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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外事组在山西临县诞生
       1947年国民党进攻延安前夕，美军联络组撤出延安。当时，美军组长是一位名叫赛尔斯的上校军官。他们是分批撤退的，最后只剩下几个人，赛尔斯最后走。撤退时间，我记得是在3月7日。就在美军联络组撤走前两个多月，赛尔斯上校还举行新年招待会，刘少奇夫妇、朱总司令夫妇都出席了，气氛友好。赛尔斯上校走时，送他上飞机的中方代表只有我了(作者当时在中央军委外事组工作——编者注)，没有更大的官送他了。他上了飞机，频频向我们挥手致意，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在美国武器装备支持下向延安进发了。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空城的时间是3月19日。
       美军官兵撤走后，我们自然也没有必要再呆在延安。我同马牧鸣、毛立青等同志一起背着行李、背包，从延安撤出，一直走到黄河边，夜渡黄河，继续随着中央队伍走，也不知道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后来，走到山西临县三交镇附近，朱总司令的警卫员李树槐(解放后任公安部警卫局局长)骑马赶过来，传达上面的指示，说是就地停下，不走了。我们就在三交镇附近住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这一带就是当时中共中央后方党委的驻地，党委书记是叶剑英，杨尚昆、邓颖超担任副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都在陕北前线打仗，原延安中央机关中不需要留在陕北的，也都聚在了这里。
       过了一个多月，记得是在1947年5月1日，叶剑英、王炳南把我们这些人找在一起，宣布中共中央外事组成立和外事组领导成员名单。外事组主任就由叶剑英担任，副主任是王炳南。王炳南是20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党员，一直协助周恩来搞统战工作，西安事变时，曾为我党统战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外事组设顾问一人，是马海德。下面设三个处。即研究处、编译处和新闻处。研究处处长是柯柏年，当时没有副处长，1948年，张香山来任副处长。编译处处长是徐大年(解放后名徐永煐)。徐永煐是20世纪20年代入党的老同志，也是唯一长期在美国工作，直至1947年延安撤退前才回国的党内有留美经验的同志。编译处副处长是章文晋。章文晋是周恩来同马歇尔谈判时的翻译和助手，英文好，工作作风细致认真。新闻处处长是董越千。董越千在晋察冀军区时曾给白求恩当过英文翻译。新中国外交界的重臣或元老级干部，如黄华、乔冠华、龚澎当时都没有在外事组。黄华随刘少奇和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晋察冀军区的阜平去了，后到西柏坡，续任朱总司令秘书。乔冠华、龚澎都留在香港工作，没有回来。另一元老陈家康代表中国青年组织到布拉格开会，也没有到外事组。
       处下面设有科。研究处设两个科，第一科科长就是我，负责编《美国手册》；第二科科长是吴青(女)。吴青是燕京大学学生，较早加入共产党，后来代表中国去布拉格参加国际妇联的工作。吴青走后，由王朴继任科长。王朴英文好，抗战末期参加东江纵队工作。第二科负责编《供您参考》。这是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根据当时所获得的有限的外国报刊材料编写，由柯柏年主编。
       编译处下只有一个科，科长是马牧鸣。该处负责翻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即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党》、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
       新闻处下设两个科，一个科长叫陈应，另一科长是刘华锋。除三个处外，还设一个行政科，科长是曾远辉(后任满洲里外事处处长)，副科长是郭戈奇(后任成都大学教授)。
       1947年5月1日，叶剑英主任向中央就上述情况作了报告，指出：“外事组包括南京、北平、延安三处外事人员，已于5月1日改组，现有工作人员二十余人，分为三处。”并详细报告了各处工作计划。其中，研究处的题目有：“一、四外长会议后形势与中国问题；二、美国经济恐慌；三、英美矛盾与美国走向孤立；四、党的外交政策。”编译处主要是上述各译题。关于新闻处工作，则报称：“参考材料每日印五六页，已出十一期。”
       当时解放战争开始，敌强我弱，忙于打仗，实际上没有什么外事工作，为什么还要成立一个外事组呢?这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办的。周恩来认为，这批干部有一些外事经验，也懂一点外文，可能成为新中国搞外交的骨干。不要走散了，以后不好找。应该成立一个机构把他们保留下来。
       我们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如有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回来的，包括柯柏年、王光美、董越千、刘华峰、王朴等同志，有从重庆、上海、南京回来的，如王炳南、章文晋等同志，有从延安出来的，有我和马牧鸣等。外事组当时聚集了大约二三十名干部。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外交工作的骨干。张香山解放后做过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徐永煐解放后做过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后转抓中央编译工作，主持翻译毛选。章文晋解放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董越千解放后做过外交部国际司司长、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驻瑞典大使。张颖(章文晋夫人)曾任全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吴青后来代表中国参加国际妇联工作。马牧鸣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驻尼泊尔、西班牙大使。陈应20世纪60年代任驻蒙古使馆参赞。刘华锋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陈浩长期担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王凝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褚启元任驻津巴布韦大使。陈佩明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国际部主任。刘文仲任外交部档案室主任。孙少礼任外交部新闻司专员。赵颖任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等等。
       外事组的日常工作
       外事组成立后，与其他部门并称为中央八大机关。究竟是哪八大机关，我也说不清楚，大概是：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部、中央办公厅、军委办公厅等等吧。当时，周恩来虽然正转战陕北，协助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局，异常忙碌，但他仍然十分关心外事组的工作。1947年7月31月，他给叶剑英主任的指示信中指出，外事组的几件工作就是：“译好毛主席重要著作及少奇关于修改党章报告，编译两三本介绍解放区的小册子(如土地改革、爱国自卫战争)，编译两三本研究国际问题的工具书(如美国手册、译词统一表、美共介绍等)，有系统地研究几个国际专门问题(如美国独占资本或经济恐慌，联合国与战后各种国际会议，战后世界贸易问题等)。”并指示叶剑英主任设法“为外事组从外边订购最低需要的外文报纸杂志两份，委托黄华同志转交”(叶剑英、黄华当时均在河北省平山县)。在此前后，他还给王炳南写信说：“对于外事组，应将重心放在翻译几本毛主席的重要著作，编译几本有关美国的工具书，编译几本有关解放区基本政策的小册子，就是为这些事，花一二年功夫，都要得。”11月10日的信中又说：“编译方面，译毛、刘著作，望仍照原计划进行，勿停勿
       懈。编小册子，目前只能编写解放战争及土改两种，今冬明春要将解放战争写出，就很好。美国手册，能在明春编成也很好。”周恩来还考虑到外事组干部相当部分是年轻干部，只参加过地下工作或学生运动，没有经过很多锻炼和考验，因此，特别指出：“你们应以三分之一的人数轮流参加土地改革，到群众中去锻炼。”刘少奇也说过，我们这些人接触资产阶级多，接触工农群众少，应当加强基层锻炼。中央外事组就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这些指示安排工作的。
       外事组的生活是紧张而活泼的。初期，大家一起帮新华社翻译电文。新华社收到的外电，时间要求紧，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就由我们帮助翻译，出参考资料，感到忙碌；后来，把工作交还新华社，按各处分工办事，就没有那么累了。我负责编《美国手册》，在柯柏年领导下，该翻译就翻译，该编辑就编辑，基本做到了按部就班，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全书基本完成，按问答式写，分若干题，每题都有问有答。柯老的意思是：这本手册是解放区第一本介绍美国基本情况的书。应当尽量做到简单明了，易查易懂。《美国手册》在解放初期出版，虽然内容还嫌简单粗糙，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全书前后共印出四版。
       编书之余，我受命就在本村和附近村落参加土改，这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安排的。有些同志投入全部时间，我没有参加全过程，只参加一些批斗地主的大会，听群众“倒苦水”，批地主剥削。当时我只认为，自己出身不好，应该接受阶级教育，没有什么其他考虑。那时候参加运动也只是听听会，没有其他事。以后，学习了《土地法大纲》，对土改的认识才深入了一步。
       外事组支部生活是正常的，定期开小组会和支部大会；还选举模范党员，当选的是美籍中共党员马海德。马海德同志以外籍人士，远渡重洋，来和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很不容易，所以大家一致同意选他。发展党员的工作也抓得很紧，王光美、马牧鸣、任新韦等同志都在这时相继入党。王光美入党时，我是小组长，同她谈过话，后来有人误传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实际上，她的介绍人是张香山的夫人孙少礼，不是我，另一人可能是柯柏年或王朴，记不清了。
       山村的生活是简朴而又枯燥的。那时不可能有多少娱乐，业余生活甚至比延安还差，因为延安时期人多，可以互相来往，周末有时组织些舞会，但这时，大家都圈在一个小村子里，没有这个条件。主要业余活动当时只有一件，就是打扑克一桥牌。褚启元的“桥艺”精湛，教会了不少学生。每逢休息时，柯柏年经常和我们在一起打牌消遣。偶尔想跳舞时，也利用老乡的打麦场组织舞会，因为这样的场地比较平坦，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来过。和延安一样，跳起舞来，人们完全没有什么领导、被领导的区别，都一起欢跳，一起聊天。
       刘少奇在和王光美结婚前，到外事组看过她，和我们也打招呼。他平易近人，只是他带来的警卫出于保卫首长安全的责任心，把住屋门，严格进出，如果里面动静大了，他还要探头探脑往里看，生怕出事。王光美后来同我们谈起这一点，感到很尴尬。大家也都不禁异口同声地感叹：千万不要做大首长，做了大首长，连谈恋爱都不方便。
       1948年春，中央决定，外事组转移到以刘少奇和朱总司令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的驻地。因为这时战局已有较大变化，原在陕北坚持的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也在向西柏坡集中。留在山西的后方党委准备取消。接到命令后，我们就打点行装，准备行军。外事组领导派董越千、褚启元、毛立青等同志打前站，因为董越千长期在晋察冀工作，熟悉情况，褚启元和毛立青年轻、精干，先走一步，可为全组做好安排。我随大队前进，但这次就和去延安时大不一样了，因为路上没有一个敌军，没有一个碉堡，也不需昼宿夜行，随时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过雁门关时，很多同志还特别注意观察一下这个雁北名关，凭吊一下古战场。
       这样，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到达了我阔别四五年的河北省平山县、建屏县一带。先到西柏坡的同志们已经为我们安排好驻地，大队人马就在离西柏坡不远的柏里村住下。王炳南在路上就向大家宣布我军已收复延安的消息，大家在极度兴奋的心情中，放下了行李。中央外事组就这样从晋西北转到西柏坡附近，一住又大约一年。战事发展越来越顺利，新中国的诞生已是指日可待了。
       站稳立场成了外事组的守则之一
       时光流转，一晃眼，到了1949年的1月。有一天，我们接到通知，要到西柏坡听周恩来的报告。西柏坡离我们外事组的驻地还有好几里地，当时规定是科长以上干部去。王炳南就带着我们大家去了。周恩来给我们做了一次外事报告，这是我听到的周恩来所作的涉及外交政策的第一个报告，也很可能是他关于这方面的第一个报告。可惜没有记录，但大体意思我还记得。
       周恩来告诉我们：过几天，人民解放军就要向天津发起总攻，大家应该做好准备，前往天津。以后，你们要去接管天津外事工作。他首先分析了解放区战场的形势，提出原来我们估计要五年才能胜利，现在看起来不用这么长时间。周恩来这番话令大家都感到十分振奋。1946年7月才开始大打起来，经过1947年、1948年，到1949年初，才三年不到，原来估计要到1952年可能获胜，没想到1948年底就形势大变了。
       周恩来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大体上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外事政策方面。周恩来详细谈到进城后如何做好外事工作。报告没有全面分析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主要是讲进城后的涉外问题。强调进城后，首先要稳定局势，涉外工作要为这一目的服务。对帝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要加以区分。对原帝国主义国家使领馆外交官在未和我建交前，均按侨民对待。对外国人的财产要保护，不没收。并提到河北省献县天主教堂神父受保护，土改时。没有动他们的财产。表扬了这种做法。对外商企业可以允许其营业，但要接受我们的管理。这些大的原则定下来。体现了在外交工作上的区别对待精神，在外交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给初期外交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也规范了一些重大的方针性问题。第二部分是外事工作干部本身应注意的事项。周恩来当时特别强调纪律，外事干部遇事要多请示报告，外事干部就是文职的解放军，外事工作对外影响大，所以外交无小事，外交大权在中央，各地不得擅自行事。周恩来对干部的要求，以后发展为十六个字的完整表述：“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这成为外事干部的基本守则，一直沿袭至今。
       从西柏坡到天津，我们大家这次就不是用脚走路了，而是乘坐一辆大汽车，先到了石家庄。在石家庄停了一夜，就从石家庄经过冀中大平原，一直开到天津郊外。一路
       上，大家都满怀着胜利的喜悦心情，也憧憬着未来的光辉前景。
       我们到天津郊外时，天津刚刚解放。我们进了天津城后，住在天津的罗斯福饭店。罗斯福饭店现在可能没有了。也可能改了名。在罗斯福饭店住下来以后就进一步分工，一部分留在天津外侨事务处，黄华、章文晋、马牧鸣等人都留在天津了。黄华、章文晋分别是天津军管会外侨事务处的正、副处长。但是没隔多久，黄华就离开了天津，调到南京。转任南京外侨事务处处长。黄华也是燕京大学出身，他去南京，主要为的是联系解放前的美国末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方便，司徒雷登曾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当时有意访问北平，与中共接触。黄华走了以后，章文晋接任外侨事务处长。章文晋后来又调到外交部。我没有到天津外侨事务处，而是继续往北平走，王炳南、柯柏年都是往北平走。我到北平郊外时，北平还没有解放，林彪大军正围着北平城，在和傅作义谈判。在郊外果了一段时间，后来北平解放了，我们进了城，还是在外事组，没解散，就住在和平门西松树胡同一个四合院里。
       进城后，到外交部成立前，外事组名义上没有解散，但分成两部分。王炳南带着王凝、王朴、曾远辉等同志，还吸收一些新人，包括韩叙等，在御河桥北平市军管会所在地办公，筹办外交部成立事宜。柯柏年则除参加王炳南主持的工作外，还担任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的主要助手，主持北平市外侨事务处，协调处理北平市的涉外事务。我留在松树胡同办公，根据柯柏年的指示，搜集日本侵华造成我国各种损失的材料，可能是预备有朝一日向日方索赔。这件事做了一阵子，没有大结果，也没有派上用场。在这期间，外事组研究处在松树胡同又吸收了一些新同志，其中有张再、龚理嘉、严梅生等。张再后来担任过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一天。王炳南召集了解散中央外事组的会议，我参加了。我记得王炳南宣布了外交部科长以上干部名单。外交部成立的时候，司长的级别都是很高的，柯柏年是美澳司司长，伍修权是苏欧司司长，夏衍是亚洲司司长，不过夏衍在上海，没到任。当时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副部长是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任办公厅主任。王稼祥被任命后，实际上没在外交部上班，马上被任命为第一任驻苏联大使。章汉夫在上海当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因为当时刚解放，上海的情况还很复杂，在这个帝国主义的老巢里，好多西方的企业怎么处理，需要有个大员在那里亲自掌握，所以章汉夫就去了。实际上主持外交部工作的是李克农，但李克农本人又是党中央的总情报部部长；他的任务很重，所以更具体的工作实际上就是王炳南做。外交部成立后，我担任了美澳司美国科的第一任科长。当时外交部编制是除办公厅辖处级单位外，各业务部门都是司、科两级。中央各部统一改部、司、处三级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了。这是后话。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外交部正式成立的日期也应该是这一天，因为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公告中，就已经明确声明：“但凡遵守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等各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随后，周恩来总理又以外交部长身份发表致各国政府公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需要的。”外交部长已经出面，而外交部尚未正式成立。外交部的正式成立大会则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在老外交部大楼里，正式宣布了新中国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
       1949年11月8日外交部成立
       外交部成立大会是11月8日在老外交部大礼堂举行的。这幢建筑是德国式的，很有气魄，雄伟壮观；分上、下两层，砖砌的，楼顶很高，楼梯很宽。它是清朝末年直至北洋政府时代办理外事的老衙门。大楼所在的胡同就以“外交部街”命名，直到现在这个名称还没有变。记得在1953年朝鲜停战以后，我陪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主席、印度代表柯尔将军和他的顾问访问北京，当汽车拐进外交部街的时候，狭窄的胡同，嘈杂的人群。不起眼的旧式矮房令他吃惊。他曾问我一句：“你把我带到哪里去了?”大概他以为像外交部这样的大机关一定会在通衙大道上。可是，当汽车拐进大门，在外交部高楼前停下，我领他们进入楼内时，他又“嘘”了一声，感叹建筑物的堂皇富丽、气势恢弘。这幢建筑曾经书写过一幕又一幕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史，但也就是从这里，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闪现了最初的光辉，并且逐步影响全世界。在这里办公，真是觉得沧桑巨变，感慨万千，当然，也十分自豪，对新中国未来的美好前景充满希望。
       外交部的大礼堂也是很大的一个大厅。外交部成立初期，在北京饭店宴会厅盖成以前，就在这里举行国庆晚宴，加上周边的办公室，一起招待外宾。
       11月8日晚上8时，成立大会就在外交部大礼堂举行。主席台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台上铺有地毯，放着鲜花，并且设有一个小的记录席。台下并不是一排排的长椅式座位，而是用很多小圆桌子围起来的形成半圆形的会议桌，因为当时参加大会的人数不多，而且好多重量级人物都没参加。例如，王稼祥去苏联当大使，章汉夫在上海，陈家康在国外，黄华在南京，章文晋在天津，其他很多干部尚未调来，只有原中央外事组在北京的人员、北京外事处的人员和一些新调来的大学生参加大会。人们记得，参加大会的只有约170人。会议安排得很好，所有参加的人后来也都感到十分兴奋，但唯一遗憾的是，像这么一个重要的、又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居然没有留下一张合影照片!
       外交部成立时，干部只有248人。据统计，当时科长级以上干部是47人。一般干部201人。其中抗日战争或更早参加革命的有68人，新中国成立前后参加革命的是180人。文化程度方面，留学生17人、大学生140人，两者合计占63％；懂外文干部约140人，占56％，非外文干部108人，占44％。此后不久，又从部队调来一批将军，如耿飚、黄镇、姬鹏飞、袁仲贤、彭明治、王幼平等，担任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新中国的外交队伍如同整个中国革命队伍一样，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