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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绛先生在新著《我们仨》中不无自负地说：“能和钟书对等玩的人不多，不相投的就会嫌钟书刻薄了。我们和不相投的人保持距离，又好像是骄傲了。”杨先生的确有资格说这个话，这一点也不算夸张。以钱钟书那样的大学问、高智商，目无余子的眼光，确实没几个人能和他玩到一起。
       前些时，在《南方周末》读到一篇文章《钱钟书瞧得起谁呀?》。文章说，1992年11月，安迪先生到钱先生府上拜望，曾向他请教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结果，评价几乎都是负面的：“对王国维，钱先生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钱先生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钱先生很不以为然。”
       而关于鲁迅，钱先生说“鲁迅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可是又马上补充说他只适宜写短的，《阿 Q正传》便显得太长了，应加以修剪才好。这种先褒后贬的手段是钱先生的“惯技”，何况我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应酬”。
       王国维、陈寅恪是饱学诗书的国学大师，张爱玲是文坛一代才女，鲁迅是叱咤风云的文化巨匠，都是文化泰斗级人物，即便如此，看来也和钱先生“玩不到一起”，也就是没有共同语言，不在一个层次；那么再等而下之的，胡适、吴宓、林语堂、梁实秋等，恐怕更难人钱先生法眼，只好一边玩去了。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一个档次、没有共同志趣的人，如果硬凑在一起，大家都很难受。你觉得我瞧不起你，我看你狂妄自大；你一张嘴就露着铜臭味，他一开口就是腐儒酸气扑人。既然“道不同不相为谋”，“玩不到一起”，还是赶紧各奔东西吧。
       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要说起来，鲁迅先生也够孤傲了，可是他身边毕竟还有萧军、萧红、胡风、巴金一千朋友能玩到一起，还有个“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可以一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王国维先生，一代国学大师，能和他对话的也不多，可他还有梁启超、罗振玉、赵元任、陈寅恪等朋友能谈天说地，饮酒品茗；说到大学者胡适，那能玩到一起的朋友就多了，以至于“我的朋友胡适之”都成了一句流行语。
       而能和钱钟书“玩到一起”的人不多，以我度之，不外乎三条理由：一是压根就瞧不起你。钱钟书乃“人中龙凤”，“20‘世纪中国最有智慧的头脑”，他瞧不起人也是很正常的，他也有资本瞧不起人，瞧不起人是他的自由；二是文人相轻；你学富五车，我才高八斗；你满腹经纶，我博大精深；你是文坛领袖，我乃学界泰斗，谁服谁呀?三是脾气不相投。或囿于门户之见，或秉性爱好不同；虽认同你的学养见识，也服膺你的道德文章，可就是话不投机，不愿意一块玩。
       钱钟书有句名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估计，能真和钱钟书“玩到一起”的，也就是这“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了。想想也是，你要让他和那些不学无术的文坛混混，那些四处钻营的文化掮客玩到一起，那不是难为他吗?即便是大名鼎鼎红得发紫的文化名人，一旦被他看出了破绽，譬如把“致仕”当成做官之类，能让他不露鄙夷之色，不笑痛肚子，也很难，更不待说“一起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