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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上小学五年级埘，眼就开始变坏。起初的征兆是视线里雾气蒙蒙、影影绰绰，直到后来，脚下的草和黑板上的字模糊了，看不见了，姐姐还硬撑着不说，怕增加妈妈的负担，只是偷偷地买来各种眼药水暗地里点，天真地想，会好的。童年的姐姐惟有在企盼眼睛好的时候才流露一种天真，而这种天真恰恰又是非常辛酸的。平常，姐姐像成年人一样沉默寡言。那时，我家很穷，爸爸患病，长期在外地住院，一家五口就靠妈妈和姐姐操持。正当伙伴们的书包里塞着菱角、苹果，欢蹦乱跳地度着幸福的童年时光，姐姐胃里盛的却是穷人家大锅里熬的米汤，弱嫩的肩就挑起了生活重担。放学回家，她书包一撂，大裤筒往膝盖上一卷，便满山遍野地割猪草、拾柴火。常常天黑尽了，她还伸着脖子，勾着瘦骨嶙峋的身子，在山坡上、丘陵中、小河边挪动脚步。晚上回来若是忙得顾不上做作业，第二天天麻亮，她独自爬起来，对着小油灯拥被扶箱地写。在野外，有时她也很活泼，对着大山唱歌，和小溪赛跑；在班上却沉默得像条可怜的影子。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班上怎样遭到同学的欺负，姐姐都默默忍受，从不诉说，艰辛的生活使姐姐过早地成熟而坚强了。现在，残酷的命运，又将要剥夺姐姐的光明。
       六八年四月的一个傍晚，姐姐像往常一样背着篼子出去拾柴、割草，却看不见回家的路，在荆棘丛中孤零零地转来转去，一会儿撞在树上，一会儿栽倒在坑里。暮色笼罩着寂静的四野，山风呼呼地刮着。姐姐卧在齐腰深的草丛里哭开了。妈妈半夜才寻着哭声找到了姐姐。之后，妈妈带着姐姐几度出去医疗，卖掉了一些家产，动了两次手术，烧香叩头，抽签卜卦，后来却完全瞎了。“我看不见啦!看不见啦!”抓挠双眼，急跺双脚，姐姐歇斯底里地哭喊着，用头撞着妈妈，撞着桌子、墙壁，撞呀，撞呀，死命地撞……无边的黑暗吞噬了一切，姐姐落进了无底的深渊。
       在失明的最初阶段，姐姐对以后重见光明抱着不允置疑的希望，根本不相信永远会是盲人。有一次学校的老师同学来我家看望她，她说：“老师，等我眼好了以后，一定要为班上多缝几个黑板擦。以前家务重，一个黑板檫也未为班上缝过。”接着，她拉着同学们的手说：“我还会和你们一起送作业、打扫教室。”几个月过去之后，姐姐不敢再乐观了，心灵深处的悲哀使她反常地平静着，那本来粗糙黝黑的脸膛就像一尊冰冷的浮雕。又过了一段时间，姐姐拿一根竹竿，要我拉她练习走路。于是，我在放学以后拉着她从大门走到后门，又从后门走到院子。有时我俩都摔倒了，我抢着扶她，她抢着扶我，并不断安慰我：“摔痛了吧?弟弟。再坚持一下，我会走熟的。”看着姐姐脸上跌撞得青一块、紫一块，气都喘不过来，我心里直想哭，心想，姐姐的眼要是能看见多好啊!
       那时，我代替姐姐，放学回家，同样书包一撂就出去割草、拾柴。有时我搀着姐姐一道出去。我在河坂，姐姐站在埂上，把手伸在空中，接我割的草，然后堆放一起灵巧地束着结。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她面对煦然的晚风，眼闭一下之后又使劲一睁，似乎在一瞬间会突然看到这熟悉、美妙的大自然：溪水越过涧石铮铮流淌，灿若烟霞的野花散发着清香，夕阳像一个巨大的火球在西天燃烧。姐姐回忆着在哪个坝子上摔过一跤，哪一次吃了多少枸子果，把肚子都胀痛了；在哪儿摘了一把野花乱糟糟地戴在头上，那花的颜色是白的，像棉花，不，像雪，晶莹洁白。多少次，我望着站在黄昏的田野上瘦小孤弱的姐姐，想象着她的眼突然明亮了，放出了光泽。
       我上初中时，姐姐已变得爱唱歌了。这期间，门前的苦楝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大雁南来北往一次又一次。随着时间的轮子不停转悠，姐姐那“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的希望完全消失了。消失了希望，姐姐就一首接一首地拼命唱歌。这既是发泄，也是慰藉。我家门前常常簇拥着很多人，是姐姐的歌声留住了他们。姐姐看不见这些人，睁着枯陷的双目敞着嗓子唱道：“啊!喜马拉雅啊／再高也有顶啊／雅鲁藏布江啊／再长也有源啊／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啊……”当时，很多诉说旧社会苦难的歌儿，曲调哀伤悲凉，如《翻身农奴歌唱党》《浏阳河》《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正好吻合姐姐的心境，姐姐唱得声情并茂，外人一定以为姐姐从旧社会过来，苦大，仇深。
       我虽然知道姐姐绝不是为了控诉地主老财而唱，但对姐姐妁歌声里所蕴含的真正的悲苦，由于年龄和阅历所限，是缺乏体验的。不仅如此，日子长了，晨钟暮鼓地生活在一起，我对姐姐的感情也起了变化。看她生炉子或洗刷锅碗时粘着满脸污垢，不但不愿替她擦，反而来气，有时对她的关心也显得不耐烦。好多事情，在我逐步成人之后才变成对我的折磨。想到那时我对姐姐曾有过的态度，总是愧疚难当，心痛不已。有一次，姐姐终于忍不住了，对我发了惟一一次脾气：“别以为自己了不起，我也是人，别人怎么看我我不管，我不容许你对我这样!”事情是这样的，姐姐年龄不小了，一位好心邻居替姐姐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姐姐要妈妈让她好好想想，她还不能立即答应。后来，姐姐终于谢绝了这桩婚事，姐姐拉着妈妈的手说：“这几年，你声音都苦哑了，弟弟妹妹还小，把我拉扯这么大，没享到福，反成了累赘。一睡到夜里我就想，只要找到人家，不管怎样我都要去……可事到临头，我却犹豫了，马奶奶介绍的这个人，我实在不能答应。”我有意无意地嘀咕了一句：“还要挑剔!”姐姐当时没有发作，苍白的脑门上青筋暴露，那一会儿，深深的屈辱在怎样撕裂着姐姐的心啊!我若不是狠狠地挨了妈妈几下鸡毛掸子，一定会事后向姐姐赔礼的，从姐姐一反常态的愤慨里，我明白了对姐姐的伤害有多重。可我被妈妈激怒了，愚蠢的自尊心使我变得倔强，一气之下竟几个月没和姐姐说话。虽然不说话，但那段时间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注意姐姐。她歌唱得少了。在家里拼命做事，锅上一把，锅下一把，桌子、碗橱、缸盖每天抹得溜光锃亮，一堆堆衣服在家里搓洗后又拄着竹竿摸到河边清洗，要是妈妈和我们不在家，那些不能做的事她也硬去做。有一次清扫鸡棚时，她跪在地上用碎瓦片一点一点地刮。姐姐是用这种劳动来证明自己不是累赘。我多想对姐姐说声“对不起”啊，却一次又一次欲言又止。
       这一天，我接到了离家几十里路的一所重点高中的入学通知书。离家的前一天，姐姐默默地替我收拾行李，脸盆、水瓶、被子，开始摆得像个杂货摊，不一会儿就整理捆扎得井然有序。想到最终还是姐姐主动找我讲话的，我对自己充满怨恚和鄙视。晚上睡在床上，心绪翻滚，不同时期的姐姐的形象重复叠映在脑际，驮着背篼的童年，“我看不见啦!看不见啦!”的哭喊和使劲睁枯目所唱的歌谣……这些记忆渐渐化为铅一样沉重的东西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无法入眠。半夜时，门忽然被推开了，借着窗外射进的月光，我看见姐姐轻轻进来了，披着一件衬衣，摸到了我的床前。见我未做声，以为我睡着了，伸手在我的头发、脸庞、身上来回抚摸着，随后把捏在手里的一张纸片塞进了我的口袋，后来我知道了，是五块钱。
       我僵在床上，泥塑木雕一般。夜很静，蝈蝈在窗外“瞿瞿”地叫。好一会儿，我才蹿身坐起：“姐，我对不起你……”大颗大颗的泪珠从我的眼里滚落下来，多日来积郁在心的一声“对不起”终于在这个离家前的月夜里伴着泪水倾说出来了。
       “是我不好，”姐姐坐在床上，温和地说，“残疾人容易发脾气，你要原谅点。”事至如今，姐姐总是那么温柔体贴，几乎没发过火，俗话说“树怕伤根，人怕伤心”，那次我是怎样伤了姐姐的心呵!
       姐姐瘦多了，童年时落下的驼背弯得更深了。眼珠就像枯竭的河底露出来的石子，嘴角边的皱纹辛酸地往下撇着。粗糙的手上被什么东西戳得净是血泡，黏黏腻腻的，有两个手指肿得像红萝卜。“姐，你这手……”我急切地问。
       “没什么，”姐姐抽回手，“今天中午我叫妈整了几双鞋底，我试着纳，开始是有点困难，慢慢就会纳顺手的。眼刚看不见的时候，我不是给学校的老师同学缝过好几个黑板擦吗?还是你送去的呢，你不记得啦?”
       我当然记得。在我送去的黑板擦上印着姐姐手上的血迹，老师和同学们捧着黑板擦哭出了声。开始，姐姐坚定地认为眼会好的，后来不知姐姐是失去信心还是等不及了，便在黑暗里还着她自认为的欠下班级的债务。不过，姐姐还在纳鞋底干什么呢?
       “鞋底纳好了，有人来收购。”姐姐说，“你现在在外面上学，家里负担又重了。以后纳顺手了，争取一天纳一只，一个月就是十五双，十五双鞋底要值十几块钱，帮贴帮贴你读书也够了。”
       后来，在这所中学，当我数着现买的饭菜票，或捏着钱去买作业本的时候，瘦弱的姐姐一针一线地纳鞋底的情景就会浮现眼前。这时，我总是挺挺胸脯，喘口气，把脚步加快。不久，喜讯传来：姐姐结婚了。我从每月二十元的伙食费里挤出了十五块钱，加上姐姐那一天夜里给我的五块钱(我一直没用)，替姐姐买了一台半导体，算是送她的结婚礼物。姐夫从小就是孤儿，职业是小贩，老实、善良、体贴。姐姐终于找到了一个再好不过的伴侣。他们婚后生活很幸福。小茅屋虽然寒碜，却充满了温爱。
       金乌东升，玉兔西坠。苦楝树又一次开花的时候，姐姐已有了一个女孩，而在我修改这篇十多年前在新桥中学写的原名为《姐弟情深》的散文时，姐姐最喜爱的二女儿小素患白血病死了已两个月了。那一天夜里，我从南京儿童医院把小素的尸体偷偷装回来，停在姐姐的大门前，久久不敢叩敲姐姐的大门，我从半夜一直在酷寒中站到天明，手举起又放下，放下又举起。姐姐以前的生活又像电影一样闪烁在我的脑际。为什么不幸的人越来越不幸!姐姐正在熟睡。她还一直蒙在鼓里，以为孩子仅仅是患一般的病在南京治疗。寒风呼啸，夜黑如墨。街道上一片沉寂。我听到姐姐在睡梦中的喃喃呓语。让姐姐睡一会儿，再睡一会儿吧……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能战胜自己，从这个角度来说，姐姐是幸福的，她在厄运面前总是一次又一次战胜了自己。失去九岁女儿的巨大创痛，也没使姐姐垮下来，更没有像人们开始担心的那样，姐姐会变疯。前几天，我去姐姐那儿，她忽然问我：“你还记得好多年以前，我交给妈妈的一个小墨水瓶吗?”我的记忆迅速向往事开发，便想起有一年夏天，我家后院里的一小块棉花田用“一○五九”药水来毒虫，一时买不到，妈妈非常焦急，姐姐却从房间的旮旯里掏出了一个满是尘土的小墨水瓶，里面盛着大半瓶陈旧的液体。姐姐递给妈妈时说：小瓶里是一○五九药水。“我记得，那时你说灌那药水保留着是为了毒臭虫，”我有些警觉，“你问这个干什么?”
       “噢，不干什么。”姐姐似乎想露点笑容来掩饰什么，红肿不堪的眼里却又盈满着泪水。
       我心里一惊：姐姐保留那药水显然是曾想喝下去的。
       “姐……”我像儿时一样紧紧抱着姐姐，欲哭无泪。人生的苦难之果如此难以吞咽。就凭那瓶药水，就不该再有什么灾难降临于姐姐了啊!
       姐姐用手在我头上摩挲着说：“不要太为我难过，我还有两个孩子，还有你姐夫，我和你姐夫已商量好了，打算开一个豆腐店，叫他不要再下乡跑了，包干子这些活我也能干，豆腐干子就在当地摆摊子卖，一忙起来伤心事就会慢慢忘了的。”姐姐也许还不知道她保留那药水的秘密已让我察觉。
       我从姐姐家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姐姐的豆腐店就正式开业了。妹妹在电话中告诉我：姐姐包干子的手艺还像回事，她忙得很起劲。
       我放下电话，又想起了那个久远的尘封的小墨水瓶，和姐姐漫漫长夜中的人生旅途，不禁眼睛一热，失声喊道：“姐姐……”
       一九八○年初稿于新桥中学
       一九九二年二月改于沈巷
       责任编辑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