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坛文丛］比兴的形象
作者：庄捃华
《词刊》 2008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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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人类思维联想的功能，歌词创作也常用有形可睹、有声可闻、切实可感的他物形象来显示或诱发出所要抒发的感情。
例如湖北民歌《石磙打来也不飞》：
我是喜鹊天上飞，
社是山中一枝梅，
喜鹊落在梅树上，
石磙打来也不飞。
红军是咱的亲兄弟，
长征不怕路途遥。
索玛花儿一朵朵，
红军从咱家乡过，
红军走的是革命的路。
革命的花儿开在咱心窝。
民间把喜鹊作为吉庆的祥物，梅花傲霜斗雪象征着生命之美，“喜鹊落在梅树上”是我国的传统艺术形象，乃寓意喜庆、美满。用它来表现爱社的主题，抽象的思想、无形的感情变成了可见的形象。而这传统的形象，丰富的内涵又增加了人们的联想，我们不仅可以由此理解社员爱社的心，而且可以感觉出公社化后农村欣欣向荣的气氛，感受到社员幸福的心情。“石磙打来也不飞”，画龙点睛把社员与人民公社不可分割的关系，和对人民公社朴素而真挚的感情形象地表现了出来。这种以别的事物打比方，形象地传达出内在感情的办法叫做“比”。
又如大型歌舞《东方红》里的《情深谊长》：
五彩云霞空中飘，
天上飞来金丝鸟，“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明朗而绚丽的景色，象征幸福美好的金丝鸟的飞临，触动了诗人的联想，联想到红军长征到彝家。“索玛花儿一朵朵”开满寨、开满山，从脚下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边。看着这鲜花的蹊径，想起了红军的道路；从自然界的鲜花，想到了红军在彝家心头插下的革命之花。触景生情，借景抒情，这就是常说的“兴”。
以比兴手法显示或诱导感情所构成的形象，我们称它为比兴形象。兴有时仅作为起韵与内容无关，如内蒙爬山调：
二套牛车咯愣愣响，
死活跟上共产党。
……
山头上长得一钵钵的蒿，
共产党政策哪儿也好。
……
青山绿水一道道沟，
好活的日子在后头。
……
这里每章上句都是兴的形象，但它只作为修辞手段而不是抒情的手段。所以，这类现象本章不予讨论，留待修辞部分。
比的形象必须与被比的思想感情有某些相同或相似之点，例如张士燮的《社员都是向阳花》，第一、二段词以藤与瓜的不可分离比喻社员与公社的不可分离，揭示了两层意思，一是“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公社是社员生命线；一是“青藤连万家”——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第三、四段以葵花向太阳比喻社员坚持公社化方向，也揭示了两层意思，一是“永远离不开她”——走公社化道路的坚定信念；一是“幸福的种子发了芽”——公社的道路通向光辉的未来。通过这一连串的比喻，把社员对公社的热爱之情一层一层地揭示了出来。通过这些形象人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理解这种感情的许多丰富内涵，而且可以具体而又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感情的程度。而这理解与感受正是共鸣的基础。
兴的形象与所引出思想感情的关系就没有这样直接，它更多的是气氛的渲染和形象的联想，决不能把“金丝鸟”与“红军”、“亲兄弟”、“索玛花”与“革命路”直接联系起来，做对应的理解。如果说比的形象的构思逻辑是“我心中的感情就像××一样”，那么，兴的形象的思维逻辑则是：“看到了××，使我想起……”比的形象注重感情的揭示，和被比感情是交织在一起的；兴的形象注重感情的酝酿，与所引感情是游离的，一般紧接兴的形象之后，用赋的形式把感情直接抒发出来。陕北民歌《蓝花花》、云南民歌《赶马调》，以及《半屏山》都是利用兴的形象使感情的抒发自然、浓郁。
比兴的形象也可以同时出现在一首词里，例如《白毛女》插曲《我要活》。“我是舀不干的水，扑不灭的火”是比的形象，紧接着又发展成了兴，“火不灭，水长流，世世代代的仇恨啊，我永远刻心头!”两种手法交织在一起，充分揭示了喜儿不杀仇人誓不休的激愤心情；比兴形象结合成一个整体，象征着勇敢倔强的喜儿形象。
塑造比兴的形象除了注意与思想内容、感情色彩的一致，还应当注意到与抒情主人公身份、性格的一致。《石磙打来也不飞》如果把“社”字改成“厂”字，把“石磙”改作“铁锤”，引文并没改变，形象与所比内容的性质也没有矛盾，但是读起来就是觉得不伦不类，原因就在“喜鹊梅花”这种民间传统形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农民的艺术欣赏习惯，用来比喻农民与公社很贴切，用来比喻现代工人阶级就显得不融合、不协调了。
比兴作为艺术手法，它塑造的形象只在一定艺术环境下与所比内容发生联系，它与客观生活中的这类内容并无必然的、固定的联系。所以，葵花向太阳，可以比喻社员爱公社，也可以比喻人民心向共产党，而在民间故事中，它是比喻男女情侣的。同样，喜鹊梅花可以比喻社员与公社，也可以表达“新嫂嫂到我家”，而在喜鹊梅花图上又可以题“欣欣向荣”。反之，同一性质的思想内容，同一种色彩的感情也可以用不同的事物来比、来兴，《我要活》中不是同时用“水”、“火”作比吗?一首词里尚且可以，何况不同作品中呢。如果误把艺术的比兴当做现实的联系，把比兴形象与被比内容固定起来，结果必然造成艺术的僵化和衰微，因为它从根本上违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