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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梦泽
       在乌龙泉呆了不到一年，十四连的家属们又搬回向阳湖。干校的房子还没有全部盖好，只能回去一部分，十五连和十六连的家属们颇有怨言。郑效洵伯伯来送我们时，说他还要留在这儿，给她们做思想工作，不禁苦笑地摇一摇头。
       几辆大卡车满载了家具和老老小小们，在颠簸不止的公路上走了很久，才终于到了干校驻地。已是深夜了，食堂的大师傅为我们端来了热乎乎的面片汤，一排排房子熄灭了灯，人们都睡着了。只好匆匆先把家具什物卸下，搭一个铺就睡觉。那天晚上，父亲要我先睡到他的宿舍去，黑暗中我躺倒在一个铺位上，听到四周此起彼伏的鼾声，心里涌动一股新奇感，虽然浑身疲乏，竟久久未能入睡。
       第二天早晨醒来，外面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才发现自个儿在瓦工班宿舍中，有江秉祥叔叔、康师傅、刘师傅等人，他们已经端着饭盒准备去吃早饭。我赶紧穿衣起床。
       在霏霏细雨中，才知道，这一排排的干打垒土坯房，建在一座和缓的小山坡上，四周有翠绿的竹林和草丛，几排房子中间还有一个公共自来水管，高压电线也拉来了。各宿舍房间也有了电灯。后来，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王笠耘叔叔还自编自演了一个节目，仿佛是歌舞，我记得那歌词：“穿过一山又一山，我们架起高压线……”
       我正吃早饭，以前的小学同学龙又晨带着一群男孩子在窗前招呼我。很快，我也融入他们之中了。十四连的男孩子们最多，他们最初住在一间宿舍里，号称“八大金刚”，还根据年龄排行封了老大、老二直至八弟，这些少年过于调皮，经常聚众斗殴或恶作剧，连里的头头不得不将这伙孩子分散开，与大人混住一起。这里也有一所“向阳中学”，集中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作家协会、全国文联几个单位的家属子女，开始只有二十几个学生。无论初一或初三，都在一间教室里，算是多轨制学校吧。刚开始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吴天石老师负责，也真够他受的，这些孩子虽然都是文化人子女，却个个淘气得出奇。有时，老师推门进屋，一根扫帚落下，砸在脑袋上。吴天石老师年纪轻，常气得脸涨得通红，呼哧喘气。
       还记得，我头一天上课，一个男同学牵一条狗进屋。这条狗是十四连的男孩子所养，我们叫它“嘿嘞”。狗钻进教室后，吴天石老师只好把它往外赶，赶它不走，又用脚踢。那个同学惊呼：“吴老师，你别踢它!它可受不了你踢!”
       另一男生又说：“吴老师，‘嘿嘞’是他的儿子!他心疼啦!”
       那个男同学则还嘴说：“‘嘿嘞’是你爸爸，你他妈的才是‘嘿嘞’儿子呢!”
       一阵哄堂大笑中，两个男同学你推我搡，几乎动手打架了。吴老师连忙前来镇压，连拉带吼地总算平息了风波。这样的闹剧，一节课会发生几回。在文化部干校里，这些孩子反倒特别不“文化”，专门爱使用暴力，专门爱骂人。可能因为我们生在革了文化命的时代吧。
       孩子渐渐多了，吴天石老师几次去大队部汇报，开始陆续增加师资。其中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家陈羽纶先生的妻子俞士洪老师担任语文老师，作协涂光群先生夫人杜贤铭老师担任数学老师，中华书局家属金华老师也是数学老师。后来，又有一大批从共产主义学校转学升中学的孩子，大队部就索性将“向阳中学”转给文联来办，由文联派来一批干部也参加学校管理。
       这儿与乌龙泉不同的是，我们几乎很少接触到当地农民，而是聚居在这个小山坡上，自成一个小社会。这是一个“落难精神贵族”们的小社会。可以说，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大都集中在此了。比如我们连的冯雪峰、孟超、萧乾、韦君宜、绿原、牛汉、舒芜、洁珉等等，还有五连的张光年、陈白尘、臧克家、侯金镜、严文井、冯牧、李季、葛洛、郭小川等等，若是拉出名单来，我想，从五十年代的名家到以后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的名家，每个连队都有很多了。而旁边的十五连(商务印书馆)和十六连(中华书局)又集中一批著名翻译家和学者。文化的精神是浸染在他们骨髓中的。当然，即使在这批人当中，各人的感受与待遇也各有不同。洁珉伯伯的《五七干校记什》所描写的一些人的不道德情形，其实也是一种文化，是地地道道中国文化阴暗面的体现。在五七干校中也暴露得淋漓尽致。
       我有一段时间，寄住在瓦工班宿舍，也看到了他们大人生活的侧面。瓦工班只有父亲与江秉祥叔叔两人是知识分子，其余的是公务员和行政干部，尽管每日的劳动挺累，却可以躲避揭批“五一六”的政治风雨。虽说如此，他们也有自己的苦闷。刘师傅原是个公务员，他参加过抗美援朝，从军队转业来的。看到军代表趾高气扬，倒背着手，端着官架子模样，他不禁在屋里嘟囔：“老子打仗流血的时候，他还光屁股撒尿呢!凭什么跟老子牛皮哄哄的。我现在要还在部队里，训他，他都不敢吱声!”我听了暗自好笑，他大概也是怨气冲天：只由于分配到这个单位，却被一锅端到了干校，还不知前途如何呢!若说是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他还改造个什么劲儿呢，实在是冤枉!
       大人们称下田劳动为“下湖”。阴雨绵绵中，坡下有条直通大堤的土路，一队破衣褴褛、头戴斗笠，或身披雨衣的人们，踉踉跄跄在泥泞中行进着。农忙时节了，我们也要跟着一起去劳动。刚来时，我和几个小伙伴走上大堤眺望，原是一大块沼泽地，围湖造田后，开垦出一大块一大块稻田，间杂了丛丛菰蒲，片片荒草，朵朵野荷，稀稀落落还有些各色野花，装点于无尽绿野之间。咸宁地区属浅丘陵地带，土地也是红胶泥土，惟有湖里的泥土却黑油油的，不过却是生荒地，未必能生产出多少稻谷。伙伴们说，才到这里的时候，巧逢湖里发水，一望无际的湖水仿佛漫到天边，涟漪波动，水浪滚滚，冲击了大堤。湖中常笼罩了灰色大雾，好像将湖水与天空混沌到一起。以后，我看了一些文章，说是向阳湖现代名是关阳湖，是长江汛期的泄洪区，以后筑堤坝把它围起，成了垦区。也有人说，这里叫西凉湖，或叫斧头湖，向阳湖肯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改名的，有葵花朵朵向太阳的意思。但是，更多的学者皆称这里是古代称为云梦泽的一部分。那么，它与孟浩然的那首诗《望洞庭湖赠张丞相》中的两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是不是有什么联系?诗句的解释是：“云、梦：古代二泽名；云在江北，梦在江南，后来大部淤成陆地。”也许，这一块湖大约就是云梦泽未淤成陆地的部分吧?
       说实话，我更喜欢云梦泽这个名字。有云，有梦，也有一片泽薮，比向阳湖要真切。
       白雪的山峰
       沙沙的雨点落在翠绿的竹林里，红色的胶泥土也更加触目，一坨一坨泥土粘在脚上，使人几乎难以行走。一片片的水田和池塘，也漾出密密麻麻无数闪亮的小圆涡。穿了蓑衣的农民们，牵起水牛从狭窄的土埂走来。远处的河流、大堤和山坡，遮掩在白茫茫雨雾之中。只有近处的草丛和绿树，更显得青翠欲滴。看到这雨景，我们却感到心烦。
       我们这些久处都市的孩子们，曾经为呼吸到山野的新鲜气息而兴奋。很快地却又感到，一切是那么枯燥和闷抑了。一餐又一餐没一滴油星的煮萝卜、炖洋白菜、熬老倭瓜，使得我们一听开饭就恶心，只好用辣椒酱拌着吃。吃大多的辣椒酱，每人嘴唇边都上火起泡了。一个又一个夜晚，大人们集中在连部门前的空地开批判会，我们也掺杂其中。
       我们知道了太多的孩子们不该知道的事情，幼小的心灵里也负荷了少年时不该有的压抑与沉重。真的，在这个云梦泽之中，也有太多的云雾，甚至是乌云。我们的梦呢，常常是稀奇古怪的，恐怖可怕的。
       但是，生活中也有少数的人，像是山坡上挺拔的竹子，青翠碧绿，昂首不屈。比如像冯雪峰、郭小川等人，他们走过一段苦难之路后，依然孜孜以求充满探索精神。这些人，或许就如罗曼，罗兰评价贝多芬时所说，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在拜金主义氛围影响下的当今社会，不少人是难以理解他们的。最近我出版的长篇小说《黑色念珠》里，主人公罗水泊的形象中既有顾准的影子，也有冯雪峰他们的影子。他们感染了我。使我在少年时代就相信，这个世界里不光有鄙俗的人，有充满了利欲的人，也有一些理想主义者们。
       人们回忆向阳湖时，怀念冯雪峰老人的文章最多。是由于他的革命资历长、地位高和有名气吗?不仅仅是如此。人们佩服他，除了他的品格高洁，还有，大家也隐约察觉出，他的苦闷心情深处，却潜藏着一种时刻将要进发的心灵力量。有一篇文章写道，冯雪峰老人在劳动后的休息时间，除了看书，有时还坐在大枫树下凝神思索。我难以忘怀这样的场景，冯雪峰老人深厚积雪似的白发略有些蓬乱，紧蹙的眉毛也染上白霜，支颐沉思时，细长的豹眼炯炯有神，望着遥远处。
       一天，妈妈瞧见菜地里劳动的冯雪峰老人头发凌乱，已经很长了，主动提出帮老人理发。老人却操着浓厚的浙东口音说：“弗用——弗用!到了星期天，我到城里理发格!”
       “何必去城里理发?走吧，我来给你理!”妈妈拽着冯雪峰老人到了我家。
       到家里，请冯雪峰老人坐椅子上，给他脖子下系上一块围裙。妈妈一边使推子理发，一边跟他聊天。妈妈从小长在上海，会说一口熟练的上海话。冯雪峰老人年轻时长期在上海生活，听到上海话似乎也尤其感到亲切。特别是妈妈说到父亲的祖籍也是浙江宁波的鄞县时，冯雪峰老人笑呵呵地说：“我晓得的，我晓得的!我们都是浙江人嘛!”
       “冯先生，我和咸荣从内心深处是很尊敬您的……”
       “弗要这样讲!弗要这样讲!”冯雪峰老人摇一下手说，“侬叫我雪峰也可以，叫我老冯也可以，弗要叫我先生……这样叫不好!”
       “不，我们还是叫您先生……”妈妈执著地说，因为南方话里，“先生”是一种对人很尊敬的称呼，“公开叫不好，就在背地叫。背地里叫总可以吧!”
       “背地里也不要叫格!还是喊我老冯好喽。”
       “冯先生，不瞒您说，我过去对您也是有点儿小意见的……”
       “啥格意见呀?你讲嘛，讲!”
       “五六年，咸荣被冤枉，在单位关了五个多月……”妈妈所说的，是肃反运动中由于一封匿名诬告信，称父亲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在京潜伏小组的组长，解放前有七条人命案。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将父亲拘押在单位审查了五个多月。妈妈哽咽了，接着说：“那个时候，我正怀着施亮，天天挺着大肚子到出版社门口，想见咸荣一面……我知道您是社长，给您写了几封信，可是您没有理睬我!”
       “唉——小杜哇!”冯雪峰老人的眼睛忽然涌满泪水，清癯的脸上充满歉疚，竟站起来，系在脖子上的围裙也落下，“是我——错了!我错了!我要向你道歉……”
       “冯先生，您不要这样认真，我只是随便说说的……您不要介意!”
       “不，那时我是社长，咸荣被冤枉的事，你写的信我没有回复，我都有责任的!”他诚恳地对妈妈说，“小杜哇，往后你有意见直接对我讲，我是高兴的!”
       第二天早晨，吃早饭时，妈妈跟父亲讲起了这件事。父亲沉默一会儿，才说：“唉，若莹呀，你不该跟冯先生提这件事。其实，那时候他也做不了主，他在五四年就挨批判了，以后也没有什么实权……”
       妈妈不知道此事，惊讶地问：“五四年，他也挨过整?”
       “是呀，他和周扬意见不一致，挨了好几回整……冯先生这个人真值得钦佩呀!你看，他一点也不做解释，反而将责任都承担下来……”父亲压低声音，才说，“唉——他才是被冤枉的呀!”
       往后，在我们家里，父亲母亲谈起冯雪峰老人时，都称呼他为“冯先生”。这是对他深深尊敬的表示。
       干校的孩子们与大人们朝夕相处，都变得没大没小。比如我们背地给一些人起外号，管楼适夷老先生叫“楼阿姨”，又管张铁弦先生叫“铁孩儿”。有一个淘气的同学，学着孟超老人的山东口音，吸溜着鼻涕：“俺们……”模仿得极逼真。但是，这些调皮孩子惟有见到冯雪峰老人却是肃然起敬。因为，他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献身精神没法儿不使你感动。他是一个质朴又认真的人，干什么活儿从不偷一点儿懒。让打扫厕所，他将厕所扫得千干净净，一天打扫好几遍；让种菜，他翻地开畦，担粪泼肥，蹲地培育菜苗，连军代表也不得不赞叹他真能干；开会时他拿个板凳坐后面，只是认真倾听，却很少发言。即使困厄艰难的日子，老人身上仍然散发出某种尊贵气质。这种尊贵气质不是由权力、地位和金钱造成的，而是由于心灵和品格所形成的。
       有一回，我到山坡前面的王六嘴供销社买东西，正好遇上冯雪峰老人。沿着那条竹林间小道回来，我们扯几句闲话。突然，我充满孩子气地问他：“冯伯伯，您是跟红军长征一起过来的吧?听说，那时您还常常跟毛主席在一起，是吗?”冯雪峰老人一怔，雪白的眉毛颤动一下，清癯的脸上充满窘迫，不知怎么回答好，支支吾吾挤出一句：“唔……嗯……这个，怎么说呢……”我却仍然追问下去：“您跟鲁迅也是好朋友吗?您是不是还常常住在他家呀?您……”我的话被他打断了。冯雪峰老人的神情是痛苦又严厉的：“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不要再提了!”刹那间，我发现了老人的双颊红扑扑的，眸子里闪烁着泪花。
       我以后再没有跟冯雪峰老人直接接触的机会了。不过，那两句问话却在他心中留下印象。我有几回遇到他，他深深瞥我一眼。从干校回北京后，我在南小街口又碰到老人一次。冯雪峰老人欣喜地拍着我肩膀，说我长高了，并且问我在哪个学校读书?我说，我被保送到东城区师范学校。他听了很高兴，要当老师啦?好哇，好哇。他告诉了我他家的地址，要我去他家玩，并且说有个小伙伴也去过他家。我记得那时候老人已是步履蹒跚，一副苍老模样了。可惜，那两年我在师范学校住宿，未能抽时间去看望他老人家。七六年初，重病在床的冯雪峰老人病逝了。这消息是孟超女儿告诉妈妈的。吃晚饭时，妈妈对全家人说了，饭桌沉默片刻，父亲神色凝重地说：“唉，冯先生是个……”他看我一眼，继续说：“是个，你小说里应该描写的人物!这样的人，以后不多了。”
       “山本五一六”
       上课时，有两个同学哈欠连天，显然昨晚没有睡好觉。果然，他俩下课时告诉我们，跟着大人们一起去四五二高地看内部电影了，是被报纸批判的有复活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我们羡慕得厉害，当时观看这几部影片是有级别限制的，甚至千校人员也有的准去，有的不准去。他俩竟捞到了这个便宜!放学后，一群小伙伴聚到他俩的宿舍，津津有味地听他俩讲那三部影片的故事情节，山本五十六啦，江田岛海军学校啦，平田一郎啦。他俩手舞足蹈向我们大吹一通。那个年代极少有娱乐活动，即使放电影，也是江青批准的老八部，称为“三战一哈哈”，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还有新闻片不断出现的西哈努克的形象。那些电影的台词，大伙都背得出来。
       过几天，又要在四五二高地放这几部电影了。据说是范围又扩大了，以前不准去的一批人也准去了。我们这些孩子磨着大人们也要跟去看，居然也不置可否地得到默许。看电影是在校部附近的一片太空场上。由于怕周围的老乡们也跑来看，，校部决定，电影在夜间十点以后开映。四大队距离校部有好几里路，人们吃过晚饭后，要休息挺长一段时间，才穿上棉衣，掖上手电筒，带上小板凳，摸黑出发了。
       这三部电影连在一起放映，几乎整整放了一通宵。避免让附近农民们受毒害的企图也失败了。在电影中间换片时，发现空场边的土坡上，早已密麻麻站满了老乡。放映人员请示领导后，无奈只好继续放下去。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后，便感觉到夜的寒冷，穿上棉袄也瑟瑟发抖，饥饿的腹中也咕咕直叫。最后全部电影看完，我们跟随队伍顺着大堤，走回驻地，东方天际晨曦微露，山野间的茅舍也是炊烟缕缕，湖田中则飘荡了薄纱般灰色雾霭。
       看过这三部电影后，里面的一些人物和台词也融进我们的生活。一天下午，有个同学跟我说：
       “今天晚上，又要批斗山本，你去不去看呀?”
       “批斗山本?”我大惑不解地眨眼皮问，“山本是谁呀?干吗要批斗山本呀?”
       “山本……哈哈，‘山本五一六’嘛!”
       “哈哈，那可是个老‘五一六’分子啦!”
       我们恍然大悟，又尽情大笑。哈哈，真是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要是还活着，恐怕罪名不仅仅是战犯了，他还应该是个大大的“五一六”分子国际总后台!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他干吗不叫山本五十五，或者是山本五十七、山本五十八，偏偏叫山本五十六?他不是大大的“五一六”分子嫌疑，就是大大地同情“五一六”!
       于是，在我们这些孩子们中间，“五一六”分子的代号就成了“山本”。嘿，你最近没见着某某吧?是呀，怎么啦——被圈起来啦?嘿，他也成了“山本”啦!咱们十四连的“山本”可真不少啊，快一个排了!
       我到了向阳湖，其实深挖“五一六”运动已经进入低潮了。在乌龙泉时，运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父亲回来一次，就告诉我们谁谁又被揪出来了。而揪出的人，大都是文革中两派组织的骨干。然后，对这些人再搞逼供，他们再供出一批人来，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因为“五一六”组织是一个极其隐蔽的阴谋集团，他们曾经策划了暗杀中央首长，搞反革命叛乱等等。如此邪乎，真是不揪出来，天下不得安宁。结果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有各种历史问题的人就占了一半，再将那些造反派也揪出来，那便是“洪洞县没有好人”啦。
       晚上，我也去参加连里的批判“五一六”分子大会。这时候，父亲所在的瓦工班已经解散了，他回到班排里。听说我也去开会，很不高兴。我就撒谎说，这是学校让我们必须要参加的，接受阶级斗争教育嘛!他勉强同意让我去了。
       连部门口点燃一盏雪白的汽灯，一张方桌前，坐几位连部领导，门前场地则坐满了全连近二百号人，都坐在小板凳上。前面是一位“山本”，喉咙嘶哑地交代着。听得出来，他只是讲自个儿的思想转变过程，给自己扣了许多帽子，却没有什么干货。领导当然很不满意，不住地敲着桌子呵斥道：“声音大一点儿!你的声音大一点儿，不要扭扭捏捏的!”
       这位“山本”交代完了。领导便威风凛凛站起，目光扫视会场一周，特别把眼睛瞄向某一方向：“啊——他交代完了，大家对他这一次的坦白交代有什么看法啊?啊——请发言吧!”
       会场先是一片沉寂。领导的眼光又连连盯向某一方向，这时，在他暗示的催促下，一个人站起来了，他将身上披着的旧棉袄一甩，怒冲冲指着那位“山本”说：“告诉你，你今天的坦白很不老实!不要以为就可以蒙混过关，搞阴谋诡计的人最后总要败露的，纸里是包不住火的……”一通慷慨激昂的言词，都是典型的文革语言，然后，才道出要害：“我现在问你，就在X X事件前一个星期，你在X X号房间曾经与几个人密谋，你们都搞了什么鬼?为什么不老实交代?”
       如一颗炸弹爆炸，顿时，会场里掀起一阵嘈杂的交头接耳声。领导们很得意，又有一领导厉声质问那位“山本”：“你老实交代，在X X号房间里的人都有谁?”还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会场里传出几声怒吼：“说!都有谁?”“老实交代!”“说!说!”
       “山本”面色苍白，额头沁出细密的冷汗，先辩解一句：“我们不是密谋，只是商量……”话没说完，又被吼声打断：“坦白!你态度要老实!”“说!是谁?”
       “山本”哆嗦着嘴唇，吐出几人的名字。
       会场又是混乱的吼声：“X X X!站起来!”“X X你老实交代!”
       转瞬间，又有几个“山本”被揪出来了。
       真是急风骤雨一般呀，我看那几人吭吭哧哧在辩白，四周仍然吼声不断，时不时有人站起来发言，会场充满喧嚣骚动。再一看父亲，他躲在后面墙角边，脑袋耷拉下来，睡着了。直到附近又一人站起大声质问，才惊醒他的瞌睡。一手捂住嘴，悄然打个哈欠。
       乱了好一阵，领导才砰砰敲桌子宣布，暂时休会，大家回宿舍歇十分钟，再回来开会。
       回到家里，父亲满脸不高兴，吩咐我不要再去凑热闹了。他恼火地说：“我是没有办法!非得去不可。你吃饱了撑的，也去熬夜干什么!”
       父亲并不知道，这也是我成熟的一部分。少年眼睛看到的世界黑暗一面，也领略了今后人生或许会遇到的那些东西。其实，那些互相攻讦，那些恶意诬陷，那些背信弃义，那些为保存自己而将他人推向悬崖的行为，岂止是那个动乱年代才会产生呢!我们：今天就不会遇见?实质上，它来自人类的某种天性，也是永无休止的。
       2001年5月份，全国作协组织了一次游览活动，我也随着参加了。恰遇原来十四连的何启治叔叔，乘车途中，我们一起聊起来，回忆了干校的许多事情。他说，到于校不久，他也被当成“五一六”分子揪出来了。军代表命令绿原先生监督他，让黑帮管黑帮，算是以夷制夷的政策吧。幸运的是，绿原先生是忠厚人，不为已甚，如检查信件、监视行动等，并不认真，还与他通气，使他的日子好过一些。但是，他的行动不自由，连进城去共产主义学校看望儿子何兵都不被允许。连里一个同事进城回来，对他悄悄说：“你的儿子真可怜呀!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你啦，他拽着我直问爸爸为什么不来……”何启治叔叔说，他听了这话，心如刀绞，几乎痛不欲生!他讲的是另一段小插曲，也是未被我们这些孩子眼睛看见的另一种痛苦人生。
       双抢时节
       “双抢”是指抢收中稻和抢插晚稻，这是农活最紧张的季节。其实，就连当地农民都是只种上两季稻，可干校是个劳动改造的场所，便命令各连一律都种三季稻，即早稻、中稻和晚稻。到了农忙时节除极少数人作后勤外，一律下湖劳动。我们这些中小学生也放农忙假，帮助大人们插秧、割稻子。开始，还按照学校的编制轮流去各连劳动。以后，有的连队家属子弟多，便觉得不公平，自己的家属子女，干吗偏偏要为别的连队去干活?经过一番交涉，学生们回到父母所在的连队，跟大人们一块儿干活儿。可见得这群孩童，也是一批顶用的劳力呢。每天早起出工，一轮乳黄色月亮还挂在夜空，满天星斗闪烁，路边水田一阵又一阵蛙鸣，还有草丛中断断续续的细微虫鸣。我们这些孩子走在大人们的队伍中，却是睡眼曚昽，踉踉跄跄。这时只是机械地迈动双腿，人还在走路，大脑皮层仍然昏沉沉的，还处于半睡眠状态。这种半醒半眠要持续很长一段时候，甚至走入水田插秧，只听见膛水声，秧苗插入泥中的簌簌声，很少听见人们说话。即使有人吩咐做事，声音也是低低的，慵懒的。又一会儿，天空渐呈灰白色，人们看见东面一抹亮光，上层是绿色，下层是粉红色，很快又扩展为金红色朝曦。一眨眼，通红的太阳终于露脸了，灰色的湖泊，发亮的水田，黑乎乎的野草丛，几棵孤零零的矮树，被染上金黄又带上暗红的颜色。湖中雾气蒙蒙，大地万物也仿佛随着飘升的雾气向太阳涌去，又随着阳光照射，旋即朝四面八方流淌着。这个时候的太阳，给人们以兴奋、欢乐的感觉，它祝福着万物，也祝福着我们。
       “哦，太阳出来啦!”
       “哈，该奏《东方红》啦!”
       人们也活跃起来了，纷纷伸直了腰观赏美景。顺便再回头看去，背后蜿蜒的大堤如蟒蛇盘旋，还有远处若隐若现的丘陵，似连绵起伏的波浪。此刻，昏沉沉萎靡之气一扫而光，大家开始互相打趣，也扯几句闲篇，在枯燥沉重的劳作间觅得一丝轻松。
       太阳升高了，热度也随之升高了。烈日当空，这时酷热的温度经常在四十度以上，阳光的热力射在头顶和脊背上，如火烧火燎似的。站在烂泥的稻田里，水也竟然发烫了。满身淫淫油汗，先是腻住了毛孔，又流淌得浑身上下都是，就连仅穿的一条短裤也汗湿得如水里捞出似的。男人们全是赤膊，上下通体晒得黑黝黝的，脖上搭一块湿毛巾，只是为了揩汗。
       头几天日子，我们这些中学生还羞答答，无论多么热，也要捂一件短衫，或是穿一件背心。干几天活儿，便顾不得文雅体面了，也和大人们一道光起了膀子。射来的阳光忒毒辣，只觉得后脊背上刺痒，又有一些疼痛，直到晚上睡觉时，更感觉刺痛难忍，伸手挠一挠，原是起了燎泡，被身后的席子擦破，脊背流黄水不止。第二天早晨，妈妈发现了，心疼得流泪，抱怨说：“凭什么也让孩子受这个罪!”可我的内心深处，却是自愿在这种重体力劳动中锻炼，也要改造一番思想，至于改造哪些思想，又该改造成何种思想，却也是懵懵懂懂，只笼统归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经过多日暴晒，我实在不知道自己脱了几层皮，挑担、插秧、割稻等农活儿也做得熟练了，干起活儿却笨哈哈的，光会死卖力气，不会使巧劲儿。十四连的大人们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小力笨”。他们管搞古典文学的编辑陈建根叔叔叫“大力笨”，因为他干活儿从不偷懒耍滑，实心眼儿地拼命干。以后，我方才懂得，“小力笨”原是北京俚语，是指商店铺子中的一些初级学徒，只管做一些杂活儿，卖傻力气的。
       十点至十二点的两个钟头，是每天劳动最难挨的时刻，头上骄阳似火，脚下热气蒸腾，每人好像刚出蒸笼的煮螃蟹，个个都是通红的。体力稍弱一些，便会中暑晕倒。直到伙房的人将中午饭的伙食担子挑到田头，人们纷纷到水渠边粗粗洗一下手脚，然后在阴凉处吃中午饭。南方农民的规矩，“双抢”是最消耗体力的时节，总要办几餐鱼肉，打一打牙祭。这时候，干校的伙食也略有改善，不过是每人发一个咸鸭蛋，两个糖三角而已。午饭后，人们横七竖八地倒卧在凉棚中大睡一觉，外面热浪滚滚，里面鼾声四起，虽然是闷热得令人窒息，却很少有人热得睡不着觉。
       午休过后，下午再出工时，个个汗水淋漓，都是硬撑着劲儿去干活儿的。这时异常闷热，没有一点儿风，烈日蒸腾了湖里的水汽，常见雾气朦胧，连周围的空气都粘滞又充满了腻腻的感觉。我们插秧，或是割稻，除了汗流浃背，腰酸难忍，又是憋闷得不行，仿佛空冥中，有毛烘烘的大熊掌在搓揉我们的心。尤其强挨到收工时分，人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又饿又累，仍然要勉强支撑下去，那一段时候最难熬了，只觉得浑身溢出的汗水全是虚汗，血液也快凝固了，体内的纤维与细胞也萎缩了。燠热的氛围中，似乎无数的尼龙绳勒进了心脏，扯呀拽呀，要将它拽出胸膛。
       日落西山红霞飞，男女老少收工回，劳作一天的人们方得一丝轻松，只有这时才完全显出了疲惫不堪的模样。一天下工，我见到前面一位老人，有好几次跌跌撞撞一脚踩进水田里。我搀他起来，他嘟囔着摇一摇头：“唉——老啦，真是老啦。”忽然，我幼稚的心头冒出疑问：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说，去干校的人应该“除老弱病残者外”，难道前面的这位老人还不算老么?其实，这句话是并不作数的。不仅老者、病者、弱者，都被轰下了干校，就连残者也未必能幸免，比如中华书局的翻译家陈羽纶先生——他的妻子俞士洪是我的语文老师，而陈先生被截肢，岂不是也拄着双拐杖，去了五七干校吗?
       收工返回驻地时，我们要走过木搭的便桥，桥下是一条河，原是修堤取土而留下的深沟，紧挨大堤，河面水宽有丈把尺，河水清澈。每日下工后，男男女女便下到河中，在这儿洗个澡，冲去一天的污泥臭汗。大多数不善游泳的人们只站在岸边水浅处，也有几位水性好的大人，却游向更远处。在这儿，我们洗完澡，还可顺便将汗沤过的衣服洗一下、然后躺在河边，晒一小会儿太阳。
       一天黄昏，我极舒畅洗完澡也洗过了衣服，卧在河滩上晒太阳。身旁躺的是萧乾老人，神态也是极惬意的。他轻缓呼出一口气，慢慢抚摸着自己赤裸的胸膛，对我说：“唔……我想起了英国的海滩，在海里游过泳，也躺在沙滩上，那个感觉挺好的。”
       我不禁好奇地问：“您去过英国?是在什么时候?”
       “三四十年代喽……”刹那间，他的脸上又蓦地出现尴尬神情，忽然转过脸，“咦——你看到了萧桐吗?他跑到哪儿去了?”其实，他的儿子萧桐就在不远处洗澡，他不过故意转个话题而已。
       当天晚上，在吃饭桌上，我无意中跟父亲母亲提起此事。父亲笑了，用上海话对妈妈说，哈!萧乾知道他是施咸荣的儿子，所以敢跟他讲这个话，不怕我们给他打小报告。旋即，他又转过头，用极认真的态度说：“这个事情，你不要再告诉别人啦!就是跟你们同学也不要说啦!”
       我唯唯诺诺答应，却并不完全明白，萧乾老人讲这一句话会有什么问题呢?那时，我只是个少年，根本不懂得人心惟危的遭理。
       进城·夜路·江上行
       每个星期日，我有一桩任务，跋涉近二十里路，到咸宁县城去看望住在共产主义学校里的妹妹。
       我从大堤走过去要近得多。若从公路走，又要绕远多走十来里路程。一个少年独自走那么远的路途，难免会有一种孤独的感觉。瞧一瞧堤下一块又一块水田，还有沼泽地一大片黑森森的芦苇，残落的荷叶，枯萎的莲蓬，风儿吹来带腐殖质臭味儿的泥土气息，忽然，心灵里又会出现某种莫名其妙的惶惑。走下大堤，又进入一大片深红色土地中。亮晃晃的阳光照射到黄褐色峭壁上，又见远处的丘陵、稻田、草丛都清爽欲滴，被太阳洗过一遍似的，泥土里还散发出像酒一样的发酵味道。
       往前走，还有一棵大红枫树。
       往前走，还有一小片离乱的竹林。
       往前走，还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
       走到咸宁县城又仿佛从一片蓝色幻梦回到喧嚣的现实。那时候，这个小城是穷困而偏僻的，却仍然充满了自然的山野情趣。满街是挑着扁担的农民，机动车都不很多，偶尔几辆发出“咣——咣”噪音的手扶拖拉机驶过，扬起一阵尘土。至于卡车和吉普车更少了，一般它们是干校的车辆，若是在公路遇见一辆，就可以站在路当中招手拦截，求司机带我们一段路程。
       我到咸宁县高中——也是共产主义学校所在地时，总看到一大群娃娃们已经等在校门口，眼巴巴寻找自个儿的家人，他们伸直脖子等待着，一瞧见自己的父母或兄长，便兴奋地嘻嘻笑着，蹦蹦跳跳跑过来。此时，我从心底涌现出一股亲情的感动。我暗暗下决心，每个星期都要来，哪怕是下刀子也要来。无论如何不能让盼望了一星期的妹妹失望。
       我领着妹妹先去逛咸宁城的百货大楼。说是百货大楼，其实也不过两层。我俩照例将所有的柜台逛过一遍，从布匹柜台、小五金柜台、直至食品柜台，然后，我给妹妹买一些粽子糖，尖尖的，不带包装纸，是南方特产最便宜的糖。有时，听说我进城，连里大人们还要托我办几件事，往往是寄信呀，带买一些小物件呀。我极认真地将这些事情一一办完，就带着妹妹奔小饭馆吃一顿饭。
       县城仅有几家饭馆，里面几乎挤满了干校的人们。我和妹妹坐在一张黑腻腻的桌前，总得不停打招呼，有妹妹的同学及其父母，也有我们认识的大人们，大家吃伤了一餐餐清水煮洋白菜，也跑到城里来打牙祭。但是，家里的经济收入有限，我在少年时期已经自觉养成了俭省的习惯。往往叫两碗面，一碗是清汤面，一角钱一份；另一碗是肉丝汤面，三角六分钱一份。两碗面端上来，我吃那碗清汤面，妹妹吃那碗肉丝汤面。她很懂事，先要把肉丝拨一点儿给我。
       “哥哥，你也吃一点儿吧!”
       “你吃吧，”我推让着，“我不爱吃肉的。”
       “你骗我!我知道，你是最爱吃肉的。”
       边吃边聊着。大都是我听她讲述一些学校生活，再将父母的叮咛转告她，要注意冷暖呀，照顾好自个儿生活啦，还需要哪些生活用品啊等等。出了饭馆，我领妹妹到街上东转转，西逛逛，再消磨一段时间，便送她回学校了。校门口，她冲我泪汪汪招手再见，忘不了要说一句：“哥哥，下个星期再来呀!”
       如今，妹妹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定居将近二十年了。她每次回国探亲，大家聚首团圆，回忆过去往事时，我们总要提起咸宁小城——铺着青石板路，只有两条街，不到半小时就逛遍的小县城。
       从县城回家，必定要经过那条小河。乘摆渡船过河，又走过一段路程，就走上大堤了。顺着大堤半个多小时，便到家了。往往不误吃晚饭。
       可是那一回，我走到河边却傻眼了，空旷的河岸寥无一人。我扯开嗓门狂喊：“有——摆渡船——没有?”“来——船哇!”喊好几声，喉咙都喊嘶哑了，对岸只隐隐有一行鸥鹭飞起。一阵小风吹过，淡绿的水面皱起几道涟漪。
       在河边徘徊许久，我内心无限恐慌。唉，摆渡船没有了!怎么办呢?只好绕道走公路了，那要多走十多里路，而且是我不熟悉的路径。又等好一会儿，仍未见到一只船影。无奈，我只好迈开双腿走上公路。
       夕阳西下，公路边的苍黑山岩，一片矮树丛，抹了淡淡的金光。长长的灰白土路空荡荡的，天色却转瞬间灰暗了。晚风热热的，挟来一股土腥味和青草气息。在我的少年心头，蓦然出现一阵空虚，又是畏惧。我的腿发软了。想象着，倘若一人在黑暗中迷路，孤独无助，转来转去，该如何是好?越是这么想，我的脚步倒加快了。走吧，快点儿走。
       天黑了。却看得见树丛、远山，还有枯黄茅草中一条蜿蜒小路。朦胧夜色如轻纱飘下，又隐约升腾了阴气。我为了壮胆，敞开喉咙高唱样板戏：“朔风吹，林涛吼，峡谷震荡……”“浑身是胆雄赳赳……”疯狂发泄似的歌唱快感中，我似乎冲破了恐惧，恢复了几分勇气。
       很快，我精疲力竭了。越来越浓重的黑暗夜色，使心灵变得空漠，又有一股淡淡惆怅。一个人仿佛恍惚走在梦境中。前面是岔路口了，不知该往哪走。我轻率地选一条自以为最近的路，又走下去。
       山坡密密的竹林覆盖一层苍白的月光，公路也布满花花搭搭的光点，像一条巨大蟒蛇身上的鳞皮。我又冷又累又饿，腹中空空，身体宛若一块丝瓜藤，只留下筋筋络络，骨头都被抽光了。我机械地走着，本能地走着，脚步踩在路上，单调地沙沙响。周围的一切那么寂静，仿佛只剩下脚步声，还有那条茫茫无尽的夜路。
       前面竹林中的小径，突然飘出一片黑影。原来是个老汉挑着担子，晃晃悠悠走来。我一阵狂喜，急忙跑去问他，往干校的路怎么走?老汉放下担子，用袖口擦一把汗水，从容回答：“莫不是向阳山哇?盖几排瓦房，有很多戴眼镜的人……”我兴奋地回答：“是呀，就是的!该怎么走?”“莫慌咯，就跟我走好喽!”我总算将一颗心放下。夜色中看不见老汉的脸庞，却模糊见他戴着帽舌软塌塌的帽子。他告诉我，我走迷了路，又多走了十多里的冤枉路。
       走一程，老汉撂担子歇息。他猜我饿了，取一块米粉做成的糕给我。道一声谢，我三口两口就把糕吞下去。老汉瘪嘴一动，叹口气：“唉，北京伢子，真可怜!”一路走，我们又摆谈起来。他说，工分没有挣够，怕分的稻谷不够吃到春天。又说，他的三伢子去年当兵了，正驻防在武汉。他好奇地问我：“北京有好大?比武汉要大么?”
       不知不觉走到他的村庄，原来在我们常去的供销社王六嘴附近，离我家不到二里路了。谢绝了他要送我回家的好意，翻过山坡，我往家走去。
       进家门，妈妈惊恐地瞪眼望着我：“你怎么才回来?”
       我一摇头，只说：“水!我要喝水!”
       妈妈将盛凉开水的瓷壶递我，我对着壶嘴咕嘟咕嘟猛灌一气，牙齿磕在上面格格响。妈妈淌下泪水。
       “我迷路啦!没有摆渡船，只好走公路，白绕了好多路……”我有气无力地答道，回头又问，“爸爸呢?”
       “他到路口等你呢，”妈妈擦着眼泪说，“现在快11点啦!这一晚上，我们俩急得坐立不安……”
       1971年的暑假，妈妈带我和妹妹去上海探亲。下午，三人乘火车到达武汉市，立即赶往江轮码头，买好翌日早晨的轮船票。在一家小饭店吃过晚饭，轻轻松松逛过街，还到武汉长江大桥遛一转。当天晚上，我们决定在江轮码头的售票厅过夜，等待第二天清早上船。在售票厅，还遇到了另一家三口人，也是一个妈妈带一男孩一女孩，纯粹的北京口音，互相攀谈几句，才知道这一家人也是我们文化部五七干校住四五二高地的人员。
       我很快同只比我小一岁的男孩子谭力混熟了，妈妈她们打开铺盖卷在售票厅里打盹时，我俩就在夜晚的码头上转悠，来打发那个漫漫长夜。江面上有多艘大小船只停泊，闪烁着灯火。我俩与值夜班的码头工人们坐在月光下侃大山，天南海北胡吹一顿。一个工人讲文革中武汉“七二○”事件的轶闻，我俩也津津有味地听着。以后，又瞧码头工人们装卸货物，甚至溜到了江轮上看新鲜。就这样我俩整整一夜未睡，内心充满了少年式的兴奋。
       第二天清早，我们来到江轮上，从武汉到上海共三日旅程，览尽了长江下游风光。与另一个岁数相当的少年一起，可以随时交换心中的感觉。我俩不厌倦地望着辽阔的黄色水面，奔流的汹涌江水。还有遥远两岸的小屋、矮树和田野，漂泊在江面的几叶小舟，偶尔一列黑黝黝崭削的峭壁在岸边高矗，有惊心动魄之感。我的眼睛永远不会疲惫，其实，更是将一颗敏感的少年心灵流连在自然美景中了。有时候，我站在甲板上，痴痴望着江上图景，这些壮丽图景竟然使我超脱了感官意识，使我心驰神往，又进入另一种幻想宇宙之中。在那里，云与水，光与色，听觉与味觉都汇集一起，是运动的，又是静止的，犹如一个瑰丽的圣境。
       后来，我在上海亲戚家住了一个月，急于回校上课，自个儿单身独人乘江轮又从上海返回武汉，妈妈和妹妹仍然留在了上海。这一回的江上游，却比来的时候更深刻领略了大自然的神奇。我常一人独倚在船舷栏杆上，好几个钟头呆望着，看激荡的波浪，看与江面相融的灰白色苍穹，看日升与日落，看水鸟从远处飞过。此时此刻，我内心出现了淡淡的忧郁，尤其在黄昏时节，夕阳落入茫茫云海，江面被一片灰雾笼罩，两岸的景物也为暮色所腐蚀，仅变成两道黑黑的轮廓。船舱里人们的呼唤，悠长的江轮汽笛声，还有闪烁的灯光，更使我的少年心灵生出无端的愁绪，仿佛感觉自个儿过于贴近人生，又会有奇异的危险似的。那种惆怅与恐惧交织的感觉，像走夜路时生发的幻觉，又扩大了。这可能是一点儿感悟，促使一个少年突兀地成熟了，心灵深处有什么在升华了，又有什么在失落了。
       沈从文先生说过，他的文学生涯与水密切相关。他说，因为“我幼小时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他对自我和自然的认识太深刻了。水，能够促进人的感情流动而不凝固；水，也能够使人产生激情，进而酿出诗情；水，更能够让人悟出所面临的大千世界的深奥实质。
       对我来说，少年时期在长江下游乘轮船旅行的那些日子，也是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干校住在了向阳湖，那里是一大片没有水的湖，是淤成陆地的沼泽，是云梦泽的小零碎，只剩下一小块又一小块的灰色湖泊。它使我们这些少年的梦也多是灰色的，充满了厚重雾霭的。在那个风云变幻又风雨交织的时代，这些孩子们心灵也充满了疑问，却得不到任何解答。我们应该知道的，而又不知道的太多；我们应该不知道的，而又知道的也大多。这时候，一个少年人从那一片没有水的湖走出来，又来到了波涛滚滚的长江上，突然，敞开了一个宽广的世界，人，自然，岁月，生活，宇宙；那么，前面或许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呢，也说不定。
       责任编辑 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