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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离开故乡赵庙，已经整整十五个年头了。十五载春夏秋冬，是一段多么遥远而漫长的岁月啊!
       至今，我未能读到关于我的故乡、安徽的那个叫做赵庙的小集镇任何公开发表的文字。写故乡对我来说，成了一件难事。既怕拙笨的文字难以表达好对故乡的思念，又怕我大平庸的文笔无法浓缩一腔真诚，而显得俗套。故乡的记忆煎熬着我，撕裂着我。
       “千山万水脚下过，一缕情丝挣不脱。”活跃在我心际的那缕缕情丝，便是关于故乡赵庙的!
       走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我仿佛又回到了赵庙集一年一度的四月初八的“古会”上；面对都市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我仿佛看见了赵庙集南头北头鳞次栉比的大楼；面对长江和黄河，我仿佛又望见了赵庙集西边的那条长长的双李河；走进富丽堂皇满室金辉的宾馆酒店，我又想起了我曾居住过的那个镇政府招待所……
       2
       巴楼村是我出生的地方。离赵庙集四华里。位于赵庙集的西南角。从巴楼到赵庙，要经过前蒋庄和后蒋庄两个村庄。步行需要半个多小时，骑自行车需要二十分钟吧?也许这时间并不太准，总之，现在想来是不太远的路程。记得最清楚的，是由巴楼到赵庙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是从前蒋庄到石庄，就上了柏油路；二是从前蒋庄、后蒋庄路过就到了赵庙；还有一条路便是从邻村孙楼上马路，直到赵庙，但路途要比前两条路稍稍远一些。应该说，从我们巴楼村到赵庙还有一条路，那便是从双李河过去到石庄最近。原来双李河没有挖宽挖深的时候，常常有人垫一些断裂的木棍子，或是搭几块树木朽疙瘩板子小心翼翼地沿走过去，而遇到下雨涨水的时候，这条“小抄路”也便不能通过了。
       小时候，赵庙，对我充满着极大的诱惑和好奇。
       方圆几十里，就数赵庙集最大。附近也有几个集镇，像大庙、李兴、倪邱、黑虎庙等。
       巴楼村人最喜欢赶集的地方就是赵庙了。一是我们村归属它管辖，二是它与其他几个集镇的路途相比较，赵庙当然是最近的一个。
       赵庙集逢单不逢双。也即是说，一三五单数的日子，小商小贩，卖菜卖猪卖羊的等等，在这天上午会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地云集到镇上来，完成期望的交易，同时，这一天，集镇上的大小商铺和饭馆，还有药铺和卫生院，生意最好；而二四六逢双的日子，则是“背集”，人头稀少，有的商铺和饭馆虽然是开着门，却很少有人光顾，冷冷清清的，大街上走过了几辆车，哪个男的或女的路过，街坊邻居们都数得一清二楚。所以，到赵庙若是买点东西，或者是求区、镇政府的人开个证明、办个结婚证之类的事，也一般不赶在“背集”逢双的日子。若是青年男女选择相亲见面的日子，介绍人大都选择在逢双这一天。因为这一天，街上的人少，饭馆里的人也不拥挤，羞羞答答的男女穿着崭新的衣服，就怕有熟人看见，若是双方有了好感，便可在饭馆里吃顿饭，在介绍人的主持下，相对而坐，看个清楚，谈个条件，于是，便订下了终身大事。
       赵庙街很长。北面延伸到曹庄，南面到了石庄，足足两华里的样子。这条街沿马路南北方向，并不蜿蜒，直直的，因此，赵庙人习惯叫这条街为“街筒子”。尤其是每年一度农历的四月八日，是传统的“小满会”。这一天，“街筒子”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堆山塞海，水泄不通。就连路两边的商店里，全挤满了来“赶会”的人。
       淮北大平原收割小麦的日子，大都在二十四节气的“芒种”前后。麦收季节是故乡赵庙人最忙碌的收获季节。要赶在太阳最暴热的短短几天里，把熟透的麦子收割到自家的麦场里，又要抢时间把秋季的庄稼种下地，因此，村人们称这段时节为“双抢”时节。为了不耽误“双抢”，人们总喜欢在“四月八”这天到赵庙来，买好收割时要用的镰刀和铲子，买好麦场用的扫帚木锨等用具，还要准备好猪牛吃的豆饼、麦麸之类的精饲料。所以，“四月八”这一天，几乎是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倾巢出动的日子。在这一天里，一家人有的作了分工：谁买农具，谁买家里用的，谁买种子化肥，各司其职。有的买了这样而忘了那样没买，说给村人们听时，村人们肯定会取笑他“卖眼”看街上的漂亮娘们儿去了，或者说他到街旮旯里见老相好去了。在一片欢笑声中，津津乐道着他家买的东西便宜，对比着邻家的农具样式好看，信心十足地迎接着麦忙季节的到来。
       我第一次到赵庙的时候，就是四月八这一天。头天下午放了学，我把书包往屋里一撂，就跑到村庄外边的小沟里扎蛤蟆去了。很晚回来的时候，父亲、母亲、叔叔、姑姑，还有奶奶，一家人还都没睡，他们在计划着明天的事情。我悄悄溜进屋时，父亲一把拽住了我，声色俱厉地责怪我回来得这么晚。我哭了，哭得很伤心。奶奶把我拉到她怀里，一边给我擦着泪一边对我说：“好孩子不哭，啊，明天是四月八，赵庙逢会，你要是听话，我就带你去赶会，啊?”一下子，我像条件反射似的止住了眼泪，渴望着天明的时候，就去随奶奶“赶会”去。
       四月八这天上午，乡村学校是要放假的。读小学三年级的我，扯着奶奶的粗布大襟褂子，来到了集上。集上的人真多呵，什么东西都有卖的，好玩多了。我东张西望，走走停停，奶奶惟恐我走丢失，一只手紧紧揪着我，往人群里挤着往前走。奶奶的任务是来买纺棉花的线轴子的，讨价还价后，好不容易等到了她买好线轴子的时刻。我注意到了奶奶掏钱的布包，里边还剩了一点钱。奶奶看我在盯她的钱包，笑着说：“乖孩子呀，你想吃点啥?说吧，奶奶啥都舍得给你买。”
       我回答说：“吃粽子。”
       奶奶有些惊讶：“哪有卖粽子的啊?你净吃稀罕物。”
       刚进街南头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孩子啃着一个三角形用芦苇叶包着的糯米粽子的时候，分明还看见了一颗红艳艳的大枣，我口水都咽了几次了，只是没敢告诉奶奶。
       “其他还吃啥?”奶奶问我。
       我摇摇头，没说话心里就惦记着粽子。
       奶奶有些为难了，拉着我挤入人群稍稀少的辅路上到处盯着找卖粽子的摊位。正在这时候，我看见迎面走来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中年男人。他瘦瘦的，两眼大得有点吓人，一手抓着背在身后的破棉被，一手拿个长木棍，嘴里不停歇地念着什么。奶奶害怕地停住了脚步，把我也拉到一边，小声对我说：“他是个疯子，叫张赔衣，都认识他。”我没敢吭声，也不敢多问，久久望着他疯疯癫癫远离我们后才收回了视线，但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张赔衣。从此我知道了赵庙集上还有一个疯子。过了一会儿，一个戴着蓝色帽子，却耷拉着帽檐的男子一瘸一拐的走了过来，一口的黄牙，斜挎着一个破布包，没有了左手，脸上笑嘻嘻的，一看就叫人感到特别好奇。奶奶说：“他叫劳壮。”我问奶奶他的手和腿是怎么残废的?奶奶说，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劳壮”。
       在街上逛了那么久，也没找见卖粽子的，奶奶说：“算了，街上没有卖的了。等你长大了，有本事了，到赵庙集，想吃啥就吃啥吧，更不用说一个粽子了。”
       我知道奶奶是在安慰我，但却记住了那句“长大了到赵庙来，想吃啥就吃啥”的话。为了让我高兴，奶奶给我买了2分钱一杯的“汽水”喝。甜甜的，比放了糖还甜的“汽水”，奶奶告诉我那是“糖精”做的。当奶奶下决心给我买了一毛钱的炒花生后，我才心花怒放地好好跟她说话。奶奶也高兴了，拉着我的手问：“你累不累?”我连忙说“不累不累”，奶奶说：“不累的话，俺就带你到南头去看戏。要看把戏，俺就带你去北头看玩把戏的，还有‘耍刀山’(民间杂技)的……”
       这一天记忆犹新的“四月八”，真是太难忘了。从此，我知道了赵庙集不仅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有那么多好玩的好看的稀罕事，还有几个在学校里见不着的疯子张赔衣、“另类人”劳壮等人。
       赵庙集真是太丰富了，赵庙集真有意思。
       长大了，我一定天天在赵庙。
       3
       我所在的学校是孙楼小学，从巴楼村到孙楼村只有一华里。从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我都是在孙楼小学度过的。那是70年代，老师整天告诉我们说，好好学习，如果成绩好的话就能考上高中，就能在赵庙上学了。谁不希望考上赵庙中学呢?
       说起来实在是有些惭愧，我连续在孙楼小学复习了三年初中三年级，直到1981年，才考取高中，也就是说，直到上高中那一年，我才真正走进了赵庙镇……
       我们巴楼村的东头，有一个大大的椭圆形的河塘，村人们都称它为“东塘”。东塘的支流，是一条长长的连着孙楼村的小河。自小时候起，就听大人们常常说起这“东塘”的一些鬼的故事。兴许是这个河塘离村庄有段距离的缘故吧，也许是这个河塘的南北两岸上坟茔遍野的原因吧，常常人们将一些离奇的传说耸人听闻的故事，在我们这些调皮的孩子们面前说“再捣乱，就叫东塘的鬼来缠你”之类的恫吓。现在想来，当然是大人们吓唬我们的话，但细细想来，却有着它独到的寓意。
       我背着书包去孙楼小学，东塘是必由之路。每次路过这里，头发梢几乎都紧张地竖起来。在心里记着的，这个地方有点“紧”(方言，紧张的意思)，用村人的话说，这地方“紧”的是连“虚屁都放不响”的。这话，连四里之外的整个赵庙人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巴楼村有个叫“五老婆”的老大太，是她发现东塘有鬼的。她在村子里德高望重，善良贤惠。她是方圆十几里出了名的“接生婆”。哪个村里的产妇生孩子，都会来请她前来接生。因此，村里村外男女老少都对她尊敬和爱戴。有一天中午，她从孙楼村给一户人家“拾娃”(方言，接生的意思)回来，包里提着别人表示谢意送来的几个鸡蛋和一斤红糖。她一人刚走到东塘时，一股旋风由远而近，卷着尘土和豆叶，转着一个又一个的圆圈，团团地围住了“五老婆”的去路。突然间，她的眼前四周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双腿像灌了铅似的，一步也迈不动。
       “五老婆”这时心里十分清醒，拍着脑门喊她孙女的名字，可声音憋在喉咙里，无论如何也喊不出来。她着急得百思不得其解之际，她的眼前出现了很多面目全非的小鬼小伴们，嬉闹着要吃她包里的鸡蛋。“五老婆”把鸡蛋分给他们一人一个，把红糖一人分一小撮。小鬼小伴说，你是个好人，我们就放了你吧。于是，“五老婆”的面前又呈现出了一片灿烂的阳光。
       自从这位慈祥的长辈把她遇到的这些经过讲给村人们听后，村人们便知道了东塘这个地方，大白天，朗朗乾坤，照样有“鬼打墙”。正因为如此，每次中午放学的时候，我便不敢多在学校玩耍，惟恐一个人单独路过东塘时遭遇不测。
       村里有一个叫巴贺岭的人，他是在深夜路过东塘时，被鬼“诬住”过一次。
       那天，他卖甜瓜一直没卖完，很晚才从赵庙集回来。天下着蒙蒙小雨，当他决定洗去一天的臭汗走进东塘里时，突然发现河塘里有一个男人的屁股，上下翻动着，若隐若现。他紧张地连忙爬上岸，顾不得抓衣服拔腿就跑。刚跑了几步路，他前面的路上，又冒出一个黑漆漆的木桩来。巴贺岭往前走，那无头木桩也往前走；他停下来，黑木桩也停着不动。一下子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歇斯底里般一古脑儿地吼叫着，一丝不挂地奔向村子里……为了这件事，巴贺岭喝了好几天姜汤，才省人事。从这以后，晌午顶、深夜里，再也没人单独地路过东塘了。后来，村人天天议论着“五老婆”和巴贺岭两人遇鬼的事，天天琢磨着这“鬼”的来历和缘由，直到一个叫巴学显的老人生病后，才揭开了这多年的谜底。
       老人巴学显生病以后，请来过很多医生给他诊治，可就是不见好转。浑身痛得额头冒汗，哭叫着忍不下去的时候，他的亲人们给他请来了一个巫婆。坐在他的床前，巫婆子看着痛不欲生的巴学显，嘴里咕哝了一阵子咒语，居然他不再喊叫了。一家人感恩戴德，连连道谢并求问原因。巫婆子说，他阴气重，是“撞”住人了(土语方言，“遇到”的意思，“人”，这里指鬼附体)。平日里巴学显本分善良，能“撞”住谁了呢?他又不是个恶人坏人，这小鬼怎么偏偏就来找好人呢?
       巫婆子说，这小鬼是谁?她知道。
       一家人随巫婆子来到灶屋里(土话，厨房)。巫婆子从笼子里取出一个白瓷碗，用一根白线搭在碗上，另一根白线在灶台边沾上灰烟子，交成十字架搭在白线上。
       巫婆子说：“神仙显显灵，跟俺问问路。让巴学显的病早点好。是阴鬼你走黑路，是阳鬼你就站着别动。”巫婆的右手拿着一支筷子，筷子上系着一把剪刀。奇怪的是，巫婆的话音刚落，那系着的剪刀便转悠起来，并且越转越快。当巫婆子说到“你是外鬼你就站着别动”时，刚刚还旋转着的剪刀便真的慢慢停了下来。
       “你是个阳鬼，还怪有劲哩。”巫婆子说着，那剪刀又开始转起来，“你是谁呢?能不能报个姓名?你的坟墓在哪个方向，俺们也好知道你是谁，明天好给你烧纸送钱呀!”过了一会儿，这转着的剪刀往东塘方向斜着转了。巫婆子又开始问围在一旁的巴学显家里人：“你们知道东塘那边埋了哪些人吗?”于是，他们家里人挨个死人的名字问，但是，剪刀照样转着。当问到“你是不是灯泡”这个死人时，剪刀停了。哦，在场的人长长松了口气。原来是“灯泡”这个死鬼在巴学显身上附了魂体。巫婆子和在场的人用极不堪入耳的土话痛骂着死去的“灯泡”，端着“悠坠”用的水碗，让巴学显吹了三口气，泼向大门外。
       说到这个叫“灯泡”的人，村人们无不咬牙切齿。他曾有个亲戚在赵庙，仰仗着这个亲戚，“灯泡”当上了侏长后，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敲诈饷粮，强占民女。他抓了一个又一个的年轻劳力给国民党当“壮丁”。为了避免被抓，村里好几个人用菜刀砍掉了手指头，有的剁掉了右手。闹饥荒那阵子，很多人眼睁睁地要被饿死时，便在夜里去偷庄稼。“灯泡”知道后，一枪就将人家毙掉了。解放以后，共产党才把这个大恶霸惩治了。在赵庙开审判大会那天，村里人大部分人都去看了。戴着纸糊的高帽子，胸前的白纸上，打着一个大大的x字。被枪决后，就被村人们抱回来放在了东塘边上。风吹日晒数日，慢慢被田土卷成了小土岗。因为“灯泡”是个恶人，所以也没有人为他在逢年过节的时候烧纸送钱。实在是忍受不住阎王爷的惩罚了，“灯泡”又来求饶乡亲们。乡亲们不理他，他又气急败坏地煽动那些小鬼小伴们经常纠缠着村人……
       当然，这是一个荒诞的传说。可对于我们这些时常路过东塘的十几岁的学生来说，并非没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至少，它让我知道了十恶不赦的坏人，不管在人间或者地狱都会受到惩罚，同时，也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不管你是为官或是为民，决不能做那些伤天害理的坏事。
       自从听了这个故事的那天起，我便知道了赵庙不仅是乡亲们购买衣食的集镇，而且也是“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是我们这些乡村的“政治中心”……
       4
       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年，我又来到了赵庙，并且第一次走进了赵庙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的大院。
       那段日子里，无论是校园还是村庄里，到处听得见低沉悲哀的音乐，尤其是我看到奶奶和几位老人在一起忆苦思甜时失声痛哭的样子，我的心情同样是肝肠寸断，悲痛欲绝。
       自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子起，都是给地主打长工，吃不饱穿不暖，饥寒交迫。我爷爷兄弟两个，二爷是个“傻子”，在我的爷爷、二爷、二奶奶被相继饿死的时候，村人们都说，我们家彻底完了。好在我的祖母凭着坚强的意志，拉扯着我父亲兄妹几个挺了过来。全家吃烂红薯馍差点中毒致死，我的父辈、叔辈们被那些富户人家当成小偷打，名受欺凌，受尽苦难。随着毛主席在天安门—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呼喊，我们家也告别了水深火热的苦日子。
       毛主席追悼会的那天，我被作为学校的优秀学生去赵庙参加由公社组织的悼念活动。
       戴着黑袖章，心情沉痛地按照统一指挥，跟他老人家三鞠躬。在这里，我听有的同学悄悄说，那前一排站立着的，都是领导。也就是在这时，我见到了赵庙这个集镇上最大的“当官的”。他们是穿得和我们村子里的人不一样：中山装，洋布的，四个兜，脖颈里系着黑围脖，还有一个肚子挺大的，又矮又胖，穿的还是我在一个亲戚家见过的“华达尼”外套，看着真让感到威武和新鲜。看到他们，我想到了我父亲和村人们穿的衣服。粗布对襟子棉袄，补着补丁，有的还露着“破套子”(破棉花的意思)。有的穿着棉袄里边，也没有衬衣，村人们说那是“刷瓦筒”，透风不保暖。其实是说法好听罢了，因为买不起或者说是舍不得买才那样的
       自从见了那几个“当官的”，我的幻想又多了一个内容：企盼着有一天，我也能在这个“革命委员会”的院子里，像模像样地“发号施令”。当我看到他们从衣兜里掏出“洋烟”的时候，我留意了这“洋烟”的名字：淮河牌。在我们村子里，我没见到有人抽过这个“淮河牌”香烟，我见到大人们抽的都是烟袋，抽一口吐出来，浓烈得呛人冒眼泪。有一次，父亲的耳朵上夹了一支“洋烟”，我兴冲冲地问他：
       “大，你这烟是啥牌的?”
       父亲见我一脸的疑惑，笑着把烟从耳朵上取下来说：“好烟，一毛找。”
       “一毛找?我咋没听说过?”我问。
       “丰收牌的。”父亲说。
       “怎么叫‘一毛找’呢?”我又问。
       原来，父亲说的是一句含蓄的话，因为买这盒烟只需9分钱，一角钱还要找回一分
       从一支烟的区别上，我知道干部和农民的级别是不一样的。难怪村人们编了一串顺口溜：
       农民都是“一毛找”，大队干部“大铁桥”，区里干部“淮河”就很少……言外之意，“黄金叶”、“金叶”、“玉簪”之类的“锡皮”、“金箔”的香烟也只能是公社干部的“专用品”了。
       我们班里有个同学，他不知道从哪里偷来一个亮闪闪的锡皮样洁白的烟纸，撕了一点点，贴在牙齿上，笑起来，故意露着。几个女同学朝他笑，惹得其他男同学又羡慕又嫉妒……现在想起这些来，那是一种美好的回味。当时我曾讨好这位男同学也撕给我一块“锡皮”，也想贴在自己的牙齿上露一露让女同学看个稀奇，可还没要到手时，就被老师没收了……
       在学校里，只要班主任老师通知说“下午放假”，那准是赵庙来了领导检查工作。有一次正上数学课，班主任韩从众走了进来。数学老师和全班同学的眼睛刷的一下都对准他。他说：“公社教办室的领导来了，下午可以放假半天。”他的话还没说完，全班欢呼雀跃。中午放学的时候，同学们都探头探脑地往校长办公室张望，看看来的公社领导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次放学后，我没有回家，我跟陈彪、小虎、蛤蟆还有建华四个人一商量，说下午去赵庙公社里玩玩去。一拍即合，我们便飞也似的去了赵庙，一路上见到客车驶过来，还礼貌地站在路边，向车窗处挥手表示问候……
       赵庙街的下午，一点都不热闹。路边的烟摊处，商店门口，三五个人闲谈着，说笑着，不时将陌生的眼光瞄一眼结伴而行的我们，视而不见一般。有几个年轻女子边走边嗑着瓜子，有一两个人还打着毛线。惟有路边一个摆花生摊的老头，两手插在袖筒里，笑眯眯的眼睛在望着我们。我们友好地走了过去。老头关心地问我们是哪个村的，怎么没上学跑到街上乱窜?我们回答着，早就对他面前摊在塑料布上的花生馋涎欲滴了。一面问着价格，一面蹲下来拣他的花生。我们专挑那颗粒饱满的，老头专挑那又瘦又瘪的往秤盘子里放。一个说要一毛钱的，一个说要两毛钱的，还有的说干脆一个人两毛钱的，叫老头左右为难，一气之下说：“我不卖了!”我们乐呵呵地站起离去时，每个人的袖筒里都偷装了几个花生—…·看来，我们几个没有一个笨蛋……
       
       5
       对村人们而言，赵庙人是“街上的”。就那么咫尺长的路，仿佛就这样区分了贫贱与富贵。
       “街上的”，守着集，有零花钱；“乡里的”，不生意不买卖，天天“别”地墒沟子(指干农活的意思)，就靠喂个鸡的鸭的养家蝴口——村人们在田边地头或者是端着饭碗在一起边吃边嘀咕。如果谁家的亲戚在街上是杀猪的还是收破烂的，一提到“街上”比“乡里”优越时，他的脸上也禁不住灿烂起来，好像他也是“街上的”一员一样自豪。
       比如说吧，谁家的闺女长得水灵点，俊俏点，邻居们、亲戚们夸她好看，总是禁不住用一句这样的话表示恭维：“以后找婆家肯定是街上的!”哪个村庄的姑娘嫁到了街上，街上某某的儿媳妇是哪个村的，村人们都一清二楚，如数家珍。女孩嫁到街上是喜事，是等于攀上了“高门”，而哪个村的小伙子如果找了街上的姑娘，那便是方圆多少个村庄的大新闻。
       “他儿子长得疙疙瘩瘩的，街上x X的闺女咋就看上他了呢?”
       “谁知道呢。他儿子长得像个大盖猪一样，牙齿还对外扇着翘上天，也不知X x闺女是不是弯腰点炮——看次了眼了。”
       “街上的闺女咋啦?她难道比人家多长两吊四个蛋啦?她又不是城里人，有啥了不起的?!”
       村妇们你一言我一语，无遮无拦，噼里啪啦地议论着男男女女的婚姻。有时候，她们也哀叹几声，为自己没嫁个“街上的”男人而惋惜。
       终于接到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下午，我喜出望外地穿着一件新的“洋布”褂子，刚用“海鸥”洗发水洗过的头发，蓬松而黑亮，穿着母亲给我新做的“松紧口”布鞋，我故意走到了人比较多的“关井涯”路口，没话找话地给叔叔婶婶嫂嫂们打招呼。意思是告诫他们别再嘲笑我连坐了三年“红椅子”(土话，留级的意思)才考上个高中。
       “侄子啊，考上高中，就等于一脚已经踏进大学的校门了。”长辈们既是一种夸奖，也是一种勉励。
       “大兄弟啊，到了赵庙，娶个街上的媳妇回来，也让俺高兴高兴!”
       “对，挑个街上的穿喇叭裤的烫头发回来，叫俺也闻闻香气儿!”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的话，那俏皮的幽默风趣的话语里，把“街上的”女孩子比喻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公主仙女了……
       在乡亲们欢喜的期望的目光里，我的脚印迈进了通往赵庙中学的泥泞的小路上。
       6
       放寒假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七日。
       一大早，我就收拾好了书包和寒假作业，在学校教务处领了下学期的入学通知书，便匆匆来到街上，看看赵庙集的热闹。
       赵庙人总习惯把腊月二十七这一天，称为“最后一个集”。大年三十那一天，家家户户贴门神(春联)，请天爷牌牌，包饺子，烀肉(炖肉)、准备蜡台，．裁火纸，一大堆的过年的准备事，所以，家家户户大都在腊月二十九这一天就提前操办。而腊月二十九这天的赵庙集，称为“狗撵集”。形容赶集的人们比被恶狗追赶着跑得都快。故而，腊月二十七这天逢集，村人称这一天赶集的人才是“真买真卖”哩。
       我捏着冒出汗水的六块八角钱，犹豫不定地想象着买哪些东西才具有“辞旧迎新”的意义。
       街面上的两边，排列的桌子上，是专卖鞭炮、散炮、雷子的家庭作坊主，也有专卖小机器炮、麦芒炮、闪光花炮的国营炮厂生产的炮桌子。一会儿这个炮桌子前放一阵鞭炮，一会儿那个炮桌子前放一个大雷子，“哐”一声，震耳欲聋。卖主吆喝着，招徕着围观这些炮的效果的顾客们。我生性胆小，从不敢自己用火点个大点的炮，惟恐炮炸了手，而生出“大年呀生病，一年不幸”的叹息来。我买了一盘“麦芒炮”，一元钱，一嘟噜，卖炮的人说，这炮又叫“一抹脸”，即是刚点着炮捻子转过脸去的时候，炮已经响完了，安全系数高，不会出问题。
       望着五彩缤纷样式各异的鞭炮，我联想了很多赵庙人关于炮的比喻来。
       如果哪个人个子矮小，又喜欢唧唧喳喳地多说话，就形容他的长相像个“炮”，像个“坐地炮”，“小缸炮”。这是一句贬义话，有时用在某个人身上，他不但不生气，反而乐哈哈地说：“坐地炮就是响得很，大炮再大也是听个响嘛!”
       如果形容哪个人胆小怕事，遇到棘手的’事不勇往直前敢于承担责任，就说他“像炮炸怕了一样”惊恐万状，“就像湿了的炮捻子一样蔫儿巴唧”的。当然这同样是一句不好听的话。
       赵庙人自己说，他们是喝双李河里水长大的，说话的风格，用词的特点，是自成体系的。
       和这一街两行的卖炮桌子紧挨着的摊位，是赵庙人说的“猪肉架子”。白生生悬挂着的猪肉，红白分明，肥瘦各异。卖猪肉的人两手冻得通红，数钱都有些颤抖，可看到买猪肉的人排着长队，顾不上那么多了，沙哑着喉咙问顾客：“要肥的要瘦的?”顾客有时也拿不定主意了，左看看右瞧瞧，愣了半天说：“要一半肥的一半瘦的吧。”话音末落，那满身油腻的屠户“砰”一刀下去，连骨头带肉已经砍下来了。买肉的一看正和他想要买的重量差不多，满意地买了。当他刚刚付完钱，将肉抓在手里的时候叫了起来：“不管不管，这里面还有骨头没去掉哩。”屠户佯装没看见，也伸手抓了一下猪肉反问说：“哪有骨头?”那买肉的执拗着，叫他剥去骨头，就是不离开他的案子。
       站在一旁的我，这一切全看在眼里，注视着屠户的一举一动。屠户对他的挑剔这时有些不耐烦了，说：“那小骨头没有二两重，再送搭你一个猪X。”在场的人哈哈全笑了。果真，屠户又送了那人一绺条子瘦肉。
       “你干啥?买几斤?”屠户看我围靠得特别近，咄咄逼人般问我。我摇摇头。他说：“一边玩去，万一这砍刀碰着你了，还咋个过年?”
       当然，屠户的央劝是善意的，但此时的我并不感激面前这个肥头大耳矮胖的有点臃肿的男人。他是个生意人，他是个靠克扣斤两赚取村民们血汗钱的“杀猪的”。
       有一年，听说“杀猪的”要到我们村里来收猪了，父母就特别高兴。父亲站在猪圈外，“唠唠唠”地唤猪，母亲把准备好的猪食，特地在上面撒了几把麦麸皮，以唤起猪的食欲，望能让它多进些食增加重量，否则是不够磅重的。可是，一走三斜的猪由于平常缺少营养，骨瘦如柴，凭直觉最多超不过100斤，但为了能赶上这次既能得到现款又能拿到“猪非子”的好机会，家人还是兴高采烈的企盼能在这时候把猪卖掉。“猪非子”是一张由公社食品站开出的证明，它可以免去一个人的上缴公粮的份额，又能凭这张条子买到便宜的化肥。可是，那次卖猪却未能如愿。几个穿着一看就是集上的人的“杀猪的”，遛了几圈我们家的那头猪，摇摇头，又看了看我父亲无奈的眼睛，说了声很安慰的话：“再喂一喂，长一长，过罢年再磅吧。”其实，他们开来的汽车上，装的猪有好几头比我们家的那头猪小多了，可还是照样收磅了。村里人说三道四，议论纷纷，最后一个结论是：那些卖猪的人家，都与这些收猪的沾亲带故。从此，我便对这些收猪的人没有了好感。
       实话说，这些“杀猪的”人的家庭都比一般庄户人家的人富裕。他们卖猪肉可以赚钱，猪肚、猪头、猪蹄子，就连猪毛、猪骨头等杂碎都可以卖钱的。不少村人们对“杀猪的”羡慕不已，一句俗语，足以证明：“嫁个当官的是官娘子，嫁个‘杀猪的’翻猪肠子。”由此不难想象，“杀猪的”和“当官的”是一个级别的。
       在这将要过年的兴奋时刻，割上二斤猪肉解解馋，自然是我这个平日很少在碗里见到油腥的乡下学生的渴望，但我身上没钱，我们家里也不会奢侈地买上个“座墩”过年的，因而，在这卖肉的摊子前看着“杀猪的”忙碌的情景，看看垂挂着的一扇子猪肉，也就饱了眼福，望梅止渴了。
       7
       赵庙人过年的习俗，是淮北平原一带农村过年的典型代表。尤其是除夕之夜，更是让大都市人不曾耳目的感受。
       傍晚时分，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已是此起彼伏。这时候一般的家庭是舍不得放长鞭炮的，最多放三个炮，是“请神”专用的。虽然赵庙街上家家户户亮着电灯，可还是照样点着蜡烛。像我们村里尚未用上电灯的农户家，则点了细细的蜡烛，那叫“洋蜡”，是五更里点用的。大门口横放着一根木棍，那是避邪用的；关上大门后，还要再放三个炮，这叫“关门炮”。厨房里，妇女们忙着剁馅子包饺子，堂屋里，一家之主在忙着将成板成板的香掰开，将在除夕时刻烧给老天爷、财神爷、“天地君亲师”十大全神的纸钱分好，再将炸好的大酥鸡、丸子、肉头、果子等摆好，上面搭上几棵菠菜，作为“上贡”用品安放在方桌正中央。满屋里缭绕着淡淡的清香味，跳跃的蜡烛映在一家人喜气洋洋的脸上，再多的积怨和痛苦，只有在这时才荡然无存。当主妇们从厨房里忙完活计后，便解下围裙，才来到堂屋。子女们围拢过来，问东问西。母亲嗔怪他们说，大过年的，小孩不能乱说话，各路神灵都已请在家里来了，说错了话要遭怪罪的。如若有小孩子背着大人偷偷捏走了一块“贡菜”，大人是要生气的，转过身来马上向老天爷求饶宽恕。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大人们便睡了，可年轻人，还有小孩子们却都不愿睡觉，他们打着灯笼在村里到处串门。他们品头论足着谁家的鞭炮长，嬉笑着谁家摆在贡桌上的大馍没有枣，或是蒸得太小等等。有的孩子说谁家的鞭炮大、雷子多，谁家就高兴，如果孩子们再补充一句“等会儿俺来拾你们家落的炮”之类的话，那么，这家人便高兴地回答说：“好好好，等喝汤(指年夜饭)的时候就来吧。”既然有孩子们能到他们家来“拾炮”，那便说明这一家来年肯定“落得多”(指丰收的意思)。
       在村子里，我是最活跃的一个。带着一帮童年小伴，听到哪家在放炮，便马上闻声出击，常常是有的刚气喘吁吁地跑到地方，炮声便停止了。于是钻进缭绕的烟雾里，遍地胡乱地摸拣着落下的“哑巴炮”。当拣到满满一口袋后，就回到僻静处找一找有没有带捻子的，就要放在泥窖里，吹香火，“嘭”一声后才心满意足。当四溅的泥水进得满身都是时，或者炸得耳边嗡嗡轰鸣时，才后悔不该来“拾炮”……
       晃眼间，几十年光景一去不返，但儿时过年的除夕夜的“拾炮”的记忆却时时历历在目永生难忘。孩提时代的喜悦，幼年时的憧憬和期盼，成了我难以表达的美好!
       静坐桌前，百无聊赖，倏然间泛上心头的激动，又是关于儿时过年的记忆。
       大年初一早上，一夜未眠的我依旧是兴奋的。衣兜里装着鼓鼓囊囊的拣来的“哑炮”，两只手黑乎乎的，眉宇间布满了一夜间进溅的泥水，尾随着父辈们去“上坟”了。
       至今，我的老家仍沿袭着初一早上孝敬祖先的“上坟”习俗。
       全村分各家族、门派，组织成由长辈带队的一阵队伍，浩浩荡荡，吆五喝六，一路上燃放着零零星星的“散炮”，来到了坟地，在老祖宗以及逝去的所有的亲人的坟前，燃上一炷香火，烧上两张抑或多一点的“纸钱”，然后，由长辈领袖呼唤着他们的名字，集体地叩上一个头，拱上一个揖，以虔诚的敬意表示后人的怀念。一年到头，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静下心来真诚地祝福着先人们的九泉之灵；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让人感受到后人真诚无私的深切怀念和人世间割舍不断的亲缘……
       “上坟”回来，便是一家人“自由活动”的时间。大人们走东头去西头地拜年去了，而孩子们则是自由驰骋的最佳时机了。有的三五一堆地数着一夜“拾炮”的战果，有的偷偷地吃着在五更里乘家人不备装在兜里的丸子、麻叶子、大酥鸡等这些一年里只有这时候才能吃到一回的食品……而我，在这段时光里，最喜爱的，莫过于尾随着村里的大小伙子们一起，去闹洞房。
       农村的青年男女，结婚的日子大多选在年前的农历腊月间。大年初一这天，村人们欢天喜地，吃饱了没事干，到新郎新娘家嘻嘻哈哈一阵子，成了最大的乐趣。他们走进新郎新娘的新房里后，簇拥着，咋呼着，笑骂着，无休无止。遇到大方点的新娘子，抽烟到茶，笑脸相迎，为的是免遭这些人的不’轨戏闹；有的新娘子生性胆小又羞于应酬，那必然要遭到这些来取闹的人撞来撞去，东推西搡，直到她眼角流出无奈的泪水来方才罢休。难怪，刚过门的新媳妇要扎上里三层外三层的裤腰带，并系成死疙瘩以防不测。
       到了晚上，因过年兴致不减的村人们还嫌不过瘾，就到村里新郎新娘家的窗户下“听话”。三五个一堆，蹑手蹑脚地挤在窗户下，尽管冻得浑身打着哆嗦，但还是紧闭呼吸，静静地等候着屋内那对青年男女的悄悄话。第二天早上最大的新闻话题，便是村人们添油加醋后创作的悄悄话。有的话素得像一碗清水，有的话荤得满是油腥，简直不分老少，无法形成书面文字……
       就这样无拘无束，就这样充实着过年的岁月，村人们在这种友善的氛围中打发着日落日出，在期盼中洗却着一年的疲惫劳累，从而信心十足地迎接着新年的又一轮悲欢离合……
       8
       但丁大师说，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是的，过去的既然不堪回首，那么就让它成为永远的过去吧。
       关于当兵的故事，我已在《绿色梦幻》、《难忘橄榄梦》、《为了梦中那片绿》等一系列文章中，有过如泣如诉的叙述；关于校园里经历过的一系列故事，我已在我的小说里有过详尽的描写；因此，不必在这篇文章里赘述已不新鲜的内容。我想要说的，是关于故乡赵庙街上几位典型人物的话题。
       被称为赵庙的“街魂”的人物，一个是“疯子”张赔衣，一个是“劳壮”。是这两个特殊的“另类”人物，活跃了赵庙人鲜活的说不完的话题，是他们点缀了赵庙集不同于其他集镇的独有的特色，又是他们构筑了赵庙集并不寂寞的氛围……从某种意义上说，赵庙人永远感激着两个人的存在。
       不管是人声鼎沸的逢集高潮，还是“背集”的空旷时段，张赔衣背着凌乱不堪的破旧行囊的身影，总是穿梭于南北的大街上。两颗凸现的大眼，混浊而蕴含着怨愤。他无视路人的存在，信步于路中央，念念有词，自言自语，喋喋不休。时而他的口中冒出仇恨的语言来，时而，他的嘴角浮现着无法想象的笑意。他是有点傻，但又不是太痴呆的那种傻。他从不偷拿别人的东西，他从不招惹每一个对他投来异样目光的路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每一个赵庙街上的人，一天见不到张赔衣的身影就像缺少点什么似的。尤其是他喊叫着的几句话，几乎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至理名言。“上学当官，家里方桌条几都会有”，“不好好过日子，穷死你个劣种”，等等，不无哲理。
       张赔衣的一日三餐，便是在街上各个饭馆里度过的。他不是那种装出的可怜巴巴的乞讨，而是往哪个饭馆一站，店堂里的老板或者伙计，都会善意地露着微笑，给他盛碗热汤，拿上两个馒头，偶尔夹点荤菜给他。他不会说声“谢谢”之类的话，也不会用感激的微笑对你予以回报，而是神情木然地埋头吃他的饭，吃完饭，继续往前走，一边走，一边骂，一边笑，悠然自在胜过每一个人。有人说，张赔衣是给他的儿女们气的，是因为他的儿女不孝顺造成的；还有的说，他是做买卖做砸了，才改名叫个“张赔衣”的，意思是说“连衣服都赔光了”。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赵庙人无从探究，也没有哪一个人真正的探究他。
       遇到下雨下雪的日子，张赔衣有时睡在某单位的走廊下，有时睡在街外的桥下面。赵庙很多的好心人不忍看到他受冻，有的给他送来自家的棉被，有的送来剩菜剩饭，免费供他食用。五十几岁的张赔衣瘦骨嶙峋，头发花白，满身污垢。就是这么一副脏兮兮的形象，却没有哪个赵庙人讨厌他。一个人活到没人厌烦的份儿上，也的确是稀少。大约是九十年代中期，张赔衣冻死在双李河的桥头下面了。当他死去的消息在赵庙街传开的时候，无人不为之唏嘘叹息，同时，那语气里更充满着对他的无奈和同情。
       从此，赵庙街寂寞了许多。
       从此，赵庙人少了一个茶余饭后闲谈的对象。
       与张赔衣相似但又不相同的一个人，就是“劳壮”了。劳壮是他的小名，学名叫个张什么的。其实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却是喊不出他的大名来。因为大人小孩都这么叫他。
       劳壮是个残疾人，左手和右腿是为公社修理电线被电触伤的。为此，乡政府每年都会发给他一些补贴作为照顾。一瘸一拐的劳壮，一年四季都斜挎着一个破布包，脸上时常挂满着嬉笑，见了谁他都会点头一笑，毫无敌意。赵庙人经常取笑他，有时候用尖刻的语言嘲讽他，他从不恼怒，从不给对方回骂，那对黄黄的并不整齐的门牙，始终没有被嘴唇包拢过。尤其一些没有文化的妇女见了劳壮嬉皮笑脸的模样，还故意逗他开心：“劳壮，一辈子见过女人的屁股没有?”“劳壮，这辈子尝过荤腥没有?”此时的劳壮，心花怒放地注视着对方，回敬道：“就是没有啊，俺就想摸摸你的破屁股。”于是，那几个妇女便骂他，追打他，他一瘸一拐地跑走了，身后留下一连串的前仰后合的笑声
       有一年，劳壮找了一个媳妇，叫个素英。这名字是劳壮给她取的。劳壮说，他是在街边上遇见的，也是个傻子。自从劳壮有了个傻媳妇后，他便带着素英到处乞讨生存。宽厚纯朴的赵庙人对劳壮是十分照顾的。给他们衣食，给他们零用钱，劳壮无忧无虑。有一年，素英怀孕了，劳壮在街上到处对人说，俺这个傻媳妇要生娃了!有人不相信，故意逗劳壮取乐说，让俺看看是真是假?劳壮这时候掀开了素英的衣服，袒露出他媳妇已高高隆起的肚皮，爱抚地摸来摸去说，俺也有下辈人了。劳壮笑了，他媳妇也痴痴地笑，围观的人们也笑了。这时候，不少人从腰包里掏出钱来恩赐给这对苦命的夫妻。
       整天乐呵呵的劳壮从不怨天尤人，从不埋怨和悔恨当初为了公家招来残疾，仅这一点，就足够赵庙人为之佩服的了。如今，劳壮还活着，并且活得尚好。他在赵庙街上走到哪里，哪里便是一片欢笑。如果赵庙人哪一天真见不着劳壮了，那肯定心里像少了一个宝贝一样难过的。
       有意思的是，在赵庙街上，人们习惯于把劳壮、张赔衣同时联在一起说笑。调皮的劳壮每次骚扰疯老婆，她总会一蹦多高的痛骂他，也同时咒骂他人，原因是证明她不是和张赔衣、劳壮一类的人。逢集的时候，她在街上；背集的时候，她回她的后刘庄，这一点，她是和那两位“街魂”所不同的地方。
       这两个“另类人”的存在，提高了赵庙集的知名度。方圆几百里，说到赵庙集，无人不说到这两个人的名字。多少年来，人们谈到他们两个人，都会津津乐道一番传闻趣事来，如若是谈到某个乡里、区里的官员来，总能听到关于他的一些肮脏不堪的丑事，之后，便是诅咒一通，愤怒一通，而惟独谈到两个“街魂”的时候，赵庙人才眉飞色舞。因此，在我看来赵庙人的心目中，这两个人的位置远比那些贪官们的位置更重要
       9
       故乡的记忆是清新的。
       故乡的记忆是深刻的。
       漫漫行程中，对赵庙的记忆，充实了我心间的空旷；迢迢旅途中，对赵庙的记忆荡去了我独处的寂寞。是对赵庙的记忆淹没着我的浮躁与狂妄；是对赵庙的记忆，激励和鞭策着我的奋发努力，刻苦进取……
       该怎么表达我对赵庙的记忆呢?
       这翻江倒海的记忆里，有欢喜和幸福的回味，有痛苦而酸涩的咀嚼，有没齿不忘的愤怒，更有无法弥补的悔恨和遗憾……
       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说，把这份记忆涂抹成文字后，再不去惦记关于赵庙的那些记忆了，再不去翻动遗留在赵庙的那些愤怒神伤的恩恩怨怨了。
       我能做到吗?
       我不知道。
       人生，就是自己折磨自己啊！
       2002年4月4日于重庆
       责任编辑 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