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60年艺术创作生涯的乔羽，不仅被关注当代文化的人们所熟知，就是对于普通百姓中那些常看电视、常听歌曲的人们，同样也格外熟悉。这是因为他的名字是随着他的歌词成为歌曲、并被一批著名歌唱家演唱后，进入了千家万户，从而也使他成为人所共知的公众人物。
乔羽在歌词创作上取得的卓越成就，无疑证明了他是一位令人钦羡的成功者。他在六十年漫长岁月里歌词创作的精粹，是我们探究乔羽艺术成就的基本依据。认真审视、仔细体味这些作品就不难发现，乔羽的成功，不仅源于他丰厚的创作积淀、独特的创作道路，而且他的成功还强有力地影响着当今一派繁盛景象的歌词艺术。这一点既来自他不断问世的歌词作品，又来自在他身体力行中总结出来的、对带有规律性经验的阐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乔羽在推动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歌词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作用是独特而巨大的，无可取代的。
深厚的文学、历史、哲学底蕴使学者型的乔羽成为歌词园地一棵擎天大树
回溯20世纪初期我国现代歌词起步的历史，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以李叔同、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徐志摩、戴望舒等为代表的大名鼎鼎的学者、教授、诗人们，均程度不同地涉笔了歌词创作；之后，又有老舍、田汉、塞克、光未然、公木、贺敬之等剧作家、诗人擎起过歌词艺术的大厦；新中国诞生后的20世纪五十年代，同样有郭沫若、光未然、田间、管桦、公木、袁水拍、袁鹰、沙鸥等一批为数可观的诗人、作家介入了歌词创作，并且留下了一批优秀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的40余年里，这种诗人、作家、学者执笔为歌的现象，除个别诗人进入演出团体成为专业作家外，却再也未曾集中出现过，代之而起的便是专业从事歌词创作者们的逐渐列队成军。
正是基于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当我们将视点对准乔羽之时，便无法回避一个事实，即他是新中国建国前夕从当时的北方大学文学系毕业后参加工作的，这本身就意味着他具有了学者型艺术家的素质。而这一点不仅使他在同代的歌词作者中是屈指可数的，就是在后来者的队伍之中，也是为数寥寥中的一位。在诗人、作家淡出歌词领域而专业歌词作者队伍又处于逐渐聚集的关键时刻，学者型的乔羽在歌词领域的崛起，才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承先启后的意义。
当然，乔羽之所以出类拔萃，不仅是因为他有了大学毕业的文凭，更重要的还源于他异常深厚的文学、历史以至哲学方面的知识储备。对此，他自己曾这样说过，由于他“生于一个生活清苦却具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家庭中，幼年便酷爱文学艺术，母亲口头的民歌和民间故事，父亲的几箱诗文小说，是他学龄前的恩物。他是先学了文言文，而后才人学读白话文的。这一段幼年和少年时期的生活，对他终身从事文学写作工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父母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使他获取了中国文学所独有的‘基因’。”(引自《乔羽传略》，见《乔羽的歌词》，1992年版)
大凡近距离接触过乔羽的人，对这位以歌词为主业的文化人突出的印象便是，他言谈机智幽默，出语流利畅朗，且常常在论古谈今、示理达情时引经据典，左右逢源，此番学识的渊博精深，往往会令在坐者顿生敬佩钦羡之意。诚然，乔羽的这种在当今歌词从业者之中罕见的优长，正是源于他幼年时所受到的从民歌、文言文、白话文中汲取的古典文学、历史故事、经典名著、思维理念的薰陶。而这一切，既是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学的了解、熟悉与融汇，又是对中国社会、中国哲学思想的潜修与贯通。对于一个成就大事业的作家与艺术家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修炼与积蓄，正如古人所云，“唯其才之不同，故其成功不齐。”(见宋·苏辙《新论上》)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乔羽拥有了他超越过诸多同代人以至不少后人的雄厚优势，再加上在大学里对汉语言文学的系统学习与广泛吸纳，使他在从事戏剧与歌词创作之初，就有了高于他人的艺术创作起点。他的丰富历史、哲学知识，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一系列歌词作品中，尤其是在历史题材与人生哲理的作品中。
对于一位称职的歌词作家来说，那些描摹山水风光、状写人情世态、抒发内心情怀以及为配合某种宣传任务而写的歌词作品，大概不难完成，这是因为这些作品只要作者有一定的文字表现能力，并能对生活进行必要的提炼与概括，便可成歌。然而，有一些作品，比如对重大事件、历史人物、民族精神等的赞颂、而尤其是对于人的生命本性的开掘与感悟，所需要的则是作者丰赡的历史知识、睿智的哲学思考、厚重的社会阅历以及精湛的文字表现水平。我以为正是在这一方面，乔羽的一批歌词足以为他在当代歌词界独领风骚，做出最有力的诠释。他的《说聊斋》中“鬼也不是鬼，怪也不是怪，牛鬼蛇神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哀，几分庄严，几分诙谐，几分玩笑，几分感慨：此种滋味谁能解得开?”寥寥八十字对《聊斋》中所揭示的人鬼故事折射出来的社会、人生现象所进行的高纯度的艺术浓缩，的确达到了至醇至精的境界；而《说溥仪》中“既然在人矮檐下，何必埋怨常低头。披一身锦绣，数万种风流，欠缺的不过是一点儿做人的自由。”则对主人公生命特质的表现同样精妙绝伦，让人叹为观止。同样，《说北京》中通过“谁败，谁胜?谁衰，谁兴?谁死，谁生?风风雨雨，人杰才显地灵。”对北京八百余年的沧桑变迁，进行了饱含理性的概括，可谓言简意赅，余音绕梁；而此类实例在《千古孔子》《杜十娘》《说雍正》《杨虎城将军》以及《思念》《
百家姓》等等篇章里，均有风韵独具、别有天地的体现，值得我们久久珍惜与仔细品味。
由此我们看到，知识储备与精深修养，对于一个歌词作家事业能否成功、能否成为一位举足轻重的大家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何其重要。
深入浅出、寓理于情及浓重的人文意识，是乔羽歌词能够独领风骚、久唱不衰的潜因所在
正是由于上述潜质的与众不同，才使得乔羽的歌词突现出几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艺术视野的宏阔高远与精当透辟的表述语言的相得益彰，使他的歌词作品显示出内在的典雅与外在的质朴、内在的丰腴与外在的简约、内在的深邃与外在的疏朗等等的相互统一、相互融合。而这些艺术特征最为集中的体现，便是由感情到理性的自然升华所引发出来的理性光彩的强大魅力。
乔羽一向十分注重在创作实践中对歌词自身艺术规律的探寻与把握。他曾精辟地指出，“音乐这种诉诸听觉的时间艺术严格地制约着它的歌词，使歌词这种文学体裁区别于任何其他文学体裁，即不是看的，而是听的，不是读的，而是唱的。因此它必须寓深刻于浅显，寓隐约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白，寓文于野，寓雅于俗。它的独擅之处在于直接诉诸听觉，这是限制，也是自由，这是无可奈何，也是英雄大可用武之处。”(引自《中国歌海论丛》，见《乔羽文集》文章卷，第12页)。这里，乔羽突出了作为特殊文学作品的歌词应当具有的本质特征的核心，并对
歌词意在诉诸听觉的不足百字的时间艺术在文学上所应达到的艺术境界提出了要求。须知，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都会从关注人的生存状态、表现人的内心渴求出发，在释放其陶冶情操、润泽心灵的同时，生发出一种有助于构建精神体系、提升道德境界与改善社会文明的功能，而这正是人文意识的集中体现。对此，一首优秀的歌词当然不能例外。
乔羽笔下，无论《祖国颂》《我的祖国》那样深沉重大的颂歌题材，还是《说聊斋》《说北京》那样吟咏历史、感慨沧桑的题材，抑或是《思念》《我的小月亮》那样抒发自我情怀的题材以及《小糊涂仙浪漫曲》《算盘歌》一类咏物喻理的题材等等，他在对题材的把握与处理上总是那么举重若轻，深入浅出，而另一方面他在所包容的思想内涵上因为注入了浓郁的人文意识又显得举轻若重、以小见大，这是乔羽歌词重要的特征所在，也是他的作品从歌词到谱曲再到演唱后能被广泛传唱的成活率极高的原因所在。
也许是为了突出人文意识对歌词作品的至关重要，这些年来，乔羽一直在反复强调歌词必须有理性光芒的照耀，才可能获取强烈的艺术征服力与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这一点不仅是构成乔羽歌词观的一个重要元素，而且是他从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创作实践中领悟出来并孜孜不倦追寻的醇美艺术境界。
虽然我国几千年的文学传统告诉我们，词主抒情，文主议论，亦即前者以情取胜，后者以理服人。然而，文艺创作中寓理于情、情理交融的现象却反复证实了情与理的互补互融在创造优秀作品中以一当十作用的不可忽视。无数成功的实例告诉我们，那种在情意真切的充分抒发之中又自然地闪烁理性火花的作品，往往能够获取更大感染力。我国古典诗歌中的“诗眼”与名句，又往往是这种理性光芒熠熠闪耀的证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别时容易见时难，落花流水春去也”等等；同样，现代歌词中此类例证亦屡见不鲜，田汉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患难夫妻恩爱深”，塞克的“仇恨入心也发芽”以及台、港歌曲中的“没有风雨哪会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爱比不爱更寂寞”，“相爱容易相处难”，“平平淡淡才是真”等等。这些“词眼”具有极强的艺术穿透力，往往让人入耳难忘，久唱不绝。
在乔羽的歌词中，我们不难找到他在对此孜孜以求中所获得的成果。“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我的祖国》)，“一湖好水随人意，藕花香时稻花香”(《微山湖》)，“得罢休时要罢休，抛却了金玉枷锁便是自由”(《说溥仪》)，“人们眷恋春风秋月，往往畏惧疾风骤雨”(《说雍正》)，“又把聚会当作一次分手”(《思念》)，“有时候忧愁是幸福的前奏，有时候幸福是忧愁的源头”(《河流》)等等。这些歌词中的理性佳句，往往会饱含耐人寻味的哲理意识，能给人一种生命的警策或生活的启迪，让你思索，令你顿悟。这就意味着理性光彩的出现绝非轻而易举，恰恰相反，这种理性的高度正是作者思想深刻程度一种反映。对乔羽来说，这正是他以深厚文化积淀所孕育出来的人文内涵与文化品味在作品中的反映，是他作为一位学者型的歌词作家人格的高洁、思想的深邃、阅历的丰富、胸怀的开阔以及笔锋的力透纸背等等的鲜明佐证。可以肯定地说，一个人格平庸、思想贫弱、缺少独到见地的人，他的笔下是不可能出现折射理性光芒的“词眼”佳句的。这也许正是歌词千万、好词难得而佳句又极为罕见的原因所在。
此外，格式的自由舒展，选诃遣句的简洁凝炼以及风格的机趣灵性、韵味的隽永无穷等等，都使乔羽的歌词在当代词坛上能够独领风骚，自成一家。
乔羽的成功，提升了歌词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也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歌词第一人
如前所述，现代歌词诞生百年来。从“学堂乐歌”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和作家。但是，这一批站立在历史里程碑下的诗人、教授，剧作家、电影艺术家，其主要职业并非创作歌词。乔羽不同，他除了时而涉笔戏剧、文论之外，其主要笔力恰恰在于歌词，他的歌词创作起步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并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留下了具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作品，这一点当代歌词作家中是无人能与之相比的。
新中国诞生五十余年来、尤其是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以来，歌词艺术与歌词作家的社会认知力较之以往有了空前的提高，以往被文学界所疏远而又为音乐界所遗忘的现状得到了很大改变，而更重要的是，普通百姓在喜欢某位作家的歌曲作品之后，对作家的欢迎与爱戴难以言表，而这又集中体现在作为歌词作家的乔羽成为日理万机、频现传媒的公众人物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歌词作家的乔羽被社会如此频繁关注，一方面证明他不凡的业绩，确立了自己作为当代歌词界杰出代表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大大地扩大并提升了歌词艺术的社会影响与社会价值。
一位艺术家在某一领域里的地位与作用，既由他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力所决定，又由他对该艺术的理论建树与创作活动所起到的直接推动作用所决定。乔羽对于当代歌词艺术的巨大贡献，还在于他几十年来悉心关注歌词艺术事业，并殚精竭虑从许多方面极力地扶持歌词事业。
歌词作者队伍在五、六十年代，因为专业作者的数量所限，一直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新时期的八十年代初期至九十年代中期的十多年里，出现了一种江河奔腾、声势浩大的局面，在刊物纷纷面世、作者犹如雨后春笋般的态势下，1981年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份歌词刊物《词刊》的创刊与之后不久，在株洲召开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歌词创作座谈会99——这个带有标志性的重大事件，正是在乔羽的多方努力下得以召开的；而此后1986年“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在北京的正式成立以及直到2003年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学会年会的相继举行，更是在乔羽的具体运筹下才得以实现的。
如果我们冷静客观地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歌词界的话，就能透过表面的红火热闹看到当今歌词底气不足的内伤：从上世纪初歌词开始出现时诗人、学者、艺术家执笔为歌的现象中断了，在社会日益物质化的大环境中因缺少基本文字修养为各自目的所写的某些令人瞠目结舌的歌词借助于音乐旋律而频现荧屏的现象，又令歌词从业者的信誉日渐式微。基于此，乔羽多次强调指出，我们的队伍年轻，准备不足，在大潮汹涌的情况下，势必会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而要多方面加强修养，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于是，多年来乔羽一直倾其心力，加强歌词艺术的理论研究。这里，辑录在《乔羽文集》文章卷中的绝大部分文章，就是乔羽关于歌词艺术的本质特性、歌词创作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以及现代歌词的发展脉络等方面独到的论述的汇聚，这些论述是乔羽从长期艺术创作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既深刻又精湛。
几十年来，乔羽对歌词界的任何活动都是那么关切扶持，尽力而为。身在歌词界的人们都会知道，近十多年来，音乐文学学会先后举行过近二十位歌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这种现象是我国百余年来的歌词史上所未见的。让人感动的是，每一个作家的研讨会他不仅亲自到会，并且总会发表热情而有见地的发言；再如，各地创办的那么多歌词报刊，大多都请乔羽先生题写刊名，对此，他从不推诿，有求必应；还有不知多少作者寄函寄稿，在可能的情况下，他总会亲自动笔回复，并跑到邮局邮寄……一个当代歌词界的领军人物，如此礼贤下士、呕心沥血，委实让人为之感动。其所折射出来的正是这位年已八旬的歌词长者对我国歌词事业的拳拳之心与殷殷期待。
正是因为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代——而尤其是进入20世纪最后阶段的中国内地歌词艺术取得的繁荣，都伴随着乔羽所付出的满腔情怀，从而也将他对当代歌词的贡献，推向了一个无人取代的高度。
历史已经证明，乔羽是受之无愧的当代歌词第一人，从不满22岁进入专业团体至今，他为歌词事业的逐渐自恃自强于艺术界已经勤勤恳恳笔耕了半个多世纪，给千百万人民留下了一批听之动心的优秀歌曲，而且直至今日，仍未停笔。诚如他在对歌词界对自己常有泰斗一说时所说的，“我既不是泰山，也不是北斗”，只是作为“一个文字劳作者，毕生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有成功，有失败，有苦恼，有欢乐，如鱼在水，冷暖知之。”(2002年8月在深圳《新时期歌词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在这几句坦诚质朴而又自谦的话语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睿智沉稳、心态平和、并以“不为名利所蔽，不为时尚所惑”(见《乔羽文集》《跋》)时常自勉的成功者的大家风范。
当然，我们给予乔羽歌词业绩如此热情洋溢的肯定，只是客观地对他在歌词领域里所处的历史地位的认可，而这丝毫不妨碍我们对于歌词艺术是在不断进化的这一观点的始终坚守，因为任何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只是属于一个时代，一段历史，乔羽亦然。