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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诗歌流派的兴起，需要有一批倡导和实践的人；如果问题涉及的不是少数人的流派，而是像白话格律诗这样影响深远的诗体，那就更需要有一种群众性的诗歌运动(现在的人不喜欢听“运动”二字，但该说“运动”的时候还得用这个词儿)。
       
　　唐诗就形成了运动。它不仅是文人的运动，而且深入民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许多粗瓷茶杯上发现的大量民间小诗，就是生动的证据。正因为有了这种群众性的大高潮，唐诗才能达到那样一个高峰，对中国诗歌才会产生那样深远的影响，以致凡有文字处就有人通平仄。
       
　　五四的白话文也形成了群众性运动。可是白话新诗却没有。其原因主要在于语言突变之后，诗歌本身在形式上的不成熟。虽然新诗也有过一些小的高潮，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性的、持久的诗歌运动，也没能解决中国白话诗歌的根本问题。
       
　　可是，只要把眼界放宽些，情况就不是这么令人悲观了。
       
　　如果遵照诗歌自身的规律和中国古代及外国的通例来为新诗划线，我们应该说，目前中国新诗界把“新诗”的界线和“白话诗”的界线都划得太窄——在“新诗”中丢掉了歌词，在“白话诗”中丢掉了现代民歌。而亿万人(真是“亿万人”!)的歌唱运动，却正是目前开展最广泛的一种群众性的诗歌运动。
       
　　一部中国诗歌史，说明中国的老百姓需要诗歌。是诗歌的主人。每当文人们在那里钻牛角尖的时候，老百姓总是在走自己的路，创造自己的诗歌。而老百姓的这种诗歌，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和歌唱紧密结合。正是这种和歌唱结合的群众诗歌，不断给文人和创作诗歌以巨大影响，一次又一次使创作诗歌别开生面。而创作诗歌也只有从老百姓那里吸取营养，才会充满活力。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从诗到词，从词到曲，民间诗歌都起了关键性作用。这是一种健康的传统。在世界诗歌中，这种新陈代谢的传统，中国诗歌表现得极为突出，值得我们好好继承。
       
　　当代电视的普及，使舞台演出和影视作品深入千家万户，其中的歌曲也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特别是在城市，创作歌曲的影响远远超过民歌。
       
　　创作歌曲的歌词虽然由于配乐而不同于诵读的新诗，但它一般是作者个人写的，又和诵读的新诗相同而不同于民歌。这使它成为创作诗歌的一种特殊类别，是创作诗歌和民歌之间的桥梁。它可以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养料来丰富创作诗歌，促使创作诗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它和民歌一样具有歌唱性和群众性，有它发展的广阔天地，是今天因锁在书斋里的朗诵新诗无法与之相比的。
       
　　歌词具有诗歌的一切传统的基本素质：现实的描写和浪漫的抒情，明白而意味深远的表达方式，以及体现于一定诗歌形式的语音的美感。这一切，都是口头演唱中不可缺少的。没有了这些，听众对歌曲就不能理解，不能欣赏。抽象费解的思辩，诘屈聱牙的语句，都没有占领这片园地，也不可能占领它。因为口头演唱既不允许听众停下来作过多的理性思考，又不能妨碍乐曲的流畅。有些人以为这一切说明歌词是低级落后的。其实恰恰相反，这正是它的长处。
       
　　中国当代已经没有统一的诗歌界，只有“新诗界”“歌词界”“古典诗歌界”(包括研究和创作)和“诗歌翻译界”了。后面这些“界”，不仅是前面那个“界”瞧不起的，也是前面那个“界”瞧不见的；特别是歌词界，还是前面那个“界”逼出来的。
       
　　套用外国一句有名的话：不是他们缺了“诗歌界”，而是“诗歌界”缺了他们!——于是这个所谓的“诗歌界”就成了一个没有“歌”的“诗‘歌’界”，就成了一个分裂的“界”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诗界”，一个路子越走越窄的“界”。
       
　　偏偏就是这个被排斥的“歌词界”，现在却有广大的市场。有市场，就是有观众，有读者，有人“哼哼”它，传播它。某些人瞧不起这“哼哼”，可就是没有人“哼哼”你，有什么办法呢!
       
　　五四以来的新诗史上，究竟是哪一首新诗最深入人心，至今妇孺皆知?——我问过新诗界一些人，包括有些名人，他们似乎都没有思想准备。但只要细想一下，谁也不能否认，哪一首也比不上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而这正是一首歌词。那个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的形象，曾经鼓舞过多少中国人，现在又继续鼓舞着多少中国人啊!可是我们有几篇文章认真研究过这首作品呢?又有几本诗集收录过它呢?似乎一些人并不承认它是诗，至少是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它是诗。同样，张光年的全部理论和创作成果，恐怕还比不上《黄河》那样深入人心，诗歌界同样也没有承认和研究过这部作品。这还是像他们这样的诗人、名人!其他人比如被公认为“西部歇王”的王洛宾。1992年评出的124首二十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中就有他两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半个月亮爬上来》)。他是在联合国高唱民族歌曲的第一位中国人，他的成就举世闻名。而他的歌词，许多是他自己创作或者翻译、编译的。可是目前也不被承认为诗，他也不被承认为诗人。至于问到现在中国哪个诗人的作品最流行，如果你不带任何框框的话，只要看看电视，看看舞台，就不能不说，这顶桂冠非“乔老爷”莫属。乔羽先生的作品借助音乐的翅膀。风行神州大地：有时连唱的人也不知道作者是谁。这和苏联时期伊萨可夫斯基那样的诗人情况是多么类似啊!他难道不比某些写几句谁也看不懂的分行散文之类的人更值得称之为诗人吗?可是现在却只被冠以不伦不类的“词作家”的称号，这真该说是中国诗歌界的悲哀!这样一些现象究竟正常还是反常?是中国新诗比谁都进步?还是刚好相反呢?
       

       
　　用一只眼睛看，只看到现在那种诗正在衰落；用两只眼睛看，就看到还有另一种诗——即鲁迅所说的“歌唱的诗”，正在蓬勃兴起。放眼中国当代，唯一真正全民性的、持久的诗歌运动只有一个——这就是歌唱，这就是歌词的写作和欣赏。它和中国诗歌史上历次重大的诗歌形式变化一样，作品是和口头的歌唱紧密联系的。由于这些作品的作者属于知识阶层，又使它们不再局限于民歌小调，而是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当然，它也是有局限性的。演唱转瞬即过，不容人更多思考，所以歌词的表现往往比较直白，而歌词也只是诗歌中的一类，不能等同于诗歌全部。但像目前这样一个特定时期，我们不能不说，能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一种最重要的诗歌样式，就是歌词。
       
　　目前歌词免不了有鱼龙混杂的情况；而市场因素对它的影响也有消极的一面。我们有责任去研究它，提高它，而不应轻视它。歌曲的欣赏者是一支大军，歌词的写作者也有很大的数量。我们白话格律诗的创作者和研究者应该和他们结合。这样，我们会赢得更多人的了解，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广大的发展空间，我们的事业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天地。
       
　　当许多人正在为诗歌的出路发愁的时候，歌词正在悄悄地、然而又大张旗鼓地兴起。这种大张旗鼓是人人可见的事实；所谓“悄悄地”，是一些人对它视而不见，而它也顾不上为求得新诗界的承认而花费时间。当然这个热潮还处于较低层次，即少数人写作、大部分人被动欣赏的层次。但可以预期，到了一定的时候，从事歌词创作的诗人会兼写用于诵读的格律诗，一些没有写过歌词的人也会这样做。而现在的所谓“词作家”，一定会被承认为诗人，他们也一定会以真正的诗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无愧于“诗人”的称号!
       
　　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学创作的新诗中，虽然掌握话语权的主流缺乏明确的目标，也影响到一些业余诗歌作者和诗歌团体。但也还有许多业余作者正在探索新诗的发展道路，特别是探索诗歌的形式。这不仅体现在作品和文章中，也反映在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包括集会结社自印书报和网上活动)中，这种活动目前还不太多，也还不成熟，但规模正在继续扩大。此外，旧体诗词在中国仍旧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它的革新潮流，也早已出现。不过，这些一般都被承认为正宗的“诗”，大家也都比较注意，本文就不多谈了。
       
　　总之，我们完全应该对中国诗歌的前途满怀信心。我们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诗歌的希望，就在群众性的歌唱运动和诗歌运动身上!
       
　　当中国是一只睡狮的时候，中国的诗曾以夺目的光华震惊世界。
       
　　而当中国这睡狮醒来，中国的诗却睡着了。
       
　　但中国的“睡诗”也正在醒来。
       
　　它将重新让世界在它的光华面前眯上眼睛，并从它身上看到世界诗歌的希望。
       
　　(节选自《中外诗歌研究》2006年第三、四期“第二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论文选刊”《放开我们的眼界——论当前中国诗歌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