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麦冬刚刚答辩完毕，就将她那长达三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稀里哗啦地扔到垃圾箱里去了——像她这样年轻貌美的女子竟然读了三年古汉语专业的研究生，谁都以为是在暴殄天物，连她自己也常常觉得自己命苦。同时扔到垃圾箱里去的还有那些写满繁体字的书籍和听课笔记，以及装了好几只鞋盒子的写有外语单词的小纸条。她知道无论今生还是来世她都跟这个噩梦般的专业永别了。她知道她只要卷起铺盖卷就意味着长达十八年的学生生涯和长达十三年的集体宿舍生活结束了。
宿舍里最高的那只壁橱是何麦冬的，它直接天花板，两扇对开的黄色油漆小门上挂着一把沉甸甸的铜锁，看上去跟秤砣似的让人放心。她将两把椅子探起来又杂技演员一样站上去，正好够得到壁橱，她一边开启那只铜锁，口中一边念叨着“两只箱子，唉，两只箱子，唉”，就跟念叨“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一样。壁橱门打开了，她马上就看到了那两只箱子，一只是赭红色的，另一只还是赭红色的，仿佛鲁迅先生写的“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壁橱里的空气比外面总是凉爽些，还弥漫了墙硝味，时间似乎是倒流的，而且全都挂在左上角那片薄薄的蜘蛛网上了，里面莫名其妙地有股子远古洪荒的氛围——在此背景上两只箱子静静地竖立，带着秘密而甜美的表情，那秘密而甜美只有它们的主人才能看得出来。一只箱子里装的是多年来各式各样的男性写给她的情书，另一只箱子里装的是这些痴情男性送给她的五花八门的小礼物。何麦冬收藏这些与她自己息息相关的情书与情物，就像有人专门收藏火花或邮票一样，可算是一种癖好。
何麦冬知道这两只放在壁橱里的不算小的箱子不久就得从这间学生宿舍里搬运出去了，她的整个生活都得从这里搬运出去，搬运到另一个她很不熟悉的天地里去，那天地之于她如同干燥的山坡之于斑斓的鱼群那么陌生。说得那个一点，就是她的生命要揭开什么什么的新篇章了，要拉开什么什么的序幕了，要打响什么什么的第一枪了——在这个城市里，某机关办公室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报纸一杯茶在等着她。一个挑不出缺点也挑不出优点的丈夫老北和一套正在装修着的三室一厅的房子在等着她，那套房子是老北在认识她之前就从单位分到的，他们领结婚证不过是在半年之前。同学们都说何麦冬幸运，竞找了个带着房子的丈夫，一步到位命的征程。老北摆出一副得逞之后的假谦虚状对何麦冬说，现在你总算是一朵牡丹插在牛粪上了；何麦冬用一种自己也不理解的无怨无悔的口气说，正好植物需要肥料嘛。老北马上提议两人住到他那三室一厅里去，何麦冬说半年后毕了业再搬到一起也不迟嘛。老北说，也好，也好，正好用这半年时间来增设一下装备，他在说“装备”两个字时那么郑重其事，似乎把婚后过日子看成了打一场世界大战。
两只赭红色的箱子里的物品当然是不能让老北知晓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总得有点儿什么是完完全全属于私人的，跟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分享的。很小很小的时候何麦冬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有一次住在一个大杂院里的一个比自己大几岁的名叫向东的小男孩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块半圆形的红玻璃送给了她。红玻璃有看上去显得绵厚而滑腻的质地，眼睛透过红玻璃去看到的事物不像是它们本来的样子倒像是发生在一个遥远得不曾到过的国度里的了。何麦冬把它藏到床铺底下，没人的时候才偷偷地拿出来玩，就是妹妹想拿着玩玩她也不肯答应，要扑过去拼命。后来向东一家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了，从此杳无音讯，可每每看到那块红玻璃她都能够想起曾有一个叫向东的小男孩和他那槐花般璀璨的笑容。红玻璃被她珍藏了好几年，东藏西藏，最后是被妈妈整理房间时搜出来当作垃圾扔掉了，还警告她从今以后不准再往家里拣破烂。后来何麦冬在一篇叫《红玻璃》的文章里声泪俱下地把妈妈的罪行控诉了一番，文章得了全市作文竞赛一等奖并发表在日报副刊上，终于又放在了妈妈的办公桌上。红玻璃在何麦冬心目中已演变成了今生收到的第一件爱情信物。
两只赭红色箱子里的物品是绝对不能让 老北知晓的。老北说起来大体上也算是个厚 道之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能容忍何麦冬 有一方感情的自留地，而且据何麦冬的经 验，厚道人往往更容易一头扎进粘稠的沼泽 地里拔不出来，连跟他讲道理的可能性都没 有。一次他们俩在一个小饭馆里面对面地坐着吃火锅，何麦冬抬头正好可以看见对面柜台上放着的一台电视机，影视频道正在放那部她已看了七遍还想再看上第八遍的《罗马假日》，男女主人公坐在刚刚停下来的车里，已经到了必须分手的时候了，记者乔对安妮亚公主说：“我们就此分别。”在何麦冬眼里，格里高利·派克的风度是漫天飘雪的柔情和千山万水的刚毅相加在了一起，令她柔弱的心尖尖儿颤抖，对爱情充满憧憬，简直像进步青年心仪革命圣地一样。这时背对着电视机的老北不高兴地说，你总是越过我的肩头去看别的男人，在你心目中我还不如那个老派克。然后他又建议两人换座位，让何麦冬背对着电视机，光看他老北，看他那张烤红薯似的脸，直到看得昏昏欲睡。对于何麦冬写诗，尤其是写爱情诗，老北基本上还是表示支持的，当然啦那些诗应该全都是向他老北倾诉衷肠的才行，一个已婚女人能写出爱情诗来，理所当然就是写给她丈夫的了——如果不是写给她丈夫的，问题可就严重了，那么是写给什么狗男人的呢?何麦冬对付的办法是以不变应万变，将所有的诗统统都标上一个副标题“致老北”，可是老北岂是那么好糊弄的，他有猎犬一样灵敏的嗅觉，只要用鼻子轻轻闻一闻就知道那诗是不是写给他的了。有一次老北指着一首副标题为“致老北”的诗，一口咬定，虽然里面出现的意象场景仿佛与他老北有关，但诗里渗透的那种感情决不是针对他老北的，不过是在移花接木罢了。何麦冬那一刻真是后悔与一个学中文的老北结了婚而不是与一个学理工的老北或老东老西老南什么的结婚，才遭受这种咄咄逼人的拷问。她急于反咬一口，忽然想起老北求爱期间也曾献给她一首让牙根发酸的小破诗，于是不客气地说，那么你写给我的那首诗也是如此了?从未做过小偷或从未有偷窃企图的人不可能对盗贼的心理那么了解!老北彻底一改往日忠厚到有些愚钝的风范，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反“反咬”道：那么你已经承认自己是小偷了?!何麦冬又羞又恼，恨不得跳楼。最近何麦冬应一家广播电台之邀，去做了个有关诗歌话题的节目，当主持人让她谈谈“诗歌在心目中的重要性”时，她回答“仅次于丈夫。”因为她知道那时刻老北正在那还装修着的三室一厅里抱着收音机一字不漏地听着呢，何不趁机讨好他一下，让他咧开那只长得酷似青蛙的大嘴巴志得意满地笑出声来?何乐而不为呢，不用一炮一卒，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将一个人的心灵国土全部占领?反过来倘若她说诗歌是生命中最最重要的东西，那老北说不定就要嫉妒诗歌，吃诗歌的醋了，说诗歌的重要性在丈夫之下倒是不要紧的，反正诗歌也不会找来跟她打架。性格像在地窖里储存了很久的南瓜那样很是面乎乎的老北其实是惹不起的。何麦冬有一只背了四五年的坤式皮革挎包，质量好得不得了，总也用不烂——何麦冬告诉老北，她心里头其实已厌倦了这只包，巴不得这只坤包赶快坏了或者不小心丢失，可以使她有充分的理由再买只新的。老北马上抨击这种心态，说以此类推，他老北的命运也会很掺的，何麦冬其实还希望他这个丈夫也出点毛病或者丢了，以便拥有一个光明正大地换丈夫的理由。何麦冬觉得自从在那个阴雨蒙蒙的早晨领了那两个红彤彤的本本之后，老北便像捍卫什么阶级的利益那样捍卫着他这个丈夫的利益。老北也算得上是功成名就了，才三十出头就提拔成副处级，还分上了三室一厅的房子，紧接着又多快好省地找了一个比自己小七八岁的美貌女生结婚，做了丈夫——这一系列差不多相当于“三连冠”了啊，命运待人真是不薄，几乎什么都有了呀，当然如今还缺个高级职称，可是那个“丈夫”的身份约摸着便可以算成是个高级职称了吧?!何麦冬非常清楚，对于老北来说，那两只超红色箱子里的物品无异于毒品，而保存这些物品的自己自然就是大逆不道的贩毒吸毒分子了。何麦冬不明白，为什么那个阴雨蒙蒙的早晨领到的那两个红彤彤的本本竞具有那么大的威力，使老北变成了警察而使自己变成了罪犯。
在何麦冬眼里，那两只赭红色的箱子从外观上看总是一副怀春的样子。皮革的纹理宛如芜葱叶片侧切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植 物细胞形态，让人想到“心似双丝网，中有 千千结”；带着简单花纹的紫色木制提手圆 润蕴藉，仿佛来自少数民族古老部落的吉祥 饰物，热情奔放有余；银色不锈钢开关闪闪 发亮，似乎代表了残存的那么一丁点儿理 性，在为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守口如瓶；箱盖 与箱体之间流畅地箍着一圈金属皱折的白 边，如同一抹淡淡的忧伤。这两只箱子永远 都保持着待字闺中的表情，散发着后花园里 栀子花的清香，渗透着女儿家绚丽朦胧的心 思，它们似乎永远也找不到归宿，总是有种 流落于漫漫途中的气象，总在表达着生活在 别处这样一层意思。它们像许多年前某个大 户人家的女子与她的心上人私奔时提在手里 的两只箱子，里面盛着的全是青春对于未来 不屈不挠的渴望。
何麦冬在没人的宿舍里将那两只箱子打开来，立刻就感到了春心荡漾。她打开它们就像打开了自己的心扉，现在这道心扉如此具体，就是两道薄薄的箱子盖。她极少打开它们，就像一个人可以随意开关衣橱和冰箱，却不会随随便便开关并检阅自己的内心一样。那只放情书的箱子塞得鼓鼓囊囊的，约有三百人次之多。最早的一封是在十三岁那年收到的，写信的是班长，一个额头形状犹如腰鼓的小男孩，那时候何麦冬是学习委员，那小男孩常与她在一起商谈班级工作，久而久之，就演变成了革命加恋爱的故事。最末一封是在何麦冬结婚四个半月后收到的，一位男士得知何麦冬结婚的消息后，来信幽怨地诉说他今生今世的梦想彻底破灭了。里面的书信全都按写信人的姓氏笔划排了顺序，又参考年代和交往深浅大致进行分类，信封齐齐地，用橡皮筋束扎成了一叠又一叠，跟什么机密文件似的。那些信写得或雄奇奔放，或缠绵悱侧，或幽默调侃，或清新刚健，或缜密深刻，或恣肆汪洋，或含蓄婉转……称得上争妍斗艳，简直可以把这些书信全部作为候选篇目，举办一次情书写作大奖赛呢，得第一名的无论如何应该是一个名叫陈铁的家伙。陈铁是何麦冬大学三年级在某报实习时认识的一个记者，他平均每三天涂抹近万字甜言蜜语寄给何麦冬，以高效而密集的文字火力轰炸，外加暴风雪之夜在女生宿舍楼下倚着一株法国梧桐呆立到天明的苦肉计，终于赢得了何麦冬的芳心。每当他那贴了平奇邮资数倍邮票的超重信函到达，同宿舍替何麦冬拿信的同学就会对何麦冬开玩笑说，天哪，你的信是被大家抬上楼来的!陈铁把情书写得让人误以为是从文学名著中抽出来的片断，每个句子都经过冥思苦索，被烹调得像糖醋里脊。
另一只存放礼物的箱子像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百宝箱。何麦冬是个喜欢不时地得到点儿什么小礼物的人，她的心会因为一串风铃或者一个造型特别的发卡而变成甜甜蜜蜜的果饯。礼物不像信函那样可以署上名字，所以有些东西何麦冬都记不清楚究竟是在何时由何人送的了。有一只会摇头的布娃娃还能记起是由陈铁送的，陈铁说这个布娃娃就叫豌豆公主吧，还说她脸上那种无辜和稚气特别像何麦冬。有一条金项链还记得是由她的高中英语老师送的，英语老师是她的初恋，跟她恋爱了整整一年零五个月，是迄今为止跟她恋爱时间最长久的一位，从此往后的那些恋爱所维持的时间都是在这一年零五个月的基础上依次递减下去的。英语老师是有妇之夫，他像拿走糖块那样轻而易举地拿走了何麦冬的处女贞操，何麦冬天生就对处女膜这种东西有种莫明其妙的仇恨，她很感激英语老师成全了她。那条项链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觉得它像条拴狗的链子，它肯定价格不菲，但这绝不能成为让她喜欢它的理由，否则还不如干脆弄一堆钞票穿起来挂在脖子上去呢。英语老师曾说过等何麦冬结婚的时候要送她礼物并问她想要什么，何麦冬说，巧克力，金帝牌的。她早巳和英语老师失去了联系，这诺言自然也就无从兑现。箱子里还有一只带裂缝的蓝花花瓷釉茶杯，是一个考古学博士送给她的，据考证说此系明朝祟祯年间的宫廷用具，何麦冬用它泡过一次绿茶，还真的品尝出了亡国的意味来，她和那博士只接过一次吻，事后博士吓得不得了，总担心接吻会导致什么恶果。还有一双样式非常娇憨的纯棉袜子，像童话书里画的那种圣诞老人用来给孩子放圣诞礼物的袜子，那么可爱，以至于何麦冬觉得不该叫“袜子”，而该叫它“袜袜”，是由工艺美术学院一个低年级男生送给她的，他送给她是因为那上面的图案是由他设计的，他说这是他今生第一件得到承认的作品，他还说过要一辈子为何麦冬设计好看的袜子之类的傻话。另外箱子里还有木手镯、刻着东巴象形文字的挂盘、真丝手帕、孔雀羽毛、布老虎、海螺壳、时英手表、法国香水(因未拧紧，已挥发殆尽，只剩下空瓶子了)、靴子状笔筒、陶制花瓶、军用水壶、无锡泥人、口琴、微缩本的《
论语》、木鱼、贝雕小帆船、闹钟、铱金笔、绒布狗、粉饼(估计早已变质)、印度香、蓓蕾帽、玉石枕头、子弹壳、节能台灯、麦克风，甚至还有一把明晃晃的切菜刀!这么林林总总的一大堆东西装在这么一只箱子里，当箱子盖“咔叭”“咔叭”两声被紧紧关闭，何麦冬立刻就会觉得里面自成一个世界，那里并未变得黑暗，反而灯火通明，里面的布娃娃和无锡泥人分别担当起了男女主角，那些物品全在瞬间变成舞台道具，随着口琴吹奏出了忧郁的调子，以箱子盖衬里当成的蓝盈盈的幕布徐徐拉开，开始上演一出跌宕起伏的爱情戏。
两只赭红色箱子已跟随何麦冬走南闯北了许多年，其间共到达过三座城市，行程上万里，定居过三座校园，住过七间集体宿舍，随着岁月流逝，两只箱子的重量在渐渐加重。如今到了把它们往后方进行转移的时候了，它们将被安置到校园之外的什么地方去，除了校园它们竟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着别的各式各样的地方。人这一辈子绝大多数东西都是为了拿来消耗和磨损的，在途中渐渐地丢弃和更新，但还有极少极少的东西因为它们身上凝聚的情感因素致使被放弃了使用价值，只是为了保存才存在着的，它们无为的静止状态就是全部目的，仿佛生来就只是为了纪念点什么的。两只赭红色箱子对于何麦冬像贴身内衣那样具有隐私性质，它们是何麦冬这个人在容量有限并略显狭小的躯体之外又另建的两个盛放心事的地方，就跟什么会议的分会场、什么报纸的号外、什么杂志的增刊相仿。它们与主人的关系如此密切，理所当然要跟随主人到天涯到海角。当老了的时候，何麦冬想，她会天天坐在藤椅上阅读箱子里的情书把玩箱子里的小礼物，她把自己浸泡在曾经的爱情里就像把一株老人参浸泡在一瓶陈年老酒里，这大约是度过余生的上好办法。临死的时候，她将留下遗嘱，委托亲朋好友将这两只赭红色箱子与她的遗体一起交付火葬场焚烧，属于她的一切都将化灰化雾从那高高的烟囱里冒出来，在天空中飘散，那时候不知道谁还能从那袅袅烟雾中辨认出她依稀的容颜，比如哪一缕轻烟是她的长睫毛和眼眸，哪一缕是她长春藤一样的手臂?谁能从那灰烬中找到那些美丽情书的只言片语，比如陈铁写的那句“我爱你，就像春阳爱着一棵小树”，还有谁能从那里面捕捉到那些小小礼物玲珑的影像?最终啊最终，她的肉体将和属于她的这些物品一起变成氮磷钾，去肥沃大地。
可是眼下，这两只箱子该怎么办呢?何麦冬犯愁了。她必须在离开校园之前给它们找到一个合适的存放之地，就像赶在扫荡的鬼子进村之前把父老乡亲们转移到安全地带去。
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将要就职的工作单 位。顶多再过一个半月她就得去报到了，那 是省安全厅，这是来系里要人的单位，她这 样一个学了呆呆的古汉语专业并且写诗写得 发了疯的人被分到那样一个地方去真是连老 天爷都会觉得荒诞的，可是她自己联系的单 位一个也没成功，就只好去那个门口没挂牌 子却站了荷枪实弹的卫兵的大院报到了。这 两只箱子恐伯连那大门都带不进去的，即使 带进去了，也不可能被允许放在办公室里。
她还想到把两只箱子存放到一千多里之 外的父母家去。父母那里应该是绝对安全 的，那里至今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闺房，那 是她从童年时代就居住的小屋，离家多年， 那屋子仍保持着它最初的样子，好像随时都在等着她放学回来，把书包往床上一扔，口里嚼着泡泡糖插上耳机听磁带。每次千里迢迢地回了家何麦冬都还是住在自己那间小屋里，墙上依然挂着以线绳操纵的纸板木偶娃娃，书桌的玻璃板底下仍然压着她稚嫩的黑白小照。对了，就把两只箱子存放到父母那里！她为自己想出这么个好主意禁不住得意地笑出声来。何麦冬很快买了火车票拎了两只箱子上路了，在车站的行李检测处，当何麦冬那两只宝贝箱子接受检查时，仪器立即发出了报警信号，工作人员根据屏幕显示认为其中一只箱子里放了危险物品，勒令她马上打开。何麦冬打开后，让他们搜索了好半天，最后才断定是那只军用水壶在作怪。那只军用水壶是刚上大学参加军训时，一个营长送给她的，现在想来当时那种对于军营的盲目向往骨子里其实不过是对于男人的向往。在火车上，何麦冬一路都时不时地从座位上仰起头来往行李架上看那两只箱子，感觉自己是在战争年代运送情报和发报机。何麦冬进得家门，才发现这次回来跟往常不同了，自己那间小屋于竟大大变了样，已经布置成了妹妹和妹夫的洞房，他们打算在月底举行婚礼。大家对她大老远拎回两只死沉死沉的箱子来又连续好几天迟迟不肯打开颇感纳闷，当她把寄存箱子的意图说出来时，父母问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呀值得这样神神秘秘的，何麦冬一会说是些旧书本，一会又说是旧衣服，再一会又说是她发表诗歌的样刊。她那支支吾吾的样子弄得父母更加狐疑和担忧，一个劲地劝何麦冬在外面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命里不属于自己的钱财一定不能要，好像他们的女儿刚刚抢劫了银行或诈骗了什么人，把弄到的人民币或金条装了满满两箱子运回家来了。他们还想摸起电话来给老北打个长途，问问这两只箱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们眼里老北作为女婿理应接过他们的班，看护好他们的女儿——何麦冬对这一点最讨厌，把她当成了一件物品或者领土，结婚就意味父母和她的丈夫已进行过隆重的交接仪式，使她的归属发生变化。何麦冬一气之下，又拎起两只箱子登上了返校的旅途。
何麦冬下了火车，没有直接回学校，而是拎着两只箱子去了一个叫汪洋的女友家。汪洋是何麦冬认识的一个专业作家，今年三十五岁，已离过三次婚，正准备喜结第四次良缘。汪洋写的那些爱情小说全都像没打地基就直接盖起来的劣质砖房，为了漂亮又在那砖墙外面包裹了一层彩色马赛克，就是长途汽车沿线常见的那种路边酒店的样式。何麦冬虽然对她的作品并不怎么恭维，但觉得她人还是蛮义气的，心想，毕竟是一个以写爱情小说为生的人，大概不会不理解她保存这两只赭红色箱子的良苦用心。汪洋在家里设宴招待何麦冬，做了满满一桌子莱，没一个莱好吃，萝卜炖火腿里的那萝卜没炖熟，又生又硬；一盘冰糖拌草莓，那草莓是在塑料大棚里长的，光合作用进行得不够充分，吃到嘴里感觉味道不足；只有一盘叉烧肉是从楼下肉食店直接买来的，还说得过去。何麦冬一边吃一边将自己寄存箱子的来意跟汪洋说了，汪洋朝地上那两只箱子瞥了一眼，爆发出一阵大笑来，笑得摇摇欲坠，大厦将倾的样子。等她笑够了，从盘子里夹起一块油光闪闪的叉烧肉来，认认真真地对何麦冬说：在这盘叉烧肉面前，爱情又算得了什么呢?
何麦冬环顾女友那间狭小的书房兼卧室兼会客室兼餐厅，不会超过20平米，而且凌乱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根据女主人的性格估计会这样至死不渝地过下去。汪洋建议把那两只箱子塞到床底下。何麦冬瞥了一眼填充了旧鞋子和废杂志的床底，那里散发出一股潮湿和霉变的气息，令人疑心很可能已成了老鼠的故乡，正在那阳光永远照不到的地方寡廉鲜耻地多生快生超生。何麦冬怎么忍心把两只箱子放到那里面去呢，明珠暗投，让她美丽的青春记忆患上鼠疫、沾上皮肤病、染上肝炎病毒，长出灰绿色菌丝?再说汪洋在生活上是个粗枝大叶的人，说不定下一次离婚分家产时，也许会不小心将那两只箱子当了夫妻俩人的共同财产对半分开来，一人拎走一只。何麦冬很干脆地谢绝了放到床底下去的建议，拎起那两只箱子出了汪洋的寓所。
何麦冬想起自己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位大学女同学阿田。阿田一毕业就结婚，一结婚就怀孕生孩子，把小日子过得像一只正在滚沸的川味火锅那么红红火火。何麦冬到她家去过几次，每去一次都能加深一次对于生活本质的认识。阿田这个人性情比一只绒布熊猫还要厚道，何麦冬觉得把两只箱子寄存到她那里去还是挺合适的，她会保守秘密，也会妥善保管。何麦冬于是换乘三次公交车到阿田家去，刚走到阿田住的楼底下，就听见阿田从楼上的窗户伸出头来对着一个推着自行车才出了楼洞的男人大喊：“王卫，别忘了买刷碗的金属球!”那叫王卫的男人也就是阿田的丈夫把脸仰起来，仰到几欲与天空平行，冲着楼上大叫：“阿田，你说买什么样的呀，一块钱一个的；还是一块五一个的?”夫妻俩情绪那么投入，宛如在演话剧。阿田见何麦冬来了，忙不迭地给她拿这个吃拿那个喝；那股子热情让何麦冬禁不住想起自己去年冬天买的那件鄂尔多斯羊毛衫。何麦冬一边吃喝一边讲寄存箱子的事，当阿田听明白何麦冬的意思，马上把脸孔板成了一部写满真理的教科书，开始责无旁贷地指点迷津，传授夫妻相处的标准答案，她说得头头是道，什么忠诚是两人和睦相处的基础呀，什么结婚后对于过去的男女感情要么斩草除根要么巧妙地转化成友情呀，什么对丈夫以外的男人要时时提防，拒绝时要毫不犹豫快刀斩乱麻呀，什么结婚后要变得脚踏实地不可以像从前那样浪漫呀，等等等等，简直可以让阿田到那些妇女杂志开个心理咨询专栏或者到广播电台开通午夜节目热线了。阿田说啊说啊，语调越来越苦口婆心越来越语重心长，她劝何麦冬悬崖勒马，她说得那么起劲，连篇累牍，何麦冬真担心她的喉咙要出问题，明天得去买草珊瑚含片或者西瓜霜来吃。后来阿田又开始竭力地要让何麦冬答应，既然已经结婚了反正迟早要生孩子的那么何不趁年轻赶紧生个小孩子来养，也好将精力转移一下，免得满脑子装的全是恋呀爱呀的，给家庭增添不安定不团结因素。何麦冬发现阿田在讲这些话题时显得那样自信，完全是一副学富五车的引路人的姿态，她真该去大学里开设一门有关这方面的课程，去做博士生导师。
何麦冬几乎是拎着那两只箱子从阿田家逃出来的。她走出去好远了，仿佛还能听到阿田那诲人不倦的教导，那声音像磁带一样在她大脑里缠绕着，反反复复地播放，电组过大，尖利刺耳，其分贝简直超过了大街上车辆的喧嚣。
离校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有的同学已经在打点行装，还未来得及打点行装的至少也在打点着心情。何麦冬却是除了那两只箱子之外什么也不去想，她的大脑里只有那两只箱子，两只箱子分别覆盖了大脑的左右两个半球，两个脑半球都快要变成两只箱子形状的了。她有好几次梦见老北跟那两只箱子过不去，一次是梦见老北用万能钥匙偷偷地开启箱子；又一次是梦见老北用大铁锤砸箱子上的锁；另一次是梦见结婚多年之后的某一天老北突然逼问她，为什么从来不敢当着他的面打开那两只箱子，那里面放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再一次是梦见老北打开了箱子，根据情书的信笺上信封上提供的人名和地址四处寻找情敌，进行暗杀活动。何麦冬每次醒来都对老北充满仇恨，这种仇根渐渐发展到对婚姻的仇恨，一直仇恨到牙齿的根部。她终于发现婚姻原来就像古汉语一样面目可憎。
何麦冬想象着要是能发明一种“指纹锁”就好了，世界上没有人的指纹是相同的，因此可以根据每个人的指纹特别制造一种异常精密的暗锁，只有主人把自己的某个手指或几个手指根据一定规则按上去，与那锁上的纹路相吻合，产生感应，才能把那锁打开，而别人永远无从打开。她还想象着用一种什么技术——比如某种无比先进的激光仪器吧——使自己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隐形，在自己需要它们时再用一种破译的方法使其现出实体形态。何麦冬觉得有时候本来并不光彩的甚至邪恶的动机也可以调动人的潜能激发人去发明创造，降落伞据说就是我国南北朝时广东一带的一个小偷发明的，得自于他爬到一个塔上去偷东西时想立即跳下来逃跑时产生的灵感。何麦冬还想过，如果能把那两只箱子砌到墙里去就好啦，可谓万全良策，她记得在爱伦·坡的小说《黑猫》里就有一个杀人犯将妻子的尸首砌进地窖的墙里去的情节，据说模仿的是中世纪的僧侣埋藏殉道者的办法。她还想到把两只箱子藏到野外的深山洞里去，就是那种幽深幽深的打着火把才能进得去的山洞，民间传说故事里常讲到的突然能够发现金银财宝的地方。当然还可以把两只箱子埋到土壤里，以一棵树做标记，记下埋箱子的地方。这些想出来的藏匿箱子的锦囊妙计都曾使得何麦冬兴奋过一刹那，可是最后总是变成深深的沮丧，因为她很快又发现这些方法的可行性都几乎等于零。
老北出差了，何麦冬就提着两只箱子来到那已装修完毕的三室一厅，看看能不能把它们藏到自己未来的家中。她想到，有时候越危险的地方反而越安全，往往越是眼皮子底下的东西越容易被忽略。
何麦冬对这三室一厅感到无比陌生，仿佛偷了钥匙私自潜入别人的宅第一般。这么多年了她已经习惯居住简陋的学生宿舍，哪怕拥挤得像在集中营里，也不觉得有什么不适，而现在，这豪华的住宅却让她觉得窒息：墙上的涂料和壁纸发出一股搅拌肠胃的化学味；羊毛地毯的那种大红色压迫视神经，看久了最终要引起头痛；构造复杂做工考究的窗帘让人想起欧洲十八世纪上流社会的繁文缛节；吊灯的样子像中国古装戏里大家闺秀那插了金钗银簪的发髻；床铺多么坚固多么宫丽堂皇，是为了睡上几百年而准备的；厨房里众多高档炊具因尚未用过而崭新得银光闪闪，不像是现实生活里要使用的倒有点儿类似于纸扎的冥器了；还有那一道道的门，全都包裹了一层亮亮的浮雕般的表皮，像从古罗马建筑物上临摹下来的什么细节。所有所有这一切都使何麦冬不可抑制地想到一个字：“坟”。 再看看脚下那两只箱子，它们天生的那副在途中奔波的情态跟眼下安居乐业的气息也不怎么谐调，还多少带着一些打入敌人内部的感觉，像是往一座戒备森严的堡垒里安置进去的两枚炸弹。何麦冬不知道应该把这两只箱子放到三室一厅的什么角落里去才算安全。后来她想到了化整为零，把那些小礼物们分散开来，在三室一厅里漫不经心地摆设上，谁能发现它们的特殊意义呢，那些东西上面又没有写上任何字迹，可转念想想，又觉得这样做太奢侈了，这么多好不容易聚在一起的宝贝就这样胡乱摆出来，跟烟消云散也没什么大区别。至于那箱子情书，嗯，可以拿出来均匀地缝到被褥里去；嗯，还可以把厕所的水箱捣坏，让它失去储水功能，只是当作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小小贮藏地来用，把信放进去；当然还可以把它们分散地掖到那几只大大的蘑茹灯罩里面去；还可以把它们藏到沙发洞里去；还可以塞到枕头套里去代替丝绵或稻草做瓤子；她甚至还想到要把电视机内部的零件掏空了来当成谁也意想不到的容器用。但所有这些办法都不能使她真正地满意，这些办法都潜伏着至少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被发现的可能性，根本就谈不上安全。等于把两只小羊一下子扔到了狼群里。她想，只要在这套房间里就不可能安全，这两只箱子根本就不应该进到这套房间里来。那么可不可以到外面去租房子呢，单单为这两只箱子租赁一个小小的——哪怕小得不能再小的——房子?这世界上有寄存骨灰盒的地方，有火车站那种小件行李寄存处，有居民小区里那种寄存自行车摩托车的车库，有公共的汽车存放处，可是为什么就没有专门寄存隐私物品的地方呢?何麦冬站在凉台上望出去，看到了不远处有一个垃圾楼，这个城市里有许多这样既简易又狭窄、并散发着烂白菜味的垃圾楼，现在这个用水泥钢筋混凝土建成的有楼梯有窗口有漏斗的炮楼子一样的建筑物令她十分羡慕，她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一件事物这么羡慕过，设想一下如果这个小小的垃圾楼是属于自己的，那真是要多好有多好呀，她可以把她所有不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都放到那里面锁起来，把垃圾箱改造成一个宝库。
可是现在，现在这两只箱子；往哪里放呢?
何麦冬忧郁地望着两只箱子，像地下工作者刚刚得知自己被叛徒出卖却又无处躲藏时望着两箱子机密文件。
这时电话铃响起来，何麦冬的身体弹簧般惊讶地跳荡了一下，仿佛有入突然闯进屋里来看到了她和她的箱子似的。电话是几天前才安装上的，竞已经有人打过来了，何麦冬还是第一次在这套房间里接电话呢，即使在她摸起话筒来的时候，也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这里天经地义的女主人。
何麦冬说，喂，哪位?
那边并不回答自己是谁，却反过来问，喂，您贵姓?
何麦冬说，我贵姓何。
何麦冬说完后才意识到自己回答得很可笑，应该说“免贵”才对。
那边说；你是何麦冬?
何麦冬说，是啊，那您是……
那边这才自我介绍说，我是老北。
何麦冬说，哦，你好。
老北也说，你好。
何麦冬说，我到这边来了，来看看。
老北说，就你一个人吧?
何麦冬说，对，就我一个。
这话刚刚说完，就听见窗外很清晰地传来一阵乒棱乓啷的声音，大概是收啤酒瓶子的把瓶子不小心摔在了水泥路面上。
老北说，你一个人?
何麦冬说，对，没有别人了。
老北说，我好象听见你那边有酒瓶子在响啊。
何麦冬说，那是外头的声音，反正这屋子里除了我，再没有别人了。
放下电话，何麦冬很是纳闷，老北明明知道她是住在学校里还未搬过来的，而且学校离这房子又太远，即使他不出差她也只有周末才过来，现在他出差在外，这天又不是周末，为什么突然决定往这明明知道很可能没有人的房子里打个长途电话过来呢?除非他倩女离魂一般，一个老北去了外地，一个老北在家留守，互相挂念，外边的老北要给家里那个老北打电话。还有，他为什么那么疑心，认为她可能不是一个人来这屋子里呢?他大约总以为何麦冬要背着他做点儿什么的吧，而这刚刚装修好的房子和他出差在外又构成了做点什么的“天时”与“地利”。何麦冬突然觉得也许真该利用这条件做出点儿什么来，也好让老北的疑心别那么海市蜃楼，而是在现实中得到根据甚至印证，让老北煞费苦心的侦察别那么徒劳和扑空，而是让他确有收获，同时也使自己在老北心目中的坏印象更名副其实一些。这就譬如我们感到不舒服了，便去医院查病，如果没查出一点儿毛病，我们就会感到隐隐的失望，如果多少查出了点儿毛病，我们就会有种成就感，庆幸来了一趟，算是没有白跑。这也譬如洗衣服如果洗得水发了黑，才算过瘾。除去这些，这个电话给何麦冬的另一个感觉是，她和老北彼此其实还相当陌生，他们的对话并不太像夫妻，而像是一般性的朋友，甚至在还未知道彼此是谁的情况下，还有点像电话打错了或者电话串线。这倒使何麦冬想起一个叫做《秃头歌女》的荒诞戏剧来，两个陌生男女在一家旅馆里相遇，彼此谈起了自己的情况，谈着谈着，发现他们是来自同一个城市，又谈下去，发现他们的家还住在同一条街道上，再谈下去，竟发现他们住的门牌号也一样，还是在同一幢楼上呢，谈啊谈，更不得了了，他们居住的房间是同一间，再谈下去，天哪，他们还睡在同一张床上呢，再谈下去，才知道他们俩竟然是夫妻!何麦冬发现她和老北在骨子里就是这种情形，夫妻有时候可以是世界上彼此最陌生的人。
何麦冬又拎起那两只箱子，两只赭红色的箱子，离开了那幢她不久就该住进去并该将身心浸润其中的那套三室一厅，她下楼梯的步子很快，她觉得如果稍微慢一些，那套房子就要张开大口把她活活吞下去了。何麦冬刚刚走到大街上，眼泪就流了下来。她越走越慢，手里提的箱子越来越沉。地球这么大，却找不到一立方米来寄存下她这两只箱子，这么两只小小的箱子啊无处寄存，难道只因为她是个结了婚的女人?
她突然有了一种崩溃的感觉，五脏六腑全在瞬间变得憔悴，她的肉体那么空洞，只有手里拎着的两只箱子才是有分量的，她的灵魂并不在她的躯体里面装着，而是盛在了两只箱子里，由自己来提着，在世界上走来走去，四处奔波。
她在一座很旧的欧式石头房子侧面坐下来，坐到那沧桑的台阶上。她抬起头来看那黄昏的云彩，它们在这个城市灰色的天空中轻盈地移动着，如果这两只箱子能让云彩驮走就好了，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她把目光从天空中移开来的时候，忽然看到对面是火车站的一个货场，老远就能看见那禁止烟火的标志牌：一个大圆圈里斜放半支点燃的烟，上面划一个大大的叉号。她于是就这样得到了灵感，她想到的是可以把箱子里的那些东西统统烧掉，来个焚尸灭迹。她自言自语地说，这应该是最安全的办法了，没有什么比烧成灰烬更安全的了。最后她笑了，想起看过的电影里常有的镜头，地下工作者在敌人搜寻而至时。还在咚咚咚的砸门声里迅速而从容地烧着绝密文件，火光映红了他(她)坚定的脸庞，当敌人终于破门而人时，看到的不过是一堆热热的尚未完全熄灭的灰烬。
那个要与我日日夜夜生活在一起的男人得到的将不过是一堆灰烬罢了，她幸灾乐祸地想。这个想法使她高兴起来。 晚上她来到学校的操场上，燃起了火堆，那两只箱子里的东西烧起来比她想象的要困难得多，烧了很长时间，火焰在风里跳着土著舞。她呆呆地立在那里，在火光中看到了一张张越来越遥远了的男人的脸，每一张脸都既熟悉又陌生。最后地上剩下来的是一堆爱情的骨灰，黑白相间，像一堆过去时代的照片，在透过浓密的法国梧桐树叶斜斜照过来的路灯灯光里看上去，显得特别虚幻。
那些灰烬后来被她扫起来，埋到操场东北角一大片碎石瓦砾下面去了，大约是由于那里地面太硬，在葳蕤的夏天，却寸草不生。
来年的春天，何麦冬返回学校去办理了一点事情，她已经在机关工作了半年多，长头发剪掉了，人看上去似乎贤良了些。办完事情，她跑到操场东北角去凭吊那堆灰烬，那片地面上的碎石瓦砾依旧峥嵘，可不知怎么今年却长出一大片生机勃勃的青草来，在青草丛里还夹杂着少许的细碎的野花。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她迷惑地想，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就像鲁迅小说《药》里夏瑜的母亲看到坟上的花环那样不解。
何麦冬想起，那两只赭红色的箱子打那以后就一直空着，还从未用过呢。她又在心里盘算，等自己生了小孩子后，要拿它们来盛尿布。
责任编辑晓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