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好不容易才盼来一篇真正具有批判意识和批评精神的文章(见《词刊》07年10期的《小议“码砖词派”》)，这在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歌词评论“幼儿园”里，实在是一件值得大力提倡与推广的稀罕事儿。然而当我怀着极其兴奋和好奇的心情，认真拜读了孙焕英先生的这一番“小议”后，却又感到了极度的失望和不解。
       
　　假如我们按照孙先生的说法，将歌词作品中各种绚丽缤纷的形象或意象(即“小议”中所说的“表象”)都统称为“砖头”；又将那些为表现和深化作品主题而运用的形象思维手段，都称之为“码砖”的话，那么一旦除去了这些“砖头”，一旦作者们都不再“码砖”之后，我不知那种歌词还能剩下些什么?那样的歌词又该怎么去写?
       
　　以被孙先生誉为“码砖词派代表作”的《我爱你，中国》为例：如果我们抄起大斧，把“秧苗”、“硕果”、“青松”、“红梅”、“甜蔗”、“乳汁”、“森林”、“群山”、“小河”、“清波”等一系列“表象”物，都砍去的话，那么剩下来的，就只有一句“我爱你，中国”这个歌名了，难道这就是孙先生所言的“必然的本质、规律吗”?
       
　　孙先生在他的“小议”中，使用了一个很有学问的词汇：“表象”。这个词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经过感知的客观事物在头脑中再现的形象”。恕本人才疏学浅，说实话，我看不出它与我们在创作中一般所说的“形象”和“意象”，有多大的区别，无非都是指“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事物而已。而“意象”这个原本表示“意境”的词汇，也同样是要由诸如：“碧波滚滚的南海”，“白雪飘飘的北国”等具体的景物环境所构成，因而这三种“象”，虽各有不同解释，但那也只是语言文字学家应当弄清的概念，对歌词作者而言，或是对“小议”一文所实际表达的观点而言，大体上都是同一个意思，因而我们没必要为此而纠缠——“表象”就“表象”吧，能让我们显得更渊博，更深奥一些。
       
　　其实，真需要搞清楚的，是孙文中所大量使用了的另一个关键词：“罗列”。“罗列”是什么?词典上的解释是中性的，不带任何褒贬，仅指“分布、陈列”，或是“列举”。若按此解释来看，我就是再怎么“罗列表象”，也没什么大错，“分布”、“列举”嘛，怎么就不行呢?
       
　　我猜孙先生批评的本意，是指：“堆砌”，也就是他所说的“码砖”，这才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措辞。“堆砌表象”就如“堆砌辞藻”一样，当然不好，是文学爱好者初学阶段幼稚的表现。但问题是，就一首歌词来说，到底“码”了多少“砖”，才能算是“堆砌”呢?这大概就不能由孙先生一个人说了算了。
       
　　我们可以再拿被孙先生“罗列”进所谓“码砖词派”阵容的四首词作：《好美的白洋淀》、《长江流过的地方》、《请到贵州做贵客》、《烟雨锁东湖》来仔细研读一下，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是不会得出“堆砌”的印象和感觉的，不信的话，不妨就让《词刊》搞个读者问卷调查，看看到底是孙先生出现了误判，还是我等低水平之人又一次的误读?
       
　　反倒是被孙先生所大肆称道的另两首词作：《我爱中华》与《可爱的中国》在我看来是根本不及格的作品，都存在显而易见的毛病。《我爱中华》开头两句就很别扭：“染黄我皮肤的是黄土地／我爱中华，我爱我的家”——就算那黄土地真能染黄作者的细皮嫩肉，又怎么就能因此而得出“我爱中华，我爱我家”的结论呢?“黄土地”就能代表“中华”吗?那东北的“黑土地”，江西、湖南的“红土地”又该找谁去呀?这也有点太牵强了吧?而接下来的第三句：“好儿女志在四方”，怎么听怎么是句“口号”，文革时插队知青或部队官兵都没少唱过。在这首词中，孙先生所提倡的适度的“表象”又在哪里?难道是指“至今心海奔涌黄河浪／眼底常绽长江雪浪花”吗?多亏了他没再继续援引该词的第二段：“熏黑我头发的是方块字/我爱中华，我爱我的家……”，中国的“方块字”，居然还能熏头发?真让我开了眼哪!
       
　　另一首号称“避讳了表象罗列之弊”的词作《可爱的中国》，比前一首要略好些。其开头两句：“为什么我常常噙着热泪?因为心海里奔腾着长江黄河水”，显然是从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那里学来的，只是学得有点笨拙，给后面的行文留下了自相矛盾的伏笔，一上来就说“我常常噙着热泪”，怎么到了第三行就又“天天满面春风”了?这首歌词通篇都给我以“虚情”、“矫情”之感，我尤其受不了“我天天满面春风”、“我天天有好心情”这两句，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吗?天天笑眯眯的，无忧无虑，心情极爽，我估计只有在精神病院里才能见到。
       
　　就是这么两首劣质之作(请二位作者及《词刊》编辑们恕我直言)，却被孙先生端出来作为前面提到的那些优秀作品的“样板”，且还断言：“谁能胜出，定论明明”。我不知那五位涉嫌“罗列表象”之罪的作者作何感想，至少，我作为旁观者是并不服气的。不错，“定论”确实“明明”，可我的“定论”，恰好与孙先生相反!
       
　　歌词创作离不开形象思维，更离不开“表象”的运用。但过多地“堆砌”，过多地“码砖”，的确是一种浪费。孙先生的本意或许只是想要强调，在创作过程中，对“表象”的“罗列”要适可而止，要有个限度，这我并不反对。但他在并未给出详细而又客观的分析之前，就粗暴而又武断地给人扣上“码砖词派”的帽子，这就难以让人信服和接受了。《我爱你，中国》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而“中国”更是一个包容万象的复杂概念，别说是“塞北江南”、“天上地下”、“金木水火土”、“红黄蓝白黑”、“春夏秋冬”、“日月星辰”等等，就是穷极所有作者的想象力，用尽所有的“形象”、“意象”和“表象”来表现这一主题，也未必就能表达得完整而清晰，当然，这不可能是在同一首作品中能够全部完成的。
       
　　此外，我还发现了孙先生的“小议”中，一个让我不太舒服的现象：在他认为是“相同相类题目下的成功歌词”中，他选择了《歌唱祖国》、《我的祖国》和《祖国万岁》三首做为典范。那好，就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家最喜爱也最熟悉的《我的祖国》吧：乔羽先生这首经典之作中共计出现了：“大河”、“波浪”、“风”，“稻花”、“两岸”、“家”、“艄公的号子”、“船上的白帆”、“姑娘”、“花儿”、“小伙儿”、“心胸”、“沉睡的高山”、“河流”，以及“好山好水好地方”、“大路”、“好酒”、“豺狼”、“猎枪”等等多达二十余种“表象”，其中“大河”、“河流”与“好水”；“稻花”与“花儿”；“好山”与“高山”等还都属同一概念内的事物，我想请教一下孙先生：为什么乔羽先生使用了这么多的“表象”，就不算“罗列”或“堆砌”，反而算是“成功”与“飞跃”，可到了那些不甚著名(瞿琮除外)的作者笔下，那些在我看来同样极具文学之美的词句，就成了令您厌烦的“罗列”或“堆砌”了呢?还有那首据孙先生所说，经周恩来、郭沫若，周扬、田汉等人“亲自参加修改了的”《祖国万岁》，自然也必是“成功”与“飞跃”的，绝不可能会去“罗列”或“堆砌”。我开始怀疑孙先生评判作品是否存在双重标准?毕竟，伟人与名人(或许还可以加上有钱人)是不太可能犯错误的。只是我愈发感到不解，按照孙先生的这种标准，我们这些无名作者还怎么去写词?用了“表象”就是“罗列”，不用“表象”呢，大概又成了“抽象的说教”，不知孙先生能否给我们指点一下迷津?
       
　　孙先生只一番“小议”，便给众多歌词作者划分了派别，还不无幽默地命名为“码砖词派”，说是继“豪放”、“婉约”之后中国词坛的又一大风格流派。我不知孙先生本人是否写过歌词，但仅从他的这番宏论来看，觉得他似乎也有资格自成一派了。鉴于他喜欢拿“砖头”做比喻，我不妨也来凑个热闹，开个玩笑，将他命名为：“拍砖学派”——拿“砖头”拍人也!不知他愿否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