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说出生在云南开化地方的白马镇，但是从六七岁开始在校读书，十九岁到昆明求学，以后就在外面工作，因此故乡的许多地方我并没有游历过。1979年，我受派参加农村工作队，我们这个团恰好分配到开化，于是我得以走进一个叫做绿冲的地方，那里离白马镇40公里，也算是我家乡的一部分。
绿冲这个名字，在我们那里是绿色的山箐，或是绿色的田湾的意思，它意味着浓密的、荡漾着绿阴的树木，摇曳多姿的竹林，还有碧水一般从山廓间逶迤流过的庄稼。但是那天下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情景，却完全不是这样。这里的山几乎寸草不生，裸露着褐红色的土地，仿佛一个个被随意放在那里，又被忘记了的高梁馒头。没有水的响水河，从山间曲折地穿越出来，懒洋洋地横躺在村子外面晒大阳，而河两岸干涸的土地，则散发着热气，像是被谁放在炉子里烤过一样。万里无云的天空显得异常高远，并且它不是纯净的蔚蓝色，而是淡淡的、觉察得出来的紫色。这里的气候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的话，那么这两个字无疑是：干，热。
放下行李，我们到镇子里去转悠，想尽快地熟悉一下工作环境。绿冲这个小镇建在一面山坡上，据说过去总共只有三条街，两条横的一条竖的，形成一个干字，干字的一竖正好通向河边。五十年代，一个风水先生悄悄说，这不吉利，会伤及响水河，导致干旱，当时谁也不在意，不料过了十年，果然响水河水越来越少，到了冬春两季，就干脆断流，这事弄得人心不安。
当时绿冲大队的支部书记王新民，是一个能干而精明的人，小镇边上的一些人家早就想搬进镇里来居住，他就让他们在河边建房子，于是沿河就成了一条街，起名叫河边街，小镇的街道就有了三横一竖。可是又有人说了，这不是王新民的王字吗?他是想当一辈子大队支书吧。王新民就又在河边街的街脚打了一眼井，解决冬春两季小镇人家的吃水问题，大家说，小镇的街道成了一个玉字了。这是大队办公室主任老周，带着我们走在小镇的街道上时，说给我们听的。我们站在水井旁边一看，果然如此。
我们走累了，见街边有一家卖凉卷粉的小吃店，嘴里沁出了口水，就进去花二两粮票两毛钱，买一碗解馋。不料碗里的卷粉，除了盐巴和干辣椒面，再没有第三样作料，真是有愧于“云南美食”的称号。我们难以下咽，老周也很尴尬，他说现在粮油供应紧张，小食店自己没有指标，买不到肉，所以本来应该很好吃的凉卷粉，也就成了这个样子。
这个时候我看到，在我们之前，小食店里还有另外一位顾客，是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正在吃同我们一样的凉卷粉，吃得有滋有味。老周对他说：“来雨，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吃独食?”叫来雨的孩子说：“我大爹给我的钱和粮票。我吃一半，给我妈留一半。”说着他指了一下他旁边的一只大碗，那里面盛着半碗凉卷粉，看来那是要端回去给他的母亲吃的。老周对我们说：“这孩子有孝心。”孩子走了以后，老周告诉我们说，这孩子是一个私生子。他妁母亲亓彩凤是一个瘫子，从未结过婚。他的父亲就是他说的大爹，是三队原来的队长王泰阳，本来干得很不错，但出了这件事，只好把他撤了。这都是文革中的事。工作队一听，把一个残疾妇女搞了生孩子，这是多么恶劣的事，这是王泰阳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
我是我们这个工作队的秘书。工作队的队部，设在大队部的院子里，队部就我和老秦两个人，与大队部合署办公。我和老周共一个办公室，平时就是我们两人负责处理大队的日常事务；因为我是报社的记者，还给我附加了一个任务，就是负责整个大队的宣传。我和老秦没有地方吃饭，同大队所在地生产一队的两个工作队员搭伙。工作队员每人每月供应半斤猪肉，第一个月，我们分两次买了瘦肉来炒吃，肉吃完之后，就吃咸菜和清水煮白菜，肠子像被刮过一样地难受。第二个月开始，我们就买肥肉了。我们把肥肉洗净，什么作料也不放，放在清水里，盖上锅盖煮很长时间，捞起来放在砧板上，这时候这块一公斤重的、煮得很扒的肥肉，就像一大块豆腐那样，微微地颤动着，闪耀着诱人的油光。主厨的人用筷子在肉上轻轻地划一个十字，就把它分成了四块，然后用菜刀从砧板面上入手，分别把四块肉铲进四个盘子里；我们又自己用筷子把它分成若干小块，这就是我们一餐的菜肴。小心翼翼地拈一块(不小心会夹烂掉)，在用酱油、干辣椒面、葱花加上味精做成的蘸水里蘸一下，往嘴里一放，舌头和上颌一抿，肉就化掉了，随着下咽的一种腻腻的、滑润的感觉，一股特殊的香味就在口里泛散开来，冲向鼻子，甚至眼睛、耳朵，于是人的整个身心从里而外，就被一种美食浸透了。我小的时候曾经亲眼看见一个人，据说是龙云的一个侄子，吃过一公斤肥肉，当时觉得不可思议，认为他一定很痛苦，却原来是这么好吃的东西!我们把这道菜取了一个名字叫做玉皇豆腐，也就是天上的美食的意思。在绿冲的九个月时间，我们是在昆明的家庭的资助下，还有在我白马镇老家的帮助下度过的，要不然，在一月一次饕餮玉皇豆腐之后，我们就将一个月见不到油荤了。
我还不应该忘记老周。老周原是当地的一个小学教师，他是一个博闻而乐观的人，他有很多办法来改善和调理生活。那时镇上杀猪虽说是定量供应，但是猪的下水即内脏是不在定量之内的，我和老周于是不时地凑钱去买猪肝、猪肚或是猪的肠子来吃，每个月可以改善一两次生活，我们因为担心影响不好而不敢多买。猪肝和猪肚是用来炒吃，而猪大肠是用来煮着吃。煮猪大肠虽然很简单，但洗起来却颇费事，这往往要花上老周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做的猪大肠，还残留着一种特殊的味道。我说：“老周，你这大肠还没有洗干净啊。”他说：“洗得大干净，一点大肠的味道都没有了，那还有什么吃头?”
有一回全大队的工作队员集中，当天晚上要杀一只羊聚餐。工作队开会到了下午五点，我下楼来一看，只见羊还在院子里吃草。我急了，找到老周说：“今晚要吃羊，你没有忘记吧?”他说：“你别急，到时候一定让你们吃上羊。”我说：“你该不是让我们吃生羊肉吧?”他拍拍胸脯说：“我保证让你们吃上扒羊肉，行了吧?”下午六点，散会下来，见院子里已经支起了一口大锅，锅下柴火熊熊，锅里冒着热气，显然羊肉已经煮上。我找来筷子尝了一下，果然是扒羊肉了。我是一个好美食的人，而且自诩为一个业余厨师，但我却不知道老周用什么魔术，在一个小时之内杀一只羊并且把它煮扒掉。吃过饭以后，我把他拉到一边，悄悄向他请教。他笑着说：“你随我来。”就把我领到院子后面，后面有一间简易的房子，地上铺着几块木板，木板间有五寸宽的缝隙，下面是一个很大的坑，这就是公社的厕所；隔壁是猪厩。在靠近板壁的木板上，有厚厚的一层像晨霜一样的东西，那是小便的积淀物，俗称为硝。他指指那东西，又向我亮了一下他的小指甲，他的小指甲养得很长，像一把小匙子。他说：“我就是舀了一点那东西，放在锅里。灵得很，半个小时就扒了。”听他这样一讲，我差点没把吃进去的羊肉吐出来。我说：“老周你怎么能这样做?要让工作队知道了，你这不是一个态度问题吗?你也太不懂事了!”老周看我真急了，赶忙说：“我是同你开玩笑的。放是放的硝，但是食用硝。”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打开让我看，果然里面是白色的粉末，我这才放下心来。可是若干年后的今天，当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我又犯踌躇了，我想：老周用他的小匙子，把那积淀物事先舀在瓶子里，不也是可能的吗?
绿冲是一个炎热的地方，我才一到下，老周就给了我一个大木盆，说是用它洗澡。用它洗澡是不可能的，但可以用它盛水擦身。夏天，吃过晚饭，在木盆里盛满水，用毛巾反复擦一擦汗淋淋的身体，使全身凉爽而通泰，然后同老周一起去散步，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小镇的街道不是组成一个玉宇吗?大队所在地，正好在玉字最上面一横的左边，我们从那里开始，一直走到玉字最后的那一点，即水井的旁边，在那里往水井里看一下水的深浅，据老周说，那可以分析出下不下雨，我至今没有学会这门学问。他一路跟我谈着当地的轶闻琐事，同时也谈工作，我觉得都十分有趣。
这些就是我在那个贫困的地方的难以忘怀的享受。说起来，这都是穷欢乐，会让那些真正会享受生活的人笑话的。
事实上我们那时是很艰苦的，不仅生活艰苦，工作也十分艰苦。我们进村的时候、正是春天的雨水节令，眼看就到了育秧和插秧的时候，可是接连一个月，一滴雨也没有下，而且天上根本没有要下雨的迹象，所以农民愁，工作队更愁。我们每天一有时间，就像望天狗一样地往天上看有没有积雨云。连晚上睡觉都竖着耳朵，只要风从屋顶上扫过，瓦片上一有沙啦沙啦的声音，我们便会立刻警觉和兴奋起来，甚至一跃而起，去推开窗子，看是不是真的下雨了。有一天晓土热得厉害，大家都说肯定要下雨，全大队，的人都在自家的屋檐下等着，可是到了深夜一点，还没有丝毫动静，只好不情愿地上床睡觉。睡了不知多少时候，忽然一阵嘀嘀嗒嗒的声响使我惊醒过来，我定神一听，果然是下雨了。我忙不迭地拉开房门对着工作队长的宿舍大叫：“老秦，下雨了!”老秦说：“知道了!”原来他已经下到楼下，站在院子里。他要我通知各生产队，立即组织有经验的劳动力，赶快到田里去堵水。可惜那是一场过山雨，等到人们闹嚷嚷地跑到田里，它却停了。
过去我这个人不大喜欢雨，因为下雨会使人行动不便，经久不息的秋雨，会引人无端地烦恼。我读过的古人写雨的诗词，多数是与愁字连在一起的，李清照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是写雨的名句。可是到了绿冲之后，我却喜欢起雨来了；不仅是喜欢，简直是在时时盼望着它的大驾光临。在临近清明的那几天，我经常在心里叨念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诗句，我希望来一场绵绵细雨，哪怕下几天几夜也无所谓。当然最好来一场瓢泼大雨，下得洪水泛滥，河翻水涨，这样田里就可以灌上满当当的水，谷种就可以按时撒下去，再过一会儿，插秧的山歌就会满田满坝飘飞起来。人的情感的转变，真是奇妙的事情啊!
可是清明节来了，雨却没有来，人心就像晒干了的土地，焦渴难耐。绿冲所有十个小队，只有三队在清明第二天撒了谷种，其他生产队都还在等雨。工作队和大队部召集所有生产队长，在三队开现场会，大家一看，原来三队的做法是：在干河中间掏了一暖：井，实际是个大坑，用木制的龙骨抽水机，把井里的水抽到河滩上的一个大掼盆里，再用另外一架抽水机把掼盆里的水抽到秧田里。三队队长黄有是一个口讷的人，说了半天，讲不出个道理来，最后他说：“这个办法是王泰阳想出来的，请他说吧。”王泰阳已经不是生产队长，没有资格参加现场会，他同另外一个人是在秧田边上理沟。老秦，和大队长就让王泰阳说。王泰阳说：“这没有什么好说的，除了用掼盆做临时蓄水池这一点之外，我们这个办法并不见得有多先进，关键还是一个力气活，为了把全队的三丘秧田灌满水，我们不停歇地抽了三天三夜。”他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生得肩宽腰细，浓眉狮鼻，眼睛很小，嘴唇很厚，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形象。大概是因为熬夜的缘故，他的眼睛像牛眼睛一样通红。现场会之后，老秦让我留在三队蹲点，继续总结他们的经验，向全大队推广。他又交待说，看来老黄这个人能力有点弱，你要多帮助他。
三队所在的村子叫大树脚，离绿冲小镇有二十分钟的路程，我也不消搬行李，再说还有工作队队部的工作也还要做，所以所谓蹲点也者，不过是多花一些时间到那里调查研究而已。因为谷种刚刚撒下去，也没有什么农活好干，第一天黄有和工作队员小范就陪我在村里村外转一圈，好知道三队是多大一个范围。一边走，老黄和小范一边向我作介绍，从他们的介绍里，我发觉三队的许多事物，都和王泰阳有关系。
绿冲这个地方，生态破坏十分严重，大多数的村子里都没有什么树，偶有一株两株，也常被人畜糟蹋，显得枯枝瘦叶。惟独大树脚不一样，村子里的房前屋后，遍布树木，田边地角，也有一些成行的树，可以供干活的社员歇气，也可以赠予远方的来客一片绿阴；进村子的一条小路两边，两行黄槐树枝繁叶茂，开着黄金般的花朵，绿阴遮蔽着的道路，像被水浇过一样凉气宜人，整个村子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黄有说，这些树，是十多年前王泰阳带领大家种的。村中间的那一株大榕树，是这个村子得名的依据，据说已经有一百岁了。这株树的树冠很大，夏天村民们在下面纳凉；晚上如果开社员大会，村里来了放映队放电影，也在它的下面。这株树是村里的风景，也是村里的会议室和大礼堂，平时被村民们尊为神树，常有人在树下烧香祭献。文革中红卫兵来破四旧，围着这棵树不走，说有人在树下搞迷信活动，要把这棵树锯倒。这时王泰阳作为三代贫农的后代、生产队长，他给红卫兵们讲了一段革命故事，说解放战争时期，红军(实际是云南的地方革命武装“边纵”)的一位连长，曾在这株大树下给村民们讲革命形势和革命道理，他讲完之后，这个村子里立刻就有三位青年参了军，所以说这是一株革命树。黄有又说，第二天王泰阳就叫会计做了一个牌子，上面写了“革命树”三个字，在大榕树的树干上敲颗钉子挂起来，从此造反派再没来打这株树的主意。
我们那一带农村里，对牛十分爱惜。到了春耕大忙时节，因为要拼命干活，人要补充营养，也给牛补充营养，补充营养的方法是吃肥腊肉炖白云豆。白云豆是一种很大的豆，籽实有拇指那么大，传说有大补之功。一般人家都是这样：把白云豆和头年冬月间腌制的肥腊肉，一起放在沙罐里煮，大约煮三个小时左右，然后把肥腊肉捞出来，按全家的人数，加上牛的头数，切成手巴掌一样大的厚块，每人、每牛一块。过去生产队里有积蓄，每年都由公家买肉来喂队上的牛，这几年队上穷得几十元钱也拿不出来了，春耕前牛吃的腊肉，都是王泰阳拿出来的。小范笑着说：“今年的肥腊肉昨天才喂过，队里的五头牛每头一片，吃得那些牛直向王泰阳表示亲热，把他的衣襟都蹭油了。”
老黄和小范不断地向我介绍着队上的情况，但许多事都说到王泰阳，好像是在蓄意介绍他一样。诸如，沟上有一块长石板搭的小桥，黄有说那是王泰阳在山上錾好了石料，叫上年轻人一起抬下来架上的；一家人家正在火灾后的废墟上盖厨房，黄有又说那一天晚上危险极了，要不是王泰阳爬上屋顶把瓦片全部掀掉，大火要烧掉好多人家，等等之类。听了老黄和小范的介绍，王泰阳在我心里成了一个矛盾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他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另一方面，他好像又是一个处处为村里着想、为他人着想的人。我素来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说，一个居民点，那里的人们所以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不溃不散，它的历史和文化所以得以保存和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有一个或几个甚至一批杰出的、以乡梓的安宁、富裕为己任的人。王泰阳是这样的人吗?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把这些事情连同我心里的矛盾，向老秦作了汇报，他要我在群众中不动声色地作调查，看是怎么回事。
我每天早上到三队去，吃过晚饭才回来。他们给我安排了一家房东叫杨晋，年纪比我稍大，他的老婆正怀着孩子，快要生了。那天吃过中饭我在村里闲逛，忽然听到一家人家有女孩子的笑声，就冒昧地走了进去，里面的两个女孩子见我进来，一个人端走了桌上的一个筲箕，而另一个马上把桌子掀了起来。我问她们在做什么，她们不答，光咯咯地笑。显然她们刚才是在吃饭，而桌子上摆的不是饭，而是不好意思让我看到的东西。我已经在杨晋那里了解到，生产队这几年的收成很不好，目前有的人家里已经没有粮食，在吃青蚕豆或是麦麸拌野菜。青蚕豆是各家自留地里种出来的，那本应用来做菜吃，或者用豆瓣做成豆闷饭，也非常好吃，但是现在因为青黄不接，只好连壳、连叶掺野菜充饥。
这家人家的隔壁，就是王泰阳家。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家也正在吃饭，我见他家吃的是包谷面拌米饭，菜有酸腌菜汤和烧干辣椒醮盐巴。两口子吃得满面通红，他们似乎才讲完什么有趣的事，脸上还带着笑容，黄有和杨晋说他们夫妇俩感情很好，看来是真的。王泰阳的妻子叫赵茹宾，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长得丰满圆润，眉目清秀，开朗大方。她给我倒了一杯茶，虽不是什么好茶，但在绿冲地方，能以茶招待客人的人家可是不多，我喝了一口，同王泰阳闲谈起来。我问他，三队要怎么搞，才可以改变贫困面貌；他说一要解决水的问题，二要抓副业。
我问：“怎么解决水的问题?”
他说：“长远说当然是要保护森林，必须整条响水河流域一齐治理，但这不是我们绿冲地方可以办得到的，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工夫。”
我又问：“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短期内见效呢?”
他答道：“有。我曾经调查过，翻过一架山，有一个落水洞，一条小河流到那里，白白地从地下流走了。打通西边的这座山就可以把水引到绿冲来。”
我说：“这需要打多长的隧道?”
他说：“大约三公里吧。这也得全大队一齐出力才行。”
我说：“好呀，好得很哪!那副业呢?这里有什么副业可搞?”
他说：“沙呀。现在外面搞建筑都需要沙，满河滩的沙子都可以变成钱哪!”
我觉得王泰阳的想法很有道理，而且很有水平，我想起民间传说的每遇大事，黄有一定要去同王泰阳讨主意的说法，我相信这是真的。
当天晚上我就向老秦作了汇报。老秦也激动了，说：“看来王泰阳还真是个人才，你赶快调查落实一下，他同亓彩凤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呢?人们会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没有改造好，觉悟低，或者是意识坏。但是王泰阳不是这样。他聪明能干，大公无私，以地方的安宁和发展为己任；他帮助他人，扶持孤寡，修桥铺路，连犁田耙地的牛也得到他的关怀照应。可是这样一个人，他却犯了错误。我按老秦的意思，找了好些个人调查，也找了王泰阳夫妇，亓彩凤，杨晋，黄有，大队老支书王勤民、办公室主任老周，所有这些人的说法大体上是一致的，王泰阳犯错误这个事铁证如山，案是翻不了的，只是对他的错误的性质略有不同的说法。
王泰阳的妻子赵茹宾是本地一个小学教师的女儿，有一天在学校里，她发现一个用膝盖走路的小女孩子，她很同情这个带残疾的小姑娘，从此她们成了好朋友。这个小女孩姓亓，叫亓彩凤，低她两年级，家住在大树脚，母亲早就死了，同她的父亲两人艰难度日。亓彩凤是个腼腆羞涩的姑娘，也许那时候她就有自卑感吧，她姓这个亓字多数人不认识，都是赵茹宾告诉人家，她说这个字读齐，齐心的齐。亓彩凤每天来上学，是王泰阳和另外一位高年级的同学背着她来，赵茹宾后来也经常跟着送亓彩凤回去，有时也背上她一段路。两年以后她们结拜为盟姐妹，再过两年，亓彩凤的父亲去世，亓彩凤也就辍学在家，成了队上永久的五保户。
大跃进那一年，赵茹宾嫁到大树脚，嫁的就是那个背亓彩凤上学的大同学王泰阳。新婚之夜，她把自己的新郎看了又看，结实的身子，忠厚的长相，她自信找到了一个最理想、最可靠的人。在无止无休的絮谈中，他们也谈到了亓彩凤——茹宾的干妹子。这时候，王泰阳已经是大树脚生产队的队长，他想尽办法，尽可能地照顾亓彩凤。冬天，把队上的麻袋交给她补；秋天派她守场；夏天让她坐在田埂上，握着一根竹竿吆雀。惟独春耕大忙时节，没有什么轻松活计好派，有一年亓彩凤跟着妇女们下田薅秧，薅着薅着，后面的水红了一大片，女人特有的那种血，把她的裤子染得很可怕，从此王泰阳再不准她下田。赵茹宾说：“我知道你对她很好，我要你发誓一辈子照料她，啊?”王泰阳说：“我一定!”
幸福总是有缺憾的。王泰阳、赵茹宾夫妇的生活非常美满，可是他们在结婚三年之后仍然没有孩子，吃了许多药不见效果，他们就到州府所在地的开化去检查，结果是赵茹宾天生没有生育能力。农村里是非常注重生育后代、养儿防老的，可是他们并不在意，而且到亲戚家要一个孩子来扶养，以备将来到老时有人照料，这也是很容易的事。谁知晓得这个消息以后，最着急的不是他们，倒是亓彩凤。原来早在她和赵茹宾在做姑娘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这件事，因为她认为这一生她是不可能结婚生子了，所以她，同赵茹宾约定，如果赵生两个孩子，就过继一个给她。赵茹宾结婚之后，亓彩凤就天天盼着她生孩子，现在这个希望落空了；要说同别的亲戚要一个吧，像她这样一种情况，哪一家会让孩子从小来跟她一起受苦呢?
有一次，亓彩凤叹了一口气，同赵茹宾开玩笑说：“唉，要是我能代你怀孕就好了!”从此以后，两个女人在一起经常议论这件事，开这个玩笑。终于有一天，亓彩凤对她的盟姐说：
“姐，我有一个想法，说出来你不要骂我。”
赵茹宾说；“说吧，我不骂你。”
亓彩凤又说：“我说得不对你不准生气。”
赵茹宾说：“快说快说，我生什么气呀!”
亓彩凤说：“我想生一个孩子。”
赵茹宾说：“你偷偷和人相好了?”
亓彩凤说：“没有。”
赵茹宾说：“没有那你同谁生孩子!”
亓彩凤说：“姐，我想同姐夫生一个孩子。”
赵茹宾被吓蒙了，说：“你说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亓彩凤咚的一下站在地上，扶着赵茹宾的膝盖说：“姐，你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人吧!你不可怜我，我这一生怎么过啊……”说完就大哭起来。亓彩凤是一个没有小腿的人，她这样也就形同跪在了赵茹宾面前。
赵茹宾也被她哭伤心了，想起自己答应过她，若生了两个孩子，则过继一个给她的承诺，现在因为自己不能生育，这个承诺是不可能兑现了；当时三年困难时期虽然过去，但是绿冲地方还是很穷，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王秦阳和赵茹宾尽管想照顾她，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说，即便能给她一些吃的和穿的帮助，但是到老来，饮食起居，病痛，又由谁来照料呢?如果她自己有个孩子，日子总会好过一些的吧；而想到孩子，她又觉得亓彩凤的想法肯定是不行的。这可怎么办呢?赵茹宾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是好，也陪着亓彩凤哭起来。
在一个更偏僻的乡下，赵茹宾有一个远嫁到那里去的姨妈，现在已经是孤寡一人，而且天生是一个哑巴，哭了一阵，赵茹宾想起她来了。她想，如果亓彩凤怀孕之后，自己陪着她到那里去，等孩子生下再回来，对外人就说是自己生的，凭什么说不过去?过得两年，把孩子过继给亓彩凤也就是了。她把这个想法同亓彩凤一说，亓彩凤破涕为笑说：“行，这样准行!”
赵茹宾说：“我答应你，是因为我的心被你哭软了，问题是你姐夫是不会答应的，我只能说说看。若说不通，我们还得想别的办法。”
一个男人如果深爱着一个女人，是经不起她缠的，即便是缠着他跳悬崖，他也有可能答应。王泰阳就是一个例子，他居然愿意照赵茹宾的话去做。他对赵茹宾说，他做好最坏的打算，那就是事情如果败露了，不当共产党员，不当生产队长。当然后来他说，他当时想得大狭隘，好像除了他王泰阳夫妇，就没有其他人会帮助亓彩凤了似的，其实，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其他的共产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大家是不会眼看着一个残疾人没有饭吃，无人照顾，而不管不问的。
那一年也如今年这个时候，小秧撒下去了，老天就是不下雨，赵茹宾就催着他去办那件事。那天晚上，赵茹宾陪着王泰阳到亓彩凤家，坐了一会儿，她就走了，留下了王泰阳。王秦阳在灯下看见亓彩凤比原来漂亮多了，她那平时菜色的脸上，闪耀着残留的青春的红晕，本来灰黑又满是裂口的手，现在显得光润而灵巧。王泰阳不知道，亓彩凤为这一天，已经保养自己有一段时间了。她听人说山上有一种草，女人用来熬水洗沐后，有一种清香，能够吸引男人。她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用她的膝盖走上山去，找到了这种草；这两天，她都在用这种草熬水洗沐。闲聊了一会儿，她坐到床上去，那床干净而整洁，她轻声地说：“来吧。”接着王泰阳就闻见一种从未接触过的香味，从她白皙的胴体上泛散出来。他下决心来做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担心自己不会动心，不动心就不行，而这一种香味，却使他迷离而又冲动。天上一声雷响，雨哗地下来了。雨点哒哒哒地从瓦片上飞驰而过，就像从赤热的心上洒过，让人感到无比舒服。王泰阳觉得雨水很快泛滥起来，淹没了天，淹没了地，淹没了他和亓彩风，他们仿佛是两只水生动物，在水里以一种优美的姿势游着、游着，直到游得筋疲力尽……“不行!”过了一会儿，王泰阳说，“我得找人去堵秧田水!”说着他穿上衣服，走进倾盆大雨之中。这是1965．年的事情。
过了两三个月，赵茹宾告诉王泰阳亓彩凤怀上了，要他给孩子预先取个名字，以图吉利，王泰阳想起那天晚上的情景，说：“叫来雨吧。”赵茹宾带着亓彩凤按原先商量好的办法，到她的姨妈家去，可是才去了四天就回来了，原来赵茹宾的姨妈已经去世。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只好等待着命运的裁决。亓彩凤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全村的人，甚至外村的人，都知道亓彩凤怀孕了，可是不论是群众或是领导问她，孩子是谁的，她都缄默不语。在全村的所有男人中，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是一个叫做皮为良的人，他是一个有名的懒汉和无赖，平时有事无事经常在亓彩凤的门前转悠。可是他说：“我平时在亓彩风门前转悠怎么啦，她不理我，连正眼也没看过我一眼。那孩子我不负责!”有聪明的人说：“没有人承认也有办法，等孩子生下来，看像谁谁还能抵赖?”也是老天保佑王泰阳夫妇，亓彩凤的孩子生下来，是个男的，谁也不像，就像她自己。公社和大队只好说，不要追究了。看看这件事情就这样安全地过去，可谁又料到有丁存义想当队长这件事呢?
王泰阳家三代人，都是贫苦的不识字的农民，到了他，由于时事机遇，得以读到小学毕业，虽然识字不多，可是爱看《
三国演义》、《
水浒传》一类的书，学会了做一个爱朋友、重义气的人。他的朋友不仅村里有，连县城里都有。平时他自留地里种得有包谷、红薯或是蔬菜，只要进城去，总要送一些给朋友家尝鲜；朋友也不好给他钱，就同样回赠他一些东西，比如茶叶、香烟、糖果之类，知道农村粮油困难，他们也会给他一点肉、油、粮票什么的。这都是他为人仗义得到的回报，村里的朋友来了，他也同他们分享。丁存义就到他家喝过酒，吃过肉，对他的桌子上经常有肉，大葫芦里有倒不完的包谷酒非常羡慕；他也眼红赵茹宾有的卡衣裳穿，尤其是她的干妹子——那一个瘫子也居然有一件，而他的老婆却没有，这使他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王泰阳当队长带来的好处，于是他就同他的叔叔去要队长当。；这时是1967年，他的叔叔沈炳仁那时在公社当副书记，听了侄儿的要求，就问他说：“听说你们队那个瘫子亓什么的私生子，是同王泰阳生的?有没有证据?”
丁存义说：“有。两年前的一天晚上，有人看见王泰阳从亓彩凤的屋子里出来，屋子里面的灯黑着。算了一下日子，正是那个时候。”
沈炳仁说：“那个看见的人，敢不敢作证?”
丁存义说：“这个人不会作证；亓彩凤和王泰阳也不会承认。”
沈炳仁说：“我知道了。你等着吧。”
八月的、特别明亮的月亮升起来了。要是在过去那些年，村子周围包谷垛组成的迷宫里，就会处处响起铮铮的月琴声、情人们的恋歌声和忍不住的笑声。可是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这种“资产阶级的情调”就被禁止了。这一天晚上，大树脚村的人民公社社员们聚集在大榕树下开会，将要解决一桩给无产阶级和贫下中农脸上抹黑的坏人坏事。树枝上挂着惟一的一盏马灯，闪着黯淡的光晕。会场前面放了一张方桌，分三面坐着几个领导，一个是公社党委副书记沈炳仁，一个是新上任的绿冲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光明，另外两个是公社的保卫干部。王泰阳也坐在上面，他一直闷着头吸竹筒水烟。亓彩凤被安排了跪在桌子前面，低着头，面向群众，怀里抱着她一岁的孩子来雨。
保卫干部说：“亓彩凤，你说，你怀里抱着的孩子是跟谁生的?”
亓彩风似乎并不打算回答这些人的问话，只是调整了一下抱孩子的姿势，然后把衣服扣子打开，掏出白乎乎的乳房，当众奶她的孩子。丁存义看了他的叔叔一眼，站起来领着大家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个人手里拎着一根棕索挤到前面来，说：“她不说，不说就把她吊起来!”这个人就是皮为良，大家都知道，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他对亓彩凤的愤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洗清自己。
皮为良当众理着绳索，会场上一片嗡嗡声，有人说：“不要这样。”有人说：“唉，怪可怜的，饶了她吧!”皮为良不理会这些议论，他窥了一眼丁存义，就对亓彩凤说：“把你的私娃娃背起来!”亓彩凤惊惶地瞪了皮为良一眼，从孩子嘴里收回乳头，又赶快拉了拉衣襟，把胀鼓鼓的乳房遮住。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皮为良见亓彩凤不动，一把将孩子夺过来，连同裹着孩子的背袋，放到亓彩凤背上去。这时赵茹宾走上前来，说声：“给我!”抢过孩子，抱到一边去了。孩子尖厉地嘶叫着，根本不理会人们对他的歧视，他的叫声又把别的孩子引哭了，于是大榕树上似乎是一下子飞来许多夏蝉，叫得人烦躁不安。这一会儿工夫，皮为良已经用索子把亓彩凤两只纤细而粗糙的手腕，牢牢地捆在了一起。他说：“给你三分钟的时间，你要再不说出奸夫，就把你吊起来，叫你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
仓库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孩子们都被他们的母亲用悄悄话吓得不敢哭了。全会场所有人的眼睛，像上百颗暗夜中的星星，照耀着一个女人的命运。
180秒钟很快过去。皮为良说：“时间到了，你到底说还是不说?”可是亓彩凤仍旧不说话。皮为良似乎有些胆怯了，他又窥了丁存义一眼，见丁存义微微地点了一下头，就把绳子往树丫上一甩，越过树丫又接在手里，现在他只要一拉，就可以把亓彩凤吊起来。这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住手!”接着人们听到咔嚓一声，王泰阳手中的竹筒烟袋裂成了碎片，带着浓烈烟味的、黄色的烟筒水流了一地。他站起来，对着台上的人说：“不要碰这个残疾人!是我!”他把捏碎的烟筒丢在地下，又说：“要捆，要吊，来吧!”皮为良说：“哦!原来你那么关心这个婊子，为的是……”说到这里，见王泰阳的眼睛像两团火似的盯着他，就把后面的话咽回去了。陈光明平静地向王泰阳问了几句话，进一步落实了他的口供之后，同沈炳仁交换了一下眼色，两个公社来的保卫干部就站起来，掏出一副手铐，熟练地把王泰阳铐起来。
赵茹宾抱着孩子冲到前面，对两个保卫干部冷峻地说：“你们不要抓他，这个事是我叫他干的，要砍要杀，我去!”说完才哭了起来。吓呆了的亓彩凤也突然大声嚎叫起来：“不是他们!是我，是我，是我求他们这样做的呀!你们不要抓他，要抓抓我呀……”
王泰阳在两个女人的哭声中，和被弄得莫名其妙的人们的议论声中，被带走了。
过了几天，县法院来了两个穿制服的干部，找村子里的人调查。最后他们从亓彩凤家出来，一面摇头一面说：“荒唐!荒唐!”回去了。
又过了几天，王泰阳回村里来了，什么事也没有，只是按上面的意思，把生产队的大印交给了丁存义。但是丁存义当了生产队长以后，桌子上仍然没有酒，没有肉，他的老婆也仍然没有的卡衣服穿，因为生产队的仓库里，除了几具生了锈的犁耙以外，什么都没有。过了不久，丁存义带着皮为良去城里参加武斗，打死了人，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坐牢去了。皮为良还在村里，还是那样的懒惰，只是不敢耍无赖了。
没有当队长以后的王泰阳，日子过得更好，快要变成地主了。人们看见他每逢县城的街子天，他就大摇大摆地背着鸡、鸡蛋，或是自留地里的东西到城里去卖，然后从城里背回村民们所羡慕的那些东西。而别人学着他背去卖的东西，不是被戴红袖套的管理人员强迫着卖给供销社或蔬菜站，就是在黑市上悄悄出售的时候被没收了。
他们同他开玩笑说：“王泰阳，你的东西究竟拿到什么地方卖?为什么没有被没收?”
王泰阳说：“没有卖，送朋友了。”
他们不信，说：“哄鬼的话!‘打办’有你小舅子吧?”
他哈哈一笑走过去了。
王泰阳不到亓彩凤家去了，但是他的妻子却照样跑得勤，经常给母子俩送吃的、穿的去。来雨长得很快，不知不觉就十岁了。
这就是我调查的王泰阳与亓彩凤事件的始末。
老秦是一个决断而又有责任心的人，听了我的汇报之后，他就召集全体工作队员进行研究。大家认为，既然县法院都已经不予追究，只作了行政处分，他还是党员，这就说明王泰阳不是犯罪，是属人民内部矛盾性质。王泰阳的下台，除了他的错误，还同文革中有人想夺权当队长有关，现在这个人由于参与武斗打死人，被判了刑，王泰阳的错误可以考虑作从轻处理。现在刚刚粉碎“四人帮”，正是用人之际，王泰阳这个人才完全是可以用的。再说，如今公社才是科级，大队是股级，生产队长什么也不是，不就是一个带着大家种田种地的人吗?老秦同意大家的意见，他让我写一份关于调整三队领导班子的报告，主要内容是让王泰阳当队长。他说由他同大队领导交换意见；同时也由他亲自向工作团领导作汇报，公社由团领导去协调。但是他补充说：“必须先做通王泰阳的工作，他答应出山之后，再写报告。”做工作的事，又由我负责。
这一段时间的农活，主要是整田。整田有三道工序，一是由人工把田里的大垡子敲成小一些的土块；二是用耙先干耙一遍，把小土块弄成碎土块；第三是水来了，再耙几遍，直到把碎土块耙成泥浆，这才可以插秧。田地里的大垡子，有的有羊肚子那么大，被一个冬天的太阳晒得像铁一样坚硬，锄头背敲下去岿然不动，往往要敲很多下，才能把一个垡子敲烂。即便如此，耙起来仍然非常惊险，就像在大海中玩冲浪游戏一样颠簸不定，牛在土块中插足行走，有时被锋锐的棱角划痛，就会跳起来，耙田手时常会被颠下耙来。我有一次站在耙上，牛突然跑起来，我顺着牛屁股滑下去，木耙从我的背脊上划过，拉出三道血痕，险些出了大事。古人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真是经验之谈。
吃过晚饭，我常到王秦阳家去同他聊天，聊得最多的自然是雨，因为那一段时间，全队都像盼新媳妇似的盼着下雨。“要下就该在这两天下了吧”，这样的话在我们的嘴上千百遍地重复过，时不时，我们又会一起走到院子里，抬头望着天，分析云彩的动向。有一天晚上，我试探性地同他谈起，要他出任三队队长的事，他不是一口拒绝，而是绕来绕去，主要就是两句话，一是“我犯过错误，不合适”；二是“我当和不当一样为社里操心”。我正在给他做工作，忽然听到一阵沙啦沙啦的声音，好像是在下雨了，我同他互相看了一眼，一齐冲了出去，一看，原来是几个半大孩子，正在往靠在墙边的包谷秆上撒尿。
我在同王泰阳谈了许多次以后，虽然没有结果，但是却熟悉起来，我喜欢他的善良忠厚，他错误地认为我有一点学问，于是我们就处得像朋友一样了。有一天下午，我们照样吆牛耙地，收工的时候，他悄悄对我说：“今晚肯定下雨，你到我家来吃晚饭，我们一起等着。”我抬头一望，万里蓝天，虽说有几朵云彩，也不像什么积雨云，但是我又相信他的经验，就半信半疑地答应了他。我把母亲从白马镇带来的红烧肉罐头拿了两瓶来，交给赵茹宾，不一会儿，一桌像样的酒席就出来了。菜有四样，除了红烧肉之外，是油炸辣椒和油炸兰花豆，还有一大钵青菜汤。兰花豆也就是炸蚕豆，赵茹宾把泡涨的蚕豆，在尾巴上浅浅地划一个十字，然后放在冷油里炸至油旺、香味泛出时起锅，划过的蚕豆皮张开来，就像一朵朵蜡黄色的、开成四瓣的兰花，吃起来又香又酥。
饭菜很可口，酒也很醇，但是雨却一直没下，我怀疑所谓等雨也者，是王泰阳骗我来吃饭的借口。一直到我们把满满一葫芦酒都喝干了，才听到了雨声，这时我们都已经朦朦胧胧，如梦如幻了。但是，雨声我们却是在听着，我们不就是在等雨吗?开始，我仿佛听见是谁在屋顶上撒出一把豆子，接着撒豆子的人多起来，而且越撒越密，好像是在比赛谁撒得多似的。最后，他们大概是性急了，终于向屋顶上哗哗地泼起来。屋顶上盛不下，顺着瓦沟往下流，等流到了地上，却不是豆子而是水。原来不是有人撒豆子，而是上帝向大地的某一个方向撒出一张银色的网，一下子把山川河流，把荒野田地，把在喝酒和不在喝酒的小屋子，都罩在网里了。网罩着的，就是上帝喜欢的了，就有饭吃了；没有罩着的，就继续盼望吧。有人在咯咯地笑，等我醒来，是睡在小范的床上，小范却睡在地板上，昨晚我喝醉了，是被雨灌醉的。
这场雨，整整下了一夜一天，秧苗总算顺利地插上了。插完秧以后就算是农闲，至于中间要薅秧，那是女人们的事，男人们该干点别的事了。王泰阳往县城里跑了几次，回来说用沙的单位联系好了，就等着生产沙拉出去；而且说这家单位还答应尽量收购他们的沙子，以便供应外地的建筑队。老秦决心把三队当成一个抓副业的点，摸出经验，向全大队推广；等积累了资金，再打隧道引水。可是黄有组织不起人来，到谁家去动员，别人就先向他伸手要工具，要定金。我和老秦商量，这事还非得王泰阳不行，而王泰阳死活就是软顶着，说自己不适合当队长。没有办法，老秦只得亲自出马找王泰阳谈话，到底还是他有水平，居然把王泰阳说动了。老秦对王泰阳说：“你先干着吧，大队的文件很快会下来。”
那天晚上，黄有在大榕树上挂上一盏马灯，把社员召集拢来开会，由王泰阳向大家讲抓副业生产的事。第二天一早，王泰阳就进城去订做了几十把铁筛，很快三队的家家户户就开始生产沙子了。当王泰阳把第一笔货款收回来，各家各户也都象征性地分到了一点钱的时候，大树脚村的村民心里，升起了新生活的希望。
老秦也满怀信心，他不断地去催上面批复我们的报告，批复很快下来了，可批的却是：王泰阳不适合再出任生产队长。上面还口头批评了我和老秦，说我们不懂政策，小资产阶级狂热，我们嘴里不敢说，心里不免有些腹非。倒是王泰阳通达，那天晚上，也是在他家吃饭，也是一样地等着下雨，当我按老秦的意思，嗫嗫嚅嚅地向他解释时，他只说了两个字：“喝酒！”
2002年5月5日
责任编辑：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