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放音键，急促的声音回荡在房间里：“今天是2001年1月9日。”——不，今天当然早已不是1月9日了。
时隔整整100天之后，我才敢于面对那个时刻。事实上，此前我的心理时钟一直停摆在1月9日。
四
2001年1月9日。罗布荒原。土垠以南12公里远的营地。土垠是楼兰王国时期的要塞，由中国考古学家黄文弼发现于70年前。
太阳刚刚升起来。今天将是少见的晴好冬日。一旦考察队大队人马离开了，热闹的营地立即沉静如昔。
昨天晚上谈到今天行程时，我坚持营地必须留人。我们已经发现了有“盗墓者”存在的明显迹象，他们正在荒原的某个隐秘之处窥视着我们。如果不留人看守，将贵重设备、辎重、给养放在空营，无异于将一群母鸡托付给孤狸。另外，由于9日日程是到楼兰古城采访，自然所有的人都想去。而有一辆车不能使用；前往楼兰城的路它过不去。这样，就必须留下两个人。不能剥夺从没有去过楼兰城的人的机会，这也许是他们惟一的机会。而去过楼兰城的人，向导可以留下，因为司要小蒲可以代替他；另外留谁呢?事实上，我不该留下。但一来不想剥夺同伴探访楼兰古城的机会，二来实在不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去任何地方。于是，我成了第二个留守人。
车队很快消失在沙包、雅丹之间。向导小吴提出要到西面的荒原踏勘。他是“向导”，而且随身携带着GPS(卫星定位仪)，罗布泊他相当熟悉。他走了，去寻找他的“发现”。我大致清理了营地的垃圾，并“清理”了自己的头脑。奔波十几天，今天有充分时间了，我将对录音机讲述重返“小河”的印象；另外，我要重复听一听自己在过去一周里的口述录音。我喜欢这种闹中取静式的独处，可以想想心事，放松一下神经。我需要这种闹中取静式的独处，能够“充充电”，调整一下情绪。
营地的篝火一丝两气。显然，干柴不足以维持到晚 ，更不能熬过一个寒夜。
我干的第一件事是准备柴火。营地的北面有干枯已久的红柳，我一次一次拖回干柴。在一个三五米高的残留雅丹——风蚀土垄——上，我偶然向前方望去。我见到在正北略偏西的位置有个金字塔式的高台，那高台远远超出附近的地形，顶部竟是砖红色的，在青灰的底色上相当醒目。我为这荒原“金字塔”吸引了，忘记了手头的工作。我联想到这样一件事：
几天前——1月4日，离开罗布沙漠“最后的秘境”——“小河”遗址时，已是黄昏时分。我在沙漠车前座，沉浸在“小河”的氛围之中。沿途单调的景色提不起我的兴趣。
坐在身后的新华社记者张鸿墀突然叫道：“杨老师，沙漠上有个东西!”
我头也不回地说：“那是沙包。”沙漠还能有什么呢?
“不!你回头看看!”
我回头一看，立即大叫：“停车!停——”
原来，一个烽火台如同路标，就索寞地站在行车路线的左侧。想必它极不情愿混杂在红柳包、雅丹、沙丘、“麦塞”(桌状山)之间，引不起人们的重视。我们踉踉跄跄地跑到跟前，我仰视着这汉代战略家伸向亚洲腹地的支撑点，深深为古人开通丝绸古道的不懈努力所感染。我曾半开玩笑地将这个意外“捡到”的烽火台叫做“张鸿墀烽燧”。这也许就是贝格曼1934的与“小河”记录在一起的那个小河烽燧。不管怎么说，它至少埋没六七十年了。实际这是已知位置最靠西的汉代烽燧。
……那么，眼下站在我的面前的“金字塔”会不会是“杨镰烽燧”呢?此刻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究竟在干什么、是身在何处。那个荒原的制高点——“金字塔”与我遥遥相望。朝阳霞光辉映下，“金字塔”的顶部仿佛是燃烧的火炬，放射着诱人的光芒，它在展示新的机遇，释放新的能量。我放下干柴，大致估计了距离，照直朝“金字塔”走去。
营地与“金字塔”之间是一片死寂的荒原。荒原开阔舒展，遍布低矮的雅丹、冲沟，在一些依稀可辨的古河岸边，死去多年的胡杨红柳，装点着文明之潮退去之后的海滩。我快步向前，目标就是那个神秘诱人的“金字塔”。我一脚深，一脚浅，上下沙包，跨越沟壑。凡是与整体环境不大协调的雅丹，就顺路看看，看是不是会有古老文明的遗迹。走到半路，我站在一个十公尺的雅丹上，环顾四周。荒原寂静得像一幅镶嵌画，只有营地似有若无的炊烟，在向我招手，担心我迷失路径。北方虚空之中，库鲁克塔格山隐约可见。——也许我看到的并不是山影，而是心影。伴随着我的心跳，荒原也在调整着律动的波长。2001年1月9日10点，死死吸引我的就是那个在前面等候的“金字塔”。
我估计，从营地到“金字塔”也就是北京城区四五个公共汽车站的间隔。顶多六七公里吧。我一共走了45分钟。走出不到30分钟时，垂直路过了一道大步车的辙迹。辙迹清晰可辨，那无疑是石油上的一条测线。塔里木油田在这一带做过勘测。他们每隔一段距离，就用推土要推出一条平行线，引导沙漠车通过。如今这些平行线仿佛大地的经络，习惯上就叫它“测线”。在塔里木进出，测线是人们与外界联系的感情纽带。见到测线，就像见到老朋友，我心里暖盈盈的。
穿过一片死去不很久的芦苇，我已经站在了“金字塔”脚下。这片芦苇原来一定是长在有消失洼地四周，如今地面只剩下了一两公分高的苇茬，但看得出来，当年芦苇茂密异常，残存的苇茬连插根筷子也很困难。这样的苇茬我只在老阿不旦见过。“金字塔”紧紧傍依芦苇滩，笔挺地站立在晴空之下。走到跟前再测算，它三四十米高，下部的十余米是青灰色的砂壤，以上则是红色黏土。看上去怪异而神秘。闯过苇滩之前，我就注意到正对着的山脚，有一块醒目的16开书籍大小的黑方块，就像一次空难幸存的“黑匣子”偶然坠落在这地角天涯。我照直走到山脚，拿起沉甸甸的黑方块。那是一块岩石，不过极黑就是了，没有特别之处。我找到了一个便于攀登的地方，爬向“金字塔”顶点。一边爬，一边观望。每升高一点儿，视野就扩展一层，荒原的面貌就在这一步步升高之中展示无遗。而荒原的无形压力，也在这攀登过程一点点加在了我的肩上。攀登时，我不时见到人的遗迹，在我之前攀登的人，显然是将它作为灯塔或路标的。登上顶点，我的北面是个陡峭的悬崖，这“金字塔”实际更像个遇到海难、失去动力，在海面漂流等待救援的巨轮。它的“舰桥”——顶峰是个窄长的平台，一个废弃的三角架散落在地上。我回首还顾营地，营地掩藏在一片雾霭之中。在“金字塔”西南见到了一片遗址。它显然是楼兰王国时期的村落残迹。我兴奋又紧张，以最快速度下了“金字塔”，向遗址走去。
那个分布在雅丹之上的遗址是个小小的古代民居。一行死胡杨显然是人工种植的，在自然界，胡杨不会长得如此株距均等，排列笔直。几堵残墙经风剥蚀只留下紧贴地皮的一小截，地面散落着经过粗略修整的木料。没有遗物，但有一具人的枯骨。从遗址到“金字塔”，也就是1公里左右。我一边环顾这个小小的雅丹，一边推想那个“金字塔”究竟是怎么回事。它明明比这一带的雅丹要高出二三十公尺以上，那说明，在楼兰王国鼎盛时期，它就是楼兰城北大门的制高点。而附近都是青灰色砂壤，只在经身上才能见到红色黏土。可以说，它更像人工的建筑物。但显然它与“张鸿墀烽燧”不 。它不是汉代的烽火台。它还能是个什么呢”我弄不明白。
我看看表，离开营地已经快两小时了。该回家了。
走下雅丹，我朝营地走去。我又笔直穿过了那条明显的测线。这就说明，离开营地不远了。
……一边走，我一边冲录音机口述着见闻。我随手看了看表，突然一个念头使我惊呆了。不!不对!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半。我离开营地两个半小时了。这样说来明明已经该回到营地，至少营地该近在眼前了。从营地到“金字塔”，我用了不到50分钟。返程走得比来时快得多，除去在遗址耽搁的时间，三四十分钟该足够了。如果我已经与营地擦肩而过，那么在前方等我的就是死神。我走上一个高岗，向想像中的营地方向尽力张望。——视野所及，一无所见!只有冷漠荒原，不见一丝人迹。我的队友，我的营地，全隐没在雅丹、荒沙之间。回过头，那个“金字塔”仍然站在荒漠那一头，事不关己地在看我的笑话。开始我没感到太大的压力，我想，回到“金字塔”就成了。路就在它脚下。
我几乎是跑着回到了“金字塔”。在“金字塔”顶我还是望不见营地。太阳已经升到半空，大方向是错不了的。我略事休整，马不停蹄凭感觉重新朝营地方向快步走去。……又到了那条清晰的测线跟前。回家，这并不难呀!刚踏上测线，准备穿越而过，一个念头迫使我止步不前。
奇怪! 除了个别情况测线从来是笔直的，我往返路线与测线相交的角度是90度。如果角度一致，正确路线便只能有一条，我应该在测线上与来路重合。可是我见不到自己来时的足迹。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的防范神经开始启动。从此，我必须谨慎从事。
我略作思考，先在这次与测线重合的地点作了一个记号，为的是不要让自己错误的足迹扰知自己的视线。然后，向东沿测线走去，去寻找我来时与沿线相交的地点，这样我不可以从那儿接续起返程最后一段路。我判断，如果刚才偏离了正确路线，那正确的路线应该在我目前位置的东边。沿测线东行一两公里，我还没有见到自己来时的足迹。天啊!老天!难道光天化日之下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吗?我不假思索，立即又紧循测线回到作记号地方。从那儿，又沿测线西去。我自嘲地笑笑：正确的方向应该在西边。可是，走出不止一公里，仍然一无所见。我突然发现这个所谓的“测线”竟然明显地拐了一个大弯儿!
我马上瘫倒在路边。不得不承认，这次是遇到大麻烦了。我本来可以依执的“测线”，根本不是什么“测线”，而是用现代化设备武装的“找宝人”留下的车辙!是车辙!是他们在荒原漫无边际地“巡航”时的痕迹。这也许就是昨天晚上因我们宿营而被驱赶走的盗墓人的逃跑路线。
毫无疑问，我已经在罗布荒原迷失了方向!而后果将是什么，这一行人之中，也许就数我最清楚。
我四肢伸展，躺在沙子上。从1996年我就患有耳鸣，只要一想它，两耳随时有一群蝉在拼命嘶叫。但这时我的耳鸣痼疾突然不见踪影了。随之而来的是听力几乎完全消失。这时我才知道失聪是比耳鸣更可怕的事，因为我的鼓膜似乎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我克着立即狂奔返回营地的疯狂愿望，决心就这样：除了动动心思不急于采取任何具体行动，先用半个小时清理清理自己的思路。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一错再错，越错压力越大，压力越大越错。直到因恐惧而昏迷。就30分钟，这点时间走不了多少路，却能够杨不少心事。
……父母都说，我自幼就是个胆小的孩子。一两岁时话还说不利索呢，就曾反复问爸爸：“山上有老虎，你怕不怕?”不论多小的沟，也要爬过去。1949的爸爸从香港回刚解放的北京工作，我家住在北池子，离北海很近。第一次去北海公园，和父母走散了，我只知道嚎啕大哭。比我大一岁的哥哥毫不在乎地独自将我领回家，可我就从此吓破了胆，很长时间里，独自连院门都不敢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到新疆“接受再教育”，成了荒野上的牧马人。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却以胆大著称了。一个朋友甚至说：他从未见我害怕过。我知道，我那根本不是胆大，那不过是清楚什么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既然能做，那就无所谓怕；不能做，决不逞能。我在军马场放过五年马，什么烈马都骑过，专六调教过“生马”。每调教一匹生马，简直就是一场“斗牛”。可自从离开马场，特别是回到北京后，出游时见到马大家很新奇，纷纷争着一试身手，我从不参与。人们曾奇怪：你不是当过牧马人吗?见到马怎么这样胆小?当众大叫，说我是胆小鬼也罢；挖苦讽刺，说我“伪造历史”，只放过羊，没放过马也好。反正我决不仅仅为了好奇去冒险。
家人、朋友都知道，我有一个从自身经历产生的信念：如果你精神不垮，谁也整不垮你；如果你自己救不了自己，那谁也救不了你了。眼下，是对这信条的验证。
……显然我已经在荒漠迷失了方向。当然，太阳正当空照耀，我分得清南北。但这无助于找到营地的具体位置。我没带批南针，没带GPS，仅仅知道营地在“金字塔”的南略偏东是不够的。偏东多少?刚才我明明朝南偏东走去，就是因为在那个小小的雅丹上为了遗址略作耽搁，使我稍微偏离了方向，在应该到达营地的时间却不见营地的踪影了。本来我可以依靠“测线”，但这辙迹根本不是什么“测线”，而是找宝人随意在荒原上游荡时留下的，它不是笔直的，垂直穿过它，并非是惟一正确的取径。法显、玄奘(唐三藏)、马可·波罗等在这一带戈壁沙漠路经的前人都提到过：丝路行旅只要掉了队，离开了旅伴，便会产生幻觉，会因恐惧陡增、心理压力难以承受而“溃堤”，以致疯狂痴迷，最终在不停地“逃离”孤独处境的徒劳过程因心力交瘁而死。《法显传》、《
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等书中的一些段落，至今想起来还使人为之警醒。而我，显然跨在了疯狂痴迷的门槛上。
……2001年1月1日。若羌县城。我在招待所见到一个北京“老乡”。他主动说明了来意，他讲的事情让我半晌缓不过劲来。酒泉某工厂的三个探险爱好者打算用“单车，无后援，一次性”方式，驾驶一辆旧吉普车在隆冬穿越昆仓山无人区，从新疆若羌到达藏北。出发后，其中年长者的妻子发现了他写的遗嘱，知道他们达不到目的是不会回来了。三人中的一个，途中因病返回酒泉，剩下两个人从进入昆仓山已经好久没有消息了。亲人倾尽家当，出发来救援。而这在北京工作的“老乡”，是年长者的同学、好友，闻讯放弃了新年假期直奔若羌，参加救援行动。1984年以来，我几次进入昆仓山，我知道山里是什么情况。听他说完，我断定这两个探险家恐怕有去无回了。昨天——1月8日，在“罗布泊湖心点”，我见到一块石碑的碑阴有他们三人的题字。当然，是进入昆仓山之前路经罗布泊时写的。说实话，乍听了这个情况，我完全不能理解这种行动。这比之余纯顺更有过之。但我简直不敢相信，今天我竟成了第四个人!
(2001年1月18日我回到北京。1月25日进入昆仓山的两人中年轻一个的妻子打来了电话，她告诉我，她接到西藏安多县县长的电话，获悉她丈夫在车辆彻底毁坏情况下，步行20余天，已经到达安多县一个牧业点，人没有生命危险，但年长的一人，去世在车坏的地点。听到这个消息，我由衷为生者感谢上苍，为死者家人难过，也因此度过了几个难眠的夜晚。)
大致想一下，就清理出我现在身上所有的一切。离开营地是为了打柴，所以没有带水，当然，早餐时我喝了茶。一想到水，马上感到口渴了。身上没带食物——啊，对，裤子口袋里有一、二、三……总共六块“大白兔”奶糖。有点饿的感觉了，但还是先不急着吃糖。相机中然在身上，没想到要照相，所以只剩下两三张胶片也没换新卷。录音机在，磁带还可以使用20分钟。够给妻子口述遗嘱了。另外，我虽从不吸烟，可只要人在塔里木身上就不离打火机，现在它和奶糖在一起呢。我马上将打火机放到了平时放钱夹的上衣内兜。我当然知道，凭这些救不了我，也帮不了我。能帮我、救我的，是保持头脑清醒。
此地离开营地并不远，也就是两三站汽车的区间。可这不是在都市，无人可以问路，没有参照物；也不是一马平川的原野。在喀拉墩古城我曾有过与营地擦肩而过的可怕经历。绝不能再一次次盲目走向心中认定的营地，这次偏东?那下次偏西。40分钟没到达?那就再走10分钟……这便是失去理智的前奏。只要失去了理智，就无药可医。获救并不难，可以死死等大队人马回到营地，发现我失踪人们就会寻找。那时我在附近的制高点点起一堆大火(我又摸了摸打火机)，有篝火他们找到我不费多大的事，至少比寻找彭加木容易得多。但我决心要凭自己来救自己。我所有的，就是二三十年来在新疆荒漠戈壁考察的经验；就是一个清醒的头脑。这已经足够了。
……
30分钟了。我站起身，在这个地点用红柳枯枝画上一个大大的三角。我离开“测线”，返回“金字塔”。问题是从哪儿开始的，我就将从哪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从这以后，我每走五步，就用红柳枝在足迹边划一条长线，作记号。我知道，迷路的人往往是因自己的脚印而陷入迷宫。
我又站在“金字塔”那长长的会议桌般的顶峰。太阳冷漠地高悬在头顶。营地仍然隐藏在雅丹、沟壑之间。篝火想必早已熄灭，炊烟也飘散干净。是“日近长安远”还是“长安不见使人愁”呢?站在“金字塔”上，我感到孤独，但我并不为自己担心。我已经探明返回营地的路究竟该从哪儿起步。
来到“金字塔”脚下，我很快就找到了那块纯黑的石头。它是如此醒目，简直就是一块指路牌。我本来是难于辨认哪是自己最初的足迹的，因为我分明在这一带来回走了五六次，而我必须找到最初来到时的那一列足迹，只有从那儿逆推才是通向人间之路。我清楚地记得，刚刚从营地来到“金字塔”，我是直接走到那快黑石头跟前的。在黑石头附近，我真找到了最初的从南向北行的脚印。
我长长嘘了一口气，知道已经救了自己一命。我反倒不再着急了。我离开生界只有几公城间隔。我抬头仰望“金字塔”的顶点。刚刚来到跟前时，我将那块四四方方的黑色岩石看成“黑匣”，它也许隐藏着一次隐秘灾难的关键数据。但这“黑匣”是从何而来呢?它无疑不是罗布荒原固有的，我走过的荒原，就看不到一块岩石，更不用说如此规整的、有象征意义的黑石。那么，它是天上的陨石?当然也不是。陨石不可能有如此分明的棱角。在仰望“金字塔”时，我突然明白了：这黑石是经历暴烈的风蚀从“金字塔”顶巅跌落在脚下的。而它一定是由古楼兰人有意识搬运到顶巅去。
我离开了“金字塔”——古代楼兰人和我共享的祭坛。我亦步亦趋，几乎四肢着地，逐一辨认清楚脚印再沿来时的路返回。路过一片小小的碱滩，我找不到来时足迹了。但这碱滩并不大，很快就又踏上来路。
营地静悄悄。这时是下午4点多。我点燃了篝火，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为即将返回的考察队准备晚餐。向导回来了。他说在北面见到过新鲜足迹。我说，那是我留下的。有关“金字塔”“测线”和自己刚刚感受到的一切，我再没有多说一字。
夜里，我失眠了。
我独自走出帐篷。篝火未熄，但整个营地沉沉睡去。夜间温度是零下26度。罗布荒原的零下26度。篝火的火苗也似乎冻住，除了心跳没有别的声音。我刚刚一想到“声音”，就又出现了耳鸣。这耳鸣不是盛夏的蝉噪，而是如同管风琴在庄严齐奏。满天星宿也冷得直眨眼，夜空还是那种让我感到无比亲切的、透明般的墨黑。我尽力向“金字塔”方向张望。我看不见“金字塔”，可是直觉告诉我，它就位于北方地平线上，而北斗七星的延伸线正好与它衔接，事实上它成了苍穹和大地的结合处。
遥远的星辰分明是在为我解答、演绎着什么，可我竟弄不懂它们奥妙的启示。我们不在一个波长上?我们使用的不是同一本密码?我们没有找到共同的话题?
三
1998年10月之夜。离“小河”遗址直线距离约20公里的营地。
今天清晨，我们乘“奔驰”沙漠车，从丝路古驿阿拉干东行，进入了罗布沙漠。离开阿拉干，马上就陷入沙包和胡场(活的与死的)的包围。我们一再下车找路，总为无路前行而困惑。同行者担心路行不通，但我并不真的为行路难而畏缩。我知道，塔里木的沙漠就是这个样子，凡是河流(有水的或是干涸已久的)两岸，总处在沙包、树丛的包围，那是因为自古河流就是抵制沙漠扩张的防线。越过河边的沙包植被，继续走向沙漠纵深处，便会出现相对平坦得多的开阔沙地，这种地方，沙漠车走上去就像节日的彩车驶过北京长安街。
六七个小时之后，总算突出重围，摆脱了沙包植被羁绊。“奔驰”名副其实了。经过十几公里行程，又见到了密集的沙包和大半枯死的胡杨、红柳。又开始了陷车、找路的烦恼。但这时我与同行者的感觉正相反，因为凭经验和直觉，这一切证明我们其实已经摆脱了塔里木河紊乱的古今河道，进入了“小河”小系区域。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接近了目标——最后的秘境“小河”。
本来可以期望今天晚上在“小河”遗址以东的地方过夜，但沙漠车出了故障，停在古老的河岸台地。司机紧张修理了半天，车是勉强可以行驶了，但不得不中止计划。我明明是为“小河”而来，而且志在必得，但我很清楚：单车上路，车况又如此不好，返回是惟一选择。就着浓重的暮色，我们沉闷地扎了营。
我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次在沙漠中宿营了。我原本最喜欢沙漠宿营的那种感觉：那其实就是与理想同眠，拥青春共枕。我从没有经历过今天的宿营，我几乎为“失败”压垮。我甚至不知道这一睡去，再醒来自己是不是一个迟暮老人了。同伴休息了，可我不愿意进入帐篷，我怕帐篷成了灵堂。守在篝火边，我头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该如何向自己做出交代。同伴老何到附近胡杨林解手，回来时告诉我：他听到了时远时近的牧羊人吆羊的呼哨声。天山南北的牧人总是用一种尖利的口哨来招呼自己的羊群。
我起身在附近转了好大的一圈。没有牧人，也没有羊群。这里是沙漠腹地，羊群怎么能够来到这儿?它们吃什么、喝什么?谁会赶上一群羊在这死界巡游?但我相信老何的听力，他有着丰富的野外生活经验。
沙漠中的10月，后半夜气温低至零度以下，但我不是为砭骨的寒意而失眠的。此刻大概只有我清楚，我寻找“小河”的第三次努力已经结束了，这一次是不可能看到罗布人奥尔得克发现的“有一千口棺材的沙丘”了。这个无名营地就是我走向小河的极限。但愿它不会是我人生的极限。在罗布沙漠，车况不好再加上单车涉险，好比盲人骑瞎马。尽管如此，我在感情上仍然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在冥想中我也听到了时而悠扬，时而高亢的牧羊人的呼哨声。
我无法再忍受煎熬，披衣来到帐篷之外。营地寂静无声，劳累了一天的同伴都睡得很沉。篝火早已熄灭，夜色漆黑，夜光依微。随着我来到沙岗上，牧羊人呼哨声渐渐远去。而它似乎正在引导我的思绪穿越前方一无所见的神秘帷幕。“小河”就在它消失的方向，它实际上是代替“小河”在向我惜别。——也许是给我一点精神是的慰藉。这真是牧羊人的呼哨声吗?真的有呼哨声吗?不是我的错觉?不是我因积想而成疾?
黎明即将到来。随着气温的转暖，我的心理水银柱也在一点点地回升。
我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在塔里木的穷乡僻壤听到的那个“沙埋古城”的故事：
沙漠中有个保存完好的古城，人们只要找到它，就可以了却毕生所愿。古城中，遍地是奇珍异宝，见所未见。只要你从中哪怕取走了最不起眼的一件，哪怕将它藏在身上最隐秘的地方，当你来到城门口时，大门就会自动关闭。而你一旦挥斥开贪欲，城门就重新为你洞开。
……我恍若站在遍地宝贝的古老街市上，尽管潦倒困苦但我打定主意一无所取，因为我已经获取了足以受用终生的精神财富。
呼哨声又响起来，而且凄厉紧急。这时启明星已经升起在天宇。遥远的星辰眨着眼，在鼓励一个灰心丧气、一事无成的中年人。在漫天星宿即将退出星空，朝阳即将君临大地之前，我还来得及与未来相约，期许将在“小河”与星辰相会。等着我，“小河”!等着我，奥尔得克!我会与你重逢在小河边的那个有“一千口棺材的墓地”。
早早起身的司机小单和我打了个招呼。他突然愣了，盯着我看了好大一会儿才换了口气，说：“哦，杨老师，我还以为你一夜间想白了头发和胡子呢!——原来那只是结了白霜!”
我深深吐了口气。呼出的热气将霜凌又溶化成水滴。但我的头发确实是白了，在这云游塔里木的一二十年间，忧思早已一点点染白了我的须发。
归程总是那样短暂顺利。
上路不久，就与一道石油测线相交。而这测线将引导我们回到绿洲。又望见了青杨的林带，又望见了晚炊的轻烟。阿拉干道班的养路工在等候我们归来。我回到了出发点。
此刻我已经不再灰心沮丧。我知道，失败，这本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可怕的并不是失败本身，而是“失败者”的心态!只有当我们再次进入罗布沙漠，并抵达了“小河”时，人们才能认识到，我们的这次失败有多么大的价值!
……
(2001年1月4日，12点半。两辆沙漠车冲出罗布沙漠罕见的大雪，就停在了距“小河”遗址几百公尺的地方。我跳下车，隔着白雪覆盖的开阔沙地，与“小河古墓”遥遥相望，这深情一望，跨越了历史的壕堑，冲破了时间的壁垒……)
二
1989年中秋。塔克拉玛干沙漠纵深处的营地。这是个绝地：进退失踞，腹背受敌。
在大河沿乡——英文地图标做“通古孜巴斯特”，含义即“吊死过野猪的地方”——租了16峰骆驼，我们就进入了沙海死界。此行的任务是带领一个中国、瑞典联合摄制组前往斯文·赫定在上个世纪末发现的拉墩古城。我们的任务是摄制一部反映赫定探险生涯的电视专题片。离开大河沿这个克里雅河尾闾的古老绿洲，先在沙漠与绿洲的交界处的卡达克地方住了一夜，就开始了沙漠行程。走出十几公里，向导卡得阿洪意外迷了路。下午 ，他总算恢复了记忆，但瑞典摄影师兼制片人斯蒂格提出立即就地宿 营，他不希望时间都用在赶路上。这是巨大的沙窝子，原来——一两千年前——想必是水草丰美的地方，如今枯死的古胡杨枝权虬曲，狰狞可怖。从直觉上，我反对在这个无水无草的地方停留，但沙漠探险，营地当然不能太苛求。
篝火熊熊。咖啡的浓香使我误以为身在北京。累了一整天，晚餐后大家都早早睡了。我睡不着，漫步在沙岗上。中秋的月亮高悬在头顶，在月光映照下，沙漠如同雪野霜地，这使我分外怀念北京的家和亲人。
一直等到三星斜落，北斗高悬，我才回到自选的“卧室”。没有帐篷，我在沙窝背后露宿。我学驼夫们的样子，先将沙子挖开，再均匀地铺上一层火炭，用浮沙掩埋。一个火炕就做好了。
这一夜我睡得并不安稳。不祥的预感压得我喘不上气来。天没大亮，我起身了。刚起身果真听到坏消息：我们的16峰骆驼，一夜间跑掉了14峰。
瑞典朋友和我的同胞们一时还没有感到问题的严重性。问题在于：带的水仅够3天用。这只是一次以喀拉墩为目标的短促突击。我们根本没有在沙漠腹地滞留的思想准备。
早餐时，我问：“谁去找骆驼了?”回答：“马上就出发。骆驼丢了的驼夫们都去。”我立即说：“今天，我说了算。不能在这里停留。早饭后，驼夫们找骆驼，我们把所有设备驮到仅有的两峰骆驼上，人一律徒步。立即前往喀拉墩古城。找到骆驼，驼夫们尽快到喀拉墩与我们会合。”
我们上路了。我看出有人并不情愿步行，但还是朝喀拉墩出发了。
……
回到大河沿。我没有住在小学校，我露宿在星空之下。
午夜，瑞典友人秦碧达女士来到我露营的地方。“怎么?睡不着?”我问。
“我是专门来谢谢你的。”秦碧达说，“不是你坚决，我们很可能到不了目的地就得返回。那，电视片就失去了重要的内容。”
“事实上，我比你、比我们每一个人都更想找到喀拉墩古城。所以，不用谢我。我倒是该谢谢你们。如果你们坚持，我会服从多数，但我肯定要抱恨终生!”
“中秋节晚上，我注意到你一直在月下坐了多半夜。你，想家了?”秦碧达是北京大学毕业的瑞典留学生、汉学家，我们认识时间不短了。
“我想家了。”我承认。“但那是因为担心此行半途而废，无功而返。——我是临时怯场了。真对不起。”
她点点头。“我明白。”她又说，“你不是胆怯退缩，你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向前走。”
她走了。可我再也睡不着。大河沿这个古老的绿洲此刻沉寂得如同梦境。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从南向北穿越塔克拉玛干时，偶然发现了这个为沙漠包围的世外桃源。那时外人谁也不知道，靠克里雅河每年仅仅两周的洪水，养育出了这个古老的“飞地”。他来到的时候，这里的居民说不清目前是谁在管理塔里木；他们从未穿过鞋子，他们的一大创举是将死骆驼的蹄子割下来掏空。直接套在皴裂的脚上。漫长的冬夜，赫定和居民们一起围坐在一株枯立的胡杨四周，人们点燃了枯死的胡杨，胡杨便如同巨大的火炬，整整燃烧一个晚上；而他们就那样一言不发地坐到黎明。
我露宿在干净平坦的沙地。不远就是民工住的地方。这么晚了，在这儿搞房建的内地民工们还没有休息，在为明天的生计忙碌着。星空关照下，我仿佛年轻了一二十岁，正躺在巴里坤草原茂密的牧草中，期待晨曦及时到来。巴里坤五年放牧生活，使一个胆小懦弱的学生，成了知道自尊自爱的青年。啊，草原花香扑鼻，草原沉静无比，反刍的马群就分散在我四周，柳条河就从我脚下流过。我往往枕着斯文·赫定的名著《我的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入睡。我曾暗下决心，要步前人后尘，走遍新疆每一个绿洲村落，每一处古迹遗址；踏上每一条古道，探索每一方秘境。如果我能有两次、三次生命，我一定会在每个有人烟的地方都住上一段时间，分享人们的喜悦快乐，分担人们的忧愁苦楚。每个陌生人，都将是我的朋友；而我的每个朋友，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巴里坤的五年放牧生活使我弄明白，生活中会随时遇到的无路可走的境况，其实只不过是无路可退而已。分清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分清这一点，对怎样度过一生则至关重要。三星已经斜落在天之一隅，启明星即将升起。此刻我想弄明白，这满天星宿之中，哪一个是我的星辰?
……
(2001年11月。我在乌鲁木齐的一心书店做《发现西部》的讲座。在现场，我见到1989年10月一起到塔克拉玛干拍摄电视的新疆电视台摄像师萧疆。老朋友重逢，我们回忆起在大河沿、喀拉墩……的日子。我告诉他，那以后，我多次见到1989年同行的瑞典友人斯蒂格、拉瑟、马格努斯，而秦碧达，现在是瑞典外交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了，几乎每年都到我家做客。)
一
2001年1月10日。我们离开距土垠要塞12公里的营地，踏上返程。我仍是乘坐小蒲开的辎重车。这是一个早该淘汰——事实上已经被淘汰过两次——的“三桥”卡车，一路小毛病不断。我们就这样合写起一部新的“奥德赛”。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坎坷行程，我们最后到达了营盘。营盘是罗布荒原上著名的丝路古驿。在营盘地方，有古城、古驿站、寺院遗址、古墓群……而且这里是孔雀河下游最富有戏剧性冲突的地点之一，正是探悉干涸千年的营盘地段河道又有了河水，并出现了繁忙渡口，世人才获知罗布泊已经北返。同行者比我们先到达营盘，他们车况好得多，在吃过晚饭后，立即赶赴库尔勒了。只有我们，“老牛破车”，来到营盘天色已晚，费尽力气总算吃了一顿热饭。小蒲和我商量是否步他们后尘立即连夜回库尔勒。我说，不要赶了。一来我们车况不好，二来实在太疲劳(特别是司机)。今晚住营盘算了。
在营盘的这一夜，陌生的、无名的烦嚷，被抛弃在天涯的失落……这纷至沓来的感受使我难以成眠。从到了营盘，我就听了一耳朵有关“挖宝”“盗墓”的故事。其中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孔雀河下游“将军墓”的传说。这个故事我听了不止十回，这里几乎人人可以为你讲一个段子，但没有哪个是可以落实的。它已经成了“民间传说”。
我们住的“招待所”，只有一个房间、六张床。老板娘收过费说，今晚没有别人，你们可以随便住。但我刚刚睡着，就被叫醒，那人说我睡的是固定给他的床位。他是这儿的常住房客。我才挪了地方，又进来七八个人，全是聚在一起打了半夜牌的。等他们胡乱凑合睡下。我再也睡不着。不知又过了多久，小蒲叫我：“6点了，干脆动身吧。”我想也是，不如一走了之。
车终于发动着了。我们驶离营盘古驿。天黑极了，没有月亮。一开始十分顺利，用“三桥”车能有的最快速度奔向库尔勒市。
车突然停在路边。小蒲下去看了看，说：“一个轮胎扎了。”我带着备用轮胎。
我下了车。夜色漆黑，这时是一天最冷的时刻，这天想必又是2000—2001年冬天最冷的一天。我在寒风中瑟缩着，简直就像没有穿裤子一样。驾驶室里也好不到哪儿去，而且司机在换轮胎，不管帮不帮得上忙，我独自坐在驾驶室里置身事外总是不妥的。换好新轮胎，小蒲缓口气，踢了踢换下来的坏轮胎，“还得将它装到车上。”我摇摇头：“就我们两个?不行。”
我们等了半个小时，没有来往的车辆路过。茫茫荒原见不到一星点灯光。再等下去，人要冻僵了。“来，我们试试?”小蒲望着我。我点点头。试试。在土垠营地装车时，是四个人用尽全力才将备用轮胎抬到车上，而且除了我全年轻力壮，可这时只有我们两个。没有人来解救我们。除了我们自己。
小蒲和我憋足劲将轮胎抬起，我将轮胎暂时搁到蹲着的大腿上。他立即撤下身，爬上车，在上面抓住轮胎。我知道，光凭两臂我根本抬不起这样重的东西，但只要能借助两腿的力量，就不妨一试。我们一起鼓气，一声暴喝，轮胎抬上了高高的车厢。一切安置好，小蒲跳下来，喘息着对我说：“事先我不敢告诉你，这轮胎重160公斤。”160公斤!我的天!
天快亮了。以后的行程顺利平安。路边有个古老的烽燧，那应该就是斯文·赫定记述过的奥尔塘烽火台。那么这附近还应该有一个残存的古驿站。前方停着一辆熄了火的载重汽车。我们停车，司机跑过来结结巴巴地说：“车发动不着了，帮我拖一拖。”我看看他的车，那是个拖挂，总载重不会少于10吨。我们的“牛车”能拖得动吗?会不会连自己也拖垮?小蒲发动了车，挂好了钢丝。我们的车就像一个患肺气肿的老人喘息着，总算将拖挂拉了几公里，但他的车根本没有动静。我们无能为力。司机又跑过来。我注意到，他没有手套，没有大衣，他说过也没有带千斤、喷灯、钢丝绳……他到塔里木干什么来了?“我……是第一次跑南疆，”司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是给别人代班。再拖上一截吧!”
又拖了一两公里。不能再拖了，再拖我们也得等人来拖了。其实小蒲清楚，这车根本不是什么熄火。它将报废在这奥尔塘古驿站的路边。凭我们帮不了什么忙。临别，我想责备司机不说实话，他其实是想叫我们将车拖到库尔勒，但望着他惶惑的眼神，我只说：“对不起，我们帮不上忙。”然后将自己的手套脱给了他。
天快亮了。天马上该亮了。我们的车越开越快。一辆夜班客车快得像正在参加汽车拉力赛，在会车时，司机大约手颤了一下，车偏向路边，而路边是深沟。一个急刹车，客车停在沟壑边沿，我回头一看，出了一头冷汗。只要再偏十几公分，客车就会栽倒在沟中。蓦地，客车里传出响亮的婴儿啼哭。
小蒲也出了一头汗。车子再启动，保持在每小时40公里的中速。“这‘三桥’该报废了。回去买辆新车。”小蒲自语道。
前面就是库尔勒绿洲。我瘫在并不舒服的座椅上。仿佛我正坐在那条差一点骗了我的“测线”当中，我的前方是隐藏在雅丹之间的营地。
可以看见库尔勒市的灯光了。我有这样的感受：每逢从荒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艰辛，回到出发点——比如库尔勒或乌鲁木齐——的那段路就特别漫长。就如同在跨越一道无边无沿的堑壕。就如同在检点自己的一生。
前方最明亮的并不是灯光，那是启明星在照耀。望着启明星，我好像回到了巴里坤草原，回到了大河沿和喀拉墩，回到了前往“小河”的路上……就是在与遥远星辰对视的这一瞬间，我走完从20岁到50岁这美好无比的日子。
○
我正端坐在电脑屏幕前，写下自己的经历。
从2001年1月18日回到北京，我就像大病一场。我其实是怕回忆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我其实是不敢与自己抗辩。几个月来，在谈论罗布荒原的经历时，我从不深谈，那是因为我还无颜面对另一个自己。
我又收到了酒泉来的电话。这次不是探险家的妻子，而是刚刚与死神掰过手腕并赢了一局的探险家本人。他用20天到达了藏北的安多县。等冰雪化尽才来到安多县城。现在，他已经回到酒泉的家中。放下电话，我开始写这篇纪实。
这篇文字的写作过程，如同治疗一场大病。写完，我的觉疴就霍然而愈。我真的不再怕什么了。因为我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是我自己。
现在已是深夜。面对北京的夜景，我却想起罗布荒原。面前几百米外那现代化的建筑变成神秘难测的“金字塔”，而满天生宿遥远又切近，都在急于和我对话……
责任编辑 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