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个是中国的首辅大臣，一个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当，时代相同，风云际会，砥柱中流。面对共同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历史发令枪猛然打响，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赛道上，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同时起跑。怀着富国强兵的同样梦想，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为领军人物，带领各自的国家一路追赶。尽管日本起步比中国还迟，然而最终结局却大相径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摇摇欲坠，日本帝国则一飞冲天。
世事流云，人生飞絮，同样是“经世之才”，一个身背骂名，抑郁而终，一个大功告成，奇勋盖世。出现这样悬殊的结果，令人深思。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五十天。一代大家梁启超便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一书，该书叙述评价了李鸿章的风云一生。并率先把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分析。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客观环境方面，难比伊藤。梁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念下进行评判，指出“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而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
梁启超不愧学贯中西，识见犀利，千载而下，对李鸿章认识评判如此准确全面，恐怕也无出其右者。不过，梁任公只见树木，未见森林；只见其果，未证其因。
据李鸿章的幕僚范当世说，李在直隶任内，喜看《
管子》，甲午战争后喜看《庄子》。就这么两本书。李鸿章是沿着传统的科举道路进身的，他的知识结构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这种知识结构本身的弱点与缺陷，决定了他不可能走得更远。著名科学家周光召指出：“中国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善于做定量的数学分析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所以对自然界的理解常常是一种猜测，缺少科学根据。”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不乏深刻的见解，合理的成分，但总体上，其基本主张、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与现代化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著名学者梁漱溟，晚年也曾深刻反思说：“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
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显然要比李鸿章开阔新颖得多。梁启超说：“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他学过汉语，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洋学中获得启益。1863至1864年间，他曾留学英国。时日虽短，见识颇丰。他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直至做了总理大臣，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
然而，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练淮军、兴北洋；制造兵器、倡设铁路……如果没有点儿洋务真功，能办出中国47个“第一”?如果仅仅从自身文化结构上找原因，显然是不够的。
追根溯源，李鸿章的脚跨进了新时代，而脑袋却还留在旧时代。如梁启超说：“伊藤博文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尽管他接受了鸦片战争后“经世之学”的影响，但他对西学的了解，始终停留在比较浅薄的“器物”层面上。他作为大清重臣，迫于满朝清流物议之压力，变革只敢触及器物层面，绝不敢越“中体西用”雷池一步，抱残守缺，胶柱鼓瑟。“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如他自己所言，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如何正确对待“西化”和西方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鸿章既羡慕西洋文明的巨大威力，又以封建士大夫的主流意识，固守中华文化天下第一。中西文化的矛盾与不调，妨碍了他在深层次上吸取西方近代文化。他培养西学人才，要么为军事人才，要么为翻译人才，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政治和文史等学科的。在事关国计民生的大政方针上，他遵循历代封建王朝“重农抑商”的弊政，只为清政府谋财，不重视为老百姓谋利。他只重视“劲卒”，不重视“豪商”，推行缺乏经济灵魂的政策结果，是中国既没有“豪商”，也没有“劲卒”。整个中国的近代化，都是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
伊藤博文“喜好洋风”，是“欧化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但他顺应大势，照顾国情，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扭转了浅薄庸俗、极端西化的倾向。日本一时出现了西服与和服并存、酒吧与茶室共处、西洋歌剧和日本浮士绘竞相夺目的奇观。在此基础上，伊藤博文大力“劝奖百工”、扶持私营企业，使日本经济欣欣向荣。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强调“富国强兵”，但伊藤博文却始终把“殖产兴业”作为“富国强兵”的基础。伊藤博文既重视“劲卒”，更重视“豪商”，结果日本“豪商”遍地。“劲卒”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