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来有个印象，文艺创作领域中歌词的原创精神似乎是最欠缺的，似曾相识的东西太多，模式化、跟风、雷同、有一阵风就有一阵雨，所谓时尚的、时兴的东西像风水来回转，无形中助长一些词作者的急功近利，并当作一种时髦的追求而竞相仿效。
孙焕英先生敏锐注意到了歌词创作中的这类“阴影”，他的《小议“码砖词派”》（见《词刊》２００７年第１０期）一文，令人在漠视、沉湎中开始警觉。而歌词界却好像早已见怪不怪，或无视，或缺少清醒、理性的批评之音，加之理论本身的薄弱，以至模糊了应有的话语评判标准。孙的“声音”于当今歌词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建设性。我欣赏他为文的观点，鲜明和直率。但可能为了某种阐述的需要，把《我爱你，中国》这样一首典雅、优美的歌曲作为“码砖词派”的标靶，予以表象罗列、浅尝辄止之类的评断，就有些轻率和苛求。《我爱你，中国》的走红流传，离不开作曲家郑秋枫出色的二度创作，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但瞿琮的词作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该词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电影《海外赤子》的一首插曲，抒发的是青年女主人公远在异乡他国、思恋故国时的炽热情感。考虑它特定的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以及当时正在冲破“左”倾思想束缚、尚未完全摆脱集体语境的现状，可以说这是一首有某种突破、创新的歌词，显见词作家在处理宏大抒情题材上追求个性表达的努力。
从文本看，那些美好的意象选择看似随意，却自然、大气和精彩。“百灵鸟从蓝天飞过”，鲜明辽阔的开句之后，一连贯穿到底的“我”是一个主观抒情性很强的词，作者的确从我爱的对象一一写起，但表现富于变化，情感抒发层层递进：“我爱你青松气质，我爱你红梅品格，我爱你家乡的甜蔗，好像乳汁滋润着我的心窝”；“我爱你森林无边，我爱你群山巍峨，我爱你淙淙小河，荡漾着清波从我的梦中流过”……直至“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爱之深，念之切，祖国的山水草木也魂牵梦绕。所写的“气质”、“品格”、“滋润着我的心窝，从我的梦中流过”等等，都浸润着抒情主人公的感受和情怀，内心情感的轨迹历历在目，怎么能说是表象的、平行的罗列呢?
也许在今天读来，《我爱你，中国》有某种不足，但它词与曲的完美结合融铸了一道风景，岁月掩不去夺目的光辉！它为主旋律创作提供了一个范本，后来人们的效仿乃至模式化，决不应该是它最初的“罪”。
然而，孙先生文中批评的“码砖词派”现象，却点在穴处，值得歌词界去反思。事物的存在有它的原因和理由，是什么让“码砖词派”现象几近成为一种“风尚”，存在于大量泛滥的赞美性题材创作中?思想的贫乏乃至于立场和良知的丧失，审美体验的单向和惰性，对所描绘对象的陌生，创作中的轻车熟路，还有世俗的功利性追逐……等等，似乎都可以找到一定根由。但我觉得，“码砖词派”现象反映出我们对歌词的一些重要概念并未理清，对歌词本质特性认知上的肤浅，从而在创作中缺少一种内省和自觉。
歌词的本质特性是什么?我们在强调它音乐、韵律上的意义即歌咏性的同时，不应忽略它在文学上的意义，相反也同样道理。“音乐文学”一词就说明了这一点，它们在任何时候都是相依相偎的“情人”。歌词应具有文学的品格，即精神的元素、文化的含量，但它是通过直接抒发和表达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来完成的，因而抒情性是它的一个本质特性。
“情感”是歌词创作的重要概念。音乐是心灵的写真，旋律、语言和形式赋予它美丽的外形，情感才是它内在的血肉、生命和骨骼，是根，最具有充沛的生命力。从心音转化为歌声，一首好歌的真正推动力量是什么?不是别的，正是长期积蓄于内心并爆发出来的情感力量，当它一旦降临世间、拥抱人心时，那是多么美丽的心灵相知和情感相遇，人们唱着唱着，就好像这是为“我”或“我们”自己谱写的歌词一样，也就拥有了深入人心、千古流传的潜质。一部中国歌词发展史为此提供了佐证。
从渊源看，人类最初的咏唱缘于内心抒发感情的需要，歌唱与劳动相伴，与生命相随，永远处在进行时，有生命的地方，就有爱恨情愁、悲欢离合，心灵的渴望使歌声展开了飞翔的翅膀。中国古代诗词创作推崇性灵说、意境说，主张“境非独为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王国维《
人间词话》）
这种良好传统在现代社会得以进一步张扬。快节奏的世俗生活，日趋开放、文明的社会环境，人们交往方式的改变和审美观念的嬗变，反而使歌词中的抒情特质更加强化。在当代，为什么通俗歌曲大行其道，正是以强烈的主体性、情感的宣泄性、以及现代语感的表现风格，契合当代年轻人的心灵表达方式。罗大佑《恋曲２０００》等不少歌词中表现的感喟、伤怀、迷惘和命运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北风《信天游》《黄土高坡》等不加掩饰的内心狂烈和渴望，朴树、李春波的《那些花儿》《生如夏花》《小芳》等歌曲中对流逝的岁月、事物和美好情感的缅怀，乃至崔健的《一无所有》《一块红布》、张楚《姐姐》等歌曲中对灵魂的追寻以及不妥协的批判精神等；或以朴素的吟唱打动人，或以真情的狂歌感染人，或以温柔的倾诉抚慰人，或以睿智又深沉的理性之光照亮你心室晦暗的一角……；令我们倍感世间的温暖和人心的亲切，成为我们生命或个人情感中的一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诗歌界有人主张“反抒情”、“零度写作”、“诗到语言为止”；艺术界也有人主张“娱乐至上”“刺激至死”等；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让我们思索，在创作中流失了情感，也就丧失了一部作品直击人心的“感动元素”，也肯定会流失读者和听众，这是当今诗歌被一些读者冷落和疏离的重要原因。对一个歌词创作者来说，该恪守什么、坚持什么、弘扬什么?应有明智的选择，强调歌词的抒情性，强调情感在创作中的重要性，永远不会过时和背时。
由此看来，“码砖词派”最大问题是创作者主观抒情的弱化，或者说是作者心灵的缺场、情感的缺失，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硬伤。被孙先生举例的一类作品，大多是表现和赞美家乡故土、山水风光、自然景色，颂扬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亦通常说的主旋律题材。在创作中作者都有良好的愿望，文字也优美、华丽，但共同的缺点是表面化、平面化的物象罗列，或描绘铺陈的东西太多，或用词太客观冷静、节奏进展太缓慢；缺少的是词作者思想的闪烁、情感的浸润，以及抒情主人公内心审美感受和活动迹象。由于对描述对象的个性特征挖掘和把握的欠缺，给人以“隔”的感觉，即使有不错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也未能达到理想的结果。另外，缺少思想和情感“浸淫”的形容词的表现力也会大打折扣，像无根的草、失血的绢花，显得苍白、虚浮和另类概念化。
从中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词作家不能只对技术层面的东西着迷，（当然出色的语言处理和表达技巧也很重要，你光有生活和感触不一定就能写出好词），但你缺少生活感悟和感情积累，肯定写不出真正的好作品。从这一意义说，一个优秀的词作家，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诸如起承转合、押韵、遣词造句的能力，而是你生活中感情积累和升华的能力，你张扬真情、抒写情感的能力，它最终决定一个词作家才情的高低。
词作家应该是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信念的人，对人世间美好的事物和情感充满敬意、充满感恩，他在生活中处处用心，悉心观察，深潜于现实生活之中，思索于形而之上，细腻又敏锐；在不断的生活积累中孕育和培养情感，善于将外界的物象内化为心中的情思，以新颖的视角和严谨的结构层层递进，用准确、生动、形象和传神的语言表达出来，在有限的篇幅里，呈现社会人生、人类情感的繁复和绚丽多彩。
然而，每个人的生活总是有限的，并受到时空的制约。人，只能在自己的位置上生活，而当你的歌词要表现你、他以及“我们”“他们”乃至“人类”等等命题时，你就需要化身，像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点石成金，有七十二变，“善变”的能力就取决于你的生活和情感的积累。比如，我们读港台词人林夕、林秋蓠的爱情之作时，惊讶他们把情歌写得如此缠绵、透彻、忧伤、无助，充满挫折感，如果仅仅靠自己的感情经历来写，也许就那么几首。然而，当情感从个人生命相联系的“大生活”中来，以你的阅历、你对生活的理解和人生体验，你对人世、人性、人情的体察，看尽太多的人世冷暖，看过太多的流水落花，与生活中别人的故事和心情感同身受，你就可以化身千万，写出“无数”的情感和人生。
是否可以这样说，歌词创作就是作者在“消费”感情，之后与听众分享感动，但你必须有“资本”和“财富”才行。词作家要拥有资本和财富，着力点要在生活的积累、情感的积累上提升自己，这样创作才能跃上一个新的层次，从而避免““码砖词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想就读过的几首写民工的歌词作一比较。有一首《打工仔日记》写道：
“快乐的故事，心酸的回忆／激情的抒怀，美好的希冀／啊，打工仔的日记／放飞理想的基地／那闪烁的点点心思／像燕像蜂又像蝴蝶／飞呀舞呀，舞呀飞呀／演化为人间一道亮丽的春色。”
应该说歌词的基调是积极的，但总感觉这不像打工者的日记，与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日常生活相距甚远。另一首发表在《词刊》２００４年５月号的《打工一族》是这样写的：
“青春被卡机越咬越瘦／行囊被风雨越洗越旧／乡愁被日历越翻越厚／汗水被自己四处出售。／心中有梦紧抓双手／眼中有泪藏在心头／面对人海车流高楼／背对故乡默默追求。／我们为生活打拼／我们为明天奔走／从春的开头到秋的身后／我们是漂泊在都市的打工一族……”
该词作者杨伟是河南内乡县人，因家贫初中未毕业就随乡里人常年外出打工，现在“别人的城市”里奔忙劳作，他至今没有也不会用电脑，却用心血和泪水写下很多歌词，词稿就写在小学生用的方格簿上，传递了社会最底层劳动者艰辛、无奈、坚忍和内心倔强的歌唱，令人为之感动。
杨伟是在写自己的心情感受，而词作家钱建隆先生写得却是别人的“故事”，歌词《谢谢你，民工兄弟！》（吴大同曲，载《歌曲》２００７年月１０月号）就不同凡响：
这里的大路有你的汗水／这里的高楼有你的劳累／这里的和谐有你的付出／这里的休闲有你的疲惫。／大路畅通了你在哪里?／高楼剪彩了你在哪里?／千家万户其乐融融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谢谢你，民工兄弟／有了你才有新城的崛起／有了你才有都市的美丽／我的歌是这座城市的心意／送给你、送给你、送给你／谢谢你，民工兄弟！
钱先生深谙歌词创作的要诀，一首约写的遵命之作，他选择了独特的视角，舍弃华丽和空乏的赞美，语言质朴而又真诚，一连串的排比句层层递进，把内心的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其词作的背后，正是他对民工兄弟悉心又细致的观察，有一种心手相牵的体认，心怀真挚的情感，当终于找到一个好的角度时，那炽热的情感便火焰般喷薄而出。这就是一个词作者所要追求的状态——心灵和情感“在场”的状态！
如何让自己处于“在场”的状态?文学创作有一个共识，著名作家巴金先生说，“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对熟悉的题材，我们要深深挖掘它，对不太熟悉的内容，要努力去了解它、理解它、感受它，摒弃浮躁，回归心灵，用全部的情感去锤炼一首歌词；我想，当思想、情感、形象和韵律都一齐到场的时候，那是一首好歌词降临的节日，它带着生活的质感和芬芳气息，带着征服人心的感动力量，它也必定是朴素、优美、真挚和撩人心魄的。
这种创作上“在场”的状态，也让我想起今年九月份，在杭州看女足世界杯巴西队对美国队的那场酣畅淋漓的半决赛，我为一个叫玛塔的巴西女球员（当选为２００６年世界“足球小姐”）而感动，这个看上去身材瘦弱，从里约热内卢郊区一个小镇的贫困家庭里走出来的姑娘，有一颗比男人更勇敢的心，像一团激情燃烧的火焰在绿茵场上奔跑，她用左脚后跟轻轻一挑，轻松晃过两人远射得手，毫无悬念地成为本届世界杯最亮的球星。大家都惊叹她过人的技术和速度，然而当下场后记者采访时，低调的她却说了这样意思的话：在场上要担当责任，要用爱去踢球。我们在歌词创作中如果也这样投入地去爱，用情感造句，为心灵写歌，就相信一定能写出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