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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第12届青歌大赛早已尘埃落定，有关大赛引发的是是非非也由沸沸扬扬变得风平浪静。面对曾经的无奈似乎无需再说什么，但《词刊》2006年第10期的一篇文章却使笔者顿生感慨，以至欲罢不能不吐不快。
       
　　笔者曾因央视第12届青歌大赛上综合素质评委余秋雨亵渎歌词的言论愤慨不已。面对有观众提出在歌手的综合素质考试中应增加其“对歌词的理解和阐述”这一意见时，余先生先是调侃说：“要是那样我会把电视机关掉”，“演唱时不必太在意歌词(大意)”。(见《评判余秋雨与古人的歌咏之争》第三自然段或回放央视第12届青歌赛录像)。此言一出，我与几位搞歌的朋友便觉大为不妥，一致商量，要为余秋雨言论对歌曲创作和演唱带来的恶劣影响大声疾呼，以正视听、避免误导。但也有朋友们认为那是徒劳之举，怎能奈何得了现在到处是“名家”作秀的大气候!于是只好作罢。近日，读了孙焕英在《词刊》2006年第10期发表的《评判余秋雨与古人的歌咏之争》一文，使我喜出望外，又倍感阵阵汗颜喜悦的是我们词界同仁并未漠然，依然清醒着、并关注着音乐文学的发展；汗颜的是面对主流媒体中“名人”们的谬论，我等搞歌者竟听之任之、无动于衷。
       
　　孙焕英何许人也不得而知。但他能从“古典文艺美学”和先人“经过实践检验而得到的真理”以及有关“歌咏的哲言”出发，深刻论述语言(歌词)在歌咏中的重要作用，中肯评判余秋雨否定歌词在歌唱中重要性的“混沌理论”。极力捍卫歌曲演唱中歌词的神圣和尊严，此举不禁使人肃然起敬。这种求实求真的精神、胸襟、胆识以及不辱使命的责任感实在令人感动。因此，我们要为孙焕英的文章叫好，并对余秋雨先生“高论”再一次说：不!
       
　　众所周知“诗言志，歌咏言”。一件声乐作品成功与否，歌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创作阶段(文字音符形态)，更贯穿在作品演唱活动的始终(声音影像形态)，当然演唱时也还有歌者再度创作的成份。但就声乐作品而言，无论是哪种形态，歌词永远是表情达意的重要元素，永远是声乐作品的灵魂。即便是交响乐、奏鸣曲等纯粹的器乐作品，也还有创作和演奏期间的语言介质在起作用。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英雄交响曲》等等，语言文字不仅仅是标识，更揭示着作品的主题。可见歌词，和语言在音乐艺术活动中的分量。
       
　　纵观祖国音乐发展史，我们也会深切地感受到音乐文学(歌词)对繁荣音乐的巨大能动作用。没有唐诗宋词的发达兴旺，便不会有歌堂乐府的音律繁荣；抽掉歌词，恐怕任何优秀的歌曲也只能是华丽旋律的空壳或曲高和寡(这里不排除旋律建立在歌词基础上的一定的思想性)。从19世纪法国军队的《马赛曲》到上个世纪我国军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歌》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如果没有那些震撼人心的歌词，何以能唤起人们的觉醒?何以能鼓舞人们为崇高的事业冲锋陷阵?
       
　　至于演唱活动中歌词的重要性，那更是不言而喻。一首歌曲之所以感人，通常是歌词、旋律、音乐(配器)、演奏、演唱等诸多因素的有机融合。在此我们故且不谈创作中歌词如何为旋律作铺垫。仅就演唱而言，没有对歌词的透彻理解和准确把握，没有字正腔圆的演唱，何以能表达歌曲的主题?况且中国声乐艺术是建立在汉语言文字基础上的，声音与语言密不可分，发声吐字哪一点能离开歌词?离开歌词，如何能准确地分辨声音的优劣?可见，余秋雨先生说歌手参赛“歌词已经不重要了”云云纯粹是荒谬之言。
       
　　我们倒是非常敬佩综合素质评委徐沛东和视唱练耳评委赵易山，他们没有居高临下的气势，谦逊、温和、豁达、平等，反而赢得了人们的信服和尊敬。笔者尤其赞赏孙焕英文中结尾的观点：评委要知识化、专业化，不能讲外行话。现在看来还需加一条，那就是更不能不懂装懂说胡话，在有些方面还需要苦练基本功。比如余秋雨先生的普通话就很不过关，总是把“说”说成“缩”音，把“张”说成“脏”音等等，这恐怕也会误导观众，不利于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更不利于音乐文学(歌词)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