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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论写作中，经常会出现新词儿。这是因为，文论要有新意，新意的表述，往往需要新词儿。以音乐界为例。明代的朱载堉，发明了“新法密律”。因为这种律是将一个八度均分为十二等份的新型乐律，后来通用起来了，也就通行起来一个新词儿：“十二平均律”。帕瓦罗蒂等世界上三个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创造了一起周游世界联袂演出的新型模式，这个富有新意模式的表述，就是“三高”这个新词儿。新词儿负载新意，新意依托新词儿；出新意就出新词儿，有新词儿就有新意，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是规律。
       
　　然而，近年来，这个规律被一些文论写手给颠覆啦！他们的文论写作，满篇的新词儿，却丝毫没有新意。他们是在玩词儿，就像玩魔方。这些人，已经成为一个流派。我们姑妄称之为“文论玩词儿派”吧！
       
　　还是以音乐界为例。比如，“乐谱”这个词儿，谁都知道是指什么东西。“乐谱”不叫“乐谱”了，有人叫成了“音符平台”。“音符平合”似乎还不够摩登，又出了“可视音”！词儿玩了半天，不就是个“乐谱”么？还有什么新意？再比如，“歌词”这个词儿，谁也都知道是指什么东西。好像“歌词”这个词儿很不文雅，很不深邃，很不高贵，于是，就将该词儿的长度放大了一倍，成了“音乐文学”。“音乐文学”又过时了，有人又向我道出了“旋律根”一词。如果不是他对我注解说“旋律根”就是“歌词”的意思，我真会发懵直到永远了。“旋律根”这个词儿新是新了，不就是指“歌词”么？还能指什么新东西？又比如，“收集民歌”这个短语，乡村人最熟悉，他们经常接待文化馆的人，民歌古代又称为“风”，所以，“收集民歌”又曾经称为“采风”。两个词语表述一个意思还嫌不够，又有人将“收集民歌”说成了“田野作业”——人们还以为是在说石油工人冰天雪地里打井呢！
       
　　故作高深，故弄玄虚，拉大旗作虎皮，把浅显的东西弄成晦涩。把熟悉的东西弄成陌生，把简单的东西弄成复杂，把直接的东西弄成弯弯绕，把“演出”这个文盲都熟悉的老概念表述为“立美主体在其诠释空间将音乐人从田野作业获得的旋律根及外延旋律线而飞跃的一度创作进行二度创作使立美客体的信息密码传递给审美主体产生物质层面的感官反应并升华为精神层面的社会效益”。这就是“文论玩词儿派”的绝活儿。
       
　　这只是现象。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我以为：
       
　　首先，要把这种现象放到社会转型期这个大气候下来考察。社会转型，也会出现异型，政治上出现两极分子，经济上出现既得利益，文化上也会出现旁门左道。“文论玩词儿派”，就是这种大气候下的产物。有一个规律：凡是社会转型时期，意识形态的各种派别，都是顽强地表现自己。春秋战国时期是这样，今天的改革开放时期也是这样。“文论玩词儿派”，就是如此。
       
　　另外，还要把这种现象放在市场经济的大气候下来考察。市场经济，要求文艺的票房价格和书店价格。无新意，老一套，不管是创作还是文论，都会脱离受众失去市场。有些文论写手，没有创新能力，却又要出成果，怎么办？就只好玩词儿。玩词儿，实际是以新词儿掩饰人缺思想和文无新意。
       
　　谈到“文论玩词儿派”的出现，有人会认为是文坛浮躁风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个“风”，也只能是“大气候”的助动“风”，算不得是根本。要知道，玩词儿人在玩词儿上也很是踏下心来的也很是下功夫的也很是苦思冥想的也很是消耗脑细胞的。只不过，他们有劲用错了地方，进入了写作误区，聪明反被聪明误。
       
　　“文论玩词儿派”的玩词儿文论，无助于文艺建设，起不到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甚至相反，是一种浪费和误导。因此，需要指出它的问题。但人们对此也不必杞人忧天。因为，意识形态的某些派别只不过是过眼烟云。春秋战国时期是这样，改革开放时期也会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