的作品受到欢迎当在情理之中。
张爱玲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似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她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小奸小坏，没有英雄，也没有十恶不赦的坏蛋。即便是罂粟花和曼陀罗花，也各有各的真实，各有各的美丽，精刮世故的浪子佟振保与范柳原一流的“红颜杀手”或许自私了些，放荡了些，但这些人言语有味，面目可爱，倒反而让人恨不起来。至于她笔下的那些柔弱女子，白流苏、王娇蕊、葛薇龙……一边切实地顾及着自己作为女人应有的利益，一边又幻想着玫瑰花般的爱情，其捉襟见肘的心思，飞蛾在火上的挣扎之态实在是太凄美了。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与丈夫乔琪坐车看到街上的流莺，她说：“她们是被迫的，我是自愿的。”天下多少痴情女子看到此处，都会掩卷同悲吧。即便淫荡如葛薇龙的姑姑，阴鸷如《茉莉香片》中聂传新的后母，变态如《金琐记》中的曹七巧，那样的一种“坏”也都是人性的异形扭曲，她们害人也受害，是不该被推出午门去问斩的。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在西方，这说法由来已久。
张爱玲却偏要唱反调，她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个岛。”还说，“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愉悦。”她最喜欢的一句西谚是：“让生命来到你这里。”早在其发轫之作《天才梦》中，张爱玲就预见自身个性中有两个要素将决定她的一生，其一是对语言及文学有非同寻常的敏感，其二是对社交活动由衷的厌恶。她一辈子的确是隔着适当的距离目击人生，隔着安全的距离爱国，她与很多人事之间都会画出一道深广的鸿沟，不可逾越。像这样一位曾经大红大紫的作家，一生的好友屈指可数，甚至可以开列出清单来：炎樱、苏青、宋淇夫妇、夏志清兄弟、麦加锡、司马新、庄信正，再往里加人就会发生困难。她无疑是孤独的，是一位大孤独者。童年、少年时代在极度缺少父母呵爱的家庭中长大，这对她的性情产生了很大的扭曲作用和负面影响。她性格的怪异之处，比如离群索居，落落寡合，随年纪增大而愈益彰显。
四十年代初，张爱玲在香港战时医院中当过短期的护士，看到朝生暮死，看到脓血交进，看到普遍的冷漠和自私，大家都若无其事地活着，活不出多少意义来。她对人异常失望，在其笔下没有一场风花雪月的恋爱堪称美好，没有一局婚姻的路标指向幸福，都是那么灰蒙蒙的，多的是连哄带骗，尔虞我诈，别说世情浇漓，就连亲情也是那样寡薄，满是揪心的算计。曾有人认为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个脏故事，她承认那的确是“一个脏故事，可是人总是脏的，沾着人就沾着脏”。她沾着了胡兰成，便沾上了令她长期恶心的脏，所以她宁愿做一个红尘中的隐者，避开龌龊。她对人缺少良好的观感，刻画人性时才能持着强烈的疑念往深处不断挥镐刨挖，挖出许多秘藏，的“宝贝”来，读者看过之后，精神受到感染震撼，心境却总难得光明温暖。
关于张爱玲的种种怪癖，其同时代人已讲了许多，比如过分的守时，未到预约的时间，或错过了预约的时间，都会吃她的闭门羹。最好的掌故则是苏青与潘柳黛去访张爱玲，见她盛装冶容，似有大贵宾将至，便问她是否另有约会，张爱玲说专等两位佳客，苏、潘二人自惭形秽，赶紧告辞，张爱玲却又笑道，你们就是那两位贵宾啊!这样子，真有点魏晋风度了。张爱玲的架子大，连当年香港的第一红星李丽华见她都要“强盗扮书生”，不敢造次。总因为她难相处，别人都有点忐忑不安。她也就尽量少见人，“免得彼此吓着”。有一次，赖雅带了一头山羊回家，故意秘而不宣，叫张爱玲出来会客，她坚决不肯，争辩良久，赖雅才道明此客非人也，是山羊也，她才爽快地出来表现女主人的热情。她闭门谢客，大隐于市，一至于斯。
张爱玲被人遗忘了半个世纪，到晚年才像国宝一样被挖掘出来，她的作品长期沉睡于图书馆的灰尘中，直到有一天重见天光，人们不禁有惊艳之感。香港、台湾两地则有一批稳定的“张迷”，台湾作家王祯和、白先勇等人都曾亲睹她的芳颜，受过她的影响。最神的是，有一位名叫戴文采的“张迷”是位新闻记者，她长期租居在张爱玲的近邻处，观察她的日常起居，翻检她的垃圾，最终掌握了不少第一手的独家材料，写了许多文章。
孤独的人晚景最难度，张爱玲暮年生活清苦，家中没有几件家具——她曾对宋淇夫妇说过这样的话：“一添置了这些东西，就仿佛生了根”——甚至连床也免了，只搭地铺，碗盏都是纸具。她比先前更不爱见客，十年间，只主动约见过庄信正、水晶、林式同等少数几人。晚年她受皮肤病折磨，总疑心寓中有跳蚤和蚂蚁相扰，因而一再搬家。当她最终死于洛杉矶西木(West Wood)公寓，是一个人凄清上路，死后一星期才为人知。她的生前友好(夏志清教授等人)依其遗嘱“骨灰撒到任何空旷的地方”，将它撒进了浩瀚的太平洋。孤独的个人原本是沧海之一粟，这样的归宿颇具有哲学的悲穆意味。
张爱玲，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才女，生于1920年9月10日，死于1995年9月初，生死同为秋风起于天末的九月，她在人世间“张看”了整整七十五年，阅尽繁华，遍尝世味，既有过沦陷区的盛名之累，也有过异邦异域的无名之悲，浮世的得失，她早就看得明白透彻了——
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头，血溅到扇子上，就在上面略加点染，成为一支桃花。(《红玫瑰与白玫瑰》)
但画功总有高下，张爱玲是最出色的绘手。
责任编辑伊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