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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银行邀请贝聿铭设计在香港与北京的大楼，怀着一种报恩的心态，贝聿铭出色地完成了大楼设计。从中可以看到，贝聿铭此时的设计水平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因地制宜、居中守正、顺势而变、以无法为法。
       中银与汇丰
       如果你到香港去旅行，会看到一座闪闪发亮的剑状建筑拔地而起。直刺苍穹。它与附近的蓝色海水相互映照，熠熠生辉。导游会告诉你，那是香港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大楼。
       设计这一杰作的就是贝聿铭。
       贝聿铭是在1982年接受建设香港中银大楼的设计专案的，其实，此事在1980年就开始谈了。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对贝聿铭来说是一项无法回绝的业务。1918年，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创立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当时贝聿铭才一岁。贝聿铭的童年曾在香港度过一段时间，小时候，他经常在街上乱逛，最喜欢到咖啡厅闻咖啡豆的香味。有时，他会到中国银行去玩，守门的印度士兵知道他是行长的贵公子，也不拦他，还会用蹩脚的中文和他打招呼。可见，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对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所以，当中国银行的董事向他提出请求的时候，贝聿铭很快就答应了。
       然而，香港却鲜见贝聿铭的作品，他只贡献了一幢普通的盒式玻璃建筑。贝聿铭没有进一步参加香港的建设，原因是香港从来没有给他提供过他喜欢的那种建筑项目。在香港的英国人则喜欢聘用英联邦国家的建筑师。
       20世纪80年代晚期，汇丰银行邀请建筑师诺尔曼·福斯特设计总部大楼、汇丰银行是英国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在整个亚洲以“最佳银行”著称。福斯特接手项目后，大胆创新，设计了一幢类似于宇宙飞船的建筑，充分体现了汇丰银行的博大精深、历史悠久。这幢未来主义风格的大楼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也是最昂贵的建筑之一。它使香港成了建筑界中体现先进建筑思想的城市。
       汇丰银丰在香港的新总部大楼极大地提升了汇丰在香港业界的地位。这个时候，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坐不住了，觉得有必要建一幢超过汇丰银行的新总部大楼。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上海，汇丰银行就因为业务竞争与中国银行在建筑上大唱对台戏。在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城市中，银行是极其重要的机构。几十年中，这两家银行争相建设日益气派的大楼，和对方一比高低，彰显自己的实力。汇丰银行曾这样要求建筑师：“请给我们建造全世界最好的银行。”
       经过研究，中国银行决定建一幢比汇丰银行总部大楼稍微高一些的大楼。此外，中国银行也打算在大门口放一对狮子，比守护汇丰银行的那一对外貌更为凶猛。
       除了比拼实力的原因外，中国银行请贝聿铭担任香港分行总部大楼的设计师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80年代初，经过中英双方艰难的谈判，撒切尔夫人终于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的协议上签了字。贝聿铭所设计的新香港分行大楼就必然要象征香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未来前景。这幢建筑必须使汇丰银行的大楼和其他殖民统治时期的标志性建筑相形见绌，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气象。此外，它必须让香港的那些资本家们放心，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香港一定会继续繁荣昌盛。用贝聿铭的话说，它应该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抱负”。
       然而，要超越福斯特那座里程碑似的银行大厦并非一件容易的事，贝聿铭面临着三个挑战。
       一是资金悬殊。汇丰银行有十亿美元预算作后盾建造大厦。贝聿铭却没有这样优厚的条件，中国银行只能给他1.3亿美元的资金。
       二是地理位置不佳。汇丰那座大厦建在港湾边沿，位置显要，面积大。而中国银行的地皮位于交通要道中间，面积小，高架公路从三面把那里框死，根本无法找到一个现成的入口。
       三是风水问题。香港是一个十分迷信风水的地区。二次大战时，日军总部曾占领过中国银行那块地皮。许多香港人相信，那些受尽折磨的囚犯依然阴魂不散，在那一带作怪，那是一块不吉利的地皮。
       虽然有诸多不利的因素，但是，贝聿铭还是发现了那块地的一个优点，由于所处位置正好在机场飞行航道之外，新建筑不像机场以北的建筑受到高度限制，想建多高就可以建多高。
       贝聿铭想，要在如此不利的地皮上建造出引人注目的建筑物，就必须把大楼造得非常高，建筑有一定高度后才能产生气势，才能俯瞰香港的其他建筑，才能将维多利亚港与九龙的景色一览无余。他这种纯粹依靠垂直高度的表现手法与香山饭店的朴素风格相比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那么，采用什么样的结构来竖起一座摩天大厦呢?什么样的结构看起来既坚固又优雅呢?
       在传统的高层建筑中，大楼重量随楼层的增加而增加：楼越高，支柱越粗。建筑师们为了防止大楼侧面发生摇摆就给建筑物绑上横向拉结条，以求稳定。由于香港经常受台风袭击，其横向拉结条的标准是纽约的两倍。如果换了一位不像贝聿铭那样敢于大胆创新的建筑师，在面临这种额外的负担和预算资金不充分的情况时，也许就满足于建造一幢标准的五十层盒式楼。然而，汇丰那幢大受赞扬的银行大厦就坐落在两个街段之外的地方。不可避免的竞争促使贝聿铭必须尝试一切建筑形式。考虑到资金、地皮都不如对手，贝聿铭觉得要想取胜就必须在设计和技术上下功夫。
       从香山饭店回美国后不久，贝聿铭一家就到卡托那的住宅过周末。在度周末的时候，他顿悟到，中银大厦要像一根竹子，竹子节节高能体现向上的精神，符合中国人的审美观，还符合中国推行现代化的坚定决心，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建筑结构具有柔韧性，不易折断。这个灵感出来后，贝聿铭兴奋不已，让贝建中把一根方形木杆沿纵向切开。做成四个三角扇面柱，再将顶端切成斜面，用橡皮带把柱子绑在一起。当贝聿铭滑动这些柱子，让它们互相分离时，在向上达到柱子四分之一高度的地方，一座体积逐渐缩小、带有壁阶的塔状物出现了；在达到一半高度和四分之三高度时又分别出现了第二和第三座塔状物。剩下的那根柱子继续向上升，形成金字塔般的顶点。
       模型做好后，贝聿铭把图纸和由那捆柱子发展成的模型给朋友莱斯利·罗伯琛看。罗伯琛是一位著名建筑工程师，曾设计过毁于“9·11”恐怖事件的世贸中心的塔楼。罗伯琛看后赞叹不已，说：“贝聿铭非常有灵感。他对建筑物、对人、对所有的事物都有最根本的直觉。他经常无法用语言表达这些感觉，但你绝对可以信赖他对建筑的直觉。”
       贝聿铭的这种设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非常省钱。设计方案之前，中国银行高层官员就对贝聿铭说，中银大厦所能提供的钱不多，希望你能用最少的钱建最漂亮的摩天大楼。贝聿铭成功地设计了大厦的框架系统后，成本大为下降，原因在于大楼所有的垂直承受重力由位于建筑底座上的四个角的柱子来承担，这种创新的结构将钢材的使
       用量降低到香港同种建筑的一半。
       风水问题
       1985年，中国银行大楼破土动工，以每四天上一层楼的速度拔地而起。根据贝聿铭的设计，它高315米，有70层，是东南亚最高的建筑。就在大楼一天一天往上蹿的时候，他遇到了风水问题。
       中国的传统建筑十分讲究风水。对于风水一词，《辞海》的定义是：“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
       在中国传统建筑活动的各个过程中，风水贯穿始终。从选址规划、建筑单体、园林小品、室内外装修设计到施工营造；从皇家宫殿到老百姓的民居；从活人居住的阳宅到死人安息的陵墓阴宅，几乎无所不在。
       建国以后，风水一直作为迷信思想加以批判。改革开放以后，学者们对《辞海》的定义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主要倾向是不同意将风水与迷信划等号。尹弘基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一期上撰文说：“风水是为找寻建筑物吉祥地点的景观评价系统，它是中国古代地理选址布局的艺术，不能按照西方概念将它简单称为迷信或科学。”
       风水之说在香港非常盛行。汇丰银行在设计过程中，在一位著名的风水先生的建议下，诺尔曼·福斯特就把汇丰银行内部的自动扶梯的位置进行重新调整，并下令用盆景驱散室内横向加固的不良影响。银行家们搬入新的总部大楼之前，风水先生声称，那一对以早先的银行经理的名字命名的平卧造型的铜狮子“斯蒂芬”和“斯蒂特”应该在星期天早晨4点钟时放到入口两侧的警戒位置上。而且，必须把两头狮子同时运去，免得它们互相嫉妒。银行董事们必须在那里隆重欢迎狮子的光临。银行家们也一一照办。
       贝聿铭是一个不相信风水的人，曾在媒体面前公开表示不相信风水，但是在风水盛行的香港，迫于压力，他的态度不得不有所调整。他无奈地对朋友说：“我怎么可能相信那些东西?但是尽管如此，风水是我所受教育的一部分，是建筑的一部分，它有些理论还是有道理的，如造房子要依山临水，大门要朝南。”在为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工作时，贝聿铭曾把一本关于风水的书交给他的一位助手，让后者根据风水规则评估设计图样。经过仔细研究后，这位助手向他报告了设计中存在的几处侵犯风水的地方。贝聿铭非常郁闷，他实在是无法理解在香港这样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对于风水却是如此的迷信，而这种迷信又如此深刻地影响建筑。
       贝聿铭后来说：“香港的华人是你能找到的最迷信的人。在那里，风水是一种大生意。那里的风水先生好比美国的律师：他们无处不在，你不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寸步难行。我知道我会遇到麻烦，但我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麻烦，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些麻烦。”
       由于共产党是坚持无神论的，所以中国银行是不会在公开场合容忍风水说法的客户。中国银行的高层官员本身也并不相信风水，但是他们担心，一旦大楼风水不好，就会打击储户和房客的积极性。银行大楼的前途就会受到影响。此前已有好几笔香港房地产交易都是因为风水不好弄得半途而废。出于这个考虑，在技术图纸的设计过程中，中国银行给贝聿铭发来电报，对图纸上众多加了框的巨型“×”表示关注。在中国，“×”意味着遭殃和错误，起因是古代已判罪的犯人脖子上带着牌子，上面打着一个大大的“×”号。他们婉转地建议贝聿铭慎重考虑那些“×”。贝聿铭解释说，“×”是工程设计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所以设计成这样的结构，就是要让它们撑起整座大楼。
       鉴于中国银行的担忧，贝聿铭不得不将这些“×”隐藏起来，并十分精明地把露在外面的部分描述成一系列交叉的宝石——这种吉利的形象使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十分赞赏。同时，他把塔楼比作雨后春笋——中国传统中再生和希望的象征。
       为了使中银大楼受到香港市民的喜欢，贝聿铭也借鉴了一些风水学中的做法，比如他原想利用陡峭的地势，从大楼的一端引入喷泉，再让水从另一端喷出。但根据风水的原则，这样做意味着失财。于是，贝聿铭决定在庞大的地基两侧设置两座倾斜式喷泉，形成回流，这样就可以在风水上由出财转为纳财。
       经过十六个月的奋战，主体结构在1988年8月完成，8月8日，大楼举行封顶庆典仪式。两百名来宾戴着塑料头盔，来到七十层高楼的顶部。庆典仪式开始时，一百多名工人放飞了无数只彩色气球。他们喝了一桶清酒，吃了一只烤乳猪。站在中银大厦的楼顶上，遥望汇丰银行大厦，有人开玩笑说：在这么高的位置看下去，汇丰银行大厦就像一个小玩具一样毫无气势。
       这次典礼的时间是精心选择的，因为“8”和表示发财的“发”字谐音。所以许多香港居民认为1988年的8月8日是20世纪最吉利的日子。
       然而，即使贝聿铭对风水传统如此让步也未能消除大楼邻居们的顽固看法。他们认为贝聿铭的塔楼会给他们带来恶运。风水先生把他们的观点告诉新闻界，说贝聿铭可以充满诗意地把大楼比喻成充满希望的春笋，但在他们眼里，大楼是一柄寒光四射的三角形尖刀，它会损坏阴阳之间微妙的平衡，放出地府的恶鬼。香港著名风水先生宋苏昆说：“如果有一个屋角是指向你的，那么它就像指向你的一把刀。那会导致疾病或经济损失。”神经紧张的邻居们在窗户和阳台外面挂上一面镜子，目的是把塔楼中产生的恶运邪气反射回去。
       一次，贝聿铭从巴黎回香港。在飞机上遇到了港督卫弃信夫妇，港督对他说：“你建的那幢高楼，尖角正好对着我的港督府啊。”
       贝聿铭呵呵地一笑，说：“港督不要相信这些东西。那都是迷信。”
       港督正色道：“我不管这是不是迷信，还是听了风水师的建议，在尖角与港督府中心点的连线上种了两棵柳树，他们说这个可以以柔克刚，可以抵消锐利的东西。”
       贝聿铭连声说：“那就好。”
       不过，几年后港督的那两棵柳树死了，风水师说这是中银大厦的尖角太厉害了。
       香港中银大楼建起来之后，随着人们注意力的转移，香港的居民逐渐接受了它的存在。人们不再考虑中银大楼对周围风水产生的影响。人们开始用审视的目光，好好地欣赏这幢大楼，无不为它的宏伟、奇特而赞美。现在，香港中银大楼已经作为香港的标志性建筑矗立在这颗东方明珠之上。
       北京中银大楼
       贝聿铭参与设计的不仅仅是香港中银大楼，还有中国银行北京总部大楼。不过，由于贝聿铭设计这幢大楼的时候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所以整幢大楼的主体设计部分是由他的儿子贝建中和贝礼中设计建造的，贝聿铭只是进行了修补和规划工作。
       贝聿铭在参与设计中国银行总部大楼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中国的民族特色。贝聿铭说：“中国的建筑在北京应该有中国古代文化的
       表现。但是，这点非常难做，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没有这么高。所以新建筑不能硬做，给它加一个中国式的顶。像北京的时代广场大厦那样，摆一点屋顶，戴一个小帽子的办法，不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另外想办法。民族的东西我把它做到里面，楼内有园，是空的，像四合院，四合院里面就是空的，有天井。在建筑里面做花园，国外也有，可是我们是中国的做法。我们不能每有新建筑都往外看，中国建筑的根还在，还可以发芽。当然，光寻历史的根是不够的，还要现代化。有了好的根可以插枝，把新的东西，能用的东西，接到老根上去。从建筑方面看，中国的园林是世界上最好的。在中国银行的这个楼里，大厅水池子里的石头是从云南石林的田间野地里找来的，当地人准备把它们砸碎了做石灰，我们是废物利用。为什么要找这种石头呢?因为这种石头很壮，太湖的石头摆在这里就不像样了，太细气，在这种大厅里面只能摆这种石头。在北京，因为考虑到故宫，建筑高度有限制，这个我不反对。同时，业主要求做很多平方米的建筑容积量，这两个有矛盾，弄不好建筑就显得很重。如果要它轻，就要挖空，从外面看进来应看到里面是空的。也许有人看到东方广场大厦挺欢喜，哦!亮!但我们不能像那样用反光玻璃，外面太亮了里面的光就出不来了。我们用的都是透明玻璃，光可以出去。大厅里的光要做得好，做得强、有力。”
       自1996年破土动工至工程结束，中国银行总行大楼一直在人们的目光中生长，对它关注是因为它是继香山饭店之后贝聿铭在北京的第二个作品，并且又是处在长安街旁的重要位置。远至法国巴黎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东馆，近到香港中国银行大厦、北京香山饭店，贝聿铭的作品所及之处永远是国际建筑界人士追逐和造访的地方。有一种说法是无论世界各地，贝聿铭的作品总是能给它所在的城市带来惊喜，这最新的一件也是如此。
       这幢由贝氏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大楼拥有十七万五千平方米的面积，可容纳两千五百名员工，配有一个两千个座位的礼堂，一个巨型营业厅、接待厅，一系列餐饮服务及其他员工服务设施，可供出租的写字楼，还有一个可停放五百辆汽车及自行车的车库。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超过北京市市中心45米高度限制的情况下完成的。主要的设计原则就是最大程度地利用空间和增大阳光可照射到的面积。整个银行给人光线充足、富有生机、宽敞和井然有序的感觉。在中国银行总行大厦办理银行业务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在这里，顾客们看到富于创意的中国园林、宽敞的空间和明晰的线条。工作场所同样颇具气派，既让员工额外受益，又使银行可以维持一支富有才华的员工队伍。
       宏伟的天井形成该大楼的功能和标志核心，天井内的水、岩石和植物代表传统的中国园林。空中有许多不显眼的光束照亮天井的地面和银行业务大厅。这些向下照射的光束最后消失在巨大的锥状桁架结构的透明天窗中。高达十米的自行车车轮状装饰灯悬吊在上层银行业务大厅地板的眼洞窗上方，装饰灯上镶嵌有很小的灯泡。装饰灯向下照射，使线缆闪闪发光，并通过眼洞窗照亮下面的银行业务大厅。整个业务大厅有着奇幻般的艺术效果。
       中国银行总部大厦于2005年5月正式开门营业。整个大楼的建筑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要读懂贝聿铭这位举世瞩目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及其作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是在中国银行总部大楼上，不论读懂也好，读不懂也好，人们都知道，这是极其出色的建筑，它必将作为新世纪建筑的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