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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经历了此起彼伏的对拆除北京旧胡同现象的口诛笔伐，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似乎不约而同地恢复了镇静。北京旧胡同开始变成了一件人人爱怜的“皇帝的新衣”，人们似乎不再轻言拆除胡同的种种理由。坚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开始担心，稍有出言不慎，就容易背负上忽视和遗弃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责。
       我本人无意反对保留和振兴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无论如何不愿意在“大众话语霸权”下接受那些不切实际的结论。通过实地考察，人们不难发现，目前北京残留的大部分老胡同都是贫民窟，拆掉这些胡同已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
       首先，新中国定都北京后，没有采用梁思成等专家关于保护旧城的规划方案，而是由决定采用了苏联专家的建议，将北京定位为现代工业城市的模式。这样，原来只有62平方公里的旧城的命运就不难想象了。现代工业的肢体破墙而入，使原有的北京古城面貌全非。如今已经是积重难返，覆水难收。其次，北京老胡同里的房子，大多是低劣的砖木结构。年久失修后就成为危房。居住质量暂且不论，居住安全甚至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时至今日来奢谈保护北京老城，虽然是亡羊补牢，但实在是太迟了一些。
       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矛盾状态，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我们都不得不尴尬地加以面对：今天，当人们在长安街上漫步，可以看到很富丽堂皇的景象。但我们稍稍沿一条巷子往里面走走，马上就看到贫民窟一般的老胡同。如同一个人穿了件新棉袄，外面看上去是绫罗绸缎，可里面却到处暴露着烂棉花。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新旧交替阶段的典型写照吧。
       有些海外来客，自称是专门回北京来寻找当年的胡同的。他们发现，原来印象里的胡同有的拆除了，有的变成大杂院了。拉洋车的祥子们也开上出租车了。于是好不伤感，博得了很多人的同情。其实，这些人平时也挺忙的，并不是整天在惦记着我们北京胡同的事儿。他们只是偶尔或顺便回来一次，然后充满怀旧地唠叨几句。这些人和那些现在一天到晚在胡同里晃来晃去的某些老外有些类似，他们已经提前“现代”过好几把了，只是希望别人还保持原始。问题是，我们到底要为这些人的怀旧情感支付多少代价?当我们奢谈以人为本的时候，是否真正考虑到了目前在胡同里居住的人们?
       当然，我并不是说北京的胡同没有文化价值，我也不赞成把它们统统拆掉。比如像皇城、恭王府这些达官贵人的比较完整的四合院，还有一些坐落有文化名人故居的胡同，也是应当保护的。奇怪的是，有人一谈起北京的胡同，好像以为现在北京到处都是像梅兰芳、老舍故居那样的完整的四合院。其实，这类保存完整的有文化价值的东西，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么多。这么多年来，这种把胡同大杂院和有文化价值的四合院混为一谈的说法，不知误导了多少海内外人士。
       但不能不看到，一般的所谓北京胡同民居，大多是典型的河北农村民居小院在城市里的翻版，色彩单调灰暗，缺乏生命的绿色，有的胡同里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既没有江南水乡的清秀，也没有西域边城的神秘。文化遗产也分三六九等，完全没有必要一概保护。就像一个家庭里常年积累了很多旧家具，挤满了生活的空间，那么就免不了要抛弃一些不需要的东西。被抛弃的东西中一定会有日后令人捶胸叹息的古董。但是如果大家都存心留着旧东西并指望有朝一日把它们变成古董，这些“古董”也就不值钱了。自古以来，人类对待古董古玩的心态，其实就是在有意无意地保留和遗弃之间孕育的。
       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17岁的单车》中，人们再次看到了老胡同居民生活的灰暗和困窘。这部以胡同里的孩子们血腥斗殴为结尾的影片，足以使官方体验尴尬，以至于这部影片迟迟没有被批准在国内公开放映。更有趣的是，影片的摄像师刘杰是这样叙述他对美的认识过程的：“1995年，我要在北京安家，一度选中了什刹海。可是当我走进胡同里的那些房子，我才知道那里没有上下水，没有像样的厨房，生活实在不方便。我到郊外去，看到一些荷兰式的房子，一尘不染，生活设施完备，我觉得那才是我想要的生活。2000年，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几乎走遍了北京的胡同，我意识到，那才是最美的地方。”多么矛盾的语境!刘杰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不属于弱智群体的人们大概都不难解读为：胡同里那些破房子，是我这类人不要去住的，我属于一尘不染的荷兰式社区的；但是，在电影美学的视野中，这些破房子实在是“美极了”。
       在中国，洋人们的意见似乎从来都是分量更厚重些。如今在那些酷爱北京胡同的洋人眼皮底下，城市规划部门等还是不得不格外小心，搞不好人家给你告到联合国去。喜欢穿麻质地中式大褂的法国老太太杜铭那克常住在北京城里，她的一个引人注目头衔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及人文科学高级项目官。用她的话说，他们的目标是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管他们多老、多穷。这大概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需要。真把我们又搞糊涂了。假如贫穷落后也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那么当年骆驼祥子的人力洋车和时传祥的掏粪木桶，也不应当在胡同里消失。在抽水新式马桶和公共茅房老式马桶之间，选择哪一个更卫生更舒适更符合人性?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联合国驻北京的“钦差大臣”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使胡同里的原住民留下来，不应该让他们从生活多年的地方消失。我想，没有人反对这个美妙的建议。但是，光是空喊口号有什么用呢?谁来为这些原住民买单呢?据了解，胡同里一个7平方米的房子可能落着8个人的户口，在目前已经挤成一团的胡同里，谁有资格留下?谁有义务搬迁?在海内外合力的作用下，北京胡同的拆迁成本正直逼天文数字。
       不少人一直以为，拆除旧胡同是上面政府的想法和要求，老百姓们并没有这个要求。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东城区东四八条遭遇拆迁难题时，一个居民就曾向《新京报》的记者抱怨：“非告诉我们说我们住的这破房子是古董，你让联合国的人来看看，天底下有这样的古董吗?”
       其实，在我看来，北京的四合院还有更吊诡的一面。在北京的紫禁城周围的那几条著名的街道胡同里，到处分布着那些最有价值的明清院落。它们大多直接归属于国家和军队直属的最高办事机构，里面一直居住着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和军队的高级将领(或者他们的遗孀)们。2005年夏天，李敖回到阔别数十年的故乡北京时，曾托人寻访到自己幼年时生活过的故居，人们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从这栋房子里走出来开门的是前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的儿子。那些有着愤青般情怀的“胡同卫士”们通常能关注到的，只是那些普通百姓的居住区域。关于这些特殊院落的保护，这些“胡同卫士”们或者置若罔闻，或者讳莫如深。从东方广场办公室的玻璃窗向下看，大致可以看到远处若干个院子里的模样，有的里面已经被大兴土木，盖起了二层小楼、车库、球场等等，明清时的院子大概已经面目全非。
       无论如何，城市的发展依然是理由正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城里人都想过得好一点，农村人都想进城。中国过去不是没有城市，中国人也不是没地方住，只是一个破房子住了一辈子；过去也不是没衣服穿，只是一件衣服穿了一生。在讲究科学的前提下，发展二字依旧是不可动摇的硬道理。
       新的城市规划一旦成型后是不是能把它法制化，这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城市的规划不是谁想改就能随便改。打开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有关城市规划的书籍，其中50％是与法律有关的内容。你会很奇怪，为什么?因为规划一旦成型，就成为对任何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了。有时想修改甚至要到法庭上去，其中的程序也比较透明、公开和公正。你有意见可以告知政府，在市议会无法解决就到法庭上见分晓，很多东西都是通过法律判决形成一个规则。我想，这才是现代化城市管理的发展方向。而我们的规划一般都是讲讲大道理，没有把它当成严肃的法律问题来对待和研究。因此，频频发生像庐山别墅和圆明园湖心岛别墅等“丑闻”的事情，就不难理解了。
       当北京的第一条胡同被拆除时，新的文明在北京拉开了序幕；当最后一条胡同被拆除时。北京的文明开始谢幕了。生活是复杂的，但又往往如此简单。北京不可能只拘泥于老祖宗留下的四合院，我们总要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些更好的东西。不过别担心，胡同不会被拆光的。但是假如有人非要找回当年骆驼祥子那年月的感觉，无疑也是徒劳的。正如毛泽东有诗指点：“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