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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初学写词的朋友对我讲，他曾不止一次捕捉到较为理想的创作素材，但都因语言运用不佳而未获成功，不过也从失败中获得一点启示，即歌词在表现不同的题材和素材时，需运用。能与之相匹配的语言，否则，即便把语言写得很华丽，寄出的作品也照样被刊物的编辑给枪毙。
       
　　这位朋友所获得的这点启示很正确，在歌词习作中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切入点，并沿着这个切入点下一番功夫。词的语言不像诗，诗只要注意可读性就够了，可歌词的语言还要强调它的可唱性，对语言的要求要做到既精练又生动，即深刻又易懂，还要有较为明显的节奏感和旋律感(即可唱性)，好为谱曲者提供方便。为什么当年乔羽同志通过电话为王立平同志朗读他为电视系列剧《聊斋》所写的主题歌词《说聊斋》时，乔羽同志朗读的话音刚结束，王立平同志为该词所谱的曲子便出来了，原因就是乔羽同志的词为谱曲者提供了足够的方便。这样讲是不是说歌词对语言的要求太复杂?其实并非如此，如果让各种要求都一步到位感到有困难的话，可以分两步走，即先做到让语言风格与所表现的题材或素材相匹配，然后再强调其可唱性，其实，只要第一步做得好，可唱性就自然会潜藏其中，不过有意追求总比无意凑巧要好，如果词作者能懂点音乐的话，对实现这一目标会更有利些。
       
　　实际上歌词所使用的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生活语言：即群众常用的口语，其中不乏珍奇，如“儿是娘的心头肉，儿行千里母担忧”，像这样富含亲情和真情的生活语言，无需加工便可直接使用，若使用得当会产生极佳的效果，比如乔羽同志就把“人在廊檐下，不得不低头”这句生活语言用到了他的《说溥仪》一词中，活脱脱勾画出了溥仪在当上伪满洲国皇帝后的真实处境，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一定要得当，否则反而会弄巧成拙。
       
　　第二类是通用语言：即具有共性的语言，如《爱我中华》这首词所表达的是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心声，故应当使用具有共性的通用语言，该词是这样写的：“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族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另外像《歌唱祖国》《长江之歌》的歌词也属此类。部队是由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共同组成的一个大家庭，当然需要用共性来维系这个整体，故反映部队生活的歌词也大都使用通用语言。
       
　　第三类是特色语言：指的是具有地域或民族特色的语言，其特色主要从风格和用字、用词两方面体现，比如有一首题为《四十岁的女人》的歌词，描写的是一位爽朗、泼辣的农村中年妇女，作者使用了如下的语言：“四十岁的女人是金秋的坡，四十岁的女人是红透的果，沉甸甸的岁月肩头上扛，全家人的苦乐手中握，哭一声，半截村子悲，笑一声，满街筒子乐。”歌词一开头便展现出了农村风貌，乡土气息，即亮出了主人公所处的环境，三、四两句写出了主人公的泼辣、能干，最后两句是写主人公爽朗的性格。语言的风格与素材十分贴切，如果把最后两句改为：“哭一声，月亮也悲，笑一声，星星也乐。”这样一改，语言的风格和情调便发生了变化，与爽朗、泼辣的农村中年妇女形象也就不匹配了。
       
　　又如歌词《唐古拉，我永远的家》，一看题目便知是首高原题材的作品，因此，歌词中便出现了像“哈达”“吉祥”“呀拉索”等高原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语汇和衬词，自然也是为了与词中所写的地域环境及民族特点相匹配。
       
　　第四类是创造性语言：即作者从作品的题材和风格需要出发自行创造出的独家语言，如歌词《命运不是辘轳》中的语言：“黑黝黝的铁脊梁汗珠子滚太阳，风吹篱笆雨洗窗泪花泡月亮”，可以看出，这类语言有着合情不合理但却生动感人的特点，但对初学写词者来说，最好不要盲目模仿，因为创造这种语言不仅需要熟透的生活基础，还要有厚实的语言功底，若功夫不到就盲目模仿有可能导致编造而不是创造。曾见有人用把动词、名词、形容词换位使用的方法来追求特殊效果，如“大地皎洁着月光”“天空灿烂着太阳”，但这并非创造。也见有人故意追求词意的荒诞、怪异，如“一弯孤独的残月，把我的梦切割得遍体鳞伤。”像这样脱离生活基础的所谓创造，对初学写词者来说还是慎行为好，因为弄不好倒有可能会导致思维的扭曲，最后把歌词写成四不像。
       
　　如果把构思比做骨架的话，语言便是肌肤，欲使肌肤丰满，就要向生活学习，向各种不同的社会人群学习，学习各种不同人群语言的表达方式，探索各种不同语言中蕴含的情感因素和个性因素，不断丰富自己在这方面的感性和理性知识，当你有了丰厚的积累之后，不管写什么题材或素材，在语言的运用上就会感到得心应手，因语言运用不佳而导致好题材、好素材夭折的现象就会少出现甚至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