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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虚荣的贫困
作者:柯裕棻

《中外书摘》 2009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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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二三十岁的上班族大概都曾面临相同的生活道德难题:想买的东西永远超过自己能够负担的范围。
       如果真的放任自己为所欲为,那么,每年十月份各大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时期,真是危机重重,一不小心恐怕会倾家荡产,不等到打折结束即债台高筑,以至于接下来的一年都得努力偿还这笔冤债。造成这种结果的首要原因,除了物质凌驾精神、人的欲望无限之外,信用卡这种预先交易的负债制度也是要害之一。
       解决这种窘境的法子不外是:A、学着管好自己的欲望;B、学会精打细算;或者,C、把信用卡剪掉。如果这三点都做不到,只好等着负债了。
       社会学者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与新贫》一书中分析,对从前的社会工作伦理而言,贫穷的原因不外是赚不到钱或找不到工作。如果有了工作,有适当的劳动、储蓄与休息,那么一个人就不会是穷人,也不会负债。可是我们跟前是另一种消费社会的诡计,这个崇尚并且鼓励消费的社会造成了虚荣的负债。这种社会的贫困是看不见的,它看起来光鲜亮丽,丰衣足食,它虚荣的贫困来自失当的消费。
       一个人即使有了工作,仍有可能负债累累,只因为这个社会不断激起人的欲望,不断使人从消费中获得暂时的满足和更大的不满,从而追求更多的消费,永无止境。
       也就是说,从前的人很可能清贫,什么也没有,两袖清风,自以为穷得很风雅。现在的人却不再如此。现在的贫穷要不是完全赤贫、流落街头成为游民、排除于社会结构之外,成为所谓的下层阶级,就是名字底下负债数十万数百万,却仍然坐拥昂贵物品,人生全然倚靠名牌堆砌出一个表象。如此,实质的金融经济于人生而言,已经不如虚拟的负债数字和名牌的符号意义了。
       在新的消费文化现象中,女性的角色显得格外醒目与重要。
       在近年广受欢迎的美国电视剧《欲望都市》里,女主角凯莉恋鞋成癖,浪掷千金,她周身名牌的代价是信用卡负债数千美元。日本偶像剧《大和拜金女》中的女主角神野樱子,直接言明了爱慕虚荣的人生观。这个一心想嫁入豪门的空姐,住在狭小阴暗的租屋里,房里堆满名牌衣物,却吃泡面过日子。如果这些角色真的反映了某种不同以往的工作态度、人生观和价值观,那么,无疑这种人生已经不再从工作中求取成就与自我实现,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够花钱、谈恋爱,并且付出下个月的信用卡循环利息。在这个极端的例子里,工作只是这种人人生当中最底层的那道底线,是为了使这一切都能持续运作下去而不得不然的现实底层。
       这是工作与消费的大逆转,从表面上看来,人生的重点似乎从工作转为消费。工作尚且有个严苛的规范伦理可言,消费则没有伦理只有欲望。一旦进入了欲望的层次,难有规范。
       这种人生的表象与现实之间,暗藏一个隐隐的危机。这危机在于,如果有哪个环节出了错,人生极可能忽然一无所有。这时候想要清贫,想要无欲,都来不及了。
       这个诡诈的环节仍是工作,如果没了工作,就借不到钱,还不了债,没有信用,遑论消费。这是消费社会的诡计,人人得学着成为一个懂得自我控制的消费者。这过程非常痛苦;正如同早期资本主义要求人人学着成为一个有伦理的工作者一样。不论是像清教徒那样在工作中求取永世的福祉,或是像希腊人那样以自我的修身享乐为存在的意义,在这些追求的背后,总有一套难以违逆的社会规则。
       文学作品对于女性追求物质或虚荣的欲望有深刻的描绘。
       在小说里,男性的欲望对象多半是财富、权力位置或是女色(有的时候是男色),而女性的欲望对象则比较复杂多变,既幽微且深刻。对世人而言,女子的欲望似乎是个恐怖的无底洞,一个虚荣的女子多半没有好下场,也不应该有好下场。福楼拜写了《包法利夫人》,菊池宽写了《珍珠夫人》,杜穆里埃写了《蝴蝶梦》,菲茨杰拉德写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些故事里都有一个浮华的女性角色,其欲念之强烈,要不是毁灭了自己,就是毁灭了他人。在中文文学里,即使没有这样一个描写女性欲念的代表性小说,至少有一部《红楼梦》讲了王熙凤,一部张爱玲的《金锁记》讲了曹七巧,和一个背负数十年罪名、真人真事的、据说浪费无度的陆小曼。
       所以,如果相信了消费社会的驱策,以为人生的重点已经不是工作,而是消费或者游乐,那么一不小心就可能沦为包法利夫人。即使把自己嫁给了医生,无尽的挥霍不但无法拯救自己失去的人生与青春,也无法使欲望的马车停下脚步。
       在消费社会里刷卡的快乐其实不那样彻底,拼命买东西的自由也不是那样容易满足,社会的规范终究会追赶上来,一无所有的可能依然存在。虽然,驱使我们往前狂奔欲罢不能的是这个消费社会,然而使我们跌落泥泞一无所有的,也一样是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