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近一个时期，围绕时评的兴盛和杂文的式微有很多议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来自马少华的《也谈近来关于时评的争议》、陈栋的《用开放与宽容来解救“时评危机”》、潘多拉的《拯救讽刺》和李建永的《“雷霆走精锐”——我看杂文》。笔者认为，这是基于当前时评和杂文创作现状而引发的一场有意义的论争。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言论写作大体呈现了“杂文式微”和“时评兴盛”的整体趋势。二者的反向运动几乎同步进行，这个趋势在近两三年来显得尤为突出，大有以时评写作取代杂文创作的架式。对此，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
       喜的是：时评的兴盛打破了过去少数“评论员”垄断言论写作的偏狭局面，代之以公众广泛参与、争相发言的喜人局面。这种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多种不同意见表达的不确定性，在现有条件下比较充分地表达了普通群众对各种问题和社会事务的看法。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差别境界”的存在，正是“众声沸腾”的意义所在；没有“定于’一尊”，恰恰是走向真理的最好路径。在一项决策、一个问题没有取得广泛共识的时候，充分听取不同意见、充分表达不同见解，在我看来比匆忙统一思想要重要得多、有意义得多。一些朋友基于当前时评写作中的某些浮躁之风提出严厉批评和深刻反思，甚至尖锐地提出“时评危机”的命题，在我看来，正是时评有力量、作者有勇气的表现。当一种文体被它的读者看出问题，并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当它被作者自觉自愿地进行深刻反省之时，正是它有望自我超越，达到一个新高度、新境界的时候。如果说这种“自我觉醒”是某种“危机”的话，那么这种“危机”是总体繁荣下的“危机”，是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的理性的“危机”，是充满希望的“危机”。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悲观。
       但我确实还是有所忧虑的。忧的是时评写作的快餐化、粗鄙化、肤浅化。不能说时评当中没有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好文章。但不客气地说，这样的文章实在太少了!充斥于各报言论版上的大量时评，多数思想肤浅，观念陈旧，信息匮乏，逻辑混乱，文字粗糙，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直白浅陋，粗制滥造，没有回味余地。许多文章的水准，也就相当于黑板报和意见栏的水平。这样的文章，充其量只能在“说什么”的意义上起作用，很难在“怎样说”上对人有所启发。而在我看来，“怎样说”虽然主要属形式和技巧层面的问题，但其重要性并不比“说什么”差多少。很多重要文章读者不爱看，并不是嫌它没内容，而是不满足于它对内容的拙劣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形式”有时是决定“内容”的。只有把文章写得好看、耐看，不仅有理，而且有趣、有味儿，人家才能“入眼”、“入耳”，从而“入脑”。那种面目可憎、言语乏味的文章，纵然有微言大义存焉，人家不看，还是枉然。
       说到这儿，就和杂文有了联系。笔者认为，时评也罢，杂丈也罢，都是广义的言论。两种文体常常纠缠在一起，连各自的作者也很难清楚地界定，它们的界限和差别。但作为盱评的言论更趋向于新闻，作为杂文的言论更接近于文学。在具体写作中，既要遵循其共性规律，又不能忽略其个性特点，这恐怕也是大家并不否认的共识。既然杂文是“艺术的政论”，那么它就应该遵循文学艺术创作的一般规律，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写作。有话直说、直抒胸臆，当然也不失为杂文的一种写法，但真正文艺性的杂文，起码还是要会叙述、善描摹、重思辩，还是要讲究结构、注重韵味、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写作这样的文章，必须有学养灌注、思辩训练、艺术启迪、语言感觉，而非随便什么人都能随意为之。包括朱某本人在内，对这样的荚文虽不能至，但应该心向往之，当成一种目标来追求。而不应仅仅满足于“有话直说”。
       杂文与时评，本是同根兄弟，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要互相排斥，更无需相煎太急。如果把时评当作一种普及艺术，杂丈就是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基础越厚实、越牢固，杂文这座高楼才能越挺拔、越高峻。换句话说，或许没有必要请求每个时评作者都去尝试杂文。但对一个取法乎上的时评作者而言，似乎也不应该仅仅满足于炮制时评。
       当然，必须罗嗦一句：文章的好坏不由文体决定，关键看写得怎样。杂文而令人不忍卒读者所在多有，时评而读来叫人齿颊生香者并不鲜见。而二者兼善者，也并非绝对没有。此乃题外话，不说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