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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1月1日，季羡林先生写了一篇《八十述怀》，开篇便说：“我从来没想到，我能活到80岁；如今竟然到了80岁，然而又没有80岁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在文章末尾，他写道：“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88岁，‘茶’是108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可惜冯友兰先生未能如愿，以95岁高龄永远离开了我们。然而，今年季羡林先生度过了89岁的生日，“相期以米”的愿望，像白驹过隙一样，使然而过，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现在，先生除了眼睛患白内障，有点看不清楚东西外，身体其它器官都运转正常，每天至少工作七八个小时。他自己没有老的感觉，外人也看不出老相来。望九之年的人，仍然“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真让人敬佩和羡慕。从先生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实现冯友兰先生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相期以茶”，创造一个奇迹，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使我们这些做弟子的感到十分欣慰。
       先生的高寿，在养生之道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授之以人的“秘诀”。他每日粗茶淡饭，谈不上什么营养价值。早饭总是烤馒头片，一碟炸花生米，一杯浓茶。午饭、晚饭基本吃素。他最爱吃的是馒头大葱，这是山东人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他从不吃补药，别人送的各式各样的补品，都束之高阁。更不愿去医院看病、体检，除非不得已，才去医院拿点药。他从不锻炼，不去爬香山吸什么负离子，或者打这拳那拳，练这功那功。每天的运动量，不过是工作累了，在家门口的湖畔散散步。他甚至开玩笑说：有那么多锻炼的时间，还不如多做一些工作呢。他曾应《羊城晚报·健与美副刊》之约，写过一篇短文《养生无术是有术》。在文中，他说：“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我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哺咕’就是，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从不无病幻想自己有病。”先生这个“三不主义”真让那些“锻炼主义者”和卖补药的听了气短，也使那些希望获得长寿秘诀的人听了感到失望。但事实如此，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然而，我以为先生长寿其实还是有“秘诀”的，不过他未曾说过，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秘诀”。那就是，他那平和、博爱、坦荡的胸怀和“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的心态。我这个观点，从医学角度来解释，也是讲得通的。医学专家们不是常常讲健康的心理比健康的体魄更重要吗?我们不是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一个身体本来很健康的人，由于内心的抑郁、失衡而折寿吗?先生近来常常声称自己是陶渊明的信徒，并且以陶诗《神释》中的四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陶潜虽说受老庄哲学影响很大，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他是关心现实的，有《桃花源诗》为证；他还反对当时流行的“神不灭论”，认为“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是唯物主义的。陶渊明的思想，正如鲁迅所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地飘飘然。”从陶渊明这种思想基础来理解这四句诗，它就并不是在宣传消极遁世思想或者不可知论，而是表达了一种直面人生的旷达，荣辱不惊的平静，面对生死的坦然。这是在经历了人生多年磨难后的一种“化境”。先生既然将其引为座右铭，自然也就造出了先生自己的心态，或者说，先生所追求的一种思想境界。这个例子证明了我上述关于先生心态的分析并非主观臆断。那么，生活在这纷纭复杂的社会中，一个人怎样做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呢?恰好，最近读到先生的一篇短文，叫《做人与处世》，或许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写道：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这段话可以说是他为人处世之道的高度概括，也是他能做到心态平和的“秘诀”。下面，就结合先生的所行所为，看一看他是怎样处理这三个关系的。
       先谈一谈第一个关系：“人与大自然的 关系”。
       把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当作为人处世之道的原则之一，过去我们恐怕是难以理解的。记得前些年，从电视里看见国外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与破坏生态环境的人和事进行顽强的斗争，当时还觉得很好笑，似乎环保问题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严重污染，长江洪水泛滥，黄河断流，各地缺水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今年北京连续遭到八次沙尘暴的袭击之后，就笑不起来了。大自然的报复，使国人猛醒，人们开始认识到，如果处理不好生态平衡问题，人类前途堪忧，更无论个人幸福了。于是政府下令，群众踊跃参加，迟耕还林，退耕还湖，植树防沙，禁伐禁猎等等，采取了种种严厉措施，保护生态平衡，甚至日本人、韩国人，为了自身的安全，也来帮忙。一时间，环保问题成了政府和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先生早在十几年前便已经提出来了。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便连续著文论述东西文化的差异，其中重点就是谈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西方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征服自然”，结果遭到大自然的报复，造成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臭氧层出洞，物种灭绝，淡水资源匮乏，新疾病产生等严重后果。而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以“天人合一”的态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一种极有远见的观点。东西方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这种差异，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观和哲学观。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东方文化将在世界上重领风骚。”可惜，他的这些文章，当时没有受到人们的关注，甚至还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与嘲讽。
       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包括地球上一切有生命之物)，大而言之，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小而言之，对个人来说，常常表现为一种品格，一种感情，一种情操。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样的分析未免过于武断和牵强。那就举个例子来证明：但凡有仁爱之心的人，对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无不关爱备至。拿北京人来说，清晨公园里，遛鸟、遛狗的人不在少数，其爱鸟爱狗之态可掬。大杂院里，无论居住环境多么拥挤、筒陋，总能在窗台墙角，看见几盆夹竹桃、米兰、绣球、海棠，或者文竹之类的花木。这是北京人对生活热爱的表现，也是对大自然亲近的一种心理的反映，这是一种高雅的情愫，是一种正常的人性。但是，凡凶残无道之人，对人类尚且仇恨，更不用说对草木鸟兽会有什么感情了。十年浩劫期间，养花忽然成了修正主义，“四人帮”一伙在北大，先批斗人，后批斗花木，把几十年上百年的老丁香花树砍伐殆尽，把屡见于清代笔记中的几架古藤萝也斩草除根，最后，把办公楼前两棵颇有些名气的西府海棠也连根拔掉。“四人帮”一伙要篡党夺权，整北大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可以理解。但是砍代花木，铲除海棠，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宋代苏洵在《辨奸论》中说：“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音tè，奸邪之意)。”“四人帮”一伙干出砍花伐木之类不近人情之事，足见他们是一伙毫无人性的“大奸慝”。这难道不足以说明，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常常表现为人们的一种品格，一种感情，一种情操吗?
       先生对草木鸟兽的关爱之心，超出人们的想象。就在上面提到的，北大办公楼前两棵西府海棠被砍伐二十年后，先生写了《怀念西府海棠》一文。文中写他独自来到办公楼前凭吊西府海棠，幻想着西府海棠之魂，能重归燕园：“西府海棠之魂归来时，能有什么迹象呢?我说不出，我只能时时来到办公楼前，在翠柏影中，等侯倩魂。我多么想为海棠招魂啊!结果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了。奈何，奈何!在这风和日丽的三月，我站在这里，浮想联翩，怅望晴空，眼睛里流满了泪水。”1992年，他家附近的一条幽径上，燕园内仅存的一棵古藤萝又被人砍伐，为此他痛心疾首，再次流下了眼泪：“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度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再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先生不仅爱花木，亦爱小动物，尤其爱猫。他家二十年来先后养过四只猫。先生同每一只猫都有深厚的感情。白天，他亲自为猫做饭；晚上，他与猫们同眠。他散步，猫便随其后。猫生病了，先生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为了让病猫能吃下饭，他再累，也要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亲自去海淀肉店为猫买回牛肉或猪肝来。猫如果走丢了，他便会失魂落魄，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先生爱猫，在北大是远近闻名的。但是猫们也有让他心烦的时候。“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上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老猫》)他的散文中，有许多篇是吟咏花木鸟兽的，如《马缨花》、《香橼》、《海棠花》、《夹竹桃》、《兔子》、《老猫》、《喜鹊窝》等等。读这些文章，你会感觉到，这些动植物都是通人性的，有感情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作者就是它们的知己，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同它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一起流泪。关于钟爱草木鸟兽的这种情结，他曾多次这样．地表白过： “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斜闲愁。真正伟大的人们是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息。”(《幽径悲剧》)其实真正伟大的人，才会对世间万物充满感情，如太史公所说：“仁者爱万物。”天下怀有博爱之心、富于感情的人，才会具有“爱万物”的高尚情操，正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再来谈谈他为人处世的另一条原则：“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先生有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独特的地方。他说：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做人与处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世人充满了爱心。他爱生养他的母亲，培育他的叔叔婶婶，难以割舍的儿女，教过他的老师，不论是德国哥廷根大学的瓦尔特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还是中国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朱光潜教授；他爱他的同乡、同学和朋友：减克家、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冯至、胡乔木、李广田、沈从文、吴作人、王力等；他同样爱着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一个叫杨狗的朴实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可爱之人。在他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的热情颂扬他们的高尚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心。读他的散文，常常被他那真挚的爱心所感动，有的文章甚至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这里仅举一例。1993年，他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
       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
       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
       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儿年之内，
       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有的话——
       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
       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
       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
       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的眼泪不可
       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己
       经干涸了，再也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藏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读了这篇悼文后，特地给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拜读大作《哭冯至先生》，使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冯至先生的谢世，是我国文学界、翻译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冯至先生走了，他得到了‘解脱’，而留给生者的是难以志却的怀念!他地下有知，读到您如此亲切诚挚的悼文，也会含笑九泉的。可我们却为您的健康担心，用自己的血泪来写悼文，可一而不可再啊!”郑曼女士这里说的“可一而不可再啊!”是有所指的。她曾在1987年读过先生的《重返哥廷根》一文。文中描述他在养老院中与他的“博士父亲”瓦尔特施米特见面时的情景，深夜离别时依依难合的场面，使郑曼女士感动得泪湿衣襟。她于是打电话告诉先生：“我读了您的《重返哥廷根》，都哭了。”先生回答说：“我是含着泪写的。”郑曼女士担心先生这样一次次地用血泪来写文章，有鲁健康，所以才有“可一而不可再”的话。一周以后，郑曼女士收到了先生的回信：
       
       郑曼
       
       克家：
       你们的来信收到，谢谢!
       苏轼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
       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个道理，
       我经过八十多年的生活历程，是完全理
       解的。然而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每遇
       到悲离之事，则仍不能排遣，实在无可
       奈何也。……先生待人的至真至诚之心，可见一斑。
       但是，“对待坏人，又另当别论”。先生绝非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他对一切恶人恶事决不姑息迁就，有时甘冒生命的危险与恶势力斗争。比如“文革”中，他“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位在北大干尽坏事的“老佛爷”，即使“差点丢了小命”，也在所不惜。这是他人格的另一面，嫉恶如仇，金刚怒目的一面。先生对“坏人”的看法，颇有新意，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1999年7月24日，，先生在《新民晚报》的“人生漫谈”专栏中，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坏人》。他写道：“积将近90年的经验，我深知世界上确实是有坏人的。……那么，什么又叫做‘坏人’呢?记得鲁迅曾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已的事千万干不得。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已是坏人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先生这种关于坏人的看法。也许欠缺理论基础，也许会遭到生物学家、伦理学家们的否定，但我以为，先生此言不谬，是符合生活实际的，尽管目前科学还不能证实它。而且许多人都会有同感，只是还没有人像先生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来罢了。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就他个人来说，从来没有过私敌。他原谅一切可以原谅的人和事。“文革”中，他被“革命”小将(其实并不一定都小)打翻在地，批斗，抄家，住牛棚，吃尽了一切苦头。“文革”后，他否极泰来， “官”运亨通，做了北大副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各种头衔50多个，而与他共事的许多人，正是当年整过他的人。如果他要报复的话，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行报复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他在《牛棚杂忆》的《自序》中是这样说的：“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一多半是十年浩劫中的对立面，批斗过我，诬蔑过我，审讯过我，踢打过我。他们中的许多人好像有愧悔之意。我认为，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样，一时胡涂油蒙了心，干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当。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一个真理。”“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这样的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非大智大仁大勇者，莫能为也。我没有在北大亲历过“文革”，对当年“革命”小将们是如何批斗先生的，缺乏感性认识，而现在大家对这样的话题又讳莫如深，也不便打听。但我读过乐黛云先生一篇名为《大江阔千里》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是描述当年先生被小将们揪斗游街场面的：“1996年仲夏一个十分炎热的下午，‘黑帮分子’和牛鬼蛇神们都蹲在烈日下拔草，随时准备接受群众的质询和批斗。我做为一个摘帽右派，被认为是没有多大‘政治油水’的死老虎，因而被编入‘一类劳改队’，在北大附小抬土。那天收工后，我从东门进来，走到湖畔水塔边，正好迎面撞上一群红卫兵敲锣打鼓，喊着口号，押着两个‘黑帮分子’游街。走在后面的是周一良教授，走在前面的就是季先生!他们两人都是胸前挂着‘牌子’，背上扣着一口食堂煮饭用的生铁锅，用细绳套在脖子上，勒出深深的红印。红卫兵推推搡搡，高呼着‘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最高指示，这是最高统帅对北京大学所作的结论。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其实与政治并无牵连，仅仅因为他们有影响，就被当作‘王八’的象征。季先生吃力地向前走着，一缕血红的残阳斜抹在他汗涔涔的脸上。我陡然与先生的目光相遇，那是怎样的一双眼睛啊!依然清澈，依然明亮，没有仇恨，没有恐惧，只有无边无际的仁爱与悲悯，凝视着那些虐待他的，无知的年轻人!此情此景和先生的眼神深深铭刻在我心里。”现在，每当我看见先生亲切而友善地，与整过他的人一起开会、研究工作、聊天的时候，每当我听见先生亲切地呼他们名，而不称姓的时候，乐黛云先生描述的可怕的一幕便会浮现在眼前，先生的形象便忽然高大无比，令我更加敬佩。先生能以这种仁义宽恕之心待人，何人不服呢?所以，在北大，在东语系，他是没有仇人的，他受到所有人的尊敬。
       处理好“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系”；是季先生为人处世的第三个原则。
       这当然又是一个做人的难题。且看先生是怎样说的，又是怎样做的。每一个与先生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性格的平和、宽厚与朴实。他从不疾言厉色，也从未见他发过火、骂过人，抱怨过什么事。一般人看见先生平时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样子；会觉得他是一个刻板而枯燥无味的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正像许多了解先生性格的人所说的，先生就像一个“铁皮暖瓶”，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同他谈话，你才会了解到他的睿智与幽默，听到他发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声，看见他露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容。从表面上，你永远不会看出他内心有什么痛苦与烦恼，似乎他永远安详、恬静，像一潭平静的池水。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先生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一点也不比常人少，甚至比常人要多得多。这些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他是从不对别人说的，你只有偶尔在他的文章里读到。比如，1999年，他在一篇叫《世态炎凉》的短文中写道：
       我巳到望九之年，在八十多年的生
       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
       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
       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
       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
       态炎凉的滋味。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我
       因为胆大包天，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
       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帽子，被“打”成了反革 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至今回想起来还 毛骨悚然的折磨。从牛棚里放出来以 后，有长达几年的一段时间，我成了燕 园里一个“不可接触者”。走在路上， 我当年辉煌时对我低头弯腰毕恭毕敬的 人，那时却视若路人，没有哪一个敢或 者肯跟我说一句话的。我也不习惯于抬 头看人，同人说话，我这个人已经异化 为“非人”。……雨过天晴，云开雾散， 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 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原来是门可罗 雀，现在是宾客盈门。你若问我有什么 想法没有，想法当然是有的，一个忽而 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 人，哪能没有想法呢?我的想法是：世 态炎凉，古今如此。任何一个人，包括 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 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 没有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 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 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 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 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 比别人好。“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这就是他在遭到那么多大劫难后，仍然能够保持心理平衡的“秘诀”。这“秘诀”其实非“秘诀”，不正是孔子当年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恕道”的永恒意义。孔子这句话，是世人皆知，的，不是什么“秘诀”。但是，世人皆知，并不等于世人皆能做到。能做到的人，从来就是很少的，尤其在今天。先生能做到这一点，能不令人敬佩吗?
       当然，一个人除了政治上受迫害，会使心灵遭受极大痛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同样会使人心理失衡，比如权力、地位、金钱、死亡等等。先生从不追求权利、地位和金钱，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死亡，他的坦然、通脱，简直使人吃惊。他曾开玩笑说：“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从1967年12月以后，我多话一天，就等于多赚了一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的满意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自己的确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极其自然的事。连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会灭亡，戋戋者人类何足挂齿！我是陶渊明的信徒，是听其自然的，‘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但是，我还想说明，活下去，我是高兴的。不过，有一个条件，我并不是为活着而活着。我常说，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为了吃饭。”（《谈老年》）一个连死亡都参透了的人，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他痛苦和忧虑呢?
       中国古代的两位圣人，孔子和孟子，都是长寿之人。孔子活了73岁，孟子活了84岁。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寿命，算得上是长寿纪录了。这两个例子，难道不是更加证明了我“发现”的先生长寿的“秘诀”吗?有道是：长寿无道似有道——“仁者寿”!
       敬祝先生“相期以茶”，为国家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