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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痕轩话词]中国歌词发展观
作者:王晓岭 宋小明 王 磊

《词刊》 2008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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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岭:这期论题是“中国歌词发展观”,那咱们先从“观”字说起,“观”可以是观点,是景观,还可以是观看、观察和观望,这些意义应是字典里最主要的解释。我们谈歌词的创作,可以从观察、观望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来看,讲出自己的观点。
       
  宋小明:要谈中国歌词怎么发展,就要谈到目前歌词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每人可以用自己的思考或希望,跟词友进行一种碰撞。
       
  王磊:目前歌坛创作领域有一些现象,大致存在“不够真、不够实、跟风盲从、投机心理重、模式化套路陈旧写作”等问题,这些问题虽不能一概而论,但也颇具研讨价值。
       
  王晓岭:先从“真”说起,现在不从真实事情、真实心态、真实感悟出发写作的歌词非常普遍。什么能真正打动你?是那种真正有了体会之后写出的东西,它带有与生俱来的生命力,而不是一开始就从概念和理念出发,不是从人云亦云角度出发,选择这样的点切入,从一开始写词起就已经决定了一首歌词的生命力。
       
  宋小明:在我个人的创作中,也发现了关于“真”的问题,第一需要前提的真实;第二情感的真挚;第三词语的真切。许多歌词由于前提不真实先天就有问题,比如我讲一个例子《狼爱上羊》,直接受到《老鼠爱大米》的影响。《老鼠爱大米》比较搞笑、后现代,受网民的喜欢。狼爱上羊就成了虚假的前提,它们是食物链,两者根本构不成爱。为了解释得通,作者不得不在歌词里写上“要突破世俗的城墙”,可这种前提虚假就造成了一种伪道理。
       
  王晓岭:前提很重要,今天更多的创作问题是没有真正触及社会和生活的各个层面,城市生活、农村生活、个人情感生活等等。个人情感还好一点,毕竟是一种自我抒发,具备真实基础,但对社会的广泛观察往往停留在表象,比如看见灯红酒绿,那么下面是什么东西?可能看到一片丰收的田野,也可能看到一片荒芜的土地,究竟什么东西“真”,那要有一定的深刻性。再如,生活在城市中的芸芸众生,每个人的真实面貌、生活形态是什么样,像农民工、军营中的战士都是什么状态?究竟在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这些都在我们身边,恰恰视而不见,那我们究竟看见什么东西了?我对这个表示怀疑。
       
  王磊:围绕“真”来讲,写词是自己内心的表达,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人生的观点,对生活的感悟,但是不少歌词却是违心写出的。现在连繁荣的经济背后都是泡沫,词坛创作同样也是,现在就连续出了一些盛世歌颂体,包括我本人也有类似之作,不能排除作者内心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真正的盛世还没有达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用良好的愿望去期盼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现实称赞就缺少了真实感。还有比如想上春晚就要欢天喜地、载歌载舞,于是出现了一批这好那好的作品,有一些虚。作者在现实世界对真我的表达上,也都多多少少打下了带有假面的烙印。
       
  宋小明:第二个问题是情感真挚,作品想感动人首先自己要被感动,要发现生活本质的东西。回顾我自己,现在也是专业作者了,可大部分创作都是命题作文,时间、空间上变得很狭小,一个好作品,往往是血不是水,要求自己被感动,就要透过表象去看。
       
  王晓岭:普遍意义说,所谓“不真实”已经成为现在写歌词的很大惯性,不从实际状态出发,一旦形成普遍现象,大家反而觉得非常习惯,最后发展成广泛的社会现象后,就成了“粉饰”。大家接触的很多歌词,都是走粉饰路,你会不由自主纳入这种轨道,走向一种群体异化,一出手就是这样,这反而成真的了,大家也习惯接受。这是很可怕的现象,最后成为自觉的创作习惯,无论专业或者业余,普遍都这么写,这是大忌。“真”的讨论还有一个问题,改革开放一开始的话题就是写光明面和阴暗面的问题,“真”并不是揭露黑暗面。
       
  宋小明:不是所有的真的东西都是美的。
       
  王晓岭:也不是光明就不真,所谓的“真”就是光明究竟是怎么一种光,还不太美好的地方究竟怎么样表达,缺这个“真”的度的把握。不是说里面发现一些阴影,把它真正揭露出来就是真正的真实?
       
  王磊:做新闻的往往也能给我们借鉴,像《感动中国》这个电视节目,大家都很爱看,它推的人物都有典型性、故事性,可这些人往往都身处一些困境、逆境。他们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动了周边,感动了中国,这个电视节目能做到老百姓的心里,歌者也要关注这种视角。《从头再来》实际上就是一种下岗工人心声的表达,在一个阶段他们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但这首歌恰恰给他起到了一种良好的心理励志作用,我们也可以捕捉这样的点。
       
  王晓岭:表达积极向上的,也可以很“真”,《真心英雄》是一种非常大的“真”,但恰恰不是喊口号,人永远不失去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这样真实的东西我们相当缺乏。同样,香港回归,《东方之珠》就写得很成功,其他很多香港回归作品真实感就差,《东方之珠》更多写出对香港的向往,特别符合这种真实性的规律,所以真正的难点应该在这个地方。
       
  宋小明:当你把握了生活的本身,情感也是真的,最后作品怎么真切表达,是要靠文字。《东方之珠》只字不说香港,这是很高明的地方,情感并不高调,甚至带有伤感的东西,后来罗大佑也讲过创作经历,是把香港百年历程放在歌词背景里,有被割让作为殖民地的历程,黄色的脸、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用拟人化去写百年,真实地表达了民族的沧桑感。
       
  王晓岭:“真”是两个层面,具体写某一事物的真实,创作针对某一个具体的题材;再一个是辐射到全社会背景的情况下那种大的真实;这两个同时都应该兼顾到,写到小就已经辐射到大的真实,往往第一个层面容易做到,而一旦写到辐射全社会时,却把真实变虚假,不由自主偏离。
       
  宋小明:比如我们拍了很多电视剧,取材全是真人真事,但是看了觉得很假,反过来美国很多大片纯属虚构,却觉得真,故事虚构但情节、细节、人物的情感却合理真实。
       
  王晓岭:引申到“实”的话题,我们也看到目前歌词有一种普遍不太注意的现象,写的东西不实或者不具体,比较空泛,往往从概念和理念出发,不从具体的东西出发,歌词“实”是能够解决歌词“真”的有效途径。都写具体了,掌握好歌词技巧,把它写得很扎实、透彻、细致入微,这样就容易感动人、打动人。
       
  宋小明:“实”的反义词是“空”,我看有些主旋律歌词出发点很好,但为什么写的有问题?首先在选材上选了一个空壳,比如“和谐”是个博大的主题,是个概念、理念,而有的歌名干脆叫“和谐中国”,你一首词写得过来吗?就选了个壳,往往采用全景式大视角,描写家家都挂红灯、人人都仰笑脸,这实际上是快乐,不是和谐!还没有理解本质。“和谐”无处不在,有瞬间的和谐,也有持久的和谐。道教讲和谐,第一是自然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与自然的和谐;第三人与人的和谐;第四个人和自己内心的和谐;这比较全面。应从这几个方面写,抓住一点,以小见大。人与人的和谐无处不在,比如下雨都
       在排队,没有伞的人就很狼狈,你若给别人撑起一把伞,就很和谐。
       
  王晓岭:这很具体,具体到一个词的“细节”。小说、散文必然得有细节,真正好的歌曲、被大家所喜欢的,也往往是由细节构成的。
       
  王磊:像《让世界充满爱》一样,“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有情感的递进,每个细节性的动作都把人与人互相安慰的过程表现得很到位。港台有一首歌我认为写的很好——《隐形的翅膀》。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双翅膀,虽然这个翅膀看不清,但写这个会让人励志、有想飞的冲动。而“隐形的翅膀”则对健全人、残疾人都适合,这个歌有个特点,是用虚拟的象征写我们实实在在渴望的东西,这种写法也值得我们借鉴。
       
  宋小明:“实”抓住细节是个好办法,现在却出现了一种报告语体式的主旋律,这是很滑稽的事。
       
  王晓岭:《东方之珠》“小河弯弯向南流”,这是细节,河水都向东流,恰恰珠江是由北向南流的,这一个细节决定是东方之珠,而不是东方明珠,那是上海。还有一种细节是意念中的细节,就像《隐性的翅膀》是意念中的细节,不是简单词汇堆积,不是感情的泛滥。
       
  宋小明:还有《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原词是男人在外面忙,结婚后的女人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但是内地恰恰是警察这个职业的人最爱唱,因为他们基本回家很少,自己唱作为一种心灵抚慰,这就变成意念上的细节了。
       
  王磊:像《我的未来不是梦》一样,未来是虚无的,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实现自己价值,用不是梦来说明,这个表现得也很到位。
       
  王晓岭:港台歌曲在抓意念的细节之中,比大陆要细致入微,不足之处是题材比较狭小,个人情感多,主要是情和爱,可是意念的细节上比我们更具体细微,所以深刻。
       
  宋小明:我认为主旋律歌词没有写好,是没有在细节上下功夫,生活的细节、意念的细节。
       
  王晓岭:现在大量作品不真不实,直接导致了不良的“跟风”倾向。不从真实具体的东西出发,又企图能取得成功,这样就人云亦云,尤其跟着成功的作品走。比如《走进新时代》是从真实的情况出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它抓得非常准确。等到后继者克隆拷贝时,就失真失实了。实际原版很真实,可跟着走往往就产生虚假,这是跟风作品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
       
  宋小明:我觉得跟风的危害性,更多不在于普通的爱好者,而是对于专业作者,如果具有一定话语权,这种跟风的后果则更可怕。跟风原因第一是懒;第二是没有自己判断真和实的能力;当年《纤夫的爱》之后出了一系列什么爱,都没有成功,跟风想不劳而获,结局却一无所获,从这二三十年的发展看,应该没有一个跟风成功的。
       
  王磊:跟风在很多作者中都存在这个现象,它跟题材重复还不一样,比如人人心中有母亲的形象,虽然母爱已经有了成功的作品,但是不意味你不能写这种题材,如果你的笔下除了反映天下母亲的共性还能反映你要描述的母亲的个性,这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的作品,成功的作品。而如果你写的和已经很成功的作品只有类似,没有特殊的区别,再写则意义不大。像《世上只有妈妈好》作为童谣体写得很极致,但《母亲》作为民歌抒情也写出了自己的角度。也就是说,应该努力在创作题材的叠加、冲突里写出自己的观点、看法。
       
  王晓岭:著作权法的核心是保护你独特的艺术样式,不保护题材,题材谁都可以写,只保护你的认识。但恰恰现在跟风创作跟的是题材、内容、手法、标语口号、概念,甚至跟的是文件,跟的是一个版本。
       
  宋小明:其实比跟风还有更为低级的,就是抄袭、剽窃,有的甚至是词句的照搬,比较高级的跟风是某一些手法的篡用,这几年也出现官司之争。
       
  王晓岭:这种跟风涉及到著作权、版权问题,是抄袭。
       
  宋小明:为什么跟那个风?从另外角度思考一下,主旋律创作并不是直接要去图解政策,可有的人想想没有办法写,一些本不适于创作的东西也非要用创作去表现,造成被动跟风。
       
  王磊:有的时候创作也容易陷入常规化模式的怪圈。奥运歌曲征集要求就特别强调避免出现长城、黄河、泰山等语汇,因为奥运是全世界的事,逼着我们扩展视野,而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几个象征事物上。像情歌的模式创作里一写就是心碎、眼泪、黑夜、背影,而方文山他生词人歌拓展领域,生词人歌给大家一种新鲜、陌生化、冲击感。现在进入国际化环境的时代,语言也在发生变化,时尚的、新鲜的、外来的,语法也变化,是要继续按传统规范写还是出新,这方面词作家也恰恰要做表率。
       
  王晓岭:分析跟风的心态,多是自己不了解、不熟悉,不掌握基础就想成就一番,往往具备条件要上,不具备条件也要上,但更多因素是赌博心理造成的,总想着他写这个能成功,为什么我不能成功?他买彩票中了,我买彩票也可以撞上!
       
  宋小明:这变成了投机。
       
  王磊:现在一些作者不具有歌词创作的坚韧性,今天有兴致写几笔,别人说不错,来劲了,受到打击又歇了,这谈不上专业创作。现在很多喜欢娱乐的人发现所有的艺术门类里边,歌词是最容易上手,最容易投机的,就都一窝蜂涌来了。写词跟摄影在艺术创作里最简单,摄影都把相机变成傻瓜机了,写词也只要会写文章会敲字都可以,但是真正钻进去,就像谁都会拍照但未必能成摄影大师一样,歌词创作也非易事。成功的歌词作品,可能带来知名度,社会效应、经济效益的附加值,有的人很看重这个,就去研究什么东西可能会怎么怎么样,出现投机创作心理。
       
  宋小明:投机有这么几个现象,投机的歌曲大多数出现主旋律。第一,一旦重大事情发生,一定抓住这个机会;第二,一定要抢最先时间;第三,一定要揣摩上面的心态,而不是表现自己心态。投机直接给百姓的心理反映是反感。想用歌词去投机政策,很多带有一次性投机行为的作品,从出来就决定它要死。
       
  王晓岭:套用鲁迅的话说历来骗子有术,但成功者甚少。投机也是这个道理,有术也有陷阱,它成本挺大的。
       
  宋小明:它是个商业原则,但不是文艺原则。
       
  王磊:这在目前征歌里表现得尤为突出,各地为城市形象,搞了很多征集。有的作者没去过,没感受,确实对人文地理不了解就写,只为获奖。甚至为了参加某某城市的有奖征歌,连行业规则都不讲了,一首词公开悬赏说获奖奖金平分,群发给好多作曲,这种行为是比较过分的,也是真实存在的。
       
  宋小明:青歌大赛投评委所好,或干脆找评委给自己写一首,这成了一种交换,纯粹商业行为,给行业本身也带来了不正之风。有一批作者为了上央视春晚,就去投机,千方百计了解今年策划、主题,或是猜测哪些歌手能上,就绑着歌手一起做好歌投剧组,舍得下成本制作,甚至做三首中一首就可以,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
       
  王晓岭:以上等等类似的现象,不仅制约着歌词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带来更广泛的比较复杂的影响,使我们现在中国歌词的整体面貌给人一种陈旧感。社会发展、时代发展、生活也在发展,歌词内容
       倒是不断选择一些社会上正在发展的事物,但为什么还是给人感觉陈旧呢?这比较奇怪。换句话说,传统的农耕社会数千年没有什么发展,它的文学作品却总给人一种新颖的感觉,所以这个新、旧和时代、的前进没有必然的关系,有时甚至是一种脱节。我们用发展观这种角度认识,未来中国歌词的整体宏观景观,或者歌词创作的根本观念,是要认真思考的,否则歌词的整体面貌就会与时代前进、社会进步相悖,会影响到中国音乐文学的整体声誉,甚至影响整体生命。
       
  宋小明:陈旧问题也有几种表现,第一,构成歌词主要形态的语言陈旧;第二,艺术手法陈旧,比如《诗经》赋比兴手法,不是说它陈旧,而是我们在使用方式上总是比较陈旧的。今天的歌词,尤其年轻人更喜欢的,那种比喻极少了,直接象征直接构成词进去了,他们喜欢那种直接读的语感。
       
  王磊:像港台90年代的“像雾像雨又像风”,到了2000年以后就强调为“你是光你是电,你是唯一的神话”,整个都是在发展的。
       
  王晓岭:根本意义上说中国歌词要发展,唯一的希望就是创新。
       
  王磊:发展观谈到“创新”上,我期待有四种局面。第一,我作为经过多年创作实践的歌词作者,期盼着创作上建立新秩序。有时总看到创作成果被人蚕食,被人掠夺,我们每个创作者的成果、权利得不到真正的保障,所以特别希望从根本上建立一种良性的运作机制规范乐坛创作,包括卡拉0K、版税、唱片彩铃收益等,这种新秩序也是保证我们创作者奋笔的动力。第二是新意识。意识具有时代性,文化创作要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第三是新构成。我们绝不排斥任何作者加入我们歌词的创作队伍。第四是新元素。中国人老用历史观看问题,包括方文山也一样,他写《本草纲目》、《青花瓷》,也只是在传统里挖掘,而美国大片可能是变形金刚、蝙蝠侠、未来战士等等,我们不妨更面向世界,用更多的现代观、未来观去创作,为我们年轻的孩子提供一些科技上有含量的作品。
       
  宋小明:从“新”讲,我是共和国这一代人,不可能写给二十几岁的小孩,但我这一代人也在变,仔细观察现在退休的人,早已不是当年的生活模式,表现更为年轻。我不可能写下一代人的作品,但是我要保证我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的新。王磊说的这些我们不妨也去看一下,有可能得到新的东西,不存在喜欢不喜欢,必须了解,人都是有共同的地方的。
       
  王晓岭:从我本身的创作观念讲,我觉得创新的出发点还要从真实具体出发,它是一种基本保障。出发点是好的,地基是好的,还不能保证盖起漂亮的房子,要找到与时俱进的语言表达方式,选择适合你的经历、你的性格的,更要适合你的本质,在这方面你找来你最擅长的艺术前行方式。比如我个人更偏向新古典主义,我就从这求新,当然前提是从真实具体出发。就像美术画画一样,我就是写实主义的,不要现在推崇象征主义就跟着变,往往适得其反。同时,心态不要固步自封,多宽容一些,发现别的艺术表现和精髓,一旦发现必然能为我所用。
       
  王磊:开放的视野、宽容的心态、学习的精神。
       
  王晓岭:最好的境界是融会贯通。可以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流派,真正成熟的、有大家风范的,必然是融会贯通的,比如乔羽永远保持他的歌词风格。
       
  宋小明:但是他在各个时期都有作品影响社会,进人生活,艺术年龄相对年轻。
       
  王晓岭:他已经82岁了,永远保持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和心态。但他后期的风格、写作歌词方式,在原来的大俗大雅的基础上,也试图寻求另一种表现样式。后期作品对于乔羽先生也是一种创新,可我个人感觉往往不如他的经典作品更耐读,也更适合他的风格。我发现乔羽后期歌词偏重于哲理,往往高人一等。可我更喜欢他不说理的,很难用是与非来判断,这是我个人的喜好和感悟。乔羽先生的与时俱进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的,但是一旦改变自己走向,对于成熟的作家都很难调整,对于不成熟的作家则更应该认准自己的路,摸清最擅长的表达方式。我再反思一下我个人,刚才斗胆说了对乔羽先生的印象,我则经常是在真实具体和虚假之间游离,很难说前期就是真实的,后期就是虚假的。伴随我30多年的创作生涯,也几乎是在一种跟风状态走过的。刚一开始搞创作时正在“文革”后期,我所创作的模式对我影响最大就是战地新歌,后来歌词创作还受“文革”歌曲样板风影响,改革开放后跟港台风,从邓丽君的风开始跟,跟校园歌曲,跟罗大佑、侯德健的歌曲,后来也跟过西北风,几乎都是在这种跟风状态,现在还想跟周杰伦风,心里想尝试一下方文山的感觉。这种跟风的结果是没有形成个人的创作风格,尽管已经写出千余首歌词作品,也有成功之作,但最终没有形成自己稳定的风格。我也反思究竟是好还是不好,现在反思也许为时已晚,这种经验可以留给后人。我每个时期也在尝试改变不同的风格,在同一个时间的断面上,比如某一个年度上也在不同改变,处在游离的状态。像我这样的还不少,我也见过很多。经过反思,我倒认为走自己的道路更好,保持最适合自己的状态,它最扎实,最终放在历史长河中,个人创作生涯中,这种东西是不是更好的创作方式?
       
  宋小明:这倒是一个作者的肺腑之言,我也想我自己,如果说跟风都有,我觉得说是学习更好,我原来不学主旋律歌曲,后来主旋律歌曲变成主流,绕不过去,因为生活在这个国度,没有排斥憎恨它的地方,可我发现真动起笔来,其实很难写,甚至没有能力写。看到创作的不满意,就找80年代苏芮的一些歌来看,《钢铁的心》、《沉默的母亲》、《奉献》、《亲爱的小孩》听了很多,后来发现这不是主旋律吗?我就边分析边学,香港歌曲很少出现“我们”,而是“我”,它把情感聚集到一个人身上,我发现主流歌曲也可以这样写。
       
  王晓岭:我认为港台歌曲作者保持自我很好,尽管题材内容限制,可是风格和语言把握,每个人几乎都有自己的特色,包括黄霑,他中间可能因为家庭原因将近十年没有写歌词,等重新写的时候,突然发现香港歌曲词风大变,从李宗盛到林夕,他认为跟不上。他所点的这几个人,很多年本身没有大变,仍然是自我的风格。反看我们大陆真正固守自己常态的比较少,比如乔羽、阎肃、张藜、晓光、陈小奇、石顺义、陈哲等。再一部分人基本固守自己的风格,尝试一些微调变化,像宋小明就是,还有贺东久、易茗等。另有一部分人在各种风格中跳动比较大,我举不出更多的伊子,左右游离后没形成自己的统一风格,包括我本人就属于第三种。所以我认为创新确实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
       
  王磊:我自身的创作体验也是在跟风和创新之间徘徊,近来一直在寻找一个平衡点。从小到大我是听着老一辈作家的歌长大的,到21世纪后听到了大量西方的现代音乐作品,创作过程中经过很多作曲家、歌手的合作,他们势必代表时代对你提出要求。比如现在需要这样一首歌,你能不能驾驭,写到最好?这对作词者是个艰难的磨砺过程,又是一个被动接受还是主动迎接挑战的心理过程。目前个人具体的创作风格定位还远谈不上,但我欣赏创作也要像太极一样有刚有柔,我想,只要一直努力在写,就会按照这种思维把自己的风格慢慢调整得更加明晰。
       
  宋小明:我们的创作思想、创作体会、作品总不互相见面,我一直有个梦想,如果能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经常研讨,就很有趣。如我有一个作品,你们看一下,凭直观去谈,也不用客气,这虽是小范围,但若能形成一种交流互动模式,也挺好。
       
  王晓岭:创新是常新的话题,同时也是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的话题,说到中国歌词发展观,这是个宏大的命题,不是一个晚上讨论就能把握准确、梳理清晰的。之所以还谈这个话题,是看到目前这种创作现状之后,都有深切体会,大家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改革开放30年了,明年建国60周年,我们活跃在词坛的作者,一批是随着共和国成立长大的,更多的是随着改革开放而长大的,在这个基础上谈谈中国歌词发展观,是很有意思的事。虽然命题是一个宏大的。但也可以分解到各个层面,最后关于中国歌词发展观,我想我们三人共同编首打油诗作为寄语:
       
  王晓岭:歌词千差和万别,
       
  宋小明:艺术中也有科学,
       
  王磊:侃了半天发展观,
       
  合: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