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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岭：谈到劳动光荣不光荣，还是应该从现在劳动歌曲比较少开始说起。关于群众的音乐生活。目前有一个现象，也是事实，歌唱劳动的歌曲比较少，尤其得到社会普遍承认的更少。咱们经常看到各种征歌，无论是一些征集也好还是音乐领导机构也好，都在有意识地想做这方面的弥补，所以在一些动员会上，经常听到这么几句话，我们现在劳动歌曲一唱，还是四十年代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五十年代的《勘探队员之歌》、六十年代的《我为祖国献石油》等，就是老三样，拿这个说事。为什么我们近年来这样的歌、大家普遍意义上、社会上都能承认的歌几乎不见了呢。难道是劳动不光荣了吗?实际答案是不容怀疑的，劳动肯定还是光荣的。但是大家也该研究劳动歌曲为什么越来越少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各个侧面分析一下。
       
　　宋小明：劳动是普遍的，但目前劳动歌曲比较少要从几方面看，一是从历史上看，甚至包括艺术起源有种就是劳动说，尤其在曾经一个时期的无产阶级文艺学说，劳动更是一种强化的语言，从这点来讲，从最早的简单的劳动需要整齐的声音来振作，喊号子，到今天也留下了大量民歌关于劳动的作品。而从共和国成立以来，除了老三样，改革开放初期还是一直延续了这样的脉络，像八十年代初，《假如你要认识我》、《金梭和银梭》(写纺织工人的)、《美丽的心灵》等作品还是继续在走。但这时已经有些变化了，尤其是《金梭和银梭》，已经由写过去的形似到神似、往意象上走了，扩大了它的审美范围。真正要考察劳动歌曲，是它现在越来越退到边缘化。一个是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进程非常快，东南沿海以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建设，就是说大量新型的行业、产业进入，一直到我们新世纪的开始，劳动的阶层越来越社会功能化、职业化，不像我们过去一谈劳动的主体就是工农兵。现在电子行业、还有高科技的工人，以及第三产业的从业者，过去简称商业工作者，实际他们都是新的劳动者。这个变化使我们忽然发现好像找不着歌唱目标。第二直接歌颂劳动者的歌曲，我认为从共和国的歌曲历史看不太好写。劳动光荣毫无疑义。到今天，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它是群体化、社会化的，受到尊重的。同时劳动又是劳累的，是要付出汗水的，用俗话说，我这累的要死，哪有工夫怎么怎么着(唱歌)。而艺术恰恰是相对一种闲暇的情况下产生，包括创作。第三点过去歌颂劳动都是那种满面红光，气宇轩昂、正气堂堂，后来发现渐渐变了，浪漫派开始衍生。八十年代一批作品都是以浪漫的取向来写劳动，像刚才提到那几首作品更着重在抒情面。而《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为祖国献石油》等更多的是一种豪迈，很明确就是歌唱劳动者。到八十年代的歌曲不是直接歌唱劳动光荣，它的审美取向随着我们的生活变化而改变。再一个有的内容不太好歌颂。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我认为有一首值得一提的作品《从头再来》，它是面对中国改革出现的下岗现象，抓住了人情里最值得唱的伤情的东西。下岗者是个弱势群体，有它不平衡伤感的一面，所以这首歌就从“励志”的角度去写。我认为如果要评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歌曲的话，这首歌算是角度相当不错的作品。我听刘欢说：很多老哥们，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通过写信告诉他，刘欢你唱的《从头再来》让我们很感动，我们就靠这首歌活着呢，要不然就放弃了。所以它是从积极意义上面对很难写的一个题材，我认为确实不错。
       
　　王晓岭：你说的很清楚，随着社会的变化，劳动的概念越来越广义。可我们现在从一些征歌的组织者、发起者，像工业界、总工会的领导者们，一旦想提倡工人歌曲、劳动歌曲，还是想回到当年，希望有像《咱们工人有力量》这种集体演唱的、很精神的、一呼百应的作品。我们还回到狭义的劳动歌曲概念上来，这样的歌为什么就很难写、写不出来?就像军队队列歌曲似的，事实上应是最简单的歌了。换句话说，是我们究竟写不出像《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样的歌了，还是写完之后大家不买账呢?这个原因何在?
       
　　王磊：我觉得这和时代发展息息相关。从我的年龄段来讲，说实话我对劳动歌曲比较陌生。两位老师提的“老三样”我是听过，但是对我人生没有产生多大作用或影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感觉除了《金梭和银梭》小时候经常听以外，90年代以后对于劳动歌曲或劳动者本身才有一些直观的感悟。我觉得以往像《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样的劳动歌曲都有几大特征：一个是歌颂性，歌颂咱们工人，从正面讲的赞颂体；另一个是群体性，不突出个性，采用“我们、咱们”的概念；再一个是比较传统化的，是带有历史烙印的东西；还有是比较单一化，不管是“献石油”还是“有力量”，仅仅是一个层面出发，就是歌颂劳动光荣。在90年代以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电视剧《外来妹》，这是劳动者的一个族群，是打工工人的另一种诠释。这里面唱出来的歌是杨钰莹的《我不想说》：“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陈小奇词、李海鹰曲)，风靡整个中国大陆。我对这个歌的理解是什么呢?我觉得它从歌颂化转向了人性化，外来妹的群体为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她们值得歌颂。但是歌词里的“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把自己回归到本位了，从光荣的赞颂转到了普通的叙述，所以变成从歌颂化向人性化的扩展；第二个就是群体化向个体化的转变。当时出现了一批反映打工生活的歌，比如陈少华的《九月九的酒》、光头李进《你在他乡还好吗》、毛宁《等你在老地方》、还有甘萍《大哥，你好吗》等等，这些人出去打工劳动，歌里唱的是他们给家里寄钱了没有或者外头日子过得好不好啊，等等。歌里渗透出浓浓的思乡情，从群体化向个体化又进行了一种转变。再一个是传统化向时尚化的发展：传统化类似于机械大工业时代，一想到工人形象就是那种拿着钢钎、戴着护目镜、安全帽、流着大汗的劳动者。而现在高科技蓝领形象可能是穿白大褂操作电脑的IT从业者，包括外来妹也是由传统作坊转向流水线式生产，包括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劳动思维和形象都在转变。以前中国社会服务意识特别差，国营单位总是带搭不理。现在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行业的服务意识增强了，体现出社会进步从传统化向时尚化的发展。再一个就是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现在再不是以前那种单一形象思维，好像工人就是大老粗。但现在因为时代的变迁，使以前有影响力的劳动歌曲不突出了。因为要想打造当代劳动歌曲，它的个性可能比较鲜明，但是共性肯定要差。因社会进步发展。单一劳动歌曲的共鸣性在减弱。我觉得现在没有出现特别好的劳动歌曲，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创作者、歌唱演员，还没有对社会大发展的趋势有透彻的了解。虽然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变，但能够真正扎下去、代表某一劳动群体写一个认真的歌曲，还是很欠缺的。
       
　　王晓岭：从根本上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跟随时代进步发展，一些艺术样式、审美习惯肯定会产生一些变化。如歌唱集体劳动歌曲慢慢向带有个人色彩的歌曲转变。这样发展的结果，就慢慢模糊了界限。所以我
       们容易产生疑问，难道我们歌唱群体劳动概念的歌曲就真的产生不了了吗?或者说有没有人在很有意识地写这方面的歌?我发现也有。比如有首歌叫《工人伟大》，头一句是“工人伟大”，第二句是“劳动光荣”。一开头就想喊这样的口号，想成为新时期的《咱们工人有力量》。可这样的歌也谱曲录音了，在人民大会堂也为这首歌举行了首发式、新闻发布会。可结果呢?我认为用意虽然非常好，但还是觉得有点空洞，大而无当，想要唱出时代最强音来，结果没达成。时代最强音肯定是最富有时代特征、最经典的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没成功的原因，首先还是没有找到写这个群体应具有的切入点和歌词语言的表达方式。什么样的方式和切入角度既符合现代人审美心理又带有鲜明的群体劳动特征呢?去年，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和北京音协有意识地搞了一个工人征歌，也有“工人之歌”、“劳动者之歌”等等作品，结果仍然是没有引起反响，只是内部唱了一下而已。大家不是不做这件事情，无数人还是很想做，可几乎总是以雄心壮志开始，以默默无闻告终，难道它是怪圈还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宋小明：我是这样看，回到刚才王磊谈的思路上，任何群体都要跟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说传媒，在过去工农兵一直占据传媒的主体，但现在打开电视、广播等传媒去看，传统的劳动主体已经边缘化了，他们很少有话语权，缺少被拍摄、被宣传的途径，除了央视10频道有个“状元360行”开始重视。把一些高水平的产业工人组织进行叉车、点焊等可观赏、有趣味性的技能比赛，弄成节目以外，基本上所有的电视台，只是到了五一国际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摆弄一下。再就是刚才谈到的问题，领导、主办方还是观念上的问题，只是满足一般性的号召，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而适应变化。如果我们搞一次歌唱劳动者的创作，在歌曲上不要求你写首《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次就写进城务工人员这个群体，它就细化了。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有他们的衣食住行，有他们对这个城市做出的贡献，这样来要求。或者就是写能源工人、石油、煤矿、电力等，这样各个突破。要是说写一般劳动者，个体劳动者开一小杂货店也是劳动者，任何一个群体里都有各种各样的东西，有一些是能被艺术提炼出来具可唱性的，还有一部分是不具备表现性的。我始终认为，艺术特点是抓住那些适合表现的来生成艺术作品，不适合表现的则带过。近些年来，北京、广东都先后诞生过政府支持的“打工仔演唱队”或“打工者艺术团”，甚至还出过唱片。但是出来之后，要给他话语权、传播权，而实际上没有，那基本上就断了。一批务工人员你要造他的星，像现在人大代表都有出自这个群体的。这是一些可喜的现象。但是现在的全国媒体却基本没有表现这部分内容，倒是有表现他们更加困苦的、更加不如人意的东西，把传统的、基本的劳动群体，变成了纯粹的弱势对象。所以当《从头再来》唱出的时候，不光是当事人，包括旁观者、社会上其他人一看，确实写到位了。而且。现在的劳动歌曲概念越来越模糊，很多歌颂劳动者的歌变成了公益歌曲，变成了励志歌。像“非典”期间，歌颂医务工作者的歌写了很多，大多是抓住了人情化、励志这两点，而在职业上基本模糊。另外从歌曲再看电影、小说、诗歌等其他艺术样式，突然发现这么大一个劳动阶级群体在我们意识表现的平台上非常边缘，有点失语状态，甚至有些不再了解。不像建国十七年时期就是要求文艺工作者到一线去、到工农兵当中去。怎么解决这问题?我觉得我们的领导不能只说加大力度，这是空话，还得科学地布置任务，
       
　　王晓岭：如果把目光放得再开阔一点。类比一下，前苏联的很多歌曲，《纺织姑娘》、《山楂树》、《快乐的人们》等，一种很昂扬很乐观很青春的劳动歌曲现在也少了。以前，前苏联一直做得非常好，各行业一直到七八十年代都有这样的歌。我们退一步说，现在总体比较缠绵比较悲伤或个人情绪呈灰暗色的歌还是有一些，但这样的歌往往不被认为是正统的劳动歌曲。
       
　　宋小明：这就回到我们的大题目上，劳动光荣不光荣?这现象值得分析。我们谈到劳动社会功能化、细化，有相当部分人认为这样的劳动是光荣的，那样的劳动是不光荣的，在选择职业上就很明确。因为选择职业有自主权，几乎父母都干预不了，那么他的选择怎么样，有几个愿意直接到一线当产业工人?他为什么不去，这就值得分析。我觉得这和我们国家政策有关系。记得共和国前十七年工厂八级工的工资比一个科长还要高，几乎和厂长一样，甚至相当于厂里的专业顾问、权威了。包括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李瑞环、倪志福等同志，还有北京市张百发、文化部高占祥等同志，全都是当年的劳模，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目前党和国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强调“蓝领”、强调高级技工。但我觉得远远不够。在国外，一个高级蓝领挣的钱不比一个教授低，有时公司的工程师拿的比大学教授还高，这就是一个社会分配问题。这点很重要，首先要从名分上就觉得身为劳动者很光荣，而现代年轻人择业是所有社会问题直接压在他身上，负担很重。
       
　　王晓岭：尽管这样，很多作者还是意图写一些能够振奋人精神、给大家鼓劲、理想化的劳动歌曲。像张枚同就一直在坚持，写煤矿的《黑小伙》。去年第十届“五个一”工程奖颁奖，两首歌给我印象很深，刘斌演唱的《盖楼的哥们》和孟卫东、曹勇创作的《快乐的风》。我注意到他们还是想写一种理想化的追求，表现自己很高兴、很愉快的劳动的心情。这两首歌本身写得非常不错，两首歌词我认为很到位，把时尚、青春感、现代人的语言方式都运用的比较好。《盖楼的哥们》是安全帽一戴、怎么怎么帅……《快乐的风》则带有爵士味，当火车走的时候，我们是“快乐的风”……
       
　　宋小明：《快乐的风》我比较了解，当时孟卫东找我说他们要给铁路写一批歌，我就说现在铁路老放当下流行的《两只蝴蝶》这种歌，但是铁路守着列车这么好的一个载体，能不能写首歌起码是进站和出站的时候让大家感觉很快乐，后来那次采风我没去，曹勇就把这个想法实现了。比如某些劳动歌去送到广播电台、电视台可能不播，但铁路有自己的范围，它传播起来就有可能。回到刚才说的，其实有些作品可能不错了，但还是没好的结果，就在于媒体给予不给予话语权。
       
　　王磊：这个和社会大背景确实有关，我们这个“劳动光荣不光荣”的话题要往深里一想，实际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记得在我这个“七零后”的成长经历里，有几次有争论的记忆，是具有社会普遍性的争论，如有“读书无用论”的争论，有“学雷锋应该不应该”的争论，也拍出以雷锋战友乔安山为原型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还有“见义勇为能不能管”的争论等，这两天南京就有个案子，一叫彭宇的青年救了个老太太却被老太太家人告出4万赔偿金。那么“劳动光荣不光荣”和“读书无用论”、“学雷锋应该不应该”、“见义勇为能不能管”等一样，都是深层次社会价值体系内的东西。时代发展后，人们这种观念
       慢慢模糊、淡漠、变化了，不像以前总说以工农兵为主体，劳动最光荣。现在劳动至上的观念已经不够深入人心了。
       
　　宋小明：对，以前工农兵是平等的，去当工人、当兵、种地，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等都很光荣。
       
　　王磊：可现在这种观念已经发生变化了，而且今天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化的比较明显。于脑力的好像就是白领，干体力的就成了蓝领，而且蓝领也是相对白领的雅称。观念变化后，劳动者在职业选择上、薪金待遇上以及社会各种保障体系包括医疗、三险等待遇上都有自己的选择。当代人的生存压力特别大，没有人感到像马克思说的劳动是一件快乐的事，失去了对劳动本质的认同。大家都感到很忙碌、压力很大，住房等各方面问题没有解决，疲于奔命，都以挣钱养家糊口为主，很多人在透支健康、透支青春，包括不少音乐从业者也没日没夜地干。另外社会阶层开始出现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明显。网上有张照片是一个妇女带着自己的小孩，在另一个小孩所设的鞋摊上擦皮鞋，一个伸出脚很得意的样子，一个使劲擦很辛苦的样子，这些照片让人看了有些反思，甚至心酸，但又无力改变现实。在这种情况下，让普通民众再对劳动歌曲产生欣赏或推动的热情，是比较难的，心理上缺乏认同。劳动歌曲和网络歌曲、春晚歌曲一样，受到多元化艺术形式冲击，媒体给予的空间解决不了，推广就达不到。
       
　　宋小明：劳动是每个人只要活着都必须要做的事，除了“啃老族”，更多的年轻人对劳动的选择源于他对货币的价值观的看法。
       
　　王晓岭：我觉得除了刚才说到的社会现象和价值观问题，和音乐本身也有很大关系，选择什么样的音乐风格来表述劳动，还值得研究。音乐有很多超脱性、美的东西，同样的歌词可以谱成不同音乐类型的歌曲，也能起到麻醉、抚慰作用。而这方面我们也做的不够。如果我们遇到那些未感到劳动光荣的现象，我们用音乐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宋小明：我想起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台湾张雨生的一首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特别适合给现在择业的人群。实际这就是个办法，与其说直面干巴巴地去写劳动，不如写励志。因为在弱势情况下更要励志，更要坚强鼓舞。张雨生那首歌在很多年轻人中流传，甚至刚从广院毕业见习的记者、实习生都特别喜欢。包括郑智化的《水手》，它也是台湾社会现象的必然反映。
       
　　王晓岭：台湾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比大陆更早，它六十年代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八十年代初比大陆更先遇到就业的一系列问题。
       
　　王磊：所以《我的未来不是梦》就写到“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
       
　　宋小明：这个写法就很高级，没写在脚手架上怎么怎么样，而是写了年轻人的奔波与执着，把这种感觉写到位了，最后反过来不管怎么样，我告诉自己：“我的未来不是梦”。
       
　　王磊：以前《咱们工人有力量》这种歌比较进行曲化，大陆九十年代《外来妹》这些歌又比较乡谣化，台湾的《我的未来不是梦》和《水手》都比较有都市流行味。现代人往往是对歌接受才愿意听下去，现代的劳动者的音乐鉴赏水平、自己演唱能力也不断增强，我们这些创作者本身应该研究在词曲风格上怎么能更贴近人心。
       
　　王晓岭：音乐风格对歌词有反作用，如果说歌词是基础作用力，其实音乐有反作用力，港台很多歌都是先有曲再填词。
       
　　宋小明：刚才提的社会现象作者没有能力去解决，但是我们词曲作者可以从音乐上下手，改换年轻人或者劳动主体愿意听的音乐语言来进行创作，以音乐为突破口。
       
　　王晓岭：我们这方面做的真是不够，仅和港台比就有很大差距。我们在流行音乐方面经常跟风，可在这方面几乎没有意识去跟。
       
　　宋小明：按说最敏感的还是流行音乐，但是没有变成一种自觉，因为流行音乐这一行当本身就是各干个的。目前都写个人心理了，没有写劳动本身，写的是劳动者的故事，对劳动精神的诠释可以说是一带而过，有跑题的现象。写的往往是比较伤情或值得同情的一块。以后创作中再要求写这种东西，我们作者需要和领导沟通。不能仅仅是布置任务，而要有创意。像晓岭以前写过《蓝领协奏曲》。第一是在歌词里把蓝领写进去，第二他是快乐的自信的，而且歌词反映的情境还挺现代，反映就不错。
       
　　王磊：这方面王老师的创作一直走在前面，春晚上一直有些文化现象，就像王宝强开始定位成农民工，后来又变成许三多这样的士兵形象，王宝强自身也成了外来务工成就事业的杰出代表。他在今年春晚领唱的《农民工之歌》，点击评论效果都很好。这说明当观众被一种文化现象紧紧吸引住眼球的时候，我们的舆论导向不妨借着这个火候再下下功夫，要不然过了这个点再去推也是不好弄的。去年春晚就有舞蹈《进城》，反映了农民工群体。如何在人性化和劳动精神本身找到共赢点，都得进一步探讨。
       
　　宋小明：劳动歌曲现在还有个演化，就是企业歌曲。它是一个企业要求职工自豪、自信、充满乐观的形象展示。像央三每天晚上都专门有档企业歌曲MTV展播。
       
　　王晓岭：企业文化现在挺重视的，各个企业都在搞自己的企业文化建设，这点倒是比原来进步不少。我们说劳动歌曲潜移默化地由群体化向个性化转化，这是从歌词本身情绪上说的，如果从歌词涵盖面上说，也是在不断进行演化：由阶级向行业、企业演化，最早是全体劳动者整体性的、阶级的，到勘探、石油等行业。现在直接到企业了。如我们单位、公司，一汽就是一汽。二汽就是二汽，五粮液就是五粮液，茅台就是茅台，每个企业都在独立进行。
       
　　宋小明：这个领域的社会需求量特别大，我就写过好几个这样的歌，有交通部所属的水利勘测设计院，有工厂，甚至生态游乐园也是企业类型的，像春兰还直接请谷建芬老师写。企业歌曲强调功能是凝聚力。企业除看到了未来前景带来的利润以外，不能光发钱，还需要精神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激励员工，企业歌曲应运而生。它把散落在各个企业里的劳动者、几百几千甚至几万人凝聚为一个群体，这是和整个社会接轨，让很多的劳动者认为，我在这个企业工作是光荣的。像日本丰田的一个资深员工来中国讲管理和企业文化课，就以讲自己是丰田公司终身职员为荣，这种终身职员的概念就是指你为这个公司做过重大贡献、立过汗马功劳，一辈子都献身企业，企业也自然负责你的后半生。现在很多企业也以拥有自身的企业文化为荣。
       
　　王磊：现代专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已经分成系统，公司企业文化体系包括听觉识别系统AI、视觉识别系统VI、理念识别系统MI、行为识别系统BI、文本识别系统，rI等，只有具备这些完善的识别系统，才能构成企业文化建设的完美组合。听觉识别系统即：Au—ditory Identity，缩写为AI，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听觉，让我们联想到声音或音乐的概念。声音，是物理属性在时间概念中的体现；音乐，是声音体系在时间流逝中的艺术；AI则是听觉识别符号的标准化设计、制作的艺术结晶。而企业目前广为应用的
       VI，是通过企业VI标识的标准化设计与应用作为企业品牌传播的视觉识别物，即：LOGo，在企业形象和产品(品牌)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AI与VI有着异曲同工之效，通过AI企业听觉识别(专用声音符号)的标准化设计与统一和规范化的系统应用，可以提高和扩大企业及品牌的市场认知与识别度，从而实现品牌影响力所带来的效益增值。我们现在也有创作者专门在给企业做这方面的文化建设。
       
　　宋小明：我个人以前也做过广告，举个例子，“大宝天天见”就是我的词。这个词当年给大宝厂就带来八百万利润，大宝集团领导觉得给的稿费太低不合适，就又请我们去新马泰旅游了一圈，这些在企业家那里虽然都是商业数字，但他也知道那是文化。
       
　　王晓岭：现在企业歌曲也存在问题，就是写的过于具体，唱厂规、核心理念的字好像非得写进去不可，实际上一个歌和一个标语、一个口号还不是一回事，真正好的企业歌未必不能成为流行的劳动歌曲，说不定让有心人写的话，给首钢写的没准能成为全国钢铁企业的钢铁工人歌曲。而如果加上地域的具象语言，有时则会受到限制，但你不这样写可能人家还不干。
       
　　宋小明：有时候是每个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的文化素质决定这个企业的文化素质。我发现素质越高的领导者对作者的束缚就越少，它强调的是意象精神的东西。美国八十年代有个摇滚巨星，他代表匹兹堡的钢铁工业，号称美国甚至欧洲的蓝领工人摇滚领袖，他本身是钢铁工人出身，配器都是“重金属”的。他基本观众就是钢铁行业、机械行业、汽车制造行业的蓝领粉丝。对他的赞助有匹兹堡大老板的支持。
       
　　王晓岭：所以说要是把劳动歌曲寄于希望，企业歌曲倒也是一种希望。如果公司的决策层们随着自身文化素质的提升，目光更宽广，不把所要打造的企业歌曲局限在某个地域、生态面貌等具象环境上，可能这个歌更容易在行业内和社会上流传。《我为祖国献石油>写的是大庆。但哪里的石油工人都可以唱。
       
　　宋小明：我想<工人阶级火车头>有可能就写“毛泽东号”，但是他提炼的是一种精神。
       
　　王晓岭：当我们的作者被邀请写厂歌、企业歌时，如果创作中很有意识地能够说服企业，有很好的沟通，把自己创作的歌写成不仅是企业名片，而且是某个行业、某个阶层的代表歌曲，这就成为一种“迂回战术”。把音乐情绪带入，从局部入手，以小的突破口形成大的作用面。
       
　　宋小明：其实作者转向会比较快，关键是具有决定权的人。
       
　　王磊：也有一些企业人家厂里自己就写了。基本还都是老总的手笔。
       
　　王晓岭：所以往往不成功。有的还反复写好几次，换任老总再写一回也是常事。
       
　　宋小明：正所谓创作是有规律的，术业有专攻。不是说我最了解的东西在文艺创作上就一定能写好，恰恰不太了解的创作者到那一看，感性认识容易升华。艺术上有个说法：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当然归根结底还是要有生活，像小说、戏剧这样比较厚重的东西更要采风。要去深入挖掘。
       
　　王晓岭：以工农为代表的，也包括高科技从业者的劳动歌曲，尽管很分化，形不成气候。前途看着不甚明朗，但我觉得还是阶段性的。随着人们观念的不断改变，劳动者的改变，领导和作家思维的改变，好的作品一定会出现。无论怎么说，在任何社会。劳动还是光荣的，劳动者永远是社会的支撑和中坚，是推动和创造历史的主要力量。社会形态方面的东西不是某一种因素构成的。往前景看，中国的音乐素材和有待开发的题材非常之多，我们现在的创作远远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的丰富程度也是目前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王磊：身处中国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多元社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劳动者还是走在全球前列的。
       
　　王晓岭：歌曲总是一种时代特征的代表，是最敏感的反映。歌曲在反映社会面貌、时代精神、党的方针政策等各个层面上都没有辜负音乐工作者的使命，唯独在歌唱劳动上有些欠缺。
       
　　宋小明：歌曲也是投入成本最少、创作周期最短、产生社会效果最大的一个艺术品种，现在的领导干部也都非常重视歌曲，甚至愿意参与创作。
       
　　王磊：建议比较富有的国企、如中石油、中石化、电力、电信等，可以以他们为龙头，联合带头策划组织全国劳动歌曲的创作。他们的收入来自于人民，是社会各阶层的劳动者所共同创造出的财富。那么在文化的投入上，大企业也可以发挥积极的带头作用，回报社会。
       
　　宋小明：这点企业有时落后于政府，政府积极在引导，而企业更愿意做广告，像中国银行这样的大企业，很有可写的东西。
       
　　王晓岭：在宣传效应上，歌曲还应像电视剧等姊妹艺术学习。
       
　　王磊：现在歌手愿意代表劳动者形象的似乎也不多。以前刘欢唱《从头再来》、江涛唱《愚公移山》，希望以后还会有更符合劳动者形象的歌手涌现。
       
　　王晓岭：谈到这里，我们认为：劳动还是很光荣的。我们也衷心期待，在大家的努力下，能有更多的、反映我们光荣感的劳动歌曲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