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坛文丛］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作者：庄捃华
《词刊》 2008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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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主人公就是抒情的主角，他有时直接出现在作品之中，构成形象的中心，如王倬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中的“我”；有时若隐若现，如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中的“我们”；有时则完全隐去，如乔羽的《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然而，不管是显还是隐，他总是存在的。《千年的铁树开了花》如果没有抒情主人公的直接出现，感情的抒发就不可能如此酣畅淋漓；《周总理，你在哪里》如果没有抒情主人公的贯穿，一幅幅深远的意境就像散落的花瓣，组不成绚丽的奇葩；《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如果没有抒情主人公的存在，“难忘”的主体是谁呢?肺腑之言顿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皮之毛，无稽之谈。作为感情的抒发者，正是抒情主人公维系着意境和比兴形象的统一，规定着作品感情的色彩和个性。
从上面例子我们看到，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并不一定出现在作品中，即使出现，作者也没对他做直接的描绘，可是我们又能清楚地感到他的存在。这确是一种奇怪的文学现象。那么，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呢?他与直接描绘的其他形象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不妨对光未然的《黄河颂》作一分析。
我站在高山之巅，
望黄河滚滚，
一开始诗人就为抒情主人公“我”选择了一个居高临下、一览群山的位置“望黄河”，为感情的抒发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然后，顺着抒情主人公“我”的眼光“望”去：
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
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
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
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
把中原大地劈成南北两面。
气势磅礴，囊括宇宙！这段描写像电影的空镜头、画面上并没有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但因为是主观镜头，从抒情主人公眼里看出去，所以整个画面又都流露出“我”的感情。内在的感情为黄河壮丽景色所触发，紧接着便是大段的赋体的倾诉：
啊！黄河！你是我们民族的摇篮，
五千年的古国文化，从你这儿发源；
多少英雄的故事，在你的身边扮演。
啊！黄河！你是伟大坚强，像一个巨人，
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
用你那英雄的体魄，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啊！黄河！你一泻万丈，浩浩荡荡；向南北两岸，
伸出千万条铁的臂膀。
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
将要在你的保育下发扬滋长。
我们祖国的英雄儿女，将要学习你的榜样，
像你一样伟大坚强，像你一样伟大坚强。
就在这势如黄河、燃如烈火的倾诉中，一个不屈不挠的中华儿女的形象在我们眼前逐渐清晰了起来。概论中我们已经讲过，歌词是抒情的艺术，不像小说、戏剧以塑造人物为根本。同样，光未然在这里也没有描绘抒情主人公“我”的外貌，没有让抒情主人公“我”到一定的矛盾中去行动，完成性格的塑造；诗人只写了他的情，看到黄河想到民族，即景生情便是构思的全部。然而，客观事物在人物心中唤起了怎样的感情，如何抒发这种感情，是受人物性格制约的。而我们正是通过作品中抒发感情把握住了抒情主人公的个性。如与《黄河怨》比较，问题就更清楚。前者通过豪迈的情想到了英雄的人，后者根据凄楚、绝望的情想到了被污辱、被蹂躏的人。总之，抒情主人公规定了作品感情的内容、色彩、个性，从而也就决定了意境或比兴形象的构成；而读者、听众，则根据感情的内容、色彩、个性与意境或比兴形象的种种特点把握抒情主人公的个性。所以说，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不是完成于作者的笔下，而是完成于读者、听众的想象之中，他具有较大的间接性和可塑性。
有人把诗歌的形象与其他文学形式的形象等同起来，认为艺术形象就是人物形象，而歌词的形象就是抒情主人公形象，甚至有人说就是作者“我”。我们说，抒情主人公在作品中确实常以“我”、“我们”出现，但决不等于说抒情主人公就是作者。王倬决不是刚会说话的聋哑人，光未然决不是黄河畔被蹂躏的妇女。这是十分明显的。但是，“我”、“我们”中又包含着作者。柯岩当然是苦苦寻找总理的“我们”之中的一个，《黄河颂》里的我也未尝不可以是光未然。歌词所抒发的情不是作者的一己之情，它有着深广的社会基础，所以，抒情主人公应当理解为这种感情的持有者、抒发者，与作者并无固定的关系。而从创作的过程来看，无论抒情主人公是否包含作者在内，作者都是站在抒情主人公的立场，以抒情主人公的身份来写作的。许多作品之所以让人听来觉得隔靴搔痒，说得都对就是不打动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作者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在叙述别人的感情。在这类作品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当然也就树立不起来。所以，我们说抒情主人公形象在歌词中是存在，并且起着重要的作用，但作为形象他不是歌词着力描绘刻画的对象。歌词不单独刻画抒情主人公形象，但在塑造意境、比兴形象时作者都始终是根据抒情主人公的性格来描绘的。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抒情主人公形象对于音乐再创作的作用。如果说，诗歌、歌词常以诸多意境、比兴形象来传达抒情主人公的感情，烘托抒情主人公的形象的话，那么，作曲时恰恰常是在诸多意境、比兴形象的基础上根据特定的情揣摩、塑造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施光南写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我们无法辨别哪是“高山”、哪是“大地”、哪是“森林”、哪是“海洋”……实际上这词句在同一旋律之中，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一个人格化的大自然的存在。我们无法辨认哪个旋律代表“伐木工人”、哪个旋律代表“海防战士”，但是包含着工农兵乃至你我在内的人民形象——也就是抒情主人公“我们”的形象是清楚的。而且可以感觉出他比《敬爱的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深沉的抒情主人公更富于激情。比《歌唱周总理》纯朴的抒情主人公更富于想象。施光南、舒铁民、晓藕、魏群都表达并强化了词的感情，正确把握并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正如歌词不是客观生活的实录或图解一样，曲也不是词的翻译或“乐解”，它必须在对词总体的正确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而从总体上把握词，根本的一点是把握抒情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有些作曲的同志不明了词的这一规律，在歌词提供的丰富形象面前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于是陷入了对歌词意境或比兴形象的描摹的被动境地，不能构成完整的音乐形象，有时甚至歪曲了歌词的原意。例如中央乐团谱写的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结尾的处理。这首词按照我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手法，上联写景，下联抒情，写景从抒情开始，抒情又时以形象作比，“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是回忆三十年沧海桑田之变，对革命的历史和革命的现实作诗意盎然的描写之后，一句既富形象又含哲理的结语，全诗呈现的是一个气吞山河扭转乾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但是乐团的作者却把“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当做一个新的形象来描绘，竭力刻画努力攀登的音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